（1）學生抗議的初期，事件都是與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有關。耀邦在 1989年 4月 15日逝世。宣布廣播後，部份大學生自發悼念，不久上街活動，參加者數目越來越多。悼念 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第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要讓他們複課；第二，對學生采取疏導方針，應開展 多層次丶多管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尋求不同意見。第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參與打丶砸丶搶丶燒丶衝五種行為的人應依法懲 處。當時（國務院總理）李鵬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納我的建議。我之後聽到李鵬向鄧小平報告這三點，他也表示同意。那時政治局常委沒有不同意見，至少沒有公開提，隻是李鵬 4月 19日突然打電話來說：「學生想衝入新華門了，為什麽沒有對應行動？」我在4月19日見鄧小平，討論訪問朝鮮的事，跟他談到學生示威，我對他提出處理局勢的意見。當時鄧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後情況奇怪地轉變。
在我離開北京後（4月23日）的第二晚，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大力報告學生示威情況嚴重，他們沒有理會學生示威已降溫的事實，他們譴責少數學生的極端意見，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話。他們將示威說成是反黨和針對鄧小平個人。
（2）4月25日，李鵬和（國家主席）楊尚昆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一直傾向強硬處理學生示威，因為他認為示威妨害穩定。聽了他們報告後，鄧小平立即同意將學生示威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提出盡快化解形勢，要「快刀斬亂麻」。鄧小平的討論原本是內部事務，李鵬卻決定將他的講話內容發放給各級黨幹部，並 4月 26日《人民日報》社論（又稱 4．26社論）引述他們的說法。 4．26社論令對立升級，學生上街人數大增，也令各個政府部門丶組織和其他政黨不滿。我 4月30日從朝鮮回來後，從各方麵搜集資料，評估形勢後，我更強烈相信學生示威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同情， 4.26社論和中央委員會處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願矛盾。我也覺得如果學生示威能以 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化解，透過對話和淡化矛盾化解，這可能會推動中國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鄧小平本人，他拒絕放寬他的立場的話，我就無法改變強硬派的態度，他們不改變立場，政治局常委會就難執行淡化矛盾和開放對話的原則。
（3）我在5月 4日對亞洲開發銀行代表團的講話，表達了需要以冷靜丶合理丶克製丶有秩序丶根據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去化解問題。不過李鵬集團的人主動嚐試去阻止丶拖延丶甚至搞破壞，5.4講話提出對話和淡化矛盾的原則，無法落實。學生對跟政府對話不再抱任何幻想，發起大型遊行和絕食。在5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一錘定音。他說：「形勢發展證實 4.26社論的判斷是正確的。學生遊行無法消退是黨內部的問題，那就是趙紫陽的5.4講話。現在要避免局勢失控，已無路可退，決定就是軍隊開進北京戒嚴。」那時我非常不開心，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回家後我情緒激動，就叫鮑彤草擬辭職信，準備交給政治局常委會，聽了楊尚昆勸喻後收回。5月19日淩晨我去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李鵬反對，想阻止。我認為這麽多學生絕食長達 7日，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領導人去探望，說不過去。我隻是想勸學生停止絕食，對他們說他們仍年輕，要珍惜生命。不過學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嚴厲批評，也開始發現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外。
（4）『 6月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六四悲劇發生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份人被抓丶被判丶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丶有計劃丶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麽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那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麵又有什麽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 們改正錯誤，而不是從根本上推翻我們的製度。這麽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麽材料？道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 的方麵。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丶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 麽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麽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 實際上是要反對丶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 城，究竟是為什麽？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麽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裏麵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丶流竄犯乘機鬧 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丶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該很清楚了。』政治局 6月19日至 21日召開擴大會議。李鵬的報告為會議定調，指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錯誤。他建議除去我的黨總書記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職務。他們要求我寫自我批評書，我不肯，在會議最後要求發言，說出我準備好的辯護講話。我早有心理準備，我寧願下台，都不跟從他們的看法。
(5)在當局快要宣布結束對我的調查之際，他們立即訂下六大規條限製我的行動自由，但當局在執行六大規條時，從沒給我任何文件或口頭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內疚，或者擔心這些證據會被外國媒體取得，成為國際傳媒焦點，再出口轉內銷。他們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屬執行規條，由於他們不能對我說，每當我問到他們時，他們總是編造藉口應酬我，往往令我跟他們起衝突。最後，我發現這些規條，我不再怪他們，他們隻是奉了上頭命令行事。我覺得他們應該早點對我說那些規條：什麽是準的，什麽是不準的，我自會明白。
譬如，調查結束後，我曾要求到廣東避寒，因為我氣管有事，他們說港督彭定康正在擴大民主選舉，廣東形勢複雜，我不方便去。我認為這很荒謬，彭定康所搞的屬外交事務，關廣東什麽事？他們堅持說，廣東是去不得，廣西丶雲南丶貴州卻可以去。我決定去廣西，但隻局限南寧市，抵埗後我更發現我去那兒都遭到阻撓。返回北京，我說我想去一個老黨員常到的俱樂部打桌球，他們最初拒絕，但最終放行，去到時發現俱樂部空無一人，原來他們把俱樂部清了場，怕我碰見老朋友。當局關注我外出的「影響」隻是推搪的藉口，目的要不讓我再公開露麵，讓人民漸漸淡忘我，所謂「擔心影響」隻是擔心我的影響力仍在，就算是我的名字也足以引發社會不安。
我曾去信江澤民要求解釋六大規條，結果當然是沒有回覆。當局在處理我的問題都經常顯得很緊張不安。當局說我可以在家中見客，條件是客人不能是記者和外國人，但實際上是從來都不準訪客探我。
1995年秋天，陳雲逝世，我想親身去慰問他的遺屬，卻被禁止，說「不方便」，我以為陳雲的家屬拒絕，後來發現原來他們是願意見我的。
當鄧小平在1997年逝世時，我身在杭州，聽到消息我很悲傷，我致電當局要求即時返回北京出席悼念儀式，中委會的回應卻是沒有送別鄧小平的儀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5月，當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說我想上門探望，但保安局卻說彭的家人未布置好靈堂，叫我在「顧全大局」情況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對此非常憤怒，為何不準我悼念老同誌之死？他們有什麽好怕呢？
1997年 9月 12日，我去信第 15大，要求重新評價六 四事件，指事件雖然過了多年，但人民是不會忘記，最好盡快重新評價。我沒有公開這封信，但海外傳媒卻知道了。當局十分不滿，指我不服從黨紀，之後一名老同誌逝世，他們乾脆不準我出席喪禮作為懲罰。
我多番去信當局，要恢複我的人身自由，卻杳無音訊，我決定去信常委會所有成員，提出軟禁我是違法。當局後來解釋，從來沒有「軟禁」我，又說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黨大會的信外泄。
之後，江澤民訪美前，中南海派來的醫生忽然對我說，我整天留在家對身體無益，說要上報。為何連醫生也關注我的自由？我想起了，江澤民考慮到訪美時必被問到我的情況，故先造成我可以自由活動的事實，好讓他有所交代。想到這點，我沒有理會醫生的提議， 1997年的冬天我沒有外出，整個冬天都留在北京。
(6)1989年中共第 13屆四中全會召開，免去我所有職務，決定對我進行調查，對我的處置是「史無前例」的，而黨在未有調查結果前重罰我，也是對我的「特別待遇」。四中全會決定成立特別調查小組，正式調查我。調查曆時三年零四個月，調查組集中調查我是否直接或間接操控六四民運，也想知道為什麽我的政策和立場，跟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對著幹。小組認定我有「不可告人的動機」與「個人野心」，引用所謂證據加上個人臆測，斷定我搞新權威主義。他們說， 1988年起國內外已出現一場「倒鄧擁趙」運動，又指我是令中國恢複資本主義的理想人選。我對指控一一以口頭和書麵方式回覆王任重（時任趙紫陽專案組組長）。我說，其實當時有關我地位不穩的謠言，比「倒鄧」傳聞更厲害，但我說六四事件發生前，鄧小平多次表示支持我，即 989年初李鵬和姚依林（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丶國務院副總理）都批評我經濟搞不好，鄧一樣站在我的一邊，反叫他們要支持我。我向王任重解釋，拒絕接受鄧小平對學運的回應，是因為同鄧在學運性質和鎮壓後果上有不同意見。我說：「我認為我要對曆史負責。我拒絕當一個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7)這段被調查時間，我的行動自由一直被剝奪，我指出軟禁我是蔑視法律， 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澤民（時任中共總書記）丶李鵬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終止調查和軟禁，恢複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們沒有回應我。
1990年10月亞運會舉行前，我決定出去打高爾夫球，安全部門聽到消息後，要求我的秘書阻止我出去，我說他們沒有法律理據阻我出去。他們叫司機不要送我，我說那我就乘公車去吧。最後安全部門讓我外出，卻由公安車護送。外國媒體知道了我打高爾夫的消息後大肆報道，江澤民和李鵬憂心忡忡，責怪安全部門批準我外出。之後，當局口頭通知我，在調查期間我不準外出。政治局委員喬石後來對我說，要我顧全大局，說我的情況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損害穩定的事。
1990年 6月 21日，王任重把調查報告草稿交給我，列出30項證明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事實與證據」。
(8)第13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國內外備受好評，也令全國人民充滿希望。1987年的經濟比往年為佳，國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有跡象顯示會繼續平穩發展。假如我們依照過去幾年成功經驗，繼續有關措施和政策，1988年會持續改善。可惜事情並非這樣。取而代之的是，好的變成壞的，到最後情況相當糟。物價飆升是 1988年的逼切問題，這是改革過程中不能避免的。 1988年首季物價續升，特別是食品價格，原因是前幾年農產品產量一般。我們的方法也有 問題，因為我們沒按市場守則。穀物價格提升了，但肉類和蛋類沒升，導致短缺。我們考慮幾年內提升物價至正確水平，同時提高工資，但事後看來這是不切實際的 想法。雖然雙重定價製度製造了許多磨擦和貪汙的機會，但亦為經濟帶來活力。我們明白價格改革至關重要。但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必須循序漸進。 8月份，我們在北戴河討論價格改革，立即有報章報道會有加價。我們忽略了儲蓄的問題。 這本是常識，但我們當時欠缺經驗。民眾開始恐慌，湧到銀行提款和搶購貨品，引致短缺，令經濟情況看來似乎變壞。但事實並非如此，主要問題是心理因素。另一 問題是對價格改革的不當報道。後來，當存儲價值保證措施推出後，存款就回升了，情況迅速穩定下來。這證明經濟並沒重大問題。
(9)擠提和搶購潮引致全國恐慌如浪潮湧至，各個主要城市都很緊張，黨內外批評聲音增加。這令我們高估了經濟問題嚴重性，以為通脹率飆升。 1988年我們決定將重點從改革改為「調整及重組」，想穩定民眾，但效果極之負麵。李鵬和姚依林等人一直對改革有疑慮，「調整及重組」口號一出，他們立即收緊各方麵的控製。幾個月後，經濟放緩，這一輪收縮終於持續兩三年。到 1992年鄧小平南下，批評「調整及重組」，經濟立見起色，這亦證明之前經濟情況並非真 正嚴峻。這段時期有兩個重要課題需重新考量：一是在雙重價格製度下，改革必須循序漸進；事後回想，一切同時進行的基本方針都錯了。二是在擠提和搶購潮後， 高估了經濟嚴峻情況。改變方向並不當，應是加深改革以穩定情況。問題是我們對價格改革的想法。我們試圖強行突破，以為市場轉型隨後會完成。此外，價格改革 的時機和公布都錯了。設計丶討論和落實價格改革的整個過程間，有些傳媒報道鄧小平的說話，另一些報道我的評語。這令焦點放在這問題。報道都說改革容易的部 份完了，現在要搞定價格，這些都令人民恐慌。終於令反對改革的人有機會造成持續幾年的經濟滑落。
(10)我在 1988年 5月 1日提報告，提出應在五年內調整物價和工資水平。國務院草擬了詳細計劃，交回政治局審 議。鄧小平一直支持價格改革。他曾公開說需要突破，我們要克服困難，又說問題不是太急進，而是躊躇。我知道他擔心國有企業虧損和希望減少國家津貼。當然， 若我們指出一些政策太難實行，他不會勉強。所以 1988年試圖進行價格改革，責任不在他，完全在我。到最後，我提出押後改革，這也得到鄧的同意。我們原本在 1988年計劃了重大的改革和開放。 87年底提出了海南經濟特區，擬出企業法；我提出讓大型和中型國企采取自由管理，自負盈虧； 87年冬，也是沿海發展策略提出的時候，我提議將廣東省作為改革政策試驗場。假如這一些都順利展開，就會有進一步改革和開放。可惜，因為價格改革失誤，整個改革都受挫。現在回想，我仍非常惋惜。
李鵬和姚依林利用「調整和重組」的機會，恢複老法子，把改革完全推翻，他們發出許多規例指令，收回下放的權力。權力集中在國務院幾個人和中央委員會幾個部門手上。結果經濟迅速下滑。要不是有一些非國有的家庭生意和合資企業，全國經濟可能會陷入極大困難。走向「調整和重組」政策後，人們相信我在經濟事務方麵勢力減弱，我提的政策都沒獲得采用。一些高級同誌 認為我不再是總理，應專心黨務，國務院對我的工作處處阻撓。連香港報章也指我已無實權，不再負責經濟事務；有謠言說我將丟掉總書記的職位。「調整和重組」 也令人以為經濟改革遇上嚴重問題。一些高級同誌要求政治局常委會──意思是說我──負起責任承認過錯。這期間我從許多渠道聽到有一群元老寫信給鄧小平，說我不夠資格，應下台。這期間鄧曾多次說「中央領導層架構不應改變」。
(11)一些黨元老與李鵬等合作， 1989年春節前，李鵬和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帶頭批評我，又問了好多奇怪問題，想整我。姚從來不說不含糊的話，這次他卻很清楚直接，顯得無畏。他和李鵬背後，一定有人支持。還有謠言中傷我和家人。有人說我的子女以權謀私：賣彩電丶汽車等賺錢。這些全是捏造的謊言。後來我下台，他們急急展開調查，但什麽都查不到。以前我鮮有這類謠言，為何在 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陰謀，要破壞我的改革派形象。
(12)1987年前我任總理，主要負責經濟，不多參與政治。我比較慎言，胡耀邦卻不同，他在意識形態上較自由。黨內保守派主要針對他。他們覺得我相對中立。我當上代理總書記後，首先處理的是反自由化運動。他們列出名單，要批評這個那個。我不喜歡這種文革般的行為，加以阻止。結果六四事件後我為此被批評。還有幾個件令左派特別不滿我，包括令鄧力群丟了中央委員工作；左派結論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調整和重組」提出後，他們認為我毀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於是散播不利我的謠言，展開「倒趙」運動。六四前，鄧一直支持我。但六 四事件後情況改變了。因為我和鄧對於如何處理學生示威的方法意見不一。鄧對我的態度變了，反對我的元老終於得到鄧的同意，他們一起決定要讓我下台。
(13)胡耀邦在 1987年 1月被迫辭職，其中一個說法是鄧小平受黨內元老壓力，要棄胡保趙，但我不認為這是真正原因，當然不少人曾在鄧小平麵前曆數胡耀邦的不是，但鄧小平放棄胡耀邦，並非被人誤導或受壓而作出妥協，而是他對胡的態度逐漸改變，到最後不再信任他。由1980至 86年，鄧胡的分歧逐漸擴大，其中我特別要提反精神汙染運動，我認為胡處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兩人的衝突，鄧支持這場運動，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減少國際輿論的負麵影響，他曾說過「清除精神汙染」的口號並不恰當。1984年6月28日，鄧單獨向胡啟立說，指耀邦未能堅守四個基本原則。 1985年 7月，鄧小平指出真正問題是自由化趨勢不斷滋長，我認為鑒於鄧多次強調這問題，書記處有需要召開會議以作回應，我向耀邦提出建議，但他隻說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1986年 9月，共產黨 12屆六中全會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設決議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對此未有明確回應，但之後鄧小平非常認真地說：「我講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們不單現在要提，未來十年二十年也要繼續提。」由於會議由耀邦主持，他模棱兩可的立場令鄧在最後關頭介入，他明顯是對胡耀邦不滿。但其實在這事件前，鄧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計劃在第十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重組領導層，平穩過渡。 (13)耀邦接受香港記者陸鏗訪問，也影響了鄧胡二人的關係，鄧認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當，陸鏗貶低了我們的國內和國外政策，他感到很憤怒。耀邦在 1987年請辭，但早在 1986年夏天，鄧已打定主意除去他。1986年 12月，多個城市爆發學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衝擊政府大樓，鄧小平對此大為震驚，他召集大家到他家開會，指學生示威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後果。其實鄧是要將這責任推給耀邦。1月4日，我收到通知到鄧的家中開會，他向我們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辭職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確切執行四個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運動，令自由化泛濫。其後鄧表示要以軟方法處理耀邦的辭職，務求將影響減至最低。 1月 16日，我獲委任為代總書記，但我表明我不適合擔任此職，希望盡快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我相信現在是認真解決問題的時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