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反製裁
1990年的春季，一到四月，“方勵之問題”沒有進展。雙方都已知道底線，雖無不可解的利益衝突，但一時難於找到出路。一方麵，布什當局迫於輿論壓力，不可能宣布解除經濟製裁；另一方麵，北京當局也不可能在得到明確承諾之前放人。
4月，中國當局曾準備派員訪美，被美方拒絕，因製裁情況未變，不能互訪。
我們則靜觀雙方的角力。美國NBC 電視台主播Tom Brokaw 不能來interview，隻好寫信問我們的狀況。我回信中說“我現在是夾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了”。
靜觀到的一個角力場是中美軍事合作。
二戰期間，美國和ROC聯盟，在重慶建有中美合作所，收集日本及其他軸心國的軍事情報。美國和PRC建交後，合作的主題之一仍是軍事情報。兩國合作，在中國西北地區建立情報站，監聽收集蘇聯及東歐陣營的情報。情報站的技術裝備由美方提供。獲得的情報則由兩國共享。美國駐華大使和武官定期去情報站檢查工作。李潔明不止一次談起西北情報站。
美國對中國實施經濟製裁後。中國的一個反製措施是，停止西北情報站合作。1989年夏秋時，我們注意到，李潔明談到情報站時，顯得焦慮。但是，到1990年初，大使的焦慮消失。很明顯，蘇聯東歐陣營的政權變化，使中美情報站不再重要，失去價值。斯考克羅夫特12月在北京訪問時，大講東歐事件，就是向北京表示，從尼克鬆訪華時代開始的外交政策，要調整了。中共的反製裁失去了力度。
李潔明在他的經CIA審查過的回憶錄中，也提到該項軍事情報合作[1]。所以，該項合作已不是機密，已經終止。李潔明的回憶錄中提到很多小事。有一樁小事沒提，不知道有沒有機密。
春天有一陣，夜靜的時候，會聽到悶悶的‘咚、咚’異聲，來自地下。我有挖地道的經驗。1971年，文化大革命時，我曾經跟著一位工宣隊老礦工在科大的合肥校園裏挖地道。從共鳴方式，容易判斷，‘咚、咚’聲說明我們住室下麵有地道。我們告訴大使及Bill聽到的地下異聲。大使證實，使館地界中確有地道，是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時挖的，那還是在美使官邸建立之前。地道深度兩三公尺，有許多出入口，大使官邸裏就有被堵死的地道口。
李潔明解釋說，‘咚、咚’聲是大使館人員下去“檢查”地道。按國際約定，大使館內算是美國地界，看來，地下三公尺也算。下去“檢查”什麽？大使沒說。咚、咚’聲很容易被察覺，是不是有意讓別人聽到？又在施計？地道戰？不會。是不是裝什麽設備？難說。 到美國後，也沒有問李潔明，當時“檢查”地道是搞什麽名堂？
“請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寬恕”
4月間，中共最高層領導在回答外國客人和傳媒問“方勵之問題”時，總是說，方隻要認罪，就可以讓他出國了，絕口不提恢複貸款等條件。後來還更具體地說，認罪書的英文文本中要含有leniency（寬恕）一字。好像“方勵之問題”的解決，隻要有confession和leniency 就可以了。這當然是敷衍話。
凡是親曆過中共政治運動的人大都知道，中共的“認罪”文化是：“解決問題”同認罪，即confession和leniency，基本無關。當運動走向高潮時，任憑你寫多少“認罪書”都無用。等到運動要結束了，不寫“認罪書”，照樣過關。文化大革命我們被專政時，每天要上交一份“認罪書”。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更深刻的confession。我和其他不少被專政者的應對方法是，每天用半小時抄一遍昨天或前天的“認罪書”。抄的時候， 改變一下前一天“認罪書”的段落的順序，a,b,c,d, 變成 b,c,d,a 等等。用段落和語句的不同排列組合，不難每天都能製造出“新”的認罪書。後來知道，交上去的“認罪書”，專政者根本就不看。排列組合法都是不必要的。
以此“認罪”文化可以推定，當經濟製裁未解決時，任憑你寫多少confession和leniency都是無用的。若經濟製裁有解，confession和leniency 皆不重要。後來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這個推定。
羅馬大學物理係的朋友來信說，confession和leniency是他們熟悉的文化。
Leniency一詞曾是羅馬教會懺悔（confession）的常用語，諸如“請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寬恕”雲雲。他們告訴我，在強權威脅之下寫一句“我認罪” (I confess) 沒有關係。上帝會原諒這時說的假話。伽利略寫過認罪書：“我的最顯赫輝煌，最令人敬畏，最高貴無比的樞機主教”[2]。性急的朋友幹脆寄來他們代我起草的“認罪陳述”。我一共收到過三份代寫的認罪草稿。我想他們不是自己寫的，而是從懺悔手冊（manuals of confession）中抄來的，也許隻是段落的排列組合略有不同而已。
共產黨世界流行一本小說，名為“牛虻”。它描寫一位意大利燒炭黨革命者“牛虻”的一生經曆。其中一個主要情節是，“牛虻”在年輕時曾向一位神父confession，“牛虻” 信任該神父，他認為該神父也一樣關心和信任他。結果，“牛虻”的confession 內容被透露給了奧地利統治者，導致“牛虻”和他夥伴的活動被探知，被鎮壓，革命失敗。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不少年輕人遇到過相似的接受confession的偽善。有價值的教訓是，在共產黨“革命”世界裏，切勿真confession，特別是對你表示出極大“關心”和“信任”的組織或個人。將來，也許有意義編一本中共治下的懺悔手冊，也是一種史料。鄧小平的“向毛主席保證”“永不翻案”應收為首篇。
總之，我還沒有來得及寫confession，無論真的還是假的。
這時期，我倒是寫了一篇“半宗教”的文章，題為 “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該文被收在梵蒂岡教廷出版的有關教皇保羅二世的一個文集中，書名是“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 [3]。其中保羅二世的羅馬新觀點之一，就是否定了1616和1630年教廷對伽利略的判決。
經濟製裁的鬆動
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北美，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都一致介入。那時極少有外資進入中國。隻有來自台灣的中小規模資本，還沒有終止。台灣中小企業大舉進入大陸，就是從6.4之後開始的。
1990年春季，聽到大使等透露，日本希望盡早對華解除經濟製裁，推動力來自日本財團。日本的政治由財團左右。
1991年6月，我訪問日本，參加在京都召開廣義相對會議，那時“方勵之問題”已解決一年。仍會“感到”日本在“方勵之問題”上的介入。那次在京都的5天，自始至終都有四位日本警察“陪伴”，寸步不離，前後左右各一。我在旅店的房間保密。我去洗手間時，四位警察一排站在後麵。四位警察態度相當和藹。臨別，他們掏出紙墨筆硯，一定要我留下“墨寶”，不得已，草草寫了幾個字。
2007年，日本產經新聞的一則報道，披露了1990年春的幕後活動的細節，同我知道的片斷吻合。記錄如下：
“李潔明在1989年秋天起，便和當時日本駐中國大使橋本恕頻頻接觸。在美國總統助理(即斯考克羅夫特)兩次來中國的談判破裂後，橋本與李鵬的會談，正式開始。談判的主要問題是，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圓貸款的承諾。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訪中時，允諾從1990年起的五年內提供中國八千一百億日圓（相當五十六億美元）的貸款，此金額相當於當時中國的外匯存底。
“但是七大工業國高峰會通過對中國製裁決議案，日貸款亦被凍結。
“因來自日本財界的壓力，海部俊樹前首相於1990年初設法著手解除對中製裁。為此，當時的外務省中國課課長的宮本雄二（現任日本駐中國大使）曾赴美探詢美方意向，結果發現“方勵之問題”在美國引起很大的反彈，不解決方勵之問題，難以解除對中製裁。
“橋本大使得知後，便與中共對外聯絡部長朱良多次密談，表示日本在休士頓峰會將努力促成解除對中製裁，但希望中國也作出適切的回應。
“在橋本與中方接觸一周後，中國於1990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為由出國，
“方勵之出國兩周後，美日在休士頓工業國峰會采取同一步調，分別解除凍結世界銀行的二十三億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億美元對中貸款。”
這就接上了我知道的最後的故事。
最後的談判
“中國當局於1990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為由出國”。確切時間是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談判時表示的。中國外交部說，可以準予方勵之和李淑嫻出國。條件不再是寫認罪書（confession），而是寫一份請求政府寬恕出國治病書，行文中應含有lenient一字。並要保證不參與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
大使說，可以感到中方很著急，想盡快讓方李離境。
對方著急，我方就不必過急。那天沒寫申請出國治病書。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堅持“請求寬恕”字樣，也不再提“保證不反對中國政府”條件。改用“人道”出國。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國，最好去一個孤立的小島。
果然，美元比lenient一字更有價值。
“人道”一詞我們接受。至於第一站去小島，我們也接受，我們選定的小島是英格蘭。那時我有英皇家學會的邀請，支持我在劍橋大學天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1979 ━ 1980 年時，我曾在該研究所工作過半年。
6月18日，星期一，大體抄了一遍我以前寫的陳述[原文在（B）中]，8點陳述，簡化成了三條。全文如下：
我反對中國憲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它的作用是維持‘階級鬥爭’的政治體製。我注意到了，中國當局堅持上述的政治主張是違反憲法的。
為了探視海外親友以及得到必要的醫務治療，特此申請出國旅行。望中國政府予以人道的考慮。
出國的目的將集中於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我們將欣賞和歡迎一切符合於中國社會進步利益的活動，並拒絕參與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對中國的活動。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談。李潔明將這份“陳述”交給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說，“我注意到了厖?一句應加上“認錯”字樣。
那天我沒改陳述。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談。中國當局不再要求“認錯”字樣。中方接受上述陳述。談判至此達到成功。果然是，“等到運動要結束了，寫不寫認罪書，不是關鍵”。
雙方準備在國賓館祝酒致意，達成協議。
祝酒之前。中國當局突然又提了一個新要求：李淑嫻也要在陳述上簽字。
敢在祝酒之前臨時加新要求，大概隻有鄧小平了。大使判斷，鄧小平就在國賓館二樓。
李淑嫻答，隻簽第2，3條，不簽第1條。即不承諾“我注意到了......"。對方也接受了。
李淑嫻還提出，必須保證我們的次子方哲出境，否則她不走。中方也接受了。看來，中共是希望我們走得愈快愈好。
6月21日，星期四，敲定最終文本。中文本如上，英文本如下。
I oppose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Preamble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to uphold a political system of 揷lass struggle.?I take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lds that the above political stand is opposed to the Constitution.
In order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change with some 20 univers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to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to obtain necessary medical treatment, I apply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ravel abroa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give this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
The purpose in abroad in focused on scholarly exchange and research. I will appreciate and welcome all activ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es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having the motive of opposing China’s progressive interests.
1990 June Beijing
注意，中文本中第一條中用單數的“我”，第二條無人稱，第三條中用多數的“我們”，即表示李淑嫻隻簽了第二、三條。英文本都是第一人稱。原因就是由於李淑嫻不簽字。
離境過程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談。主題是我們離境的技術安排。雖然仍是被通緝的在逃犯，但出國要有正規完備的手續。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來，給我們照像，辦中國新護照用。
同時，也在辦理英國簽證。因是星期六，英國駐北京使館不辦公。無法找他們簽證。另外，中美雙方都不想讓英國駐北京使館知道，那會在北京走漏消息。正好，英首相撒徹爾夫人在華盛頓訪問。美國務院直接找撒徹爾夫人辦了到英國的落地簽證。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裝。所有書籍都送給北京天文台。同使館結賬，買走他們的一台收音機，一台四通中文文字處理器（當時美國還少有中文的文字處理器）。也留下給方哲買赴美機票錢。
6月24日晚，在大使的房間開告別會。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隻有6個人參加。告別酒會上，大使告訴最後一個秘密：封從德和柴玲夫婦逃出中國，從頭到尾他都知道，作得意狀。不過，我們沒有問封柴出逃細節。出逃細節應是個人隱私。
1990年的春季，一到四月，“方勵之問題”沒有進展。雙方都已知道底線，雖無不可解的利益衝突，但一時難於找到出路。一方麵，布什當局迫於輿論壓力，不可能宣布解除經濟製裁；另一方麵，北京當局也不可能在得到明確承諾之前放人。
4月，中國當局曾準備派員訪美，被美方拒絕，因製裁情況未變，不能互訪。
我們則靜觀雙方的角力。美國NBC 電視台主播Tom Brokaw 不能來interview，隻好寫信問我們的狀況。我回信中說“我現在是夾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了”。
靜觀到的一個角力場是中美軍事合作。
二戰期間，美國和ROC聯盟，在重慶建有中美合作所，收集日本及其他軸心國的軍事情報。美國和PRC建交後，合作的主題之一仍是軍事情報。兩國合作，在中國西北地區建立情報站，監聽收集蘇聯及東歐陣營的情報。情報站的技術裝備由美方提供。獲得的情報則由兩國共享。美國駐華大使和武官定期去情報站檢查工作。李潔明不止一次談起西北情報站。
美國對中國實施經濟製裁後。中國的一個反製措施是，停止西北情報站合作。1989年夏秋時，我們注意到，李潔明談到情報站時，顯得焦慮。但是，到1990年初，大使的焦慮消失。很明顯，蘇聯東歐陣營的政權變化，使中美情報站不再重要，失去價值。斯考克羅夫特12月在北京訪問時，大講東歐事件，就是向北京表示，從尼克鬆訪華時代開始的外交政策，要調整了。中共的反製裁失去了力度。
李潔明在他的經CIA審查過的回憶錄中，也提到該項軍事情報合作[1]。所以，該項合作已不是機密，已經終止。李潔明的回憶錄中提到很多小事。有一樁小事沒提，不知道有沒有機密。
春天有一陣，夜靜的時候，會聽到悶悶的‘咚、咚’異聲，來自地下。我有挖地道的經驗。1971年，文化大革命時，我曾經跟著一位工宣隊老礦工在科大的合肥校園裏挖地道。從共鳴方式，容易判斷，‘咚、咚’聲說明我們住室下麵有地道。我們告訴大使及Bill聽到的地下異聲。大使證實，使館地界中確有地道，是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時挖的，那還是在美使官邸建立之前。地道深度兩三公尺，有許多出入口，大使官邸裏就有被堵死的地道口。
李潔明解釋說，‘咚、咚’聲是大使館人員下去“檢查”地道。按國際約定，大使館內算是美國地界，看來，地下三公尺也算。下去“檢查”什麽？大使沒說。咚、咚’聲很容易被察覺，是不是有意讓別人聽到？又在施計？地道戰？不會。是不是裝什麽設備？難說。 到美國後，也沒有問李潔明，當時“檢查”地道是搞什麽名堂？
“請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寬恕”
4月間，中共最高層領導在回答外國客人和傳媒問“方勵之問題”時，總是說，方隻要認罪，就可以讓他出國了，絕口不提恢複貸款等條件。後來還更具體地說，認罪書的英文文本中要含有leniency（寬恕）一字。好像“方勵之問題”的解決，隻要有confession和leniency 就可以了。這當然是敷衍話。
凡是親曆過中共政治運動的人大都知道，中共的“認罪”文化是：“解決問題”同認罪，即confession和leniency，基本無關。當運動走向高潮時，任憑你寫多少“認罪書”都無用。等到運動要結束了，不寫“認罪書”，照樣過關。文化大革命我們被專政時，每天要上交一份“認罪書”。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更深刻的confession。我和其他不少被專政者的應對方法是，每天用半小時抄一遍昨天或前天的“認罪書”。抄的時候， 改變一下前一天“認罪書”的段落的順序，a,b,c,d, 變成 b,c,d,a 等等。用段落和語句的不同排列組合，不難每天都能製造出“新”的認罪書。後來知道，交上去的“認罪書”，專政者根本就不看。排列組合法都是不必要的。
以此“認罪”文化可以推定，當經濟製裁未解決時，任憑你寫多少confession和leniency都是無用的。若經濟製裁有解，confession和leniency 皆不重要。後來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這個推定。
羅馬大學物理係的朋友來信說，confession和leniency是他們熟悉的文化。
Leniency一詞曾是羅馬教會懺悔（confession）的常用語，諸如“請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寬恕”雲雲。他們告訴我，在強權威脅之下寫一句“我認罪” (I confess) 沒有關係。上帝會原諒這時說的假話。伽利略寫過認罪書：“我的最顯赫輝煌，最令人敬畏，最高貴無比的樞機主教”[2]。性急的朋友幹脆寄來他們代我起草的“認罪陳述”。我一共收到過三份代寫的認罪草稿。我想他們不是自己寫的，而是從懺悔手冊（manuals of confession）中抄來的，也許隻是段落的排列組合略有不同而已。
共產黨世界流行一本小說，名為“牛虻”。它描寫一位意大利燒炭黨革命者“牛虻”的一生經曆。其中一個主要情節是，“牛虻”在年輕時曾向一位神父confession，“牛虻” 信任該神父，他認為該神父也一樣關心和信任他。結果，“牛虻”的confession 內容被透露給了奧地利統治者，導致“牛虻”和他夥伴的活動被探知，被鎮壓，革命失敗。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不少年輕人遇到過相似的接受confession的偽善。有價值的教訓是，在共產黨“革命”世界裏，切勿真confession，特別是對你表示出極大“關心”和“信任”的組織或個人。將來，也許有意義編一本中共治下的懺悔手冊，也是一種史料。鄧小平的“向毛主席保證”“永不翻案”應收為首篇。
總之，我還沒有來得及寫confession，無論真的還是假的。
這時期，我倒是寫了一篇“半宗教”的文章，題為 “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該文被收在梵蒂岡教廷出版的有關教皇保羅二世的一個文集中，書名是“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 [3]。其中保羅二世的羅馬新觀點之一，就是否定了1616和1630年教廷對伽利略的判決。
經濟製裁的鬆動
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北美，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都一致介入。那時極少有外資進入中國。隻有來自台灣的中小規模資本，還沒有終止。台灣中小企業大舉進入大陸，就是從6.4之後開始的。
1990年春季，聽到大使等透露，日本希望盡早對華解除經濟製裁，推動力來自日本財團。日本的政治由財團左右。
1991年6月，我訪問日本，參加在京都召開廣義相對會議，那時“方勵之問題”已解決一年。仍會“感到”日本在“方勵之問題”上的介入。那次在京都的5天，自始至終都有四位日本警察“陪伴”，寸步不離，前後左右各一。我在旅店的房間保密。我去洗手間時，四位警察一排站在後麵。四位警察態度相當和藹。臨別，他們掏出紙墨筆硯，一定要我留下“墨寶”，不得已，草草寫了幾個字。
2007年，日本產經新聞的一則報道，披露了1990年春的幕後活動的細節，同我知道的片斷吻合。記錄如下：
“李潔明在1989年秋天起，便和當時日本駐中國大使橋本恕頻頻接觸。在美國總統助理(即斯考克羅夫特)兩次來中國的談判破裂後，橋本與李鵬的會談，正式開始。談判的主要問題是，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圓貸款的承諾。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訪中時，允諾從1990年起的五年內提供中國八千一百億日圓（相當五十六億美元）的貸款，此金額相當於當時中國的外匯存底。
“但是七大工業國高峰會通過對中國製裁決議案，日貸款亦被凍結。
“因來自日本財界的壓力，海部俊樹前首相於1990年初設法著手解除對中製裁。為此，當時的外務省中國課課長的宮本雄二（現任日本駐中國大使）曾赴美探詢美方意向，結果發現“方勵之問題”在美國引起很大的反彈，不解決方勵之問題，難以解除對中製裁。
“橋本大使得知後，便與中共對外聯絡部長朱良多次密談，表示日本在休士頓峰會將努力促成解除對中製裁，但希望中國也作出適切的回應。
“在橋本與中方接觸一周後，中國於1990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為由出國，
“方勵之出國兩周後，美日在休士頓工業國峰會采取同一步調，分別解除凍結世界銀行的二十三億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億美元對中貸款。”
這就接上了我知道的最後的故事。
最後的談判
“中國當局於1990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為由出國”。確切時間是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談判時表示的。中國外交部說，可以準予方勵之和李淑嫻出國。條件不再是寫認罪書（confession），而是寫一份請求政府寬恕出國治病書，行文中應含有lenient一字。並要保證不參與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
大使說，可以感到中方很著急，想盡快讓方李離境。
對方著急，我方就不必過急。那天沒寫申請出國治病書。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堅持“請求寬恕”字樣，也不再提“保證不反對中國政府”條件。改用“人道”出國。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國，最好去一個孤立的小島。
果然，美元比lenient一字更有價值。
“人道”一詞我們接受。至於第一站去小島，我們也接受，我們選定的小島是英格蘭。那時我有英皇家學會的邀請，支持我在劍橋大學天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1979 ━ 1980 年時，我曾在該研究所工作過半年。
6月18日，星期一，大體抄了一遍我以前寫的陳述[原文在（B）中]，8點陳述，簡化成了三條。全文如下：
我反對中國憲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它的作用是維持‘階級鬥爭’的政治體製。我注意到了，中國當局堅持上述的政治主張是違反憲法的。
為了探視海外親友以及得到必要的醫務治療，特此申請出國旅行。望中國政府予以人道的考慮。
出國的目的將集中於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我們將欣賞和歡迎一切符合於中國社會進步利益的活動，並拒絕參與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對中國的活動。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談。李潔明將這份“陳述”交給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說，“我注意到了厖?一句應加上“認錯”字樣。
那天我沒改陳述。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談。中國當局不再要求“認錯”字樣。中方接受上述陳述。談判至此達到成功。果然是，“等到運動要結束了，寫不寫認罪書，不是關鍵”。
雙方準備在國賓館祝酒致意，達成協議。
祝酒之前。中國當局突然又提了一個新要求：李淑嫻也要在陳述上簽字。
敢在祝酒之前臨時加新要求，大概隻有鄧小平了。大使判斷，鄧小平就在國賓館二樓。
李淑嫻答，隻簽第2，3條，不簽第1條。即不承諾“我注意到了......"。對方也接受了。
李淑嫻還提出，必須保證我們的次子方哲出境，否則她不走。中方也接受了。看來，中共是希望我們走得愈快愈好。
6月21日，星期四，敲定最終文本。中文本如上，英文本如下。
I oppose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Preamble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to uphold a political system of 揷lass struggle.?I take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lds that the above political stand is opposed to the Constitution.
In order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change with some 20 univers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to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to obtain necessary medical treatment, I apply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ravel abroa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give this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
The purpose in abroad in focused on scholarly exchange and research. I will appreciate and welcome all activ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es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having the motive of opposing China’s progressive interests.
1990 June Beijing
注意，中文本中第一條中用單數的“我”，第二條無人稱，第三條中用多數的“我們”，即表示李淑嫻隻簽了第二、三條。英文本都是第一人稱。原因就是由於李淑嫻不簽字。
離境過程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談。主題是我們離境的技術安排。雖然仍是被通緝的在逃犯，但出國要有正規完備的手續。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來，給我們照像，辦中國新護照用。
同時，也在辦理英國簽證。因是星期六，英國駐北京使館不辦公。無法找他們簽證。另外，中美雙方都不想讓英國駐北京使館知道，那會在北京走漏消息。正好，英首相撒徹爾夫人在華盛頓訪問。美國務院直接找撒徹爾夫人辦了到英國的落地簽證。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裝。所有書籍都送給北京天文台。同使館結賬，買走他們的一台收音機，一台四通中文文字處理器（當時美國還少有中文的文字處理器）。也留下給方哲買赴美機票錢。
6月24日晚，在大使的房間開告別會。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隻有6個人參加。告別酒會上，大使告訴最後一個秘密：封從德和柴玲夫婦逃出中國，從頭到尾他都知道，作得意狀。不過，我們沒有問封柴出逃細節。出逃細節應是個人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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