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作者 hy1698
再談“毛澤東的文革”與“人民的文革”問題
今天上網，看到網友劉仰所寫的《“一個文革”還是“兩個文革”，這是一個問題》文章，聽到一個新穎的提法“兩個文革”，因此，就想了解一下相關的內容。
公正些說，提出兩個文革觀點的人還不是劉仰，劉是寫文章批駁“兩個文革”觀點的作者，“兩個文革”的發明權應歸於徐友漁與秦暉、蕭功秦等人。他們在成都大邑的一個研討論會上闡述 “兩個文革”觀點。正是這“兩個文革”的觀點引起了我的思考，因此想對徐友漁們提出如下的意見！
一、徐友漁的“兩個文革”觀點
以下這段文字引入劉仰《“一個文革”還是“兩個文革”，這是一個問題》的表述：
兩 個文革在“文革學”中，“是吸引討論、研究、爭論的人數最多，觀點最多，爭論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長期的一個學說”。徐友漁說，他原來反對“兩個文革” 的說法，在這個問題上還與秦暉有爭執，但徐友漁現在開始向“兩個文革”靠攏一點。為什麽？徐友漁說，因為它有現實意義，因為當今中國社會“對文革說好話的 思潮就越來越升溫”。那麽，究竟什麽是“兩個文革”？
所 謂兩個文革，一是“毛澤東的文革”，二是“人民的文革”。再明確點，“毛澤東的文革”是指權力鬥爭，“人民的文革”是指社會矛盾。“兩個文革”的觀點認 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他出於權力鬥爭需要的個人行為。但是，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也的確有各種衝突和矛盾，“人民的文革”便與“毛澤東的文革”在最初形成了合 流。越到後來，兩者越來越分道揚鑣。徐友漁引用的觀點認為，到了西曆1976年，“人民的文革”終於占了上風，取代了“毛澤東的文革”。這一觀點很有迷惑性，與會者中，徐友漁、秦暉、蕭功秦等人對這一觀點的態度也顯得撲朔迷離，值得探討一番。
二、關於“毛澤東的文革”
對 於徐友漁的“兩個文革”觀點，終於把文革由“十年內亂”區分為“毛澤東的文革”與“人民的文革”兩種，並且給予了它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這比那些到現在仍 然力圖“全盤否定文革”的人是進了一大步。不過，即使這樣，徐友漁等人仍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定性為“權力鬥爭”，緊緊抓住不放。並且這種說法很有迷惑 性，針對此，我想就徐的“毛澤東的文革”發表一些自已的意見，以正視聽。
將 毛澤東的文革定性為“權力鬥爭”，很能迷惑一部分人。這是因為：第一，從現在看來，權力是很能給人帶來財富、享受等物質利益與精神享受的東西。全世界的人 莫不對此趨之如婺。既然權力這東西這麽好，自然會有人前來爭奪，產生“權力鬥爭”，而毛澤東又處於“權力鬥爭”的中心地帶，人們這樣看法，自然有它普遍的 社會意識基礎。第二，中國脫離封建社會的時間不長，社會上還存在著濃濃的封建思想意識。處於第一代領導人的位置，人們很容易將毛澤東視同為封建皇帝，將其 它人視同為幫他打天下的“功臣”，“功臣”奪取“皇帝”的江山，“皇帝”殺戮“功臣”維護自已的權力，在曆史上比比皆是。在這樣的思想意識環境裏，人們很 容易將毛L鬥 爭等同於“權力鬥爭”，將“文革”與曆史上的“火燒慶功樓”等曆史典故聯係起來。第三，在毛澤東發動文革時，中國社會上還沒有出現象今天這樣“資本主義複 辟”的曆史倒退現象，黨內的“走資派”還沒有膽量敢跳出來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人民叫板。因此，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打擊走資派，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說 法引不起人的共鳴。許多人想不通。這諸多的理由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維護他自已的“權力鬥爭”一說。
看來，我們必須對“毛澤東的文革”是否是“權力鬥爭”一說給個說法，給人們一個合理的解釋：
假如說徐友漁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對於毛澤東來說，如何進行“權力鬥爭”就要進行一番選擇，從幾個方案中選擇對自已最有利，對江山與權力危害最小的方法來解決“LSQ” 的問題。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曾發生了幾次大的政治鬥爭。用徐友漁的觀點看也叫“權力鬥爭”吧。比如說，反對高崗、饒淑石集團的鬥爭，反對彭德懷 的鬥爭，這些鬥爭遠沒有采用廣泛發動社會群眾進行政治批鬥的方法給予解決，一個會議，一個決定就可以解決問題，效率很高。即使是後來對付林彪集團，其死黨 成員，妄圖發動武裝政變，在中國曆史上也是驚心動魄的，毛澤東在談笑風生間，就使其陰謀敗露，被迫北叛。後來雖然也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但已經不是“權力 鬥爭”的範圍。
即使對於“LSQ”，在發動文革初期，已經靠邊站。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LSQ”的排名已經從政治局原來的第二名排到了第八名，而林彪上升到第二名。“LSQ”的權力威脅已經解除，毛澤東自然沒有必要再興師動眾，繼續發動“文革”，以“維護自已的權力”。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再舉一個例子，1986年，當時的總書記是胡耀幫，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而D解決胡的方法是依靠D的個人威望去處理胡的權力問題，也沒有興師動眾去發動群眾來幫助解決。
前幾年，我看過一本書，反映1967年“二月逆流”的事，當時有這麽一段，“LSQ”在被解除權力後去見毛澤東，說自已已經被解除職務（權力）了，“文革”的目的也得到了，應當結束“文革”，好讓國家少受損失。對此，毛澤東的回答是“繼續發動文革”，“破四舊立四新”，“鬥私批修”。可見，不僅僅是徐友漁，而且就是當時的“LSQ”也會這樣認為，“文革是權力鬥爭”。而以常人理解，在政敵的權力威脅解除之後，的確沒有必要再興師動眾，發動群眾進行社會運動。
如果依徐友漁自己解釋，在權力鬥爭的目的達到之後還繼續發動文革，目的又是為了什麽？如果說是打倒整個幹部隊伍的話，那麽，我們要問，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維護毛澤東自己的江山，不需要這些幹部嗎？毛澤東個人有三頭六臂嗎？
合理的解釋“毛澤東的文革”應當是“打擊走資派”，防止中國複辟資本主義。
聯 想到今天的社會現實，無疑毛澤東的理論是正確的，難怪徐友漁自已也說：“實際上現在隨著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理論對現在、對當代影響反 映出來是越來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眾、革命群眾‘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資派’，提出了應該有大民主的這些理論。
在30年前“真理標準大討論”時，“LSQ” 的繼承人振振有詞地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好象真理就真的掌握在他們手中，三十年過去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證明了“真理到底掌握在誰 的手中”？現在，人們一遍遍地回想著毛澤東當年所說的話，對照著今天的現實，驚人地發現，毛澤東真是預言家，當年的預言驚人地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後實現。當 年經受文革衝擊的老革命，如王震，在1980年討論文革時應當是最堅決地否定文革的一員，在他10多年後去世時，幡然醒悟“毛主席到底比我們遠看了50年”。連親曆當年文革的受害者都有這樣的思想認識，作為一個傍觀者的徐友漁們，還有什麽有力證據證明“毛澤東的文革”就是“權力鬥爭”這個結論呢？
不過，當年指責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權力鬥爭”的一派，在他們上台後，倒是吸取了曆史教訓，他們通過“改革”，建立了“責、權、利相結合”的權力 “責任製”，大權獨裁防止群眾再來與他們進行“權力鬥爭”，向他們“問長問短”，奠定了今天 “特權社會”的基礎，這也是徐友漁們今天所需要的“結果”吧。
前三十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到今天，這句話仍然適用，不過它的訴求對象倒過來了，人民正以各種方式，衝破重重阻力尋求文革“真相”，還原被無恥文人篡改的曆史。
第三，關於“人民的文革”。
這倒是個新鮮詞。且聽徐友漁解釋。“人民的文革”是各種社會矛盾的反映。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也的確有各種衝突和矛盾，“人民的文革”便與“毛澤東的文革”在最初形成了合流。越到後來，兩者越來越分道揚鑣。徐友漁引用的觀點認為，到了西曆1976年，“人民的文革”終於占了上風，取代了“毛澤東的文革”。
為什麽要定格在西曆1976年呢？我突然之間想到了一個問題，即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那起事件起因於人民自發紀念周總理，和現在人民自發紀念毛澤東是一個道理。隻是超出了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控製範圍之外，並且偏離了當時的政治航向。是來自“民間”自願發動的運動。因此，徐友漁認為“到了西曆1976年，“人民的文革”終於占了上風，取代了“毛澤東的文革”。
後來呢？從1976年粉碎四人幫，到1981年做出隻到2011年8月27日 他們紀念的那個全盤否定文革的《決議》，中間貫徹“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四千人大會”，從揭批四人幫，到否定文革，再到討論“毛澤東的錯誤問題”，這些都 來自“民間”，是自下而上的“運動”。在運動過程中，不但當政的“英明領袖”被批判，要過思想生活會，而且去世的“偉大領袖”也不放過，要被評定功過事 非。那一段時間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民主時期”。所用的方法都來自文革的發明，是“人民群眾”對“當權派”的“權力鬥爭”。有人說，中國曆史上隻有毛澤東 對“功臣”權力鬥爭的 “文革”，是不公平的，是不民主的，如果等你了解了1976年至1981年 那段曆史，看到作為“偉大領袖”的毛澤東，也被拉下神壇，接受世人的評判，誰會說中國的“民主”不公平呢？也這些也適合於“自下而上”“造反有理”的文革 判定標準。因此，被徐友漁斷定為“人民的文革”。因為它來自“人民”，反映的是“社會矛盾”，所以是合理的。中間夾雜著西單民主牆事件。
不過，隨著走資派的上台，這種運動很快就結束了。1982年通過的憲法，取消了人民的“四大”權利。過去，包括在1976年 那起事件中，人民正是通過這“四大”反映了自已的政治訴求，將他們推上政治舞台，而他們一上台後便取消了人民的“四大權利”。頗有一種卸磨殺驢的感覺。正 是他們通過這種方式直接打擊了文革中來自於人民群眾自已的“造反派”，有組織的人民力量便消失了。不但如此，隨之而來的農村包產到戶改革，城市經濟責任承 包製改革，1993年後的國企改製與砸三鐵改革，一波接一波，將人民自已推到了無權無勢，貧困潦倒的地步，到現在最終成為世界人民可憐的“弱勢群體”。而原來有的“四大權利”已經成為了曆史的記憶。
這便是來自於“人民的文革”的結果。與此相反， “毛澤東的文革”運動結果，是發明了“大眾街頭民主”這種方式，並在1975年的憲法修改中加上了人民“四大”的權利。到現在，人們仍在呼喚著“大眾民主”，呼喚著“屬於人民的四大”。
曆史就是這樣的奇怪，“毛澤東的文革”帶來了“權力鬥爭”，引發了人民革命鬥爭的激情，並爭來了屬於人民自已的“四大權利”，形成了“人民的文革”。這種“文革”在西曆1976年，“人民的文革”終於占了上風，取代了“毛澤東的文革”。依靠這四大權利“人民”又在1981年時否定了毛澤東的文革，最終失去了自已曾經擁有的“四大”權力。
不過，在1976年至1981年的“人民文革”中，“西單民主牆”是一個變種。這個變種直接引發了1986年的學潮，並導致了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到現在，中外“民主精英”們還想利用它去實現自已的“憲政民主”理想。
這屬於不屬於“人民的文革”我就不清楚了。大家可以討論。
第四、結論
人 民應當擁有民主權利，應當擁有訴求自已民主利益的“四大權利”，這屬於“人民的文革”合理解釋的部分。準確些說應當叫做“人民的民主”更好些。由於中國是 一個具有幾千年封建專製傳統的國家，中國的民眾對於民主權利的意識太淡薄了，以致於養成了逆來順受的奴才性格，而“人民的文革”正起到了中國民眾“民主維 權”的啟蒙教育作用。
但是當人民具有“民主意識”後還必須對中國的社會現實與發展曆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對於危害自己利益的走資派保持高度的警惕，對於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抱著清醒的認識。這就需要“毛澤東的文革”對此進行引導。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的文革”是一麵旗幟，是方向，起著導向作用，而“人民的文革”則是行動，是手段，隻有這麵旗幟與行動結合起來，才能將“人民的民主”引向正確的方向。如果人民對自已的處境不清，不清楚社會發展的方向，而亂用這個權利，有可能會被自已的敵人利用，達到相反的目的。
比如說1991年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人民，就是中了美國和平演變者與蘇聯內部一部分特權集團的奸計，被人擋作槍使，結果使自已的既得利益丟失了許多。便是明證。
以上是我對於兩個文革的思考。準確些說我不同意徐友漁他們對於兩個文革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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