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聶紺弩刑事檔案..

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

轉載者按：讀過此文後感到，章詒和女士的《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一文是有些華而不實的。理由見文末評論。

前 言
　　筆者長期事職司法，麵對著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種一覽無餘的敏達，卻也有一種司空見慣的麻木。聶紺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經翻騰好幾年了,起初並沒有想要做成一本書，隻是工作之餘，撿取若幹斷幅殘紙，為報刊寫過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脫案牘如山之累，閑餘中重閱是卷，才有了更多的發覺和感思。
　　這是一個格外明媚的春天。打開在我眼前的這幾卷檔案，以前隻覺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雲如陣，而現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頁麵上仿佛顯現出栩栩如生的一個影像來。聶紺弩先生就好像斜倚著坐在對麵，我聽著先生侃侃而談或嬉笑怒罵，感覺著他的犀利目光和頻頻揮動著的手勢。
　　在人世間，熟悉一個人並不容易，不僅要有較長時間的過從交處，而且必須有幾次促膝相談。俗語道：畫人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麵不知心。這句話用於寫作和讀書是最恰當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們從字麵上讀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記得清楚，卻到底沒有讀懂哲人的心機和款曲。而當今有些書，為名人做傳記，身世經行，巨細盡陳，卻寫不出骨肉來，寫不出人格來。
　　早些年我就讀過聶紺弩的詩，也看過多人對他的回憶和評論，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況，但那種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輾轉了幾年，聽了他許多剖心析膽的坦言，現在才算得上對他熟悉了。讀懂了他這個人，才能讀懂他的詩，也才懂得了他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與這世間其他人有何不同之處。
　　我從年輕時就癖好詩文，凡頭飾詩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後在機關工作幾十年，混跡社會上下，與各界人士亦不乏交遊。現在當我把聶紺弩的形象與往日熟悉的人士相與比較時，就覺出了一種區別。這是怎樣的一種區別呢？想了很久，想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姑且稱之為文化人與非文化人的區別吧。
　　我不知道如何給“文化人”這個概念下一個定義。我隻是熟悉了聶紺弩之後，才形成一個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應該具有怎樣的氣質、格調和風貌。以前我曾經錯把某些有學曆、有作品、有名氣的人，認作文化人或詩人，現在與聶紺弩比較之下，如悟真諦，始識真偽。如果骨子裏缺少真純的詩魂，就不是真正的詩人。如果缺少內在文化韻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隻是徒具虛名而已。
　　古代似乎沒有“文化人”這個稱謂，古賢的詩文中常常以讀書人自許。竊以為古之讀書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間的一條清水河流，詩的河流，從古而今，源遠流長，總是源源不絕地流淌和變幻著美麗的漣漪，總是被一代一代的讀書人疏鑿和豐沛著。
　　我相信許多的讀者會像我一樣敬仰一個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會為他激發內心的一種感動。而一個真正讓人感動的靈魂，卻是不需要用筆墨去描繪的。不需要枉費任何讚美的詞匯，這本書裏的精粹部分，其實隻是一些質樸的、粗獷的、礦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願意編撰這些篇什，確是由於被一個文化人的驚世駭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脈詩魂感深肺腑。同時也想借筆端之忱悃，祈祝今後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條綿長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輝，始終粲如。

　　化楊枝水活枯花

　　聶紺弩的傳奇經曆，正好應合了杜甫詩中的名句：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庾信是南北朝時期的大詩人，他在南朝時經曆了梁朝的侯景叛亂，逃往江陵，輔佐元帝。後奉命出使，被北朝質留，雖然在西魏和北周都受到禮遇，位望通顯，卻因不得自由，使他的詩賦中滿含悲憤和鄉關之思。
　　聶紺弩的一生遭遇，似比庾信更為蕭瑟。
　　他是湖北京山縣人。在他的散文中，曾經這樣描述過當年的京山縣城：
　　我在那個偏僻的山城裏生活過20年，總覺得那地方隻有一巴掌大，隻有幾十家人家，三兩百人口，而且那是一些怎樣襤褸的人們囉！
　　這個巴掌大的縣城裏，隻有一所高等小學，沒有中學。聶紺弩讀完高小，因家境貧寒，其父潦倒，沒有錢送他到別處讀書，於是輟學在家。他在自用的折扇上寫了一副集字對聯曰：“欲上青天攬明月，每依北鬥望京華”，顯示了他少年時的才華和抱負。受到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經過一番周折，終於在他18歲時（1921年）離開家鄉，先到武漢，後抵上海。曾加入國民黨，先後考入廣州黃埔軍校、莫斯科中山大學。從蘇聯回國後，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總幹事、中央通訊社副主任，因其思想與所做詩文具有明顯的“左派”傾向，受到當局傳訊，遂棄職潛逃。20世紀30年代，相繼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共產黨，從事革命文化活動。1949年之後，曾任香港《文匯報》主筆，“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文學部主任。
　　聶紺弩生平的傳奇色彩，還在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之後。如果是循規蹈矩、順順當當做他的副總編輯和主任，那他就不是聶紺弩了，就沒有了後麵的故事，就顯示不出來他的卓異人格。
　　古人說得好：“天將與之，必先苦之。”
　　要為天下奇男子，先經人間萬般苦。
　　聶紺弩繼1955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牽連，作了反省，受了處分之後，1957年又成為反“右”鬥爭對象，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遂被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當時他已年過55歲，在北大荒的勞改人群中算是一個年齡最大者，而他麵對冰天雪地、苦寒勞瘁，竟然能夠怡情悅性，把勞動改造的生活都寫成詩詞，詩中的詼諧妙語迭出，趣味橫生。這正是聶紺弩的過人之處。
　　到了“文革”爆發，聶紺弩再次罹難。他所寫的詩，成了審判他的罪證。然而，當他被判處了無期徒刑，蹲在臨汾監獄裏時，還要絞盡腦汁把丟失的詩稿回憶起來，重新抄錄。這就再一次顯露了他的過人之處。以至後來有了《散宜生詩》出版，以至這位早年曾以雜文著稱的作家，卻在晚年以寫舊體詩而成名天下，豈不正是“暮年詩賦動江關”嘛！
　　這裏需要指出的一個關礙，就是關於聶紺弩從臨汾監獄如何提前獲釋一事。
　　因為提前獲釋，得以延續了他的生命，才使他能夠完成詩集的編撰和出版，蜚聲天下。假如他不能提前出獄，那又會是一個什麽結果呢？慘死獄中，聲名埋沒者，曆史上不乏其例。
　　聶紺弩於1967年1月在北京被捕，曾先後羈押於功德林和半步橋監獄。1969年10月，根據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發布的所謂“林彪副主席第一號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強備戰為由，被轉押山西。先在山西稷山縣看守所羈押5年，1974年宣布他犯“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移送於設在臨汾市的山西省第三監獄服刑。其時，聶公已經到了71歲的高齡。至1976年10月釋放，共在獄中苦度將近十個春秋。
　　雖說他早已看破時事，諸事都能泰然處之，然而，整天局促於陰暗囚室之中，又得受人斥責，畢竟已是一個古稀老人，何堪長期忍此艱厄！當初在向稷山縣押送途中，有個名叫包於軌的人，與聶公同銬並行，到了看守所中他們還一起切磋學問。時隔不久，包於軌就病死牢中。聶公當時的身體也已孱弱不支，幸虧“得道者多助”，於1976年提前釋放，獲準回京安置。如果在獄中再延宕一兩年，他還能生還嗎？很可能也會跟著那個包於軌去閻王殿報到了。
　　北京市高級法院曾經就聶紺弩在獄中表現狀況作過了解，檔案中存著兩份監管方麵寫的證明材料。一份是稷山縣看守所寫的，另一份是臨汾監獄寫的，所反映情況，竟然大相徑庭。

　　代押犯聶紺弩在我所幾年來，通過學習，思想有很大的轉變。其表現，每日從早到晚認真地讀毛主席著作、馬列著作，有的讀了幾遍，有的讀了十幾遍，並寫了不少學習收獲和心得。
　　聶犯確係寫了不少收獲和心得，但因管教人員變動，大部材料找不到，現找到一份可作參考。同時有兩份同號犯人對聶的學習情況的證明材料。
　　在所（其他方麵）表現也較好，從不違犯監規。
　　稷山縣看守所
　　1975年11月17日
　　
　　聶犯來我監改造時間較短，同時該犯在思想改造上還存在有差距，勞動表現一般，在監規紀律方麵表現不夠好。
　　入監以來沒有寫過改造日記，在以前寫過學習筆錄，後來一段時間也不寫了。所以法院要該犯的改造日記，無法提供。
　　山西省第三監獄
　　1976年9月4日

　　兩個單位顯然態度不同。這裏有個原因：臨汾監獄是已決犯的勞動改造場所，屬省級監獄，代國家行使強製監管，全國之內任何地方判處的犯人，都可以調到這裏來執行刑罰。而稷山縣看守所，隻是縣一級的對未決人犯的羈押處，一般情況隻關押當地拘捕的人犯。聶紺弩的身份還是北京的人犯，戶籍在京，稷山隻是代押，所以監管方對他頗為客氣，他後來在《懷監獄》一文中也曾大談監內的仁慈。這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似從皇城根下派的幹部，地方上總是要對人家高看一眼的。
　　從聶紺弩自身方麵來說，兩份材料倒可以作為他身體狀況的一個佐證。在稷山縣時，學習孜孜不倦，體質尚能對付。到了臨汾監獄，已經病弱日甚。聶公在《懷監獄》文中寫到他一次參加勞動時，獄醫發現他有病，讓他去看病，不要勞動了，他自己還說沒有病。就從這一點看，你能說他勞動不好嗎？監管方認為他“表現一般”，都是因為他年高體弱的原因。他自己有病還要勞動，也許是因為出來可以接觸陽光空氣，而在監房中蜷伏局促，老病之身會更難忍受吧。
　　出獄之前，聶公的夫人周穎到臨汾監中探看時，見他已經“步履蹣跚，神情也有些呆滯了”。出獄之初，聶公曾在詩中寫道：“十載寒窗鐵屋居，歸來舉足要人扶。”可知他孱弱到走路都要人攙扶了。如若不是提前出獄，“形如槁木”之體如何能得以滋養康複，以至在他83歲謝世前還能夠發表和出版幾十部（篇）著述呢？
　　《散宜生詩》的問世，正是閃現在聶紺弩出獄之後的一簇最粲然的生命火花。所以說提前獲釋這件事，不僅是延續了10年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桑榆之景，真正成了一輪無限好的夕陽。
　　那麽，他是怎樣提前獲釋的呢？
　　這裏還有一個戲劇性的情節。在北京高級法院正式下達了聶紺弩為“現行反革命”的判決書，被投入監獄服刑兩年之後，山西高級法院將聶列為“國民黨軍警特人員”，裁定予以特赦。1976年10月，他獲釋返京後，被安置在街道居委會，每月發給18元生活費。鄧小平聽說了此事，不禁大笑道：“他算什麽‘軍警特’呀！”
　　這件事發生在“文革”期間，的確有點蹊蹺。那種階級鬥爭“刺刀見紅”的年代，一個判了無期徒刑的“現行反革命”，怎麽很快就又變成特赦對象了呢？直到山東侯井天搜集編注聶紺弩舊體詩集時，才由一首詩揭開了謎底。這是聶紺弩寫的六句古風體詩：

　　急人之急女朱家，兩度河汾走飛車。
　　刀筆縱橫光閃閃，化楊枝水活枯花。
　　勸君更進一杯茶，千裏萬裏亦中華。

　　詩題為《贈靜芳大姐之並州》，是寫給時任山西高級法院法官朱靜芳女士的。正是這位朱女士仗義力助，使聶公得到一個意外的契機。
　　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所記述的朱家，“專趨人急，甚己之私”。聶紺弩正好用了這個典故，稱讚朱靜芳是當代的女朱家。
　　朱靜芳與章伯鈞夫人李健生，是青年時代的知交。“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朱靜芳在山西法院早已作為“右傾”人物靠邊站了，就常住北京，往來於李健生處，遂又與聶紺弩夫人周穎相識。在那種年代，即使萍水相逢，都不免會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當朱靜芳聽了周穎說起聶紺弩遭際冤獄，天各一方，焦憂無奈的情狀後，難禁激憤和同情之心，決計通過自己在山西工作的關係，設法營救聶公出獄。她為此兩度奔走臨汾，極盡周折。聶公當時作為一個年過古稀的老人，不堪牢獄之苦，已是命若懸絲，幸獲救援，提前返京，才得以死裏求生。朱靜芳如此深情大義，聶公能不由衷感念嗎？於是，他在給朱靜芳的詩中重重地寫下了這樣一句——化楊枝水活枯花！
　　這是一句飽含著淚水的詩，是悲慟的淚，是感激的淚，是慶幸的淚，是詩人真情的感發。
　　據佛教的傳統，楊枝水是複蘇萬物的甘露。我們常見民間的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總離不了淨水瓶和楊枝。史書曾記載，後趙皇帝的愛子暴病而死，高僧佛圖僧取楊枝沾水，邊灑邊念咒，死者複蘇而起。聶公借用這一佛教語，表達了他死地重生的內心感切。
　　濟南侯井天多年潛心編輯聶紺弩舊體詩，他以詩訪人，找到了朱靜芳。朱撰文回顧了她與臨汾監獄的楊獄長設法移花接木，將聶紺弩塞進特赦名單中釋放回京的過程，一時傳為美談。但在此之後，侯井天又采訪了楊獄長的妻子彭元芳，楊已病逝，監獄資料不存，彭元芳隻說是“根據政策規定”，“黨委研究決定”，聶的特赦是“不能頂替弄虛作假的”。於是，這件事就有了兩種說法。如果采信彭元芳的說法，聶紺弩獲釋一事屬於政策有依，公事公辦，並非他人營救之功，“女朱家”、“楊枝水”的美譽也就無從解釋了。直到最近我看到侯編《聶紺弩舊體詩全編》第五稿印本，仍然是兩說並存。因而，我通過檢看檔案，特將所了解的情況作如下澄清。

　　文件規定：現行犯不在特赦範圍

　　1975年國內形勢的主流是全麵整頓，毛澤東主席在早些時候就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8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在外交方麵，繼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在上海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之後，1975年12月又有福特總統來訪，會談中美建交事。也是這一年的4月，蔣介石在台灣逝世，不久蔣經國繼任國民黨主席。
　　鑒於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中央決定，寬大釋放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
　　毛澤東主席在公安部《關於清理省將級黨政軍特人員的請示報告》上批示：建議一律釋放。
　　鄧小平批示：擬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辦。縣團以上的，也照此原則辦理。
　　在實施方案中規定：對擬寬大釋放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名單，除中央已經核定的以外，應由省、市、自治區黨委審批核定；由各省、市、自治區分片或就地集中，將準備釋放人員組織學習，進行形勢和政策教育，總結個人改造收獲，提高認識，端正態度；各地由法院和公安機關共同召開釋放大會，宣布被釋放人員名單，宣布給予公民權，發給高級人民法院的裁定書和省、市、自治區公安局的釋放證；在釋放大會上由負責人講話，進一步闡明黨的政策，並說明：願意回去台灣的，可以去，並提供方便；給釋放人員每人發一套布棉衣、一套內衣、一套被褥和帽子、鞋襪、一百元零用費，並發還為他們保管的財物；按集中地舉行會餐一次，由有關負責人出席，以示歡送；組織被釋放人員在本省、市、自治區內參觀學習；對台灣和海外影響較大的人員，集中到北京，由統戰部接待，便宴一次，組織參觀。
　　1975年四季度，根據中央對國民黨黨政軍特人員一律釋放的指示，山西省成立了釋放安置領導小組，下設清理工作辦公室。除中央核定的以外，對其餘692名原國民黨縣團以上人員，省委委托省法院、省公安局共同審定。對寬大釋放人員於1975年12月1日，分別集中於太原西峪煤礦（監獄）和太原石渣廠（勞動教養場所）。集中後，由負責同誌講明集中學習的要求，學習內容包括葉劍英接見被特赦人員的講話、華國鋒（時任副總理）關於普及大寨縣的講話、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等。12月中旬召開釋放大會，集體參觀了大寨、省城市容和工廠、商店、學校。12月下旬進行遣送，由清理辦公室負責送到安置地。
　　在這批被清理遣送的人員中，沒有聶紺弩。
　　聶紺弩曆史上曾經任過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副主任，但不知屬哪個規格，至少也在縣團級以上吧。就按他是黃埔軍校二期來說，級別還能低嗎？但是，1933年他就參加左聯，隨後加入共產黨，早已經與國民黨脫離了關係，再說，他被逮捕判刑明明是“現行反革命”，並不是曆史問題，怎麽能算到“國民黨黨政軍特人員”之中呢？所以，從上述中央文件精神和山西省清理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聶紺弩是不在其範圍之內的。
　　1976年5月，由法院、公安、統戰三家聯合發了一個通知，其正文曰：

　　最近，各地經過複查，又發現在勞改犯中還有一批漏掉的和當時反動職務沒有核實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刑滿留場就業人員中也有一批這類人員，沒有清理安置。為了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對這類人員仍應按照去年全國清理工作會議精神和實施方案的規定，繼續進行清理安置。另有一些解放後陸續派遣進來，被判刑勞改的國民黨特務（縣團以上），也可以參照實施方案的規定，予以清理。至於近期（1970年以來）犯現行罪的，應按正常程序處理，不列入清理範圍。

　　按照這個繼續清理遺漏人員的通知，聶紺弩更加明確地被排除在外了。文件寫得明明白白：1970年以來犯現行罪的，不列入清理範圍。聶紺弩是1974年被北京高級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的，如果把他列為特赦的清理範圍，那不是明目張膽地違反政策嗎？這是任何一個從事這項工作的人都很清楚的。
　　然而，臨汾監獄卻正是借這次補報的機會，把聶紺弩列進了“繼續清理的國民黨黨政軍特”上報名單中。
　　檔案中尚存有當年的上報表格。

　　寬大釋放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犯人簡況表
　　姓名：聶紺弩 年齡：72 籍貫：北京市
　　何時何地因何被捕：1967年1月在北京因現反罪被捕
　　服刑時間和刑期：1974年10月判無期
　　關押單位：山西三監 身體狀況：老弱
　　直係親屬和主要社會關係：
　　妻：周穎，北京市地安門東王莊橋胡同
　　安置地點、單位和經濟待遇：北京市地安門東王莊橋胡同 北京市朝陽區家屬撫養

　　表格中“安置地點、單位和經濟待遇”，顯然是朱靜芳和周穎她們私自提供的，沒有與北京方麵進行組織聯係。表格中還清楚寫明了“因現反罪判刑”，卻竟然通過了上級部門的審查。如果沒有內部工作人員巧妙操作，聶紺弩這個名字能在層層審批者們的眼皮下溜過去，那是不大可能的。
　　釋放裁定書是山西高級法院發出的。聶紺弩離監時沒有按文件規定的辦法會餐、歡送和參觀，沒有派工作人員送往安置地，而是由他的夫人周穎直接從監獄接走的。這都表明，聶紺弩從臨汾監獄獲釋，不同於那些真正的國民黨“軍警特”人員，所以出現這樣一個例外，無疑就是朱靜芳“兩度河東走飛車”，同楊獄長精心安排的結果。
　　現在從檔案資料中查實，1976年山西“繼續清理（國民黨）縣團（以上）人員（犯人）”共56人，其中第三監獄（臨汾）的名單是：

　　縣團9名：王文厚　梁靜庵　聶紺弩　黃養農　祁永昌　王萬乘　許國棟　洪錫星　儲棋鬆

　　據朱靜芳回憶：臨汾監獄本有8名這類人員特赦，內有一人在這期間病死，所以補報了聶紺弩，實際特赦的仍是8名。彭元芳給侯天井提供的材料則說“一共特赦6人，不是8人，更不能弄虛作假”雲雲。現在我們從檔案資料查找出來的名單，包括聶紺弩在內，共是9人，可見朱靜芳的回憶還是基本可靠的。
　　
　　一個插曲：改判的判決書沒有發出

　　1975年周穎得知聶被判處無期徒刑後，曾經先後給周總理、鄧小平等領導人寫信為聶申訴。周穎一直以為這些申訴信都不過是石沉大海罷了，並不知道領導作過批示，而且北京市高級法院還作了複審改判。甚至，聶紺弩本人直到臨終，也不曾知道他的刑期還得到過一次由無期改有期的“恩惠”。現在我們才了解到，申訴信通過胡喬木批轉給當時主管政法工作的華國鋒，華國鋒作了批示，北京市高級法院遂議定，將聶的無期徒刑改判為有期徒刑15年。但是，時因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風雲影響，兼之周恩來總理逝世的原因，這個改判的判決書遲遲未能發出。直到1976年底，北京高院才決定要宣布改判的判決書，而聶紺弩已在此之前獲釋回京。北京高院得悉聶已獲釋，這才發函詢問山西方麵：釋放他根據什麽事實？理由何在？山西高院例行公事，作了如下回複：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來函已收到。關於釋放聶紺弩，並給予公民權的問題，我院是根據清理原國民黨縣團人員的指示，給予寬大釋放的。至於原判罪惡事實，請你院查聶紺弩的原檔案為盼。
　　1977年4月22日

　　
　　這種陰差陽錯的事情，在政法機關是極為罕見的。被稱為“刀把子”的專政機關，執行怎樣的方針政策，是由上麵規定的，而從司法工作人員自身的工作態度來說，無不嚴謹審慎，莫敢稍有疏忽。寬大釋放國民黨黨、政、軍、特人員，是中央部署的統一行動，北京高院當然會熟知相關政策，如果聶紺弩真的屬於規定的特赦對象，何苦還去複審改判他的案子？這一插曲足以佐證，聶紺弩的特赦出獄，連原判機關北京高院都是始料不及的。這也是本案又一蹊蹺之處。
　　好在時間已經到了1976年的年末，中國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華國鋒登上領袖地位，全國正在緊跟華主席，揭批“四人幫”。聶案的申訴，正是華國鋒親自批示的，自然是沾了聖澤，北京高院也就順水推舟，默認了山西高院的釋放裁定。
　　問題在於臨汾監獄提出釋放聶紺弩的報告之時，並不知道政治形勢將會怎樣變化，當時也並不知道周穎的申訴轉至何處，哪位中央領導作出了批示。釋放聶紺弩確是冒了極大的政治風險的。
　　聶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是“攻擊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凡經曆過“文革”的人都會清楚，那就是百分之百的“階級敵人”。如此現行重犯，竟然混進了寬大釋放的名單，竟然在原判機關渾然不知的情況下提前釋放，如果認真追究起來，山西司法機關難辭其咎，所牽涉當事者也難脫幹係，會被定為“反革命”連坐之罪吧。
　　
　　獲罪卻因直如弦

　　追本溯源，我們再來看看聶紺弩案的審訊和判決情節。這絕非筆者有意玩弄什麽文學技巧。其實，我在查閱聶紺弩檔案之初，僅僅是為澄清核實有關他如何獲釋的一些撲朔情節，並沒有想到要寫更多的東西。為聶公出獄而奔走的朱靜芳女士，與我既是同仁，也是文友，由於她的事跡引起我查尋聶的檔案，《解開聶紺弩出獄之謎》也就成了我寫聶的第一篇文字，所以放在了前麵。至於檔案中竟會有那麽多的珍貴資料發現，全然出乎意料。而且，檔案材料種種，並非在一處存放，後麵的內容，都是邊查找，邊發現，邊整理，陸續寫出的。
　　當我翻閱著那一頁頁原始材料的時候，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激動，因為那是一段真實的曆史記載，而這段杳無人知的曆史幾乎要永遠地埋沒了。我立刻感覺到了這份檔案資料的珍貴價值，那種興奮的感覺，幾乎像考古學家無意間掘出了一座古墓一樣，如果不被發現，很難說它還要沉埋到何年何月，甚至永遠消逝。
　　“文革”中判處“現行反革命”之類的案件，判決書的表述一般是很簡短很含混的，有些完全是扣“帽子”、打“棍子”的簡單粗暴的做法。在那些簡單的幾句判詞背後，往往會隱匿著一串荒誕的故事。
　　司法機關的檔案，有正卷與副卷之分。正式定罪判刑的審判筆錄和證據材料，存在正卷中；另一些材料，包括沒有作為正式證據使用的原始材料，司法機關的內部報告和領導人批示等等，存在副卷中。此外，往往還有一批被認為與案件本身無關，或者由於其他原因不收入卷宗的材料。副卷是比正卷更加保密的部分。不入卷的材料中，往往也有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卻很容易被銷毀和散失。現在，我們首先從聶紺弩訴訟檔案的正卷入手，然後逐漸觸及副卷中那些已經解密的材料，進而搜尋一些幾乎散失的其他材料。這樣做就仿佛考古發掘，把那些珍貴之物一件一件地逐漸清理出來。
　　聶紺弩究竟是因為什麽樣的問題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呢？是怎樣的罪狀，竟至於被判處了這種僅僅低於死刑的無期徒刑呢？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的判決書是這樣陳述的：

　　現行反革命犯聶紺弩，男，71歲，湖北京山縣人，破落地主出身，自由職業者成分。原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員，住本市西直門內半壁街35號。1957年定為“右派”分子，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1967年1月25日，因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
　　聶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對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極端仇視。經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極其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製度，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並大量書寫反動詩詞，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
　　經審理，上述罪行證據確鑿。
　　聶犯一貫堅持反動立場，屢教不改，猖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罪行實屬嚴重，應予嚴懲。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第十條第三款及第十七條之規定，依法判處現行反革命犯聶紺弩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如不服本判決，可於接到判決書的第二天起10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在聶紺弩的判決書中，實際給他定罪的是兩條：一是“經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極其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二是大量書寫“反動詩詞”，為胡風、丁玲等鳴冤叫屈。第一條是言論之罪，第二條是寫詩之罪。
　　“言論罪”的要害是“極其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1967年1月，“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奪權的高潮階段。奪權風暴首先從上海開始，毛澤東主席批準了上海造反派的奪權，並發出了全麵奪權的號召，如火如荼的奪權風潮迅猛席卷全國。與此同時，由於奪權引起的派性鬥爭導致形勢複雜化。針對這種形勢，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即《公安六條》。其第二條規定：“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文革”中作為“左派”出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說：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損害，一個字的損害也不行。所以，就有因為把“毛”字倒過來寫而成為“現行反革命”的。
　　《公安六條》正式行文是1967年1月13日，聶紺弩逮捕日期是1967年1月25日，僅相距12天，顯而易見，正是根據《公安六條》的第二條，聶紺弩以有“攻擊誣蔑”的“現行反革命行為”而被捕的。
　　“無產階級司令部”亦即“毛主席司令部”，除毛主席本人，還有林彪、江青等都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聶紺弩是怎樣“汙蔑”這個司令部的呢？由審訊筆錄可以大略得知其內容。

　　1972年12月3日
　　審理公安局控告反革命犯聶紺弩一案
　　開庭時間：10時0分
　　開庭地址：山西省運城地區稷山縣看守所
　　受審被告人姓名：聶紺弩
　　性別：男
　　年齡：71歲，1903年1月28日出生，屬相虎
　　家庭出身：破落地主（城市平民）
　　本人成分：自由職業
　　民族：漢
　　宗教信仰：無
　　籍貫：湖北省京山縣
　　住址：西直門內前半壁街35號
　　文化程度：大學
　　工作機關、職務、級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人員，行政13級，原9級
　　參加過什麽黨派團體：1923年參加國民黨
　　曾在何時何地受過審判和法律處分：1957年劃為“右派”，1961年摘帽
　　家庭成員：妻 周穎，退休，原全國政協委員；女 聶海燕，歌舞劇院工作
　　問：你何時到公安局？
　　答：1967年6月25日。
　　問：為什麽？
　　答：犯了罪。
　　問：哪方麵？
　　答：主要是汙辱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對被劃為“右派”不滿意，主要是對機關領導不滿意就表現出來，對毛主席也有傷害的地方。
　　問：以什麽形式表現的？
　　答：我做了些舊詩，詩中包含了對毛主席不敬重的地方，在下放到北大荒時我歌頌勞動，同時說明這麽多勞動好的人都劃為“右派”，認為毛主席有不民主的地方。
　　問：（出示證據）是你寫的吧？
　　答：是。
　　問：為什麽寫這些？
　　答：我以前並不會做詩，情緒壞了就開始學做詩，對個人不自由不滿意，有時候就用詩表現出來。
　　問：你接觸的人有哪些？
　　答：就二三人，都是右派，有吳祖光，黃苗子，感到這些人懂得我的心情，說得到一起。還有陳邇冬，師大的鍾敬文，還有戴浩……
　　問：接觸中散布了什麽觀點？
　　答：在“文革”初期自己不懂得，不理解，認為毛主席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還說過劃右派，等於在人的臉上刻了字。
　　問：用曆史人物比喻過嗎？
　　答：說過如《水滸》上（林衝）的麵上刻字一樣。
　　問：對黨的民主怎麽看法？
　　答：把劉（少奇）和彭羅陸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說成是反革命，不理解，我們這些人都認為毛主席站在黨之上，不民主。
　　問：對毛主席還有哪些看法？
　　答：我對毛主席有埋怨的地方，認為毛主席不民主，沒有為我申冤，但同時也認為毛主席很偉大，領導這麽大的國家。
　　問：你對毛主席身體說過什麽？
　　答：聽別人說過。說江青的話，也是聽別人講的。
　　問：你用講曆史攻擊過現實嗎？
　　答：我講過唐太宗肚量非常大，這不是什麽好意思，也沒有攻擊毛主席的意思。
　　問：你講過《聊齋》故事嗎？借以諷刺現實。
　　答：我研究過《聊齋》，我是搞古典小說的，談論過，沒有進行攻擊。
　　問：公安局找你談你交代的都是事實吧？
　　答：是事實。
　　問：以前你交代的材料有沒有要補充的？
　　答：都是事實。
　　問：對你的問題怎麽認識？
　　答：自己有反動思想，我對毛主席是犯了罪的，我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人過去有意見，現在認識到不是他們，主要是我走向了反動。我現在的精神麵貌與在北京關押時不一樣了，因為想通了，所以精神也好了。
　　問：（政治教育）判你刑有什麽說的？
　　答：沒什麽說的，我的罪都是事實。

　　這個審訊，是非常簡短的。大概是因為案子是由北京市法院審的，人卻關押在山西稷山縣，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辦案人員跋涉而來，實屬不易；而且，這個“現行反革命”案已經是板上釘釘的，無須更多審理，隻是走走過場而已。“文革”中曾經“砸爛公檢法”，取消了法院、檢察院，到1972年才恢複法院。這次對聶紺弩的審訊時，法院剛剛恢複不久，由公安局直接向法院起訴，程序是極簡單化的。問曰“公安局找你談，你交代的都是事實吧”，答曰“是事實”，這就夠了，按照公安機關偵查預審的材料就可以直接定案了。[www.ideobook.com]
　　公安機關向法院提供了什麽樣的材料呢？下麵是聶紺弩在公安局預審時的部分口供的摘抄。

　　1967年2月18日預審口供：
　　我寫詩發過牢騷，這些詩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政協紅衛兵抄去了，我也燒了一部分。主要是對自己的處境和別人的處境不滿，指的是胡風、馮雪峰。
　　
　　1967年5月17日預審口供：
　　我是1962年回京的，以後有來往的有黃苗子、戴浩、向思賡、陳邇冬、鍾敬文、蕭軍、王次青等人……
　　
　　1967年7月13日預審口供：
　　在我劃“右派”以前對毛主席沒有什麽不好的看法，總覺得自己不“右”，對劃為“右派”想不通。我在文藝界對周揚、王任叔有看法，但我懷疑毛主席領導的這次運動是否正確，我懷疑毛主席是不是搞個人崇拜。是毛主席在搞個人崇拜，不是別人在搞，我沒有材料根據，我認為他偏重於搞個人崇拜。我沒有什麽根據，隻是從我個人的遭遇而想到的。
　　我們一次運動把一些人劃到圈外去，一次運動把另一些人劃到圈外去，這樣圈子越來越小。
　　圈子越來越小的實質，我沒有研究過，如果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我認為是毛主席在這樣搞的。
　　這些話可能對戴浩和向思賡講過，因為他倆到我家去得最多。
　　我認為黨內民主少，甚至獨裁。我認為在黨內某些負責人說話也沒有自由，隻有毛主席有說話的自由，毛主席說了算。對誰說過，記不起來了。
　　我認為給“右派”戴上帽子，和宋朝給犯人臉上刺字是一樣的，在形式上是一樣的，戴上“右派”帽子以後，別人不接近他們，隻好“右派”找“右派”，到了一起談不出什麽好的，就是發牢騷，找不是“右派”的人談話，人家有戒備，所以找“右派”談話，我認為是人生的樂事，物以類聚嘛！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點的火，我認為和“火牛陣”一樣，毛主席是田丹，紅衛兵是牛，毛主席用紅衛兵衝垮彭、陸、羅、楊。彭、陸、羅、楊認為黨內不民主，我也有相同的看法。
　　我認為毛主席很會利用群眾對領袖的崇拜心理，在這個心理下麵，集中一股力量，衝垮敵人。
　　我對毛主席的身體健康是有懷疑的，我看到謝、胡到中國訪問時和毛主席照的照片，照片上看毛主席身體不怎麽好。
　　聽到宣傳毛主席身體健康，我認為沒有必要，沒有必要拿毛主席身體健康做宣傳。
　　
　　1967年7月17日預審口供：
　　我自己有不少的民主主義思想已很久了，我以這思想看待毛主席、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都是錯誤的、反動的。由於我被劃為“右派”以後，我領會了被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更覺得民主是可貴的，所以覺得毛主席不民主，黨內黨外不民主，搞個人崇拜。我接觸的都是舊的知識分子和舊民主人士，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黨內的事，黨內人員都要求民主，所以逼迫毛主席，是民主還是不民主，要毛主席表態，所以毛主席用大民主的方法來回擊要民主的人。我隻知道要民主，而沒有認識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防“修”反“修”問題，通過學習，我認識到我是不當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的看法全部錯誤和反動，我要很好的改造自己。
　　我聽人家說，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談戀愛，有男女關係問題，後來我也對別人講過。我和誰講記不清了。
　　我是聽戴某說是羅某的女兒說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長接近。
　　
　　1967年10月14日預審口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認識一個叫戴某的醫生，他給我講，羅某女兒和他講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這句話主要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進行人身攻擊，我對別人也講過。
　　在“文化大革命”前幾個月，我和王次青講過，張國燾在重慶出版一本書叫《紅色舞台》，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我把攻擊內容對王次青講了，並說明現在中央領導不民主。
　　我給戴浩講過一個故事，漢朝時，大臣晁錯向漢武帝建議將各地方權力集中到中央來，漢武帝果然這樣做了，後來引起各地方造反，漢武帝將晁錯給殺了。我編過這個故事。主要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是反革命性質的問題。

　　在聶紺弩被捕後的10個月時間內，北京市公安局對他進行了多次提審。隨後，政法機關自身發生內部造反和外部衝擊，辦案處於停頓狀態。1967年奪權風暴中，北京市公安局一度被北京政法學院造反派接管，接著實行軍事管製。1969年10月林彪發布加強戰備的“第一號令”，聶紺弩被轉移到山西稷山縣看守所關押。隨後，發生了“林彪事件”，政治形勢風雲突變。直到1972年6月，公安機關才將聶案起訴到法院審理。一審法院於1972年12月進行了一次審訊，又遷延一年半才作出判決。最後判決的依據，實際就是聶紺弩在預審中供述的那些東西，一部分是詩，一部分是言論。
　　無論是聶紺弩的詩，或是他的言論，都隻限於他與朋友之間的思想交流，即便是具有對他人“攻擊”和“誣蔑”的內容，也並不能構成法律上的責任，更不成其為刑事犯罪問題。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踐踏法製的特殊時期，那個時期的案件是無法按照正常的法律理念去解釋的。“思想罪”、“言論罪”這種迫害有識之士的冤獄，曆來隻有在高度集權、完全扼殺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政治背景下，才能製造出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全國進行了對冤假錯案的全麵複查，其中數量最大的一類案件就簡稱為“惡攻”案，全稱應為“惡毒攻擊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案”。從相關資料可知，“惡攻”類案件涉及十餘萬人眾。諸如寫錯一個字，說錯一句話，唱錯一句歌的“現行反革命”比比皆是。有的因為誤將報紙上的毛主席像撕破了，有的拿報紙墊屁股坐時正好坐了毛主席像，這些都能定罪為“現反”案。在十餘萬同類案件中，聶紺弩算得上是一個高級的“反革命”了，他有那麽多的詩，那麽多的言論做罪證，要比其他的“現反”案質量高得不知多少倍了。
　　從審訊情況看出，聶紺弩頭腦是清醒的，胸懷是坦誠的，思維是睿智的。他不隱諱自己的觀點，不隱諱自己對1957年“反右”鬥爭的不滿，也不隱諱對毛主席的所謂“汙蔑”。他認為自己是基於民主主義思想，反對不民主的領導，反對個人崇拜。他說“文化大革命”是“用大民主的方法回擊要民主的人”，這是他對當時政治形勢的一種頗為獨到的見解。他用西漢晁錯的典故譬喻林彪，表現了深邃的政治預見和智慧。他對於毛主席健康問題的言論也是篤實而坦誠的。他表示要改造自己，是因為認識到自己是“不當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話幽默得讓人噴飯。
　　法庭和監獄，被馬克思稱之為國家機器，毛主席說那不是什麽仁慈的東西。尤其是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一說到那些地方，就讓人毛骨悚然。當事人受到審訊的時候，會做出形形色色的表現，有膽戰心驚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死頂硬抗的，有見風使舵的。有的人遮遮掩掩，推三阻四，事實擺在麵前也不敢說個“是”字；有的人為了立功贖罪，恨不得把肚子裏知道的事情一盆水倒出來，沒有的事情還要東拉西扯、檢舉揭發、胡編亂造。一個人的修養和氣度，任何場合都能顯示出來，尤其是在厲聲厲色的審訊麵前，鎮定自若、從容對答的人並不多見。
　　聶紺弩這個“現行反革命犯”是當之無愧的，對於指控他的“犯罪事實”，全部供認不諱。他既沒有頂牛對抗，推脫責任，也沒有低頭認罪、痛改前非，表現了他長期養成的那種傳統的讀書人的品質。他是一個富有智慧和理性，操守篤固，耿介特立的人，即使到了囚犯中，仍然有著一種鶴立雞群的姿態。
　　
　　禍端釀成從頭說
　　
　　《聶紺弩全集·附錄·聶紺弩生平年表》中，關於聶紺弩1967年的事是這樣寫的：

　　預窺風雨將臨，兩次去信囑胡風毀去贈詩，自己也將贈詩撕毀。1月13日，中央公布《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毛澤東、林彪者即以“現行反革命”罪懲辦。1月25日晚，在東直門外新源裏寓所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投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監獄。逮捕具體原因不詳，並因無正式法律手續，家人很長時間無法知其關押地點。

　　在這一段記述中，前麵既然提到《公安六條》，又明確說了“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後文卻又說“逮捕具體原因不詳”，這是不是文字表述的矛盾呢？行文似乎矛盾，而實際上頗有可推敲的內容。
　　聶紺弩被逮捕的原因是清楚的，他是如何構成“現反”罪的，判決書上已經言之鑿鑿。但是，在未行逮捕之前，專政機關是如何掌握聶紺弩的“罪行”的，為何一俟《公安六條》發布，此人即刻成為目標？這就是“具體原因不詳”的疑竇所在。
　　現在通過檔案材料的佐證，這一問題大體可以水落石出。至少是從1962年9月起，聶紺弩就成了專政機關監視的對象。
　　1962年是一個政治形勢錯綜複雜的年頭。國內嚴重的經濟困難還沒有過去，同時麵臨著嚴峻的國際局勢。中蘇關係惡化。美國加緊了侵越戰爭，威脅中國邊防。在美國的支持下，台灣蔣介石政府圖謀“反攻大陸”，準備竄犯東南沿海地區。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幹部隊伍中發生了甚為普遍的消極腐化問題，農村中的封建迷信、會道門活動隨之泛濫。國內的不安定現象，當時表述為“地富反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破壞活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一提抓階級鬥爭，公安機關當然是充當急先鋒的，檢察院、法院也須緊緊跟隨。我們從蘇聯移植過來的這種體製，公、檢、法同屬專政機關，理論上是互相配合、互相製約，實際上配合是實，製約是虛，慣用語叫做“一個拳頭”。尤其是“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種體製中還有個特別之處：公安局長是黨委的常委，代表黨委全麵領導政法工作，而那時法院院長的規格要低一個等級，實際上形成了警察機關領導司法的格局。當然，階級鬥爭的擴大化不能歸咎於政法機關，他們隻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忠實的執行者。他們必須充分運用專政的手段，狠狠打擊“階級敵人”，維護國家政權的穩定，這是他們的神聖職責。尤其是公安機關，處在對敵鬥爭第一線，神經特別敏感，眼光特別銳利。在“堅決打退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這樣的號令下，公安機關決不怠慢，於是，許許多多的“階級敵人”都落入了天羅地網。
　　聶紺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作為“階級敵人”進入了專政機關的視線。當聶紺弩本人完全不知，也不可能覺察的時候，他的寫作和言行都會隨時隨地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中。
　　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遞給公安機關的報告。報告提供人可能是一個國家機關的幹部，此人經常在聶紺弩家中走動，他積極配合了公安機關的工作。這份報告開始是這樣寫的：

　　我昨天去找了聶，與他“暢談”了一陣。
　　下午，我帶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賡，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聶處。我打算約聶外出，如果他不願外出，那就去他家裏喝。去時，聶一人在家寫詩。我提出了邀請，聶很幹脆地答應了。傍晚時，到西苑餐所後，聽聶的安排，在露天座裏喝酒，等到晚8點吃夜宵。於是第一次買了火燒、炸蝦、豬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沒有主動提出什麽。等到酒幹了半瓶之後，聶已酒酣耳熱，他單刀直入地展開了一場反動的談話。向思賡在旁邊不時幫腔。興致非常好。再加叫了兩樣冷菜，聶更要吃熱菜，又叫了。直談到夜宵上市以後。
　　吃完夜宵後，步行到動物園附近，聶叫了人力車，同往他家，在那裏又聊了一陣。
　　一個晚上我得到了一點東西，破去不少鈔，總算起來在20元以上了。
　　茲將他的談話，盡最大可能真實地記錄下來。

　　從上麵這個報告前言來看，此人有意刺探情報，拿了好酒請聶紺弩，以使他“酒後吐真言”，把“反動”思想暴露出來，這具有明顯的引誘的性質。報告專門加了一句說“破去不少鈔”，意思是“得到了一點東西”（得到了聶的“反動”言論）來之不易嗬！在那個年代，中級領導幹部的月工資也隻有一百多元，普通幹部月工資不過幾十元，如大學本科畢業工作轉正後為22級，北京工資為56元。一頓飯花去二十多元，實屬高消費了。把消費寫到報告中，既是表功，又像是有意要求領取活動經費。當然，時隔數十年，人事更迭，當事者多已不在人世，我們現在很難去了解更確切的情況了。
　　這份報告中關於聶紺弩那天晚間的談話內容，共寫了10頁，主要是針對毛澤東主席的不滿言論。其中談到1957年的“反右”鬥爭問題，聶如是說：

　　現在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非解決不可。究竟是我們不對，還是他們不對，這問題非解決不可（敲桌子）。不解決呀，什麽革命，什麽民主，什麽馬克思主義，什麽邏輯，形式邏輯都講不通，都要破產！批評一個人事處長的小幹部，你就說他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這說得通嗎？“反”字，這麽容易扣呀！這樣被搞成“右派”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他們是想推翻你這個政權嗎？就根據他們自己的說法，也不是說他們想（與共產黨）平起平坐。想當副總理，可是人家想當的副總理還是你這個政權的副總理呀，他們並沒有要推翻你這個政權。你要殺人，你就殺吧，但是殺了以後怎麽辦？章伯鈞一開始的時候就說：“隻要對國家、對大局有好處，你們要借我的頭，我也很願意。”要借我（聶紺弩）的頭，我也願意，可是我話還是要說的。（著重，聲激憤）現在搞成什麽樣子，他們要負責，全國都要負責，隻有我們不負責，隻有我們！（手指連敲桌子）我們什麽都說了，我們不負任何責任。要是照我們的意見，哪會弄到今天這種樣子！
　　他們不認錯，行不行？不行！現在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民主與科學的問題。你不解決這個問題（指“反右”），民主與科學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什麽辦法也沒有。
　　他們當然不想解決，也不願意解決，但是形勢逼得他們非解決不可。對個別的人，他們還是要解決的。聽說高汾（《大公報》社）的老婆已經恢複了黨籍，先前還不是讓她和我們一起勞動改造？問題總是要解決的。當然我不好說是今年，還是明年，還是後年。這不是幾個人的事嘛，這是45萬人的事，45萬！這一定要有一個交代。是他們錯了，還是我們錯了，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決不可。一個一個解決，絕對不能解決問題。你就把馮雪峰、我聶某人的黨籍恢複了，恢複原來的職位，還讓馮雪峰當“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我當副總編輯，並且賠償我這幾年來的工資，也不能解決問題。就算他們讓我當文化部部長吧，這總算滿足了我最高的願望了吧？我也不能幹了，我也不幹了。我們去幹了，那一班現在爬上去的人怎麽辦？他們本身沒有什麽錯，他們因為執行你的方針政策上升了，你叫他怎麽下來？這就是現在的根本問題。把一些老的科學家，老的幹部都打下來了，讓一般幹不了的人上去，他們什麽也搞不好。一切事情就是這個樣子，把馬寅初打垮了，你替馬寅初寫墓誌銘，隻要寫“公諱寅初”這幾個字，就比那些不知名的來得響亮。人家可以把學校辦好，他們那一般混蛋就沒辦法，你要不要科學？這個問題一步一步地逼來了，非根本解決不可。
　　我們這些讀書、寫文章的人，過去都有一個錯誤的看法，以為我們不懂得政治。其實現在懂得政治的隻有我們……（聲音激越）瞧吧！我們懂得辯證法，我們相信辯證法，封建主義總是要進棺材的。

　　報告後麵的落款為“1962年9月12日下午”。
　　報告所錄聶紺弩關於“反右”問題“非解決不可”的談話，現在看來，聶紺弩似乎過於激動，尤其酒後，出言未免失控，但他滿含著憤慨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某些觀點，不失為犀利而深刻的理性判斷。“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終於對“反右”問題作了全麵糾正，回頭看去，應該說聶紺弩當年的言論是富有政治預見性的。
　　聶紺弩當時所說的解決問題，不是要求為自己平反，也不隻是為錯劃“右派”的人恢複黨籍、恢複工作。他說的是要分清誰是誰非，是要從民主和科學的高度上解決問題。
　　1957年的“反右運動”，致使五十多萬人被劃為“右派”。聶當時說“45萬”，數字還說少了。在那種極“左”的政治運動中無辜遭受挫傷的，如聶所說，有像馬寅初那樣的老學者，也有像那個“批評人事處長”就被戴上帽子的年輕人。尤其是血氣方剛、富有才華的青年知識分子，占了“右派”的大多數。1959年至1964年，中央就曾先後分五批摘掉了約30萬人的“右派”帽子，但是，用聶紺弩的說法，摘帽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直到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之後，在沉痛的曆史教訓的反思中，才開始了對極“左”路線的政治清算。
　　1978年4月，中央做出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隨後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聯合下發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實施方案規定：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準予以改正後，恢複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分配適當的工作，恢複原來的工資待遇，但不補發工資。生活有困難的給予必要的補助。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複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當撤銷開除團籍的處分。
　　為“右派”摘帽工作，到1980年宣告結束，共改正錯劃“右派”54萬人。
　　聶紺弩關於解決“右派”問題的言論，發表在中央決定的十幾年之前。他的言論在當時是政治上絕不允許的，當然是要被視為“反動”的東西，要被列入打擊對象的名單中的。
　　大約從1962年9月以後，聶紺弩的寫作和他的言論就被公安機關通過不同渠道頻頻搜集上來，而且多次被摘編報送高層領導。1964年12月專政機關的簡報上就以“聶紺弩反對文藝界整風，惡毒攻擊毛主席”為題，編報了聶的言論。
　　有關負責人曾先後對聶的問題作過批示：

　　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嚐嚐。
　　
　　聶對我黨的誣蔑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係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要繼續了解聶的情況，並調查他的曆史，做好處理的準備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各行各業都有不少人被捕或關押，但聶紺弩的情況與別人不盡相同。他不是紅衛兵揪出來的，不是抓叛徒、特務、走資派抓出來的。他的被捕，非出偶然，公安機關盯梢已久，鐐銬是早就為他準備好了的。《公安六條》的發布，可以說是“明因”，也是“後因”；本文所說的，是至今鮮為人知的暗因和前因。
　　聶紺弩一直都認為，與他交往的都是“右派”朋友，是物以類聚，他們在一起談心是“人生一大樂事”。然而，他完全沒有想到，舉報他的人，很可能就是與他過從甚密的文藝界人士，很可能就是他的“右派”朋友圈子內的人。嗚呼，中國的傳統文化真是一鍋大雜燴菜，要肉有肉，要素有素。
　　譬如說，既然有一種獻身文化，也就會有一種保身文化。中國的讀書人，大都深受大義獻身精神的浸染。正如魯迅說過的，“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聶紺弩就屬於這樣的人。靈魂裏深存大義，性情便是耿介正直的，這就容易忽略明哲保身的道理。而那些很通透保身哲學的人，大都是一些假文化人，他們為了保全自身，往往不惜出賣朋友。讀書人對於混淆在朋友圈子內的假讀書人，往往缺乏戒備，結果讓他充當了偵探的角色，朋友們私下言談被統統告密，直至禍在旦夕而仍無知覺。
　　特別是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時候，飯後茶餘的笑談戲語，一經告密，都會上綱上線，無意之間就會被置於死地。聶紺弩這裏就有兩個例子，都是因為一半句閑話，被抓了辮子。
　　關於說林彪和江青有什麽曖昧關係的話，誰也不會相信這種荒誕無聊的閑言，無非是有人對林、江政治上不滿而信口說出來的。聶紺弩在和朋友們喝酒時，把他聽到的這閑話說給大家當個笑料，解頤開心而已。結果被告了密，變成“攻擊和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頭等重罪。在此之前，雖然聶紺弩已有很多言談和詩作被舉報，雖然他已被列入準備打擊的對象，但公安機關並沒有動作。等到閑話林、江關係這個報告上去之後，立刻成了火候。逮捕令的正式發出，一是碰上了《公安六條》頒布，二是這句閑話起了關鍵作用。
　　1965年11月2日晚，聶紺弩、張友鸞等多人，合請香港《大公報》來京的陳凡，在聚豐園吃飯。席間，周紹良問起香港商務印書館能否出版內地寄去的稿子，陳說他不清楚，但知道他們人少，編輯工作忙，出書慢，錯字多等等，這時聶紺弩說：“我托你辦一件事好不好？”陳問：“什麽事？”聶笑著說：“給我到‘香港商務’搞個編輯做做。”陳笑說：“兄弟人微言輕，此事不見有效。”聶又說：“你說說看嘛！”陳笑說：“說說可以，隻怕商務方麵當作耳旁風而已。”聶、陳這麽兩句對話，立時被舉報，領導機關就認為聶有“叛逃”的危險。本來是酒飯間隨便說說，那種時代想去香港哪有那麽容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那些年，廣東有很多少男少女想偷渡去香港，被從海上抓回來辦學習班，也有不少人泅水被海浪吞沒了。聶紺弩既知不能辦，就不該提這話頭，結果被告發，被認為他是對社會主義不滿，想外逃叛國，於是加強了對他的監控。
　　古人早就說過：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又有道：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詩獄最是莫白冤

　　法院的判決書認定，聶紺弩“大量書寫反動詩詞”，收入檔案的這方麵的“罪證”也確實夠大量的。大略估計，包括聶紺弩的手稿、舉報人抄錄件及辦案機關報告中引用的篇什，共有詩詞二百餘首。
　　中國的詩，從《詩經》就有“詩無達詁”的說法。因為詩是一種極精煉而含蓄的文學藝術形式，其含義不是簡單明了地浮在字麵上。每一首好詩對於不同的對象，在不同的情境中去賞讀，都會產生不同的感受，所以很難做出一種確切的解釋。很多名作，多家注釋，見仁見智，各抒所見。就說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這首詞，寫得何等雄渾豪邁，但當初在重慶發表時，就曾被人惡意曲解。聶紺弩其時在渝，為駁斥對毛詞的謗傷，也步毛詞原韻填了一首，其中有句雲“豈懼文工曲意雕”。
　　為了說明解詩如何要緊，不揣累贅，姑且引述一下李白的三首《清平調》的故事。那三首詞是為楊貴妃寫的讚美詩，其第二首曰：“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詩中描寫楊妃是一枝滴露凝香的鮮花，傳說中襄王見到的巫山神女都比不上她的美麗，曆史上也隻有漢宮中趙飛燕的新妝嬌態才這麽可愛。李白為了取悅皇帝的寵妃，幾乎用足了他的藝術才能，楊妃開始非常喜歡，把李白的詩配了音樂反複歌唱。問題出在高力士從中調唆。高力士因為李白醉中讓他脫靴一事，深以為恥，借機雪恨，便在楊妃麵前說：李白這小子竟敢拿飛燕來比擬娘娘，試想那趙飛燕的所作所為，什麽下場，詞中這樣比附是什麽意思呢？楊妃一想也真是，趙飛燕在漢宮日事蠱惑，致使漢帝無嗣而暴崩，後來飛燕被廢為庶人，自殺而死，李白真是不懷好意啊！嗣後，楊妃就向唐明皇進說讒言，李白遂不受重用，被賜金放還。[www.ideobook.com]
　　詩無達詁，最怕人解。詩能解出正麵的意思，也能解出反麵的意思。
　　聶紺弩寫詩成為他“現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狀，解詩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公安機關得到聶紺弩的許多詩稿後，呈送至領導處，領導肚子裏可沒有那麽多墨水，哪裏能看懂聶紺弩的詩呢？連字句都讀不下來，怎能知道它是不是“反動”呢？於是，負責人批示說：“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的意思，若幹典故也要查一查。”
　　領導這麽一批，下麵的人就想：去找誰來解釋呢？光有文學修養還不行，還得政治上可靠呀！這人可就難找了，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的人，不是“右派”、“右傾”，就是落後分子，恐怕一個個都已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還有幾個靠得住得呢？最妙的法子還是讓舉報人來解釋吧，誰舉報、誰提供的這些詩稿，就讓誰來解釋，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你既然舉報人家寫反動詩，你就有義務解釋清楚那詩反動在哪裏，對吧？這個辦法還真行，於是乎，聶紺弩的“反動詩”就加上了解釋。
　　茲將檔案中的聶詩並解釋，選錄十首如下：

　　一、鋤草
　　
　　培苗每根草偏長，鋤草時將苗並傷。
　　六月百花初嫵媚，漫天小咬太猖狂。
　　為人自比東方朔，與雁偕征北大荒。
　　昨夜深寒地全白，不知是月是春霜。
　　這首詩是聶在北大荒的作品。大意是：在一個大雪深寒的晚上，他想家了，同時他想到了他離家的原因是“反右”鬥爭中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認為1957年6月正是“百花齊放”的方針開始得到貫徹的時候，展開了“反右”鬥爭，放出了漫天的蟲子，損壞了這些鮮花。他自己是一枝香花，不是毒草，也像是漢朝時候善於諷諫的滑稽的東方朔，現在又被戴上“帽子”送到北大荒來了。
　　最後兩句，他是從雪夜引申到月夜，而用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一詩的意思。
　　
　　二、看駒口號
　　
　　牛馬走為太史公，此銜於我馬牛風。
　　九方牝牡驪黃外，一笠斜陽短笛中。
　　舊是牛倌居四等，新來馬號守三龍。
　　呼牛呼馬從君好，隻此微勞歎貌窮。
　　這首詩作於北大荒。大意是：從前司馬遷自稱為“太史公牛馬走”，這個頭銜於我有什麽相幹呢？可是我今天確實在為牛馬奔走。現在那些自稱能識拔人才的人物（善相馬的九方皋），賞識的都在牝牡驪黃（一般皮相）之外，於是我便“一笠斜陽”當個看駒的了……古人說：呼我為牛便為牛，呼我為馬便為馬。算了吧，隨便你們把我的命運怎樣安排，我都莫可奈何。我這樣渺小的人物，隻能有這點看駒的微勞。
　　
　　三、冰道
　　
　　冰道銀河是又非，魂存瀑死夢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練能裁幾件衣。
　　屋建瓴高天並瀉，橇因地險虎真飛。
　　此間多少降龍木，月下奔騰何處歸。
　　這首詩作於北大荒。前麵六句是描寫利用冰道運送木材。問題是最後兩句，大意是：當年為了保衛大宋江山，楊家將費了許多勁，去找降龍木，降龍木這種寶貝在北大荒這裏卻有的是。意指在那裏勞動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這月色茫茫的夜裏，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們將滑到哪裏去呢？
　　
　　四、魯智深
　　
　　何處何人有禍災，灑家未肯挺身來？
　　獨撐一杖淩天下，隻為三拳上五台。
　　匹婦匹夫仇不複，為雲為雨淚誰揩？
　　桃花村自師經後，萬樹桃花燦爛開。
　　此詩大意是：我平生像魯智深那樣，路見不平就挺身而出，現在我不幹了。一根禪杖橫行天下，隻因為抱打不平，三拳打死鎮關西，才上五台山當了和尚（到了北大荒）。任何人都是不能忍受屈辱的，受了屈辱總是朝夕不能暫忘的，複了仇才能痛快。隻有像魯智深在桃花村醉打小霸王周通那樣，才能皆大歡喜，大快人心。
　　
　　五、挽必鬆
　　
　　九尺曹交尚出頭，終身恨未打籃球。
　　丈夫白死花崗石，天下蒼生風馬牛。
　　大雪翻飛黃鶴杳，萬山重疊赤楊秋。
　　漫雲冠帶棺中去，知有一棺附汝不？
　　這首詩作於北大荒，必鬆是何人不詳。詩的大意是：你這個九尺昂藏身軀的漢子，比《孟子》所說的曹交還高出一頭，本應當是個籃球健將，可惜你一生沒有打過籃球，你是個人才呀！可是因為戴上“右派”帽子就這樣平白地死了，人的生命就這樣不被重視，死在這大雪紛飛的北大荒！別說是整整齊齊穿戴著安葬你，就連能不能有一副棺材來裝殮你，都還是個問題啊！
　　
　　六、吊若海
　　
　　鐵骨鋼筋四十年，玉山驚倒響訇然。
　　半生兩袖多奇舞，一死雙冠夠本錢。
　　不信腸癌能損爾，已無獄吏敢瞞天。
　　隻身攜得雙兒女，新婦飄零何處邊？
　　若海是指黃若海，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勞改中患腸癌，於1960年死去。詩意是：40年來你的身體像鐵骨鋼筋一樣結實，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這半生是個演員，劇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時候又戴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真是夠本錢了！我不相信單是腸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獄吏”平日不早向上麵報告，不替你醫治，才使你喪了命！直到你死了，他們再不敢隱瞞上麵了，可憐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帶著一雙兒女，他們在這茫茫人海中飄零到哪裏去呢？
　　
　　七、寄雪峰
　　
　　三年勞止各西東，都在煙雲幻化中。
　　何物於天不芻狗，此心無地避雞蟲。
　　鬢臨秋水千波雪，詩擲空心萬穀風。
　　歲序循環終古事，帶來春訊是初冬。
　　這是聶寄給馮雪峰的詩。大意是：由於政治上的煙雲幻化，你我這3年來彼此想念，各在一方。古時候，祭祀用的是用草結成的芻狗，祭完了天就把它扔掉了，所以，莊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現在，什麽東西在“天”看來不是芻狗呢？包括你我在內。這個世界到處爭來奪去的，盡是“雞蟲得失”這些小是小非，我這顆心苦於沒有地方躲開它。人都老了，鬢發已經白了，在北大荒作了些詩，都扔向深山萬穀裏去了。從古以來事情畢竟都會發生變化的，歲序循環，在初冬中就預伏著春訊了（也可能指1962年11月兩人同時摘去“右派”帽子），這是可喜的事呀！
　　
　　八、柬靜園
　　
　　聞君七月有新詩，何以至今我不知。
　　一笑故人還故我，同傷多夢已多時。
　　從來肝膽恩多少，如此風波怨便癡。
　　五載堂堂虛擲後，以為不可誰期期。
　　（此詩寄靜園，即鍾敬文，師大教授，同為“右派”，同於1961年摘“帽子”。）
　　聽說你7月寫了新詩，何以現在我都不知道呢？喜得你這位老朋友還是故態依然。我們兩個人因為都做了很多夢，而感傷已經很久了。從來誇說有“肝膽”（有義氣的人）實在都是刻薄寡恩的。在這樣驚風駭浪的運動中，你要埋怨那你就是傻瓜了。這5年我們都戴上“右派”的帽子，堂堂日月都白白地虛擲了，無可奈何呀！
　　
　　九、轆轤體之一
　　
　　紫傘紅旗十萬家，香山山勢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來風四嘩。
　　豈有新詩悲落木，怕揩老淚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凍作霞。
　　（轆轤體是一種雜體詩；要求作五首律詩或絕句，以第一首起韻的第一句貫穿五首，以後的四首都須在分別規定的位置嵌進同一句詩。）
　　1962年秋，聶紺弩與麥朝樞（“民革”成員，戴過“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等同遊香山，麥以詩寄聶，中有“紫傘紅旗十萬家”之句，聶取之作轆轤體五首，這是其中一首。這首詩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國際或國內形勢，主要意思包含在後麵六句中。大意是：在這深秋的時刻，秋風颯颯，山雨欲來的前夕，麵對這落葉蕭瑟的景色，傷感得寫不出詩來，也怕拭清我這昏花老眼去辨認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蕭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說成是美麗的，矯揉造作地把木葉凍作彩霞來裝點這蕭條世界。
　　
　　十、轆轤體之二
　　
　　疏林映日複棲霞，紫傘紅旗十萬家。
　　一夜雲雷屯此地，滿城風雨滌新華。
　　居人舊有離人淚，九月今開二月花。
　　不見白衣無酒暖，山根掃葉且烹茶。
　　“一夜雲雷”不明，可能指的是某種會議，在山裏開會，作了決定，因此第二天就滿城風雨，把新花打落。居在這山裏的人，本來就有離人的眼淚（所指內容不明），九月是秋天，現在卻開出二月的花來（指時序顛倒，荒唐不經的事情）。

　　從這幾首詩的詮釋者來看，第一，是文學圈中人士，懂詩，是有關領導批示所要求的一個“具有文學修養”的人；第二，是對聶紺弩了解、交往頗多的人；第三，此人無論政治上可靠與否，至少是個善於阿諛逢迎的人，受著當時政治形勢的驅使，頗能迎合專政機關的意圖。有這三點，他就能把聶紺弩的詩剖解得很透脫，頗得領導滿意。
　　《鋤草》寫“六月百花初嫵媚，漫天小咬太猖狂”，不解內情的人，從字麵上看，當然是描寫在北大荒莊稼地裏鋤草勞動時的風光情景，一經釋義，就成了寫1957年那場“反右”鬥爭了。把“右派”比喻做百花，而把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對“右派”的反擊比喻做漫天飛舞的蟲子，這還不夠“極端惡毒”嗎？
　　《看駒口號》和《冰道》兩首，也是記敘在北大荒的勞動，前者寫看馬，後者寫運木料。兩首詩都用了典故，如果不是高人指點，哪能會認為是“反動”詩呢？經解釋者挑明，一首是指責九方皋不賞識良馬，一首是怨恨把寶貴的“降龍木”拋棄在荒野，這不都是發泄對共產黨的不滿嗎？
　　《魯智深》一詩中的“隻為三拳上五台”，是說魯提轄為受辱的金家父女抱不平，三拳打死鎮關西，這一《水滸》故事是人所盡知的，但一經把上五台山解釋成到北大荒，意思就不同了。原來你聶紺弩是拿魯智深比擬自己的遭遇，對你戴上“右派”帽子耿耿於懷，還想複仇，還想大鬧桃花村，這還不是“攻擊‘反右’運動，幻想變天”的鐵證嗎？
　　《挽必鬆》是悼挽死者的詩，聶紺弩後來收入詩集《北荒草》中，詩題改為“挽畢高士”，詩句也有變動。據當年一起勞動的人士回憶，畢某是文化部幹部，戴了“右派”帽子，病死在北大荒。“死在大雪紛飛的北大荒”，“就連能不能有一付棺材來裝殮你，都還是個問題啊！”經這樣譯成白話，就越顯得詞句悲切。《吊若海》也是一首悼挽詩，寫得同樣痛心徹骨，使人讀之潸然。把詩意渲染到了讓人哀慟而激憤的情緒深度，這不就等於推向了“對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極端仇視”的政治高度了嗎？
　　馮雪峰和鍾敬文都是“右派”，《寄雪峰》和《柬靜園》兩首詩表達了彼此的思念和傷感情懷，當然要被作為“反動”性質很明顯的“反詩”，尤其把“何物於天不芻狗”這句的用典加以解釋，罵“天地不仁”，這不是攻擊黨的領導是什麽？
　　一組轆轤體詩的其中二首，好像是遊香山的紀事詩，但詮釋者認為詩意是另有所指，是影射國際國內形勢，影射什麽重要會議。
　　聶紺弩的詩中，常常流露出他被打成“右派”之後的複雜心情。但是，是不是每一首詩都在影射政治，都在發泄不滿呢？未必吧？如果生硬穿鑿，非要找出哪句詩是影射什麽，這就完全是製造冤獄的手段。就說“居人舊有離人淚，九月今開二月花”這兩句吧，原是用了王實甫的“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和杜牧的“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意，這種對秋景秋情的描繪，在詩文中屢見不鮮，並不見得是要另外影射什麽。“九月開出二月花”可以說就是指香山紅葉的，如果解釋為“九月的秋天，卻開出二月的花來”，是影射“時序顛倒”“荒唐不經的事情”，實在是過於牽強附會了。
　　因為寫詩而引起的訟案，就是詩獄。曆史上曾有許多文人儒士因此獲罪，遭到懲處，甚至身首異處。宋代蘇東坡因烏台詩案被貶謫。明代高啟作《宮女圖》詩，為朱元璋忌恨而終被殺頭。在清代，僅因詩中用“明”、“清”二字犯諱，而置詩人於死地的著名詩句就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杞人驚轉切，翹首待重明”，“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等。據史籍記載，康雍乾三朝的三位“聖明”皇帝共製造了百餘起文字獄刑案。
　　作為維護君主專製的手段，封建統治者總是要製造文字獄，借以打壓知識分子，強化思想鉗製。文字獄都是深文周納，刻意造成的冤案、錯案，而文字獄中最多的是詩獄，詩獄中最多莫白之冤，這就是本文開始就說到的“詩無達詁”的緣故。任何一首詩都可以做出各種不同的解釋，想在詩句裏找犯罪的茬子，稍用一些吹毛求疵、附會穿鑿的手段，都可以達到目的。因而在曆來的文字獄惡浪中，詩歌總是首罹其禍。當政者感知社會的不滿和對抗情緒，首先是從詩歌中嗅到的，他選擇打擊的對象也要首先從詩歌中去尋找。
　　聶紺弩案件實際是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起典型的詩獄。從上述幾首詩的解釋即可看出，羅織罪名的方法同封建時代是相似的。
　　魯迅在《買〈小學大全〉記》一文中，曾經議論乾隆時期的文字獄。他說：“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麵拿辦，一麵就查抄，這並非看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並治罪。”
　　在逮捕聶紺弩之前，其實已經掌握了他很多的“反動詩詞”，但在捕人的時候還是進行了搜查，又搜去了他一些還沒有燒掉的詩稿。可見在製造詩獄的方法上，後人也是接受了前代統治者的“遺範”。
　　又讀魯迅的《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我注意到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可以研究的方麵實在多。”有哪些“可以研究的方麵”呢？魯迅舉了：“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等等。從魯迅那時發展到今天，包括詩獄在內的文字獄的例證又增加了許許多多。特別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兩次大運動中，像聶紺弩這樣因寫詩而罹禍的人，大概還有許多。要說研究，素材是豐富的，難道直至現在中國人還是“總不肯研究自己”嗎？真的去研究中國有多少文字獄又有什麽意義呢？
　　追溯根源，文字獄的發生實在是中國傳統文化使然。曆來“讀聖賢書、交天下士”的傑出讀書人，傳承著為民請命的忠肝義膽，這使他們往往與既得利益的權力集團發生衝突。文字獄成為統治者們迫害知識分子，逼使讀書人就範的暴力手段。傑出的讀書人，總是比普通人對時事看得深透，能以其敏銳的目光，洞察社會上不合理、不公平的要害之處，並在詩文中表達出來。文弱書生吟詩弄賦，發發牢騷，似乎也成不了什麽氣候，隻是過去的封建帝王們自己心虛，坐在龍椅上每時每刻都覺得屁股底下不牢靠，因而就對手無寸鐵的讀書人也要時時提防，以至不吝殺戮。我們的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了，當然不應該再出現封建專製社會的問題。“文革”中卻不知從哪裏冒出了一個精辟理論，“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就靠兩杆子”。原來這筆杆子是可以奪取政權的，要想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永不被資產階級複辟，就不能容許筆杆子亂搖，這就需要整死這班文化人。似乎就在這樣的理論支持下，新的文字獄大興而起。
　　我還是沒有弄明白魯迅的意思是要研究些什麽，文字獄的性質不是很清楚的嗎？其實，無論魯迅，還是聶紺弩，對於知識分子在曆史上遭遇迫害的悲壯，他們無不深察幽微。明知文字獄的血腥恐怖，為什麽還要去寫那些詩文呢？豈不是自投羅網嗎？魯迅說過：“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聶紺弩有詩雲：“媚骨生成豈我儕，與時無忤有何哉！”這原來就是讀書人的本質，沒有一點媚骨。
　　
　　焚燒詩稿為哪般
　　
　　聞“四清”而焚詩稿
　　
　　聶紺弩從1958年7月，與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在虎林縣境內的一個農場勞動，到1960年冬回到北京。返京後，得力於朋友的照顧，安排在全國政協，但並不去上班，名義上是在家搞古典文學研究，實際上是自由賦閑。他後來曾說，如果要上交研究成果，他原來就有20萬字的研究《水滸》的現成文字，可以拿去應付，結果是並沒有人過問他的研究。
　　因此，他就有了一段充裕的時間寫詩。直到了1965年底以前這四五年內，正是聶紺弩舊體詩創作的高峰期，他的一些優秀作品大都是這個時期寫下的。包括收入《北荒草》的那些七律，並不是在北大荒的原始作品，而是他回京以後補做的。這段時間中，他幾乎每天都有新作出示和寄送給友人。先是覺得自己的毛筆字寫得不好，寫了詩就交給文懷沙的夫人代為抄錄，後來又自練書法。遺留下來的詩稿，很多是他自己用毛筆書寫的。
　　聶紺弩的詩稿得以遺存，是非常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過一次焚詩的舉動，把他的詩稿都燒掉了。遺留到現在的詩稿，大多是他燒詩前就寄送給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來。
　　關於聶紺弩焚詩的事，在他本人的著述中並未提到。現在對這件事的了解，隻有如下一些零碎的資料：

　　1965年2月某日，聶對某某人說：“我的詩燒了。這是我燒詩的詩（進書房看他新寫的條幅：‘自著奇書自始皇……’），聖人之跡息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但是，我燒了詩，詩亡了，我也不作春秋。餘生不是從此沒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場。我們‘人賤’，不是受歡迎的人物，就沒有權利做詩。”某某當即表示：詩燒了可惜，希望他起碼把那幾首關於《水滸》和《紅樓夢》的詩留下來，這種無傷大雅的作品抄下來沒問題。聶說：“你真要，我可以抄給你，我還記得。不過，水滸、紅樓的詩，人家要挑起來也成問題。拿那首寫林衝的詩來說，人家問你‘英雄臉刻黃金印，一笑身輕白虎堂’是什麽意思？‘臉刻黃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嗎，你怎麽答複？再問你‘白虎堂’指的是什麽，你怎麽辦？所以要有問題都有問題。”
　　
　　1965年2月又某日，聶同朋友張友鸞等一起晚飯。吃飯中，聶說他已經把詩稿燒了，並且做了一首燒詩的詩。張說：“聽說了，而且聽說這首詩還不許人抄。”聶說：“當然，抄更不好，抄了傳出去，人家問你為什麽燒，這不是又一條罪狀？”聶接著說：“真不想再做詩了，這東西越做越好，越好就越成問題。我細算了一下，這幾年做的詩、寫給別人看、別人贈詩做了答詩或者有贈而別人不答的，總共有五十多人，這樣傳開去就不得了，所以就決定不寫。”張說：“古人所謂‘詩窮而後工’，窮不一定是沒有錢的窮，更主要是‘途窮’之窮，窮了什麽都不能做，隻好做詩，當然越做就越窮，越窮就越工，就越不好拿出去。”聶又說想寫好字，張說“字寫得太好也不行”。聶笑說：“吾生不有，亦後何有，這就隻好四大皆空了。”
　　
　　1965年2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後，聶在家中同某某談起鍾敬文時說：“老鍾這家夥膽子非常之小，他極力勸我燒詩，說了很多，最後甚至於說，如果不燒，簡直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似的。”某某說：“你呀，不燒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聶說：“可不是嘛！”
　　
　　1965年5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後閑談中，聶說：“鍾敬文好久沒有來了，他怕我做詩牽累到他，這家夥膽小，如果不是他一回來就勸我不要寫詩，我的詩也不燒了，這叫庸人自擾。”
　　
　　1966年3月某日，聶紺弩在閑談中又說：“鍾敬文這個人很怕事，連同我們往來都怕，勸我不要做詩，連我拿詩給他看他都怕，其實怕有什麽用呢？你什麽都不動，不寫，好了吧，可是人家都會給你算舊賬，把你的舊作品拿出來批，還不是一樣倒黴！”

　　鍾敬文何許人呢？大學教授，著名的民俗學家。聶紺弩1982年寫的一篇散文中說，鍾敬文是“到現在相識已近60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個文學家”（《鍾敬文·〈三朵花〉·〈傾蓋〉及其他》）。在《散宜生詩·自序》中又說鍾是他寫舊體詩的“多麽可愛的兩個老師”之一。從以上引述的幾段談話來看，聶隨口戲稱鍾為“這家夥”，也可見他們的關係是很親切的。1949年以後，鍾敬文一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任教。1964年鍾下去參加“四清”運動時，聶曾贈詩送行。那次首都院校師生參加“四清”，都是按照中央的統一指令，1964年10月下去，到次年五六月間才返京。但鍾敬文不知何因，在1965年2月初回了北京，也許是特殊原因臨時請假。當時聶紺弩在與他人談話中，甚至猜測鍾是“摘帽右派”的緣故，被從“四清”前線給打回來了。
　　就是在鍾敬文這次“四清”中途回京的時候，對聶紺弩作了一次嚴肅的談話，勸聶把詩燒掉，不要再寫詩。從實際情況分析，在當時一種政治高壓甚為恐怖的情形下，鍾敬文由於參加“四清”的親身感受，更能夠洞知時事，並產生對惡況的預感，從而出於對朋友的關懷和愛護，完全是為了朋友的政治安全，才勸聶燒詩。這種規勸是推心置腹之言。但聶在當時尚不能完全理解，詩雖然燒了，卻又要歸咎於鍾敬文“膽子非常之小”。到“文革”風暴席卷而來的時候，聶紺弩自己不是也曾急告朋友燒掉他所贈詩作嗎？可見再膽大的人，在那種政治環境中也無可奈何。
　　“四清”運動其實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1962年毛澤東重新提出階級鬥爭問題，隨後中央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亦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運動勢頭之猛烈，階級鬥爭調子之高亢，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雖然先在農村開展，其後必是城市。雖然是從整“四不清”幹部開始，知識分子必是在劫難逃。文藝界已經展開了對陽翰笙（電影《北國江南》）、田漢（戲劇《謝瑤環》）、邵荃麟（“中間人物論”）等人的批判，火藥味日益濃重。政治嗅覺靈敏的人都會預感到自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大倒黴的時候到來了。這種氣候，聶紺弩並非沒有感覺。應該說也是他自己迫於形勢而采取了燒詩之舉，並不完全是鍾敬文力勸的結果。
　　“怕有什麽用呢……還不是一樣倒黴！”聶紺弩這句話還是說到了本質上。“文革”開始後，聶就被逮捕下獄。這次冤獄的起因是寫“反動詩”，但被以“現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卻不僅是寫詩的問題，還抓住了他日常的一些言論，應和了聶紺弩說過的那句話：“要有問題都有問題”。用一句成語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政治掛帥”的大一統極“左”思想下，根本不容許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存在，這是一切“詩獄”、“文字獄”的根本原因。
　　聶紺弩為燒詩而作的一首詩，即《歲暮焚所作》：

　　自著奇書自始皇，乾坤袖手視詩亡。
　　詩亡人豈春秋作，身賤吟須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蠟，盡焚年草當焚香。
　　鬥牛光焰知何似，但賞深宵爝火光。

　　這詩是說，自己著了奇書，自己又當了焚書的秦始皇，天和地都竟然袖手旁觀，沒有一絲可憐之心，讓詩就這麽燒掉了。孟子曾說：“《詩》亡，然後《春秋》作。”現在我的詩亡了，也無須再作《春秋》，自己本來是地位卑微之身，還吟什麽詩呢？連生火做飯、一日三餐的事都妨礙了。嚼著自己的心，像嚼蠟一樣沒有滋味，焚燒詩稿就當作過年燒香了。古人說的那“劍氣射鬥牛”是怎樣的一種光焰，且不用管它，隻在這深夜裏欣賞我燒詩形成的不滅的火炬吧！
　　燒詩的心情，真是複雜而委婉。
　　
　　再談聶紺弩為何燒詩
　　
　　關於聶紺弩焚詩一事，還有一些材料可資印證。這是吳祖光與聶的一次談話，當時被有心人記錄下來，後來也進入了檔案。
　　時間是1965年1月某日。那天聶紺弩同吳祖光一起在“四川飯店”吃晚飯，飯後步行至王府井分手。閑談中吳說起近日在路上碰到了文懷沙，文被關押期滿出來了，聶也說在路上碰到過文。吳提出要借聶的詩稿來看，聶正色說：“這怎行？燒都燒掉了。”吳說：“燒了也不行，起碼你那本曬藍的，已經有幾本流落人間了。”聶說：“那是少數幾本，後來的沒有。”吳說：“何不趁文懷沙出來，再找他那小媳婦抄一本？”聶說：“不要開玩笑，我在考慮找個適當日子，把所有詩稿都來燒了，你們看好不好？”聶又說：“你們這個時候要看我的詩，別有用心，我還是燒了好，打算除夕就把它燒掉。”吳說：“你那‘卅年及時雨，二月轟天雷’（指聶懷念夏衍的詩）還在我那兒，我可不拿給你燒！”
　　從留存下的這幾句簡短對話中，可以獲得兩點啟示：一是使我們知道聶的詩集曾經有過一個“曬藍”本，即是書寫在半透明紙上，然後和感光紙重合在一起利用陽光照射的方法形成的複製本；二是使我們知道聶紺弩燒詩的念頭產生於鍾敬文勸誡之前。參加“四清”的鍾敬文是1965年2月初返京的，其後他找聶談話，勸聶燒詩，促使了聶立即付之行動。而吳祖光向聶討詩稿看的談話在此之前，可見聶已先有燒詩的打算，鍾的勸誡才能起到催化作用。這正應和了一句哲學：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聶把詩燒掉自感後悔，卻不應埋怨於鍾。
　　既然不能歸咎於外人的勸誡，那麽聶紺弩焚詩的內在思想是如何產生的呢？據聶當時與其他友人的一些談話中流露，麵臨著階級鬥爭山雨欲來之勢，他是很難做到鎮靜若定的。據說聶當時“很緊張”，原因大概有三：一為後台，二為階級，三為詩。
　　一者，所謂後台，是指當年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執一。張執一是湖北漢陽人，與聶紺弩稱老鄉，關係非同一般。聶與友人談話中曾說到他從北大荒回京的經過：

　　我是怎麽回來的呢？是張執一先提出的。他同老夏（夏衍）商量過後，在一次國務院的會議上提出來說，有些人在北大荒勞動年紀太大不適應，可以回來，比如聶紺弩。他故意在總理麵前這樣說，他想隻要總理不置可否，他就有辦法立刻讓我回來。誰知道總理說了一句‘聶某人自由散漫慣了，應當讓他多吃些苦有好處’，這一說，事情就擱起來了。過一個時期，和我很熟的一個局長又向張執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說，要他回來容易，馬上能辦，可是回來之後工作位子不好擺，回“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聯”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對他不好。張執一說，隻要他回來，工作方麵我來安排。這樣我才回來，張把我安排在政協，並且替我打算，叫我寫個研究計劃，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計劃給齊燕銘、夏衍看，他們同意，也批了。

　　這段話，足可以看出聶是如何倚賴於張。張執一給聶安排了工作，聶還不用上班，隻是在家寫詩、看書，何等逍遙。不僅如此，聶家的住房也是張執一給解決的，借住郵電部的房子，人家要收回，張執一說了話才讓繼續住。張執一出了問題，聶當然很緊張，一是怕讓騰房，無處棲身；二是怕讓上班，不得自在；更重要的是怕政治株連。[www.ideobook.com]
　　張執一是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成了批判對象，受到了所謂“蛻化變質”的指責。農村開展“四清”運動的同時，城市開展了反貪汙、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隻要運動在某個單位一開展，就一定會抓出不少的“階級敵人”。據聶紺弩當時聽到的傳聞，張執一的主要問題是“多吃多占”，因為一個附屬生產單位，搞掉了幾萬元，糊裏糊塗就沒有了，責任牽連到張的頭上。“五反”工作隊進駐後，就召開批張的大會。聶紺弩的夫人周穎在全國政協工作，她當時回家後提起批鬥張執一的情況，曾這樣說道：“機關整風是有些人整，有些人沒資格參加整。開張執一的會，自己檢查了兩天，禮堂裏滿都是人在聽，你猜參加的是什麽人？禮堂飯廳的服務員娃娃，開電梯的，搞清潔衛生的，獨沒有我們這些人。彭子岡還問，為什麽那些人能參加，我們不讓參加？我想沒有我們的份兒更好，樂得睡個安樂覺。你想可憐不可憐，張執一這樣的人檢查了兩天，卻讓些個娃娃來給他提意見。”無論如何，張執一是在這次運動中垮了台的。有人問到聶與張執一的關係時，聶直率地說：“是同鄉，他原是我的靠山，我在政協不上班，原是有他的依靠，不料現在靠山變成冰山了。”
　　其次為“階級”緊張，是說運動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聶紺弩在與朋友閑談中說：“階級是可以製造出來的，你我就是被製造出來的資產階級‘右派’。”“‘四清’工作隊下來以前沒有提到階級，（他們）下來以後，階級就來了。現在最可怕的是一個風潮一來就一切不顧，大煉鋼鐵一來，連吃飯的飯鍋也不顧。”“這一次‘四清’是‘五七年’黨內整風的繼續，從基層整起，從黨員整起，整下去會整到上頭來，又要轉彎。現在人的命運，十分渺茫！”聶紺弩有一個叫向思賡的朋友，當時還說過這樣的話：“老聶他們怕將來劃階級，我說你們不要怕，就是劃個資產階級也沒什麽，我們這些人“帽子”戴慣了，不像有些人死要麵子，再說資產階級帽子戴過兩年，人也就死了，還有什麽身後是非呢？”當然，聶紺弩也未必真的害怕，他說的都是氣憤之語，內心不見得多麽緊張，但戒備的思想還是有了。
　　三者為詩緊張，是因為聶詩在小範圍的傳遞，已有“反動”之嫌，這是他燒詩的最直接原因。
　　聶經常給友人贈詩，或是把詩作抄給友人看。當政治氣候緊張之時，這些友人中有的就為他擔心，也有人害怕牽連到自身。如對聶詩頗為讚賞的向思賡，一次就關切地說道：“有人說老聶的詩反動，我也很擔心。其實有什麽呢？他最大的吃虧是相信了文懷沙，讓文懷沙老婆抄詩，結果傳了出去，這人能相信嗎？最近還好，聶已經有了警惕。”再如黃永玉，他所在的美術學院開始整風後，擔心鬧到自己頭上，擔心把他和聶的交往關係扯出來，於是，黃就托肖離轉告聶紺弩說，萬一將來要交代同聶之間的關係，黃就準備說聶曾經給他寄過詩，這些詩有幾首燒了，有幾首還在雲雲。聶紺弩聽了黃永玉這番話的傳達，認為黃不應該那麽緊張，是沒有經過風浪之故，然後就約黃出來吃飯，勸他不要慌張。聶說：“事情就出在慌張上，胡說八道會出亂子。你就罵我好了，罵我什麽也沒關係，罵我右派戴過帽子這些都不要緊，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即使提，也隻能提我寫出來掛的那張，說就是這張，其他一概不承認。你若說燒了，好，越說人家越懷疑，最後追到我這兒來，要我把整本詩拿出來，這不就害人了嗎！”聶還對他人說：“我估計永玉的問題是個屁事，但是處理不好就會惹亂子。即便要搞到他也要半年以後。現在許多學校搞起來了，全是莫名其妙。許多普通中學的學生，解放初期頂多幾歲，都是戴著紅領巾長大的，現在要劃起階級來，這還得了，現在社會上都人心惶惶……”
　　1965年那次“社教”運動雖然沒有整到黃永玉，但也並不完全是虛驚一場。聶紺弩雖然勸說黃永玉“不要慌張”，其實正是由於黃永玉準備將詩稿交代出來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醒。聶燒詩的動機大概也是由這件事引發起來的。
　　
　　幾首詠貓的“反動”詩
　　
　　聶紺弩雖然有了“政治警覺”，雖然采取了焚燒詩稿的行動，然而，他怎麽也不會想到，他的寫詩活動早已被控製在專政機關的視線中了。
　　在階級鬥爭被極端地擴大化的年代，文字獄的陰影很可怕的時刻籠罩著知識界。然而，一些正直的文化人並沒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筆。聶紺弩就是這樣一個詩人。也許是他過於相信自己的良知，專政機關的眼睛早已經盯上了他，但他自己毫無覺察。他每寫下一首詩，很快就會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中。
　　1963年7月，一份材料送到了專政機關領導的辦公桌上：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聶紺弩，最近又寫了十多首“詠貓”的詩，內容半屬反動，半屬色情，從這些詩可以看出，他仍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社會主義。現將詩中反動性較明顯的選錄幾首如下：

　　黑貓
　　
　　社會主義是花，社會主義是朵，
　　花前朵下黑貓，酣睡蘧蘧是我。
　　
　　闊貓
　　
　　日攘一雞擾戶庭，坐觀群鼠倒油瓶，
　　笑它鼠輩真多事，計議贈君九子鈴。
　　
　　老貓
　　
　　畫虎不成改畫貓，畫貓反類錦毛虎，
　　不隨雞犬去登仙，要捉人間白日鼠。

　　接到上述報告，負責人即批示曰：“聶這個人要注意觀察。”
　　這個批示還算溫和，如果聶紺弩此後不再繼續寫這種“反動詩”，不再讓人家“觀察”到什麽，也許會安然無恙。問題是聶紺弩本人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觀察”，他還要不斷地寫詩，也就不斷地被報告，上麵的批示也就漸趨嚴厲，直到後來給他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入監獄，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麵三首詠貓詩，為什麽會被定性為“反動詩”呢？
　　《黑貓》寫社會主義的花朵之下，貓兒優哉遊哉酣睡，這顯然是諷喻筆法。以此比喻那些掛著漂亮的招牌，卻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人。這不是批評個別人，而是譏諷時事。
　　《闊貓》對時政的譏誚又進了一步。“日攘一雞擾戶庭”，是指責那些擾民的官僚的。貓不捉鼠，隻是每天打雞鬥狗，擾亂民戶。群鼠為感謝貓，商議給貓贈送一件貴重禮物，這當然是行賄。九子鈴是什麽？是宮殿上用金玉做成的裝飾鈴。李商隱《齊宮詞》曾描寫道：“梁台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老鼠把宮殿上的金玉器物盜出來去賄賂貓，實際不就是貓鼠勾結，公開盜竊國有資產嗎？我們知道，在當年，特別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幹部貪占盜竊之風一度盛行，聶紺弩此詩應有所指。
　　《老貓》所寫，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一個正麵形象。這隻老貓不願意隨波逐流，立誌“要捉人間白日鼠”，不愧為反腐敗的鬥士，但在當年，聶紺弩這樣寫就有“反黨”之嫌。
　　從聶紺弩寫這些詠貓詩到現在，已經時隔40多年了。時代在前進，社會理念在變化。現在看來，這些詩無論思想性、藝術性，都是較好的作品。而在當時那種意識形態高度劃一，階級鬥爭風聲鶴唳的情況下，這些詩被視為“反動詩”也是毫不奇怪的。
　　《聶紺弩舊體詩全編》中有一首《詠貓為正宇黑妮作》，是七言律詩，多處用典，顯得艱澀，不如上述幾首詩寫得好。張正宇是“文革”前國內很有名氣的畫家和舞台藝術設計師。黑妮是黃永玉的女兒。張正宇在1966年春節所作的一幅畫上題有“要捉人間白日鼠”，顯然是用了聶紺弩1963年的詩句。七律《詠貓為正宇黑妮作》，當是聶紺弩看到張正宇1966年春節畫作之後，才又寫下的，並不在專政機關原已掌握的“十多首‘詠貓’的詩”之內。
　　聶紺弩燒掉了許多詩稿，這無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進入了司法機關的檔案，有些作品聶後來又回憶重寫了，也有一些作品永遠找不回來了，這是無可彌補的損失。在我們為聶紺弩焚詩而深憾的時候，也許更應該想想在那些政治運動接二連三的年代裏，有多少詩人和著作家都曾經將自己的創作付之一炬，都曾經有過不許寫、不敢寫、不能寫的殘酷遭遇啊！
　　然而，事實也向我們證明：詩是焚燒不掉的，聶紺弩的作品流傳著，並將會長久地流傳下去。一切優秀的詩篇都會流傳下去。詩是思想的寄托，詩是自由的象征。詩總是在壓抑中生長，在壓抑中爆發。詩有著不屈的性格，詩有著不怕焚燒的超然的生命力。
　　我相信，聶紺弩的詩將會廣為傳播，成為詩的生命力的又一例證。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不妨把詩，把思想，把自由，比作野草。
　　
　　“反動言論”真灼見
　　
　　聶紺弩檔案中的“現反”犯罪證據，除了“反動詩詞”，還有許多的“反動言論”。被人舉報的“反動言論”材料達上百頁之多。其中一段時間內，關於文藝問題的言論，集中在為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受到批判而鳴不平。
　　聶紺弩為邵荃麟等人受到批判而抱打不平，以至滿懷憤慨，這一話題在與友人聚會中屢屢涉及。在有關機關反映他問題的報告中，稱之為“反對文藝整風”的言論。因為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的同時，各機關部門也都開展了整風運動，聶的言論涉及了當時重要的文藝方針。
　　“寫中間人物”問題，是文藝批評家邵荃麟在1962年提出來的一個創作觀點。這年6月召開的《文藝報》重點選題討論會上，他講到了“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並由此引申，提出了文學要“寫中間人物”的觀點。他的這一觀點，在同年8月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作了更為明確的闡述。他說，文學工作者並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壯麗輝煌的史詩題材，而是要從周圍比較熟悉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間去認識社會變革的真實狀貌。寫英雄人物是為了樹立典範，但也應該注意中間狀態的人物。這是因為，“兩頭大，中間小，好的壞的都比較少，廣大各階層是中間的，描寫他們很重要，矛盾往往集中在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時任全國作協黨組書記，他的這個文藝理論的提出，對於長久處在“左”的思想束縛中的作家們來說，應該能夠起到一定程度的寬鬆作用。然而風雲變幻莫測，就在中國作協召開大連創作座談會的同時，毛澤東主席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抓階級鬥爭。很快，小說《劉誌丹》被定罪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接著，毛主席先後發表了兩則“關於文學藝術工作的批示”，強化了對文藝創作的嚴厲的政治控製。1963年5月，上海《文匯報》對孟超的新編昆劇《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進行政治批判。到了1964年，便是邵荃麟首當其衝。《文藝報》發表了《“寫中間人物”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和《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對邵發起猛烈攻擊。隨之一大批作品，包括電影《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北國江南》等，都被定為“毒草”。
　　這是已經消逝的一幕曆史。那個時候我還在大學裏讀書，出於對文學的愛好，頗為關心當時的勢態，也注意閱讀《人民日報》那些批判文章。對於《早春二月》那批好的電影照樣愛看，對於“寫中間人物”的代表作家趙樹理的小說照樣愛看，但同時，對那些批判文章的觀點也能接受，因為心裏都清楚那是中央的態度，是“階級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那個時候是聽不到第二種聲音的。文藝界的一批正直人士，當時就對那種“左”的方針抱著極大的不滿和憤慨情緒，這是我們完全不了解的。
　　當看到聶紺弩當年的那些叛逆言論的時候，是非常令我激動的，我感到聶紺弩就是那個時代剛直不阿的文化人的優秀代表。
　　通過閱讀他的言論，重新回顧上世紀60年代前後在“左”的思潮控製下的文藝界狀況，深刻感受讓鬥爭哲學幹預和踐踏文學藝術殿堂的那種殘酷和悲哀，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的獨立精神的頑強與可貴。
　　聶紺弩的這些言論，有幸保存在他被判處刑罰的司法檔案中，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被發現出來的。這在當時肯定是一種被舉報的材料，有些當然也是充當了定性聶紺弩為“現行反革命”的證據的。無論如何，這些材料保存下來是彌足珍貴的。這裏雖然隻能從原始材料中摘錄一小部分的內容，但我想也已足以顯示它的閱讀和研究價值。當然，聶紺弩也有他本身的認識的局限，他的言論未必都是正確的，這是需要用曆史的眼光來看待的。而且，這些言論都是聶紺弩日常的隨意言談，然後變成了舉報材料，所以，難免有種種不準確的情況，這也是我們在閱讀和研究中不可求全責備的。
　　
　　1964年10月18日上午，聶紺弩與登門造訪的友人交談，聶說：你知道現在文化界問題誰最嚴重嗎？最初我還以為是陽翰笙、田漢，都不是。原來在半年前，陳毅在上海有個報告，提到有些人黨齡很高、“比我還高”，他們在文藝方麵也做過些事情是好的，可是他們最近完全不按中央的政策辦事，這種人不管資格多老是要開除的。我初以為是搞陽、田，後來才知道不是，現在最嚴重的是邵荃麟，原來前年邵用“作協”名義召集一次北戴河的會，參加的有周揚、茅盾他們幾個人，提到寫中間人物的問題，周揚也講了話，認為可以寫。邵、茅又在大連開了一次作協的會就提出來，事情被上頭知道了，大發脾氣說這不是完全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張唱對台嗎？事先也沒有關照，事後也沒有報告，於是周揚他們就把事情向邵荃麟一推，這樣，邵就嚴重了。
　　
　　1964年10月31日下午4時，與友人在家閑談，聶說：邵荃麟的事情公布了，你看見嗎？屁那麽小的事搞得那麽大，好家夥！人家是多少年痛苦經驗中得出來的意見，是談文藝創作，你卻把他拉到政治上來，這有什麽道理呢？事實是如此嘛，英雄人物總是由中間人物發展下來的，你不寫中間人物就沒法子搞更多的文藝創作，這是文藝界多少年來的經驗。好，這就給你扣個帽子，把個胡風拉出來與你相提並論。這不是邵荃麟撿起了胡風的刀子，而是他們撿起對待胡風的刀子來對待邵荃麟！
　　我在北大荒有一次曾經考慮過，胡風這個人真是聰明，他有許多看法是很尖銳很透徹的，他早就說過你們要糟糕的，你們將來會自相殘殺！想起來真是慚愧，我就沒有這個預見，在許多問題上我就沒有他看得深遠。胡風那“五把刀子”沒有一把不是正確的，解決問題的，在文藝問題上是站得住的，你拿他當政治問題，拿黨來壓，整個黨去跟一個人較量，就算胡風不是一個人，有個集團吧，也不過現在整出來的幾十個人，這又算得了什麽呢？搞胡風那個時候不是聲勢煊赫，鬧得滿城風雨嘛，連我都整在裏頭，都是胡風分子，最可憐的是一些青年人，愛看些文藝書，看到胡風的東西就向人吹，這一來就算胡風分子，反革命。部隊裏有一個年青人，為此一直坐牢坐到現在。
　　胡風有許多見解是接近真理的，他早就說過不能寫英雄人物，你自己不是英雄你沒有英雄的思想感情，你沒有他的生活體驗，你寫出來隻是假的，是捏造的英雄人物，隻能騙中學生和小孩。
　　曆史上的英雄人物，真實的英雄人物都是從中間人物發展出來的，他們都是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兒的人物逐漸轉變成功的。一個無知無識的農村老太婆，由於社會的壓迫，由於地主、軍閥和保甲長的壓迫，她活不下去了，經過許多曲折的道路，隻有革命一條路可走，她才逐漸參加革命，這才是客觀真實。寫一個農民放下鋤頭去參軍，聽幾個報告，他就革命了，他就是非常純潔，非常勇敢和堅定的革命戰士，這不可能，這就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水滸》裏許多英雄人物，他們都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們本來也沒想到上梁山當英雄，特別是宋江這樣的人物，他就沒想到上梁山當頭頭兒，他是經過許多波折逼得他沒路可走才上了梁山的，所以說“逼上梁山”這是有道理的，他們當了英雄也都有缺點，《水滸傳》寫得好也就是寫出了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真實的英雄不是天生的，是社會環境中產生的。文藝作品中的英雄也不應是作家腦子裏想象出來的，是根據真實的人、真實的社會環境提煉出來的。如果說文藝作品隻能寫毫無缺點的英雄人物，都是天生的馬列主義，這就隻能搞假人物，這個道理對小學生講都會相信的，可是對作家們講他們就沒辦法做到。
　　荃麟的意見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也是根據這些年來作家們的失敗經驗提出來的，這次的問題那麽嚴重也不是由於他提出來，而是提出來之先沒有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其實他提出來的時候中宣部也不是不知道，周揚、林默涵他們全都知道嘛，還有茅盾，隻是中央領導不知道，等到事後看到了發表的意見才大怒，認為跟座談會唱對台，最後把問題推到荃麟身上，都是這個原因。
　　楊獻珍的問題也是一樣，人家從另一方麵提出補充，使得一分為二的觀點更完整，而並不是推翻，或是有意的唱對台，可是就拿出來整，這樣人家是不會服氣的。
　　
　　1964年11月16日晚，在莫斯科餐廳與友人小聚，飯間，聶說：‘五七年’左右真是個黃金時代，吃的東西什麽都有，而且每家館子有每家館子的特點，現在呢，都一樣了。文章也是如此，剛解放時有些報告文學寫得真好，有真感情，現在呢，不敢寫。曹禺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劇本可以說寫一個成功一個，新中國成立後是寫一個砸一個，沒有辦法。現在沒有人帶著真感情寫東西的……
　　我想，魯迅如果不死，會好一些，論地位他在郭沫若、李濟深之上，他應當有宋慶齡的地位，副主席再掛一個科學院之類的名義，他可以不寫文章，他的性格也決不會像郭沫若那樣，這就有個可以講實在話的人。現在不是，都是唯命是從的，都是唯恐馬屁拍不上的，所以有現在這個局麵。
　　外國人寫傳記文學很少好的，他們是寫效果、寫政策，而不寫人，人的本身活動，人的思想，人的各種感受和他的反應，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中國不同，中國傳統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動為綱，寫人物性格，寫他的感情，他對於事物的直覺和如何解決，近年來我們也學了外國的一套方法，寫曆史和事實都看不見人，看見的盡是些政策措施。我們中國的史書，既是史也是文學，因為它真切動人，這個好處現在沒有了。
　　從前看聯共黨史，一開始很看不慣，當然後來看多了也就不稀奇了。聯共黨史隻寫了兩個人，列寧和斯大林，難道真的是這樣？中國人寫項羽是項羽，有血有肉，寫諸葛亮是個活的諸葛亮。聯共黨史呢，就是政策和文件記錄。
　　現在沒有人寫文章，有些人寫文章也寫得不好。現在沒有辦法寫文章，因為不能寫人。
　　這幾年來文藝界什麽成就都沒有，有什麽東西呢？有《東方紅》吧。有好多事情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幹的，《東方紅》單是演員夜宵費每晚得花4000塊錢，不要說不收門票，就是收門票也收不到一萬塊錢，夠開銷嗎？
　　
　　1964年12月11日下午，友人交談中議到前幾天《人民日報》發了一篇關於批評《早春二月》的文章，該文說《早春二月》內容是反動的，因此說“藝術性很強”這句話都不對。聶接住說：“藝術性越強，內容反動就越應該反對”，這有什麽理由呢？文藝這東西很細致的，不可能由你簡單地提出一句話來就做了定律。我做過研究嘛，藝術性和內容有統一性，《水滸》、《紅樓》這些作品的內容和藝術性是統一的。《水滸》、《紅樓》的內容也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封建的，它帶有封建糟粕，它是甲封建反對乙封建，是彼勝於此，而不是離開了封建社會的局限，因此從內容說也有反動的一麵，那麽你就反對它的藝術性？再說有些小說極個別的也有內容完全反動而藝術性強的，比如《蕩寇誌》之類，但是它不起影響嘛，你反對它有什麽用，還不是抬高了它。大家都知道《水滸》，知道《蕩寇誌》的人就不多嘛，有什麽害處呢？什麽是反動，什麽不是反動，也不能呆板地看。科舉製度是反動的，可是在唐代初期它是從士族門閥製度中開辟了一條挽救封建製度危亡的路，是把寒族士子引到政府中來的良好辦法，特別是武則天時代，科舉取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不能籠統地說科舉製度就是完全反動的。這兩年沒人敢說話，你一提什麽，他就拿毛澤東思想出來堵住了。最近很多人感到不安，叫人感到窒息，越來越覺得沒話可說。
　　你說藝術性越強內容越反動就越應當排斥，那麽這張《聖教序》內容反動得很，你就排斥它，就不學王羲之的字，這不是笑話嗎？藝術性是一種技巧，資產階級可以用，無產階級也可以用，各自為其內容服務……
　　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這本來可以。可是現在除了那個第一位之外就沒有第二位了，誰都不敢提這個第二位，結果隻有一個第一位，這叫提倡藝術呢，還是摧殘藝術？
　　我是不看報，最近有人到我這裏來說，《人民日報》登出一篇不是批楊獻珍、就是批周穀城的文章，怎麽看怎麽不通，看來看去不能自圓其說。他說登出像這樣水平的文章是《人民日報》的恥辱。我反正見了這些題目都不想沾一眼。
　　
　　1965年1月17日，數友人同在“四川飯店”晚飯，聶紺弩與吳祖光有如下交談。
　　吳：看到文懷沙沒有？
　　聶：路上碰到的，談得不多。他告訴我在那個地方（監獄）也不勞動，也沒事情做，每月拿25元5角的錢，期滿叫他簽字蓋章。他關在裏頭也不算法律處分，也不算行政處分，理由是無牌照行醫。
　　吳：這大概是他自己故意往輕裏說。
　　聶：這當然是表麵理由，也可能判決書上不好寫別的，他現在算是期滿了，但還回到那個地方去，他在那邊有錢拿，給人看病。人家找他看病，他說“我是為這事進來的，你們還來找我？”其實找文懷沙開方子，吃興奮類的藥，就是所謂開“春藥方”這個罪名。
　　吳：這幾年來那麽緊張的氣氛，歸根到底還得怪赫禿（赫魯曉夫），沒有他，我們還可以過些太平日子。
　　聶：可不是，沒有赫禿也沒有匈牙利事變，連“五七年”的事兒（指“反右”）也不會出來。
　　吳：從文件上看和外頭聽到的，好像黨內問題還比較嚴重，出事的多數是黨員。
　　聶：出來的問題，怎麽都提到了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上，李維漢、楊獻珍不用說了，邵荃麟表麵上說什麽中間人物問題，這是次要的，主要的罪名是反對延安文藝座談會。
　　吳：周而複聽說又有問題，以前聽說過，後來報上又出來了，以為沒事，可是最近聽說《上海的早晨》圖書館都不讓借，可見有了問題，人大、政協的名單上都沒有了……龔之方最近告訴我，有人碰見夏公（夏衍），不好直接問他的事情，就問齊燕銘怎樣了，夏笑著說，他和我的問題不同，他是封建，我是資本主義。從這個情況看來他大概還是比較灑脫的，還說些幽默話。
　　聶：不知道徐平羽（文化部副部長）怎麽樣？我認識的人當中，四個最走運的人，前幾年都很紅，一個是邵荃麟，一個是張執一（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一個是夏衍，一個是徐平羽，如果徐平羽也出了問題，那麽這些人可以說是同歸於盡了。
　　
　　1965年3月23日晚，聶在家裏同友人喝茶，聶說：我從北大荒回來後，熟人、老朋友抖起來的（意即得勢）有四個人，夏衍、張執一、徐平羽、邵荃麟，現在隻有一個徐平羽沒事，其他全垮下來了，再說這些人其實也不算怎麽抖，革命這麽多年，腦袋隨時懸在半空中，頂多當個副部長，這算不得怎麽樣吧，連我也算當過副總編輯，這算什麽呢？但是垮起來卻垮得很徹底。
　　某友人說：你這四大皆空倒也幹淨。
　　聶：可不是，現在輪到我了，一無所有，既沒有資格做當權派，連個鳥也沒有，已經是渣子了，在我們這些人身上搞不到什麽油水了，那就不會作為被整的對象，一無社會影響，二無任何本錢，這還不清淨？
　　
　　1965年4月10日晚飯後與友人攀談，說到“四清”運動，中央下發“二十三條”，安定人心，運動開頭那種緊張空氣過去了，穩得多了；談到最近彭真報告講得很清楚，運動主要是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聶說：“二十三條”出來當然是好一點，但是什麽當權派我也不信，田漢、荃麟這些是真正的當權派嗎？我看未必，再說孟超這麽一個可憐得很的人也算是當權派拿來整一頓，這還不是鬼話！現在有許多事情別人不敢說，周總理做報告指責田漢說，田漢寫賈似道，今天誰是賈似道呢？我就是賈似道，這是公開報告，有人聽著的，這樣誰敢說話寫東西？一方麵又鼓勵反抗精神，《水滸傳》的農民英雄應當歌頌了吧，可是水滸這些梁山英雄是反對蔡京、高俅、童貫的，今天又是誰？這一問你受得了嗎？所以就是不叫人說話。林默涵報告裏還說夏、田、邵他們是個集團，這更駭人聽聞。
　　某友人說：這不會的，誰不知他們平常談不在一起。
　　聶：這就是呀，林默涵報告有許多人聽了，確實這樣講，說他們是精神上的一個集團，這你就沒法說了。林默涵還說什麽夏衍這些人和他同事，這些情況沒有發覺，是自己麻痹大意，這真是見鬼！
　　
　　1965年5月8日下午，聶說：有八個人公布了是修正主義，陽翰笙，田漢，邵荃麟，夏衍，齊燕銘，陳荒煤和瞿白音……
　　某友人說：荃麟這次也算上了，這個人本來是很穩的。
　　聶：這和穩不穩沒有關係，隨你是什麽樣的人，遇著了教條主義都沒有辦法，政治是不可以理喻的。
　　
　　1965年8月19日晚，聶說：香港出版了小說《杜秋娘》，像這樣一個有才能的作者，他知道中國現代人的生活比知道唐代人的生活肯定多得多，可是他不能寫現代人的生活，隻好寫唐代人的生活，因為寫現代人的生活犯忌諱，所以不得不厚古薄今，這種厚古薄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寫正麵人物、英雄人物是從古以來寫不好的，《三國》寫劉備、關雲長都寫得很不成功，《水滸》寫宋江寫得失敗得很，寫張飛、曹操不作為正麵人物處理，也不把他們作為英雄，《水滸》中的林衝、李逵、魯智深這些人物和張飛、曹操一樣都不是頂尖的人物，都寫得非常生動，比起劉、關、宋這些人物不知高出多少倍。讀《三國》會覺得作者把曹操寫成了一個真英雄，而劉備卻是個土偶人，老拖著眼淚鼻涕的可憐蟲，“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句話簡直與劉備毫不相稱。這不是什麽人提倡或者作者主觀想寫就可以寫出英雄人物來的，我命令你寫一個英雄人物出來，這是笑話。
　　
　　1965年11月6日同友人午飯間，談到老子和莊子，聶說：我現在深深體會到“為無為”這話有深切意義，老子叫人“為無為”，就是要做到順任自然。知識分子應當幹什麽事，就叫他幹他的，不要去打擾他、幹涉他，不要一天到晚指揮他、命令他幹這個幹那個，不能幹這個、不能幹那個，他自然能寫出好的作品來。你不是搞文藝的，可是偏要對文藝問題出許多主意，寫書記要寫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寫出來群眾不愛看，他媽的世界上沒有這種書記，毫無缺點的人物你怎麽寫？康生說，你們為什麽都搞到古典那裏去了呢？其實為什麽，不是很簡單嗎？現代的東西不能搞，一搞就錯，越是現代的題材越不能搞，你寫毛、周，你敢寫？寫一筆都有無數人給你指手畫腳，所以隻好搞古典的東西，使現代文學開倒車。其實，一件作品隻要它對社會主義有好處，為社會主義的目的對頭了，管他中間人物、英雄人物，都可以寫。把人物分開幾類，這是中間人物，那是英雄人物，然後辯論什麽能寫什麽不能寫，這是無益的辯論，自找麻煩嘛！所以兩千年前的老莊是哲人，他叫人“為無為”才可以有為。[www.ideobook.com]
　　
　　從上麵所錄言論，可以看出聶紺弩的文藝觀點。就我的感受而言，對“寫中間人物”的肯定，聶紺弩的觀點是確定無疑的；對“英雄人物”的辨析，聶論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強調文藝創作不能由領導人的主觀意誌而決定，文學藝術有自己的規律，將領導人意誌強加於作家，用政治的教條去束縛藝術，那就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藝術作品得以問世。從聶紺弩同友人的言談中，我們可以感覺到當年那種“左”的氛圍。大家每天都在打聽、議論、擔憂：誰又出問題了，誰又被批判了，誰又垮台了，那是怎樣一種壓抑、恐慌的環境啊，那還能出了好作品、好作家嗎，那還會有真正的文學藝術嗎？
　　“寫中間人物”的提出，確實是有背景的，是出於良好的願望。其時整個文學藝術界已經久無生氣，所以在1960年北京新僑飯店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和1962年廣州的劇作座談會上，周恩來都作了鼓勵作家解放思想、活躍創作的講話，直接領導文藝界的周揚等也試圖做一些“糾左”的工作，邵荃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了深化現實主義、寫人民內部矛盾、寫中間人物的理論。但是到了邵荃麟挨整的時候，卻不分青紅皂白，沒有任何道理可講，所以，聶紺弩對此憤憤不平。直到中央製定了關於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明確指出運動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時候，聶紺弩還氣憤地說：邵荃麟是當權派嗎？尤其是說到“可憐得很”的孟超，聶憤然冒出一句“這還不是鬼話？”現在想來，他的這種激憤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對孟超的新編昆劇《李慧娘》的批判，竟然是江青到上海與柯慶施（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組織人寫的文章。“屁那麽小的事搞得那麽大”，這也是聶紺弩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
　　邵荃麟也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逮捕入獄，1971年即已含冤去世。聶紺弩出獄從山西回到北京時，才驚聞邵公死於獄中連骨灰都沒有留下的悲慘情狀，以極度悲愴之感寫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詩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撐天地顫巍巍。
　　天下事豈爾可為？家太高明惡鬼窺。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語出《漢書·揚雄傳》。邵荃麟那個時代，他支撐文學界的局麵真是一種顫巍巍的狀態，天下事總是難遂人意，也不允許你有所作為，你的思想見解既很高明，就必會遭到惡鬼的忌恨。這與杜甫說的“魅魑喜人過”是一個道理。
　　我國的文學藝術已經有了今天的比較繁榮的態勢，但是對於過去的事情，也還是要回頭看看，以便汲取那些教訓，讓正確的方針堅強地支撐起來，不再是那種顫巍巍的狀態。
　　
　　豪飲縱論天下事
　　
　　檔案中搜集的聶紺弩言論，都是1962年到1966年“文革”爆發之前這段時間內，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談話。所涉話題不僅是文藝方麵，更多的是議論國際國內政治時局。這當然就更容易引起專政機關的注視。後來他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的罪狀中，“反動言論”都是涉及時政的。
　　現在來看這些言論，一方麵，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聶紺弩的思想、才氣和人格；另一方麵，也會引起我們對曆史的反思。他的一些觀點，是人們許多年以後才達成共識的，有的也許是至今仍未被人領悟的東西。當然，一個人的即興談吐，尤其是帶有過激情緒的時候，言論未必都很準確。無論怎麽說，在當時極“左”思想盛行、炙手可熱的情勢下，他的那種反潮流的精神是可貴的。他的時事洞察力是敏銳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理念是卓爾不群的。
　　有句老話說：“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隻讀聖賢書”。這是一種出世的思想，也許是那些失落在野的讀書人的安慰和調侃。事實上，真正的文化人，沒有不關注時事的，整個世界的形勢都時刻裝在胸中。聶紺弩從北大荒回來後，一直閑散在家，既不上班，又不開會，但他對國際國內的時局演化了如指掌。每與友人聚飲，酒過三巡，話如湧泉，從國內到國外，從政治到文化，高談闊論中不乏見解精辟的驚人之語。
　　如談“中蘇”論戰，聶紺弩說：我們的《九評》很厲害，蘇聯被我們唬住，他們不敢公開辯論了，赫魯曉夫是我們哄他下台的。但是，《九評》並沒有提出新的東西來解決當前的新問題，隻是抓住了列寧當時講的一些東西，從那本《國家與革命》裏翻來覆去抄，目前的形勢與列寧所處的形勢大不相同了，這些理論不能解決今天的問題。
　　如談到印尼的蘇加諾下台，聶紺弩說：有人說蘇加諾聯共產黨聯壞了，艾地的過“左”做法搞到今天的局麵，我看是說得對，條件沒有成熟，一切力量都沒有準備好就盲動起來，沒有不出亂子的，天天嚷嚷世界革命形勢很好，東風壓倒西風，結果出了這麽一件大事情，“左”傾冒險主義害死人。
　　如談到與西哈努克的友好關係，聶紺弩說：柬埔寨也不一定就一輩子跟著你，你可以拉住西哈努克，人家也可以發動別的什麽親王來倒掉西哈努克，國際鬥爭，力量消長，不是看眼前的。
　　這是聶紺弩在1966年1月間的一些言談。4年之後，柬埔寨果然發生軍事政變，西哈努克的元首王位被廢黜。這不能不讓人歎服聶紺弩對國際風雲的敏銳觀察。
　　檔案中所見，他對形勢的評議大多還是國內問題，茲摘抄部分言論如下：
　　
　　1965年8月4日晚上，數友人在聶家一起吃飯，飯後，話題從北大荒談起。聶說：你知道嗎，北大荒從前那些頭頭全都垮光了，從王某人起都換下來，他們現在什麽都沒有了，組織部長最有權，犯的錯誤最嚴重，主要是浪費大量資金，生產沒成績。我們在那兒的時候就知道嘛，叫你去伐木，挖溝，割草，天天讓你勞動，但是從來沒有人想到這些勞動力花下去應當得到什麽結果。他們不懂得什麽叫經濟，就懂得這些人空下來就會造反，所以拚命讓你忙。上山伐下的木堆在那兒爛了，運不出去。拖拉機播種，沒人收割，在地上爛了。冬天你去開溝搞水道，春天就垮了。這樣怎麽能搞得好？加上貪汙、浪費、亂搞男女關係，這些人有權，女人可以隨便搞。開了的荒地第二年就丟空了，生荒還好，反正可以積肥，熟荒更遭，整塊地就沒用了。現在北大荒又大大縮小了，駐蒙部隊都開發西北去了，剩下的是山東來的支援北大荒的青年，這些人都是災荒那幾年從山東來的。山東比北大荒更糟，人活不了就到北大荒來，不知還有比北大荒搞得更糟糕的地方，其實全國好多地方都如此，不止一兩個地方。“四清”就暴露了很大問題，基層幹部沒有一個好的，根子全都壞了，又不能連根拔，拔光了誰來幹呢？這是不可解決的問題，而且是致命的嚴重。從這個問題看出社會主義是要長期去搞，因為許多根本問題不能解決。他們體會社會主義要經曆長的時期是在於知識分子，是要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我們體會的是這些根本問題不能解決。
　　現在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不懂藝術……毛主席懂得詩詞，但沒人懂世界文學……在黨內懂得世界文學的人，是田（漢）陽（翰笙）夏（衍）邵（荃麟），現在全都完蛋了。第二，不懂民主。毛主席和魯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魯不如毛，魯迅對中國民族的估價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國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可是民主主義思想，毛不如魯，魯迅平日很強調民主。現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資產階級思想，這是錯的，一方麵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來做號召，8月1日的文章題目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傳統》，這是因為沒有，所以故做宣傳，所以不是不知，知道了故意加以掩飾而已。現在這個製度很可怕，是層層專政……這樣的製度是受了斯大林的影響。
　　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都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說，不管怎麽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什麽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類的前途，但是馬恩列對於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個異常曲折的道路，也許開始走歪了的是斯大林。論理，當然是遵循馬恩的道路走，可是具體到行動，就是說當了最高的統治者，就有如何鞏固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為集體還是為個人？這個界限很難劃得清。但是為了鞏固，他不能不搬用過去那一套，甚至他本來反對的沙皇曾經用過的那一套。馬克思、列寧都沒有預見到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陰魂怎樣滲進革命最高領導的意識當中去借屍還魂。現在黨的工作、組織路線，反帝反資的方向，都是對的，主義沒有錯，問題在於領導人，在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陰魂在借屍還魂，在領導之間借屍還魂。
　　這兩年國內的糧食問題不那麽緊張了，靠天吃飯罷了，但問題仍然存在，而且許多問題仍然是嚴重的，整個說來不是樂觀的。現在看來，許多國家也可能一朝變成社會主義，甚至落後的國家也可以變成社會主義社會，但是越是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就越困難，甚至奴隸製社會都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建設卻要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來一整套，這是很難的。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強國還是戰前的英美法德意日，這些國家還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先例，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談何容易。
　　我們僅僅從一些現象看出症候，我們沒有辦法得到更多的材料來看出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真正道路。當然，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必然趨向，但是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更具體地指出方向。這樣一個人，也許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可以誕生的，不言而喻，我們這種社會不容許有人去想這個問題。我相信將來一定有這樣一個偉大人物揭穿了這些問題，從而告訴我們以正確的道路，但是這個人不容易誕生出來。
　　
　　1965年10月11日晚上，聶同友人在書房聊天，說：近幾年來，人家一看，本來有些愛國主義願意回來的也不想回來了。我們的失敗主要是內政問題，三年災荒，三麵紅旗，暴露了一切弱點，你這個社會主義都不能解決人民最基本的吃的問題，那你這個社會主義的好處在哪裏呢……
　　今天有許多新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時代，列寧以後的時代無法解決的問題。一是為什麽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中國、蘇聯在內，都無法解決國內的生產問題和糧食問題？二是為什麽擁有原子彈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自己絕對強大的時候都不使用原子彈？不管是什麽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能夠運用正確理論來解決這兩個問題，他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理論就可以指導全世界前進。
　　還有一個當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的變質問題。按照馬克思的學說，有個黨，有個堅強的組織核心這都是對的。可是，以蘇聯為例，斯大林掌握了政權慢慢的他就唯我獨尊，掛社會主義招牌，行封建統治之實，他們抓住了最高統治的權就把封建皇帝那一套照搬出來，這一來革命就變了質。社會主義製度在全世界是個新問題，科學地掌握它本來是很困難的。可是從辯證法觀點來看，什麽都有個一分為二，唯有中央的政策不許一分為二，這就無法自圓其說。本來理論是根據事物發展的真實情況加以正確反映使人信服的，但是現在的理論是由毛澤東的權力來使人接受的，這就不好談什麽馬克思的原則了。現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將來，你看吧，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搬開，單獨提出毛澤東思想來了。
　　
　　1965年10月29日，聶同友人在“五芳齋”吃晚飯。席間有人說到“徐放已經出來了”，聶說：怪呀，他既名“徐放”為什麽先放呢？他應當後放才對呀！
　　晚飯後到和平餐廳喝咖啡。聶談到：國際的情況不好，現在聽說又要轉過來扭轉國內的空氣，開始用擴大統一戰線的方法來緩和知識分子的感情。把李宗仁拉回來，大搞孫中山生日的紀念等等，現在據說中央許多領導人都知道有問題，想法子要扭轉……剛才說徐放出來了，其實不隻徐放，胡風也早就打算讓他出來，潘漢年他們都出來了，胡風為什麽不出來呢？說他是反革命，但是從他所有的事實來看，沒有一點可以說是反革命的理由。進去既然沒有理由，那麽出來又借什麽理由呢？這就很難了，所以胡風一直無法出來，大家也不敢提。其實現在的問題不是什麽李宗仁、孫中山可以挽回得了的，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對知識分子的問題，現在把所有革命的知識分子全都趕出外頭，這是致命之處。工人、農民這些都好辦，你可以隨便搞掉，命令他們怎麽樣就怎麽樣，知識分子就不行。過去我們從來都沒有對工作對生活感到疲遝，最困難的時候我也覺得幹起來有勁，原因是有個理想。現在呢，好多人都是幹一天算一天，你叫我怎麽辦就怎麽辦，你叫我幹這個我就幹這個，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你叫我“四清”我就“四清”。其實“四清”搞出什麽名堂呢？一點都不解決問題，相反的暴露了許多嚴重問題，知識分子原來不了解的，現在就更不清楚了，原來農民問題一點都沒辦法。林巧稚就說到農民連6分錢一支的眼藥水都買不起，你想，解放了16年農村還是這樣的情況，你幹的什麽工作？
　　
　　1965年11月6日上午，聶與友人到莫斯科餐廳吃飯，飯店還冷冷清清的，兩個服務員在門口談天。聶說：像這樣一個餐廳虧多少本！奇怪，商業部門就可以不管，要是在外國早就關門大吉了。這裏的服務員是來享福的。社會主義可以幹活，也可以不幹活，一樣拿錢，老板大，賠得起，可是養成了許多新的寄生階級。過去沒有經過社會主義，幻想得很美，現在身在其中才發現有無數問題。記得列寧說過的，資本主義有許多優點，是列寧說這話。資本主義最大的缺點是剝削，剝削別人當然不好，但許多製度我們要學。你看從前上海人做生意對待客人的態度，和現在店員的態度，誰是真正在服務……
　　
　　1965年12月6日晚上，再次談到北大荒，聶說：現在沒辦法，當局對於內政的許多問題都還不覺察，都還執迷下去。比如說北大荒不宜於大規模開發這個問題，這是很清楚的。開荒，開了許多生荒，沒辦法種，反而損害了土地，開了荒，用拖拉機播種，都無法收割，用人收割割不多，損失了，連種子錢都收不回。這其實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事，偏偏要這樣幹。伐木也一樣，幸好伐木的人都不真照計劃幹，三個人一組，找個偏遠地方躲下來睡覺，到時候胡亂伐兩棵回去報就是若幹若幹方。如果真的都照計劃幹，那個浪費就大得驚人，伐好了運不出，爛在原地，浪費了人力物力，造成了無比的消耗，這叫做建設？一切事情都是這樣，上下蒙蔽。
　　
　　1965年12月22日，聶約人一起晚飯，飯間談話主題是莊子，後又說到：近年來神經病的人很多……而且多數神經病人都是政治原因。問題確實很多，現在是靠人的覺悟來生存，物質條件這樣差，生產搞了十幾年搞不好，你就靠一個覺悟活下去？這叫做自欺欺人。
　　弓弦不能拉得太緊，這是古人早就說過的了，拉弓拉得緊有許多可能發生的情況，拉緊了以後就鬆了勁兒，第二次就沒法拉了；再說，拉緊就有斷的可能；第三，拉緊了也有失手的可能，一失手，弓弦就把胳膊都打斷。可現在的情況是硬把弓弦拉得緊而又緊！
　　老子也是反動的，老子當時的社會地位和莊子差不多。可是老子有些一針見血的道理，一個新的政權老是愛叫你做這樣做那樣，《尚書》裏麵就都是堯指揮誰去管什麽這些話，因為新政權不這樣就樹不起一套製度，這是有為，老子卻主張無為，用無為給新統治者的有為唱反調。老子說，“法令滋彰，盜賊蜂起”，你的法律多了，反對這些法律的人就必然湧出來，你能說老子的話沒有道理嗎……
　　
　　以上是聶紺弩在1965年下半年的一些言談，從中可以找出幾個明顯的觀點：
　　一、社會主義製度在全世界是個新的問題，科學掌握它是很困難的。許多新問題，是列寧以後的時代還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越是原來經濟基礎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就越難。我國大躍進以來的極“左”政策，使生產力遭到了破壞。三年災荒，三麵紅旗，暴露了我們的弱點，連人民最基本的吃飯問題都不能解決。社會主義是要長期去搞的。
　　二、“四清”暴露了很多的問題。好多地方都存在幹部腐化，濫用職權，貪汙，浪費。有些領導不懂經濟，造成生產破壞。幹不幹一樣拿錢，“老板大、賠得起”，而對這些問題又不能正視。相比之下，資本主義有它的某些優點，在管理製度上應當學習資本主義的東西。
　　三、中國有著很深的封建主義傳統，缺乏自由民主的傳統。權力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這就是封建主義的影響。某些東西也是受了斯大林的影響。蘇聯斯大林掌權後唯我獨尊，掛社會主義招牌，行封建統治之實，把沙皇那一套照搬出來。這是一個社會主義變質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借屍還魂，是馬克思、列寧沒有解決也沒有預見到的當代最嚴重的問題。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必然趨向，但是還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我們正確的道路。
　　四、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嚴重挫傷人們的生產和工作積極性，尤其是打擊了知識分子，把革命的知識分子排斥在外，搞得政治空氣緊張，人人神經過敏。弦繃得太緊，不符合社會治理的規律，必然要出問題。
　　上述這些觀點，站到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後的今天來看，大多已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回頭想想幾十年前是個什麽情況呢？聶紺弩在那個時候就議論風生，鞭辟入裏，這不能不讓人感歎和欽服，讓人感到他每一句話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在談到“四清”運動轉彎的時候，聶紺弩說了這樣一句話：“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轉一個彎，現在人的命運十分渺茫！”果然，時間未久，就轉成“文化大革命”了，他本人也遭到了噩運。這句話是他智慧的預見呢，還是不幸而言中呢？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字真如，曾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民革中央常委，1958年他曾上書毛澤東主席，指出毛“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難寧，察而不周”。這大概與聶紺弩所見略同。聶是陳的好友，卻一直沒有到過陳家，1965年陳逝世，聶前往祭悼，同事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問聶：“陳真如生前讓你到家裏來，你怎麽不來？”聶說：“到他家裏要寫會客單，我就不願意。”陳邇冬說：“陳真如說過，你的許多高論都可以入《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是南北朝時宋臨川王的名著，記述逸事瑣語，經久流傳，盈篇都是機智絕妙的話語。陳銘樞用《世說新語》比擬聶紺弩的妙語高論，並非是過分的褒賞。他經常有語出成珠、驚人不俗之語。本文中所列言論的來源，都是別人根據記憶寫出來，報告給司法機關，筆者又從司法檔案中摘錄出來的，也許聶紺弩還有更為精彩的話語恰恰給漏掉了呢。
　　
　　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隨後印成了一本小書發行。
　　那時我在北京讀大四，放寒假前在新華書店買了姚文元的書，坐火車回家的途中讀了一遍。那幾年文藝界批判成風，作為局外人，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普通的文史愛好者，雖然對這類文章總是要看，甚至認真去看，但並不了解其背景。誰能想到，一篇文章出台的後麵，竟然會有那麽複雜的政治鬥爭和邪惡的陰謀活動！“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到來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批判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是江青親自籌謀，張春橋全力張羅，陰謀家們精心炮製的一出惡作劇。
　　1965年2月江青跑到上海，經與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張春橋密謀，把批判吳劇的寫作任務交給了慣於揮舞批判棍子的姚文元。姚文發表之後，張春橋指令《文匯報》開辟《海》劇討論專版，引誘文藝界人士發表反駁姚文的觀點，有意仿效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策劃。
　　按說文藝界屢經挫折，人們應該有所警惕了吧，然而善良的知識分子畢竟不是陰謀家的對手，仍然不免要落了圈套。有不識時務者，果然就出來與姚文元唱反調，導演者一看，正中下懷，於是一台“文化戰線兩條路線鬥爭”、“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階級鬥爭”的新鬧劇就成功上演了。
　　聶紺弩就是一個不識時務者。他雖然沒有發表文章，但他的許多不合時宜的言論都引起了專政機關的注視。
　　
　　1965年12月6日：
　　姚文發表還不到一個月，聶在晚間與人閑談中，話題便直衝此文。說到《文匯報》幾篇關於《海瑞罷官》的文章反駁姚文元時，聶說：
　　“現在一切是非都沒辦法說……現在是誰也不敢、不想寫文章，就是怕這個（沒有是非講）。老舍說，他現在寫一百字就頭痛，他不寫了。吳晗、老舍，這些還不說，夏衍、田漢、荃麟、胡風、艾青……這些人一個一個地弄垮，這些人都不讓寫，人家是幾十年的老革命，這些人都不讓寫，吳晗這些又有什麽可談呢？寫曆史都不讓寫，現代的更有什麽能寫呢？姚文元這個人我非常討厭他。本來嘛，把清官、貪官、好官、壞官一律抹黑，都是封建統治階級，這就沒有曆史，也沒有誰推動曆史前進的問題。你說人家寫謝瑤環、寫海瑞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三麵紅旗’，這不得了哎，這就是封人家的筆！你以後可以拿任何作品來判決任何作家犯罪，可以判決吳晗，也可以判決聶紺弩！文藝作品有影射時事的事例，曆史上很多，但也有絕不牽涉時事的，這是個文學史的普通常識，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律指為以古諷今，這有什麽公道？你可以問田漢，也可以問吳晗，但是你不能憑人家的作品你就下結論！”
　　從吳晗寫海瑞受批判，聯係到馮雪峰還在寫太平天國，麵臨這種形勢，馮的寫作也該收場了。聶說：“當然囉，兩個主角（指馮筆下的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李秀成，一個石達開，這不都是犯忌的嗎？”
　　接著，聶紺弩又想到了黃藥眠對周揚的議論。“昨天看到黃藥眠，他跟我講得很沉痛。他說：‘周揚這個人我和他私人感情很好，在延安我生了重病，得到他照顧我才好的，可以說他救了我。但是這個人講話是沒有人不頭痛。他做報告，第一次聽了真是精彩，有理論有感情，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以後，你就會倒胃口。比方說，談到武訓傳，他第一次說，這部電影有問題，我們作為共產黨員，沒有這個水平看出來，是十分慚愧的。這樣把自己也檢討了一下。第二次談這個問題，他就說，武訓傳這個問題，許多人都看不清楚，這說明大家的理論水平不高，就把自己略微減卸了一點。第三次就在大會上正顏厲色地說：武訓傳這樣嚴重的問題，你們都看不到，這還是一個共產黨員嗎！這樣就搖身一變，成為先知先覺了。’藥眠說得非常之形象化，這就是周揚。就是這樣的人自居領導，你說有什麽辦法呢？現在主要是打擊文藝界三十年代活著的人和文藝領導。這些人垮下去，人才就沒有了。有許多人過去都是衝鋒陷陣，在文藝界立過不少戰功的，現在就這樣完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五百年’，這句話，現在隻能改為‘各領風騷五六年’。現在是非常混亂的時代，不能安靜生活的時代，文藝沒有搞頭。”
　　聶紺弩轉述黃藥眠的話，由議論周揚，而想到人才問題，指出了世事的“非常混亂”。然而，他還沒有完全預料到，一個更加混亂的曆史時期正在逼近，連周揚這樣的本來很“左”的文藝領導人也跟不上越來越“左”的形勢，即將垮台了。
　　
　　1966年2月20日：
　　關於文化人士遭受打擊的事，是聶紺弩那段時間與友人聚會中經常涉及的話題。如談到文懷沙，聶說：文懷沙還在裏麵（監獄），原因是他沒有職業，隻好回到裏頭，還可以拿25元5角一月，叫做就業分子，就是說刑滿了但是仍在裏麵就業，那兒給他一個房間很安靜，他在那兒給人看病。他自己也奇怪，他犯的罪就是無牌照給人看病，到了那裏還是看病，所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這天下午，到了和平裏肖離家。肖離是湘西土家族，黃永玉同鄉，他和他愛人肖鳳原來都是《大公報》記者，摘去“右派”帽子後，都在家裏工作（編教科書），據說過得像“隱士”。肖離與聶紺弩談話間，說起很多北大荒的事，說有個叫戴璜的新華社記者從北大荒回來後，寫了一個報告給組織上，把他所見到的北大荒各種不合理的非法現象都揭發出來，組織上說這很好，是重要材料，叫他留下來，第二年就把他送勞改了。還有一個叫朱華的，原是合作總社負責幹部，摘了帽子留在北大荒，因為寫報告反北大荒的情況又被整，現在還在勞動。他們自己整風可以，你們這些人千萬不能提，一提就倒黴。
　　在肖離家，聶紺弩又說到文懷沙，以為文受打擊是周揚挾嫌報複。聶說：因為文愛隨便說，私下傳播周揚的隱私，周便懷恨在心。恰巧文懷沙在十三陵水庫和毛主席一起照相這件事，主席知道了很不高興，說了幾句這個人招搖等話。大概毛主席早就知道有個文懷沙，有一次沈尹默送一本詩集給主席，主席就問了一句：給文懷沙那首也在內嗎？這不過是一句開玩笑的話，沈告訴了文，文就有點飄飄然，所以那次在十三陵水庫勞動，文懷沙就敢於混上主席台，和毛主席一起拍照。周揚借了這個機會就決定對文報複，恰有馬某控告文在看病時調戲他老婆，所以就把文抓起來。說到看病，文確實有一手，許多老中醫都對他很佩服，並且得過衛生部一次獎狀。
　　文懷沙受到處理是否與周揚有關，無從考證，聶的話隻是茶餘飯後的閑言，不必當真。但是，那個年代的許多事情確很荒唐。文懷沙既然醫術不凡，獲得衛生部獎勵，又為何以非法行醫罪判刑？既然以非法行醫罪判刑，又為何允許在監獄中繼續看病？還有，新華社記者隻是給組織上反映情況，組織上也認為很好，為何也被判刑勞改？可知“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冤假錯案並非偶然現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種種冤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早已屢見不鮮。聶紺弩每議及此，氣憤已甚，但他並沒有預料到冤獄已經張開大口，正在等待他的入網。
　　
　　1965年12月22日：
　　聶紺弩約友人大談莊子。他在集中精力精讀莊子，講起來興致勃勃：“老聶還是有兩手吧，從莊子裏看出許多問題來。要是過去，讀了就讀了，體會不到，有些體會也不那麽深。”言下之意，現在他才真正深悟了，認為自己的研究深度是前人未曾有過的。
　　他說：“莊子內篇第一篇就是《逍遙遊》，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打破枷鎖。這就很清楚，什麽人才有這種要求呢？”他認為，莊子是代表被鎮壓、被壓迫的人說話的。
　　他還講到莊子中的一個故事。“子貢去看一個老頭，他在灌田，用個小罍一下一下去澆，別人勸他用水車，他堅決反對。這個人在勞動，卻反對有效果的辦法，這說明他對勞動一點積極性都沒有，勞動隻是磨洋工，不是為生產。如果你不到北大荒，理解得了這種道理嗎？”
　　他講述莊子的內容，都是與他自身的現實體會相聯係的。他在朋友麵前滔滔道來，但同時他也意識到講這些東西是有危險的。他會突然間厲聲地說：“媽的！以後我也不對人多講了，講出來是危險的。”
　　邵荃麟自己未落難以前，曾關切地問過聶紺弩研究莊子的情況。據聶本人說：“邵荃麟問過我好幾回：你研究莊子的動機何在？他的意思是怕我出事。不會的，我講馬克思主義嘛，首先肯定莊子是反動的……”
　　由此看來，聶紺弩並不是不知道身臨境遇的危險性，但他仍然過於自信。他認為他對莊子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實際上他已踏入雷區。
　　
　　1966年1月15日：
　　周穎因胃病在家，聶紺弩給她煮蛋花湯喝。有友人來訪，閑談起來，周穎說：最近北京的備戰空氣十分濃厚，不但每個幹部要在機關挖防空壕，把許多人累得要命，日常工作也放下不搞了，還規定讓大家討論機關要不要保留，不必保留的機關都解散，年老的就退休；還有的機關保留下來有無必要待在北京，或整個機關遷移，有些幹部就調動，把機關精簡，或有些人調到地方去，弄得人心惶惶。每隔一個時期就製造一次緊張空氣，老實講，這些辦法我不同意，也不了解為什麽隔一個時期就折磨人一次，叫人不得安生？現在誰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怎麽樣，照理說，要把國家生產搞好，也得讓人家有個安靜的時刻來做做研究工作，總是搞得你心煩意亂，安定不下來，人人都無法安於自己的職業。
　　聶接著說：人家是不要搞生產，1958年以後生產就已經垮了，一直到現在都沒辦法，大家餓著肚子搞什麽生產呢，機關除了軍事機關和政權機關之外，都可以不要，要有什麽用呢，不解決他們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又閑談到國際問題，再從國際問題回到國內問題。周說：我們國內的情況，用句老話說就叫軍人當政，這兩年所有機關的領導都換了軍人，連文化部長都換了軍人。
　　聶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主張，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麽可以天天講打仗？馬克思主義和黷武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兩回事。蘇聯主張和平，主要是贏得時間來搞生產建設，沒有大量豐足的生產，談什麽共產主義。主張和美國有一定限度的接觸，原是不錯的，全世界的生產隻有美國是先進的，可以在經濟上利用和美國的接觸，吸取那些優秀的技術來促進蘇聯的生產，這並沒有錯。
　　周說：卡斯特羅說得很對，現在是中蘇兩大國爭權奪利，卻犧牲了古巴、越南這些小國。
　　聶說：中國這一手是很厲害的，蘇聯的領導人現在最傷腦筋的也在這裏，就是把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分裂為兩派，有的掌權的是親華派，有的掌權的是親蘇派，但是總的還是兩派，這可是便宜了誰呢，便宜了帝國主義。
　　他們這一番對話，讓我們回想起當年“反修”鬥爭和備戰的情況。大概是首都機關的人，尤其是文化機關的人，對那種備戰的緊張空氣大為不滿吧，而我當時還是一個青年學生，習慣了參加勞動，讓挖防空洞也沒有覺得累得要命，思想上也是完全讚成中央的觀點，反對蘇聯搞修正主義的。現在看來，學生畢竟幼稚。聶紺弩他們當時就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讚成極“左”的做法。我想，當時也並非隻有聶紺弩他們幾個人，持有正確主張的應該大有人在，可惜他們隻能私下議論而已，而且一旦被人告發，就會被以“反革命”治罪。[www.ideobook.com]
　　黨內和人民中間的正確聲音無法表達，隻是一味地極“左”下去，“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就必然無可避免，聶紺弩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也就在劫難逃。
　　
　　1966年2月4日：
　　聶紺弩、張友鸞、周紹良等，在“恩成居”晚飯，然漫步到東安市場。其間，談到《海瑞罷官》。周、張都說：“現在動輒得咎，古典文藝不能搞。歌頌海瑞固然可以說是借古諷今，批判海瑞也可以說是借古諷今，為什麽在這個時候單單拿出一個海瑞來批評？《膽劍篇》，說實在的，我們就反對在那個時候來演出，越王勾踐是亡國的，我們的國家剛建立，方興未艾，為什麽拿臥薪嚐膽來比喻我們今天呢？這不是借古諷今嗎？”聶紺弩說：“你們這些都是皮毛之見，海瑞、包公不是吳晗第一個提出來的，他不過是聽了上頭的指示寫成劇本、寫成文章而已。當時上頭提出來是因為底下亂七八糟，貪汙弄權的太多，主張有些清官去進行調查整頓。所以吳晗如果在學術上批判的話，他承擔了，那就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他那篇檢討，觸及了廬山會議的秘密，這就問題大了，這就構成嚴重的問題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哪裏出來的呢？正是從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套出來的，何其芳也不敢大膽冒提倡封建迷信的險，他也是根據上頭的指示……《膽劍篇》也不是曹禺的意思，是上頭的意思提倡艱苦建國，就把臥薪嚐膽提出來嘛，要不是有這一點保證，今天可以有一千篇文章發表出來批判曹禺。現在的問題是上麵，錯了就讓別人承擔……”
　　從上述話題，又引申到今後文藝創作如何進行。按當時的趨向，文藝工作者就是既能生產勞動，又能創作的人。聶紺弩說：“那就是說扭扭秧歌，說說快板，文藝就滿足了。”“文藝單純化了，將來什麽都可以不要，我看現在就是管子說的‘軌裏連村’的社會。”
　　春秋時代，管仲改革齊國的行政組織，居民按照士、農、工、商劃定住處，不準隨便遷徙和雜處，並且把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結合起來，每鄉以五家為軌，十軌為裏，四裏為連，十連為鄉，五鄉為軍。實行這種“軌裏連村”，加強了對人民的控製，擴大了國君的權力，也擴充了軍隊的兵源。
　　聶紺弩對當年我國社會狀況的分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確切地得到了證實。國家機關實行軍管，基層社會實行“全民皆兵”，農民外出也要請假，同管子的“軌裏連村”確是很相像的。聶紺弩認為，這種管理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人的自由的喪失。
　　
　　1966年2月18日：
　　聶紺弩分析當時社會問題的症結，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權利越來越少，他認為治理社會不能順其自然，就會像莊子講的“鑿混沌”的寓言一樣，“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這天晚間，聶與友人漫談中說道：“現在農夫也不好當。從前的農夫向地主納了地租之外，那塊地怎麽種，他有完全的權利，他有種地的本領可以完全自由地施展在那塊土地上。現在的農夫一點權利沒有，叫你種什麽你就得乖乖地種什麽。種了之後，全部被人拿走，結果自己一無所有，這樣的製度是沒有辦法搞生產的。連賣菜的也不好當。過去賣菜，他知道這條街道住些什麽人，他們的胃口喜歡吃什麽，到時就販進什麽菜來供應客戶，自己賺點小錢，安樂生活。可是現在呢，你沒有選擇貨色的自由，上級分配什麽你就賣什麽，你用不著去了解顧客的胃口，因為你了解了也無法供應。你拿很少的一份薪水，就坐著等分配工作和指定學習，你不做比做好，可以少犯錯誤。這樣，賣菜的也就無所施其本領，積極性也發揮不出來。這是個自由問題。”
　　接著，聶又談到了“層層專政”的問題。他說：“有些位子高的人比我們更痛苦，因為他們同我們一樣有些話想講不能講，又不像我們反正是專政對象，我們彼此坐著不說話，相視一笑就都能會意。而他們不行，他們既是專政對象，又是服務對象，他還要聽上級的話行事，有許多行動和自己內心不一致，有許多的心裏話不能對人說，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比如前幾年去看夏公（衍），他隻能同你談一些彼此毫不相幹的事情，心裏的話可不能同你說，因為一說他就離開了他的地位，就會產生各種不測的情況，因為他也是被專政的。”
　　“現在主要問題是人的權利問題、自由問題，也是莊子提出的逍遙遊，現在人們要求那種逍遙遊的境界。莊子高就高在他藐視一切，自己找到這個境界。現在社會是相反的，天天在‘鑿混沌’，這樣鑿，不到七日，混沌就會死的。”
　　仔細品味聶紺弩這一段話，似乎含有一種對於“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後果的預測意味。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黃某來到聶紺弩家。聶說：“下午出門，找這個找不著，找那個出去了，最後到陳邇冬那兒坐一會兒，回來路上碰到儲安平，到他家殺了一盤棋，人家要吃晚飯，隻好回來了。”然後又說：“昨天打電話你不出來，我一個人到莫斯科餐廳吃晚飯，吃完了碰到黃藥眠，他同我談起，要找10個大家都認識的人，第一次由他請客，在廣東酒家吃一頓作為聚餐的開始，以後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錢。意思是年紀老了，又沒有什麽事可做，所以找點兒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問我有什麽熟人，我提出一個鍾敬文，一個你，一個陳邇冬，你有沒有興趣參加？”黃某說：“可以呀，大家出錢，一個月不過兩塊錢的事。”
　　這段對話，使我們可以想見亂世文人的蕭索。隻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來，這種計劃輪番做東的聚餐活動，恐怕是沒有讓他們如願以償吧。
　　
　　1966年3月5日、14日：
　　聶約好了鍾敬文在中國書店見麵，到虎坊橋“湖北餐廳”中飯。鍾拿出他寫的一首《參觀收租院泥塑展覽》的詞出來，讓聶提意見，聶說：“這首詞隻寫你參觀後的感想，沒有提到泥塑的藝術性，美中不足。”鍾說：“我這是政治掛帥。”聶說：“本來現在要歌頌的就是政治，就是共產黨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也是看政治，誰在真正提倡藝術？誰是真正為欣賞藝術去看展覽的？這種人不多，當然你是少數人中之一。我看，今後任何藝術形式不要，掛上‘政治’兩個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後，聶與人相約到和平餐廳喝咖啡，又談莊子。聶說：“莊子有些道理確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為桎梏也’，這句話很有道理。”
　　聶紺弩看到了在一個沒有自由可談的環境中，種地和賣菜都無所施展其能，藝術家就更無用武之地了，因而，藝術瀕臨滅亡的危險。他引出莊子“有天下而恣睢”的話，實際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對當時形勢的思考。執掌政權以後，如果恣睢用權，形成官僚主義，脫離群眾，趾高氣揚，剛愎自用，最終必然使權力成為束縛自己的枷鎖。若是濫用權力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掌權者自己也將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們從檔案中能夠看到的，聶紺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論記載。
　　從1966年3月，到他7月被捕，這一段時間中，聶紺弩還有一些言論，但在現在解密的檔案材料中沒有找到。現在隻發現了兩頁書寫內容很雜亂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寫。
　　在這兩頁雜亂的手稿中，寫有這樣的殘句：“幾曾地主悲殃馬，不見田單罪火牛”。這是一個對偶的句子，“地主”對“田單”，“殃馬”對“火牛”，顯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飾效果。從內容看，前句是說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階級的“左”的做法，連地主家裏的馬也無端受禍；後句是說“文化大革命”，紅衛兵蜂起造反，像田單利用火牛陣一樣。
　　在後來的法院審訊筆錄中有過這樣一句問話：“你說過‘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陣一樣，紅衛兵是牛？”聶答：“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了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5月29日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口號。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兩個月後，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做出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8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自此，全國進入全麵動亂時期。
　　那種曆史，我們都是經曆過的。我在大學將要畢業的時候，因趕上了這場動亂，推遲畢業而有幸在首都體驗了風暴中心的狂烈。
　　聶紺弩和他的那些文友們在“紅色恐怖”中的驚悸是可以想見的。忽然一陣無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們的聚會和高談闊論當然是銷聲匿跡了。
　　這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盡。聶紺弩寫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漢武秦皇轉笑人”，這是他被捕入獄之前留下的最後的文字。
　　
　　男兒臉刻黃金印
　　
　　聶的詩作和言論，前麵已經引出許多。他是怎樣當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這個問題已經交代清楚，那麽多的“反動詩”和“反動言論”作為“罪證”已經是綽綽有餘了，然而，筆者在引用聶的言論時仍然有所保留。實際上聶的言談時常是更為激烈的，指責高層領導人也時常會點名道姓，酒後甚至敲著桌子厲聲大罵。如此說來，聶紺弩是不是確實思想很“右”呢？
　　筆者曾經與一位諳通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朋友談起聶紺弩，他知道我在做著這方麵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說：聶紺弩過去是很“左”的啊！
　　對於聶紺弩漫長的人生履跡，筆者愧無詳考，僅從浮光掠影中所見，從1955年批判胡風、“肅反”到1957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創中跌宕變化的顯著的轉折點。這是不是從很“左”轉到了很“右”呢？如做這樣的概括，似乎過於的簡單化了。通讀他的雜文和詩篇，可以讀出一個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雖然經曆了思想的磨礪和轉化，卻始終精魂未散。他的變化，隻是對具體事物的認識觀念上的變化，絕不是自己靈魂的扭曲和斷裂。無論時代風雲變幻，無論個人境遇順逆，聶紺弩始終都是聶紺弩，他的人格以一種堅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寫作和言論中。
　　聶紺弩從“左聯”時期追隨魯迅，在他以後的一生中，崇拜魯迅的信念從未改變。他甚至相信，如果魯迅能夠活到新中國建立以後，能夠對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發生重大影響；他認為如果文化界的領導人是魯迅，而不是周揚他們，就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運動。當然這隻不過是一種良好願望而已。
　　最能表現聶紺弩“左”的一麵立場的，應該是他那些筆鋒犀利的雜文。他有一首七律，題為《以拙集〈雜文選〉贈重禹係以一詩》：

　　鬼穀先生立我前，鄉人賣藥兔開言。
　　文盲局長翻身穗，萬裏長城笑死錢。
　　自比烏鴉曹氏子，騙人階級傅斯年。
　　何來一炬阿房火，燒到幹媽義養乾。

　　短短一首詩中，提到了聶紺弩八篇雜文。其中，《論六個文盲衛士當局長》是針對香港小報詆毀新中國的惡意報道而予以反擊的；《論萬裏長城》是針對所謂“中國共產黨要拆除萬裏長城”的謠言，駁斥錢穆的誹謗“專論”的；《論烏鴉》一文是對曹聚仁自比烏鴉，“經常發表皇皇論文……打擊現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諷刺；《傅斯年與階級鬥爭》一文是對傅斯年所謂“共產黨騙人的第一個法寶是階級鬥爭”的“隨意胡扯”，進行淩厲的指摘；《有奶就是娘與幹媽媽主義》是用烈火般的文筆抨擊蕭乾的，文中直指蕭乾是“代表封建性與買辦性，雙方兼備，完美無缺的高明理論家”，並且還順帶燒及了“封建性的”馮友蘭、沈從文和“買辦性的”胡適、林語堂等人。
　　這幾篇論文不能算是聶紺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態度，可謂立場鮮明，毫不含糊的。1950年聶在香港任《文匯報》主筆期間，雜文多以讚頌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為主題，對種種反共的謬談怪論予以嬉笑怒罵的痛斥和嘲諷。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對國民黨政府的指責，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罵蔣介石”。上麵提到的《論六個文盲衛士當局長》一文，在談到文化水準的時候，就插了一個小小的打諢：

　　蔣介石的名著《中國之命運》，誰都知道是漢奸陶希聖寫的。有名的故事，蔣介石看了《論聯合政府》，問他的親信，何以人家寫得這麽好，我們寫不出呢？人家回答：“因為那是毛澤東自己寫的。”足見他的總裁什麽集之類，盡管不值一文錢，還不是他自己寫的。

　　聶罵蔣的同時，對毛澤東的態度當然是熱情讚頌的。參加過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的開國大典後，他寫了一篇追記的散文，記述了群眾興奮而熱烈歡呼的場景，當毛主席到會場時，他寫了這樣一段話：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麵孔，但那姿態是很熟悉的，還是那樣，像一個敦厚的長者，甚至像一個鄉下的嗬寒問暖的老太婆。他的動作和語言都似乎是迂緩的，但每一個迂緩的動作和聲音裏都含著無限仁慈。想他的臉上還是那樣帶著一些輕微的笑意，帶著一種對於別人永遠的關心，好像無論什麽時候，隻要你願意，他都可以向你訴盡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傾談，你會發現他的談話裏竟那麽多的幽默，乃至那麽多的詼諧，有時使你微笑，有時使你大笑。在笑聲中，你會融解一切心裏的鬱結，你會頓開茅塞，恍然大悟，你會發覺他竟知道你這麽多，這麽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見麵，而是你的幾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從來不會嗬斥人，從來不憎恨人，從來不會把什麽人當做他的敵人。然而誰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中國的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即將把他們根絕，而且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中國農民，中國全體人民的領袖！

　　這段話並不是故意獻媚，我相信，這是聶紺弩當年的真實感受，是他的真情實感的表述。
　　聶紺弩與毛澤東的直接接觸，大概就是1939年春在延安那一次。陝北公學開學典禮的時候，丁玲拉了聶去聽毛演講，散會後回招待所，與毛同行一段路，說了不少話，毛給聶留下了“未嚐不藹然可親”的印象。但聶對毛的讚賞，絕不是因為那一次的印象，或者說，他讚賞的並不隻是毛澤東個人。這正如他罵蔣，也並非是罵蔣某個人。在他寫的《對於反省的看法》中說：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國民黨，但這憎恨並非從無產階級立場去憎恨它，而從莫名其妙的理性、正義之類的觀點，裏麵還甚至含有恨鐵不成鋼的意思。同時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國民黨，是國民黨的那一套辦法製度……

　　上文談到他入黨，及1957年的“檢查材料”中再次談到此事時，他先後說過：

　　我離開反動陣營，跑到革命方麵來，並非由於我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而是反動陣營太過於黑暗，幾乎從封建觀點也可以反對它，我是若幹“正義感”和若幹無政府個人主義之類，促使我離開了它；至於入黨，也不是因為真正有了什麽覺悟，而不過是因為大勢所趨的緣故。像我這樣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參加革命，想為一種悲憫、義舉、高貴的情操，自以為高人一等……
　　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複雜、矛盾、微妙的，我還不能很清楚地說明它。但有一點，哪怕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入黨是很危險的事，但這是一種精神上得到解放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這對於一個知識分子還是重要的。所以最好是取得黨員的名義而逃掉那黨員應履行的義務……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聶紺弩。由此可知，他對毛澤東的讚頌，實際是對人民的讚頌，是對人民領袖的讚頌。在聶紺弩心目中，人民的領袖就應該是寬厚的，仁慈的，永遠關懷別人的，帶著笑意為人民排難解憂的。他出於理念上的自由主義和正義感而衷心擁戴的，正是這樣一個人民領袖的形象。
　　1955年開始了對胡風的批判，接著中央發出了《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聶紺弩主要因受胡風的牽連，在“肅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反省3個月。他的《反省中作》詩六首，抒寫了當時的遭際和心情，其中一首曰：

　　隻道生虛五十載，誰知咎犯百千樁。
　　伸長八尺靈官殿，大喝一聲白虎堂。
　　天若有頭砍當怕，地雖無底揭也慌。
　　何人萬縷青絲發，不為昭關一夜霜。

　　這是被批判的情景。據說聶當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直接領導人王任叔，鬥爭聶格外起勁，動輒聲色俱厲地說“反革命分子聶紺弩”如何如何。天也怕、地也慌，讓人像伍子胥一樣一夜之間頭發全白，可知那情景是頗為恐怖的。
　　在聶的《反省時作》中還有這樣兩句：

　　望美人兮長頸鹿，思君子也細腰蜂。

　　這是他盼望“美人”來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許人呢？誰能夠幫助和解救他呢？文藝界掌握大權的是周揚他們，聶是魯迅的追隨者，是胡風的同夥，與周揚是不同道的，當然他不會對周揚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層想呢，他自然會想到周恩來和毛澤東。
　　聶紺弩與周恩來總理特殊關係，由來已久。周穎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於五四運動時與周恩來、鄧穎超在天津共同組織“覺悟社”，當時周穎跟隨其姊在津，鄧也稱她為妹，從那以後一直保持了親密關係，因而周恩來也就將聶紺弩作“妹夫”看待。
　　聶紺弩在反右中挨整時，他也許認為那隻是王任叔他們幹的事，高層的領導人還會是敦厚的、仁慈的、永遠關心別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總理的同時，也會想起與毛澤東的延安之緣。他的《天安門——追記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典禮》一文，還寫過這麽一段話：

　　毛主席，我看見過，也談過話，握過手，聽過他幾次演講，更讀過他的許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腦筋總在個人的偉大和平凡之間兜圈子，覺得像他那麽一個偉大的人和我這樣一個平凡的人，距離是頗不短的……因此，就在麵臨迫害時，在迫害中，心裏也不敢喊一聲：“毛主席救我！”我怕他聽不見。這回到北京來，看見了廣大的群眾，看見了毛主席，看見了毛主席在群眾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眾中的一員，覺得過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麽遠，就是事實上置身於群眾之外。到了我站在群眾之中了，雖然還隻是形式上的，就覺得他和自己竟是這麽近，簡直沒有距離，正像他和群眾沒有距離，和群眾是一體一樣。這感覺，今天特別強烈，雖說他站在城樓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這會場中，我也沒有看清他的麵容……唉！唉！真是知識分子的痼疾，站在群眾當中，還是這麽我呀我的！

　　當我們的新中國誕生的時候，許多文化人士都抱著炙熱的期望，從海外歸來，從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種新氣象所感染所激蕩的情緒是極其純真的。聶紺弩正是在那樣一種情態中寫下了那些純真的文字。然而，僅僅事過五六年之後，他就成了“肅反”的對象。當他在被圍鬥被隔離的時候，開國典禮那興高采烈的情景會不會在眼前重現呢，還會不會覺得與群眾與領袖離得很近、簡直沒有距離呢？會不會真的喊一聲“毛主席救我”呢？他詩中寫道：

　　四顧茫茫餘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
　　
　　落日大旗何莽蕩，小園枯樹太淒清……
　　
　　鐵盡九州成錯後，始知無用是書生……

　　詩中這樣流露著他的孤獨，淒然，無助……開始也許曾經抱著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與仁慈，結果還是不得不做了檢查，接受了處分。他後來曾經對友人說過：“當我承認我是胡風分子，是反革命的時候，就是最不相信黨的時候。”從這裏開始，在聶紺弩心目中，人民領袖毛澤東的形象發生了改變。
　　聶紺弩在肅反中，連篇累牘地寫了大量的反省與交代材料，檢討說：“和反革命的關係，反黨反革命言論，反組織、反黨的工作態度，都是從我的由莊子、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等等的影響所造成的反動思想體係或精神狀態來的。”甚至說了：“我發現我才是真正的胡風分子，比任何胡風分子還要胡風分子一些。”
　　然而，他的思想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看他的那些反省材料，檢討都很懇切很深刻，但仔細捉摸他的話又都似是而非，實際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撓。因此，1957年“反右”鬥爭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擊，那是在劫難逃的。
　　他被劃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穎問題所牽連。周穎時為民革中央委員，正在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因參加大鳴大放，批評“肅反”擴大化問題，成為鬥爭對象。聶紺弩幫助周穎修改過報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辮子。至於背後的原因，聶紺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時，作了具體的申述：

　　（我）被定為“右派”，則有長遠的曆史原因，要從三十幾年前，上海文藝界一邊以魯迅為首，另一邊以周揚為首，包括田漢、陽翰笙、夏衍等“四條漢子”的兩個文學口號論爭說起……我是站在魯迅的旗幟下的，是既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又反對《國防文學》口號的。曾寫過兩篇文章，一篇用“耳耶”筆名，題目中有“文學的路標”等字，另一篇用“紺弩”筆名，題目全忘，都記不清發表在什麽雜誌上，但後來李何林編的《中國近三十年文學思潮》（生活書店）裏有不少引文……就因為這個緣故，也因為在別的問題上，我也多和魯迅接近，總和周揚不很接近，所以周揚總是恨我。新中國成立後，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書記，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他從幾方麵都是我的直接或間接領導，我處處碰壁。這且不談，周揚對魯迅和大眾文學口號及其擁護者們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報複，真是害怕接觸這些問題，但有兩件較小的，較易說清的。一，篡改《魯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關於魯迅的口號問題的文章和別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們自己的意思改寫過，使之不利於魯迅和他的口號以及與魯迅有關的人，而有利於他們自己……二，把與魯迅有過關係的人、較為接近的人，給以某種打擊，使之從曆史上消掉或成為醜角，特別是黨員，以顯出魯迅不過是匹馬單槍的孤軍奮鬥，或不過是幾個暗藏小醜的頭頭，（所以）劃馮雪峰和我為“右派”。出版社王任叔曾在會場宣布：聶紺弩的問題是中央（即周揚）決定的。

　　這段話是寫在他交給法院的申訴書中的，說出了他內心的鬱結，但並不足以表達他的全部的真實思想。他很清楚那場“反右”鬥爭的慘烈和嚴峻性，並不是簡單的個人之間的嫌隙問題。他作為反革命罪犯在給法院的上訴書中，除了指斥周揚，別的話就不好說了。更深的憤懣，他大概隻有用詩來表達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聶紺弩是怎樣一種心態呢？有兩句詩中，凝聚了他的血淚和膽肝：

　　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

　　這既是悲歌，又是嘯傲，僅僅14個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借用了《水滸》中的林衝誤入白虎節堂而蒙受冤獄的故事，表達了他的深沉的悲憤與凜然的正氣。
　　再看他後來寫給友人鍾敬文的一首七律：

　　飽經艱險身猶在，不露文章世始驚。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鍾三弟兩書生。
　　重陽近每風吹帽，老淚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載，逢人莫道此中情。

　　“飽經艱險身猶在”一語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驚”是借用了杜甫詩句，吐出懷才不遇的心中塊壘。接下來寫到北大荒，戴了“右派”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聶服了4年，鍾服了5年，回憶舊事不禁老淚滂沱，那種悲苦之情何堪對人言說！在一次友人聚談時，聶曾說：“我在北大荒幾年，是四不像，不像個公民，也不像個被剝奪公民權的罪人（因為還有選舉權，還投過票），不像工農，更不像知識分子，總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過了幾年。”
　　聶紺弩留下的許多的言論和詩作，都會引起我們痛切的共鳴。“右派”的“金印”，不僅是刻在一個男兒臉上的恥辱，而且是永遠刻在他心靈中的創痛。這種心靈的創痛，不隻是痛之於個人的患難和榮辱得失，而是與國家民族的悲劇緊密相係的。聶紺弩清醒地看到，“反右”問題不是牽涉少數人的問題，而是幾十萬人的遭遇，是一個時代的知識階層的厄運，其種種惡果必將影響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他60歲生日所作，及同時贈給夫人周穎的詩中，都有一種掩飾不住的憂國憂民的心懷：

　　詩掙亂夢破牆出，老踢中年排闥來。
　　盛世頭顱羞白發，天涯肝膽藐雄才。
　　
　　搖落人間六十年，補天失計共憂天。
　　浮家湖海餘心跡，報國襟期逐口禪……

　　1961年秋聶紺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時，國家經濟處於困難之中，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澤東親自倡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文藝界的冰凍局麵出現了一些融解的跡象。聶紺弩的心境也隨著形勢有所變化，寫詩的同時，並有關於古典文學的論文發表。1962年到武漢，遊覽長江大橋寫下的幾首詩，頗多樂觀情趣，其中出現了歌頌毛澤東的句子。
　　但是，形勢並沒有按照聶紺弩期望的方向發展，而且很快就急轉直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口號的提出，標誌著又一次極“左”的政治運動掀起軒然大波。聶紺弩這時已經看不到任何希望，對時政不滿的情緒日益激昂。毛澤東的人民領袖的光芒在聶紺弩的心目中日漸黯然，他感到原來與群眾那麽親近的人民領袖，似乎已經離開了群眾，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變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舉報材料，記述了聶紺弩的如下談話：

　　聶（臉孔漲紅，手敲桌子，麵孔向王某）：嗯，將來這個人曆史上不知道要寫成多醜啊！（這句話非常突然，因為事前沒有背景談話，在場人聽了一愣）
　　王某：你說哪個人？
　　聶：（蹺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將來曆史上不會寫得不好，現在不是都喊萬歲萬歲嗎？
　　聶：咳，你講現在，現在自然沒有辦法，可是這個現在能維持多久？蔣介石不是也曾厲害過，他不是垮了嗎？辯證法上講得清清楚楚，事物總是向他的對立麵轉化，我們要從發展看問題。總有一天，誰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當然，馬克思主義的勝利，無產階級的勝利，這是不成問題的，這是曆史確定了的。不過，馬克思主義絕不是這些人，他們什麽馬克思主義，是封建主義！現在大家認為生活過得好些了，好像有辦法了，這是滿足於現象，把這當做社會主義，其實他們是封建主義，地地道道的封建主義！
　　王某：你看會變嗎？什麽時候變呢？
　　聶：（冷靜）一定會變，共產黨裏總還有些人，而且現在共產主義運動是國際性的，國際上也不會讓中國這樣下去。至於什麽時候變，那我也不好說。總之，一定要變，中國大有人在……人民不會答應的，你不要看表麵，什麽萬歲萬歲，人民心裏怎麽樣呢？現在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非解決不可！
　　王某：什麽問題？
　　聶：（堅決）“反右”嘛！究竟是我們不對，還是他們不對，這問題非解決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麵這段對話，不禁忽感驚詫，聶紺弩的言詞何至於如此過激呢？政治生活中嚴重缺乏民主氣氛，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這一點聶紺弩是說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義”一言以蔽之。什麽“地地道道的封建主義”，這是老聶酒後失言吧！他對毛主席的態度由過去的擁戴，到後來的漸變，至此已經完全走向極端了。不過，聶紺弩到底是個坦蕩君子，他的不滿和憤慨並非挾私抱怨。後來他在監獄中沉靜下來，經過學習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認識，以至晚年，再沒有發表過任何有損毛澤東形象的言論了。
　　聶紺弩所說的解決“反右”問題，不是說要給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說給他本人平反、恢複待遇，而是說從政治理論上明確是非曲直，要承認極“左”的錯誤，徹底扭正方向。明知錯了，不予改正，而將錯就錯，越搞越“左”，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勢必越來越被動，整個國家的前途也就會瀕臨非常危險的狀態。他認為，越來越左是因為“容不得人”，“越反對我越要專製”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談話中他曾如是說：

　　被動的事情很多，每一次運動都成了被動了，1957年的“反右”把我們都戴上“帽子”，這也是被動的很，最初還以為幾個人、幾百個人，或者幾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劃越多，劃上了幾十萬“右派”，我們無所謂，頂多少拿幾個錢，但是整個國家來說多了幾十萬反對你的人，你說被動不被動，而且運動又來了，你劃不劃呢？總之現在的情況是非常危險。

　　
　　他還曾在談話中說到蕭軍、吳奚如這兩個作家的往事：

　　這是蕭軍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時候，毛主席常常在夜裏派人提了馬燈，把蕭軍接到窯洞裏去聊天。這種情況，文藝界的人都沒有過，隻有蕭軍。他們兩個人在窯洞裏海闊天空，什麽都談。毛一再勸蕭軍入黨，說世界上隻有政治才是不朽的。蕭軍說，他承認這是一條真理，但是像他這樣的人不適合搞政治，他不肯入黨。後來蕭軍要動身回東北去，毛對他說：你不服從任何權威，這一點，你要好好考慮。語氣很重。所以，蕭軍一回到東北，就倒黴了。
　　
　　吳奚如現在湖北工作（湖北省作協專業作家）。毛主席當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後，吳奚如出來說話了，他說在抗日戰爭時期應該團結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不應該排斥他們，因此說毛主席講話的精神有些不當。吳奚如發表意見後，彭真、胡喬木都說吳的意見不對，但毛主席認為吳的意見是對的。毛親自找吳談話說，你的意見很好，同時還說“你尚在外邊工作不好，可以到我身邊來工作”，吳奚如卻不肯答應。到整風時，就把吳拿出來了，說他有三條罪狀，說他從新四軍出來到桂林，和國民黨特務搭上關係了。吳奚如一氣之下說：啊！原來你們是這樣的，我要求退黨。他就從那個時候起脫黨了。

　　聶紺弩提起兩個作家的逸事，雖是閑聊，卻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觀念。不想接受黨的組織管理，不能身受紀律約束，不想緊跟在領導後麵，這正是他的“大自由主義”。他通過兩個作家的事，批評黨的領袖“容不得人”，“你們越是反對我，我越要專製”。而聶紺弩自己呢，也是“你越整我，我越是不服，越是要反對你”。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將要席卷而來，風雲即已驚耳可聞之際，聶紺弩對毛主席的不好看法日漸加深，不敬之語日漸肆恣。全國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聲勢日益高漲，處處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聶紺弩偏要說偉大領袖已經“到處碰壁”了。這真有一些莫名其妙，好像鬼瞰其室，非要他向犯罪、向監獄逼近不可。他曾這樣說：

　　反對他的人會一天天多起來。現在他們當然都不敢說話。就是周（總理）也不敢說什麽話。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周曾經在一個人麵前非常關切地問起我的情況。這種關切是不尋常的，意思好像勸我要冷靜、安心。從一粒沙子看全世界，這情況我們也看得出來。
　　毛主席這個人，古書讀得不少，他是把中國帝王的一套，跟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起來。那不是馬列主義，那是中國封建的東西。在軍事上沒有人能比得過他，但在別的方麵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麽都要管，不讓別人說話。從1955年以後，搞得什麽玩意兒？

　　在“反右”鬥爭的檢討中，聶紺弩說他出身於非勞動人民家庭，“地主階級沒落下來的封建腐朽家庭”，又說“我是個從很窮、很封建，也很下賤的家庭裏出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回答法院審訊時說，“我出身是城市平民，群眾鬥我說我是破落地主”。實事求是地說，他的家庭是一個城市平民家庭。祖上雖曾興旺過，他的祖父並未進入仕途，後世漸至衰敗。他的父親一生無固定職業，曾販土產，開鞋鋪，最後在自家門口開煙館，很早就死了。因為家窮，聶紺弩隻讀到小學就失學了。這種家庭背景，給他烙下了很深的平民意識，詩中曾寫過：“早愛香山賣炭翁，平民思想自成風。”青年時期，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接受了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思想。大革命時期參加國民黨，曾在中央通訊社做到副主任，以後棄暗投明，加入“左聯”，一直是魯迅旗幟的堅定追隨和擁戴者。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追求進步，倡導自由、民主、平等，並且雜糅了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那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氣節意識，聶紺弩的思想信念的源流，大體如此。[www.ideobook.com]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當他認識到國民黨政治黑暗的時候，能夠棄暗投明，學習魯迅的“投槍與匕首”，寫雜文罵蔣，抨擊腐敗時政；當他感到毛澤東密切聯係著人民群眾，代表著進步方向的時候，他就熱情地讚美新中國，歌頌毛澤東；而當他感覺到極“左”路線走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勢必危害國家，危害人民的時候，他從感情上便不能容忍，對於他認為是錯誤的方針政策，便要與之對抗、加以譴責，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寫下了許多“反詩”，發表了大量“反動言論”。
　　過往的曆史已經完全證明，知識分子的這種思想理念問題，使用任何高壓的辦法都是無濟於事的。愈是殘酷的打擊，愈會遭到強烈的反抗。運用強大權勢的一方，當時似乎勝利了，實際上正如聶紺弩所說是“被動了”，那樣的每次運動的結果，都會是一次比一次更加被動。
　　中國和蘇聯從共產國際理論上的爭論，發展到國家關係的惡化，毛澤東主席把“防修反修”提到了絕對高度。在全國農村開展“四清”，城市開展“五反”，意識形態領域加緊對“封資修”的圍剿。1963年5月，毛在杭州主持擬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時，請大家同他一起吃飯，他舉杯向大家祝酒說：“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義根子’的勝利幹杯！”
　　聶紺弩對於這種政治形勢極度反感。司法機關搜集到的，據以將他定為“現行反革命”的材料，大都發生在這個時期。
　　
　　思想錐心坦白難
　　
　　聶紺弩從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縣看守所關了5年時間，至正式判決後，轉到臨汾監獄服刑。
　　按照國家的司法製度，看守所是羈押未決犯的，判決之後服刑的場所稱之為監獄，過去也有叫勞改場的。監獄統一由國家或省級司法機關管理，看守所則是按縣級行政區劃設置的。監獄設有專門的工業或農業生產項目，對犯人實行勞動改造，而看守所的未決人犯是不允許外出勞動的。在“文革”中，這種劃分和管理都不夠嚴格。在我們的社會習慣上，大家把關押場所都統稱為監獄。
　　聶紺弩後來寫過《懷監獄》一文，文中回顧在稷山看守所的看書學習情況時說，“監獄是學習聖地”。並以同號獄友李四為例，說是在獄中才能夠得以專心專意看書，“腦子也靈活起來了，有強烈的讀書欲望，或者說‘癮’，不看就不舒服”。“但似乎隻有在監獄裏才能如此，一出獄就不行”。這種現象，其實並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動的範圍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間說書的盲人，他別的活動受限，背小說唱本的記憶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沒有任何事可做，隻要允許看書，那就必是十分專心致誌的。
　　聶紺弩把看守所中認真讀書學習，作為一個減輕處罰的理由，在給法院的上訴狀中寫道：“計讀《資本論》等18種（馬列著作），最多讀過18遍（《反杜林論》《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前年交出過幾篇筆記，約二三十萬字，有三篇是關於學習毛選軍事著作的心得約十幾萬字；去年交出過一篇有關毛主席偉大的總結，約8000字；未交出的摘錄還有幾本……”
　　這裏說的“有關毛主席偉大的總結”，就是題為《思想改造過程》的一篇“學習心得”。下麵我們就來看看這篇“學習心得”的主要內容。
　　《思想改造過程》寫了六個部分：問題何在；我是誰；思想改變的第一階段；思想改變的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總結。

　　一、問題何在：我的思想問題很多，主要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豐功偉績和對世界革命的貢獻的偉大性認識不夠，沒有認識，認識錯誤。

　　“文化大革命”中的鋪天蓋地的宣傳，毛主席是“四個偉大”，聶紺弩卻犯下了“惡毒攻擊和誣蔑偉大領袖”的“反革命罪”，所以他說自己的思想問題，主要對毛主席偉大的認識問題。這當然是一種老實坦白、絕無掩飾的態度。

　　二、我是誰：我是個破落封建家庭出身，帶著濃厚的封建殘餘的影響，具有許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壞思想壞習慣，既沒有做過實際革命工作，又沒有學過，至少是沒有認真學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驕傲自大，目中無人，畏難苟安，不求上進，一腦子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虛無主義思想，不相信權威，不關心政治，不服從組織紀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獨來獨往，狂言任性的罪犯。某些東西，在舊社會有時還多少有些積極作用，使我在舊社會成為有點進步性的罪犯。但把這些東西原封不動，全部帶到新社會來，再加上一點居“功”自滿，這就成了新社會的罪犯，反革命罪犯。

　　這段話，算得上是聶紺弩的自畫像。他在1956年“肅反”、1957年“反右”兩次反省中，都給自己作過自誣式的畫像，這次在看守所的“學習心得”是把自己描畫得更細膩、逼真了。“文化大革命”時，不用說是蹲了監獄的犯人，就是很紅很革命的人，在“鬥私批修”的小組會上也要對照一番有哪些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等，也要深挖一下家庭出身的某種不良影響，當然大多是應付形勢，言不由衷，虛與委蛇。聶紺弩卻不同，他不是敷衍應付，說的都是大實話。
　　聶紺弩雖然參加共產黨，雖然相信馬克思主義，雖然一直積極從事進步事業，但他從來不把自己視為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因為他不願意遵守紀律，不願意服從領導。把他對自己的描述簡化來說，無非就是四個字：“我就是我”。他的個性，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自由的，很難用什麽階級、什麽主義來概括。在舊社會，他獨來獨往，曾被國民黨報紙點名為“共匪”，列入逮捕名單，那時是具有進步性的罪犯；到了新社會，聶紺弩仍然是聶紺弩，仍然獨來獨往，於是就成了“反革命”的罪犯。

　　三、思想改變的第一階段（初進稷山看守所）：進了監獄不久，突然覺得自己聰明起來了，恍然大悟，我是罪犯，我是應該進監獄的。過去的曆史，過去的一切關係，沒有一樣可以依恃，誰也不能救我。在這階段，讀了毛主席兩部著作，一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在號裏集體學習時，從別人的書上讀取到的。我也參加過幾個月廣東海豐的農民運動，糊裏糊塗，一無所獲。《報告》以前也讀過，也無所獲。主要因為自己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農民，這事與我無關，這回讀，才恍然從農民運動原來可以看出這麽多的道理。原來所謂亂，是亂的地主的天下，而地主的天下是應該當亂，應該滅亡的。那麽，文化大革命的亂，是亂的走資派的天下，而走資派的天下是應該亂，而且應該當滅亡的。

　　這一段“心得”，寫得很有意思。為什麽以前讀《報告》一無所獲，這次就能讀出許多道理來呢？因為正在麵對著天下大亂的“文革”，聯係眼前的實際，於是才知道讓“走資派”戴高帽遊街之類的做法，都是從湖南農民運動那裏延伸過來的，才知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才恍然大悟他聶紺弩是應該進監獄的，是“沒有一樣可以依恃，誰也不能救我”的。
　　從聶紺弩學習《報告》的心得來看，並沒有多少理論上的認識，似乎隻是初進牢獄的一種感受，“突然覺得自己聰明起來了”，接著談到讀另一部毛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有了一點理論上的認識：

　　《講話》以前也讀過多次，總覺得不是文藝工作內部的講話。這時才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講法，是從革命運動的角度看問題的講法；而自己所想象的講法，是從落後的所謂作家的角度看問題的，是錯誤的。這才覺得毛主席著作確實偉大，有重新仔細閱讀的必要。

　　聶紺弩被捕入獄之前，有過很多關於文藝方麵的言論。邵荃粼的“寫中間人物”論違背《講話》精神受到批判，聶為此深感不平，直率支持邵論，觀點極其鮮明。在獄中學習《講話》後，他產生了新的見解：以前他是從文藝本身的規律看問題，而《講話》是從革命運動的角度看問題，從革命運動的角度講就當然是要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要塑造英雄人物，這當然就是唯一正確的講法。
　　聶紺弩對自己第一階段的思想改變的這個總結，應該說是一個合情合理的說法。

　　四、思想改變的第二階段：1970年1月4日，（看守所）幹事給我買了部《毛選》，這才有了書，可以正式認真看書學習了。從這時起到1972年7月，約一年半，是專門看《毛選》時期。東翻西閱不算，從頭到尾地看，也看了五六遍，一個一個問題研究的次數更多。在這個過程中，使我震動的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學習與時局》及其附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些輝煌著作。這些著作對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別的不說，從這些著作看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張國燾等人的錯誤領導，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害是如何嚴重。《湖南農民運動報告》中所歌頌的那千百萬農民，我在海陸豐所看見的那幾十萬農民和他們的領導者，長岡鄉、才溪鄉那些模範工作者以及由他們所發動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參軍青年，30萬紅軍，30萬黨員，若幹萬赤衛隊，以及整個蘇區幾百萬人民，尤其是那些赤膽忠心擁護革命的銅牆鐵壁，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到了延安以外，都到哪裏去了呢？那些殘留下來的人們又碰到一些什麽遭遇呢？而這些，對中國曆史的進退，對世界革命形勢影響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誰能把這些事情都講清楚啊！這樣一想，才覺得革命領導的正確與否，關係原來如此重大（聯係到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就更覺得關係重大）……

　　這一大段，簡直是一氣嗬成，一個接一個的巨大數字，一個接一個的問號，來得多麽緊促，可以感覺出，這是聶紺弩手中的那支鋼筆飽蘸著情緒寫出來的。他不是從字麵上讀毛著，他聯係自己的親身經曆，勾起了對中國革命的艱難慘痛的曆史回憶。1925年有一段時間，聶在廣東海豐從事農民運動工作，並擔任海豐縣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員。他回憶起當年投身於革命熱潮的農民群眾和那些優秀的領導人、模範工作者以及參加革命軍隊的廣大青年，無數的寶貴生命犧牲了，包括著名的農運領袖彭湃烈士。1964年他曾重訪海豐，看望彭湃的母親，寫有《重到海城呈彭母》詩二首。詩中滿含對彭湃烈士和農民運動的懷念之情：“一時才俊無遺塚，何處江山不故人。遙指木棉花下路，似猶旗笠萬農民。”當他在監牢中憶寫往事的時候，一定是和他在海城給彭母寫詩的時候一樣，眼前又浮現出了一片手舉紅旗、頭戴草笠的農民群眾聚義的轟轟烈烈的情景。此時此刻，聶紺弩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身陷囹圄的一個囚徒，也忘記了自己年將古稀垂垂老矣，竟然像返老還童一般，一顆熱烈的心越過了監房的高牆，飛向了廣宇人間。他的思緒在革命的曆史和世界的現狀之間飛躍著，然後反躬自問：

　　這些著作，過去不是沒有讀，也不隻讀過一遍，為什麽現在讀起來都像完全不知道一樣，為什麽我可以認為這些理論正確與否與我無關，或以為它們當然是正確的就輕輕放下呢？關於中國幾億人民，世界更多人民的生死存亡、榮辱哀樂問題，曆史進退問題，我為什麽能漠然不關心呢？

　　我們知道，聶紺弩從來就不是一個對社會現實漠然不關心的人，倘真如此，他也不會發生那麽多譴責現實的言論和詩作，也不會成為“反革命”。他在這裏自省自問的內容，是指他對毛著中那些與國家命運密切相關的內容沒有認真研究過。通過在看守所集中的學習，通過對革命曆史和人民命運的深情反思，使他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如何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有了更多的了解，從而對毛澤東的正確與偉大的一麵作了深入的思考。由此可知，他的學習態度是懇切的，心得是真誠的，思想認識的改變有著他自身的合理性和邏輯性，這與“文化大革命”當時普遍通行的那種官樣文章，那種假大空言詞，不可同日而語。

　　五、第三階段：1972年7月中旬，幹事替我買了十來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以後又陸續得到了十來本，直到現在，我就同時兼看馬恩列斯著作，是為第三階段。這些著作是：《馬恩文選兩卷集》（內《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十餘種）；馬克思《資本論·卷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導言》；恩格斯《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自然辯證法》；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論蘇聯經濟問題》，《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除了兩三種大部頭的剛才入手，還未看完或簡直未看以外，都看了五六遍到十四五遍不等，反複讀、背、摘錄、做筆記種種不同。

　　讓人感佩的，首先是聶紺弩的學習精神。一個住監獄的老人，自己花錢讓人家給他到外麵買書，當地買不到《資本論》的第二、三卷，寫信讓家裏給寄來，然後知道有新出版的第四卷本，再寫信讓寄。那個年代隻允許看馬列毛著作的，要不然，他會把五經四書、二十四史統統看十幾遍啊！想起我們住中央黨校的時候，要求學員重點讀馬列原著，書由學校發，買書也可報銷，但實際上很少有人真正讀書的。試問當今的高級幹部，沒有不住過中央黨校的，但有幾個人真正讀完《資本論》呢？難道住黨校都不如住監獄嗎？這樣比照，就知道聶紺弩的讀書精神何等可貴了！聶紺弩常說自己很懶散，他的性格確有懶散的一麵，而在讀書學習上卻是勤奮有加。要算他的學曆，隻是讀過小學，但隻要看他的雜文和古體詩中的典故隨手拈來，就知道他是怎樣一位博覽群書的飽學之士了，甚至在他被宣判為無期徒刑之後，那就是告訴他就要終老在獄中了，讀書還有何用？但他仍要刻苦讀書，這種習慣和修養，定是長期陶冶而成的，所以才能那樣恒固。
　　聶紺弩在他所說的第三階段中，讀了那麽多馬恩列斯的著作，也寫了許多筆記，但在這篇《思想改造過程》中側重要說的是“毛主席偉大”這個問題：

　　這裏且不說閱讀（馬恩列斯著作）的經過和有什麽心得，隻說看過這些書如何更看出毛主席的偉大。

　　他通過閱讀馬恩列斯，認為毛著吸收了一切馬列主義的豐碩成果。舉出《論持久戰》整篇都是辯證法的運用，毛的軍事理論、戰略思想豐富了馬列主義。然後又談到毛在哲學方麵：

　　哲學方麵，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麵；從各個過程階段、過程階段的各個方麵理解事物的矛盾……所有這些，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就我讀過的這些著作說）所未談到或未這樣明確談到的，這就大大豐富了馬列主義哲學寶庫。毛主席教導：要把哲學從哲學家的講台和書桌上解放出來。我讀《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費爾巴哈論》、《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偉大著作時，深深感到自己的學力不夠。我是反複讀了十幾遍，才懂這麽一點半點的，有許多是根本沒有看懂，恐怕終於看不懂的。那些書，每一個問題都是用自然科學來論證的，是牽涉到自然科學和哲學的曆史的，有的是專談自然科學的，是牽涉到這麽多的國家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的理論和謬論的，千頭萬緒，五光十色，使人摸不著頭腦。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曆史，都是外國的，而與中國有關的沒有一件，就是說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恩格斯、列寧著這些書時，是不能不這樣做的，因為它本是學說問題，首先是學說問題，而且是論證性著作，不利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成果就無法論證，不駁倒別人的謬論就不能闡發自己的真理，尤其是在這個學說的創建時期。問題是到了現在，那些學說已經成了普遍真理，必須普及到廣大人民中去的時候，還是那麽博大精深的原樣，就不容易使群眾迅速掌握理論，也不能使理論迅速掌握群眾。所以毛主席要把哲學解放出來，而他自己的哲學著作就說得很通俗，不用或盡量少用自然科學和外國人或事作論證，而是用中國人所熟悉的，所喜聞樂見的東西來做例證。這也是經典著作所未注意到的問題。

　　這是聶紺弩從馬列原著與毛著比照中，看出了毛澤東在哲學方麵的創新和貢獻。

　　六、結束：這裏所談的這些，就是對毛主席偉大的認識，在別人根本不成問題或是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在我，無論這認識怎樣粗淺，也還是個思想改變，而且是個重大的思想改變，世界觀的改變，根本性的改變。這個改變過程，就其較易說清的方麵而言，是通過看書學習而來的，是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馬恩列斯的著作，花了些時間，下了些功夫而來的……看書學習，不僅對毛主席的偉大有了若幹粗淺認識，也對別的問題，即使不是一切問題，有了和以前不同的看法，特別是關於我的業務範圍，語文問題，文學問題，中國古典小說等等……為了贖罪，我很想寫東西，但最有把握的還是關於古典小說，這一點目前還難實現。我還要學習，還要看書，要看許許多多書，要把全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應用到業務上去。

　　結束語說到“我很想寫東西”，還想重操業務，這也是聶紺弩的真實思想的流露，但他也明白“這一點目前還很難實現”。既然目前不能實現，那麽“目前”之後還有未來嗎？當年政治形勢風雲叵測，而他畢竟已是古稀之年，對未來還抱有許多期待，這也是難能可貴之處。
　　監獄中組織學習，是把罪犯改造成為新人的一種重要方式，往往要求罪犯們寫成學習心得。對於看守所的未決人犯來說，組織學習更有著促使他們坦白交代的作用。因為看守所的人犯不參加勞動，除了接受審訊，交代問題，就有更多的時間看書學習和寫心得，但寫這種東西無須講究寫作水平，隨便寫一些套話交卷也可以。聶紺弩的《思想改變過程》寫得那麽認真，那麽有水準，那麽不乏真實思想的流露，這無疑就是文化人的一種寫作癖性所致。
　　這篇由六個段落組成的《思想改變過程》，寫作落款日期是1973年8月27日。任何寫作都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特定的語境。聶紺弩這樣一個書癡文癖，不論任何時候，都不想放棄閱讀和寫作，而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時代，尤其是在監牢森嚴這種特殊的條件下，讀書隻能讀馬列毛的書，寫作也不可能任其自由，文筆很難避開當時語境下一些通用的語匯。盡管如此，在聶紺弩的筆下仍然寫出了他的某些真實思考。
　　所謂他的思想改變成過程，即是解決對“毛主席偉大”的認識過程，重點在第二階段對中國革命曆史的回顧，第三階段從馬列原著看毛對哲學和軍事思想的發展。而聶紺弩的“現行反革命”問題，實質並不在這些地方，他的“惡毒攻擊和誣蔑”主要是關於1957年“反右”以後的種種現實政治，包括“三麵紅旗”、“四清”到文藝界大批判等等，所謂思想改造過程對於這些實質性問題卻概不涉及，一字一句都沒有提到，你能說他的思想是真正改變了嗎？所謂“世界觀改變”、“根本性改變”也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大帽子罷了。你看他這句話：“不僅對毛主席偉大有了若幹粗淺認識，也對別的問題，即使不是一切問題……”，這說得很妙，什麽意思呢？他的思想改變隻是粗淺的，而且還不包括一切問題。那就是說他還是有保留的，不是一切問題上他都改變了。換句話說，不是一切問題上他都錯了。他認為自己錯的，就坦率承認並改之。他認為自己不錯的東西，卻不能籠統認錯。不能改變的東西，他也自然不會改變。這就是聶紺弩，說了半天思想改變過程，實際上他還是他，始終還是他自己。
　　
　　身陷囹圄何處去
　　
　　聶紺弩在稷山看守所留下的文字，現在尚存者，除了《思想改變過程》，還有一篇《學〈南京向何處去〉的一點小結》，篇幅不長，堪稱奇文。
　　學習毛著要“活學活用”，這大概是林彪的首倡，曾經成為一個時期人們的口頭禪。如“老三篇”一類文篇，是舉國上下人人都要“活學活用”的，此外，各行各業還要結合自身工作，選擇相應的文章和語錄，以便更直接地學以致用。政法機關就有一個內部用的小本子，叫《毛主席論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是供公安司法幹部學習的。對羈押和勞改的犯人，也要從《毛選》中專門選一些適合他們學習的篇章段落。《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就是經常讓犯人們學習，讓他們聯係實際“活學活用”的一個重要內容。
　　這篇著作在《毛選·四卷》中，是1949年4月毛主席下達解放軍渡江作戰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之前所寫。文章說：“兩條道路擺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政人員的麵前：一條是向蔣介石戰犯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與人民為敵，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和蔣介石戰犯集團同歸於盡；一條是向人民靠攏，這就是與蔣介石戰犯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決裂，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讓罪犯學習這篇文章，目的很明顯，就是告訴他們：繼續抗拒，隻能與敵人同歸於盡，必須認罪伏法，立功贖罪，求得寬大處理，別的出路是沒有的。犯人們大多不傻，都能心領神會，學習以後作一個“活學活用”的發言，或是寫一篇學習心得，表示決不繼續與人民為敵，堅決向人民靠攏，一定要坦白交代，爭取政府寬大處理雲雲。
　　聶紺弩卻偏不說這種話，偏不寫這種東西，他怎麽寫的呢？分析他學習這篇毛著後寫的“一點小結”，其中表達了六層意思：
　　一、南京解放了，蔣介石去了台灣，所以，“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早已經不是什麽問題了。即使說蔣在台灣的政權是現在的“南京政府”，那也一定要滅亡的，祖國一定會統一，也不需要講向何處去的問題。
　　二、今天的中國與南京解放前相比，強大了許多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與過去大大不同了，拿毛主席以前寫的文章聯係現在的形勢，是聯係不起來的。
　　三、更不能把在押犯人與“南京政府”聯係起來，過去的南京反動政府是投靠帝國主義、殺害中國人民的，而今天在押的這些犯人，包括殺人犯在內，都沒有人要投靠帝國主義。
　　四、在押犯人中盡管有的抗拒改造、不肯交代、違犯監規、不肯學習、頑固無知，這在某種意義上類似“南京政府”，但他們既已在押，就難以亂說亂動了，不會有“向何處去”的問題。
　　五、犯人能向何處去呢？哪裏也不去，隻能在監號裏。
　　六、犯人即使自己主動改造，能夠改造得好，改造得快，但這也算不上是和某一篇毛主席著作相聯係，因為事情本來如此，是不說自明的。
　　真不敢相信這是聶紺弩在監獄中寫的學習毛著的《小結》，倒像是一個雜文家夾帶著幽默筆調的一篇評論。還正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階級鬥爭的驚雷駭電仍然足可讓人人自畏，關在牢房中的聶紺弩，不可能像孫悟空一樣變個法兒飛了出來，他的《小結》是奉命而寫，是要上交當局的，自然沒有必要寫什麽對抗性的話語，也不得不使用那時通行的政治詞匯，但他又不會說違心的話，不會諛詞媚上，所以寫得不溫不火，看上去句句有理，政治上也挑不出大的毛病來，內中卻隱藏了一種不滿情緒和不屈的個性。老聶不愧是一個雜文老手。
　　《小結》寫作時間是1973年12月1日，在寫了《思想變化過程》3個月之後，兩文對照，在寫作情緒和語氣上略有不同，這大概是關乎政治背景。自1971年發生“九一三”事件，林彪墜死於溫都爾罕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出現了逐步糾正極“左”錯誤的政治跡象，一批被批判和打倒的各界人士重新露麵，1973年3月鄧小平複任要職。政治形勢的這種兆頭，可能對聶紺弩有所鼓舞，他也許會認為形勢將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在《思想變化過程》一文中表露了某種積極的心態，包括還想重操古典文學研究和寫作的意向。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這年的10月間，江青出麵發動了“反擊右傾回潮”運動，清華、北大成立“大批判組”，以梁效（兩校）為筆名連連撰文發起轟擊，“批林批孔”運動也在1974年初拉開了寒氣逼人的帷幕，極“左”氣勢更加甚囂塵上。到此之時，聶紺弩不會再有任何幻想，既已在押，更向何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寫了這篇雜文式的學習小結。
　　現將《學〈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的一點小結》，主文照錄如下：

　　南京政府向何處去？
　　現在，這早已不是什麽問題，曆史早已回答了。南京政府的曆史行為，不是在它做出來了之後才看出的，毛主席早就看出了。
　　從毛主席的一係列的著作中看，所謂南京政府，對於它的來蹤去跡不是了如指掌嗎？它一定會怎樣的，它也真的怎樣了。現在會怎樣呢？這又是可以未卜先知的，現在的“南京政府”，即台灣（蔣介石）政府也一定要滅亡的，很快就會全部覆沒，不管采取什麽形式。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反人民的反動勢力一定沒有好下場。
　　怎樣把這篇文章和今天的形勢，以及我們自己聯係起來呢？第一，今天的中國比南京解放以前的中國，不知強大多少倍，鞏固多少倍。那時中國反動派如果還有跑到一個小地方，借美帝餘威，僥幸苟延殘喘於一時的可能，現在則根本沒有這種可能了。第二，今天的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和二十幾年前的地位大不同了，那時美帝是世界反動勢力的頭子，中國在世界上還沒有顯出它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力量，以及第三世界各國與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鬥爭的領導力量，所以出現了一個台灣，如果在今天，根本就不會有什麽台灣政權的出現。
　　至於在押犯人，那就更不得聯係，這些人中，包括殺人犯在內，有一個是和南京政府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或賣國賊，殺了成千成萬十萬百萬乃至更多的中國人民的嗎？難道有一個投靠蘇修美帝或已經投靠過的嗎？因此，盡管這些人中有人抗拒改造，不肯交代，違犯監規，不肯學習，頑固無知，在某種意義上類似“南京政府”，但既已在押，也勢難亂說亂動，不易發生什麽“向何處去”的問題。
　　那麽，到何處去呢？哪裏也不去，在監號。在監號裏遵守監規，認罪伏法，改造思想，學習馬列毛澤東思想，無論改造得怎麽困難，也隻能這樣。不過主動改造，改造得好，改造得快，問題也改變得快，解決得容易，精神麵貌會大不相同，但這算不得什麽聯係，因為它是本來如此，不說自明的。
　　
　　聶紺弩
　　1973年12月1日

　　
　　探春千裏情難表
　　
　　聶紺弩被捕之初，並無出具任何法律憑據，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種司法混亂情況。按照正常規矩，拘捕24小時之內應當告知被拘捕人家屬，聶紺弩家人卻在很長時間中無法知曉他被捕原因和關押地點。直到1973年春節前，聶紺弩夫人周穎還找到北京市半步橋看守所，該所既不準看人，又不肯告知關押於何處。周穎無奈，隻好留下書信一紙，請求代為轉達。

　　老聶：你好！明天是農曆（臘月）三十日，正是你的生日。6年來，每到這天，我們更加思念你。今天我和丹丹、她愛人來看你，極其希望能見你一麵，但未獲允許，隻好留下此信給你，祝你一切安好，身體健康！丹丹他們是回來探親的，兩周後就要回去，希望在她們離京返回之前，能得到看你的機會。
　　我和三妹仍住鄉間原處，一切甚好。三妹這一年來雖病過兩次，現已好，勿念。小方瞳仍住我們這裏，在附近小學，下學期就二年級了。這孩子很聰明，功課也不錯，隻是有些調皮。他已7歲多了，很懂事，身體發育也很正常。她的妹妹已4個多月了，還在我們這裏，長得很好玩，都說比方瞳好看，可方瞳不愛聽這話。家中自有這小東西來，熱鬧多了，隻是給我們添了不少麻煩。小小的房間，擠進兩個孩子，也真夠受的。海燕產後多病，一直不好，在治療中，小方出差去了，他們在部隊的鍛煉還未結束。
　　往年國慶節你都向家中要東西，不知為什麽去年國慶節你什麽都沒有要呢？為此我們一直感到不安。我們很希望得到你的信，幾個字也是好的，不知可否收到。當然我們更希望能夠見到你。
　　祝你好！通信處仍是西四大拐棒胡同25號，這是丹丹愛人家。
　　
　　周穎
　　1973年2月1日（農曆12月29日）

　　周穎在北京寫這封信的時刻，她萬萬想不到聶紺弩遠在山西稷山看守所的鐵窗裏熬受著嚴冬的苦寒。這天聶紺弩為他70周歲的生日有感，寫下一首七律詩曰：

　　死灰不可複燃乎？戲把前程問火爐。
　　敗絮登窗邀雪舞，殘冬戀號待詩除……

　　囚中已度過6個除夕，尚不知要挨到何年，來日未卜，隻能將前程戲問火爐而已。側耳聽著鐵窗外風雪狂舞，寂寞中以吟詩來奈何殘冬的時光，心境何其蒼涼！
　　北京的犯人轉移到外地羈押，是服從於林彪的備戰命令，當時屬絕密行動。聶紺弩雖人到山西，名義上仍算北京的人數，所以聶與家人聯係取物，也隻能通過北京看守所轉達，並不暴露真實所在地。周穎留在北京半步橋看守所這封信，想必是轉寄到了山西。
　　這時已經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以後，林彪的備戰指令大概已經失效，聶紺弩也可以用山西稷山這個真實地址給家裏寄信了。收到周穎信後，聶一定非常感動，尤其是信中對兩個小外孫活潑的描述，無疑是一種莫大的安慰。聶寫了回信，時間是1973年5月，家人終於在時隔6年之後得到了他的真確行跡。
　　從1967年到1973年，那些年的中國人，是生活在怎樣的一種惶惶不安的狀態中啊！大範圍的槍林彈雨的派係戰爭結束之後，各種政治勢力並沒有偃旗息鼓，高層的激烈的內部鬥爭，不斷向全國輻射。1970年8月廬山會議批陳伯達，隨後“批陳整風”運動，1971年3月林彪之子林立果秘密製定政變計劃，8月毛主席南下巡視，9月林彪出逃墜機……動亂的年代，接到音信杳然的親人來信，真可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啊！
　　得到聶紺弩的消息後，周穎就迫切地想前往探監，但如果得不到司法機關的允許，她即使到了山西也難得一見，於是她提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此信：

總理：您好！
　　我是周穎。為了我愛人聶紺弩的問題，我幾次寫信麻煩您了，現在又來麻煩您實出於無法可想，隻有再次懇求您幫助和指示。
　　昨天收到聶紺弩自山西稷山縣看守所寄來一信，知道他確已由北京半步橋看守所移押外地。由他信中，知道他這幾年學習很努力，收獲很大，還要我寄些馬列的書和毛主席著作，也提到他的身體不大好，我當然也更加希望能看看他。為了探望問題，我曾寫信給有關部門請求幫助，可是至今沒有一點消息，一直沒有獲得探望老聶的許可。為此我很焦慮不安，以致病倒，這封信就是在我病中寫給您的。現在我既已知道聶在稷山，希望即日就能前去探望的心情，您是會理解的。
　　我聽說中央有精神，可以請求探望在押的親屬。我也知道許多在押人的家屬，確實得到探望的許可，有些人還不止一次探望了他們的親屬。總理，我知道您很忙，但我的心您是會理解的，萬般無奈，隻好請求您幫助我早日前往山西探望老聶。
　　至盼！至感！
　　此致敬禮，問候鄧大姐好！
　　周穎上
　　1973年5月20日
　　
　　附：我的通信處：本市虎坊路中國歌舞劇院方智訓收。方智訓是我的女婿。因我住在鄉間，通信聯係都不便。

　　
　　周總理是否親自閱過此信，不得而知。在此之前，周穎已經給總理寫過幾次信了，從檔案中看，1972年的一封信曾由國務院轉到全國政協，全國政協再抄轉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國務院辦公室信訪處轉來周穎給總理的來信一件，信中她愛人聶紺弩於1967年1月被捕，其原因至今不知道。迫切希望作出結論，並允許她和子女見聶一麵。現將來信抄轉你們，周穎及其子女能否同聶紺弩會麵，請研究決定後告訴我們，以便答複她。
　　全國政協機關軍事代表室
　　1972年9月15日

　　北京市公安機關在收到抄轉來的周穎的信之前，已於1972年5月將聶案移送法院，因此，他們自然要將此信轉去法院處理。法院即使作了答複，無非是說正在審理、結案後即可探望雲雲。這在司法機關屬於一項常規性的製度，終審判決後才可以與家屬見麵，未決人犯是不能會見的。周穎請求批準探監的願望，隻能回回落空。
　　周總理辦公室轉辦的信函，也不能說沒有作用，至少是對於法院辦案的一個督促。1972年12月3日，北京市中級法院的審判員到了稷山，進行了開庭審理的程序。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那一兩年時間內，“砸爛公檢法”狂潮中被取消了的人民法院，得到重新恢複，司法機關加速處理積案，進行在押犯人的清理，並提高了犯人的生活費標準，注意改善羈押場所的管理。1973年5月，稷山縣看守所為敦促聶紺弩案件的處理，專門寫了報告。報告稱：

　　我所代押犯人聶紺弩，現年72歲，入獄7年有餘，因年齡大，身體弱，加之我地條件較差，盡管特殊優待，但是仍不斷發病，目前雖沒有什麽大的疾病，如果繼續下去，怕要出問題，況且我所正在清理積案，為此望你們盡快對聶犯問題速作處理，為荷。

　　稷山縣革命委員會保衛組，將看守所的報告內容，另以機要公函送給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據案卷中所存原件，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收文日期為1973年6月25日。這個公函當然也是要轉給法院的。假若北京法院接受稷山的意見及時作出判決，當時的形勢相對有利一些，尚有可能判為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後采取保外就醫的方式，就可早一點出獄。
　　然而，司法機關亦步亦趨地緊跟著政治形勢。1973年8月召開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會前的迎接，會中的保衛，會後的學習，這可能成為辦案延緩的一個原因。會後未久，“左”派們就急急忙忙鼓吹“反擊右傾回潮”的運動。1974年初發起的“批林批孔”，借助了毛主席關於評曆史上的儒法鬥爭的談話，以批大儒影射周恩來總理，極“左”思潮再度狂瀾四起。北京法院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於1974年5月決定判處聶紺弩無期徒刑。判決書名義上是法院作出的，實際上是由更上層的領導拍板定案。這個判決是極“左”中的極“左”。聶紺弩本人可能完全沒有想到會得來這麽嚴重的懲處，尤其是林彪滅亡以後，他曾經有過一種樂觀的想法。
　　聶紺弩在接受宣判之前不久，1974年大約二三月間，周穎在朱靜芳陪同下，來到稷山探監。據朱靜芳回憶，通過山西高院張法官介紹，稷山看守所所長給予熱情接待，讓她們在該所住了3天，並且法外開恩，允許聶周夫婦相見，盡情暢敘。
　　周穎為了探監的事，曾不斷給上級部門寫信，而且直接致信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請求，結果一次次都讓人大失所望。屢費周折辦不成的事情，通過下麵一個關係卻能得以遂願，在一個不能實行法治的社會中，這種情況並不稀奇，到了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更已形成一種潛規則，辦任何事情都要看重下麵的關節，打通關節往往比官樣文件更為重要。一日不實行法治，此風就會日盛一日。以前不過照顧一點人情關係而已，那時的看守所長也不會收錢受賄，若放到現在恐怕就不那麽簡單了。當然，周穎探監除了有法官朋友的引見關係外，也還因為聶紺弩在監內受人尊敬，讓人同情。山西地方風俗淳厚，人民富有同情心，稷山看守所所長想必也是一個樂善不倦的仁義之人。
　　周穎這次探監，不僅是帶來了親情，而且帶來了監外的許多信息。當聶紺弩接到那一紙可惡的無期徒刑的判決時，猶能鎮定自若，這除了他自身的豁達和散淡的人格修養是重要的支撐之外，不可忽視的是，周穎事前的探望也是一個精神支持的因素。
　　“探春千裏情難表”，這是聶紺弩在《贈周婆》一詩中，對周穎那次探監的深情回憶。
　　
　　申訴之路長漫漫
　　
　　聶紺弩的“現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1974年5月8日作出的判決，判決書指明：如不服本判決，可在10日內提出上訴。
　　聶紺弩可謂用足了規定期限，他的上訴是在接到判決書後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訴的。他口頭報告要上訴，看守所工作人員立即傳他談話，下麵是當時的談話記錄：

　　問：聶紺弩，什麽時候給你宣判的呢？
　　答：我記得今天是宣判後的第九天了。
　　問：你當時說上訴不？
　　答：說不上訴。
　　問：現在呢？
　　答：上訴。
　　問：為什麽？
　　答：主要一點，我向政府表示一個態度：判決書上說我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我如果不上訴，就承認我推翻無產階級、複辟資本主義了，不論怎麽說，我從來沒有這個意思，在我的著作、通信、詩詞，自己寫的材料、口供裏邊，都不會有一個字證明我是這樣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件事不能一個人做，我和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或組織無任何關係，與我來往的人，到現在我還沒有發現有一個是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想複辟資本主義的。因此，我覺得判決書上這兩句話不能成立。
　　問：判決書上說你經常和“右派”分子散布反動言論，有這事嗎？
　　答：我劃為“右派”後，不是“右派”的人不和我來往，我隻好和一些“右派”的人來往了。
　　問：你為胡風、丁玲等人鳴冤叫屈了嗎？
　　答：沒有。我給他們寫過詩，說他們是人才，屈才了，他們會做事，會對國家有貢獻。
　　問：這不算鳴冤叫屈算什麽？
　　答：也算鳴冤叫屈。
　　問：你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製度，這些是否有呢？
　　答：我上訴就不提這些。
　　問：你承認有這些？
　　答：承認。
　　問：那麽，你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製度，這是幹什麽？還不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嗎？
　　答：這是邏輯推理，不是事實。動機和效果，是兩回事，有時是一致的，有時不一致。我所說的，是不是會產生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效果，我還沒有體會到。
　　問：不能讓你產生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效果，如果產生了這個效果，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被你推翻了，誰還把你關起來？所以也就不存在今天這個談話。
　　答：對。
　　問：上訴，我們不幹涉，你還可以寫上訴書，但你這個錯誤觀點，我們要批判你。
　　答：我要寫上訴書，就寫我上邊說的。
　　問：現在給你紙，你寫好了，我們給你轉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去。
　　答：好的。
　　筆錄宣讀，記錄無誤。
　　聶紺弩（簽字）
　　1974年5月23日

　　談話次日，聶紺弩交出了一份上訴書，鋼筆書寫，8頁，約3500字。[www.ideobook.com]

　　基本上接受判決書的一切，本不想上訴的，所以上訴期過了8天，也沒打算寫上訴狀。第九天，想到有一件事要提一提，也是上訴，也是我向政府表示一個態度。

　　這是開頭的話，然後，陳述了四條上訴理由。

　　一、判決書裏有這樣兩句話：“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既說是“妄圖”，那就是指動機而言。關於我的動機，我比別人知道得較多，我可以說，我從來沒有這種動機。1931年參加“左聯”以來，在文學界作過三十幾年工作，在我的著作中絕沒有我有這種動機的證明。解放後的著作更其如此。曆次運動，組織為我作的結論，也不曾有過這樣的話。這次運動中，法院擁有的材料，詩，私人談話，我自寫的材料和口供，也不會有直接達到這種結論的材料。我和著名的“妄圖”或真的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集團和陰謀家”林彪、劉少奇或別的人都不認識，更無來往。
　　二、既然沒有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判決書說“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對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極端仇視，經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極其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製度”，你這樣做，是為了什麽呢？必須承認，判決書上的話是有一定根據的。法院現在擁有關於我的大量材料，比我自己知道的事情還多。對我判決不會有什麽主觀成分。但有些事已隔多年（在押七年半）我記不起了，印象不免有些模糊，所以我覺得判決書上的這些話雖確鑿有據，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有“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動機的結論。說我有這種動機，自然是很合邏輯的，但客觀事物、思想感情、心理，總是或往往比邏輯所能推理的要複雜一些。我散布反動言論，是從被定為“右派”開始的，而被定為“右派”則有很長的曆史原因……
　　（我的反動言論）有些話在現象上像是反對黨的什麽，實質上是反對周揚。而且，某些話聽起來如何反動，因為你知道它出之於右派什麽人之口，如果出之於別人，聽起來就不覺太反動或簡直不反動……是不是我就根本沒有反黨言論呢？決不是。有許多反動言論。判決書上的話是有根據有分析的。不過事隔多年，我又已衰邁，記不清究竟有多少具體的話罷了。思想感情是容易改變的，上麵說，定為“右派”分子後，人們對我的看法有改變，反過來說，我的思想感情也有改變，有極大的改變。我就以犯罪者，被驅逐者的負冤含屈的心情和眼光去看世界，對於黨的溫暖，黨的深仁厚澤，至少是對於我的那一部分是感覺遲鈍了。隻說這一點就會產生多少反動言論呢？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周揚的一切，無論多少或如何與我有關，對我都是外因，沒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變化，沒有思想感情裏的不忠於黨和其他反動因素，就無論什麽外因都不起作用。雖然沒有周揚的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會起變化，但這隻是次要的。所以我的罪行應當我自己負責，與周揚很少關係。這裏不過提供一點關於思想改變的原因的說明，希望能起到一定參考作用而已。
　　三、我的反動言論中，有幾條是或主要是對林彪的。在林彪問題揭露以前，自然被看成惡毒攻擊，但現在林彪已被揭露出……應該在我罪行中得到一個扣除，不管這個扣除有多大。
　　四、七八年來，特別是到稷山以來，對認真學習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作過一些努力，對思想改造和別人的學習，發生過一些影響……努力學習也是改悔的一種表現。

　　看守所將聶紺弩的上訴書，寄給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並寫有如下公函：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我們接到罪犯聶紺弩判決書後，就馬上向其宣讀，並提出該犯是否上訴，該犯當庭多次提出不上訴。我們將宣判筆錄和送達回證，一並郵到北京市法院。時隔九天半，該犯突然提出上訴。現將該犯上訴狀本郵去，請你們盡快研究並來函通知我們。
　　稷山縣公安局看守所
　　1974年5月24日

　　從北京市高級法院的原始收文登記可知，是當年5月30日收到了稷山縣的函和聶紺弩的上訴書。但是，直到10月9日，北京市高院才派員到稷山審訊。這可能是法院案多人少，顧之不及，也可能是法院忙於政治運動的原因，1974年的頭等大事是批林批孔。那時沒有刑事訴訟法，沒有審判期限的規定，所以上訴很長時間都無人過問，是常有之事，何況北京與山西稷山路途遙遙，甚多不便。
　　北京高級法院派員到稷山提審聶紺弩的目的，不是考慮聶的上訴理由，不是對聶案重新審理，而是要進行思想教育工作，說服聶紺弩撤回上訴。他們到稷山之前，就擬寫了一個“審訊提綱”，內容如下：

　　提審聶紺弩提綱
　　一、說明我們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問他的上訴理由。
　　二、問明他的曆史，曆史問題，受過什麽處分及其原因。
　　三、問明他的犯罪事實：1、講政策，要求態度老實。2、有哪些誣蔑偉大領袖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和誰講的，何時何地？如：什麽黨內不民主，獨裁，搞個人崇拜，比晁錯，比曆史上的皇帝，說什麽把帝王那一套跟馬列主義結合起來，對張國燾、王明、彭德懷、彭羅陸楊、吳晗等垮下來有什麽言論，什麽排擠有能力的人、資格老的人。3、還誣蔑哪些中央領導同誌，如江青同誌、周總理等。4、怎樣誣蔑三麵紅旗、社會主義製度、無產階級專政？5、怎樣誣蔑“文化大革命”和“反右”鬥爭？6、怎樣誣蔑我們“反蘇修”和支援越南問題？7、怎樣為胡風、丁玲叫屈？8、寫了哪些反動詩詞？9、對我國革命怎麽看，你說的怎麽要“變”？10、對文藝革命怎麽看，海瑞，謝瑤環？11、和哪些人一起散布反動言論？
　　四、批判教育，針對他的上訴理由批判。1、上訴無理：反革命言論就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輿論準備；你的言論中就有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讚揚資本主義製度、反對無產階級的言論。2、批判他一貫反動，大肆誣蔑偉大領袖，攻擊社會主義製度，罪行很嚴重，讓他低頭認罪，老實改造。3、動員他撤訴。

　　按照上述提綱進行的審訊，結果可想而知，完全達到了法院的預想效果。聶紺弩最後隻好說：“今天聽了你們的談話，對自己的罪行有了明確認識。從前認為自己不是沒有犯罪，而是沒有這個程度，原以為自己不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今天聽了審判員說的這些內容，覺得自己思想是極其反動的。因此，今天我撤訴是非常樂意的。”於是，當場在審判人員遞給的一張橫格文稿紙上，他寫了這樣的文本：

　　　　　　撤訴書
　　我願撤回我的上訴書，認罪服判。
　　聶紺弩
　　1974年10月9日

　　事隔數日，法院作出終審裁定，案子了結。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1974年10月17日刑事裁定書，主文內容如下：

　　聶犯思想極端反動，經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製度，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並大量書寫反動詩詞等。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1974年5月8日以（72）中刑反字第178號刑事判決，判處現行反革命犯聶紺弩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聶犯以空口否認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動機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在本院審理時，聶犯表示認罪服判，提出撤銷上訴。經審查，原判正確，準予聶紺弩撤銷上訴。特此裁定。

　　這個案子從上訴到準予撤訴，現在看來辦案過程似乎有些滑稽。筆者從“文革”時期，就在司法機關工作，自己也不乏經手過類似的案件，那時奉黨之命，必定是極其嚴肅的事情。但現在回頭來翻看這些案卷，倒覺得有許多好笑之處，讀著那些審訊筆錄時而忍俊不禁。這很讓人詫異，轉而又不能不深深自責：我們的專政機關辦案往往就像兒戲一般，而許多人卻就在玩弄權勢者們的兒戲中斷送了一生前程嗬。
　　聶紺弩提出上訴的理由，主要是在“動機”兩個字上咬文嚼字。這是一種文人的老實。他對他的許多“反動言論”，是供認不諱的，隻是不承認有“推翻”和“複辟”的動機。審判人員提出：反動言論就是“推翻”的輿論準備。“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都要先進行輿論準備”，這在“文革”中是一個常用的警句，用這個邏輯來駁斥，聶紺弩自然無話可說。至於他講到“左聯”時期“兩個口號”論爭，因與周揚的前嫌而將他打成“右派”的曆史往事，以及他攻擊林彪之事應當從“罪行”中扣除，在監號中認真學習馬列著作的表現等等，看來振振有詞，都是一些站得住腳的上訴理由，但法院卻一概不予考慮，讓聶紺弩苦心孤詣地把一份上訴書白白地寫了三千五百多字。
　　聶紺弩以文章宗匠的功夫，把上訴書寫得出手不凡。但他並不十分在意上訴的結果。如果他真當回事，何必等到過了九天半才提起上訴？如果他真當回事，法院來“教育批判”時，他何至於立刻放棄自己的上訴理由，轉而表示“認罪服判”呢？我前麵說法院辦案如同兒戲，其實，聶紺弩本人也如同玩兒了一把。他那麽咬文嚼字，其中含著幾分詼諧的味道，似乎老聶是用雜文筆法，故意和法院兜了一個圈子。
　　接到高院的終審裁定後，聶紺弩知道他不能在稷山看守所繼續待下去了。看守所是關押未決人犯的，終結判決後就要送監獄勞改了。他對這個看守所似乎還很留戀，在那兒交了一些朋友。臨行前，給獄友小李寫了一首詩：

　　難事逢輕當為重，黴時計短不計長。
　　勘破浮雲未了事，何須夜趕嫁衣裳。

　　詩意是：遇到難事時，輕微問題也要看得很重；遇到倒黴時，把時間估計短了不如估計長了好。看破了浮雲一樣的人生世事，就可以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活著，何必連夜趕時間為別人縫製嫁妝呢？這是何等疏放的胸襟！
　　他認為把倒黴的時間估計長了好，所以判了無期徒刑，仍然那樣豁達。
　　
　　聶紺弩被判處無期徒刑，於1974年10月末，轉至山西省第三監獄服刑。雖然自己撤回了上訴，夫人周穎卻為他著急：古稀之人了，判個無期徒刑，那還不是要老死獄中嗎？你還在那兒讀《資本論》，三大卷還不夠看，寫信又要第四卷，馬列主義老專家們還沒有看過第四卷呢，在那個暗無天日的地方你還想幹什麽呢？這一對夫妻從年輕時戀愛結婚，中間雖然有過一段齟齬，而在1957年以後的罹難，愈使他們命運相係，畢竟是一輩子的感情了，老聶坐無期徒刑等於死囚一樣，周婆怎能坐視不理？她一麵借了山西高級法院朱靜芳的關係，到臨汾監獄奔走活動，爭取減刑、保外就醫，以望老聶生還；另一麵在北京四處托人，投書中央領導，請求司法機關對聶案重新審理。
　　周穎代聶申訴，分別向周恩來、鄧小平、王震寫信，後又致信胡喬木，胡將申訴信轉給當時主管政法工作的華國鋒，華批交公安部查問。北京市高級法院對聶案再次審查後，提出：改判聶紺弩有期徒刑15年，準其監外就醫。此意見經報北京市委批準。但是，由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原因，法院推遲宣判。到1977年4月，北京高院才又把聶紺弩案子拿起來，準備到山西宣布減刑的判決，而山西方麵已經在1976年9月將聶紺弩按國民黨縣團級人員釋放回京。北京高院遂與山西函洽，得悉聶已回京的詳情後，如再去宣布改判那就毫無意義，隻好把改判15年的判決書，作了廢紙一張。這是聶案申訴過程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在聶出獄回京之後，經過一段休養將息，加之適逢中央指示複查“文革”中冤假錯案的有利形勢，聶紺弩致函鄧小平和中央組織部胡耀邦、陳野蘋，對他的案件全麵提起申訴。鄧小平批示：“請中央統戰部複查，提出意見。”中組部也函示北京法院對聶案予以複議。同時有民革中央朱蘊山，寫信給當時主政北京市委的一把手林乎加，提出請北京法院“迅即將聶紺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林乎加批示：“老作家，抓緊查處。”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1979年3月10日作出對聶紺弩的再審判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同日，到聶住地宣布，並送達了判決書。“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於1979年1月，作出關於聶紺弩“右派”問題的改正決定，恢複黨籍，恢複名譽，恢複其原文藝二級工資級別。
　　茲將兩個階段的申訴及處理的相關文本材料，摘引如下。
　　
　　一、聶案申訴的第一階段（1975年至1977年）
　　
　　胡喬木寫給華國鋒的信：

國鋒同誌：附上聶紺弩之妻周穎（原在郵電部工作，現參加市政協學習）寫的關於聶被捕時間、服刑地點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聶的裁定書一份。據周稱：聶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說罪名並非事實（或基本不是事實）。聶曾企圖上訴，即被有關方麵采取不停頓的審問方法使之疲勞不堪，不得不表示認罪，撤銷上訴。以上情節似乎與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屬實。據裁定書，聶原任政協文史資料編輯。據所附材料，聶原住西直門內半壁街35號，周現住地安門東不壓橋新門牌14號。望轉有關同誌查詢一下。
　　敬禮。
　　胡喬木
　　1975年10月11日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處理周穎為反革命犯聶紺弩申訴案件的報告》：

　　……（聶紺弩）1967年1月25日，因現行反革命罪經公安部批準，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74年5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聶犯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聶犯不服，以他沒有“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行為和能認罪悔改為由，提出上訴，要求從輕處理。同年10月經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複查，認為聶犯罪行屬實，證據確鑿，經教育後聶犯撤銷了上訴。
　　1975年5月至10月，聶犯之妻周穎（係北京市政協委員）先後分別向周總理、鄧小平副總理、王震副總理等領導同誌寫信為聶犯申訴，均已轉來我院。周穎又向胡喬木同誌寫信申訴，胡喬木同誌於今（去）年10月11日把申訴信轉給華國鋒同誌，11月2日華國鋒同誌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問情況”。周穎在申訴信中說聶犯沒有犯罪，並說審訊中有“逼供信”，是個“冤案”，以及聶年老體弱有病，希望先放出來治病。
　　我院再次對聶犯的案件進行了審查，認為：原審法院認定聶犯思想極端反動，經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製度，大量書寫反動詩詞，幻想變天，並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罪行屬實，證據確鑿，本人亦供認。經報市革委批準，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是正確的。周穎的申訴，完全是無根據的為聶犯翻案的行為，應予駁回。
　　但是，我們考慮：聶犯於三四十年代在文化界有一定影響，現已監押8年多，尚能認罪伏法，有一定的悔改表現，又因年老體弱，中央統戰部李金德同誌也曾提出“別讓他死在獄中”的意見。擬將聶犯從無期徒刑改判為有期徒刑15年。準其監外就醫。聶犯現關押在山西省，屬該省公安局管理的犯人，監外就醫問題請公安部通知。出獄前對聶犯進行守法教育，對周穎也進行必要的教育。
　　以上情況，均與公安部交換過意見。
　　經調查了解：周穎的戶口在朝陽門外大屯花嚴廠村14號（係農民的房子）屬大屯派出所管界，有一個女兒聶海燕現在中國歌舞團工作，住宣武區南華東街2號。故聶犯監外就醫需送回北京家中。（1976年1月14日）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不再對反革命犯聶紺弩改判的報告：

　　我院於1976年1月報請市革委會，對反革命犯聶紺弩從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15年，準其監外就醫，已經市委批準。由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我們對聶犯減刑案有意推遲宣判。同年10月，“四人幫”揪出後，我們又重新對聶犯的罪行進行審查核實，原認定聶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社會主義製度等罪行屬實，原決定減刑也是正確的。正擬去山西對聶犯宣判減刑決定時，發現山西省公安局於1976年9月25日已將聶犯按國民黨縣團級人員釋放回京。當時並未通知我們。鑒於以上情況，我們意見：聶犯已經釋放，再宣判減刑已無實際意義，故擬承認山西公安局的決定，不再按減刑辦理了。（1977年4月9日）

　　
　　二、聶案申訴的第二階段（1978年至1979年）
　　
　　聶紺弩致鄧小平的申訴信：

鄧副主席：現在謹將我遭受迫害的經過向您陳述如下：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1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當時沒有說明逮捕的理由。在北京市半步橋看守所關押5個月後，才開始對我進行審問，要我交代有無攻擊中央首長的言論。經過多次審問，最後審判員才明確地要我回答：“是否對江青和林彪說過他們之間的男女關係的話？”直到這時我才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我承認曾聽別人議論過，而我也說過類似的話。當時我是因為對江青在30年代的生活情況有所了解，同時對於她和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互相勾結、互相吹捧有所不滿，所以聽別人說他們有曖昧關係，我也相信，因而也說同樣的話。
　　我承認了以後，就沒有對我再進行審問。1969年間，將我從北京押往山西臨汾、稷山兩地關押。到1974年5月間，稷山看守所向我宣讀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對我的判決書，以“極其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罪名，判處我無期徒刑。我當即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兩月後，該院派來兩名工作人員對我進行重新審問，他們說：“我們對你重新審問，看你的態度，態度不好還可以加重處理，如果你撤銷上訴就不審問了。”在這種壓力下，我撤銷了上訴。同年10月間，被送到山西臨汾第三監獄服刑。直到1976年9月25日，監獄負責人突然通知我，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將我作為“國民黨黨政軍特縣團級以上人員”，並同其他具有此種身份的人一起寬大釋放。
　　我自被捕直到釋放，失去自由整整9年8個月。於1976年11月1日回到北京，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通知：從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員會領取生活費18元，生活當然極其窘困。
　　現在我有幾個請求向您提出：一，撤銷北京市法院對我的判決。二，在有關研究、編輯、出版部門能盡早給我安排工作。我還能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做一些工作。今後擬重寫有關中國小說史的研究著作，並計劃寫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文章。三，發還在“文革”中抄去我的文稿、書籍及存款1300元。
　　聶紺弩謹呈
　　1977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組織部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公函：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原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人員聶紺弩於1974年5月被你院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判處無期徒刑，被關押九年八個月，1976年11月釋放回京。現聶紺弩來我部申訴，認為對他判刑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是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幫”對他的迫害，要求撤銷原判，予以平反。他並要求歸還關押期間所寫的文稿。現將他的申訴材料轉去。請你們認真對待他的申訴，從速予以複議，應把一切不實之詞推倒，恢複名譽，切實落實黨的政策。我們已與全國政協聯係，對聶紺弩目前生活上的困難，請他們酌情予以照顧。對聶紺弩的複議結果，請及時通知本人，並告我們。
　　中共中央組織部
　　1978年4月6日

　　朱蘊山致林乎加的信：

乎加同誌：
　　知道您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我很高興和歡迎。向您反映一件至今未得平反的冤案，請您指示改正。著名左翼作家聶紺弩，從三十年代起，就在魯迅先生領導下，從事左翼文藝運動。抗日戰爭期間，在周總理和陳毅同誌領導下，進行黨的文藝工作。解放前，他的各種作品，特別是大量犀利的雜文，宣傳黨的主張，歌頌黨的事業，揭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啟發人民的覺悟，在全國特別是國統區，起過很大影響。解放後，在香港任文匯報總主筆，1950年調北京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古典部主任，1960年調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僅僅因為他和別人議論過林彪和江青的私生活，就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逮捕，定為“現行反革命”，判處無期徒刑，前後關押10年，直到1976年才被當作“國民黨縣團以上人員”，寬大釋放。他現在77歲，年老多病，每月僅從街道上領取18元生活費，非常困難。這樣一個對革命有貢獻的老作家，沉冤不得昭雪，生活不能安定，晚年精力不能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出貢獻，實在是國家的損失。關於這個問題，中央組織部已批轉全國政協由齊燕銘同誌負責解決，並已交李霄路副秘書長辦理。現因燕銘同誌逝世，紺弩的問題仍未解決。我和紺弩數十年知交，對他很了解，故特向您反映，請你指示北京市法院，迅即將聶紺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為幸。
　　此致，政綏！
　　朱蘊山
　　1978年11月11日

　　陳荒煤（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致齊燕銘（全國政協秘書長）的信及齊的批示：

燕銘同誌：
　　我所許覺民同誌受周揚同誌委托，去看望聶紺弩同誌，據說現在尚未分配工作，每月僅給生活費18元，且因哮喘臥床。說你曾經說要安排他到政協文史資料室工作，不知能否早日解決？這個人是黃埔二期的學生，一直還是跟黨走的。57年因其妻周穎問題牽連劃為“右派”，後又受“四人幫”迫害打為反革命。現“右派”都已平反，實在應盡早安排部分工作，發揮其一技之長！也許你忙，忘了此事，特此告知此情，希能早日解決他的問題。
　　陳荒煤
　　5月20日晚

　　齊燕銘批：

　　先要北京市高級法院解決他的政治問題，然後安排為文史資料委員。5月26日。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判筆錄：

　　本院刑事審判庭於1979年3月10日由許□□擔任審判長，在東直門外新源裏西9樓3單元32號對聶紺弩一案公開宣判，由書記員羅□擔任記錄，政協石□同誌也參加。
　　審判長宣讀判決：聶紺弩一案反革命罪不成立，宣布無罪。
　　當事人對判決的意見：我沒什麽意見，抄我的東西就無所謂了，主要是一些稿件、資料我想要，還有在山西監獄也寫了一些東西，不知道他們留下沒有。我非常感謝。
　　收到判決一份，聶紺弩（簽字）1979年3月10日。

　　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聶紺弩經過一捕一放、10年囚禁的苦難淬礪，使他的詩魂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軼詩幸存檔案中
　　
　　關於寫武漢大橋的詩
　　
　　1964年夏，聶紺弩南行去了武漢，寫了一組關於武漢大橋的詩。據他致舒蕪信中稱：“武漢大橋卅餘首，曾抄以示人，其人了不惜意，謂僅一聯可取。旋被搜去，亦未念之。今思是亦有可憶存之處，憶之三日，僅得十餘首。”
　　現在我看到的檔案材料中，抄錄了《望橋》、《橋夜》、《橋上望江》等為題的詩共12首，前麵並有題記雲：“作武漢大橋卅餘首，描橋者均不佳，有關雜詩反較可。錄十二首。”這個題記與給舒蕪的信亦相吻合。這些詩中，有三首是《聶紺弩舊體詩全編》書中尚未收錄的：

　　 （一）望橋
　　蛇龜一橋舁天輕，更利長驅百萬兵。
　　去馬來船相上下，長波大浪與縱橫。
　　闌幹楚魏三千客，甕洞齊燕七二城。
　　既出隆中莫高臥，匡時濟世賴先生。
　　
　　 （二）橋夜
　　昨夢江華廿四橋，橋橋倒影浴清宵。
　　攪教明月經天怯，抖得群星落水嬌。
　　江是人民天下水，橋如十五女兒腰。
　　每橋星月臨江際，多少嫦娥把鏡瞧。
　　
　　 （三）結橋
　　一橋飛架萬紅中，七億人民毛澤東。
　　天地以來欣大濟，漢江雲上仰高風。
　　新華水闊山梁回，故國春深海宇同。
　　正把村歌歌向黨，敲歌韻落水晶宮。

　　聶紺弩遊覽長江大橋的時候，正是他兩次罹難之間那幾年，既是“右派”帽子摘了，“四清”和“文革”也尚未臨近，而且，他被允許自由往外地做調查研究，所以，心情較為舒坦，甚至偶爾還會回複到“匡時濟世”的理想主義狀態中。從這三首詩看來，詩人情緒是較為愜意、昂揚、積極的。第一首狀寫大橋氣勢，引出了曆史典故。第二首寫江橋夜景，作了美麗的描繪。第三首詩是對國家繁榮讚美。詩中出現了對毛澤東的歌頌，這當然是那個時代的印記，同時也反映了當時詩人的心境，還是順應於時代的。[www.ideobook.com]
　　然而，好景不長，風雲驟作，滿腔赤誠的詩人竟被他歌頌的時代所拋棄，他的詩沒有進入他理想的“水晶宮”中，卻是再一次被打進了陰森森的牢囚裏。這不是詩人的錯誤，不要責怪詩人對時代的歌頌。這是時代本身的自我諷刺。讀了這三首詩，聯想到詩人經曆的坎坷曲變，我們不能不為他深深地悲哀，也為那個荒誕不經的時代深深地悲哀。
　　
　　“次等罪證”詩八首
　　
　　有這麽幾首詩，專政機關也作為聶紺弩寫的“反動詩”搜集了，也抄錄呈送給上級領導了，但是，要正式判刑的時候，卻沒有移送給法院，法院在審判中也沒有提起。究其原因，或者是這幾首詩的“反動”和“惡毒”程度不如別的詩，或者是認為有幾首主要的“反動詩”作為證據就足夠了，不需要羅列那麽多東西。因而，就把這八首詩，姑且稱之為“次等罪證”吧。

　　 （一）荒庭酬苗子寒齋即事
　　
　　荒庭落木又紛紛，歲暮耽書遠婦醇。
　　偷作批莊評杜客，怕嗤厚古薄今人。
　　首尾冠裳曾戴脫，池塘風水偶平皴。
　　毛肚開堂寒更好，幾時破例一杯巡。

　　荒庭，即荒涼的庭院。杜甫《禹廟》詩雲：“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聶寫這首詩以“荒庭”作題，顯然是在為自身的住所生事而發出感慨。聶紺弩從北大荒回京後，蟄居僻室，隻耽好讀書，而遠離酒色。暗中研究《莊子》和杜詩，還怕有“厚古薄今”的非議。詩中雖言“怕嗤”，其實問題還不是怕人譏笑，倒不如說是怕受到批判更為現實。詩的五、六兩句說得很清楚：“右派”的帽子和尾巴（首尾冠裳）雖然算是脫掉了，但仍麵對著風譎雲詭的形勢（池塘風水）。詩人內心的鬱悶不滿，幾句詩中已經吐露無遺。全詩卻妙在結尾兩句，驀地轉到要相約朋友去吃牛肚火鍋，共飲一巡，這麽輕輕地一收，似乎就把詩中的憤慨掩飾了。既能以詩呼怨號憤，又顯得心誌平和，這大概是自古以來大詩家所慣用的伎倆。

　　 （二）毛肚開堂和苗公
　　
　　毛肚開堂等發薪，管他酒烈與煙醇。
　　憶初同試川江味，似有參觀外國人。
　　沾口活牙能辣脫，偎爐凍臉可烘皴。
　　定然狂醉歸休晚，怕李金吾正夜巡。

　　與上一首同韻，都是與黃苗子唱酬的詩，但這一首寫得很輕鬆，完全是友人之間的調笑之作。辣味火鍋沾嘴能把牙辣得活脫下來，熱烘烘的爐火能把凍臉烤皺了，定然喝得狂醉才回家，怕是恰好碰上巡邏的警備人員哩！老聶這筆調真是活靈活現，風趣極了。

　　 （三）謝祖光烤肉之餞
　　
　　欲往梁山尋我句，遽來宣內把君觴。
　　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滿三巡肉更香。
　　明日甲辰寒食節，主人武進吳祖光。
　　江南趕與春同住，回味今宵意定長。

　　1964年聶紺弩離京南行前，吳祖光為他餞行，因而寫這首詩，卻完全避開了平常的客套，前麵三聯似同玩笑，尾聯用了“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這句宋詞的詩意，轉而引出“回味今宵”，頓然由詼諧而至雋永，似很平淡的字句間醇味盡出。聶寫給吳的另一首詩中，曾有這樣的對句：“讀書愛讀《紅旗譜》，聽戲專聽新鳳霞”，以“紅旗譜”對“新鳳霞”，這首詩中又以“寒食節”對“吳祖光”，都很巧妙。善於選擇對仗詞語，誠為聶紺弩拿手工夫。

　　 （四）賈寶玉
　　
　　道是多情卻不情，不情情始是情僧。
　　遊逢乳燕寒暄久，聽賦落花涕淚傾。
　　幾個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顰卿。
　　補天庸了渾閑事，去婢探牢感更驚。

　　聶紺弩是研究《水滸》的專家，也是“紅學”專家，雖然由於政治的原因，他沒有能夠在古典文學學術領域充分展現才華，但從他留下的詩篇中，也足以顯示其睿智的眼光和學術造詣。聶詩中有多篇內容涉及《紅樓夢》，其中不乏妙言警句。如《寶玉與黛玉》一詩的頸聯:“瀟湘夢歇珠魂杳，木石盟虛衲影秋”，文字洗練，對仗工巧，對寶黛結局作了深刻概括，簡直勝過了許多長篇闊論。《賈寶玉》這首詩中又一佳聯：“幾個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顰卿”，極其淋漓透徹地道破了寶玉其人的“怪物”、“情僧”的本質。“遊逢乳燕”、“聽賦落花”，“補天”、“去婢”，本事都在《紅樓夢》原著中，能夠信手入詩，亦足見其研究的精到和嫻熟。

　　 （五）無題
　　
　　壘塊須眉兩奈何，仙人島上借吟哦。
　　孫行者脫火雲洞，豬八戒過子母河。
　　嗟我懷人十年往，涉江哀郢九章歌。
　　胸中自有相思樹，不假名園郭橐駝。

　　這是聶紺弩為懷念胡風所寫的一首七律。頷聯借《西遊記》中的故事，隱喻遭遇艱難的種種經曆。頸聯引用《詩經》中的“嗟我懷人”與《楚辭》的《九章》，抒發思念與憂憤之情。初發現這首詩，是抄寫在線裝書《蕙愔閣詩集》書頁的邊縫處。寫作時間應在1965年，正是與“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發生相距10年，所以詩中有“嗟我懷人十年往”句。隨後發現的聶紺弩在“文革”初“亂畫”的手稿，上麵穿插錄了兩首懷念胡風的詩，即是《血壓三首》中的“爾身雖在爾頭亡”和這首無題詩。這兩首詩是聶紺弩凝聚了心血的作品。

　　 （六）七夕
　　
　　死以青蠅為吊客，生逢白虎入喪門。
　　籲嗟腦海花崗石，縮納靈山玉女盆。
　　縱有神通如鬼穀，爭教人巧乞天孫。
　　翻疑微月繁星際，隻有吾心萬馬屯。

　　題雖為《七夕》，前四句卻隻寫心中塊壘。到五、六句才切題：“縱有神通如鬼穀，爭教人巧乞天孫”，此意近乎宋人楊樸的“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幾多。”但用鬼穀子作比，“乞巧”的意義已引申到了縱橫捭闔的權術方麵。聶紺弩由自己的身世遭逢，想到人世的“巧”愈來愈多，而這“巧”卻不是“五色紉針補袞衣”的那種女巧，而是人際間的爾虞我詐、權謀傾軋，倜儻孤直之士在這種氛圍中無可奈何，花崗岩腦袋硬塞到玉女盆中去也洗之不化，生已如入喪門，隻待死後青蠅祭吊了。縱觀全詩，詩人借七夕發出的這些慨歎，並非是悲觀低落的情調。結尾一句“隻有吾心萬馬屯”，境界頓然提升，表現出詩人在挫折麵前，仍然守持著寬廣的胸懷和豪情壯誌。

　　 （七）答雪峰
　　
　　滔滔江水東非東，濁酒盈樽中不中。
　　九仞為山止吾止，顯微鏡攬蟲哉蟲。
　　先生自似莊齊物，明日倘逢黨整風。
　　事有是非兼曲直，時仍春夏複秋冬。

　　這首詩前四句連用了“東非東”、“中不中”、“止吾止”、“蟲哉蟲”這種複疊式的修辭，放在一首律詩中似有一點板滯，但也表現了作者任意騰挪擺布的文字功底。詩的大意是說，世事正處在錯綜混淆的時候，東不是東，中不是中，“為山九仞”的事業半途而廢，還要時時防備顯微鏡式的監視搜查。雖然先生具有莊子《齊物論》的修養，倘若遇上黨整風也無濟於事。然而事情畢竟會有是非曲直之分，四時萬物變化也都有著一定的客觀規律。
　　聶紺弩為馮雪峰寫過多首贈答思懷的詩，這首是其中之一。馮在1957年成為文藝界最大的“右派”，一些同人唯恐避之不及，聶與馮卻始終友情交處，表現了特立獨行的氣節。

　　 （八）遇狼
　　
　　南畝饁羹一橫杠，道逢獰犬色蒼黃。
　　毛豐體碩腰身細，鼻白嘴尖尾曳長。
　　爾向空山行獵好，誰教大野守田忙。
　　躍奔回頭如相戀，忽聽人呼趕打狼。

　　這是寫在北大荒勞動時，送飯途中遇狼一事。失落在訴訟檔案中的這首詩的手稿，大約寫於從北大荒回京之後不久。收在《北荒草》中還有一首《遇狼》，應是後作，即是聶從山西臨汾監獄釋出、“文革”結束以後重新寫的。大約是詩人重溫舊作時已經回憶不清，隻能另寫。前作描述，遇狼當時並不以為是狼，隻認為是一隻獵狗，所以與它開玩笑說：“你應當去山裏獵取野類才好，誰用你在這兒忙著守大田呢？”接下來寫“躍奔回頭如相戀”，神態還很可愛，直到忽然聽見有人呼叫打狼，才知道那“狗”原來是狼。這肯定是詩人以前從未見過真實的狼，不能辨認也在情理之中，詩中描摹逼真可信，頗具風趣。後作則不然，開始著筆就做真的遇狼寫，“獰牙巨口向人張”，狼跑走時也沒有了回頭的表示，反而變成“見餘揮杖倉皇遁”，詩味已寡。所以，兩首《遇狼》詩中，我還是比較喜歡這首前作。
　　
　　軼句拾零
　　
　　有些從檔案中看到的詩稿，與後來正式出版的聶紺弩詩集相對比，有不少字句不同之處。有一些詩句是完全改換過的，這就多出了一些散句。還有的原詩已不存，隻有斷句散見於其他材料中。現將一些主要的軼句，列舉如下：

　　草創文章費琢磨。（《搓草繩》原創第一句）
　　
　　天涯此刻憐枯草，堪與羅裙一係麽？（《搓草繩》原創第七、八句）
　　
　　碧草如茵雖廣漠，老牛何時不饞饑？（《放牛》原創第一、二句）
　　
　　我覺江山多草就，江山笑我一牛騎。（《放牛》原創第五、六句）
　　
　　誅茅拓土平生事，豈逐流風偶一為！（《割草贈莫言》第七、八句）
　　
　　額汗桃花同雨墜，千間廣廈有來時。（《脫坯同林義》第七、八句）
　　
　　我本杞人愛天墜。（此句出自聶寫給某醫生的一首古風，詩題為“頭痛答醫”，全詩不存）
　　
　　卅年慷慨輕狂地。（《旅舍侯胡三流不至》原創首句。這首詩後改為《廣州調三流》，首句另寫）
　　
　　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約寫於1965年，全詩不存）
　　
　　不怕臉紅牙慧拾，最醫喉鯁耳光撾。（隻此一聯，未見全詩）

　　“小人頑劣誰知罪，感恩但灑相思淚。”這是寫給香港友人梁詔（聶稱詔兄）的一首長詩中的兩句。1964年9月31日聶紺弩致高旅信中，曾說到為梁詔寄詩一事，然全詩未詳。從相關資料中可知，這首長詩的內容是說詔兄是一個奇人，滿肚子馬列主義，又能自己製出油印的油墨，時代變遷使他留在了香港，這幾年內地發生饑荒，“我”（聶用第一人稱）又是一個罪人，偶然機會詔兄得知“我”在北京潦倒窮愁的情況，便寄來油、糖、肉罐頭等等，使“我”絕處逢生，一家戴德。詩中有“人生最貴是交誼”一句。聶紺弩當時對人解釋“小人頑劣誰知罪”時說：“我們這些‘小人’確實到現在還不知道罪在何處，但是得到朋友寄來肉罐頭的時候，就覺得這個世界還值得活下去。”

　　周文老舍都成鬼，漢武秦皇轉笑人。
　　幾曾地主悲殃馬，不見田單罪火牛。
　　（此兩聯，都是從聶紺弩1966年寫的草稿中檢出，似無全詩完成）
　　
　　卅年及時雨，二月轟天雷。（懷念夏衍的詩，一次友人談話中隻提到這兩句，全詩不詳）
　　
　　田園雞犬桃千樹，蓑笠樓台水一方。
　　我指新村向人論，此間人事最滄桑。
　　（這是《疍戶》另稿中的後四句。《疍戶》是一首寫潮汕一帶水上人家的詩，收在聶著《南山集》。但現在從訴訟檔案中發現的這首詩的手稿，與已入書的詩作對照，隻有前四句相同。手稿的後四句便也成了軼句。）

　　一首詩有前後字句不同的稿本，甚至差異很大，如《遇狼》和這首《疍戶》，這種情況在聶詩中可謂屢見不鮮。除了作者不斷修改舊作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為身處形勢動蕩之中，不少作品是在燒掉或散失之後，重新回憶補作的。一作兩稿並存，往往各見千秋，這也顯見出詩人的文學修養深厚和詩筆的敏捷。聶紺弩博於閱覽，積澱頗富，猶似儲備了豐裕的“詩材”，寫詩時便如大將用兵，所向無不如意。
　　從上麵這些軼句來看，不乏旨趣深蘊、出口不凡的佳句，值得保留。有一些詩中句子所以被改換，我認為多數情況是由於原稿散失，回憶不清，詩人重寫時隻好另作。現在我們有幸找到了一些軼稿，這就不妨兩種稿本並存，以資後人研究。
　　
　　軼詩軼句知多少
　　
　　遺留在檔案中的軼詩，一是原來被人舉報，送交政法機關的詩稿；二是被捕時搜查取到的詩稿；三是司法機關抄錄，用作定罪證據的；四是聶公在獄中回憶舊作，記錄在監獄學習用的紙張上的。
　　所發現軼詩，已經陸續寫成介紹文章，在報刊發表，包括：
　　《吊若海》（寫入《詩獄最是莫白冤》中）1首；
　　《幾首詠貓的“反動詩”》5首；
　　《疊韻聯翩見詩才》文中“灰”韻疊韻詩28首；
　　寫武漢大橋的詩，3首；
　　歸為“次等罪證”詩8首；
　　另有《查慧九以其與良平同遊望江樓詩見示次和》2首等等。
　　以上計得軼詩54首。軼句沒有全部計數，上文選錄16句（聯）。
　　編撰《聶紺弩舊體詩全編》的侯井天先生，多年來致力於收集聶公遺詩，屢有新的發現。其散失作品如此之多，這一點就已足以說明詩人的生平是如何的坎坷了。也許正因為坎坷，詩才精湛；正因為遺散，尋找回來才更珍貴。
　　當代舊體詩詞寫作，從表麵看出現了一種似乎繁榮的局麵，從內質剖視卻是一種浮躁現象。寫五七言句的人越來越多了，但也造成一種誤區，一些作者缺少生活曆練和基本的文學素養，卻自以為已得其道，甚至以突破格律聲韻的規範為能事，“創作”了越來越多的“非詩”之作。想寫詩詞，入門必須從正、從嚴、從高，切忌浮躁，這是我在整理紺弩軼詩時的一點感想。每讀其詩，未嚐不想見其人，所以感觸也。
　　
　　吳虞原是啟蒙人
　　
　　上文提到，所發現的聶紺弩軼詩中，還有《查慧九以其與良平同遊望江樓詩見示次和》二首。
　　查慧九，湖北京山人，聶紺弩的高小同學，曾在廣東省參事室等部門工作。良平，即陳良屏，也是京山人，曾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晚年在山西平遙中學任教，為該縣政協委員。查慧九與陳良屏同遊成都望江樓時，寫了一首詩，送給聶紺弩。聶紺弩為此寫了兩首和詩，時間大約是1964年。
　　我從檔案中發現了這兩首詩稿，遂複印寄給侯井天。原稿是毛筆書法，豎寫。複印時，因最後一行詩在裝訂線處，未能印全，當時我也沒有留意。到我收到《聶紺弩舊體詩全編》（第六稿印本）後，才見此詩最後一句闕如，畫了七個空白的小方框。待我把檔案又找出來看時，眼睛豁然一亮：那丟失了的一句詩，是多麽重要的一句嗬！
　　這是一首七言律詩：

　　單父台高李杜登，錦城私館缺煙燈。
　　江山萬裏孫希曙，生死卅年鮑慧僧。
　　我老無文從耳摑，君今傳世有詩憑。
　　枕江還賣鯰魚否？幸為傾杯吊又陵。

　　“幸為傾杯吊又陵”，就是重新找回來的一個詩句，由此，引出了一個人物：吳又陵。
　　詩的一、二句，是與對方的贈詩相對接。查慧九時住成都，聶紺弩在詩中以李白、杜甫一同登過的單父台比喻望江樓，並且聯想到了“錦城煙館”。第三、四句，是追憶另外兩位同鄉，即孫希曙和鮑慧僧，他們都是湖北京山人。孫是聶的師弟，孫的父親是聶的啟蒙先生。鮑是京山縣的革命先行者，早年病逝。詩的第五、六句，又回到聶與查二人的詩文交往上：我老了，做不出詩文來當受摑責，而你有詩作是可以傳世的嗬！這就從成都望江樓一躍而至“江山萬裏”、“生死卅年”，詩思飛揚，橫亙時空而跳躍，境界何其寥廓。
　　這首詩最為奇絕的，還是最後兩句。如果說，第一、二句起筆，是做好了跳躍的架勢，所以第三、四句才能一躍無涯；那麽，第五、六句的回轉，則是為第七、八句的更大跳躍做準備的。“枕江還賣鯰魚否，幸為傾杯吊又陵”——想起了成都枕江樓的鯰魚美名天下，現在是否還在賣呢？如有此幸，當為一傾杯酒來祭奠吳又陵先生嗬！這裏詩筆一躍，從曆史的時空中找回了吳又陵這個人物。
　　回味全詩，前麵述及的一些人事其實都是鋪墊，落筆處點出了“祭又陵”才是寫這首詩的深意所在。
　　吳又陵即吳虞，是一位幾乎被我們遺忘了的思想家。五四時期，他是曾被譽之為“打店老英雄”的。“打店”是指“打倒孔家店”，這是當年新文化運動中，喊得極響亮的一個口號。吳又陵獲得這個稱號，是出之於胡適為《吳虞文錄》一書寫的序中。胡適還以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的精神作比喻，高度評價說：“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
　　《吳虞文錄》是上世紀早期在青年中頗有影響的一本書，聶紺弩就是這本書的一個熱烈的崇拜者。聶紺弩後來在他的雜文中，多次寫到了吳又陵。
　　1934年5月，聶紺弩在成都，和朋友從一處題匾名曰“愛智廬”的宅前經過時，朋友告訴他說那是吳又陵的住宅。他於是頓生感觸，寫下了《愛智廬》這篇雜文，文中寫道：“10年以前，對於這位吳老頭子的文章，我是個熱情的讀者。他給予我的影響，在當時怕很少人能夠比得上……我懷念著他，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的事了。現在說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門前，說是要我願意，就可以馬上進去看見他，我的心情是怎樣激動著喲！”“誠然，《吳虞文錄》的基本觀念，在現在看來，該有不少值得討論的地方……哪怕這樣，就全體來說，在‘打店’運動上，卻演了一個了不起的角色；並且，《文錄》中談禮說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現在為止，還是最勇敢，最透徹，最確切，最淵博的東西。”
　　在《從〈吳虞文錄〉說到〈花月痕〉》一文中，聶紺弩又寫道：“五四時代，有一本著名的小書《吳虞文錄》，是成都吳又陵所著，可說是響應魯迅的《狂人日記》及以這篇小說為中心的反封建的全部思想的。裏麵《吃人與禮教》是直接宣布受魯迅影響，其他非禮、非孝、非儒、非孔的文章則是當時以魯迅為中心的整個反封建思想的一個有力的組成部分……不知這本小冊子的一般影響如何，我是深受了他的教益，認為現在的讀者還應該讀，應該有出版社重印的。”
　　1980年4月，聶紺弩在為其雜文集寫的自序中，談到他的思想啟蒙經過時，又一次寫道：“尤其是魯迅的雜文和一本《吳虞文錄》，使我的思想漸漸偏於民主主義方麵來。”
　　筆者手邊現在就有一本《吳虞文錄》，是“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初版，中華中國十八年四月六版”，亞東圖書館印行的。在《吃人的禮教》一文中，吳虞寫道：

　　我讀《新青年》裏魯迅君的《狂人日記》，不覺得發了許多感想。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麵會吃人，一麵又能夠講禮教。吃人與禮教，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然而他們在當時曆史上，卻認為並行不悖，這正是奇怪了！
　　
　　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什麽“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套，來誑騙我們的！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接下來的一篇，是《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文中說：

　　孔氏主尊卑貴賤之階段製度，由天尊地卑，演而為君尊臣卑，夫尊婦卑，官尊民卑，尊卑既嚴，貴賤遂別；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守孔教之義，故專製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義輸入，恐再二千餘年，吾人尚不克享憲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斷言也。

　　讀了這些內容，我們便知道，聶紺弩青年時代是接受了這樣的啟蒙嗬！
　　吳又陵於1921年至1925年間，曾出任北京大學教授，後來因寫豔體詩被輿論斥為“文人無行”。從北大被逐後，又曾在成都大學和四川大學執教。自1933年學校解聘，就賦閑在家，直至1949年逝世。聶紺弩為此深感遺憾地說：“這是很可悲的，如果（吳又陵）留在北京，不說別的，多寫幾篇《文錄》之類的文章，我們的思想史會要充實一些吧。”
　　吳又陵曾在日本學習法律。也許是和我相同專業的原因吧，我便有一種好感。待我粗粗地瀏覽過《吳虞文錄》之後，也有了同聶紺弩一樣的遺憾。我認為形成吳又陵的非儒反孔的民主激進思想，這是與他學習法律大有關係的。胡適說，吳又陵和陳獨秀是五四時期“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同時又指出，“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這裏所說的不同，就在於吳又陵對舊思想舊製度的批判，不僅是吸納了西方進步思想家的民主觀念，而且是在將中國古代政治法律製度，與歐美各國憲法、刑法、民法的比較對勘中得出論斷，從而展開了對欺人吃人的封建禮法製度的抨擊。
　　大凡學習法律的人，首先接受的便是民主主義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觀念。傳統的儒家宗法思想，則是人治的思想基礎，與現代民主法治思想在根本問題上是相衝突的。在我國，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而迄今真正研究法律的人，尤其是通曉國外法治的人，依然是很少的。司法改革依然遲緩，實現民主政治的過程是非常艱巨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來，聶紺弩說得太好了，如果多有一些吳又陵這樣的人物，我們的思想史就會要充實一些。
　　聶紺弩有一篇題為《山城的五四》的散文，寫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候，他還隻是讀讀李白、杜甫、曹雪芹、冷紅生之類，“關在房裏齧蝕著自己的青春”。武漢學聯合會的人到了京山組織集會，演講五四運動、聲討賣國賊等內容，竟然有人發問：“亡國奴是什麽？”“國怎麽能賣呢？賣得多少錢呢？”聶紺弩那時也還懵懂，對學生愛國運動無動於衷。但他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向往新世界，而毅然走出了山城。是什麽力量轉變了他呢？這就是思想的傳播。對他啟蒙最大、感染最深、激發最強的，正是吳又陵。
　　聶紺弩18歲那年，離家赴滬，也是《吳虞文錄》出版的翌年。到1964年，他寫“幸為傾杯吊又陵”時，已經過去了43年。為自由民主奮鬥了一生的聶紺弩，這時卻以一個摘帽“右派”的身份，關在房裏齧蝕著自己的餘年。這時，他想起吳虞的啟蒙，會是怎樣一種百感交集、無言以訴的心境呢？他隻想將一杯祭奠吳虞的酒，灑在成都望江樓邊，也算是對青春舊夢的一點回味吧。
　　正如白居易曾有詩雲：“還有少年春氣味，時時暫到夢中來。”
　　
　　新四軍中戰友情
　　
　　從《訪東平故居》五首詩談起
　　
　　聶紺弩有過兩次軍隊生涯。第一次是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翌年參加東征，並在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官。1926年以後行蹤不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南京中央通訊社任職，日本東京和上海參加“左聯”活動。第二次進入軍隊是1938年，到了皖南，在新四軍軍部從事文化工作。
　　兩次軍旅生活時間都不長，但他具有某種軍人的性格。對他的文學事業影響也很深，海豐和皖南的影子出現在他許多的作品中。如在《小號兵》這篇短文中，他這樣寫一個冬天的早晨的情景：

　　正走著，什麽地方的軍樂隊由遠而近地送來一陣嘹亮的號音。那號音在寂靜的街上震顫、回旋，仿佛石投入水時所引起的漣漪。我不自覺地放緩了腳步，側耳探索那號音的來處，我究竟愛軍隊的呀！
　　轉眼之間，軍樂隊從對過不遠的一條窄巷裏出來了……我想：“孩子們長大起來了！”不覺歡悅地點著頭，獨自在心裏發出無名的歡笑，仿佛看見那些小號兵，正在前線吹著衝鋒號，驅遣著英勇的將士殺戮敵人！

　　檔案中有幾頁憶寫舊作的詩稿，鋼筆書寫，與聶紺弩的筆跡似有不同。有可能是牢房中條件所限，草率寫來，字跡有所變形。也有可能這是關在一起的獄友所謄寫，非本人手跡。這幾頁詩稿中有《訪丘東平故居》詩五首，是聶紺弩1964年南下廣東時的舊作。詩的內容雖然是懷念新四軍中的戰友，其間卻流露著他自己在那些戰鬥歲月中的切身感受。

　　 （一）
　　英雄樹上沒花開，馬福蘭村有草萊。
　　難兄難弟此牆屋，成龍成虎各風雷。
　　才三十歲真雄鬼，無第七連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鶴發，默迎兒子故人來。

　　“英雄樹”明指木棉，而語意雙關。既“沒花開”，且“有草萊”，烈士故居的蒼涼氣氛撲麵而來；由此自然引出了東平弟兄們如龍似虎、搏擊風雷的往事懷想。東平兄弟八人，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中有他兄弟四人同上戰場。1938年東平進入新四軍，1941年犧牲，時僅31歲，所以說是“才三十歲真雄鬼”。“無第七連也霸才”，是反襯的寫法，正麵表述應該是：“你留下了《第七連》這樣卓越的作品，在文學上占據著的地位當然是更加凸顯了！”七律的最後兩句，以東平的鶴發老母親臨門相迎而收結。全詩意境由近及遠，再由遠而近，概括了東平的家庭生世，凝注了深刻的思念。

　　 （二）
　　濁浪淘沙百戰鏖，進攻速決又迂包。
　　江東子弟嫻兵甲，天下英雄愛塹壕。
　　謀劃帳中虎皮椅，聲威馬上鬼頭刀。
　　東風暮雨丘郎便，打打吹吹撲敵巢。

　　先以“濁浪淘沙”渲染戰爭氣氛，接著對具體的戰事作了描述。第三聯以“虎皮椅”對仗“鬼頭刀”，凸現英豪氣勢，極為形象，有古代邊塞詩之遺風。

　　 （三）
　　槍一枝同筆一枝，上鞍殺賊下鞍詩。
　　犬儒惜墨如金處，虎將塗鴉以血時。
　　連長所遭唯苦鬥，隊員通訊有雄姿。
　　酒酣抓筆當槍彈，一彈洞穿膏藥旗。

　　“上鞍殺賊下鞍詩”，是擬用“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古詩意。東平既是軍人，更是作家、詩人，故以稱之。尾聯用筆作槍彈、洞穿敵旗之語，以誇張手法寫出了勝利的豪情。

　　 （四）
　　任是屍山血海行，中華兒女誌幹城。
　　哀兵必勝古兵法，時日偕亡今日程。
　　遊擊戰中遭遇戰，一書生死萬民生。
　　人間換後江山美，百丈碑刊勇者名。

　　血海屍山，鬥誌幹城，以一人獻身，換取萬民生息。僅此二三語，烈士壯氣已躍然紙上。

　　 （五）
　　小仲謀追大仲謀，有人閭倚幾陽秋。
　　壯哉野澤三春草，賭掉乾坤兩顆頭。
　　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橫海再同舟。
　　範張雞粟存悲歿，蘸筆南溟畫虎丘。

　　“小仲謀追大仲謀”是指東平與其兄相繼犧牲。“閭倚”是指白發老母倚門翹待兒子歸來。聶紺弩由對戰友的殷殷懷念，以至對其母深情敬仰。寫到與東平的友誼，是如同古代範式和張劭那樣的生死不渝之交（見《後漢書》），並說來生還會同舟共濟，如此表白，其意義更多的是對老母的安慰吧。這裏與第一首詩所寫“老母八旬披鶴發，默迎兒子故人來”，互為呼應。五首詩可首尾相貫，一氣嗬成。
　　
　　“憶東平”改為“悼陳毅”
　　
　　上麵五首詩，收在聶紺弩詩集的《第四草》中。但《訪丘東平烈士故居》題下，隻錄三首。另外兩首，即（二）、（三）兩首，字句有所改動，放在了《挽陳帥》的題下。
　　1972年陳毅逝世時，紺弩還在獄中，噩耗傳來時，寫了一首悼挽詩：

　　世間何物謂之癌？百戰功高挽不回。
　　絕代風流戛焉止，人生七十夭如哀。
　　江山故宅思文采，淮海豐碑偉將才。
　　噩耗雷驚難掩耳，楚囚偷寫吊詩來。

　　此詩極其悲憤、蒼涼、感人。開筆第一句是個問號：“世間何物謂之癌？”接著第二句是感歎號：“百戰功高挽不回！”這一問一歎，就似有千鈞之力。中間四句，是對陳毅一生的精彩概括和高度評價。最後雲“楚囚偷寫”，融入了自身的遭際，哀人傷己，悲憤傾注，讀來讓人錐心落淚。
　　悼陳的詩，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未熄之際是不可能發表的，何況聶在獄中，隻能偷寫。到這首詩正式編入詩集時，卻把寫丘東平的兩首詩做了“移植”手術，放到一起，變成了《挽陳帥三首》。
　　陳毅元帥與丘東平的共同之處，其一都是馬上吟詩的軍中文化人；其二，紺弩在新四軍軍部時，既與東平朝夕相處，也與陳帥有交往。所以，懷念丘東平的一些詩句，如“槍一枝同筆一枝，上鞍殺賊下鞍詩”，用於感頌陳毅也同樣適合，隻要稍作改動，這兩首詩就能夠“移植”。
　　但是，紺弩悼陳毅的詩，原創畢竟隻是一首，與“移植”的那兩首筆氣大不相同，放在一起給人一種前後不貫氣的感覺。
　　如原詩中“東風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撲敵巢”，是寫一次智取敵巢的戰鬥。改作挽陳詩後，此句修改為：“東風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喬。”事指陳毅與張茜結婚，而且放在《挽陳帥》三首詩之首，難道詩人在驚聞噩耗之時，首先想到的和首先要表述的是當年的那段姻緣佳話嗎？這和挽詩的主題太不諧配。由此可見，即便“移植”手術很巧妙，仍不免留下破綻。
　　訪東平故居的詩寫於1964年，悼陳一首寫於1972年，“移植”始見於1978年12月紺弩致高旅的信。《訪丘東平故居》一組詩，從訪故居、述往事，到讚忠魂、訴感懷，本來是一氣嗬成、一個整體，兩首闕如後，詩意已欠豐滿。《挽陳帥》湊做三首，又明顯有前後筆勢不一、詩思支離之感。盡管有些遺憾，然而，詩人將自己的詩巧妙地改頭換麵，由寫張三變成寫李四，這在詩歌史上恐怕是極少有的，這或許會成為後人玩味的一則詩話吧。[www.ideobook.com]
　　
　　丘東平其人其事
　　
　　丘東平（1910—1941），廣東海豐縣人，早年跟隨彭湃，參加海豐農民起義。1938年加入新四軍，曾在蘇北根據地，擔任“魯藝”華中分院、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華中分會的領導工作。1941年日寇進攻鹽城，為掩護“魯藝”200名人士突圍，而壯烈犧牲。著作小說多種，有《東平選集》行世。
　　現在我手邊的這本《東平選集》，是1953年新文藝版，從舊書地攤上淘來的。此書共收中、短篇小說17篇。正文尚完整，隻是前麵的兩頁序文被人撕掉了，大約是因為寫序的人是柏山，柏山是曾經被打成“胡風集團分子”的。以後我又找來了別的版本，才看到了柏山的序。
　　從柏山寫的序中可以了解，丘東平是一位戰鬥的作家，他的創作是“以血打稿子，以墨寫在紙上的”。讓人不勝痛惜的是，“東平在文學上所走過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達到的一樣，處在年輕的時期。他那豐富的生活和在他作品裏所流露的宏大的才能與奔放的熱情，並未充分發揮”。
　　東平犧牲的時候，剛好是魯迅逝世5周年。聶紺弩《給戰死者》寫道：“東平：得到你戰死的消息，正是從鄉下到城裏去參加魯迅先生5周年紀念大會的路上……我的心更擾亂了!”“一個人類的天才死了已經5年，一個智慧的光芒熄滅了已經5年……而你，東平，一個正在成長中的人類的天才，一個行將日見光大的智慧的火，一個身背著民族解放的重負，在前線與民族敵人搏鬥了三四年的戰士的戰死……我悲哀，我憤怒……”“你寫過《第七連》和《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那都是抗戰以來最偉麗的詩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戰死，一定不會缺少同樣偉麗的場景……但對於我們民族的前途，對於和你一同戰鬥的你的友人們，這損失是巨大的，無可挽回，無法彌補的呀！”
　　我現在讀著《第七連》和《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仍不能不被小說中的那種戰爭氛圍感染，真切得如臨其境，心中十分慘然。我這才知道，以前讀過的種種描寫抗戰的小說，大多是概念化的東西。東平是真正寫戰爭的，真正寫出了人類的慘痛。
　　東平，他是一朵過早凋謝的天才之花。
　　
　　契友成永訣，九泉複重交
　　
　　紺弩早在黃埔軍校時，東征到陸豐，就與丘東平結識。後來在上海，又一同參加“左聯”活動。1938年到新四軍軍部，兩人是文友加戰友，相處更加親密。
　　在紺弩寫的《東平瑣記》中，描述東平頗有一些個性特點。
　　例如，魯迅發表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之後，東平認為魯迅的意見是不對的，起草了一篇責問書，拿到朋友間要求簽名。他在朋友間，幾乎沒有談到魯迅的時候，縱然談到，也隻是“把魯迅當作偶像是不對的”之類，但魯迅逝世，下殯的時候，東平去買了一塊白布，自己寫上“導師喪失”四個字。
　　這篇瑣記文中，還說到東平的這樣一個小節：

　　有一次，大概為了職業問題去會過一個前輩先生，回來，氣極了，他說：“他叫我當新聞記者。意思是我當作家不會有前途。媽的，盡管沒飯吃，改行是不改的！”

　　胡風為悼東平寫詩雲：“慣將直道招奇運”。
　　由此看來，東平此人，思想、性情、才氣，都與紺弩頗有相通相似之處。這正是紺弩對東平生前深契、死後深念的原因。紺弩本人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他有詩曰：“天涯膽肝藐雄才”，能讓他真正欽慕的人並不多。在他的詩文中流露出的對東平的敬愛和感情，是很特別的。
　　紺弩把東平的死與魯迅的死，聯係在一起思考，由此而想起“所有的人類天才和戰鬥者的運命”。他寫道：

　　我想，一個人的誕生、成長，是如何的不易。社會的既存勢力無時無刻不向每一個人威脅利誘，要他變成無知，要他成為自己的俘虜，好讓曆史的車輪永遠停滯在一個地方。我們的天才，我們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覺的啟迪和多少血的事實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經過多少掙紮、奮鬥，在艱難險阻、迂回曲折中逐漸長成。等到長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類的花園開花結果；正要成為人類的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智慧寶藏；正要像發動機一樣挾著人類的運命向前飛跑的時候，而一隻可詛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從什麽地方伸來，毫不容情地，把他攫取去了……社會與自然不但吞蝕已經長成的天才，還故意苛虐正在成長中的同樣人物，不知多少人還隻剛剛露出一點頭角，卻“坎坷流落，終於夭亡”（魯迅語）了。

　　這段話多麽深邃，多麽鞭辟入裏！某種可怕的勢力，總在扼殺天才，不僅是魯迅，不僅是東平，東平“不是最初的一個，大概也不會是最後的”，因而，紺弩痛心疾首地說：不能不為整個人類悲痛！
　　當他寫這篇《給戰死者》的時候，當他寫到“所有的人類天才和戰鬥者的運命”，寫到東平的死“大概也不會是最後的”這句話的時候，是否同時也想到了他自己今後的命運呢？是的，他雖然沒有像東平那樣過早地被殺戮，而他一生中屢屢與扼殺天才、扼殺戰鬥者的“黑色的大手”相遭遇，也曾曆盡坎坷、幾乎夭亡，對於這些，似乎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似乎他在哀悼東平的時候，就想到自己會是繼東平之後再次被扼殺的一個了。
　　杜甫寫到李白的遭遇時，有詩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可見，對天才的扼殺，自古皆然。
　　杜甫同情鄭虔的遭遇，亦有詩曰：“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意思是即便永訣之後，到了九泉之下仍然是交情如故的朋友。
　　現在，紺弩已經和東平在九泉相逢，重溫他們昔日的友誼，他們也一定還會關注著當今世上的天才和戰鬥者們的命運吧。
　　
　　暮年自喻散宜生
　　
　　假如聶紺弩不是被打成“右派”，一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崗位上，也許他會發奮工作，“不知老之將至”。然而，一戴上“帽子”，兩年半的北大荒流放，就使他很快步入了老年，詩中出現了“半壁街人亦老翁”的喟歎。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裏所說的，其實是人的學識修養的成熟，和思想境界變異的規律。至少對於讀書人來說，這個規律都是適用的。
　　聶紺弩60歲前後的生活，可以說就是三件事：寫詩、寫字、讀《莊子》。這大概可以算是他“耳順”的表現。
　　他用過很多的筆名和別名，到晚年時，他把詩集定名為《散宜生詩》。用“散宜生”這個名字，是莊子思想的影響，也可以算是他“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現吧。
　　他在《散宜生詩·自序》中寫道：

　　贈人伐木句雲：“高材見汝膽齊落，矮樹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竊自喜之。以為不枉讀了一回《莊子》。莊子以某種樹為散木，以不材終天年。少時常見人自稱散人，以為散是閑散。及讀《莊子》乃知為不材或無用之意。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領悟到此生虛度，自己真是不材，無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稱散人……周文王的“亂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無含義則已，假定“名以義取”，則恰為“無用（散）終天年”（適宜於生存）、“無用之用，實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以為散人散木，無誌無才，唯一可述：或能終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竊假“散宜生”為號，而命所做詩為《散宜生詩》雲。

　　《莊子·人世間》中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齊國去，走到曲轅那地方，見神社中有棵櫟樹，樹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達百圍，其高臨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隻船了。雖然這樹引來了觀者如市，匠石卻不屑一顧，徑直往前走了。他的弟子飽看一陣後去追問匠石，匠石說：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槨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毀，做門戶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蟲蛀，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所以它才那麽長壽。
　　聶紺弩研讀莊子，深受浸淫。他取“散宜生”為號，似指頤養天年，實際也是別有深意的。誠然，知識分子一入老境，“很容易領悟到此生虛度，自己真是不材，無用”，而知識分子往往還有另一方麵，即是杜甫所雲：“落日心猶壯”。辛棄疾曾說“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其實他的憂國之心一直跳蕩在他的詞中，總也不能老盡。
　　儒家的“治國齊家平天下”的思想傳統，深深紮根於中國的知識分子靈魄中。許多讀書人到了晚年都以清心寡欲的老莊哲學自表，卻又免不了“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李白語）。正是：老莊其外，儒學其中。聶紺弩也是如此。他一麵研讀莊子，一麵又在天天談論國際國內的形勢。
　　
　　議論國事欲何為
　　
　　在階級鬥爭搞得草木皆兵的時候，許多人都鉗口結舌，生怕惹出禍事來。聶紺弩卻似完全不知明哲保身的道理，對時事每有非議，而毫不顧忌。前麵已經引述過不少他的言論，下麵再摘錄幾段他對形勢的評議，以便深入觀照其暮年人生。
　　
　　1964年2月1日晚間，聶同友人談到中法建交，說：中法建交這一幕，遠因還是導源於前幾年我們的生產實在太差，赫魯曉夫一看和你們合作不但對他不利，而且可能把他拖下水，因此決定拉緊美國，扔掉我們。現在看得出來，不到社會主義就不知道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事情說來好像荒唐，可是事實就是那樣擺在麵前，你不學資本主義製度，不依靠資本主義國家你就不行。明白這個道理，為什麽法國和我們一拉就上，就清楚了。固然法國的目的也很清楚，是借我們來同美國較一手，我們是借法國來打開缺口，擴大我們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
　　
　　1964年10月18日上午，同友人談到赫魯曉夫下台，聶說：赫魯曉夫這一下來，也許對國內有些好處，要知道國內的情況繃得那麽緊，完全是跟蘇聯唱對台。你越向東，我就越向西，你蘇聯說我們對知識分子過“左”，我就更“左”給你看。現在赫魯曉夫下來了，目標沒有了，也許會有很大好處……要知道國內許多事情都是從國外來的影響，“五七年”（“反右”）是由匈牙利引起，這是真的。解放以來幹部貪汙腐化從黨內起，從領導起，而不是從黨外起的，當時整風確實也是希望整黨內，開始是這樣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對黨外搞起來，借口匈牙利，對知識分子搞起來了。而黨內，貪汙腐化依然存在，並且一天天厲害，領導矢口不認，“大躍進”做了許多錯事，從“反右”、“大躍進”、“農村政策”到“三麵紅旗”，全都錯了，那怎麽辦呢，用反修來把別人的注意力引到國外去，一方麵提出“四清”把國內問題推到地主階級身上。解放以後地主已經像狗熊一樣，你叫他站他就不敢坐下來，還敢胡作非為？胡作非為是幹部，是黨內的領導幹部。“四清”，既然要發動群眾，就把大學青年知識分子全都調下鄉去，又不能讓這些終日在課堂和書房裏的知識分子看到這問題是幹部和領導身上出的，於是就找著一些有問題的幹部加上個地主頭銜，這就是“四清”。總之政策錯了，事情搞壞了，就往地主階級身上推。
　　
　　1965年2月6日，晚飯前後與友人閑談，談到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聶站起來，一麵抽煙，一麵激動地說：多少條也好，反正是一個人說了算數。你要知道，以前滿城風雨的鬧“四清”，是要搞基層幹部，現在一發現基層幹部不好搞，誰都有問題嘛，你都整掉，那誰來辦事呢？這才轉移目標，說是對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看樣子當權派是要整兩個的，借此來打打圓場。要知道今天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封建主義，（我們下麵有些情況）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搞封建主義的。你說農村基層男女關係亂得很，可是這些男女關係並不是自由戀愛，不是資本主義出錢來買人家的肉體，而是用權力壓迫你給予他發泄，是有類乎從前那些酋長們的初夜權的性質，這是十分殘酷的封建行為。現在一個村子裏的大隊長奸汙十來個婦女的事不稀奇，過去有什麽妻妾的名義，現在隻不過無其名而有其實。可是這還不是核心問題，核心問題在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幾個人甚至一個人手上，書記就可以決定一切，這個實質上就是皇帝。遵義會議以前，黨是不統一的，各自為政彼此各搞一套，還鬧意見爭權位，這是不好的。“遵義會議”以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起碼他把黨統一起來了嘛，一直到“五七年”前都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五七年”前後就變了，往往借一點兒不值得一笑的理由搞得滿天風雨。拿文藝界來說，整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來開始，俞平伯算是個什麽人物，他的一本小書又起得了什麽作用呢？用千鈞之力來撲一個蟲。一看俞平伯實在沒有什麽油水，就牽扯到在國外的胡適身上，國內的文藝界也毫不相幹，恰恰胡風在這個時候來強出頭，說了幾句話，好咧，借此就興大獄，搞肅反，於是就把你我這些人都拖進去。
　　我們有很多事情非常天真幼稚，拿“反右”來說，當時你是打躬作揖，請客，報上公開號召大家講話來幫助黨整風，那時果然就有人出來說些心裏話，一聽原來有這麽多意見，不得了，就掉轉矛頭來對付這些人，一個一個加上個階級，把他作為專政對象，你我就莫名其妙地叫做資產階級……
　　現在首先要問，“六零年”的災荒是怎樣的政策造出來的，全國那麽嚴重，農民餓死了多少，現在我們當然沒有材料，有了材料也不敢談，但是問題在哪裏呢？在基層幹部？基層幹部有力量訂出命令叫全國大煉鋼鐵，把什麽都拿出來熔掉毀掉，那時又是誰們在領導呢，當然不是我聶紺弩！
　　不要擔心資產階級、封建地主幾年後死光了就沒有鬥爭，階級是可以製造出來的，你我就是被製造出來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專政對象。鍾敬文下去搞“四清”又被趕回來，因為他是專政對象，不能搞革命鬥爭。戴浩原來拿60多元錢，說明是養兒子和女兒的補助，這次工作隊一來，不知是哪個王八蛋給工作隊建議，說戴浩沒摘“帽子”，應當拿30多元錢，兒子女兒不應當給錢養，就減掉他20多元錢，發了的還要追回。工作隊下來以前，沒提到階級，他們下來以後階級就來了。現在最可怕的是一個風潮一來，一切不顧，大煉鋼鐵一來連吃飯的飯鍋也不顧了。
　　這一次“四清”，原先計劃是“五七年”黨內整風的繼續，是從基層整起，從黨員整起，一看這又不行了，整下去會整到上頭來，所以又要轉彎，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轉一個彎，現在人的命運十分渺茫！
　　現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長式的，中國的社會性質還是封建社會，今天有階級，將來也有階級，階級隨時可以給你安排的。
　　前幾年聽說陳毅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有了思想問題就用行政法律來處理，這真是怪事！”我當時聽了就不舒服。陳毅還說：“我這個人專愛打抱天下的不平，誰有冤屈來告訴我！”哈哈，我就奇怪，一個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好像連天大的運動都不知道，有時候忽然挺身而出，氣魄不可一世，有時候卻像視若無睹，說了話一概不算，真是怪事。
　　
　　1965年3月23日晚上，在聶家中，同友人談話中提到“中國沒有人才”問題。聶妻周穎說：“現在不能有人才，連工作也不能做，從前人人有積極性，因為人人可以發揮積極性，現在呢，誰積極誰倒黴。”聶這時就拿出一首清代俞樾的詩來，裏麵有一句是“舉世狂歡得自由”，他感歎地說：“自由，中國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過了幾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幾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氣有些活躍了，哎，又來一個封建！”周接著說：“對極了，現在說老實話夫妻之間也沒有自由，誰都不敢對誰說心裏的話，我們幾個人說真的都不敢把自己心裏的話掏出來，說的也全是半吞半吐的話，倒不是怕出賣了我，就怕一不小心傳了出去，誰誰某天說了句什麽話，好咧，不得了，就禍事臨頭，再說我說多了也怕害了你，你不說將來也要交代，這樣生活真叫沒有意思。”
　　
　　1965年4月10日晚上，在聶家中，向思賡說：“‘二十三條’是安定人心的，運動一開頭那種緊張空氣過去了。春節前弄得人人神經過敏，現在《中國青年》封底那張畫什麽‘蔣介石萬歲’也都在辟謠了，當時《中國青年》都收回燒毀咧，嚴重到如此地步。”聶跟著說：說老實話，叫蔣介石萬歲的人有沒有呢，我看有的是……當然不是指我們這樣的人，我們不隻現在不可能喊蔣介石萬歲，連過去也沒喊過蔣介石萬歲，我們深知蔣介石這個人，我們反蔣是堅決的。問題在於一些青年人，他們對現實不滿，又沒有經過舊社會，他們想既然新社會不好，他的對立麵就是蔣介石，那麽蔣介石一定是好的，是根據這種心理出發的，這種情況我看不是很個別，你不信可以調查，現在青年人心理複雜極了，學校迫著他要回家給自己的父親母親劃清關係，有些人回家一看父親母親並不是資產階級，但是又不敢講，這個苦悶是很難受的。丹丹（聶紺弩養女）不能入團，原因是學校組織要她去影響她的家庭，要她的家庭進步，丹丹這一點沒有做到，所以就不能入團，她的包袱就很重。
　　
　　讀了這些言論，首先，讓人感到他是如何的關心時事。身居陋室而能眼觀天下，察覺了當時的許多社會問題。從經濟上，他看到生產太差，再不能閉關自守，需要和資本主義國家溝通；從方針政策上，他看到了“三麵紅旗”的極“左”的失誤；從政治上，他看到了開展運動和強劃階級的消極作用，以及幹部貪汙腐化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說是很多人都能意識到的，但能夠像聶紺弩那樣看得明白，並且能講出來的人，在當時極少或者幾乎是沒有的。
　　其次，聶紺弩具有銳利的目光，睿智的思考，他指出了當時出現許多社會問題，其症結在於缺乏一種應有的民主氛圍。尤其是在基層，封建主義的東西還根深蒂固，農村一個大隊長儼然是個小皇帝，可以決定一切，胡作非為。在民主問題上，聶紺弩曾經拿毛主席和魯迅相比，這是他獨出心裁，卻也有可發人深省之處。聶紺弩認為毛主席有很強的民族自信，這點分析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民族自信正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他使我們中華民族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同時，聶紺弩認為毛主席在民主思想方麵不如魯迅，這一點分析較為客觀。
　　第三，聶紺弩發表這些言論是站在什麽立場上？字裏行間不難感覺出來，他是為我們國家著想，是為黨和人民著想。看到一係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采取運動的措施不但不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南轅北轍，越走越遠，因而他憂心、焦慮，甚至於激憤，但他內心的期望，是為了使錯誤的東西得到糾正。他不是站在外人旁觀立場上的那種冷嘲熱諷、惡意批評，更不是站在敵對的立場上誣蔑攻訐。“反右”鬥爭中把他開除出黨，他始終不服。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定罪“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最使他難以容忍的。他內心有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始終信奉馬克思主義，熱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
　　第四，一些偏激和激憤的言詞，我們設身處地一想，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
聶紺弩對蔣介石的態度是眾所周知的，幾十年前他就反蔣，寫過不少罵蔣雜文，但他為什麽要說有人要喊“蔣介石萬歲”呢？難道他改變立場了嗎，不是，他是看到當時的政策脫離了群眾，脫離了青年，為此心急如焚，才說出那樣的話來啊！他很喜愛的養女不能入團，使他更近切地看到極“左”政策對青年的不良作用，但他不是反對青年入團，而是希望青年入團，這就顯示了他與黨同心同德的立場。再如，說到陳毅的講話，聶紺弩的情緒不是對陳毅不滿，不是對陳毅講話本身不滿，使他不滿的是高級領導幹部說了話也不起作用，說得好聽，做不了主。對於用行政法律手段處理思想問題的現象，陳毅是不同意的，他是為那些受到不公正處理的人說公道話，而事實上，在那些年中因思想言論受到打擊的人處處都有，連陳毅那樣高級領導人即便心知肚明，也無能為力，由此反映出黨內的民主氛圍確是很缺乏的。聶紺弩說這種現象“真是怪事”，話語中流露出抱怨情緒，實際是一種善意的批評。
　　
　　每憂家國腸內熱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這是杜甫最有名的詩篇《自京至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的句子。聶紺弩對杜甫推崇備至，他對國事民瘼的關懷，就受了杜詩的熏陶。
　　由此使我想到，其名散宜生，其實並不“散”，他絕不是一個散淡逍遙之人。
　　取《莊子》的意思，“散”是無用之意，“散宜生”從字麵上可解釋為“無用則宜於長生”。因而，聶紺弩自己說他取名散宜生是為了“終此久病之天年而已”。這其實是他的自謙或自隱。
　　無用之用，實為大用。這是一層潛在的意思。聶紺弩寫詩的成就，可以說是因為“無用”，而發揮了“大用”。
　　不僅如此，聶紺弩在“散宜生”背後隱藏的思想，大概還有一層深意：他是有意以周文王的名臣自喻的。
　　《尚書·泰誓中》有雲：“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孔穎達疏曰：“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這裏的“亂臣”，完全不是“亂臣賊子”那個意思，而恰恰相反，是指撥亂治國的棟梁之臣。一個詞可以有完全相反的兩種意思，可見我們的漢語言太複雜了，一不小心就會謬之千裏，這且不說。我們這裏要說的，是這10個“亂臣”中，就有一人叫散宜生。
　　散宜生既然是周文王的十大名臣之一，聶紺弩用以為自己的詩集命名，是否有自況的意思呢？他自己沒有給出解釋，而事實上，這種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把一個古代的人名用來作自己的名號，難道僅是從字麵上解釋，隻是用那三個孤立的文字嗎？那麽，如果散宜生不是一個賢臣，而是一個佞臣，這個名字會不會被人借用呢？像唐朝楊國忠、宋朝賈似道、明朝魏忠賢，這樣的名字從字麵意思看都不錯，卻絕不會被人借用作筆名或書名的。
　　以散宜生這個西周名臣自況，應該是聶紺弩的一個隱衷。從他在“肅反”中被整，到戴了“右派”帽子，尤其是“文革”中被判刑入獄，久曆煉獄，艱難維持，雖然多次作過檢討，甚至說了一些自誣的話，而他始終不能心服，他始終認為自己是真正學習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而絕不是資產階級，絕不是什麽反黨的“右派”。他在給友人伍禾寫的一首詩中曾說：“此生還可幾盤棋，此語寧真老至悲。”（此生沒有幾盤棋可下了，寫在詩中的話寧可將真誠吐露，人到老年是最感悲涼的啊）。那麽，他在這首詩中寫下了他臨近晚年的最真誠的話是什麽呢？是這樣的一句：

　　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寧主義馬恩斯。

　　他在另外一首詩中還寫道：

　　已省明時無弊政，願為真理一奴才。

　　聶紺弩雖然一向心高氣傲，而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自有清醒認識，在馬克思主義真理麵前，他是甘當奴才的。
　　這些詩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寫下的，後來他到了監獄中，那樣鍥而不舍地刻苦研讀馬恩列斯和毛著，和他詩中袒露的信念是一致的。
　　在他的詩集中，還有很多這種表白心跡的詩句，例如：

　　搖落人間六十年，補天無計共憂天。
　　浮家湖海餘心跡，報國襟期逐口禪。
　　
　　鳳兮奇瑞非凡鳥，甫也孤忠不世才。
　　但得於時有微補，誰從頂踵惜涓埃。

　　前麵四句，是聶紺弩60歲時寫給夫人周穎的詩。意思是：在人間度過了60年的坎坷生涯，補天的理想沒有實現，現在仍然共同懷著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曾經四海為家、到處漂泊，奮鬥的印跡餘留心中，報效國家和人民的抱負常掛嘴邊，總是念念不忘啊！
　　後麵四句，是一首七律中的後半首。全詩以寫鳳凰台起興，杜甫當年曾經遊曆鳳凰台（甘肅境內），因而聶詩寫道：鳳凰是象征祥瑞的非凡的神鳥，可與之媲美的偉大詩人杜甫，有著一片耿耿丹心，是絕代不遇的英才。我也應當和杜甫一樣，隻要能對我們的時代有所裨益，可以從頭頂到腳跟，點點滴滴都毫不吝惜地貢獻出來。
　　盡管聶紺弩個性散漫，一生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思想行為，而同時，他對家國世道的憂慮，對社會進步事業的追求和信念，也是很深沉和執著的。所以我認為，他的一些曾被指控為“反革命”罪狀的言論，從言詞上看似偏激，實則都有憂世愛民的赤誠。
　　除了周文王稱他的“亂臣”同心同德的記載之外，史書中關於散宜生這個人物的事跡很少。司馬遷的《史記·周本記》中記了一筆，是說助武王伐紂的事。當武王獲勝，進入商紂的王宮之時，“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想來，散宜生執劍之態似乎是頗為英武的。
　　聶紺弩是進過黃埔軍校的，他曾說過，如不從文而從武，他也該做到將軍了。如果做了將軍，大概也會像散宜生那樣英姿威武吧。雖然他畢生從文，終未從武，而縱觀其漫漫一生，那種真篤、忠耿、義烈的秉性，貫徹於始終。若以散宜生的同心同德自況，他是當之無愧的。
　　
　　人去魂留宇宙間
　　
　　聶紺弩刑事檔案材料，據我所見主要者，以上各篇中都盡量摘引，但猶恐掛一漏萬。現在又將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尋覓一些應該補充的內容。於是發現有二三與聶紺弩過從密切的人，似應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檔案中存有他們對聶紺弩的揭發或是舉證材料，他們與聶公有何交往，那些揭發材料又是怎麽來的呢？
　　
　　關於戴浩
　　
　　戴浩是聶紺弩家裏的常客。因為戴浩經常在聶家吃飯，以至惹起了煮飯的廚娘的不滿。廚娘是聶家的親戚，其實還不隻是煮飯，而是家裏的總管，都稱呼她為三姐，亦即聶紺弩詩稱“三妹”者。三姐曾經對另一朋友談起戴浩頻繁出入於聶家的情況，用意是想請這位朋友勸阻戴浩，她說：

　　我覺得戴浩這個人呀，人品上很不好，許多事情自己不檢點呀，比如說，到我們這裏來，朋友談談，吃頓飯，未嚐不可以，但是他不是這樣，來吃飯時一帶就帶了幾個人來，現在誰家不節約打算嗬，又不是飯館，來吃也不要緊，還住下，一住就是幾天，我們這裏是郵電部宿舍，咱家（住人家機關房子）不搬走，別人都有閑話，還經常留宿這樣一個人，別人會打聽的，這是個什麽人？再說，（戴浩）說話聲音又大，說話像吵架似的，四鄰都聽得見，淨說些不三不四的話，發牢騷罵人，我聽了都不滿意，不用說外頭人聽見了。我們這家人熬這幾年不容易，從“五五年”“肅反”，到“五七年”“反右”，好容易這兩年才得好過些，我也為（紺弩夫婦）他們倆擔盡了不少的事，你戴浩現在不要再來害人嘛！再說到錢，他們倆不過問，我當這個家就知道，苦！他（戴浩）經常到我們這裏來拿錢，說老實話，我是反對的，他們（紺弩夫婦）知道我不讚成，也偷偷地瞞著我給他。他下去勞動，還說回城裏就要住我們這兒，你自己有家，幹嗎老住人家家裏呢？誰也要懷疑的，我就反對，他知道我對他不滿，（勞動回來）也不敢來住了。你老纏著人家，別人也要避避嫌嘛，用句新名詞叫劃清界限，不要再連累人。你減了薪水，你說你錢不夠用，那要比起鄉下農村人你就多了，不夠就節省點兒吧，勞動以前就買一頂新棉帽，現在又買一頂新呢帽，這怎麽夠花呢？說真的，我就看不起這種人，老太婆（周穎）見我不喜歡他，也隻是偷偷地照顧他，不敢當我麵給他什麽。向先生（向思賡）這人心地比戴浩好些，但是做人也糊塗，戴把女兒寄住到向那裏，向就給組織反映了，戴浩罵了向一頓，說他不應當反映，你想，一個女孩子住在自己宿舍，不反映行嗎？我同向先生說了多次，讓他勸勸我們家這兩位（紺弩夫婦），少跟戴浩來往，我真擔心。

　　戴浩是電影界人士，籍貫湖北，曾入暨南大學。從1936年即參加進步電影工作，1949年後在華北影片經理公司、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北京電影製片廠先後任職，主演曹禺話劇《北京人》。1957年劃為“右派”。
　　從上麵三姐的一番話來看，戴浩這個人似乎有些不拘小節。從戴浩的實際情況來看，又確實是個經濟困難問題。聶紺弩在閑談中，曾經說到北京電影製片廠整風的事，涉及戴浩，是這樣說的：

　　北影汪洋這回倒下來不要緊，人家是大人物，有底子。可憐戴浩這家夥，本來已經倒黴，這回是“屋漏更遭連夜雨”，工作隊一來，有些拍馬屁的人就提出戴浩的問題，說他“帽子”沒有摘，拿30多塊薪水，還拿30多塊生活津貼，這算什麽話！好咧，這一來就取消了他30多塊的生活津貼，過去多拿的還要扣回，所以他現在隻有10多塊錢一個月，兒子本來有職業，現在到處搞運動，原來是試用工的也不用了，人家是階級路線，這些人就得倒老黴。

　　下麵再來看看戴浩自己當年是怎樣說的。戴浩一見朋友（當然是同為“右派”者），就訴苦說：

　　現在他媽的，飯都沒有的吃了，給我30元錢一個月，一兒一女，每人10元錢，夠吃半個月。兒子戴大全找到單位（北京電影製片廠）一個領導說，餓了，沒飯吃，他跳起來大罵了一頓，說都是你爸爸不爭氣。他媽的我不爭氣，現在叫我勞動，我已經使盡我生平力氣，最近在南口農場挖防空壕，我的勞動連場長都吃了一驚，但人家說：你勞動好，思想不好。上月丟了錢，向組織報告，北影人事科長說：現在運動期間，沒有辦法，你艱苦點兒吧。我就說：我現在每頓吃3分錢鹹菜，改造了這幾年沒有別的收獲，就是服從組織，組織如果說“你每頓吃一分錢”，那我就絕對服從。他們又不滿意，說我有情緒，叫我回農場，我說沒有錢，我回不去，我借了田華的錢，要還，怎麽辦？人事科說：你不能暫時不還嗎，她（田華）比你生活好一點兒。媽的，我怎能借人錢不還呢？人事科說：你隻要去農場，3天內給你解決。一直過了十幾天沒解決，我又回來，人事科說：已經給你20元，10元寄農場，10元交戴大全。
　　戴大全原來由勞動局分發到一個廠當工作教員，工作好得很，廠長書記都認為他很有教學辦法，又和工人一起勞動，和工人感情好得很，書記表揚他，說他這一點符合毛澤東思想，那一點又是辯證法的，叫他寫心得，他自己越發賣力。誰知，突然通知他說：因為你家庭關係，你不適宜擔任這個工作，就讓他回家了。他沒辦法，又去找北影人事科，人事科說：這和你父親戴“帽子”沒關係。媽的，一個說有關係，一個說沒關係。戴大全沒辦法，便寫了一封兩萬字的信給孫超，後來通知戴大全說，孫超已經把你的工作問題交給市委辦公廳主任，你去找他吧，戴大全找了市委多次，見不到人，我就給市委辦公廳打電話，好不容易接通了，說主任忙得很，事情已經交給勞動局，你去找吧。又打電話找勞動局，一個女同誌接的，說，知道了，你不是要到邊疆去嗎，已經給你分發到青海什麽地方去了，我一聽大驚，大全在一旁聽見，說沒有要求去邊疆，因為有妹妹要照顧，不好去，她又問了一次名字，叫等一等，原來錯了，去邊疆是別人，說你呀，已經交給朝陽區，你去找他們吧，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眉目。
　　說到我本身的問題，老實說，我想不通，我給徐冰寫了信，沒答複，又給孫超寫了信，孫說問題還是怪你自己。我真不知道怪我些什麽，當初徐冰叫我回來，孫超見了我就說你的問題沒什麽，回到崗位上，頂多降一級，現在又說要怪我自己。北影人事科對戴大全的工作問題，一時說和你父親戴“帽子”沒關係，一時又說你沒有同你父親劃清界限，弄得戴大全也很緊張。這些問題真叫人不懂，想不到50歲了，混到現在混得連飯都沒有得吃。我跟人事科說，我現在熟人全都不好去找，人家都要劃界限嘛。現在沒辦法，一切一切都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呀！我現在除了找找聶老，啥地方都不敢去，他們（紺弩夫婦）有時還周濟周濟，給兩個錢。

　　聶周夫婦誠摯待友，重義輕財，而且在政治上大度坦然，對“反右”鬥爭的受害人士更有同氣相求、同憂相救的感情，絕不是那種縮手縮腳、油頭滑腦、貪生怕死、全身遠禍之輩。每聽了戴浩的苦訴，聶紺弩就要對欺人太甚的官僚主義破口大罵。
　　三姐的角度不同，她更注重於現實。她反對戴浩與聶家的交往，一者是慮及生活的負擔，二者是擔心政治上惹來麻煩。三姐顯然是個聰明人，她長期與聶周夫婦共同生活，耳聞目睹，心明如鏡。她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戴浩那樣聲高氣怒，說三道四，很容易招來政治麻煩。當然她還沒有懷疑戴浩在政治關口上是否會變成一個反戈一擊者。[www.ideobook.com]
　　聶紺弩正是因為與一些朋友頻繁交往，抨時論政，以至陷入了牢獄之災。那麽，形成他的那些“罪狀”，戴浩會不會也是一個檢舉揭發者呢？
　　檔案中確有戴浩親筆書寫的揭發材料，其中一頁，是揭發聶寫“反詩”：

　　1964年間，我陸續看到他（聶紺弩）寫的若幹篇七言詩。有贈馮雪峰的幾首詩，有他去廣州重訪農民講習所，並同彭湃老母親合影的題詩，等等……現在我記得兩首，一是《贈浩子》，一是《詠妙玉》。
　　《贈浩子》這首詩是他借我的實際境遇，發泄其憤憤不平的反動感情而作，是對“反右”鬥爭的惡毒誣蔑，對勞動改造的仇視，充分暴露他對劃為“右派”的反動情緒。
　　《詠妙玉》這是一首借古諷今的反詩。是他反動思想的大暴露，發泄他靈魂深處仇恨階級鬥爭，對他被劃為“右派”不服罪的反動感情。“無埃塵處也風流”這一句，是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惡毒攻擊。

　　分析戴浩所寫的材料，實屬被迫，不是他的本意。寫此揭發材料的時間，應是在聶紺弩已經被捕之後，是在司法機關辦案中對他進行調查的時候，責令他寫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事情已不足為奇。敢於拒絕揭發，挺身而出保護朋友，不顧自身安危的勇士，在那個時代倒是極罕見的，即使有，真正是鳳毛麟角。大多情況下，越是關係密切的親朋好友，越是要把揭發材料寫得上綱上線，以顯示與“揪出來的階級敵人”劃清界限，以求避免殃及自身；如果自己被“揪出來”了，也要盡量檢舉別人，以求立功贖罪，略能減輕自己的處罰。戴浩的“揭發”，大概是屬於這種情況的。
　　1976年聶紺弩出獄時，戴浩陪同周穎，從山西將其接回北京。之後，大概戴又成了聶家的常客。1978年戴浩再婚，聶有詩致賀。為照顧聶老飲食起居，從1979年戴浩的女兒戴行健就住進聶家。聶於1986年辭世，戴也死於同年。可見他們友誼終年，戴寫揭發材料一事並無絲毫影響。
　　
　　關於向思庚
　　
　　與戴浩不同的是，向思庚在朋友聚談中不多訴說自家的辛酸，而更多談的是聶紺弩的經曆和詩，他對聶很佩服，又熱衷於議評時政，所以二人頗得言語投機。
　　如1965年初向思庚的一次談話中，對當時文藝界正在開展的文藝整風運動暢敘己見：

　　這次整風，根本上是1957年的繼續，1957年本來是整風，結果公開一整，大家一嚷嚷，其勢不可收拾，就變成“反右”，那時沒有經驗，“反右”也帶來反效果，沒有調查研究，先就嚷嚷，報紙大肆宣揚，有偏無法去糾，弄得幾年來知識分子不敢積極工作，說話更是小心。“五九年”把北大荒的人都撤回來，一方麵是災荒，一方麵也是國外國內反映不好。這次有經驗了，關門整，不讓自己機關整，調查研究做得細，這樣偏差就少，先黨內，後群眾，大家也心服。老聶他們還怕將來劃階級，我說你們不要怕，就是劃個資產階級也沒什麽，我們這些人“帽子”戴慣了，不比有些人死要麵子，再說資產階級的帽子戴過兩年，人也就死了，還有什麽身後是非呢？老聶的詩，傳和不傳，這也沒有什麽，曆史上多少有才華的人隻字不傳，多少莫名其妙的人享了大名，這都是際遇，不是虛無主義的話，人生的一切行事，都是雪泥鴻爪。
　　我入黨比老聶早，由於一個老師的介紹，我讀書那家中學本來就是黨辦來培養人才的，大革命以後我被捕，二次被捕，三次被捕，後來我找不到關係，從此就浮遊了多少年，反右運動整我，主要是調查我被捕和脫黨的原因，後來查明了，沒問題，也就算了。老聶當了20年黨員，也終於在1957年開除，這叫做春夢一場，也是各人的際遇。
　　（這次整風）周穎很擔心張執一下台了，他倆失去靠山，他們住的房子郵電部要收回，是張執一說了話，現在張倒下來，他們怕郵電部再要房子，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我告訴他們放心，連一個普通市民都不能沒房子住，有合適就搬，沒合適就賴著也沒辦法。周穎說很可能落後的人這次會再戴上“右派”帽子，我說，這次運動更細致，不像“五七年”，我們這些人這幾年來誰也不敢亂說亂動，沒有事實人家指摘不了，牢騷誰都有，毛主席也有牢騷，不公開，在家裏談談，沒有在機關鳴放，那又有什麽關係？思想問題作思想問題處理，檢討檢討也就算了。有人說老聶的詩反動，他也很擔心，其實又有什麽呢？他最大最大的吃虧是相信文懷沙這種人，詩讓他老婆抄，傳了出去，文這個人還能相信的嗎？最近還好，有了警惕，不過他還是同情文的遭遇。老聶的文章，特別是“反蔣”時期寫的短文，鋒利精辟，雖然沒有魯迅精練，但氣勢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是起過影響的。他真有才華，現代人做詩像他那樣也少，他的詩不落俗套，沒有一句是前人氣息，但又是很好的舊體詩，這個人真聰明。有些詩是發個人牢騷的，比如紅樓夢那幾首，寫晴雯，有“紅襖脫身”的句子，指開除他出黨；“補裘”指給黨做過許多事，詩裏大意是你開除就開除，我自己找我自己的路子。像這些詩，說他反動，真冤枉。這些詩一般人看不出問題，我們老朋友知道他的，才明白是有所指的。

　　向思庚上述談話非常樂觀，認為整風運動是很細致的，一切事情都“沒什麽”，說老聶的詩反動“真冤枉”。時過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發，颶風席卷，還有什麽細致可言呢？他也顧不得老聶冤枉不冤枉，不得不對老聶進行揭發批判了。
　　向思庚給司法機關寫了兩頁材料，標題曰“檢舉聶紺弩的反動詩”，內容是：

　　摘帽“右派”分子聶紺弩在三年暫時困難時期，曾經寫下了一些極其反動的舊體詩，其中有《紅樓夢》人物的幾首，是反對“三麵紅旗”，為“右派”翻案的極惡毒的毒草，但內容又極其隱晦，一下子是難於分辨出來的。現僅憑我記憶所及，檢舉出來，可惜我記憶的不夠完整而已。

　　接著，抄錄了《紫鵑》、《尤三姐》、《妙玉》、《晴雯》、《探春》，共5首詩。然後說：“以上的詩要聯係聶紺弩自己在曆次運動中的處境，以及開除黨籍、劃成‘右派’等情況來看，就不難理解了。”落款為1968年6月8日。北京市第十三中學革命委員會附署“材料供參考”，加蓋了公章。
　　向思賡的檢舉，與戴浩寫的材料如出一轍，言不由衷，被迫而為罷了。
　　向也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昌崇實中學加入中共，後入複旦大學，參加過“左聯”。1950年至1974年執教於北京十三中。1994年讀聶紺弩詩集時遽爾去世。
　　據《聶紺弩舊體詩全編·拾遺草·記思庚》附注：戴行健給侯井天的信中說，1994年5月26日戴去向思賡家中送書，向思賡接到《聶紺弩舊體詩全編》愛不釋手，隻顧埋頭看書，戴幫他做了午飯，下午兩點多告別。次日上午10點，向的兒子來看父親時，見向躺在地上，滿臉是血，不知何時摔倒，送醫院診為腦血栓，已無救。向兒子見其父讀聶詩而死，遂將聶詩《記思賡》套印於訃告中。
　　向思賡孑居一室，閱讀聶紺弩詩集時，是否會聯想到他對聶寫“反動詩”的檢舉，是否會因此有所內疚，至於病情突發，均未可知。但他的猝死，頗感慘然。
　　
　　關於王次青
　　
　　1965年1月2日上午，王次青去到聶紺弩家中，專為拜年。送給聶公兩盒帶過濾嘴的中華牌香煙，這在當時為高層人士專供物品，殊為難得，聶公非常高興。聶留王吃中飯，下午王邀聶和周穎到王家去打橋牌。戴浩和向思賡也先後到了王家，晚上王次青做東，在“四川飯店”吃喝暢敘。
　　從檔案材料中這一情節的記載，足可看出王次青和戴浩、向思賡一樣，常在聶紺弩身邊周旋。
　　黃苗子也常出入於聶家，但他與王次青素不相識。一次在聶家碰麵了，經戴浩介紹，黃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職於出版局的版本圖書館。版本圖書館正好與黃苗子所在的美術出版社同一個院子辦公，從此，黃苗子對王次青的情況便有了較多的了解。據說王次青曾經多年跟隨張治中，在西北地區一度走紅，擔任過《新疆日報》社長。進京後，在出版總署主編圖書雜誌，不知犯了點什麽錯誤，調到了版本圖書館工作。
　　王次青與聶紺弩既不是同鄉，也沒有共事的經曆，不清楚他們是如何結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
　　在法院的審問筆錄中，審判員訊問到聶發表反對“三麵紅旗”的言論時，為提示聶的回憶，有意問了一句“你認識一個姓王的嗎”，聶當即反映說“是王次青”。這說明王次青寫的檢舉材料，主要是關於聶的言論。聶紺弩從來沒有給王次青寫過詩。
　　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稿，不知為何也都進入了司法機關。侯井天將這篇拙文複印寄黃一份，黃讀後又圈又點，讚歎詩好，但對這些詩及聶公原稿的來龍去脈，卻隻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當我以偶然機會接觸到聶紺弩檔案的時候，聶公本人早已作古，就連戴浩、向思賡諸位可以作證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黃苗子雖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門拜訪，解開聶詩入彀被禍的疑團，但又怕驚擾老人的晚景安寧，所以打消了此念。
　　轉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實不需要盤根究底。階級鬥爭緊繃的那些年代，凡是過來的人，對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騙、中傷、傾軋、明槍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把個階級鬥爭弄得風聲鶴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豎起耳朵，捕風捉影向組織打報告。一些自身有什麽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的事，更是時時擔驚受怕，隻恐半夜鬼敲門，為了自身尋求保護和安慰，隻好做出某種積極表現來，不惜從親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舉報價值的東西，打個小報告向組織邀功。除了檢舉他人之外，從自己身上剖腸挖肚，今天檢討，明天交心，也是那個時代的風氣。當年的極“左”思潮的狂熱性，帶有一種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說，甚至一些知識界人士也已經心癡神迷。這裏就有一個例子。
　　這是聶紺弩一位朋友當年向組織寫下的一個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後，到了聶紺弩家，因為他答應給我豆豉，特意來拿。聶和周穎留我吃晚飯，我說馬上就要回去，家裏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塊臭豆腐，又問他有什麽好小說可看，他帶我進書房，一麵說：我這地方好小說沒有，壞小說也沒有。最後他借我一本《蜃樓誌》，說這是講廣東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樓外史》。
　　回家打開那本《蜃樓誌》一看，原來書內還夾著一本極小的本子，是淫書《杏花天》。當時我自己思想鬥爭了很久，決定先把它包封起來，不看。打開了《蜃樓誌》，還是有許多淫猥的內容，我經不起誘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後悔，說明我在階級鬥爭麵前還是很經不起考驗！
　　現在已把這些髒東西都封起來捆好，準備還給他。並且把這個事實，作為永遠的沉痛教訓！
　　
　　如果用現在的理念，去觀照過去那個時代，會有很多的不可思議的事情。
　　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書，就算是一本淫穢小說吧，事先並不知曉，既然借來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這有必要向組織寫一份檢查報告嗎？扯得上階級鬥爭問題嗎？看了就是經不起考驗嗎？算得上什麽“永遠的沉痛教訓”呢？要是一個剛剛入黨入團的幼稚的青年人“向黨交心”也就算了，你還是一個大知識分子，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這樣的人，既然對自己的一點小疵都主動向組織報告，那麽，當他看到聽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時宜時，能不去檢舉嗎？而且，他不會認為檢舉朋友是什麽不道德、不義氣、不光明的行為，似乎理所當然就要那樣去做，這也是一個時代的時尚吧。
　　
　　關於聶紺弩的豁達姿態
　　
　　聶紺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類聚”的朋友中，竟然會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監房裏蹲了十年，也從來沒有想過他的那些“罪狀”是誰檢舉的。這似乎不合常理。經過了十多次審訊，指控了你那麽多的詩和言論，你怎麽就不想想司法機關是從哪裏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這樣，一個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達。他的10年牢獄之苦，禍根首先發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沒有懷疑過任何一個朋友，沒有埋怨和責備過任何一個朋友。當他出獄之後，原來的朋友都若無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過很多懷念聶紺弩的文章，當然不少是他的朋友們寫的，我很想從其中找出一句對以往的檢舉揭發行為的反省的話來。然而沒有，沒有任何一個人坦白自己有過什麽對不住朋友的行為。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那裏，幾乎眾口一詞。而你這朋友作為一個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點幫凶的作用呢？對此則諱莫如深，閉口不言。你當時檢舉揭發時，可能是在極“左”思潮的狂熱中，陷入了一種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狀態，而當那種狂潮過去，大家都清醒過來的時刻，你還不應該說一句誠實的話嗎？盡管聶紺弩沒有責怪你，而你自己還不應該有一點歉意的表示嗎？
　　因此，我把聶紺弩和他的此種朋友相比較，就覺得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是扶搖而上九萬裏的鯤鵬，一個是蓬蒿之間的斥鷃。
　　也許我的議論有些偏頗，還是回到聶紺弩的姿態上為好。聶紺弩本人對朋友都毫無芥蒂，我們又何至要苛責於人呢？
　　過往的時代，與當下的時代相比，會有很多方麵的差異。這些差異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有意識的，也有物質的；有社會的，也有自然的。回頭觀望過往，一方麵，我們會覺得有很多的荒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麵，我們也應該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種合理性。如果從這樣一個觀念出發，我們就沒有必要苛責那個時代，沒有必要苛責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和那些人們。
　　聶紺弩正是這樣一種姿態。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會的種種弊端，發出了慷慨激昂的議論和抨擊，並因此釀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當他得到徹底平反，別人都為他歌頌的時候，他並沒有以英雄自居，沒有以一個勝利者的傲氣再去批判他人，沒有因為遭受迫害而責難組織，也沒有指責社會。
　　聶紺弩出獄不久就開始寫作，一麵整理舊著，一麵撰寫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們看到在他晚年的寫作中，沒有再翻騰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會到某些個人身上去泄憤。他深知發生“文化大革命”這種動亂的根本問題在哪裏，他沒有指責有負於他的朋友，沒有指責處理過他的司法機關和領導人，也沒有像我們大家那樣義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幫”，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極“左”而牽連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和社會主義。反而，他在《懷監獄》一文中，肯定了專政機關中的人道主義的積極方麵。
　　曾有人表示不讚成聶紺弩為監獄說好話的文章，為此，聶在致舒蕪的信中寫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監獄，有不少人在裏麵被折磨被謀害而死，但我未進過那種監獄。如果寫文章不是為了某種一時狹小的需要而造謠說謊，我沒有什麽錯誤。其實又何曾把一切監獄的好處都寫盡了？例如北京監獄收的學生最多時，我聽見別的號裏，有一個大概是初中女生的聲音說：“解放軍叔叔（那時監獄由解放軍看管），替我把窩頭烤一下！”這監獄說壞也真壞，連初中女生也關進去了。說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給燒窩窩頭！

　　接下來，聶紺弩在這封信中還寫到北大荒：

　　北大荒無論怎麽說，也難說是什麽理想的人間樂土，但要說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吳梅村的詩）也談不上。“右派”勞動隊先後幾百隊員，如吳祖光、尹瘦石、胡考、劉尊棋、黃苗子、丁聰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幹不動活，不免多被吆來喝去以外，大家和全體都一樣幹得歡，吃得歡，玩得歡，講自己如何被劃為右派的經曆講得歡。我沒見過一個流淚，我自己也從未感到要流淚，像讀魯迅的《故鄉》裏的閏土喊他做“老爺”時的那樣。

　　讀了這兩段話，或許讓人會問：老聶是否變了？沒有“火氣”了？當我們繼續往下讀這封信的時候，就會看到老聶依然氣節不衰，守正於心。原來寫給舒蕪的這封信，緣起是吳偉業送人流放東北時寫的兩句詩：“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聶紺弩借題發揮，譏諷這位清代詩人的軟骨，也表明了自己的臨危不變、寵辱不驚的人生態度。信中繼續寫道：

　　不知吳偉業有送人入獄詩沒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監獄應比東北更不生不死。說到這裏忽然明白了一個問題。吳公未到過東北，也未入獄，卻把東北和監獄想象得比實際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書生，年紀也不輕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隻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獄，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東北不過像我寫的《北荒草》，監獄不過像我寫的《懷監獄》，也許他會不做官。他不做官，“詩人吳梅村之墓”的碑石該要高多少嗬！似此，《懷監獄》是否會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讓詩人吳梅村的骨頭稍硬一些，那意義就大多了。

　　如果說聶紺弩晚年有變化的話，那是他經過煉獄的鍛淬，更堅韌、更純真、更超塵絕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發表過很多對毛澤東主席不滿和激憤的言論，那是他的真實思想。但他在監獄中認真讀“毛著”，曆史地認識毛澤東，出獄之後再沒有說過和寫過任何貶損毛澤東形象的言詞。他在寫給鄧小平等領導人的申訴書中，表示平反以後還要致力於古典文學研究，最後以《中國古典小說》等論著的出版，兌現了他的諾言。這就是聶紺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當聶紺弩出獄一周年之際，他在給黃苗子的信中，寫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嚐覺公，我，祖光，瘦，邇乃至永玉，固均屬落後分子，但實皆高知，並不反社，有時抑且歌社並不違心……

　　——我們包括吳祖光、尹瘦石、陳邇冬，乃至黃永玉這些人，固然都屬於落後分子，但實際我們都是真正有見識人，並不反對社會主義，有時或曾寫作歌頌社會主義的作品，而且決不是違心的——聶紺弩從來不說違心話嗬！
　　我們把聶紺弩檔案材料拿了出來，如果隻是為了回憶一段曆史，那就沒有大的意義。那些風風火火的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紛爭，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惡戰與詈罵，凶虐與荒誕，狂笑與哀哭，灼熱與陰冷，早應該淡忘了。我們重新閱讀這些材料，唯一的意義，在於從中發現和汲取我們需要的文化。我們從這些材料中讀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優秀的文化人所傳承的那樣一種精神操守，或者說是世世代代的詩人們的經典詩篇中所繚繞貫射的一脈詩魂。
　　聶紺弩逝世前，在懷念偉大詩人屈原的一首詩中，就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句擲地有聲的經典名句：

　　思君不見人空老，騷卷長撐宇宙間！

　　
　　結語
　　
　　自我發現這些檔案材料以來，心上就有了一種重負。聶紺弩這樣一個卓爾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絕非尋常的資料，怎麽就湊巧讓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頭，豈忍使其埋沒丟失呢？仿佛“天降大任於斯人”，我意識到，必須將這個刑案實錄公之於世，這是一件義不容辭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職務是當過法官之外，隻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尤其是舊體詩的愛好者。也許正是這麽一點愛好，成為一種緣分，使我有幸成為這本書的作者。
　　名為作者，其實並無著作之實。因為這本書，基本內容是原始資料的輯錄。我的工作隻是搜索檔案，發現材料，選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別安頓在各個標題下。同時，穿插了一些連綴的話語，雖有畫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銜接貫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樣的東西。
　　原來隻是一些單獨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體像一本書的樣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綻，全書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構。這種寫作過程，我總覺得自己像一個笨拙的裁縫，最後總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連綴成衣了。
　　時光荏苒，握筆嚐喟。斟酌改稿之際，不覺時近晚秋。我望著院子裏樹枝上的緋紅的果實，心中禁不住對聶紺弩先生深深懷念。我想把這一本書，作為一枚秋果，敬獻於先生靈前。我似乎感覺到了，先生以微微頷首的詼諧，接納了我的這一點心意。他的確仍然在我們身邊。他的精神將與我們伴隨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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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布克 @ 人文情懷 · HUMANITIES, 他山之玉 · DIGEST | 22,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