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關東地震後的騷亂與戒嚴成日本走向法西斯的導火索 （轉載）

            關東地震後的騷亂與戒嚴成日本走向法西斯的導火索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劉檸

核心提示：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發生關東大地震。東京、橫濱一帶，地震引起的大火延燒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區化作灰燼。有謠言說平時備受欺辱的朝鮮人要趁機報複，“投毒”、“放火”、“搶劫”說不脛而走，於是軍、警、憲、特一起出動，在青年團、在鄉軍人會、消防組組成的自警團的配合下，以“維穩”的名義，捕殺朝鮮人，並波及華僑，有數以千計的朝鮮人和大約兩百名中國人遇害。接著，在東京憲兵隊澀穀分隊長甘粕正彥大尉的指揮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婦及其年僅七歲的外甥橘宗一慘遭虐殺。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作者：劉檸，原題：《日本如何從“大正民主”走進法西斯時代》

        “二二六事件”打斷了曇花一現的“大正民主”。至此，日本的國家政治運作完全被軍部綁架，議會民主體製徹底停擺。日本一頭紮進昭和前期的暗黑不歸路，不僅拚光了明治開國積數代人胼手胝足之功構築的國富，而且把整個民族推向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如果把日本近一個半世紀的近現代史按君主國“萬世一係”的法統做一簡單區分的話，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1868-1912）長達四十五年，昭和（1926-1989）跨越六十三年，而大正（1912-1926）隻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才改元的平成（到目前為止的曆史）還要短七年，短得就像一個過渡的棧橋。不過，短則短矣，但在任何意義上，大正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代，不僅時間上承上啟下，而且在從一戰前後到二戰之間複雜萬端的國際政治格局和多向度的“磁力場”中，日本所選擇的國家道路（當然也是政治博弈的結果），已為其後來的自我毀滅埋下了伏筆，從而深刻地影響了幾代日本人的命運，並改寫了東亞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圖。

大正是什麽樣的年代

        “可愛的喀秋莎，分離多苦惱/趁薄雪尚未消融的當兒/讓我們對神起誓吧……”1914年（大正三年），由著名劇作家島村抱月作詞、中山晉平作曲的《喀秋莎之歌》，是根據托翁的名著《複活》改編的同名舞台劇的主題歌，經劇中女主角鬆井須磨子演唱後，風靡列島。一年後，歌曲灌製成唱片，銷量突破兩萬，全國幾乎所有有留聲機的家庭都購買了唱片，是不折不扣的日本現代流行音樂之濫觴。歌裏有種“甜蜜的憂愁”般的調子，唱出了大正初期東洋人對充滿異國情調的北國“邊疆”的浪漫想象。這裏的“北國”，並非指日本本土的北海道，而是指“樺太”，即今天歸屬俄羅斯的南庫頁島（薩哈林）。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根據美國居中調停的《樸次茅斯條約》，戰勝國日本放棄戰爭賠償，但卻獲得了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南庫頁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有權，麵積達七萬六千平方公裏，同時把長春至旅順間的東清鐵路變為自己的囊中物。至此，日本終於把觸角伸進了“滿洲”腹地，大大刺激了所謂“滿蒙生命線”的戰略野心，舉國陶醉於帝國的大陸戰果中。五年後，吞並朝鮮，日本一躍成為與歐亞大陸山水相連的“大陸國家”。

        1910年代到1920年代，是日本城市化迅速發展的時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的立憲元年），全國隻有三十一個城市，到1920年（大正九年）多達八十一個，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是傳統的“城下町”（指封建製領主居於城中心，商業設施多集中於周邊的傳統東洋社會城市）型城市，而是立足於軍事和工礦業的城市獲得長足發展，四大工業地帶已然成型，大都市的周邊地區開始形成衛星城。以東京為例，1925年，居住在郊外的人口為市區的兩倍。

        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在改變鄉土麵貌的同時，也催生了新的地域文化：農地變成住宅用地；社區集中的地方出現了商店街；以大公司、銀行職員為主的薪金階層登場，西裝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們每天乘地鐵、巴士在市中心的寫字樓和位於市郊的獨門獨院的優雅住宅之間往來穿梭。新中間層的擴大（至1920年約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孕育了“中流意識”，中產生活方式蔚然成風：男性上班族收入水平提高，足以讓太太成為專職主婦，在家相夫教子。1915年（大正四年），日文打字機被發明，較高的識字率使打字小姐成為婚前女性的專屬工作，這些“骨灰級”OL和被稱為“巴士女郎”的公共汽車售票員及女傭們構成了東洋社會最初的職業婦女階層。

        有中產階級，便有麵向中產階級讀者定製發行的中產趣味出版物：紳士雜誌、少年雜誌、少女雜誌、婦人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大都市街頭的書店；“元本”（一冊僅賣一日元的普及版圖書稱“元本”）流行，袖珍文庫本作為現代出版的東洋標準開始定型，出版業進入大眾消費時代。電影從無聲到有聲時代，與“邦畫”（國片）相比，“洋畫”（外國片）更有人氣。1925年（大正十四年），東京率先開始廣播放送，不久廣播網便覆蓋大阪、名古屋。三年後，聽眾已逾五十萬人。加上發行量動輒達數百萬份的全國性大報和周刊，這個時期的日本，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大眾傳媒社會，被稱為“大正現代主義”（TaishoModernism）。
 
        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媒體社會的發育，釀造了市民社會的文化，促進了文藝的繁榮。“白樺派”、“新感覺派”同人作家敏感地審視著帝國轉身途中個人命運的顛簸。天才作家芥川龍之介於1927年（昭和二年）自戕時，遺書中流露的某種“恍惚的不安”，像極了一個時代的隱喻；自學成才的畫家竹久夢二筆下有著西洋風的麵孔和東洋範的哀怨的“夢二式美人”是代表“大正浪漫主義”（TaishoRomanticism）的如假包換的符號；而從明治維新、自由民權運動時代的仿歐建築“鹿鳴館”的流行，到和洋折中的鋼混結構、頂著和瓦大屋脊的“帝冠樣式”建築的泛濫，則微妙地契合了日本民族主義的抬頭。

何謂“大正民主”

        所謂“大正民主”（亦稱“大正德謨克拉西”），並非當時既有的稱謂，而是後人從民主的視角出發，反觀從1900年代後期到1920年代末日本的社會變動時所得出的一種曆史認識。據日本學者考察，“大正民主”最初見諸學界和媒體的論述大約是在1954年前後〔《日本の近現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岩波新書編輯部編，岩波書店2010年2月版），第4章：《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はどんなデモクラシーだったのか》（成田龍一）〕。時值日本已結束美軍占領，民主主義製度已然生根，並即將走入被稱為“1955年體製”的超穩定社會契約的前夕。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大正民主”的稱謂本身，已涵蓋了與戰後民主的語境上的“溫差”。就時間的對象而言，一般說來，“大正民主”並非單純對應從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十五年，而是前後各放寬五六年，頭尾分別嵌入明治末年和昭和初年，大約相當於從1905年到1931年的時段——即二十世紀初葉三十年左右的光景，為戰後史學界通常的學術界定。

        談“大正民主”，無法繞過一對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有趣的是，兄弟倆的夫人也是一對親姊妹）。作造是日本現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史教授，早年曾擔任過袁世凱的“太子”袁克定的“太傅”，是“大正民主”的理論旗手；信次是農商務省的官僚出身，第一屆近衛文麿內閣的商工大臣、貴族院議員、翼讚政治會（1942年，東條英機主導成立的一國一黨的政治結社，旨在徹底取消反對黨，建立舉國一致的極權體製，強化獨裁。1945年3月解散）常務理事，戰後受到整肅，被褫奪公職。劇作家井上廈曾寫過一部舞台劇《兄弟》，詮釋了吉野兩兄弟在大時代的思想蛻變及其背後的心路曆程。

        “大正民主”的核心在於“民主”。可作為啟蒙思想家的吉野作造，在最初譯介“Democracy”的學術理念時，刻意回避了“民主主義”的現成表達，而迻譯為“民本主義”。這對學貫東西的作造來說當然不是誤譯，而是一種權宜性表達：因為“民主主義”本意的“主權在民”，與《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的“天皇主權論”在法理上相抵觸，於是隻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義”來置換（作造在晚年思想日益左傾，遂放棄“民本主義”而回到“民主主義”，此乃後話）。由此亦可看出，作為“大正民主”價值核心的“民本主義”，本質上是在明治憲法體製的框架內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認君主製的前提下，主張以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民選國會等。殊不知，如此訴求早晚會撞到“天皇主權論”的天花板，這種理論上的局限是先天的，也注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徹底性和兩麵性。

        乍看起來，吉野兄弟的思想與行動截然對立，但就結果而言，二人未嚐不是互為表裏，而理論上的分野，則剛好構成了“大正民主”的內在張力。作造話語中的“民本主義”，主張以民眾為政治主體，構築以民為本的政治，並使其體係化；而信次則以民眾的自發性為前提，鑒於這種自發性有組織化的傾向，便試圖將其轉化為有效的統治。對民眾和政黨崛起的狀況，作造嚐試以擴大政治“參與”來鏈接，而信次則試圖將其“統合”到一種新體製中。就是說，正因為有了作造首倡的“民本主義”思潮的大背景，信次的利用民眾的自發性而“統合”之的主張才有可能成為現實的選項。因此，所謂“大正民主”既不是放任的民主，也不是單純的官僚暴力統治；民眾既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但同時，這種參與又被某種神秘力量所誘導，不無滑向一種新的專製體製的危險。

        盡管“大正民主”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無疑是一次彌足珍貴的彩排，對民主主義在日本的確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客觀上，從1924年6月至1932年5月，政黨內閣取代軍閥內閣，由政友會和民政黨輪流執政的兩黨體製的一度實現說明議會民主政治並非完全是“浮雲”（事實上，首屆政黨內閣原敬內閣的誕生還要早六年。但三年後，原敬遇刺身亡，軍閥複權，引發第二次護憲革命）；與此同時，加藤高明內閣上台後，製定了《普選法大綱》，規定二十五周歲以上的男子享有不受納稅限製的選舉權，在選舉前居住在某個地區一年以上的三十周歲男子享有被選舉權。盡管該法限製了“因貧困在生活上受公私救濟或扶助者”和流動工人的選舉權，並剝奪了婦女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卻使有選舉權者從此前的三百三十四萬人猛增至一千四百一十五萬人（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點八），擴大了國民的民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博弈：民主VS極權

        毋庸諱言，“大正民主”不是戰後民主，不僅存在諸如“民主”與“民本”等法理上的先天性矛盾，且始終麵臨從極端右翼到軍部等黑惡勢力的挑戰。好像一場漫長的競跑，在觸到終點的紅線之前，在不同的時間和路段，雙方都有過一騎絕塵的時候。而因緣際會，在一些重大的曆史節點上，所謂“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往往成為其中某一方的助力，於是乎曆史頃刻間呈現出巨大的進步或倒退。

        當然，在所有這一切表象的背後，病灶早已埋下。其病根有些源自明治憲法中的“程序錯誤”（如“天皇主權論”、“統帥權”問題等）。至於那些宿命的遺傳基因，恐怕還要到明治的精神構造，甚至日本文化的深層中去尋找（如民權與國權的關係問題等）。就大趨勢而言，對左翼思潮及其團體、弱勢群體的不遺餘力的打壓和右翼思想家所謂“革新”思想的抬頭，以及受右翼國家主義思想洗腦的軍部的崛起，仿佛潮漲汐落，此消彼長。

        日本對左翼“異端”的彈壓由來已久，且手段極其殘酷。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的“大逆事件”，因莫須有的所謂“天皇暗殺計劃”，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檢舉起訴，二十四人被宣判死刑，其中十二人被處刑。一時間，社會主義運動完全停滯。空前的壓抑感使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作家石川啄木以一篇題為《時代閉塞的現狀》的評論表達了自己苦悶的心境。

        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發生關東大地震。東京、橫濱一帶，地震引起的大火延燒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區化作灰燼。有謠言說平時備受欺辱的朝鮮人要趁機報複，“投毒”、“放火”、“搶劫”說不脛而走，於是軍、警、憲、特一起出動，在青年團、在鄉軍人會、消防組組成的自警團的配合下，以“維穩”的名義，捕殺朝鮮人，並波及華僑，有數以千計的朝鮮人和大約兩百名中國人遇害。接著，在東京憲兵隊澀穀分隊長甘粕正彥大尉的指揮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婦及其年僅七歲的外甥橘宗一慘遭虐殺。

        不僅是對反體製“行動派”人士的打壓，政府對思想、言論也采取了嚴厲的監控管製措施，甚至一些溫和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思想，也成為犧牲品。1933年，自由主義學者、著名法學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瀧川幸辰認為犯罪問題必須追究其社會根源，日本刑法中規定通奸罪隻限於懲罰妻子，而沒有對丈夫做同樣的規定是有失公正的。瀧川的觀點被右翼攻擊為不符合國體的“赤化思想”，在文部省的壓力下，被迫辭職。結果京大法學部全體教授隨瀧川一起辭職，致輿論大嘩（瀧川事件）。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憲法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美濃部達吉否認天皇是統治國家的主體，主張治權屬於“法人”的國家，天皇隻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而行使治權（即“天皇機關說”），遭到軍部指控。他們動議政府發表所謂“國體明徵聲明”，給校方施加壓力，美濃部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職務，其著作也遭到禁止發行的處分。

        隨著經濟蕭條的加劇和日本國際環境的日益險惡，言論空間越收越緊，內閣、軍部均有專設部門專事言論管製。“盧溝橋事變”後，內閣情報部沿襲陸海軍省報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雜誌、出版懇談會”的例會，參加者均為各大出版機構、新聞媒體的編輯責任者。會上，從對“問題內容”的刪改、“調整”通報，到希望以媒體、出版社的名義“自行編纂”的指導性內容要求，到對不符合規範的內容的“建設性批評”，對編輯事務全麵幹預沒商量。〔小田切秀雄：《険しくなった検閲と禁発—國民ニ見セマイ、聞カセマイ》（收入《１億人の昭和史》（２）：《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爭》，每日新聞社編，1975年7月版）〕直轄內務省的“特高課”（特別高等警察課）是惡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組織，跟蹤、“喝茶”自不在話下，對被認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義作家、學者、新聞記者，不惜動用綁架、酷刑，甚至肉體消滅的極端手段。而所有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維持法》為武器，以維護“國益”和“穩定”的崇高名義，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實現的。在這種意識形態部門、國家恐怖機關和軍部組織機構疊床架屋，彼此間利益協調、情報共享、相輔相成的立體化作戰的攻勢下，從“九一八”事變（日本史稱“滿洲事變”）前後至戰時，日本鋪設了舉世罕見的新聞出版檢查體製，密如裹屍布。

        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異端”思想的空間已被徹底封死，有時連“自己人”都難幸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認為日本頂尖的戰略家、曾一手策劃了“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因其不主張中日戰爭擴大化的“消極”立場開罪了東條英機，其戰略學著作《戰爭史大觀》、《國防論》雖然已經分別由中央公論社和立命館大學出版會付梓成書，但卻遭到禁止發行的處分，由憲兵隊監督強行絕版。〔《地ひらく—石原莞爾と昭和の夢（上下）》（福田和也著，文藝春秋社2004年9月版），下卷，第342頁〕回過頭來看，被稱為“大正現代主義”、“大正浪漫主義”、被出版傳媒催生的大正年間的開明、西化的文化氛圍，恍如曇花一現。
 
        對思想、言論的控製，當然不會終於純意識形態、文化層麵，其向社會和現實政治的滲透、蔓延隻是時間的問題，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從本質上說，後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實現的路徑，便是法西斯化。1930年4月，由於內閣批準了倫敦裁軍條約，被軍部斥責為對天皇“統帥權”的侵犯，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在東京車站遇刺，從而拉開了軍部和右翼勢力製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繼任的若槻禮次郎內閣因在“滿蒙問題”上主張與中國政府談判，被力主以軍事手段強占的關東軍及陸軍部攻擊為“軟弱外交”。翌年10月，軍部少壯軍人策劃發動政變，推翻政府，建立軍事獨裁政權。盡管因內部意見分歧而未能付諸實施，但卻迫使若槻內閣總辭職。民間法西斯團體“血盟團”製定了“一人殺一個”的計劃，奮起暗殺政界、財界首腦。先是於1932年2月刺殺了原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一個月後，又刺殺死了三井財閥首腦團琢磨。

        1932年5月15日，海軍少壯派軍人及民間法西斯團體在東京發動軍事政變。他們襲擊首相官邸，殺死首相犬養毅，同時襲擊了警視廳、政友會總部、日本央行等機構，史稱“五一五事件”。盡管此次政變未能達成建立軍事獨裁政權的目的，但卻終結了長達八年的政黨內閣，成立了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由軍部指導的“舉國一致”內閣，國內政治環境為之一變。而事實上，前一年由駐屯“滿洲”的關東軍少壯軍人策動的“九一八”事變，已然昭示了軍部的失控。同時退出國際聯盟，標誌著日本從國際協調主義外交踏上了“光榮孤立”的道路，繼而對中國不宣而戰，對英美等民主主義國家徹底背過身去。“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走上升道路的日本國運，從此以後，就開始走上了陡峭的下坡路了。”〔《日本史》（阪本太郎著，汪向榮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477頁〕

        應該看到，日本的這一選擇並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政治博弈的結果。實際上，在這一連串赤裸裸的國家暴行的背後，始終貫穿著右翼思想家的“革新”邏輯（如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的右翼組織（猶存社、行地社、一夕會、櫻會等）及被國家主義思想洗腦的一代熱血“誌士”的崛起，則構成了這種選擇的社會基礎和內在動因。

        但與其說是“選擇”，其實也未嚐不是“被選擇”的結果——所謂“選擇即代價”。這種曆史性選擇的恐怖之處，在於其不可糾錯性、不可逆性：打出一張險牌之後，如果不接著下更大、更危險的賭注的話，便有可能被搞掉。譬如，時任駐滿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的石原莞爾作為“九一八”事變的始作俑者，無疑是彼時日本不可多得的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精英戰略家，但在“盧溝橋事變”時，卻基於某種現實主義的立場，力主戰爭“不擴大方針”，遭到軍部的排斥，從而被邊緣化。但也唯其如此，太平洋戰爭前夕，石原便以中將軍銜被編入預備役，繼而徹底退役，轉任立命館大學戰略學教授，寂寞的轉身，卻使他平安躲過了遠東軍事審判的一劫。是耶非耶，這正是曆史的吊詭之處。

暗黑的昭和

        仿佛為了昭示先天不足的“大正民主”的曇花一現似的，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這位罹患多種疾病、羸弱短命的君主駕崩，享年僅四十七歲。而此前，大正天皇因健康問題引退，由太子裕仁攝政已屆五年——昭和時代開始了。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昭和的開端的話，那就是“恐慌”。1926年底剛剛改元的昭和，僅三個月後，便遭遇了一場金融危機。多家銀行因不良債權問題而呈現經營惡化跡象，1927年3月，關於銀行倒閉的傳言在社會上流行，遂引發擠兌風潮。結果一個月的時間內，有三十七家銀行處於停業或倒閉狀態，其中包括台灣銀行、第十五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金融危機的影響波及方方麵麵，政府被迫頒布《延期支付令》，指示所有銀行停業三周。

        金融危機的結果，大大強化了日本產業、金融的財富整合。通過企業兼並和聯合，在產業界形成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四大財閥，在金融界則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銀行等五大壟斷性銀行。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強強結合，使少數財閥控製了財界。財閥又通過提供政治資金的方式，控製了政界。同時，為轉移風險，消化國內市場蕭條的影響，對海外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依存度提高，大型紡織企業紛紛在中國建廠。（《日本簡史》，王新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48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10月，紐約股市大崩盤，引發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經濟大恐慌。屋漏偏遭連夜雨，尚未從兩年前的金融危機中恢複元氣的日本，再受重創。恐慌之後，是漫長的蕭條。日本為擺脫危機，三十年代初，采取各種措施加強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的結合，大力推進軍需產業優先的戰爭經濟體製，為侵略戰爭鋪路。短短幾年的光景，通過政府大力推行的卡特爾化和托拉斯化，壟斷資本對國民經濟的統製能力極大強化，國進民退，明治、大正時代積累的民間經濟的活力已喪失殆盡——客觀上，經濟危機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進程。

        1936年2月26日，一個大雪的清晨，約二十餘名皇道派（日本陸軍內部派閥，主要由以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為首的激進派青年將校構成。此派倡導皇道精神，主張不惜以極端措施推進“革新”政治，改造國家）青年將校率領約一千五百名軍人發動大規模武裝政變，分數路襲擊首相、內大臣、教育總監、大藏大臣等政府要人住宅及警視廳、《朝日新聞》社，占領了首相官邸和陸軍省所在地永田町，向陸軍大臣提出實行“昭和維新”、任命皇道派頭子荒木貞夫為關東軍司令官等八條要求，史稱“二二六事件”。政變雖然以失敗告終，皇道派也隨之解體，但其政治訴求卻經政治對手統製派（日本陸軍內部派閥，他們否定通過軍事政變來改造國家的極端立場，主張合法地建立政權，為此謀求與政財兩界的接近。此派在“二二六事件”中徹底清洗了政敵皇道派，一舉掌握實權）之手悉數變成了現實：諸如陸軍首腦換馬、“革新”政治、對大陸強硬路線，等等。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經濟、社會法西斯化進程完成的標誌。至此，國家的政治運作完全被軍部綁架，議會民主體製徹底停擺。緊接著，翌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內閣出台《國家總動員法》，總體戰體製正式啟動。日本一頭紮進昭和前期的暗黑的不歸路，不僅拚光了明治開國近一個世紀以來，積數代人胼手胝足之功構築的國富，而且把整個民族推向了亡國滅種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