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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國家安全思想論析


唐金權 　

    

    1977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指出：“國際形勢也是好的。我們有可能爭取多一點時間不打仗。”［1］這個論斷為後來全黨全國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做了重要鋪墊。鄧小平認為：“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2］圍繞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發展任務，鄧小平對國際國內形勢作出了精辟的判斷，形成了其國家安全思想。

                                      一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威脅，中國安全利益的中心是生存安全。毛澤東強調，國家安全的根本任務是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軍事實力和戰爭準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強調：
    （一）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
    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安全利益。鄧小平堅定地維護國家主權，強調獨立自主。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說：“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他指出，如果中國不按期收複香港，“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2］（p．12）在維護主權問題上，中國不懼怕任何威脅和挑戰：“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麵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2］（p．14）
    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侵越戰爭後恢複了國力，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而逐步衰弱，美蘇爭奪陷於僵持階段。鄧小平認識到中國已經發展成為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加入美蘇任何一方都會被人利用，因而製定了“真正的不結盟”的戰略。“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2］（p．57）鄧小平堅決反對霸權主義，指出中國要“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2］（p．128）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指出：“霸權主義、集團政治或條約組織是行不通了”，“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係的準則”。［2］（pp．282～283）
    （二）加強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安全，反對顛覆和“和平演變”  
    保持國內穩定，要防範敵對勢力顛覆社會主義製度。1989年12月10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時，向其表達了中國保持國內政治穩定的必要性：“中國在國際上有特殊的重要性。關係到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安全。如果中國動亂，問題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響世界。這不是中國之福，也不是美國之福。”［2］（p．350）12月1日，他在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時強調指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這次動亂還使我們更加認識到穩定的重要性。今後如有需要，動亂因素一出現，我們就采取嚴厲手段盡快加以消除，以保證我國不受任何外來幹涉，維護國家的主權。［3］ 
    長期以來，西方的對華政策是在政治體製問題上打壓中國，搞顛覆和“和平演變”。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對外事務上不以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劃線，更加重視國家利益。但是，西方國家並沒有放鬆西化和分化戰略，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並未消失。鄧小平告誡要警惕西方的“和平演變”：“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2］（p p．325～326） 
 
                                      二

    20世紀80年代，隨著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各國轉向以經濟發展為目標。鄧小平發展了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更多地關注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形成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在內的新的綜合安全思想：
    （一）提出“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優先發展經濟
    1981年3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強調“我們不要自己嚇唬自己，造成人為的緊張。如果當前老是強調戰爭馬上打起來，使我們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麵，就會影響四個現代化建設”。［4］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時說：“對於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們製定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的。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2］（p．233）鄧小平反複強調，中國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必須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1981年11月13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信使報》記者達拉?雅奈科維奇時說：“現在我們說，除了國際風雲發生激烈變化，例如發生戰爭之外，我們始終要一心一意搞建設。”［3］（p．784）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說：“中國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們麵臨發展和擺脫落後的任務。我們擺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這就是達到小康的水平。”［1］（p p．416～417）
    中國的安全歸根結底是靠自己的發展。鄧小平認為：“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製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2］（p．105）鄧小平還分析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教訓：“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人民現在為什麽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2］（p．354）所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2］（pp．371，356）
    （二）與蘇聯進行安全對話，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在中蘇邊境駐兵100萬。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這樣，蘇聯從北麵、西麵對中國形成軍事包圍之勢，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威脅。鄧小平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蘇聯在中蘇邊界擺了一百萬軍隊，這對中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威脅，這種情況能夠繼續嗎？蘇聯必須減少中蘇邊境的軍隊”。［5］1982年3月24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發表講話，發出了緩和對華關係的信號。3月25日，鄧小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的形式表態；談話要言簡意賅，掌握分寸，既要堅持原則，回擊攻擊，又要有靈活性，不拒人於千裏之外。［6］1982年夏天，鄧小平和李先念、陳雲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負責人研究中蘇關係問題。他提出要采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係有一個大的改善，但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聯要解決“三大障礙”，即蘇聯從中蘇、中蒙邊境地區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3］（p．835）8月，外交部蘇歐司司長於洪亮受鄧小平的派遣，前往蘇聯傳遞信息，表示中國領導人關心中蘇關係的改善，並希望雙方應該在這方麵開始做些實際事情。中方建議，中蘇可以就消除兩國關係的障礙問題進行磋商。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從1982年10月開始，中蘇兩國政府派出特使，就消除中蘇關係中的“三大障礙”，輪流在北京和莫斯科進行了長達6年一共12輪的磋商。［7］為了改善中蘇關係，1985年，鄧小平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共和國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時說：請你給戈爾巴喬夫帶個口信，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夠辦到，我願意跟戈爾巴喬夫會見。我出訪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了，同誌們也不讓我出國了，但是如果同蘇聯能夠達成這樣一個諒解，我可以破一次例。［3］（pp．1085～1086）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發表講話，表達了改善對華關係的積極態度。9月2日，鄧小平接受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的電視采訪時再次表示：“如果戈爾巴喬夫在消除中蘇間三大障礙，特別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走出紮紮實實的一步，我本人願意跟他見麵。”［2］（pp．167～168）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並同鄧小平會晤，鄧小平說：“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2］（p．292）從此，中蘇關係走向正常化，鄧小平功不可沒。 
    （三）妥善處理中國與美國的安全問題  
    處理好中美之間的安全問題，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也是中美矛盾產生的最主要原因。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1982年2月，鄧小平接受《瞭望》周刊采訪時表示：如果美國堅持其對台售武的立場，中國“沒有回旋的餘地”；“實在不行，關係就倒退吧”；“那有什麽了不起”；“我看中華民族還是存在的”。［8］5月8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副總統布什時明確表示：“中美之間的中心問題是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問題，它是檢驗中美關係穩固性的準則。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鄧小平再次說明了中國政府的底線，那就是“我們製定了一係列具體方針，力爭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但我們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他還指出：美國尊重中國的主權，但這要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來，首先是在售台武器問題上表現出來，因為這不僅牽扯十億人民的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國主權、阻撓中國和平統一的問題。［3］（pp．822～823）鄧小平提示美國不要觸動台灣問題的底線。1984年4月25日，他在會見美國總統裏根時指出：希望裏根總統和美國政府認真考慮中國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蔣經國翹尾巴的事情。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準備在不放棄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一個國家有兩種製度。［3］（p．971）
    1989年動亂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製裁。鄧小平提醒美國注意不要認為中美合作基礎已經發生變化，美國不再需要與中國合作了。1989年5月13日，鄧小平會見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時說：請告訴美國總統布什，不要因東歐的事情過分興奮，不要用同樣的方式處理中國問題和中美關係。否則，很難避免發生摩擦，甚至會導致衝突，這對兩國都不利。［9］1989年12月10日，鄧小平會見斯考克羅夫特時說：中美兩國之間盡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3］（p．1304）
    （四）妥善處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安全
    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條件。
    20世紀80年代日本計劃擴大軍事防禦範圍，威脅到中國的安全。1983年9月10日，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說：日本現在已經是經濟大國，還進一步提出要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但軍事大國的含義是什麽？日本想在一千海裏內承擔軍事義務，這個性質就變了。［3］（p．932）針對日本政界參拜靖國神社和曆史教科書的問題，1982年11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日中友協代表團時指出：複活軍國主義在日本恐怕更大的問題是教育後代問題，是通過教育把後代引往哪個方向的問題。教科書問題實際上有軍國主義的影子在作怪。［3］（p．867）
    南北朝鮮衝突是中國安全的隱患。鄧小平主張尋求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1987年5月22日，鄧小平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時說：你們解決同南朝鮮的關係問題，我們解決台灣問題，關鍵都是我們自己要發展，自己要搞好。總有一天，要體現出我們的社會製度確實優於他們的社會製度，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要超過他們的經濟發展速度。現在世界總的局勢表明，各個爭端問題都不能用軍事力量來解決。［3］（p．1190）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主張采取相互讓步、“一攬子解決”的辦法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所謂“一攬子解決”，就是將幾段邊界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慮。從1981年12月起，中印就邊界問題進行會談，但印度不願考慮中方的合理主張，隻要求中方單方麵讓步。1985年以前的6輪中印邊界問題會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1987年2月20日，印度政府不顧中方的強烈抗議，在其非法占據的中國領土上成立“阿魯納恰爾邦”。4月20日，鄧小平會見印度共產黨總書記南布迪裏巴德時說：解決中印邊界問題隻能合情合理地“一攬子解決”，就是東西段“一攬子解決”。如果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解決了邊界問題，意義非常重大。我們講“一攬子解決”就是照顧到對方。中國照顧到印度，印度照顧到中國。［3］（p．1181）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應邀對中國進行了正式友好訪問，中印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隨後公布的《中印聯合公報》，雙方就如何解決兩國間的邊界問題確定了原則，並采取一些具體措施。雙方“同意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問題”，雙方同意建立關於邊界問題的副外長級聯合工作小組；“在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邊界問題解決辦法的同時，積極發展其他方麵的關係，努力創造有利於合情合理解決邊界問題的氣氛和條件”。［10］
    20世紀70年代後期，越南不斷製造中越邊境事端，嚴重威脅西南邊疆的安全，中國被迫進行自衛還擊。鄧小平認為對越自衛還擊戰的勝利，“不僅對於穩定東南亞局勢，而且對於國際反霸鬥爭，已經起了重大的作用，將來還會起作用。”［1］（p．247）
    隻有消除對中國的“妖魔化”宣傳，才能樹立和平形象。鄧小平力圖消除一些亞洲國家對中國的誤會：即認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主要威脅是中國。鄧小平指出，消除這樣的錯誤觀點，也許還要時間，但時間將證明他們的觀點是錯誤的。［3］（p．1057）鄧小平還反駁了說中國“好戰”的誣蔑，闡述了中國以和為貴、和平至上的思想。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關係中，最為敏感的是南沙群島問題。鄧小平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解決方案。1988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菲律賓總統科拉鬆?阿基諾夫人時指出：“我經過多年考慮，認為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可在承認中國主權條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隊，共同開發。那些地方島嶼很小，住不了人，不長糧食，無非有一些石油資源。有關近鄰國家可以組成公司，共同勘察、開發。”［4］（p．292）對於釣魚島問題，鄧小平也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鄧小平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許下一代人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實際解決的辦法。當時我腦子裏在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利嘛。”［2］（p．87） 
    （五）提出“一國兩製”，積極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國家的分裂狀態是最大的安全隱患。台灣問題是事關中國安全的核心問題。祖國和平統一，反映了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鄧小平曾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統一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不是哪個黨哪個派，而是整個民族的願望。”［7］（p．244）鄧小平還曾經對參加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海外華人說：我和台灣領導人講，我們的歲數不小了，都是炎黃子孫，來它個真正的統一，前人沒完成的，我們完成，後人會懷念我們，不做這件事，後人寫曆史總要責備我們。［7］（p．245）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了和平統一台灣的方針。同日，國防部部長徐向前發表聲明，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1月30日，鄧小平訪問美國時對美國參、眾兩院議員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隻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製度。”［5］（p．478）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全麵闡述了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提出了九條對台方針，後來被稱為“葉九條”，它是“一國兩製”構想的雛形。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接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製度”。［11］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新概念。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又從法律上為“一國兩製”提供了保證。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述了用“一國兩製”方針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構想：“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製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隻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係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2］（p．30）1985年4月18日，他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說：我們提出國共合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因為我們有共同語言，我們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3］（p．1041）鄧小平還積極促進海峽兩岸“三通”。鄧小平強調：如果“三通”搞好了，雙方聯係緊密起來了，誰也離不開誰，就使台灣的地位穩定了。［12］1987年10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台灣同胞來大陸探親旅遊接待辦法》的通知。1988年7月3日，國務院頒布《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在這些舉措的推動下，1987年台胞前往大陸探親訪友人數達到數萬人次，1988年兩岸人員往來猛增到近45萬人次，1989年超過50萬人次。80年代後期，台商開始投資大陸，1989年已有540個投資項目，實際利用投資為1．54億美元。［12］（p．245）海峽兩岸初步建立起了互動關係，兩岸關係由對抗走向交往，為後來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關於香港回歸問題，鄧小平明確提出按照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製”構想來解決。1981年4月13日，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卡林頓時說：請你注意研究我們對中國台灣的政策。我們提出和平統一台灣，台灣的生活方式、政治製度不變，也不降低台灣人的生活水平和經濟收入，甚至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軍隊。要求他們的隻是取消“國號”、“國旗”。［6］（p．348）1983年10月30日，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外交大臣費爾南多?莫蘭時說：“中英兩國政府正在進行談判，但談判的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國必須收回香港。不管英國人怎麽打算，到一九九七年必須收回。三個條約都得作廢。”［3］（p．942）中國在收複香港後行使駐軍權，是國家主權的象征。1984年4月，鄧小平在審閱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3］（p．972）同年5月，他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指出：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麽中國領土！［3］（p．978）
    關於澳門回歸問題，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接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成員時說：“澳門問題的解決當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國兩製’”。［3］（p．999）1984年10月6日，鄧小平接見澳門知名人士馬萬祺時說：“澳門問題也將按照解決香港問題那樣的原則來進行，‘一國兩製’，澳人治澳，五十年不變等等。澳門收回後，賭業可以繼續下去。”［3］（p．1001）1985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葡萄牙總統拉馬略?埃亞內斯時表示：“中葡之間隻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隻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3］（p．1044）1986年，中葡開始澳門問題的談判，葡方強調中方應給澳門更多的過渡時間，至少不能少於香港的12年過渡期。鄧小平則強調澳門問題“必須在本世紀內解決，不能把殖民主義尾巴拖到下一世紀”。［9］（p．147）“一國兩製”策略的成功實施，既保證了港澳主權歸屬祖國，又保證了港澳的長期穩定和繁榮，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六）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看到了中國軍隊與世界先進國家軍隊之間的差距，“要承認我們軍隊打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要承認我們軍隊的人數雖然多，但是素質比較差。”［1］（p．61）他要求軍隊了解現代戰爭，“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發展我國軍事科學”。［4］（p．91）1981年9月17～19日，鄧小平在華北某地觀看北京軍區和空軍部隊舉行的合成軍軍事演習。19日，鄧小平發表講話：我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肩負著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保衛四化建設的光榮使命。因此，必須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3］（p．772）這成為新的曆史條件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總目標。
    在國防發展戰略問題上，鄧小平將保衛領海和領空的安全放在優先位置。他明確中國的近海主要包括黃海、東海、南海、南沙群島、台灣、衝繩島鏈內外海域和太平洋北部海域。［13］同時，他強調“不管如何，今後作戰，空軍第一。陸軍、海軍、空軍，首先要有強大的空軍，要取得製空權”。［4］（p．153）
    20世紀80年代，國際安全環境複雜，戰爭威脅並沒有根本消除。鄧小平強調要居安思危。“世界上希望我們好起來的人很多，想整我們的人也有的是。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鬆不得。”［2］（pp．319～320）鄧小平指出，必須時刻不忘軍事鬥爭準備，軍隊“務必時刻保持警惕，不斷提高自己的軍事政治素質，努力掌握應付現代戰爭的知識和能力”。［2］（p．70）
鄧小平強調富國才能強兵，國防建設必須服從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局。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講話指出：“現在需要的是全國黨政軍民一心一意地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照顧這個大局。這個問題，我們軍隊有自己的責任，不能妨礙這個大局，要緊密地配合這個大局，而且要在這個大局下麵行動。”“總之，大家都要從大局出發，照顧大局，千方百計使我們國家經濟發展起來。發展起來就好辦了。大局好起來了，國力大大增強了，再搞一點原子彈、導彈，更新一些裝備，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陸上的也好，到那個時候就容易了。”［2］（pp．99～100）“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隻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所以，我們要忍耐幾年。”［2］（p．128）
    鄧小平提出了走精兵之路，軍隊規模應該與國家安全需要相適應的思想。“軍隊要提高戰鬥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腫’不行。還有，我們國家現在支付的軍費相當大，這不利於國家建設；軍隊人員過多，也妨礙軍隊裝備的現代化。減少軍隊人員，把省下來的錢用於更新裝備，這是我們的方針。”［1］（p．285）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下這樣大的決心，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員額減少一百萬，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它表明，擁有十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並且用自己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2］（p．126）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裁軍，裁軍百萬任務的完成，推進了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同時，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的和平誠意，展示了中國良好的和平形象。
    鄧小平的國家安全思想是理性和務實的，適應了當時國內發展任務的需要，對中國的安全戰略起過重大的指導作用，也為後來的國家安全決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和借鑒。
    ［ 參 引 文 獻 ］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3頁。
    ［4］《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頁。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頁。
    ［6］黃華：《親曆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頁。
    ［7］《開創：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史話》，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頁。
    ［8］高瞻：《走向大國之路———鄧小平與中美關係發展二十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
    ［9］徐永軍：《折衝樽俎———外交中的鄧小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頁。
    ［10］周衛平：《百年中印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頁。
    ［11］《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頁。
    ［12］王紅續：《大戰略：鄧小平與祖國統一》，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頁。
    ［13］葛東升主編《國家安全戰略論》，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頁。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9期，摘自2011年1月《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