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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06 06: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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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何以敢公開對抗美國
田文林
近些天,美國軍事打擊伊朗的調門驟然升高。4月6日,美國公布《核態勢報告》,雖然聲稱將減少動用核武機會,但同時又將朝鮮和伊朗排除在外,公然對伊朗進行核威懾。4月l8日,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稱,對伊核設施發動軍事攻擊,可能有助於迫使伊擱置核計劃,這是美軍方高官首次表態支持對伊動武。4月21日,美軍方發言人再次稱,美國一直未排除對伊采取軍事行動可能。此前,以色列和美國還分別就空襲伊朗進行了模擬演習。但這種武力恐嚇顯然沒有嚇倒伊朗。就在4月22日,伊朗在海灣舉行大規模軍演,用明確行動回擊美國的軍事訛詐。
根據內賈德政府以往的行事方式,伊朗這次的反應並不令人意外。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一超多強”的說法,美國是唯一超級大國,中俄英法等是二等強國,伊朗充其量就是個三等國家,與美國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但就是這樣一個與美國國力相差懸殊的弱小國家,為何敢於公然挑戰當今唯一超級大國,並曆經數年而不落下風?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領導者的素質:戰略水平決定外交政策高下。西方有句諺語:“一群由一頭獅子帶領的綿羊,能夠戰勝一群由一隻綿羊帶領的獅子”。此話類似中國常說的“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實際都強調了領導人個人的關鍵性作用,尤其在重大曆史轉折關頭,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和意誌往往具有乘數效應,可以使國家的力量成倍減少或壯大。而內賈德(及其背後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率領下的伊朗,無疑就是一群由一頭獅子領導下的綿羊,使伊朗這個世界政治中的弱國,煥發出難以想象的戰鬥力。毛澤東曾說過,領導人的主要任務是戰略、用人和表率。而戰略是否對頭最為關鍵。有什麽樣的戰略思維,就會有什麽樣的外交政策。
內賈德戰略思維的高明之處,首先就在於他能清醒地認識到,在國際政治中,矛盾和對立是常態和本質,並敢於正視矛盾、克服矛盾。就美伊關係而言,內賈德深知美國就是要想方設法顛覆伊朗神權政權,而核問題不過是美國用來遏製和削弱伊朗的借口和手段,因此一旦在核問題上示弱,美國馬上會得寸進尺,迫使伊朗做出新的讓步。內賈德就曾指出:“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美國就會提出人權問題。如果人權問題解決了,他們可能又提出動物權問題。”內賈德還認為,伊朗在兩伊戰爭中沒有被得到美國先進武器和資金支持的伊拉克打倒,現在的伊朗遠比那時強大,如果現在“示弱”,西方就會永無止境地占伊朗的便宜。正是因為認識到無原則讓步的危險性和殘酷性,伊朗才在核問題基本立場上寸步不退,反而屢屢突破西方設定的底線,為自己增添鬥爭籌碼。
其次,內賈德還懂得辯證看問題。很多人看問題習慣於“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或“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容易被事物表象和表麵聯係所迷惑,這實際是一種線性思維模式,從哲學上說,就是“形而上學”。而內賈德比很多領導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觀察問題不僅看指標,更注重結構;不僅看局部,更看整體。麵對主要對手美國,內賈德既看到美國“真老虎”和“鐵老虎”一麵,深知美國各項“指標”均首屈一指,尤其是軍事實力無人能敵,因此這個國家輕易惹不得;但他更多能看到了美國“紙老虎”和“豆腐老虎”的一麵:美國在全球四麵插手,到處用兵,尤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線作戰,已疲於應對,加上國內經濟複蘇緩慢,發動新戰爭力不從心。正是看到美國實力的兩麵性,因此內賈德在與美博弈中,既有虎氣,也有猴氣:一方麵,伊朗在原則性問題上寸步不讓,而且屢屢“以超強硬對強硬”。如最近伊朗公開展示第三代離心機,宣稱已生產出5公斤純度200;的濃縮鈾:開始籌建新鈾濃縮工廠,大張旗鼓舉行核裁軍峰會,與美公開叫板。同時還舉行大規模軍演,顯示捍衛國家決心。尼克鬆在《領袖論》一書中曾指出:“有建樹的領袖人物都有要堅強的意誌,沒有堅強的意誌,成不了偉大領袖。”而內賈德幾年來的諸多做法表明,他的政治意誌足夠堅強。另一方麵,內賈德又“猴性”十足,擅長隨機變通。如在核問題上,伊朗每次突破西方設定的核底線後,都會主動向其伸出橄欖枝,最大限度地緩解外部壓力。在美伊關係問題上,內賈德也常有神來之筆。如打破美伊沒有外交往來傳統,主動給布什寫信,並邀其公開辯論核問題;奧巴馬當選後,內賈德又主動去信祝賀,令高喊“變革”口號的奧巴馬一時失語。包括在這輪核博弈中,伊朗也拋出多個和談方案,釋緩來自西方的壓力。
二、政權的階級性質:誰依靠人民,誰就真正有力量。在曆史大潮中,領導人個人能力和意誌再強大,但終歸是有限的,隻有人民群眾才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因此,政治領導人的所謂“男子漢氣概”或“勇敢精神”如果不能與國內多數民眾意誌相結合,就不可能激發國家的潛在能量,而隻能是匹夫之勇和逞能冒險,隻會給國家帶來深重災難。而民眾是否堅定支持政府,又取決於該政府是否真正代表他們的利益。說到底,就是政權的階級基礎問題——究竟代表少數人利益,還是代表多數人利益。
照此衡量,內賈德政權無疑是一個代表多數民眾利益的政府。自2005年上台後,內賈德就一直以“平民總統”自居,他嚴禁政府成員搞特權。他本人身體力行,如將辦公室裏的名貴波斯地毯送給國家博物館,同時命令交通部長將總統專機出售或改為民用。社會經濟政策也明顯向中低收入階層傾斜,增加下層勞動者工資和對中低收入家庭補貼力度,擴大醫療保險製度的範圍,為農村地區提供更多的發展資金等等。所有這些,為其贏得廣泛的民意支持。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由於內賈德政府矢誌為中下層民眾服務,“接通了地氣”,因此自然得到多數民眾擁戴,使其不僅能克服國內選舉危機,而且在應對美國時底氣十足。換句流行的話說,內賈德“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與7千多萬伊朗人一起在戰鬥。這種眾誌成城的態勢,令美國不能不有所忌憚。
這與當年的薩達姆政權形成強烈反差。薩達姆雖號稱“中東強人”,以“當代薩拉丁”自詡,但薩達姆政權本質上是反人民的。自1979年上台後,薩達姆先是犯個人冒險主義錯誤,不顧多數民眾利益,第二年冒然發動兩伊戰爭,結果導致伊拉克和伊朗兩敗俱傷;戰爭結束剛2年,薩達姆再次犯機會主義錯誤,公然入侵科威特,結果遭致多國部隊痛擊,國家跟著蒙受災難性結果。據伊拉克基金會說,薩達姆入侵科威特完全是他個人的決定,直到入侵前一刻伊拉克軍方高層還蒙在鼓裏。而在伊拉克遭受國際製裁的漫長歲月中,伊拉克民眾缺醫少藥,承受巨大苦難,而薩達姆依舊窮奢極欲,聯合國啟動的“石油換糧食”讓薩達姆變成了“石油換王宮”。據報道,薩達姆在巴格達的宮殿長達3公裏多,內有142間辦公室,64間浴室,19間會議室,22間廚房,1間電影院,1間大舞池,臥室更不計其數,裝飾金碧輝煌,連廁所水龍頭都是黃金打造。此外,他在全伊拉克各地均有豪華行宮78座。因此伊拉克民眾對薩達姆抱著“與汝偕亡”的仇恨。政權階級基礎的薄弱,使薩達姆政權隻能依靠人數較少的遜尼派(特別是薩達姆家鄉捉克裏特的人)。一般來說,越是脫離民眾的政權,越是色厲內荏,對外政策底氣不足。這種情況發展到極致,就是內憂大於外患,將階級矛盾置於民族矛盾之上,體現在政策優先排序上,就是“防民甚於防寇”,或“攘外必先安內”。簡單地說,就是對本國民眾防範和鎮壓越來越嚴厲,而對外患的防範和反擊則越來越弱。從事實看,薩達姆對國內民眾真正是鐵石心腸,鎮壓手段毫不手軟,其曾經動用化學武器對付庫爾德人,殘酷鎮壓什葉派反抗;但對威脅國家安全的主要敵人——美國,薩達姆反而擺出一幅“陽光少年”和“乖乖仔”形象,聽話地銷毀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完全失去了對美國軍事打擊的製約和威懾能力。這時候薩達姆的對外政策又變成了右傾投降主義。結果,在美國的軍事打擊麵前,薩達姆既無國內民眾為其前仆後繼,薩達姆政府本身也無“撒手鐧”可以製敵,薩達姆完全成了孤家寡人,並最終在被美軍抓獲、羞辱之後,被屈辱地吊死。先被人民拋棄,最終被對手摧毀,這就是所有反人民政權的必然下場。內賈德與薩達姆政權的正反對比表明,國家外交政策的底氣更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權的階級性質,取決於是否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而不僅僅是軍事實力本身的強弱。
三、相信正義事業終歸會戰勝非正義事業。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事物是發展變化的,任何事物都會經曆從進步到落後乃至反動的過程,因此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屢屢會出現弱者戰勝強者,新生力量戰勝腐朽力量的事例。國際政治也是如此。許多顯赫一時的龐大帝國煙消雲散,曾經穩固的殖民體係土崩瓦解,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第三世界勢力不斷壯大,當前“金磚四國”等新興國家群體也正加速趕超西方世界。其共同原因,就是前者代表的是落後、腐朽的力量,而後者代表的是曆史進步力量。
就拿美國來說,在尚未在世界體係中占據主導地位之前,美國也是國際體係的受壓迫者,因而其對外政策相對具有進步性,如在中東一直以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者自居,因而當時在中東保持了較好口碑。但隨著二戰後美國經濟主導地位的日趨確立,其外交目標也轉向維護既得利益,其在中東的很多做法,如扶植和偏袒以色列、支持溫和阿拉伯國家(也就是親美國家)、顛覆受伊朗民眾歡迎的摩薩台政權、壓製深受阿拉伯世界擁戴的納賽爾等,除防範蘇聯的考慮外,很大程度也是防止中東出現地區性強國,挑戰美國的既得利益,由此使美國日漸站到了中東多數民眾的對立麵,變成了阻礙曆史進步的反動力量。
這在伊朗核問題體現得同樣明顯。伊朗在巴列維時期就大力發展核能,但當時美國非不加阻止,反而積極參與其中。而當易幟後的伊斯蘭政權啟動核計劃時,美國等西方國家便如臨大敵。同樣是核計劃,巴列維時期不是“問題”,到了神權政權時就成了問題,豈非怪事咄咄。更吊詭的是,以色列早就擁有核武器,但美國從不指責以色列威脅“國際核不擴散機製”,伊朗核計劃尚在和平利用核能範圍內,美國卻大肆渲染其進行“核擴散”,甚而保留對伊朗進行核打擊的選擇。這種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做法表明,美國強迫伊朗棄核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而明顯是霸權思維作祟。這就使美國在國際道義上先輸了一截,而伊朗是反霸權反壓迫,無形中贏得更多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在不占據道義優勢的背景下,如果美國執意對伊朗動武,就是霸權戰爭。而霸權國在這類戰爭中,由於謀求是超出正當利益之外的霸權利益,因此其更多遵循的是“成本一收益”原則,隻有在確保對手不會對自己造成極大損害情況下,美國才會動武,因此美國的武力訛詐看似來勢洶洶,實則瞻前顧後。相比之下,伊朗已經被逼到牆角,麵臨的是“保家衛國”的存亡問題。而維護自身生存安全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為了謀生存,伊朗采取任何強硬政策都天然具有正當性,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出國家潛能,甚至不惜與美國魚死網破(如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正是這種拚死一搏的態勢,使美國始終不敢輕易動武,伊朗也安然生存至今。“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就是國際鬥爭的辯證法。
作者:田文林
【校對帖】
一、對於原文中誤用的字,修改如下:
1.4月6目[日],美國公布《核態勢報告》,
2.伊朗充其量就是個三等國家,與美國根本不再[在]一個量級上
3.內賈德深知美國就是要想法[方]設法顛覆伊朗神權政權,
4.其次,內賈德還懂得辨[辯]證看問題。
5.同時命運[令]交通部長將總統專機出售或改為民用
6.薩達姆政府本身也無“撒手銅[鐧]”可以製敵,
7.辨[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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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在《中國國防報》2010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