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瞭望》：美國不想再當“最後消費和進口國”

轉貼：《瞭望》：美國不想再當“最後消費和進口國”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黃海霞

　　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把全球經濟帶入崩潰的邊緣。危機爆發以來，各國為尋找出路紛紛嚐試經濟戰略轉型。

　　美國亦然，“作秀”也好，鳴槍示警也罷，在2009年8月，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拉裏·薩默斯就對美國經濟的戰略轉型做了“最清晰的表述”：美國必須成為以出口為導向、而不是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體，必須依靠真正的工程技術，而不是金融巫術，在世界經濟當中，美國不會繼續擔當“最後消費和進口國”的角色。

　　除了經濟因素外，薩默斯還把這一轉型提高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美國日益增長的外債規模與其超級大國地位不相符。

　　經濟轉型的虛虛實實

　　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更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源頭，全球的經濟轉型必然也要從美國開始。

　　2009年4月，奧巴馬在喬治城大學的演講可以看成是美國經濟轉型的動員報告。他引用《聖經》故事說，我們不能再用同一堆沙子重建美國經濟；我們必須在岩石上建造房屋；我們必須為增長和繁榮打下新基石——這個基石將把我們從一個借貸和花錢的時代帶向一個儲蓄和投資的時代，一個我們減少國內消費、增加對外出口的時代。

　　“美國之所以‘被迫’作出這樣的選擇，最直接的是經濟原因是：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可能再也無法繼續以低廉的利率為其龐大的貿易赤字融資。即便廉價的資金供應能夠持續一段時間，也說不準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候突然斷裂，衝擊美國經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員吳慶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分析說。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失衡。所謂“全球失衡”，有解讀為中日等東亞國家持續的高儲蓄率、經常賬戶盈餘和巨額外匯儲備，與之相對應的美歐等發達國家持續的高負債率和龐大的財政及經常賬戶“雙赤字”。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對本刊記者進一步解釋了所謂“失衡”的經典說法：一些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如中國、德國、日本，以及一些石油出口國，有大量的外匯盈餘，這些國家通過購買美國國庫券的形式使美元再流到美國去，給美國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於是壓低了美國的利率；低利率又造成了美國貸款買房等借貸消費，造成了金融危機。“這種說法很牽強，是美國為了轉嫁危機的一種說法。其實，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存在有一段時間了，金融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監管不力和投機活動。”

　　的確，全球經濟失衡是幾十年形成的結果，原因之一是全球化。幾十年來，很多傳統產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中國等生產成本和勞動成本比較低的國家，這是世界經濟發展自然而然的結果。原因之二是由美元獨特的國際地位。美元是全球金融體係的核心貨幣，其他國家的貿易盈餘都換成了美元。

　　盡管現在美國抱怨經濟貿易失衡，但眾所周知，美國是國際經濟失衡的既得利益者：在貨物貿易中得到廉價產品，在金融市場上得到廉價資金。

　　正因為如此，宋泓認為，美國的經濟轉型有虛和實兩個方麵。虛的方麵是指美國要采取措施，迫使中國、歐盟和日本等開放市場，進口更多的美國產品；實的方麵，美國比較現實的選擇，一是投資新能源和環保技術，擴大出口，增加就業，更多地打開國外市場，二是限製進口。如此就出現了貿易保護主義，更多地保護國內的產業。

　　“總體而言，美國的經濟轉型虛的東西多，實的東西少。如果美國的經濟方式作大的調整的話，那麽很多影響美國經濟的因素都要改變，美元的國際貨幣的作用也會減弱，所以美國不會選擇根本性的轉變。美國隻是想擴大出口，恢複經濟，增加市場，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至少現在還是這種情況，”宋泓判斷說。

　　保護主義的新外衣

　　“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貿易保護不僅是各國政府的自然生理反應，而且還會在各國之間產生相互模仿的羊群效應，”吳慶說。

　　貿易保護主義被視為世界經濟複蘇的最大威脅。1929年的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夠導致資本主義世界最嚴重的經濟蕭條，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各國紛紛采取對本國有利、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基於這個教訓，在2008年11月召開的G20峰會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被確定為防止世界經濟走向蕭條的重要措施之一，參與峰會的各國都作出了反對貿易保護的承諾。

　　然而，世界貿易組織和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2009年9月宣布的結果卻令人尷尬：從2008年11月作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集體承諾以來，G20成員國家繼續實施一係列貿易限製措施，甚至“平均每3天就有一個成員國違背無保護主義承諾”。

　　在美國政府的外交談判策略當中，國內(國會)的貿易保護呼聲從來都是需要滿足的要求，這無疑縱容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如果說當今的貿易保護主義與80年前有什麽不同，那就是今天的貿易保護主義披上了“經濟再平衡”的外衣，因此很可能會堂而皇之地持續下去。

　　於是，在2009年9月召開的匹茲堡 G20峰會上，美國發起了旨在矯正全球經濟失衡的動議，並得到了英、法等歐洲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希望確立一個可信的程序，監測各國增進國內經濟平衡的努力。這個動議顯然主要是針對中國等貿易盈餘國家。

　　為了實現經濟轉型，美國需要加大出口、減少經常賬戶赤字。而最利己損人的實現貿易再平衡的手段，仍然是匯率調整。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者的研究，若要使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接近上述目標所要求的水平，美元真實匯率可能需要進一步貶值，“主要是相對人民幣和其他亞洲貨幣”。

　　“這句話似乎包含著特別的含義。因為真正的美元貶值必然是相對於全世界所有非美元貨幣的。美元相對於個別貨幣的貶值隻能依靠這些貨幣的升值才能做到。如果這樣的話，‘廣場協議’真的就要重演了，”吳慶說。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1985 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簽署了“廣場協議”。當時，美元兌日元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美元迅速下跌到1 美元兌200日元左右，跌幅20%。

　　目前中美之間日益加重的經常賬戶失衡與1980年代日美之間的經常賬戶失衡非常相似。美國在 2005年之前提出的人民幣升值要求，與1985年之前對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要求也是一樣的。

　　提出經濟轉型之後，美國對中美經濟失衡運用的手段，首先是貿易保護主義。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正式啟動特別保護措施，對中國出口輪胎加征緊急關稅，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取向的重大變化。

　　全球經濟感受衝擊

　　美國的經濟轉型給世界經濟帶來了衝擊。發展中國家受衝擊最大的是中國，全球受衝擊最大的是中國和日本。每個國家經濟轉型都會遇到困難，受訪的專家一致認為，美國相對來說困難是最小的，因為美國的經濟體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是彈性的經濟體。日本盡管是發達國家，但與中國的經濟結構相似，因此受到的衝擊和麵對的挑戰也相似。對兩國而言，美國經濟轉型導致的短期衝擊是國際市場需求不足，長期衝擊是美國要削減貿易赤字，那麽，中國和日本這樣出口有盈餘的國家，盈餘就必須要減少。

　　在吳慶看來，中國和日本需要比美國多做的事情，是要讓市場機製發揮作用。美國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隻要能讓價格充分地變化，市場自然會對價格作出反應。而中國和日本的產業和企業對價格反應不靈敏，市場化程度不高，在完善市場體製和機製方麵還要作很多努力。

　　“日本在20年前就遇到相同的問題，但是它的轉型是很不成功的，中國應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吳慶說，日本在美國施加的壓力下倉促進行的經濟政策調整至今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今天的中國雖然麵對同樣困難，但不會步日本後塵，因為中美之間的外交關係與日美之間大有不同，美國無法把自己心儀的方案強加給中國並迫使中國執行。“因此，如果今後人民幣升值的話，也是自己的選擇，而不是外界的壓力。”

　　美國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公開稱：“中國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行事了，因為美國打算表現得更像中國。全球經濟不允許兩個(甚至一個半也不行)最重要的經濟體都來實行中國式的增長戰略。”

　　“薩默斯的挑釁性表達，其實包含著對中國的善意警告：美國經濟即將轉型。中國，請你準備好。需要注意的是，這是站在美國立場上給中國發出的善意警告。它暗示美國對經濟轉型的一個看法，即中美之間在經濟轉型問題上的博弈可能有一個合作的結局。畢竟‘美國不能獨自解決全球失衡’。一個簡單邏輯是：美國經濟轉型需要中國配合，而中國需要從配合中得到好處，”吳慶分析說。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靠出口拉動的。美國和歐洲是中國製成品的主要出口地。在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下，中美經濟關係得以維持，是因為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能夠從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體“得到”廉價的資金。美國不需要到別的國家去借，別的國家就已經主動把美元送到了美國。美國對外顯示自己的支付能力；退一萬步說，還有美聯儲這個可以提供無窮資金的“最後貸款人”。

　　“未來的經濟轉型是一種世界性的，是世界經濟的轉型，轉型的左邊站著中國，右邊站著美國，”吳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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