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解放軍報：以體係作戰能力建設牽引中國軍隊轉型

轉貼：解放軍報：以體係作戰能力建設牽引中國軍隊轉型

來源：解放軍報 作者：張兆垠
2010年03月18日09:21


　節錄：。。

　　軍隊建設戰略指導思想的新發展

　　科學的發展需要科學的戰略指導，科學的戰略指導來自於對形勢的科學判斷和依據新的判斷調整戰略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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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90年代，國際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海灣戰爭發生，世界新軍事變革興起。江澤民同誌對軍隊建設戰略指導思想進行新的調整，提出軍隊建設的基點由應對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轉到“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來，軍隊建設“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走中國特色的科技強軍之路。

　　進入21世紀，世界新軍事變革進一步加速，軍隊建設呈現出從機械化向信息化轉型。麵對戰爭樣式和戰爭形態的巨大變化，中央軍委審時度勢，進一步充實完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明確提出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上，將軍隊建設戰略目標定位於“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走以機械化促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機械化的複合式發展之路。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來臨，世界安全環境更加複雜，新軍事變革的方向、趨勢日趨清晰。從世界發生的幾場局部戰爭看，信息係統在軍事對抗中的核心效應日益顯現。同時，我軍在改革發展中，經過輿論準備和理論準備，已經基本奠定了轉型的基礎。然而，軍隊轉型畢竟是一個涉及多因素、多變量的複雜過程，信息化建設從何處著手？軍隊轉型從何處突破？轉型路線圖如何勾畫？發展路徑選在哪裏？戰略指導需對這些重大問題做出回答。胡主席在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曆史使命、以科學發展觀統籌軍隊全麵建設等重大戰略思想後，又適時提出“加強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建設”，從而把“建設信息化軍隊”的現階段任務和當前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具體化了。

　　毛主席指揮打仗時有一句名言，要依據戰略重心部署戰役，依據戰役重心部署戰鬥。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建設，就是當前軍隊建設全局的戰略重心，全軍應依據這個戰略重心，去部署和安排“戰役”、“戰鬥”。

　　30年來，我軍建設從走精兵之路、科技強軍、質量建軍，到體係建設，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承前啟後一脈相承的，是繼承中的發展，前進中的創新，順應了國際安全環境變化和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潮流。

　　體係對抗是信息時代戰爭的基本特征

　　一定時代的戰爭形態，是一定時代經濟形態在軍事領域裏的反映；一定時代的作戰方式，是一定時代生產方式在軍事領域的表現。信息化戰爭與機械化戰爭，雖然都離不開力量的聯合與協同，都實行聯合作戰，但二者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作為信息時代的戰爭形態，是以信息網絡為中心的聯合，參戰部隊在共享“戰場態勢感”中，采取自組織、自適應協同方式；後者作為工業時代的戰爭形態，以作戰平台為中心，以“時間表”協同參戰部隊的行動，是一種被組織、程序化協同方式。協同方式不同，兩者的作戰效益有著巨大差異。與此相聯係，機械化戰爭的作戰方式，與工業時代的“流水線生產”方式相匹配，是一種線式作戰；信息化戰爭的作戰方式，則和信息時代的“分眾化生產”相適應，是非線式、非對稱作戰。工業時代到信息時代作戰方式的轉變，就是基於信息係統的建立。

　　1982年6月發生的以敘貝卡穀地空戰，展現出現代體係對抗的雛形。20世紀90年代的海灣戰爭，戰場條件、作戰手段，以及對抗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信息化條件下體係對抗的特征鮮明地表現出來。在此後的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信息化條件下體係對抗的特征更為突出，“體係破擊”、“結構破壞”、“癱瘓戰略”、“節點打擊”等新的作戰思想應運而生。近年來，伴隨“網絡破襲戰”、“網絡中心戰”等概念出現，戰爭理論迅速從工業時代走向信息時代。軍事家們愈來愈清楚地看到，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已經成為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在軍事對抗活動中，誰的體係更完善，誰能掌握信息優勢，並在即刻之間將這一優勢轉化為決策、行動優勢，誰就掌握了戰場主動權；誰能達到體係作戰能力的最佳集成，並能有效地破壞和瓦解敵方的作戰體係，誰就是戰場上的王者。

　　新軍事變革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要看清“山那邊的事情”，實現“戰場透明”。這個目標的實現，必須依賴反應靈敏的信息係統。與此相關聯，新軍事變革最明顯的階段性成果，就是指揮控製係統的一次次變革，從海灣戰爭前的C3I係統，到海灣戰爭後的C4I係統，再到“C4ISR係統和C4IKSR係統，整個變化過程隻用了十多年時間。透過指揮控製係統的變革，可以窺見出體係作戰能力的發展與提升。隨著“全球信息柵格”的出現，將是信息化條件下體係作戰能力的又一次革命。

　　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基本特征是體係對抗。建設信息化軍隊，隻能從構建安全可靠的信息係統著手，加強各作戰單元的綜合集成，提升體係作戰能力。

　　基於能力建設是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的必然選擇

　　“以作戰需求牽引軍隊建設，”是一個正確並已取得共識的理念。在安全威脅相對單一的時代，軍隊就是為應對戰爭而存在。有什麽樣的對手就建設什麽樣的軍隊，對手有什麽樣的手段就采取什麽樣的應對措施，一直是世界各國鞏固國防、建設軍隊的基本指導思想。

　　二戰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形成對立的兩極。當時各國都能較為明確地判斷出自己的對手和威脅來自何方。因此，以“基於威脅”、“基於事件”確定軍隊建設目標，牽引軍隊建設與發展，是“有的放矢”和必須的。

　　冷戰結束，美國一超獨霸，各國建設與發展麵臨的威脅日趨複雜。各國基於政治利益和領土安全的單一對抗，逐步轉變為基於主權、政治、經濟、資源、環境和信息等的複雜抗爭。進入21世紀，多種安全威脅並存的時代特征越來越明顯，軍事任務隨之日趨多樣化。

　　麵對多種安全威脅，軍隊的建設思路不僅要有明確的指向性，把握好個性；同時還應關照全局，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好共性。軍隊在認清時代特征，明確潛在對手的前提下，“基於能力”建設由於更強調自主性，更注重靈活性，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新的戰略選擇。

　　“基於能力”建設應區分一般軍事能力和核心軍事能力。我們必須抓住核心軍事能力。不同的時代，核心軍事能力，有不同的表現。工業時代的核心軍事能力，是打擊力和機動力；信息時代的核心軍事能力，是信息力和結構力。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主要在於提升我軍的信息力，爭取信息優勢；強化結構力，打造作戰體係的穩定性和抗毀性。這既適應了信息時代基於能力建設的要求，也抓住了我軍在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中的“短板”。

　　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建設，必然帶來戰略評估的新變化，帶來戰鬥力評估的新變化。我們分析作戰對手的作戰能力，不能隻看他的飛機、坦克性能，航母編隊的規模等，更要看他數據鏈的性能，作戰體係的可靠性。比如，美國最近63.9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我們在關注“愛國者”—3型導彈等硬裝備時，更不可忽視價值僅3.4億美元的60套MIDS—LVT終端（其中機載35套、艦載25套）。利用這些終端，結合之前售台的E—2T型空中預警機，台灣地區就可以建立一個完整的以LINK—16數據鏈為骨幹的C4IKSR係統，完成從要素加強到體係構建的質變，使台軍基本實現與美軍的信息融合，構建一體化聯合作戰體係，其體係作戰能力有了質的提升。

　　把綜合集成作為體係建設的基本方法

　　錢學森曾指出：“綜合集成是從整體上考慮並解決問題的方法論”。現代軍隊是由眾多的分係統構成的複雜體係，推進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建設，方法就是綜合集成。

　　軍隊從機械化向信息化轉變的初期，由於體製、資金、技術條件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製約等，“煙囪式”發展階段似乎有其曆史必然性。隨著時代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煙囪”大量存在，造成了體係條塊分割，要素重複建設，係統無法實現互聯、互通、互操作，嚴重製約了體係作戰能力的形成和發揮。所以，美軍在新軍事變革中提出建設“係統的係統”，也就是以綜合集成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推開體係建設。

　　用綜合集成的思路和方法進行軍事體係建設，重要的是把信息鏈作為整個軍事體係的融合劑，整合平台和係統，構成無縫隙鏈接的信息化軍事體係。這裏需要解決好四個問題：

　　一是綜合集成的首要工程是標準化。沒有標準化，即不會有現代化，也不會有信息化。標準不統一，即使各個係統能夠實現物理鏈接，也不能互聯、互通、互操作。所以說，信息化首先是標準化。

　　二是綜合集成的關鍵工程是設計藍圖。信息化需要發揮部隊官兵和統帥部的積極性。這就需要統一領導，統一設計，分工去做。通過采用統一的路線圖，按照從體係、係統到要素，再從要素、係統到體係的順序發展，提高效益，減小阻力，防止出現推倒“舊煙囪”，蓋起“新煙囪”的情況。

　　三是綜合集成的核心工程是指揮控製係統。指控體係是信息化戰場的神經中樞，區分和協調作戰力量使用，影響軍事決策和軍事行動的及時性。所以，必須突出抓好指控係統由分散獨立向綜合集成轉變，加速以自動化、網絡化、智能化為主線的指揮手段一體化建設，實現指揮手段的質變、指揮效能的躍升；必須突出抓好從分散建設向係統配套建設轉變，把指控、通信、情報、監視、打擊、預警、計算機等分係統，作為一個體係來統籌，實現信息資源的融合共享；必須突出抓好從偏重常駐地指揮手段建設向野戰化指揮手段建設轉變，形成野戰與固定結合、有線與無線互聯、遠中近互通、聲音圖像數據並用、指揮命令實時下達的一體化指揮體係。

　　四是綜合集成的難點工程是打破利益壁壘。就是調整和優化結構，變局部利益為整體利益，避免“各打各的算盤”、“相互伸腿”的狀況，真正實現戰、建、訓、管、保的體係集成。

　　軍隊信息化建設與建設信息化軍隊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是在機械化軍隊的體係結構內，嵌入信息技術的過程，在戰術上提高軍事效率；後者則是在體係作戰思想指引下，借助信息融合，改變原有的組織結構，從戰略上提升軍事效益。改變組織結構，實際上就是對軍事體製的改革。信息係統建設與體製改革相結合，才可能最終建成信息化軍隊，形成最大化的體係作戰能力。

　　以體係建設描繪我軍轉型的路線圖

　　克勞塞維茨把戰爭中的各種不確定性，稱之為“戰爭阻力”，認為：“每次戰爭都有許許多多的特殊現象，它好比是一個未經航行過的、充滿暗礁的大海，統帥可以憑智力感覺到這些暗礁，但是不能親眼看到，並且要在漆黑的夜裏繞過它們。”戰爭有阻力，軍事變革、軍隊改革與轉型，也有阻力。圍繞提高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加強軍隊信息化建設，牽引軍隊轉型，就是一個不斷克服重重阻力的過程。戰爭中的阻力，多來自敵方；軍隊轉型中的阻力，往往來自於舊的體係、製度、文化，以及自身的習慣勢力。克服各種阻力實現軍隊轉型，隻能逐步推進，積小勝為大勝。但決不能僅憑感性認識，走一步說一步。隻有全局在胸，明確戰略目標，在轉型路線圖指導下的積小勝為大勝，才具有真正的積極意義。

　　路線圖是動態性的戰略規劃係統，重點是確定核心理論和關鍵技術問題。路線圖的兩大特性：一是能按照邏輯順序，規劃線路，逐步推進；二是在大方向的指引下，可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線路。

　　描繪科學可行的路線圖，需要遵循軍事謀略學中的“最大預期原則，最小阻力原則”。最大預期即戰略目標的科學定位，最小阻力即選擇一條最容易走向目標的路線。軍事變革最難的是體製，是結構。信息係統建設的規律，是盡量減少節點，保障信息流的暢通。我軍經過10多年的信息化探索和文化積澱，對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建設，應該很容易形成戰略共識。

　　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建設，對人的因素要求更高。人不是作戰體係的附屬品，而是作戰體係的駕馭者。軍隊信息化的進程，要求我們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沒有高素質的人才，能力建設不可能科學推進，更駕馭不了基於信息係統的作戰體係。軍隊轉型路線圖，既涵蓋技術路線圖，又包括武器裝備體係，以及與之相關的結構調整框架、指揮體製、軍事訓練變革轉型、文化與人才建設戰略等，是統籌國防和部隊全麵建設的頂層設計。

　　2020年前後是新軍事變革的一個時間節點。世界主要國家都在瞄準這個節點籌劃自己軍隊的轉型。為此，都必須回答這樣幾個問題：一是朝哪裏轉，對未來10到15年的目標必須做出比較清晰的框架描述；二是選擇什麽道路轉，這個過程需要經曆幾個階段，需要什麽樣的政策指導；三是采用什麽方法轉，需要什麽樣的機製保障；四是轉型過程的資源投入；五是當前工作的切入點定在哪裏。把這些問題搞清楚，轉型才可能不停留於空談，變革才可能少走彎路。時不我待，勢在必行。目標已經明確，航道已經開通，我們這代軍人應當有所作為。



責任編輯 劉峰

新聞鏈接，見：http://mil.news.sohu.com/20100318/n2709119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