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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庫爾德人和其他：zt .2005 ：社科院：伊 拉 克 戰 後 的 政 治 發 展
劉 月 琴
( 關鍵詞 聯邦製 政治結構 民主 前景
作者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提要伊拉克戰後的政治發展主要集中於3項內容：恢複國家主權、實行聯邦製和建立民主製度。政治發展的核心思想是反占領、捍衛主權和建立民選政府。主權是政治發展的保障，沒有主權就無政治發展。美軍沒有盡快撤軍的打算，占領狀態致使伊拉克收回全部主權無期限地延遲。
聯邦製和民主製度的建立存在若幹難題，伊拉克政治結構潛存著分裂因素，政治結構一直按照種族、教派分配權力，民族和教派意識得到強化，成為政治認同的原則，而國家政治認同被削弱，這使政治分裂的可能性增大。不可否認，美國在伊拉克推行民主難度很大，存在諸多障礙，前景並不樂觀，但也不能排除由外力推動的伊拉克民主成功的可能性。
戰 後 的 政 治 發 展 思 想
冷戰結束後，國際通用準則變得異常複雜，象征各國獨立存在的國家主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伊拉克戰爭就是佐證，美國發動對主權國家伊拉克的戰爭足以引起各國的極大關注和警覺。
（一）反占領是戰後伊拉克的主流思想
薩達姆政權被美英聯軍推翻是伊拉克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一個政治分水嶺，伊拉克的政治發展從此進入一個最混亂時期。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來看，國家主權具有神聖不可侵犯性，而美國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伊拉克發動了戰爭，顛覆了其政權。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定性問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於2004 年9月指出，美英在2003年3月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發動伊拉克戰爭，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是非法的。
參見《人民日報》, 2004年9月17日。這樣的定性，道出了伊拉克人的心聲。
於是，伊拉克反侵略有了理論依據。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領導的時候，就強調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並認為霸權主義是戰爭的根源。"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頁。伊拉克戰爭再次佐證了這一理論。戰後，伊拉克占領與反占領的鬥爭異常激烈，境內充滿了各類反占領活動，也混雜著打著反占領旗號的某些激進活動，各類反美武裝從事暴力、綁架、自殺性襲擊等活動，均是在反占領的旗號下展開。由於反占領具有正義性，伊拉克人表示，隻要侵略軍一天不撤走，反占領活動就一天不會停止。
美國總統卡特執政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說：
“伊拉克戰爭的決定是錯誤的，戰後災難是巨大的，布什陷入了伊拉克戰爭的死胡同，困難很大，但撤軍是不可能的。" 參見［黎巴嫩］《事件》周刊，2005年7月1～7日，第2539期。伊拉克一直處於外國軍隊占領之下，美國雖已移交主權，但在重大問題上仍享有很大的發言權，甚至決定權。美國為獲取更多的戰略、政治、經濟利益，不肯歸還全部主權，造成伊拉克恢複主權麵臨困境。反占領是戰後社會的主流思想，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使然，任重道遠。
（二）致力於建立民選政府
2003年7月美英聯軍成立的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和2004年6月成立的阿拉維臨時過渡政府均帶有美國的背景和印記。2005年4月,伊拉克產生了民選的賈法裏臨時過渡政府，擁有了發揮政治作用的國家機構，與上屆阿拉維臨時過渡政府最大的區別是，該屆臨時過渡政府是由伊拉克選民通過投票選舉產生的，非美國任命，選舉過程得到聯合國的資助和承認，向爭取完整主權邁近了一步。最終的正式政府有待於2006年產生。
（三）捍衛和恢複主權是個理論、實踐和現實問題
美國的霸權主義在九一一事件後進一步升級，伊拉克主權未能受到國際法的有效保護，成為美國先發製人戰爭理論的試驗品。國際法以承認國家主權為宗旨，在主權平等的原則基礎上相互交往。然而，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受到日益嚴重的挑戰，現代國家的獨立、權威性及合法性受到踐踏，伊拉克是最典型之例，不僅主權被剝奪、而且內政失去控製力，致使國家混亂不堪。
伊拉克喪失主權是對國際關係的嚴重挑戰，影響遠遠超出了國界。“在整個20世紀，‘國家’的概念是政治生活研究的中心。" 參見［美國］羅納德·H·奇爾科特著：《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由此可見國家主權的分量。伊拉克戰後，主權出現了與美國共享的局麵，西方國家鼓噪的主權讓渡、弱化主權在伊拉克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國家主權問題上，一些西方的國際政治和國際法學者極力主張限製國家主權。他們認為，現代國際關係以主權國家為基礎，導致了國際關係中的衝突和不協調狀態。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要維護和平，國家就必須讓出一部分主權。" 參見張季良主編：《國際關係學概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頁。這種論調的實質顯然是為其擴張提供理論依據，他們主張限製並侵占他國主權，維護自身的利益。事實上，對於伊拉克及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所麵臨的絕不是讓出部分主權，而是進一步捍衛完整主權。
“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學，說到底，就是國際關係中的強權政治理論。" 參見張季良主編：前引書，第24頁。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遏製理論、到90年代後期直接幹預理論、進而到21世紀初九一一事件後的邪惡軸心論和先發製人理論，這一係列國際關係理論的體現，表明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不斷變化和調整，尤其是先發製人戰爭理論使伊拉克喪失了國家主權，成為被占領國。
恢複國家主權是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一個重要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社會中不存在超越所有國家的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各國都平等地伸張自身生存的權利。為此，人們較之政治上的主權更注意法律上的主權，這成為國際關係中平等的主要依據。"
參見［日本］星野昭吉編著；劉水林等譯：《變動中的世界政治--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沉思錄》，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頁。戰後，伊拉克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主權受到前所未有的踐踏與侵蝕，由此導致伊拉克政治發展的核心是：恢複獨立自主的完整主權，趕走侵略軍，建立一個無外國軍隊占領和幹涉的國家。完成這一使命，對國際關係理論具有重要意義，伊拉克從喪失主權到重新收回主權的鬥爭是對主權理論的重要實踐。
一個鐵的事實是，恢複主權是政治發展的前提，沒有主權就無政治發展。伊拉克戰爭後，美國獨霸海灣地區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其維護世界霸主地位的情況分析，美軍沒打算盡快撤軍，占領狀態致使伊拉克收回全部主權無期限地延遲。
戰 後 的 政 治 變 革
與戰爭結束相伴的是伊拉克發生的政治變革，它首先是內部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伊拉克複興黨長達35年的統治轉移到原政權的反對派手中，統治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戰後伊拉克政治發展的最顯著特點。政治製度、政治體製、政治係統或國體都是指一個“整體社會”的政治結構。參見楊祖功等著：《西方政治製度比較》，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研究政治權力結構需要分析上述相關內容。
（一）重大政治變革
1?總統與內閣總理分權製戰後，伊拉克的政治製度發生了重大變革，由總統共和製改變為議會共和製。過去，伊拉克憲法賦予了總統高度集中的一係列職權，複興黨的領袖是法定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總統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擁有絕對實權。從理論層麵看，伊拉克過渡國民議會成立後，“在議會共和製體製下，議會不僅是國家立法機關，而且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即為國家權力中心。政府（內閣）是由占議會中多數席位的政黨組成，並對議會負責。" 參見唐曉等著：《當代西方國家政治製度》，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議會共和製國家的總統由選舉產生，且規定了一定的任期，按照臨時憲法規定，總統承擔政治責任，不掌握實權，因而被稱為“虛位元首”。作為一級國家機構，總統是國家的代表和象征，擁有批準法律和公布法律的權力，並主持國家禮儀性事務。實權由總理執掌。伊拉克實行總統與內閣總理分權製度，采取總理負責製，改變了總統同時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製度。
2?最高權力和權力中心的變革伊拉克戰後政治上完成了3項重大改革，一是國家最高權力的改革，即權力由遜尼派轉移到什葉派手中；二是國家元首的更迭，國家元首換上了達瓦黨宗教領袖賈法裏；三是最高權力中心的轉移，一批掌權的新政治精英均出自於達瓦黨或伊拉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這一係列的變革具有改天換地的曆史意義，政權由民族主義政黨轉移到宗教政黨手中，宗教黨派成為新的權力中心，不僅震動了伊拉克，也波及伊拉克周邊國家，它們感受到強烈的威脅，擔心這種變革將會危及本國的政治發展。
政治變革需要完成政治力量的重組及政府組建，在傳統的民族、宗教三大政治勢力（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之間完成組閣十分困難，戰後政治重構進程中各派互不妥協，爭奪異常激烈，迄今各派對大選後政治權力分配結果均不滿意。庫爾德人首先不滿，他們在大選中得到的選票明顯超過遜尼派，然而他們在內閣獲得的席位卻與遜尼派相等，都是8席；遜尼派也不滿意，認為得到的8席不是關鍵席位，比起他們以往的政治地位有天壤之別。什葉派在籠絡遜尼派參政過程中也不順利，各派分歧難以彌合。
伊拉克政治基礎頗不穩定，政治變革艱難地向前推進。
（二）實行聯邦製
伊拉克政治變革的另一重大舉措是實行聯邦製，這是2004年3月8日通過的伊拉克《臨時憲法》確立的政治體製，也是伊拉克內部條件與外部壓力之間互動的結果。長期以來伊拉克實行中央集權製，美國用戰爭手段強力推行聯邦製，並非源於伊拉克人的需要。而對於建立聯邦製政治製度，伊拉克各派意見不一，分歧嚴重，執政的賈法裏政府出於國家整體統一的考慮，主張建立強硬的中央集權體製，而庫爾德人出於維護自身高度的民族自治則力主建立聯邦製。伊拉克從中央集權製過渡到聯邦製是個重大的政治變革，完成這個變革異常艱難。
改變原一黨製政治體係，構建聯邦製需要強有力的社會支持，然而，伊拉克的社會基礎曆來是三大政治勢力，即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他們之間嚴重分立，缺乏合作、相互不信任甚至敵對，政治利益相抵，他們奉行本民族、本教派的利益重於一切，協調彈性十分有限，聯邦製在法律上確認了進一步分立的趨勢。由一黨製改變為多黨製治國思想，原反對黨成為政治領導和主流，失去權力的遜尼派不甘俯首稱臣，這將預示著政治變革的艱難。
（三）政治結構潛存分裂因素
伊拉克戰爭使一黨製政治結構徹底瓦解，新的政治結構在民族和教派基礎上日漸形成。過去伊拉克權力結構是一黨製，國內雖有三大傳統政治勢力，但在複興黨的強力控製下，三者還能統一在複興黨的權力之下，國家整體性尚好。伊拉克戰爭後，政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什葉派上台，遜尼派被趕下台，政治權力發生置換。而今的政治結構問題頗多，由議會選舉競爭而引發的政黨之爭激化了原本就已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教派紛爭，國家認同和民族統一受到嚴重削弱。政治重建中每次權力分配都使各派進一步分化，促使潛在的政治分裂因素急劇增加，政治整合困難重重。民眾對本教派和本民族甚至種族的歸屬感和忠誠程度大大超過了對國家的認同，教派及民族利益重於國家利益，這種趨勢很難抑製，各派之間在爭奪權力時不肯妥協，民族整體鬆散，這種傳統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對政治發展危害極大。例如，大選後就組建內閣人選很難定奪，最初未能選舉出足夠數量的部長，曾有5位部長席位空缺。各派互不相讓，哪怕空缺也不肯給其他派別。再者，庫爾德人要價過高，致使基爾庫克歸屬問題還是懸念。派別利益高於一切預示著政治結構存在分裂因素。
表麵上，伊拉克政治權力結構一直按照民族、教派分配席位，權力分配照顧了各方利益，但這卻強化了民族和教派意識，削弱了國家政治意識，恰恰使政治分裂的可能性增大，為割據提供了條件。鑒於民族和教派成為民眾政治認同的重要原則，教派和民族利益的認同超過對國家利益的認同，各教派或各民族的政治主張轉換成了國家的政治認同，政治結構潛含著民族和教派的政治分裂及分化，國家形成了事實上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分治狀態，即一種分裂型的政治體係。
（四）政治結構中的諸多問題
1?內部問題影響和製約伊拉克政治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民族和教派是主要問題。伊拉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和教派矛盾，由來已久的社會矛盾一直在阿拉伯民族與庫爾德民族、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展開，成為伊拉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兩大變量，政治和諧發展的最薄弱點亦即民族和教派矛盾所致。戰後複發的宗教極端主義和各種分裂主義危害極大，什葉派憑借眾多人口優勢獲得實權，當仁不讓地走上了權力顛峰；占人口20%的庫爾德人也是權力的獲得者，他們希望脫離中央政府的管製，獲得更多的自治權；而遜尼派失去了權力則內心不平，處於政治上的不利時期。
民族或教派之間的政治競爭、權力分配完全呈一種“零和遊戲”狀態，一方之所得即是另一方之所失。“伊拉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和“伊斯蘭達瓦黨”上台，意味著遜尼派失去權力，宗教政黨執掌國家最高權力，未來政治與宗教關係出現很大不確定性，同時民族與教派關係錯綜複雜，究竟會使伊拉克政治發展出現進步還是倒退，尚待密切觀察。
由於三派權力發展不平衡，已導致進一步分化。伊拉克國內政治結構呈“三足鼎立”狀態，內部各派力量難分強弱，什葉派占據人口眾多的優勢，遜尼派針對美國和臨時政府的襲擊難以製止，庫爾德人時刻謀取高度自治，任何派別都無絕對優勢，均不能戰勝對手，亦不能與美國抗衡。
2?外部問題這主要是指美國的幹涉。伊拉克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建立新的平衡和政治秩序十分艱難。伊拉克的政治發展並不以美國意誌為轉移，美國對什葉派在大選中勝出備感矛盾，對賈法裏政府極不信任，正在策劃對其削弱政策。據以色列《新消息報》透露，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5年5月在訪問伊拉克時會晤了在獄中的薩達姆，主動向他提出“免罪”條件，希望他向反美武裝發出呼籲，要求他們繳械投降；呼籲遜尼派進入臨時政府遏製什葉派。作為回報，薩達姆及其前政府高官將重新獲得自由或流亡國外，然而遭到薩達姆的斷然拒絕。美國不惜發動戰爭消除了薩達姆的威脅，時隔不久發現新問題十分棘手，現在麵臨什葉派宗教勢力造成的煩惱。有跡象表明，美國在玩弄新的政治遊戲，欲重用被趕下台的遜尼派製約剛上台的什葉派勢力，真乃此一時彼一時，變化莫測。鑒於美國開始實施抑製什葉派政策，伊拉克政治發展的變數有增無減。
伊拉克的政治變革艱難和曲折，新舊政治交替，傳統政治轉型，走向新政治充滿了動蕩和變化。美國通過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容易，但要構建一個新的政治體係絕非易事，這需要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建立職能關係和透明的法律，還要取得伊拉克人的認同，這將是巨大的複雜工程。
民 主 改 造 伊 拉 克 及 其 前 景
政治民主化是戰後伊拉克政治變革的另一主題。從1998年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參議院全票通過《伊拉克解放法》開始，美國就決意把伊拉克改造成中東的“民主樣板”國家。美國對伊拉克民主改造的最大特點是，用戰爭手段強加，這個民主完全是從外部向內部強行催生，非伊拉克人民之需求，亦非自然成熟。
（一）美國改造中東的民主試驗
九一一事件使美國在世界推行民主有了“機遇”，美國以反恐為名將反恐任意擴大化，並采取了政治、經濟、軍事等一係列措施，在全球建立反恐“規範”，進而推進民主化。事實上，美國建立反恐規範隻不過是借口，並非真要反恐，而是通過反恐進而“規範”國際關係準則，撼動國際關係的基礎，重構和強化其在世界秩序中的霸權地位，而這通過伊拉克戰爭已取得成效。反恐擴大化為其主導國際社會帶來了很大收益，為推行民主改造創造了先決條件。
美國在伊拉克搞民主改造試驗不是一個孤立問題，它直接關係到改造整個中東的計劃。布什采取了暴風驟雨般的攻勢改造中東，他在第一個任期內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之後，直接策劃完成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3場民主大選。此外，還計劃整治不聽話的“無賴”、“暴政前哨”國家。正像一名英國學者所指出：“當你手中握有一把錘子時，什麽問題看起來都像是釘子。" 參見［美國］羅伯特·卡根著：《天堂與實力》，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頁。伊拉克的政治重建一直被美國視為中東民主改造的榜樣，布什認為，“臨時國民議會的選舉是伊拉克從獨裁統治走向中東民主樣板道路上的一個裏程碑”參見法新社華盛頓2004年12月27日訊。。而伊拉克人卻認為，美國主導下的政治重建更多地代表了美國利益，而非伊拉克的利益。伊拉克人競相參選國民議會，是希望通過選舉產生能代表自己的合法政府，同時迫使美軍早日撤離。而美國的意圖是要改造整個中東政治格局，兩者的目標相悖。美國不顧國內外的頻頻批評和指責，駐紮在伊拉克執意幹預其政治重建，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價，截止到 2005年10月，美軍在伊拉克死亡人數已超過2 000人，受傷士兵1萬多人。也決不放棄改造伊拉克。
戰後，伊拉克依然局勢動蕩，嚴重影響了新政治體製的運轉，美國強力推行民主，反而加劇了伊拉克的政治動蕩。選舉本身不能造就民主，它隻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形式，判定伊拉克民主的重要標準之一是主權是否完整，這是體現民主的根本。由於東西方國家的曆史、社會、文明背景不同，許多方麵存在巨大差異，美國不顧他國現實，粗暴地改造一個國家的政治製度、政治結構、政權性質、領導人、價值觀和文化觀等，用槍口逼迫實行民主。但要把一個擁有5 000多年悠久曆史、1 400多年伊斯蘭文明的民族國家改造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談何容易！
戰後，布什對中東發動了氣勢逼人的民主攻勢，通過進攻性的軍事、外交等強硬手段推進民主，頻頻向中東國家施壓，並見收效。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承諾將舉行多黨總統選舉，總統候選人將由一個變為兩個；黎巴嫩的政治變革最終導致親敘利亞的卡拉米政府倒台。現實主義認為：“各國在經濟資源和政治優勢問題上的衝突，是國際無政府主義製度特有的。" 參見［美國］羅伯特·吉爾平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頁。美國改造中東的目的是追求財富和實力，這兩點通過占領伊拉克都能獲得滿足。伊拉克是中東大國，石油資源豐富，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美國需要這個市場。戰爭消滅了薩達姆的地區霸權，消除了其在該地區的戰略威脅，不僅如此，美國把從中東到前蘇聯同時出現的自由、民主化潮流視為“民主多米諾”，欲加大對非民主政權壓力的動向在急劇增加。布什政府在他的第二任期提出：“要把自由和民主推向世界。" 參見［日本］《讀賣新聞》, 2005年3月7日。因此，美國改造伊拉克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二）民主政治發展的前景
伊拉克戰爭增強了美國幹預國際事務的能力，戰後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成為美國新的戰略目標，但建立民主政治難度頗大。
首先，無民眾基礎. 美國用導彈向伊拉克輸送民主，意欲將伊拉克融入到美國滿意的西方民主行列。其實，現階段在伊拉克談論民主顯然是空談，伊拉克人說，我們更關心的是生存，最需要麵包、安全和尊嚴，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民主。顯而易見，隻有生存獲得保障後才有可能考慮民主。另外，許多阿拉伯人都不相信布什鼓吹的民主，他們說：“布什從早到晚地演說、強調民主，而在中東這塊土地上，事實完全相反，這裏到處是殺戮及法律的缺失”參見［黎巴嫩］《事件》周刊，2005年7月1～7日，第 2539期。.
其次，缺乏民主機製. 其實，美國在伊拉克強力推行西方民主，問題很多，一是它將與傳統的伊斯蘭教價值觀發生抵觸；二是當地政治民主化的條件很不成熟，缺乏必要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等條件。民族、教派意識嚴重，且各自為政，許多陳舊理念束縛著民主的發展。民主最大的製約因素是民族和教派政治，這個狀況不改變，實現民主的必要條件就不具備，所產生的民主就存在變異的危險。另外，伊拉克人理解的民主，並非西方的民主，而是維護本民族或本教派利益的政治意識。從伊拉克政治重建分析，組建臨時過渡政府實際上就是各派瓜分政治權力，民族和教派全力投入到爭奪中, 在權力分享中，各派成為對手，這勢必影響國家的政治發展。
在一黨製時期，民族和教派矛盾被複興黨的強力所壓製，戰後，長久被壓抑的民族、教派矛盾及情緒迅即迸發釋放出來，無政府主義充斥社會，成為製約民主的主要因素。所不同的是，戰後的民族和教派政治較之過去的政黨、政權和國家等政治因素更緊密、公開地糾纏在一起，且進一步強化了民族和教派意識，彼此的矛盾被攫取權力的欲望所激化，形成了更突出的民族和教派政治表現形態。
一個民主的伊拉克，並非僅在形式上建立一個囊括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土庫曼人等所有民族和教派的政府。它必須超越民族和教派的政治意識，放眼國家利益，實現真正的民族統一。民主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各派相互信任與合作，但目前在伊拉克沒有良好的基礎，決策缺乏和諧一致的基本共識，致使民主十分脆弱。綜上所述，在伊拉克建立美國模式的民主問題頗多。
最後，抵製民主改造. 美國的民主改造完全是為了推進自身的戰略目標，布什在本任期就職演說中宣稱，美國將通過促進“在全世界推廣自由”來保衛自己。參見［英國］《每日電訊報》, 2005年3月1日。此話在中東國家引起強烈震動，布什的民主攻勢在那裏引起極大的恐慌。阿拉伯世界現任的總統、國王、酋長們都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和威脅。美國把伊拉克作為敲門磚，在中東掀起了民主浪潮，中東各國政府心存不滿和警惕，他們一麵應付撲麵而來的民主浪潮，同時暗中抵製強製性的民主。
伊拉克人對國家政治發展的無奈難於言表，不論他們願意與否，都要麵對美國移植的民主，甚至隻能被動地接受，因為美國強行輸入民主的意誌不容改變。表麵上看，伊拉克正在由專製體製轉向民主體製，但不可否認，困擾民主發展的諸多難題卻難以逾越，由美國外力打造民主政治難度很大，存在許多障礙，前景並不樂觀，但不能完全排除由外力推動的伊拉克民主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樊小紅 責任校對：邢永平）
劉 月 琴
( 關鍵詞 聯邦製 政治結構 民主 前景
作者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提要伊拉克戰後的政治發展主要集中於3項內容：恢複國家主權、實行聯邦製和建立民主製度。政治發展的核心思想是反占領、捍衛主權和建立民選政府。主權是政治發展的保障，沒有主權就無政治發展。美軍沒有盡快撤軍的打算，占領狀態致使伊拉克收回全部主權無期限地延遲。
聯邦製和民主製度的建立存在若幹難題，伊拉克政治結構潛存著分裂因素，政治結構一直按照種族、教派分配權力，民族和教派意識得到強化，成為政治認同的原則，而國家政治認同被削弱，這使政治分裂的可能性增大。不可否認，美國在伊拉克推行民主難度很大，存在諸多障礙，前景並不樂觀，但也不能排除由外力推動的伊拉克民主成功的可能性。
戰 後 的 政 治 發 展 思 想
冷戰結束後，國際通用準則變得異常複雜，象征各國獨立存在的國家主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伊拉克戰爭就是佐證，美國發動對主權國家伊拉克的戰爭足以引起各國的極大關注和警覺。
（一）反占領是戰後伊拉克的主流思想
薩達姆政權被美英聯軍推翻是伊拉克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一個政治分水嶺，伊拉克的政治發展從此進入一個最混亂時期。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來看，國家主權具有神聖不可侵犯性，而美國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伊拉克發動了戰爭，顛覆了其政權。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定性問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於2004 年9月指出，美英在2003年3月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發動伊拉克戰爭，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是非法的。
參見《人民日報》, 2004年9月17日。這樣的定性，道出了伊拉克人的心聲。
於是，伊拉克反侵略有了理論依據。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領導的時候，就強調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並認為霸權主義是戰爭的根源。"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頁。伊拉克戰爭再次佐證了這一理論。戰後，伊拉克占領與反占領的鬥爭異常激烈，境內充滿了各類反占領活動，也混雜著打著反占領旗號的某些激進活動，各類反美武裝從事暴力、綁架、自殺性襲擊等活動，均是在反占領的旗號下展開。由於反占領具有正義性，伊拉克人表示，隻要侵略軍一天不撤走，反占領活動就一天不會停止。
美國總統卡特執政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說：
“伊拉克戰爭的決定是錯誤的，戰後災難是巨大的，布什陷入了伊拉克戰爭的死胡同，困難很大，但撤軍是不可能的。" 參見［黎巴嫩］《事件》周刊，2005年7月1～7日，第2539期。伊拉克一直處於外國軍隊占領之下，美國雖已移交主權，但在重大問題上仍享有很大的發言權，甚至決定權。美國為獲取更多的戰略、政治、經濟利益，不肯歸還全部主權，造成伊拉克恢複主權麵臨困境。反占領是戰後社會的主流思想，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使然，任重道遠。
（二）致力於建立民選政府
2003年7月美英聯軍成立的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和2004年6月成立的阿拉維臨時過渡政府均帶有美國的背景和印記。2005年4月,伊拉克產生了民選的賈法裏臨時過渡政府，擁有了發揮政治作用的國家機構，與上屆阿拉維臨時過渡政府最大的區別是，該屆臨時過渡政府是由伊拉克選民通過投票選舉產生的，非美國任命，選舉過程得到聯合國的資助和承認，向爭取完整主權邁近了一步。最終的正式政府有待於2006年產生。
（三）捍衛和恢複主權是個理論、實踐和現實問題
美國的霸權主義在九一一事件後進一步升級，伊拉克主權未能受到國際法的有效保護，成為美國先發製人戰爭理論的試驗品。國際法以承認國家主權為宗旨，在主權平等的原則基礎上相互交往。然而，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受到日益嚴重的挑戰，現代國家的獨立、權威性及合法性受到踐踏，伊拉克是最典型之例，不僅主權被剝奪、而且內政失去控製力，致使國家混亂不堪。
伊拉克喪失主權是對國際關係的嚴重挑戰，影響遠遠超出了國界。“在整個20世紀，‘國家’的概念是政治生活研究的中心。" 參見［美國］羅納德·H·奇爾科特著：《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由此可見國家主權的分量。伊拉克戰後，主權出現了與美國共享的局麵，西方國家鼓噪的主權讓渡、弱化主權在伊拉克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國家主權問題上，一些西方的國際政治和國際法學者極力主張限製國家主權。他們認為，現代國際關係以主權國家為基礎，導致了國際關係中的衝突和不協調狀態。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要維護和平，國家就必須讓出一部分主權。" 參見張季良主編：《國際關係學概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頁。這種論調的實質顯然是為其擴張提供理論依據，他們主張限製並侵占他國主權，維護自身的利益。事實上，對於伊拉克及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所麵臨的絕不是讓出部分主權，而是進一步捍衛完整主權。
“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學，說到底，就是國際關係中的強權政治理論。" 參見張季良主編：前引書，第24頁。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遏製理論、到90年代後期直接幹預理論、進而到21世紀初九一一事件後的邪惡軸心論和先發製人理論，這一係列國際關係理論的體現，表明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不斷變化和調整，尤其是先發製人戰爭理論使伊拉克喪失了國家主權，成為被占領國。
恢複國家主權是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一個重要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社會中不存在超越所有國家的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各國都平等地伸張自身生存的權利。為此，人們較之政治上的主權更注意法律上的主權，這成為國際關係中平等的主要依據。"
參見［日本］星野昭吉編著；劉水林等譯：《變動中的世界政治--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沉思錄》，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頁。戰後，伊拉克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主權受到前所未有的踐踏與侵蝕，由此導致伊拉克政治發展的核心是：恢複獨立自主的完整主權，趕走侵略軍，建立一個無外國軍隊占領和幹涉的國家。完成這一使命，對國際關係理論具有重要意義，伊拉克從喪失主權到重新收回主權的鬥爭是對主權理論的重要實踐。
一個鐵的事實是，恢複主權是政治發展的前提，沒有主權就無政治發展。伊拉克戰爭後，美國獨霸海灣地區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其維護世界霸主地位的情況分析，美軍沒打算盡快撤軍，占領狀態致使伊拉克收回全部主權無期限地延遲。
戰 後 的 政 治 變 革
與戰爭結束相伴的是伊拉克發生的政治變革，它首先是內部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伊拉克複興黨長達35年的統治轉移到原政權的反對派手中，統治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戰後伊拉克政治發展的最顯著特點。政治製度、政治體製、政治係統或國體都是指一個“整體社會”的政治結構。參見楊祖功等著：《西方政治製度比較》，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研究政治權力結構需要分析上述相關內容。
（一）重大政治變革
1?總統與內閣總理分權製戰後，伊拉克的政治製度發生了重大變革，由總統共和製改變為議會共和製。過去，伊拉克憲法賦予了總統高度集中的一係列職權，複興黨的領袖是法定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總統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擁有絕對實權。從理論層麵看，伊拉克過渡國民議會成立後，“在議會共和製體製下，議會不僅是國家立法機關，而且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即為國家權力中心。政府（內閣）是由占議會中多數席位的政黨組成，並對議會負責。" 參見唐曉等著：《當代西方國家政治製度》，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議會共和製國家的總統由選舉產生，且規定了一定的任期，按照臨時憲法規定，總統承擔政治責任，不掌握實權，因而被稱為“虛位元首”。作為一級國家機構，總統是國家的代表和象征，擁有批準法律和公布法律的權力，並主持國家禮儀性事務。實權由總理執掌。伊拉克實行總統與內閣總理分權製度，采取總理負責製，改變了總統同時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製度。
2?最高權力和權力中心的變革伊拉克戰後政治上完成了3項重大改革，一是國家最高權力的改革，即權力由遜尼派轉移到什葉派手中；二是國家元首的更迭，國家元首換上了達瓦黨宗教領袖賈法裏；三是最高權力中心的轉移，一批掌權的新政治精英均出自於達瓦黨或伊拉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這一係列的變革具有改天換地的曆史意義，政權由民族主義政黨轉移到宗教政黨手中，宗教黨派成為新的權力中心，不僅震動了伊拉克，也波及伊拉克周邊國家，它們感受到強烈的威脅，擔心這種變革將會危及本國的政治發展。
政治變革需要完成政治力量的重組及政府組建，在傳統的民族、宗教三大政治勢力（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之間完成組閣十分困難，戰後政治重構進程中各派互不妥協，爭奪異常激烈，迄今各派對大選後政治權力分配結果均不滿意。庫爾德人首先不滿，他們在大選中得到的選票明顯超過遜尼派，然而他們在內閣獲得的席位卻與遜尼派相等，都是8席；遜尼派也不滿意，認為得到的8席不是關鍵席位，比起他們以往的政治地位有天壤之別。什葉派在籠絡遜尼派參政過程中也不順利，各派分歧難以彌合。
伊拉克政治基礎頗不穩定，政治變革艱難地向前推進。
（二）實行聯邦製
伊拉克政治變革的另一重大舉措是實行聯邦製，這是2004年3月8日通過的伊拉克《臨時憲法》確立的政治體製，也是伊拉克內部條件與外部壓力之間互動的結果。長期以來伊拉克實行中央集權製，美國用戰爭手段強力推行聯邦製，並非源於伊拉克人的需要。而對於建立聯邦製政治製度，伊拉克各派意見不一，分歧嚴重，執政的賈法裏政府出於國家整體統一的考慮，主張建立強硬的中央集權體製，而庫爾德人出於維護自身高度的民族自治則力主建立聯邦製。伊拉克從中央集權製過渡到聯邦製是個重大的政治變革，完成這個變革異常艱難。
改變原一黨製政治體係，構建聯邦製需要強有力的社會支持，然而，伊拉克的社會基礎曆來是三大政治勢力，即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他們之間嚴重分立，缺乏合作、相互不信任甚至敵對，政治利益相抵，他們奉行本民族、本教派的利益重於一切，協調彈性十分有限，聯邦製在法律上確認了進一步分立的趨勢。由一黨製改變為多黨製治國思想，原反對黨成為政治領導和主流，失去權力的遜尼派不甘俯首稱臣，這將預示著政治變革的艱難。
（三）政治結構潛存分裂因素
伊拉克戰爭使一黨製政治結構徹底瓦解，新的政治結構在民族和教派基礎上日漸形成。過去伊拉克權力結構是一黨製，國內雖有三大傳統政治勢力，但在複興黨的強力控製下，三者還能統一在複興黨的權力之下，國家整體性尚好。伊拉克戰爭後，政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什葉派上台，遜尼派被趕下台，政治權力發生置換。而今的政治結構問題頗多，由議會選舉競爭而引發的政黨之爭激化了原本就已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教派紛爭，國家認同和民族統一受到嚴重削弱。政治重建中每次權力分配都使各派進一步分化，促使潛在的政治分裂因素急劇增加，政治整合困難重重。民眾對本教派和本民族甚至種族的歸屬感和忠誠程度大大超過了對國家的認同，教派及民族利益重於國家利益，這種趨勢很難抑製，各派之間在爭奪權力時不肯妥協，民族整體鬆散，這種傳統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對政治發展危害極大。例如，大選後就組建內閣人選很難定奪，最初未能選舉出足夠數量的部長，曾有5位部長席位空缺。各派互不相讓，哪怕空缺也不肯給其他派別。再者，庫爾德人要價過高，致使基爾庫克歸屬問題還是懸念。派別利益高於一切預示著政治結構存在分裂因素。
表麵上，伊拉克政治權力結構一直按照民族、教派分配席位，權力分配照顧了各方利益，但這卻強化了民族和教派意識，削弱了國家政治意識，恰恰使政治分裂的可能性增大，為割據提供了條件。鑒於民族和教派成為民眾政治認同的重要原則，教派和民族利益的認同超過對國家利益的認同，各教派或各民族的政治主張轉換成了國家的政治認同，政治結構潛含著民族和教派的政治分裂及分化，國家形成了事實上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分治狀態，即一種分裂型的政治體係。
（四）政治結構中的諸多問題
1?內部問題影響和製約伊拉克政治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民族和教派是主要問題。伊拉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和教派矛盾，由來已久的社會矛盾一直在阿拉伯民族與庫爾德民族、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展開，成為伊拉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兩大變量，政治和諧發展的最薄弱點亦即民族和教派矛盾所致。戰後複發的宗教極端主義和各種分裂主義危害極大，什葉派憑借眾多人口優勢獲得實權，當仁不讓地走上了權力顛峰；占人口20%的庫爾德人也是權力的獲得者，他們希望脫離中央政府的管製，獲得更多的自治權；而遜尼派失去了權力則內心不平，處於政治上的不利時期。
民族或教派之間的政治競爭、權力分配完全呈一種“零和遊戲”狀態，一方之所得即是另一方之所失。“伊拉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和“伊斯蘭達瓦黨”上台，意味著遜尼派失去權力，宗教政黨執掌國家最高權力，未來政治與宗教關係出現很大不確定性，同時民族與教派關係錯綜複雜，究竟會使伊拉克政治發展出現進步還是倒退，尚待密切觀察。
由於三派權力發展不平衡，已導致進一步分化。伊拉克國內政治結構呈“三足鼎立”狀態，內部各派力量難分強弱，什葉派占據人口眾多的優勢，遜尼派針對美國和臨時政府的襲擊難以製止，庫爾德人時刻謀取高度自治，任何派別都無絕對優勢，均不能戰勝對手，亦不能與美國抗衡。
2?外部問題這主要是指美國的幹涉。伊拉克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建立新的平衡和政治秩序十分艱難。伊拉克的政治發展並不以美國意誌為轉移，美國對什葉派在大選中勝出備感矛盾，對賈法裏政府極不信任，正在策劃對其削弱政策。據以色列《新消息報》透露，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5年5月在訪問伊拉克時會晤了在獄中的薩達姆，主動向他提出“免罪”條件，希望他向反美武裝發出呼籲，要求他們繳械投降；呼籲遜尼派進入臨時政府遏製什葉派。作為回報，薩達姆及其前政府高官將重新獲得自由或流亡國外，然而遭到薩達姆的斷然拒絕。美國不惜發動戰爭消除了薩達姆的威脅，時隔不久發現新問題十分棘手，現在麵臨什葉派宗教勢力造成的煩惱。有跡象表明，美國在玩弄新的政治遊戲，欲重用被趕下台的遜尼派製約剛上台的什葉派勢力，真乃此一時彼一時，變化莫測。鑒於美國開始實施抑製什葉派政策，伊拉克政治發展的變數有增無減。
伊拉克的政治變革艱難和曲折，新舊政治交替，傳統政治轉型，走向新政治充滿了動蕩和變化。美國通過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容易，但要構建一個新的政治體係絕非易事，這需要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建立職能關係和透明的法律，還要取得伊拉克人的認同，這將是巨大的複雜工程。
民 主 改 造 伊 拉 克 及 其 前 景
政治民主化是戰後伊拉克政治變革的另一主題。從1998年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參議院全票通過《伊拉克解放法》開始，美國就決意把伊拉克改造成中東的“民主樣板”國家。美國對伊拉克民主改造的最大特點是，用戰爭手段強加，這個民主完全是從外部向內部強行催生，非伊拉克人民之需求，亦非自然成熟。
（一）美國改造中東的民主試驗
九一一事件使美國在世界推行民主有了“機遇”，美國以反恐為名將反恐任意擴大化，並采取了政治、經濟、軍事等一係列措施，在全球建立反恐“規範”，進而推進民主化。事實上，美國建立反恐規範隻不過是借口，並非真要反恐，而是通過反恐進而“規範”國際關係準則，撼動國際關係的基礎，重構和強化其在世界秩序中的霸權地位，而這通過伊拉克戰爭已取得成效。反恐擴大化為其主導國際社會帶來了很大收益，為推行民主改造創造了先決條件。
美國在伊拉克搞民主改造試驗不是一個孤立問題，它直接關係到改造整個中東的計劃。布什采取了暴風驟雨般的攻勢改造中東，他在第一個任期內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之後，直接策劃完成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3場民主大選。此外，還計劃整治不聽話的“無賴”、“暴政前哨”國家。正像一名英國學者所指出：“當你手中握有一把錘子時，什麽問題看起來都像是釘子。" 參見［美國］羅伯特·卡根著：《天堂與實力》，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頁。伊拉克的政治重建一直被美國視為中東民主改造的榜樣，布什認為，“臨時國民議會的選舉是伊拉克從獨裁統治走向中東民主樣板道路上的一個裏程碑”參見法新社華盛頓2004年12月27日訊。。而伊拉克人卻認為，美國主導下的政治重建更多地代表了美國利益，而非伊拉克的利益。伊拉克人競相參選國民議會，是希望通過選舉產生能代表自己的合法政府，同時迫使美軍早日撤離。而美國的意圖是要改造整個中東政治格局，兩者的目標相悖。美國不顧國內外的頻頻批評和指責，駐紮在伊拉克執意幹預其政治重建，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價，截止到 2005年10月，美軍在伊拉克死亡人數已超過2 000人，受傷士兵1萬多人。也決不放棄改造伊拉克。
戰後，伊拉克依然局勢動蕩，嚴重影響了新政治體製的運轉，美國強力推行民主，反而加劇了伊拉克的政治動蕩。選舉本身不能造就民主，它隻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形式，判定伊拉克民主的重要標準之一是主權是否完整，這是體現民主的根本。由於東西方國家的曆史、社會、文明背景不同，許多方麵存在巨大差異，美國不顧他國現實，粗暴地改造一個國家的政治製度、政治結構、政權性質、領導人、價值觀和文化觀等，用槍口逼迫實行民主。但要把一個擁有5 000多年悠久曆史、1 400多年伊斯蘭文明的民族國家改造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談何容易！
戰後，布什對中東發動了氣勢逼人的民主攻勢，通過進攻性的軍事、外交等強硬手段推進民主，頻頻向中東國家施壓，並見收效。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承諾將舉行多黨總統選舉，總統候選人將由一個變為兩個；黎巴嫩的政治變革最終導致親敘利亞的卡拉米政府倒台。現實主義認為：“各國在經濟資源和政治優勢問題上的衝突，是國際無政府主義製度特有的。" 參見［美國］羅伯特·吉爾平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頁。美國改造中東的目的是追求財富和實力，這兩點通過占領伊拉克都能獲得滿足。伊拉克是中東大國，石油資源豐富，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美國需要這個市場。戰爭消滅了薩達姆的地區霸權，消除了其在該地區的戰略威脅，不僅如此，美國把從中東到前蘇聯同時出現的自由、民主化潮流視為“民主多米諾”，欲加大對非民主政權壓力的動向在急劇增加。布什政府在他的第二任期提出：“要把自由和民主推向世界。" 參見［日本］《讀賣新聞》, 2005年3月7日。因此，美國改造伊拉克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二）民主政治發展的前景
伊拉克戰爭增強了美國幹預國際事務的能力，戰後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成為美國新的戰略目標，但建立民主政治難度頗大。
首先，無民眾基礎. 美國用導彈向伊拉克輸送民主，意欲將伊拉克融入到美國滿意的西方民主行列。其實，現階段在伊拉克談論民主顯然是空談，伊拉克人說，我們更關心的是生存，最需要麵包、安全和尊嚴，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民主。顯而易見，隻有生存獲得保障後才有可能考慮民主。另外，許多阿拉伯人都不相信布什鼓吹的民主，他們說：“布什從早到晚地演說、強調民主，而在中東這塊土地上，事實完全相反，這裏到處是殺戮及法律的缺失”參見［黎巴嫩］《事件》周刊，2005年7月1～7日，第 2539期。.
其次，缺乏民主機製. 其實，美國在伊拉克強力推行西方民主，問題很多，一是它將與傳統的伊斯蘭教價值觀發生抵觸；二是當地政治民主化的條件很不成熟，缺乏必要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等條件。民族、教派意識嚴重，且各自為政，許多陳舊理念束縛著民主的發展。民主最大的製約因素是民族和教派政治，這個狀況不改變，實現民主的必要條件就不具備，所產生的民主就存在變異的危險。另外，伊拉克人理解的民主，並非西方的民主，而是維護本民族或本教派利益的政治意識。從伊拉克政治重建分析，組建臨時過渡政府實際上就是各派瓜分政治權力，民族和教派全力投入到爭奪中, 在權力分享中，各派成為對手，這勢必影響國家的政治發展。
在一黨製時期，民族和教派矛盾被複興黨的強力所壓製，戰後，長久被壓抑的民族、教派矛盾及情緒迅即迸發釋放出來，無政府主義充斥社會，成為製約民主的主要因素。所不同的是，戰後的民族和教派政治較之過去的政黨、政權和國家等政治因素更緊密、公開地糾纏在一起，且進一步強化了民族和教派意識，彼此的矛盾被攫取權力的欲望所激化，形成了更突出的民族和教派政治表現形態。
一個民主的伊拉克，並非僅在形式上建立一個囊括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土庫曼人等所有民族和教派的政府。它必須超越民族和教派的政治意識，放眼國家利益，實現真正的民族統一。民主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各派相互信任與合作，但目前在伊拉克沒有良好的基礎，決策缺乏和諧一致的基本共識，致使民主十分脆弱。綜上所述，在伊拉克建立美國模式的民主問題頗多。
最後，抵製民主改造. 美國的民主改造完全是為了推進自身的戰略目標，布什在本任期就職演說中宣稱，美國將通過促進“在全世界推廣自由”來保衛自己。參見［英國］《每日電訊報》, 2005年3月1日。此話在中東國家引起強烈震動，布什的民主攻勢在那裏引起極大的恐慌。阿拉伯世界現任的總統、國王、酋長們都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和威脅。美國把伊拉克作為敲門磚，在中東掀起了民主浪潮，中東各國政府心存不滿和警惕，他們一麵應付撲麵而來的民主浪潮，同時暗中抵製強製性的民主。
伊拉克人對國家政治發展的無奈難於言表，不論他們願意與否，都要麵對美國移植的民主，甚至隻能被動地接受，因為美國強行輸入民主的意誌不容改變。表麵上看，伊拉克正在由專製體製轉向民主體製，但不可否認，困擾民主發展的諸多難題卻難以逾越，由美國外力打造民主政治難度很大，存在許多障礙，前景並不樂觀，但不能完全排除由外力推動的伊拉克民主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樊小紅 責任校對：邢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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