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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zt .秋風冷雨憶良將 ：張經武中將在西藏的故事
以下文章為網上所載，《開國十中將裏》另有好文章，一時找不到下載地址，唯有貼上書的封麵
張經武（1906—1971）又名張仁山，湖南省酃縣（今炎陵縣）人。13歲時考入湖南
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後在愛國名將樊鍾秀創辦的建國軍軍官學校就讀，1930年加入中國
共產黨，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曆任瑞金紅軍學校政治營營
長、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廣昌基地司令員、中央軍委五局副局長、會昌教導團團長、
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參謀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參謀長、軍委二科
科長等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陝甘寧留守兵團
副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參謀長，中共駐北平
“軍事調處執行部”副參謀長、參謀長，西北軍區參謀長，西安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西南軍區副參謀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中央軍委
辦公廳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人民政府駐西
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西藏軍區第一政
治委員、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
銜，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中國共
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
1951年5月至1965年9月，張經武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書
記，在“世界屋脊”整整工作了15個春秋。他忠實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關於西藏
工作的指示，正確貫徹黨的統戰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為全麵實施《關於和平解
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鞏固祖國統一，增強藏漢民族團結和西藏民族內部團結，徹底解
放西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力勸達賴返回拉薩
1951年5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剛剛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上簽完字，毛澤東就在中南海豐澤園約見張經武，麵授進藏事宜，毛澤東再三叮囑張經武說：“經武同誌，赴藏任務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統戰上層，愛國一家，當前最要緊的是一定要說服達賴回到拉薩。”交談直至深夜。
6月 13日，張經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桑頗·登增頓珠離開北京，途徑香港、新加坡、印度，於7月14日到達西藏邊陲小鎮亞東。此時，達賴被西藏分裂主義分子挾持到亞東已達8個月之久，準備逃往印度。懾於國際輿論的壓力和中國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諾，隻準許達賴到印度避難，作為難民對待。達賴無計可施，從此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隻得住在一個叫“東噶”的寺廟裏，念經打發日子。
張經武在下榻的亞東下司馬住室裏，對前來迎接的西藏噶倫然巴·土登貢欽提出，希望盡快見達賴喇嘛。
次日，然巴·土登貢欽等4位噶倫來到下司馬，向張經武提出了一個不能接受的相見儀式：先是達賴“升座”，百官旁侍，然後中央代表張經武進去，達賴“下座”，迎接毛澤東的親筆信，再“升座”，隨後，張經武在右邊首席入座。
對這種封建式君臣相見的儀式，把中央人民政府看作是屬下的做法，張經武的隨行人員、18軍聯絡部長樂於泓表示嚴詞拒絕，他說，張經武是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絕不能采取本末倒置的相見儀式。
接著，樂於泓用事實說明了中央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他說：“這次西藏和談代表到達北京時，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理親自到火車站迎接，後來毛澤東主席接見西藏和談代表時，也是平起平坐。”他一邊說，一邊指著旁邊的兩位和談代表說：“這些他們都是親眼看到的。”兩位代表連聲說：“是的，是的！”
4位噶倫無言可答，幾經爭論，對方才放棄“升座”的做法。為顧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習慣，張經武在一些禮儀形式上作了一些讓步。他曾對幾位隨行的同誌說：“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會製度，我們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這兩件事。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要強調地方服從中央，堅持原則立場；但在宗教上，還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習慣。”
......
發放布施 扶濟貧民
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製度，群眾都信仰佛教，因此，西藏寺廟之多為全國之最。全區大小寺廟2000餘座，喇嘛也在10萬以上，占全區人口的十分之一。為了穩定西藏的政治局勢，張經武按照西藏慣例，到拉薩噶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大小昭寺發放了一次布施，西藏噶廈毫無異議。
給拉薩喇嘛發放布施之後，張經武開始考慮一個更為重要、更為現實的問題，就是爭取與處於西藏最下層的貧苦人民見好麵，給他們以救濟。
當時拉薩乞丐之多，按人口比例計算，在全世界城市中也要數第一。張經武所到之處，隨時可見他們跪在地上，趴在路上，饑寒交迫，飲泣吞聲，不斷向別人伸手、哀號。
在拉薩郊區，在拉薩有名的八角街上，張經武看到的是一副更為悲慘的景象：一個個肮髒破爛的帳篷，一個個碎石片堆成的穴窟，裏麵蜷曲著成百上千衣不蔽體的人，還有一些人，連這樣的棲身之地都沒有，夜間就露宿在寒風淒雨之中。在八角街上，有被砍去雙腳的人，有被削掉膝蓋骨的人，有被挖去雙眼的人，有被剁去雙手的人，還有在脖頸上戴著一塊像方桌麵一樣既大又厚的枷鎖和鐵鐐的人。這些人既是乞丐，又是服役的“犯人”。
張經武把對拉薩的貧民、乞丐發放一次布施的決定向中央作了請示，得到中央的同意後，告之了西藏噶廈，噶廈也不敢反對。接著，張經武要噶廈報一個數字。
幾天之後，噶廈把數字報來了：貧民乞丐500人，市郊老弱殘廢80人。這與張經武所見的那種悲慘狀況很不相符，他叫工作人員準備了800人的布施證。
布施的前兩天，拉薩街頭謠言四起，有人說；“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不要去領共產黨的布施，領了就得入地獄。”然而，到 10月 24日發放布施那天清早，很多穿著破爛衣服、骨瘦如柴、蓬頭垢麵的貧民乞丐，扶老攜幼紛紛來到了發放布施的廣場，這些人群中有張經武在八角街上看到的那些瞎子、瘸子。沒多久，空蕩蕩的廣場坐滿了一大片。
布施前，張經武來到廣場前麵，登上臨時搭成的台子，對前來領取布施的貧民、乞丐作了簡短的講話。他說：“藏族同胞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對你們的處境，非常同情，非常關心。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給你們發布施。當然，這點錢隻能暫時救濟一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你們的生活問題。今天西藏解放了，大家都參加生產勞動，就一定會慢慢過上好日子。”
千多雙眼睛一齊望著講台上，廣場上不斷響起雷鳴般的掌聲，這是“世界屋脊”上罕見的掌聲。聽完張經武的講話，很多人流下了感激的淚水。
講話結束後，開始發放布施。大家排著隊憑布施證領取銀兩，每人5兩。隊伍安靜而有秩序，不少人雙手捧著雪白的銀兩，臉上露出了笑容。
布施結束，不僅800張布施證全部發完，而且還有700多無證的人領取了銀兩，成倍地超過了噶廈報來的數字。
平息騷亂 力挽狂瀾
1951年冬，數以萬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這給後勤供給帶來了嚴重困難。一人進藏，需要8人搞運輸。從西南雅安雇犛牛，從西北用駱駝運糧到拉薩，一年隻能往返一趟，其運費加損耗，一斤糧食比一斤銀子還貴。這給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以有機可乘，他們四處搗亂，陰謀把解放軍困死。在西藏軍區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聯席會議上，張國華司令員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據《協議》，向解放軍出售糧食。司曹魯康娃卻幸災樂禍地說：“在昌都我們吃了敗仗，可你們餓著肚子比打敗仗還難受啊！”一些貴族也乘機囤積糧食，哄抬糧價。為此，張經武三番五次派代表與噶廈進行商談，並對司曹的刁難進行了嚴詞駁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忠實執行協議，並號召部隊大規模開荒種地，節約用糧，將部隊分散駐防，同時請示中央人民政府，從沿海省市調糧，通過外交途徑從海路運抵西藏。
由於西藏工委的正確領導和阿沛·阿旺晉美等上層愛國人士的支持，部隊的糧食問題逐步得到了解決。
西藏上層的反動分子希望用封鎖糧食的辦法把解放軍餓跑的企圖沒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魯康娃、洛桑紮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員在原“外交局”二樓秘密集會，決定“采取武裝行動，把解放軍趕跑”，隨後又組織“人民會議”，在拉薩發動武裝騷亂。
3月31日，“人民會議”以請願為名，糾集10000餘人，突然包圍了張經武的住宅桑都倉，並在四周屋頂架起了機槍，一股脅從分子荷槍實彈，布滿了拉薩街頭，他們瘋狂叫嚷：“解放軍撤出西藏！”“西藏的杜會製度不能改變。”要求張經武立即作出答複。事態一觸即發。
當時，張經武住宅隻有一個警衛班和少數工作人員。他臨危不懼，一麵布置警衛班和工作人員嚴格警戒，嚴令不準開第一槍，一麵要“人民會議”選出代表進入桑都倉，陳述意見，同時立即請來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倫。張經武嚴肅指出：這次騷亂是分裂祖國的陰謀，是背後有人唆使操縱，參加騷亂的群眾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責成他們妥善、嚴肅處理這一件事。接著，張經武對“人民會議”選來的代表進行了耐心說服和說理鬥爭，要他們留下請願書，聽候答複。當天下午，包圍桑都倉的人群才漸漸散去。次日，張經武分別寫信給達賴喇嘛和全體噶倫，指出這場騷亂的性質和危害，要求他們立即製止騷亂，迅速解散“人民會議”。根據張經武的指示，西藏軍區和西藏地方政府經過充分磋商，聯合發出了維護西藏治安的布告。
然而，“人民會議”在司官魯康娃和洛桑紮西的幕後操縱下，不但沒有停止其非法活動，而且更加猖獗。他們唆使一些人繼續包圍張經武住宅，揚言要攻打人民解放軍，並把駐紮在江孜的藏軍炮兵團調到拉薩，夜襲解放軍駐地，偷搶解放軍物資，向愛國人士散發恐嚇信，割斷電話線，哄抬物價，尤其到夜間，不斷聽到槍聲。
拉薩形勢越來越嚴重，張經武整天憂慮重重，坐立不安。他深深感到，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人民會議”將會鬧出更大的亂子，西藏人民將會蒙受更大的損失。他當即和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匯報了情況，談了自己的意見。4月6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其中指出：“我們目前在形勢上要采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反攻（即實行協議）。”
4月16日至18日，張經武連續召開了三次有噶倫、仲譯、堪布等參加的會議，嚴肅指出了這次騷亂的性質，傳達了中央對處理這次騷亂的方針、政策。他說，我們和兩位司曹操縱的“人民會議”的鬥爭，是一場政治鬥爭，他們勾結帝國主義，策劃武裝騷亂，破壞《協議》，破壞祖國統一，決不能原諒。我們要求達賴喇嘛撤銷這兩個人的職務，解散“人民會議”，對其他脅從人員和不明真相的參與者一律不予追究。對於兩位司曹，我們要采取教育的態度，他們願意接受改造，轉變過來後，仍可在西藏地方政府為人民服務，還可以送他們去中央學習。會上，一些噶倫為兩位司曹說情，張經武一直采取耐心說服的方法，幫助大家統一認識。其中不少同誌都為張經武既堅持原則又寬宏大度的品德所感動。
4月19日，張經武又召開了工委和軍區負責人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指示，匯報了三次噶倫、仲譯、堪布會議的情況，提出親自上布達拉宮，麵見達賴喇嘛，力爭和平解決這一問題。
布達拉宮，藏軍密布，戒備森嚴，魯康娃、洛桑紮西兩位司官也時刻守在達賴身邊。張經武此時提出前往布達拉宮顯然是十分危險的，工委和軍區的同誌都為之擔心，但如果不去，問題又難以和平解決。為了實施《協議》，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張經武已下定決心。他對同誌們說：“不論出現任何情況，去布達拉宮向達賴喇嘛當麵講明中央的態度和我們的立場，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這樣既可以爭取團結達賴喇嘛和教育西藏上層人士，也有利於廣大藏族群眾的覺醒。我們一定要做到仁至義盡，決不打第一槍。麵對反動分子的猖撅，我這次進布達拉宮，有犧牲的可能，但犧牲是為了革命，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想也值得，也光榮。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問題盡向壞處想。根據西藏曆史記載，清代駐藏大臣有78位，被殺的隻有二位。那是情乾隆十五年的事，當時藏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謀叛，企圖割據西藏，駐藏大臣設計將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殺了。隻因當時清朝在西藏沒有駐軍，結果，駐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被殺害。從此以後，清朝向西藏派駐了軍隊，以後就再沒有發生過謀殺駐藏大臣的事。現在我們有解放軍駐在拉薩，我作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的代表去向達賴喇嘛表明中央的態度，量他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我殺害。我也估計軟禁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一時回不來，我將在布達拉宮宮頂觀看同誌們自衛反擊的情景。我預祝同誌們反擊作戰的勝利。”
張經武的講話，沉著、果斷、剛毅、樂觀，並時而發出爽朗的笑聲。與會同誌對張經武臨危不懼的態度和短短幾個月時間對西藏曆史就如此之熟悉的程度，都由衷感到敬佩，大家都不得不同意張經武的決定。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政委譚冠三仍放心不下，為防止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孤注一擲，命令軍區部隊和炮兵營全體指戰員做好充分的戰鬥準備。
4月20日上午，拉薩上空一片晴朗，張經武率一名翻譯、兩名保衛幹部和一個警衛班，何布達拉宮出發了。張國華接到張經武出發的電話後，軍區司令部作戰室立即呈現出一片緊張繁忙的氣氛。
布達拉宮內外，果真藏軍密布，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張經武鎮定自若，毫無畏懼，他把警衛班留在布達拉宮山下，獨自帶著一名翻譯和兩名保衛幹部踏上長長的石階，走進了布達拉宮。
在達賴喇嘛住的宮殿內，張經武向達賴匯報了這次騷亂的情況，轉達了中央人民政府製止騷亂的方針政策。他說：“由於我人民解放軍的高度克製和嚴密的軍事防範，才避免了這一場流血事件。但這次騷亂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懷有重大陰謀的個別人物有計劃有組織地在幕後支持，這種非法組織及其非法活動，不僅完全違背了達賴喇嘛擁護《十七條協議》的誠意和搞好民族團結、建設新西藏的願望，並且是破壞《協議》，反對祖國統一的罪惡行為，若不立即製止，勢必給西藏人民帶來嚴重的損失。”接著，張經武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態度，要求達賴喇嘛立即撤銷兩位司曹的職務，解散“人民會議”，對其他人員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態擴大。
達賴從張經武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誠意和政策的英明，當場答應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他說：“兩位司曹和解放軍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樣，裂痕無法粘合，目前很難和解。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見，叫他們辭去司曹職務，保留其官銜和薪俸。”
張經武見達賴已答應中央的要求，便起身告別達賴，回到了桑都倉，軍區首長、戰士們見張經武安全回來，猶如放下千斤重擔，臉上浮現出了勝利後的喜悅。
4月26日（藏曆水龍年三月二日），噶廈政府根據達賴喇嘛命令，終於發出了《宣布撤銷反革命組織“偽人民會議”後台兩“司曹”職務的布告》，隨後又發出命令，取締了“人民會議”。
這場鬥爭過去了數十年，當時在西藏工作的很多老同誌，回憶起那種扣人心弦的情景，不禁對張經武那種不避艱險、無私無畏和堅定、果斷的革命精神產生出深深的敬佩。
以上來源為：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8921988.html
附文：張經武走向革命的坎坷經曆
金 易
張經武戎馬一生，戰功赫赫，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那段經曆，卻鮮為人知。
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結識了曾希聖、張際春、伍雲甫等一批進步學生，參加了驅逐反動校長劉誌遠的鬥爭
1906年7月15日，張經武出生在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湖南炎陵縣（原酃縣）沔渡鎮下關芒頭壟的一個農民家庭，取名仁山。1919年夏，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到炎陵縣招收新生。正值小學畢業，張仁山考慮到家境貧困，便報名參加了考試。他想，將來能當一名小學教員，也就如願知足了。結果，他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衡陽三師以設施齊全、治學嚴謹而聞名湖南，加上環境優美，張仁山感到這正是求學的極好機會，他如饑似渴，刻苦攻讀，寫得一手好作文。國文教師常常把他的作文當作範文，念給學生聽。張仁山也對這位國文教師十分尊敬。這位國文老師取“經文緯武”之含義為他改名為“張經武”。
張經武在校生活清貧，來往炎陵、衡陽數百華裏，都是步行。幸虧學校不收學費，隻收一點夥食費，才得安心。讀完一年，家裏連他的一點夥食費也難籌集，他隻得輟學回家。
祖母找來一位同族的裁縫師傅，讓孫兒學習縫紉。她對張經武說：“孩子，這手藝不遭日曬，也不受雨淋，你就安心學吧！”
從此，張經武跟著師傅，走東家，跑西家，廣泛接觸社會。師傅帶他所去的大都是富豪之家，他們不勞動，卻是糧食滿倉，綢緞滿櫃。而貧苦勞動人民長年麵朝黃土背朝天，卻難得縫一件衣服。
兩年過去了，他體會到了人間的酸甜苦辣，感到世界太不公平，他不願把學得的手藝隻為地主豪紳服務。為了謀求自己的前途出路，多次向祖母、父親提出複學的要求。祖母同意了，父親也不得不答應。父親找到了本族祠堂，大家見張經武聰穎好學，便資助他回到衡陽三師。
張經武珍惜難得的複學機會，奮發學習。音樂課上，教師發現他一副好嗓子，對他重點培養。他刻苦練習，每天一早，湘江河畔都能聽到他優美的歌聲。半年過去了，終於成為三師歌壇上的一名高手，尤其是他的京劇表演非同一般。張經武愛好體育運動，年級之間的籃球賽也少不了他。
此時，三師成立了共產黨支部和各種進步組織，學生思想十分活躍，很多學生爭相閱讀《共產黨宣言》、《湘江評論》等革命進步書刊。張經武對這些革命書刊產生了濃厚興趣。在讀書活動中，他逐步結識了劉寅生、曾希聖、張際春、伍雲甫等一批進步同學。
當時，國民黨安插在三師任校長的劉誌遠思想格外反動，他嚴禁學生閱讀進步書刊，無理開除思想進步的學生，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對和嚴厲譴責。1923年，在三師黨支部的秘密組織和領導下，廣大進步學生發動了一場驅逐反動校長劉誌遠的鬥爭，張經武和劉寅生、曾希聖、張際春、伍雲甫等同學一道，走上衡陽街頭，散發“驅劉”傳單，並組織“請願團”赴省教育廳，以劉誌遠無理開除學生、克扣學生夥食費為理由，要求撤銷劉誌遠的校長職務，劉誌遠嚇得逃到長沙達一星期之久。
1925年，“五卅運動”後，張經武也顧不上畢業前夕的複習，和同學們一起走向街頭，參與遊行的行列。特別是課餘之後，他常和曾希聖、張際春、伍雲甫等同學在一起，討論祖國的前途，探索救國的道路。麵對腐敗、落後的中國，張經武決心畢業後放棄從教，報考軍校，將來做一個軍人，報效祖國。
被兩所軍校同時錄取後，他選擇了河南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
1925年7月，張經武從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畢業回到家鄉炎陵沔渡鄉下關村，全村人為村裏出了個高材生而高興，前來祝賀的親戚、朋友絡繹不絕，幾位手持聘書的校長也紛紛登門，請他去任教，他都婉言謝絕了。父親、親朋戚友都難以理解，他說:“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卻常常受到小國的欺侮，這不令人感到恥辱嗎？因此，我在學校就已決心報考軍校，以求將來保家衛國。今天回家，就是想告訴父親，向親友辭行。”
父親挽留不住，親友也說不過他，於是大家為他出謀劃策，他們說:酃縣在北京求學謀事的人不少，有郭春濤、何孟雄、賈鴻猷、賈紆青、李樹彝……你不妨去那裏求助他們，考上好的軍校。
張經武也覺得應該到北京去開闊一下視野。於是19歲的張經武便離開了家鄉，踏上了北上北京的火車。
初到北京，張經武顧不上遊覽古跡名勝，便速速找了一家旅社住了下來。在房間，張經武發現一張半新半舊的《商報》。一行報道黃埔新軍取得東征勝利的醒目標題映入他的眼中。他聚精會神地讀了起來。文章寫道：“軍行所至，不憂民間一草一木，老嫗婦孺，喜而擠觀。雞犬不驚，商市安堵，入夜無空房則執篷營。東江人民父老，謂民國以來僅此所見仍是真正革命軍，真正保國衛民之革命軍。”張經武越往下讀，越對黃埔軍校感到羨慕和崇敬。
次日清晨，他來到北京大學，找到了當時任國民黨北京市特別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的郭春濤。
郭春濤聽他的口音和自我介紹，便十分關切地問道：“你這麽年紀輕輕，為什麽單個兒跑到這裏？”張經武回答說:“當今祖國生死存亡，全賴我輩青年，我來北京，就是報考軍校，尋求革命，以求習武衛國。”
郭春濤聽著張經武的回答，內心深感敬佩，便笑著說:“你算來得巧，黃埔軍校正在北京招生，過幾天就考試，不過報考的人很多，如果是國民黨員，錄取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張經武特別高興，便迫不及待地問道：“我能加入國民黨嗎？”
郭春濤說:“隻要你擁護三民主義，就可加入國民黨。”
張經武在湖南三師學習時，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早有所了解，他馬上回答說：“三民主義乃孫中山救國之綱領，主張民族自求解放，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主張民主自由權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主張平均地權。同時還主張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些我是堅決擁護的。”
郭春濤欣賞這位從家鄉來的青年，他說：“你既然有此報國之誌，我可以做你的介紹人。”
時隔兩天，張經武就經郭春濤、賈鴻猷介紹，在北京翠花胡同的一間屋子裏宣誓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張經武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順利參加了黃埔軍校的招生考試。從考場出來，他又聽到一些考生議論河南樊鍾秀部創辦的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在北京招生的事情。他從考生的議論中還知道，樊鍾秀的建國軍，乃是孫中山親自命名的，並有“天下第一軍”之稱，因此，他又毫不猶豫地參加了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的招生考試。
由於他成績優良，兩校都寄來了錄取通知單，他感到高興，又對究竟去哪所軍校難以作出最後決定。此時，他所帶的盤費也所剩無幾，便決定暫時回湖南，找朋友再作商討。
在南下的火車上，一個操江西口音的青年坐在他的對麵，兩人相互攀談後，發現他也考上了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這位青年自我介紹說：“我叫姚進，圖個伴，就一同去河南軍校吧！”
於是，張經武就和姚進在許昌下了車，一同來到了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報到時，張經武發現學生中無一名是國民黨員，他也就沒把國民黨員的組織介紹信交給學校，就這樣，黨齡不到一個月的張經武自動脫離了國民黨。
軍閥爭鬥，前途無望，他走出軍校，準備去湘鄂西尋找賀龍隊伍。在武昌，經曾希聖一番勸說，他重返軍校找到了黨組織
張經武善於學習，投彈、射擊、戰術樣樣都很優秀。校長王鼎洛對他非常欣賞。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16日，廣州革命政府致電樊鍾秀：“北伐大軍業經出發，援湘部隊捷報已聞，武漢會師為期不遠”，希望樊部接應，抄襲吳佩孚的後路，借以收南北夾擊之效。樊收到電文，極為振奮，遂將所部擴編為4個軍，揮師出征。
軍長。樊鍾秀率軍南下，9月10日與國民革命軍會師武漢，為北伐勝利立下大功。
樊鍾秀回師河南，大獎三軍，張經武調學生隊任排長。不久，新編第五師成立，原校長王鼎洛調任師長，隨即將張經武調師部任參謀。
樊鍾秀下野後，王鼎洛率新編五師來到武漢，投靠了桂係軍閥白崇禧，張經武改任排長一職，並隨後派到武漢軍官補習班學習3個月，返回部隊後，先後擔任了湖北警備軍的連長、副營長。
1929年蔣桂戰爭結束，桂係部隊全被蔣介石改編，其部隊幹部全被換上黃埔軍校的學生。張經武被解職後，在唐生智部隊中任排長，駐防洛陽。
一天，他在遊覽古城時，突然遇到了三師的老同學曾希聖、伍雲甫和同鄉賈紆青。張經武得知他們也在唐生智部幹事。此時，曾希聖、伍雲甫、賈紆青都已是共產黨員，因受黨組織派遣，同在唐生智部開展秘密政治工作，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身份透露。臨別時，曾希聖告知張經武，今後有事，可到武昌找他們。
1929年冬，張經武在作戰中負傷，住進了徐州醫院。躺在病床上，他思緒紛繁，回想在國民黨部隊的坎坷經曆，他感到再在國民黨軍隊混下去，前途渺茫，難以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抱負，決意去湘鄂西尋找賀龍部隊。並準備路過武昌，將此事告知老同學。
1930年春，張經武從徐州來到了武昌。他和曾希聖、伍雲甫一同來到了一家小茶館，三人邊飲邊談。
張經武直言不諱，訴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原想報考軍校，為國出力，但當今軍閥腐敗，相互殘殺，再在國民黨部隊幹下去，就會廢了自己的前途。我已決心離開國民黨部隊，去湘鄂西尋找賀龍部隊，那裏才是共產黨領導，為人民謀解放的軍隊，才是我實現抱負的地方。因此，今日前來，就是向兩位兄長告辭的。”
曾希聖、伍雲甫見張經武有誌尋找共產黨，便說出了自己的身份。
曾希聖說：“隻要老弟有誌，就聽我們一句話，繼續返回建國軍。”
張經武說：“再給建國軍幹，有什麽前途，那裏又沒有黨的組織。”
曾希聖說：“我在建國軍教導團做過政治工作，那裏有共產黨的組織，你可以做點兵運工作，就會找到他們。”
張經武聽了曾希聖、伍雲甫的勸告，返回了建國軍。
張經武回到建國軍，目睹中原大戰，對軍閥混戰，尤其對蔣介石更是切齒痛恨。此時，建國軍其部屬軍官大都是原建國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張經武被任命為教育團學生隊第二大隊長。
張經武關愛士兵，經常從微薄的薪水中擠出一部分，接濟家庭困難的戰士。他的一舉一動引起了同時上軍校的同學、已是共產黨員的姚進特別關注。
1930年6月下旬，張經武經姚進、劉同德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隨後擔任校委委員和幹部黨支部負責人。
1931年春，張經武等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借團長克扣士兵軍餉為理由，領導士兵開展了一場年關鬥爭。一夜之間，部隊的每個營房、公共場所都撒滿了油印的革命傳單，團長老羞成怒，下令搜捕一切可疑分子。張經武也被捕關進了牢房。由於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團長隻好把張經武放了。
中共河南省委考慮張經武的處境，決定讓張經武離開國民黨部隊，調省委暫任交通員，待機再去鄂豫皖蘇區。
不久，張經武以被團長非法扣押為由，憤然辭去了大隊長一職。
張經武在中共河南省委等待分配期間，他的老同學曾希聖由上海中央局來到河南巡視工作，他將張經武帶到上海，參加了中央舉辦的訓練班學習，分配到訓練工作糾察隊。
1932年春，張經武根據中央局指示，隨曾希聖由上海來到中央蘇區瑞金。
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剛剛成立，急需各個方麵的幹部。紅軍學校校長劉伯承、總支書記蔡暢在沙洲壩的一幢兩層樓房裏接見了曾希聖及隨來的張經武。曾希聖對張經武的經曆作了簡單介紹，在此之前，劉伯承、蔡暢對張經武的曆史也作了審查。
劉伯承高興地對張經武說:“我們正在籌辦紅軍學校，你讀了幾年師範，又學了幾年軍事，正是雪中送炭！你就去紅軍學校工作吧。”
張經武走馬上任，被任命為紅軍學校政治營營長，並兼任教學工作。同年6月，出任中革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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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武（1906—1971）又名張仁山，湖南省酃縣（今炎陵縣）人。13歲時考入湖南
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後在愛國名將樊鍾秀創辦的建國軍軍官學校就讀，1930年加入中國
共產黨，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曆任瑞金紅軍學校政治營營
長、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廣昌基地司令員、中央軍委五局副局長、會昌教導團團長、
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參謀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參謀長、軍委二科
科長等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陝甘寧留守兵團
副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參謀長，中共駐北平
“軍事調處執行部”副參謀長、參謀長，西北軍區參謀長，西安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西南軍區副參謀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中央軍委
辦公廳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人民政府駐西
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西藏軍區第一政
治委員、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
銜，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中國共
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
1951年5月至1965年9月，張經武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書
記，在“世界屋脊”整整工作了15個春秋。他忠實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關於西藏
工作的指示，正確貫徹黨的統戰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為全麵實施《關於和平解
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鞏固祖國統一，增強藏漢民族團結和西藏民族內部團結，徹底解
放西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力勸達賴返回拉薩
1951年5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剛剛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上簽完字，毛澤東就在中南海豐澤園約見張經武，麵授進藏事宜，毛澤東再三叮囑張經武說：“經武同誌，赴藏任務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統戰上層，愛國一家，當前最要緊的是一定要說服達賴回到拉薩。”交談直至深夜。
6月 13日，張經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桑頗·登增頓珠離開北京，途徑香港、新加坡、印度，於7月14日到達西藏邊陲小鎮亞東。此時，達賴被西藏分裂主義分子挾持到亞東已達8個月之久，準備逃往印度。懾於國際輿論的壓力和中國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諾，隻準許達賴到印度避難，作為難民對待。達賴無計可施，從此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隻得住在一個叫“東噶”的寺廟裏，念經打發日子。
張經武在下榻的亞東下司馬住室裏，對前來迎接的西藏噶倫然巴·土登貢欽提出，希望盡快見達賴喇嘛。
次日，然巴·土登貢欽等4位噶倫來到下司馬，向張經武提出了一個不能接受的相見儀式：先是達賴“升座”，百官旁侍，然後中央代表張經武進去，達賴“下座”，迎接毛澤東的親筆信，再“升座”，隨後，張經武在右邊首席入座。
對這種封建式君臣相見的儀式，把中央人民政府看作是屬下的做法，張經武的隨行人員、18軍聯絡部長樂於泓表示嚴詞拒絕，他說，張經武是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絕不能采取本末倒置的相見儀式。
接著，樂於泓用事實說明了中央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他說：“這次西藏和談代表到達北京時，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理親自到火車站迎接，後來毛澤東主席接見西藏和談代表時，也是平起平坐。”他一邊說，一邊指著旁邊的兩位和談代表說：“這些他們都是親眼看到的。”兩位代表連聲說：“是的，是的！”
4位噶倫無言可答，幾經爭論，對方才放棄“升座”的做法。為顧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習慣，張經武在一些禮儀形式上作了一些讓步。他曾對幾位隨行的同誌說：“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會製度，我們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這兩件事。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要強調地方服從中央，堅持原則立場；但在宗教上，還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習慣。”
......
發放布施 扶濟貧民
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製度，群眾都信仰佛教，因此，西藏寺廟之多為全國之最。全區大小寺廟2000餘座，喇嘛也在10萬以上，占全區人口的十分之一。為了穩定西藏的政治局勢，張經武按照西藏慣例，到拉薩噶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大小昭寺發放了一次布施，西藏噶廈毫無異議。
給拉薩喇嘛發放布施之後，張經武開始考慮一個更為重要、更為現實的問題，就是爭取與處於西藏最下層的貧苦人民見好麵，給他們以救濟。
當時拉薩乞丐之多，按人口比例計算，在全世界城市中也要數第一。張經武所到之處，隨時可見他們跪在地上，趴在路上，饑寒交迫，飲泣吞聲，不斷向別人伸手、哀號。
在拉薩郊區，在拉薩有名的八角街上，張經武看到的是一副更為悲慘的景象：一個個肮髒破爛的帳篷，一個個碎石片堆成的穴窟，裏麵蜷曲著成百上千衣不蔽體的人，還有一些人，連這樣的棲身之地都沒有，夜間就露宿在寒風淒雨之中。在八角街上，有被砍去雙腳的人，有被削掉膝蓋骨的人，有被挖去雙眼的人，有被剁去雙手的人，還有在脖頸上戴著一塊像方桌麵一樣既大又厚的枷鎖和鐵鐐的人。這些人既是乞丐，又是服役的“犯人”。
張經武把對拉薩的貧民、乞丐發放一次布施的決定向中央作了請示，得到中央的同意後，告之了西藏噶廈，噶廈也不敢反對。接著，張經武要噶廈報一個數字。
幾天之後，噶廈把數字報來了：貧民乞丐500人，市郊老弱殘廢80人。這與張經武所見的那種悲慘狀況很不相符，他叫工作人員準備了800人的布施證。
布施的前兩天，拉薩街頭謠言四起，有人說；“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不要去領共產黨的布施，領了就得入地獄。”然而，到 10月 24日發放布施那天清早，很多穿著破爛衣服、骨瘦如柴、蓬頭垢麵的貧民乞丐，扶老攜幼紛紛來到了發放布施的廣場，這些人群中有張經武在八角街上看到的那些瞎子、瘸子。沒多久，空蕩蕩的廣場坐滿了一大片。
布施前，張經武來到廣場前麵，登上臨時搭成的台子，對前來領取布施的貧民、乞丐作了簡短的講話。他說：“藏族同胞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對你們的處境，非常同情，非常關心。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給你們發布施。當然，這點錢隻能暫時救濟一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你們的生活問題。今天西藏解放了，大家都參加生產勞動，就一定會慢慢過上好日子。”
千多雙眼睛一齊望著講台上，廣場上不斷響起雷鳴般的掌聲，這是“世界屋脊”上罕見的掌聲。聽完張經武的講話，很多人流下了感激的淚水。
講話結束後，開始發放布施。大家排著隊憑布施證領取銀兩，每人5兩。隊伍安靜而有秩序，不少人雙手捧著雪白的銀兩，臉上露出了笑容。
布施結束，不僅800張布施證全部發完，而且還有700多無證的人領取了銀兩，成倍地超過了噶廈報來的數字。
平息騷亂 力挽狂瀾
1951年冬，數以萬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這給後勤供給帶來了嚴重困難。一人進藏，需要8人搞運輸。從西南雅安雇犛牛，從西北用駱駝運糧到拉薩，一年隻能往返一趟，其運費加損耗，一斤糧食比一斤銀子還貴。這給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以有機可乘，他們四處搗亂，陰謀把解放軍困死。在西藏軍區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聯席會議上，張國華司令員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據《協議》，向解放軍出售糧食。司曹魯康娃卻幸災樂禍地說：“在昌都我們吃了敗仗，可你們餓著肚子比打敗仗還難受啊！”一些貴族也乘機囤積糧食，哄抬糧價。為此，張經武三番五次派代表與噶廈進行商談，並對司曹的刁難進行了嚴詞駁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忠實執行協議，並號召部隊大規模開荒種地，節約用糧，將部隊分散駐防，同時請示中央人民政府，從沿海省市調糧，通過外交途徑從海路運抵西藏。
由於西藏工委的正確領導和阿沛·阿旺晉美等上層愛國人士的支持，部隊的糧食問題逐步得到了解決。
西藏上層的反動分子希望用封鎖糧食的辦法把解放軍餓跑的企圖沒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魯康娃、洛桑紮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員在原“外交局”二樓秘密集會，決定“采取武裝行動，把解放軍趕跑”，隨後又組織“人民會議”，在拉薩發動武裝騷亂。
3月31日，“人民會議”以請願為名，糾集10000餘人，突然包圍了張經武的住宅桑都倉，並在四周屋頂架起了機槍，一股脅從分子荷槍實彈，布滿了拉薩街頭，他們瘋狂叫嚷：“解放軍撤出西藏！”“西藏的杜會製度不能改變。”要求張經武立即作出答複。事態一觸即發。
當時，張經武住宅隻有一個警衛班和少數工作人員。他臨危不懼，一麵布置警衛班和工作人員嚴格警戒，嚴令不準開第一槍，一麵要“人民會議”選出代表進入桑都倉，陳述意見，同時立即請來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倫。張經武嚴肅指出：這次騷亂是分裂祖國的陰謀，是背後有人唆使操縱，參加騷亂的群眾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責成他們妥善、嚴肅處理這一件事。接著，張經武對“人民會議”選來的代表進行了耐心說服和說理鬥爭，要他們留下請願書，聽候答複。當天下午，包圍桑都倉的人群才漸漸散去。次日，張經武分別寫信給達賴喇嘛和全體噶倫，指出這場騷亂的性質和危害，要求他們立即製止騷亂，迅速解散“人民會議”。根據張經武的指示，西藏軍區和西藏地方政府經過充分磋商，聯合發出了維護西藏治安的布告。
然而，“人民會議”在司官魯康娃和洛桑紮西的幕後操縱下，不但沒有停止其非法活動，而且更加猖獗。他們唆使一些人繼續包圍張經武住宅，揚言要攻打人民解放軍，並把駐紮在江孜的藏軍炮兵團調到拉薩，夜襲解放軍駐地，偷搶解放軍物資，向愛國人士散發恐嚇信，割斷電話線，哄抬物價，尤其到夜間，不斷聽到槍聲。
拉薩形勢越來越嚴重，張經武整天憂慮重重，坐立不安。他深深感到，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人民會議”將會鬧出更大的亂子，西藏人民將會蒙受更大的損失。他當即和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匯報了情況，談了自己的意見。4月6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其中指出：“我們目前在形勢上要采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反攻（即實行協議）。”
4月16日至18日，張經武連續召開了三次有噶倫、仲譯、堪布等參加的會議，嚴肅指出了這次騷亂的性質，傳達了中央對處理這次騷亂的方針、政策。他說，我們和兩位司曹操縱的“人民會議”的鬥爭，是一場政治鬥爭，他們勾結帝國主義，策劃武裝騷亂，破壞《協議》，破壞祖國統一，決不能原諒。我們要求達賴喇嘛撤銷這兩個人的職務，解散“人民會議”，對其他脅從人員和不明真相的參與者一律不予追究。對於兩位司曹，我們要采取教育的態度，他們願意接受改造，轉變過來後，仍可在西藏地方政府為人民服務，還可以送他們去中央學習。會上，一些噶倫為兩位司曹說情，張經武一直采取耐心說服的方法，幫助大家統一認識。其中不少同誌都為張經武既堅持原則又寬宏大度的品德所感動。
4月19日，張經武又召開了工委和軍區負責人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指示，匯報了三次噶倫、仲譯、堪布會議的情況，提出親自上布達拉宮，麵見達賴喇嘛，力爭和平解決這一問題。
布達拉宮，藏軍密布，戒備森嚴，魯康娃、洛桑紮西兩位司官也時刻守在達賴身邊。張經武此時提出前往布達拉宮顯然是十分危險的，工委和軍區的同誌都為之擔心，但如果不去，問題又難以和平解決。為了實施《協議》，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張經武已下定決心。他對同誌們說：“不論出現任何情況，去布達拉宮向達賴喇嘛當麵講明中央的態度和我們的立場，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這樣既可以爭取團結達賴喇嘛和教育西藏上層人士，也有利於廣大藏族群眾的覺醒。我們一定要做到仁至義盡，決不打第一槍。麵對反動分子的猖撅，我這次進布達拉宮，有犧牲的可能，但犧牲是為了革命，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想也值得，也光榮。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問題盡向壞處想。根據西藏曆史記載，清代駐藏大臣有78位，被殺的隻有二位。那是情乾隆十五年的事，當時藏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謀叛，企圖割據西藏，駐藏大臣設計將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殺了。隻因當時清朝在西藏沒有駐軍，結果，駐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被殺害。從此以後，清朝向西藏派駐了軍隊，以後就再沒有發生過謀殺駐藏大臣的事。現在我們有解放軍駐在拉薩，我作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的代表去向達賴喇嘛表明中央的態度，量他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我殺害。我也估計軟禁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一時回不來，我將在布達拉宮宮頂觀看同誌們自衛反擊的情景。我預祝同誌們反擊作戰的勝利。”
張經武的講話，沉著、果斷、剛毅、樂觀，並時而發出爽朗的笑聲。與會同誌對張經武臨危不懼的態度和短短幾個月時間對西藏曆史就如此之熟悉的程度，都由衷感到敬佩，大家都不得不同意張經武的決定。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政委譚冠三仍放心不下，為防止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孤注一擲，命令軍區部隊和炮兵營全體指戰員做好充分的戰鬥準備。
4月20日上午，拉薩上空一片晴朗，張經武率一名翻譯、兩名保衛幹部和一個警衛班，何布達拉宮出發了。張國華接到張經武出發的電話後，軍區司令部作戰室立即呈現出一片緊張繁忙的氣氛。
布達拉宮內外，果真藏軍密布，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張經武鎮定自若，毫無畏懼，他把警衛班留在布達拉宮山下，獨自帶著一名翻譯和兩名保衛幹部踏上長長的石階，走進了布達拉宮。
在達賴喇嘛住的宮殿內，張經武向達賴匯報了這次騷亂的情況，轉達了中央人民政府製止騷亂的方針政策。他說：“由於我人民解放軍的高度克製和嚴密的軍事防範，才避免了這一場流血事件。但這次騷亂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懷有重大陰謀的個別人物有計劃有組織地在幕後支持，這種非法組織及其非法活動，不僅完全違背了達賴喇嘛擁護《十七條協議》的誠意和搞好民族團結、建設新西藏的願望，並且是破壞《協議》，反對祖國統一的罪惡行為，若不立即製止，勢必給西藏人民帶來嚴重的損失。”接著，張經武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態度，要求達賴喇嘛立即撤銷兩位司曹的職務，解散“人民會議”，對其他人員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態擴大。
達賴從張經武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誠意和政策的英明，當場答應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他說：“兩位司曹和解放軍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樣，裂痕無法粘合，目前很難和解。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見，叫他們辭去司曹職務，保留其官銜和薪俸。”
張經武見達賴已答應中央的要求，便起身告別達賴，回到了桑都倉，軍區首長、戰士們見張經武安全回來，猶如放下千斤重擔，臉上浮現出了勝利後的喜悅。
4月26日（藏曆水龍年三月二日），噶廈政府根據達賴喇嘛命令，終於發出了《宣布撤銷反革命組織“偽人民會議”後台兩“司曹”職務的布告》，隨後又發出命令，取締了“人民會議”。
這場鬥爭過去了數十年，當時在西藏工作的很多老同誌，回憶起那種扣人心弦的情景，不禁對張經武那種不避艱險、無私無畏和堅定、果斷的革命精神產生出深深的敬佩。
以上來源為：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8921988.html
附文：張經武走向革命的坎坷經曆
金 易
張經武戎馬一生，戰功赫赫，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那段經曆，卻鮮為人知。
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結識了曾希聖、張際春、伍雲甫等一批進步學生，參加了驅逐反動校長劉誌遠的鬥爭
1906年7月15日，張經武出生在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湖南炎陵縣（原酃縣）沔渡鎮下關芒頭壟的一個農民家庭，取名仁山。1919年夏，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到炎陵縣招收新生。正值小學畢業，張仁山考慮到家境貧困，便報名參加了考試。他想，將來能當一名小學教員，也就如願知足了。結果，他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衡陽三師以設施齊全、治學嚴謹而聞名湖南，加上環境優美，張仁山感到這正是求學的極好機會，他如饑似渴，刻苦攻讀，寫得一手好作文。國文教師常常把他的作文當作範文，念給學生聽。張仁山也對這位國文教師十分尊敬。這位國文老師取“經文緯武”之含義為他改名為“張經武”。
張經武在校生活清貧，來往炎陵、衡陽數百華裏，都是步行。幸虧學校不收學費，隻收一點夥食費，才得安心。讀完一年，家裏連他的一點夥食費也難籌集，他隻得輟學回家。
祖母找來一位同族的裁縫師傅，讓孫兒學習縫紉。她對張經武說：“孩子，這手藝不遭日曬，也不受雨淋，你就安心學吧！”
從此，張經武跟著師傅，走東家，跑西家，廣泛接觸社會。師傅帶他所去的大都是富豪之家，他們不勞動，卻是糧食滿倉，綢緞滿櫃。而貧苦勞動人民長年麵朝黃土背朝天，卻難得縫一件衣服。
兩年過去了，他體會到了人間的酸甜苦辣，感到世界太不公平，他不願把學得的手藝隻為地主豪紳服務。為了謀求自己的前途出路，多次向祖母、父親提出複學的要求。祖母同意了，父親也不得不答應。父親找到了本族祠堂，大家見張經武聰穎好學，便資助他回到衡陽三師。
張經武珍惜難得的複學機會，奮發學習。音樂課上，教師發現他一副好嗓子，對他重點培養。他刻苦練習，每天一早，湘江河畔都能聽到他優美的歌聲。半年過去了，終於成為三師歌壇上的一名高手，尤其是他的京劇表演非同一般。張經武愛好體育運動，年級之間的籃球賽也少不了他。
此時，三師成立了共產黨支部和各種進步組織，學生思想十分活躍，很多學生爭相閱讀《共產黨宣言》、《湘江評論》等革命進步書刊。張經武對這些革命書刊產生了濃厚興趣。在讀書活動中，他逐步結識了劉寅生、曾希聖、張際春、伍雲甫等一批進步同學。
當時，國民黨安插在三師任校長的劉誌遠思想格外反動，他嚴禁學生閱讀進步書刊，無理開除思想進步的學生，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對和嚴厲譴責。1923年，在三師黨支部的秘密組織和領導下，廣大進步學生發動了一場驅逐反動校長劉誌遠的鬥爭，張經武和劉寅生、曾希聖、張際春、伍雲甫等同學一道，走上衡陽街頭，散發“驅劉”傳單，並組織“請願團”赴省教育廳，以劉誌遠無理開除學生、克扣學生夥食費為理由，要求撤銷劉誌遠的校長職務，劉誌遠嚇得逃到長沙達一星期之久。
1925年，“五卅運動”後，張經武也顧不上畢業前夕的複習，和同學們一起走向街頭，參與遊行的行列。特別是課餘之後，他常和曾希聖、張際春、伍雲甫等同學在一起，討論祖國的前途，探索救國的道路。麵對腐敗、落後的中國，張經武決心畢業後放棄從教，報考軍校，將來做一個軍人，報效祖國。
被兩所軍校同時錄取後，他選擇了河南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
1925年7月，張經武從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畢業回到家鄉炎陵沔渡鄉下關村，全村人為村裏出了個高材生而高興，前來祝賀的親戚、朋友絡繹不絕，幾位手持聘書的校長也紛紛登門，請他去任教，他都婉言謝絕了。父親、親朋戚友都難以理解，他說:“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卻常常受到小國的欺侮，這不令人感到恥辱嗎？因此，我在學校就已決心報考軍校，以求將來保家衛國。今天回家，就是想告訴父親，向親友辭行。”
父親挽留不住，親友也說不過他，於是大家為他出謀劃策，他們說:酃縣在北京求學謀事的人不少，有郭春濤、何孟雄、賈鴻猷、賈紆青、李樹彝……你不妨去那裏求助他們，考上好的軍校。
張經武也覺得應該到北京去開闊一下視野。於是19歲的張經武便離開了家鄉，踏上了北上北京的火車。
初到北京，張經武顧不上遊覽古跡名勝，便速速找了一家旅社住了下來。在房間，張經武發現一張半新半舊的《商報》。一行報道黃埔新軍取得東征勝利的醒目標題映入他的眼中。他聚精會神地讀了起來。文章寫道：“軍行所至，不憂民間一草一木，老嫗婦孺，喜而擠觀。雞犬不驚，商市安堵，入夜無空房則執篷營。東江人民父老，謂民國以來僅此所見仍是真正革命軍，真正保國衛民之革命軍。”張經武越往下讀，越對黃埔軍校感到羨慕和崇敬。
次日清晨，他來到北京大學，找到了當時任國民黨北京市特別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的郭春濤。
郭春濤聽他的口音和自我介紹，便十分關切地問道：“你這麽年紀輕輕，為什麽單個兒跑到這裏？”張經武回答說:“當今祖國生死存亡，全賴我輩青年，我來北京，就是報考軍校，尋求革命，以求習武衛國。”
郭春濤聽著張經武的回答，內心深感敬佩，便笑著說:“你算來得巧，黃埔軍校正在北京招生，過幾天就考試，不過報考的人很多，如果是國民黨員，錄取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張經武特別高興，便迫不及待地問道：“我能加入國民黨嗎？”
郭春濤說:“隻要你擁護三民主義，就可加入國民黨。”
張經武在湖南三師學習時，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早有所了解，他馬上回答說：“三民主義乃孫中山救國之綱領，主張民族自求解放，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主張民主自由權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主張平均地權。同時還主張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些我是堅決擁護的。”
郭春濤欣賞這位從家鄉來的青年，他說：“你既然有此報國之誌，我可以做你的介紹人。”
時隔兩天，張經武就經郭春濤、賈鴻猷介紹，在北京翠花胡同的一間屋子裏宣誓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張經武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順利參加了黃埔軍校的招生考試。從考場出來，他又聽到一些考生議論河南樊鍾秀部創辦的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在北京招生的事情。他從考生的議論中還知道，樊鍾秀的建國軍，乃是孫中山親自命名的，並有“天下第一軍”之稱，因此，他又毫不猶豫地參加了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的招生考試。
由於他成績優良，兩校都寄來了錄取通知單，他感到高興，又對究竟去哪所軍校難以作出最後決定。此時，他所帶的盤費也所剩無幾，便決定暫時回湖南，找朋友再作商討。
在南下的火車上，一個操江西口音的青年坐在他的對麵，兩人相互攀談後，發現他也考上了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這位青年自我介紹說：“我叫姚進，圖個伴，就一同去河南軍校吧！”
於是，張經武就和姚進在許昌下了車，一同來到了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報到時，張經武發現學生中無一名是國民黨員，他也就沒把國民黨員的組織介紹信交給學校，就這樣，黨齡不到一個月的張經武自動脫離了國民黨。
軍閥爭鬥，前途無望，他走出軍校，準備去湘鄂西尋找賀龍隊伍。在武昌，經曾希聖一番勸說，他重返軍校找到了黨組織
張經武善於學習，投彈、射擊、戰術樣樣都很優秀。校長王鼎洛對他非常欣賞。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16日，廣州革命政府致電樊鍾秀：“北伐大軍業經出發，援湘部隊捷報已聞，武漢會師為期不遠”，希望樊部接應，抄襲吳佩孚的後路，借以收南北夾擊之效。樊收到電文，極為振奮，遂將所部擴編為4個軍，揮師出征。
軍長。樊鍾秀率軍南下，9月10日與國民革命軍會師武漢，為北伐勝利立下大功。
樊鍾秀回師河南，大獎三軍，張經武調學生隊任排長。不久，新編第五師成立，原校長王鼎洛調任師長，隨即將張經武調師部任參謀。
樊鍾秀下野後，王鼎洛率新編五師來到武漢，投靠了桂係軍閥白崇禧，張經武改任排長一職，並隨後派到武漢軍官補習班學習3個月，返回部隊後，先後擔任了湖北警備軍的連長、副營長。
1929年蔣桂戰爭結束，桂係部隊全被蔣介石改編，其部隊幹部全被換上黃埔軍校的學生。張經武被解職後，在唐生智部隊中任排長，駐防洛陽。
一天，他在遊覽古城時，突然遇到了三師的老同學曾希聖、伍雲甫和同鄉賈紆青。張經武得知他們也在唐生智部幹事。此時，曾希聖、伍雲甫、賈紆青都已是共產黨員，因受黨組織派遣，同在唐生智部開展秘密政治工作，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身份透露。臨別時，曾希聖告知張經武，今後有事，可到武昌找他們。
1929年冬，張經武在作戰中負傷，住進了徐州醫院。躺在病床上，他思緒紛繁，回想在國民黨部隊的坎坷經曆，他感到再在國民黨軍隊混下去，前途渺茫，難以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抱負，決意去湘鄂西尋找賀龍部隊。並準備路過武昌，將此事告知老同學。
1930年春，張經武從徐州來到了武昌。他和曾希聖、伍雲甫一同來到了一家小茶館，三人邊飲邊談。
張經武直言不諱，訴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原想報考軍校，為國出力，但當今軍閥腐敗，相互殘殺，再在國民黨部隊幹下去，就會廢了自己的前途。我已決心離開國民黨部隊，去湘鄂西尋找賀龍部隊，那裏才是共產黨領導，為人民謀解放的軍隊，才是我實現抱負的地方。因此，今日前來，就是向兩位兄長告辭的。”
曾希聖、伍雲甫見張經武有誌尋找共產黨，便說出了自己的身份。
曾希聖說：“隻要老弟有誌，就聽我們一句話，繼續返回建國軍。”
張經武說：“再給建國軍幹，有什麽前途，那裏又沒有黨的組織。”
曾希聖說：“我在建國軍教導團做過政治工作，那裏有共產黨的組織，你可以做點兵運工作，就會找到他們。”
張經武聽了曾希聖、伍雲甫的勸告，返回了建國軍。
張經武回到建國軍，目睹中原大戰，對軍閥混戰，尤其對蔣介石更是切齒痛恨。此時，建國軍其部屬軍官大都是原建國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張經武被任命為教育團學生隊第二大隊長。
張經武關愛士兵，經常從微薄的薪水中擠出一部分，接濟家庭困難的戰士。他的一舉一動引起了同時上軍校的同學、已是共產黨員的姚進特別關注。
1930年6月下旬，張經武經姚進、劉同德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隨後擔任校委委員和幹部黨支部負責人。
1931年春，張經武等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借團長克扣士兵軍餉為理由，領導士兵開展了一場年關鬥爭。一夜之間，部隊的每個營房、公共場所都撒滿了油印的革命傳單，團長老羞成怒，下令搜捕一切可疑分子。張經武也被捕關進了牢房。由於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團長隻好把張經武放了。
中共河南省委考慮張經武的處境，決定讓張經武離開國民黨部隊，調省委暫任交通員，待機再去鄂豫皖蘇區。
不久，張經武以被團長非法扣押為由，憤然辭去了大隊長一職。
張經武在中共河南省委等待分配期間，他的老同學曾希聖由上海中央局來到河南巡視工作，他將張經武帶到上海，參加了中央舉辦的訓練班學習，分配到訓練工作糾察隊。
1932年春，張經武根據中央局指示，隨曾希聖由上海來到中央蘇區瑞金。
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剛剛成立，急需各個方麵的幹部。紅軍學校校長劉伯承、總支書記蔡暢在沙洲壩的一幢兩層樓房裏接見了曾希聖及隨來的張經武。曾希聖對張經武的經曆作了簡單介紹，在此之前，劉伯承、蔡暢對張經武的曆史也作了審查。
劉伯承高興地對張經武說:“我們正在籌辦紅軍學校，你讀了幾年師範，又學了幾年軍事，正是雪中送炭！你就去紅軍學校工作吧。”
張經武走馬上任，被任命為紅軍學校政治營營長，並兼任教學工作。同年6月，出任中革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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