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的牛虻和蒙泰尼裏大人：這都二十年了......

最近在兵壇那裏看過99年的閱兵視頻，和今年的閱兵評論，想起了這個二十年前的事，
也就是後來人所謂的民運，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說一點個人的事情吧，在我和哥哥的印象裏，我們的父母是不苟言笑的，永遠的嚴肅，
做事一絲不苟，認真嚴肅，座右銘，小時候爸爸的那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三部曲是緊隨著我們的成長，還有就是《鐵道遊擊隊》和《紅岩》那樣的革命故事書，79年的時候，中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和許多有海外關係的家庭一樣，我和哥哥的少年生活就是進入了未知的軌道，
我們一家到了香港是在1980年，
當時不少學校還是有“左右之分”，我哥哥的同學們對他在國內出生的背景很感興趣，
他也不怕告訴他們，都是男孩子麽，怕什麽，我則進了另一家親台的學校，但是不敢對
老師和同學說是在那裏學會“國語”的，上課的時候一言不發，後來出社會工作，
沒有人再問起為什麽身份證上的號碼和同齡的孩子不一樣，有個細心的同學發現過，
嚷嚷起來，忘記是怎麽“混過去”的，但心裏想的是和要好同學回去內地旅遊探親，
那是1989年，同學們都關心起新聞來了，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凡是當時在香港的沒有不記得那長達近一個多月的電視報道，我是看自己阿姨從國內郵寄《中學生》雜誌得以度過應考的歲月，電影看的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台兒莊，和高山下的花環，既沒有去台灣，身份轉到了香港，就也沒有打算離開香港，身份至少不會有過多的思親之苦，

1989的那天對不少年年輕人來說，猶如一記悶雷，一夜之間，往日微笑的父親變了樣，
現在回想起來，隻能用這個比喻表達自己的感受，就像是牛虻的前身亞瑟，隻有這樣方能表到自己的感受，以前，三十年前，我隻見過母親為了《大河奔流》裏的一句話，流過眼淚，做兒女的從來沒有在她麵前訴苦，戰爭年代，困難時期過來的父母，是不會輕易流淚的，做兒女的，隻為自身的不夠堅強而慚愧，這二十年，去過一次台灣，
那已是陳水扁執政的後期了，印象中台北和附近的地區老百姓生活艱苦，失業的工人在叔叔家附近的街頭派發廣告單張，但是那裏的人還是很勤勞，刻苦和待人親切，
回到原題，這都二十年了，我自己也回國三次了，小時候住過的地方，從車窗裏再次看到，回到住了十年的加拿大，在今天這個秋夜裏，想起了這二十年的事，
想想該如何告訴遠方的親人這二十年的日子，就寫了上麵的一段文字，謝謝大家，
也問各位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