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六）保健製度

zt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

六、保健製度

　　
　　那是一個陽光普照的三月下午，我們參觀了上海監獄之後，驅車回到了我們所住的旅館。我們和我們的翻譯員蔣琦坐在中國製造的汽車的後座，凝望著人們或乘單車，或走路去購物，或回家。現在，這種景象我們已看慣了。各種年齡的人，穿著長褲和形形色色的上衣、灰色的、褐色的、藍色的，有時也有穿淺黃色的上衣或圍著茶色領巾的。突然之間，我們聽到某種不同的聲音。那是鈸、鼓和奇怪的管弦樂器的聲音。我們再往前看，看到有人似乎在示威。大約有二十五人的一群，奏著樂器沿街遊行，手持紅旗和大字報，每個人都笑容滿麵，在遊行的女人、男人、以及小孩和其他的人。他們或參加遊行、或站在旁邊閱讀大字報和看熱鬧。
　　
　　蔣琦對我們說,“這是一個醫療宣傳隊，是當地居民委員會組織起來的。他們常常上街，通知人民有關衛生的事情以及如何預防疾病。標語提醒人們，天氣正在變化，要人民多穿衣，並利用傳統的中藥去預防傷風。
　　
　　又一次，我們驚訝於每天人民都參加促進中國衛生的運動。茱迪（代表團中的女團員）是個登記合格的護士，受過保健和“預防哲學”的訓練。但在美國，保健實施大抵限於專業醫生，公眾有無可能參加預防是很少有人去過問的。在中國，她（茱迪）看到她自己在課堂上的理想有實踐的機會。在整個參觀中我們聽說，中國衛生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預防。它是通過非專業的廣大力量而完成的。非專業人員擴大了專業人員的範圍。
　　
　　在我們停留中國期內，我們在上海和北京先後參觀了三間醫院和若幹街道診所以及附屬於公社、工廠和學校的診所。在這些參觀中，我們遇見了許多人，有的是直接做保健工作，有的則是接受醫療服務的人。我們跟他們討論他們參加衛生促進工作的感受。我們聽到了理論，也看到了實踐。並且從討論中得到了一個結論：預防工作在美國常常講得很動聽，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是腳踏實地在做。
　　
　　中國衛生機構的組織，是分工的。診所是居住地區、公社、工廠和學校整體之一部分，診所職員往往是這些單位的人。這種診所做些通常的醫務檢查、初步診斷和醫治普通的毛病，並為他們所服務的社團做些衛生教學。這些本地機關把人民較為嚴重的醫療交給衛生係統中較高一級去處理。在大城市，除了全科醫院之外，還有分科醫院，諸如耳鼻喉科和產科醫院。這些醫院也為他們的門診部訓練衛生工作人員。
　　
　　中國的城市分為區，區有居民委員會。往往一個區內住有人口多至七萬人之多。居民委員會有診所或合作醫療中心，視區的大小而定，為居民的需要服務。這些診所的衛生工作人員或者曾在醫院受過訓練，或者是半專業人員，叫做“赤腳醫生”。這是因為他們較早時把醫療擴大到農村而命名的。這些赤腳醫生在診所受過醫務人員的訓練，能看傷風喉痛之類的病，並做節育宣傳，還替兒童打預防針以及做些保健和衛生工作。基本上，他們所醫治的都是身體上大致無重病的人，因而，使醫院能把它的人手和設備留給病情嚴重的人。
　　
　　醫療解除集中化之其他的例子，是診所附屬於工廠和學校。它們的工作很像街道診所。雖然，在大工廠不單有半專業人員，也可能有醫生和護士。而且往往有床位給需要留醫的。如果有重病人或意外事故，也可以利用診所。這類組織能使多數人在他們的工作場所或住所看病。其結果，醫院緊急病房的職員不接待川流不息的小病者。因為人們可以到別處去看病。
　　
　　在農村地區，我們發現的情況不同。因為人民地理上的分布較廣。解放前，農村幾乎完全沒有衛生機構。農村有衛生機構的，也是替富人服務。在解放後和文化革命這段期間，在使人民取得較好的醫療和預防兩方麵，已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在比例上農村居民卻不如城市居民。英國外科醫生洪若詩在中國工作了十年以上，他在他的著作《掃除一切害人蟲》（中譯本名：《我在新中國十五年》）一書中，描述了中國保健製度的發展。現在，在農村方麵有一項大運動，訓練公社的保健工作人員學習技術，為農民的衛生需要服務。農民又去訓練別人。據說，在每一個省會，至少有一間醫院，其醫生、護士及其他衛生工作人員在回到公社之前先受訓一個時期。這些專業人士在大城市醫療隊幫助下，然後再去訓練赤腳醫生和接生員，他們和她們都是從農民中選擇出來作兼任醫務工作的。這些半專業人員然後去負責生產大隊的簡單的保健工作和教學。當在本地遇到困難的病情時，可以去找公社醫院，必要時，到縣醫院去。
　　
　　這種醫療結構在農村一如在城市一樣。其目的都在發展醫療上的自力更生。因為小衛生單位跟較專門化的、地點集中的醫院，在製度上是掛鉤的。所以，醫療是地方化的，而同時所有各保健機構又互相依存合作。
　　
　　街道診所
　　
　　有一天下午，我們代表團中有幾位團員參觀上海黃浦街道委員會。該地區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賭博、娼妓和吸毒的中心。當我們爬上從前是妓女的房間的舊樓梯時，看到以前的煙格。在這裏，聽到了從前吸毒者的故事。知道了帝國主義者對這裏的影響及其剝削的性質，使我們留下很真實的印象。
　　
　　街道委員會的辦公處，朝向街外麵一間小小的，但並不淩亂的房間。我們在這裏受到歡迎。負責人告訴我們，這個特別的街道委員會，代表了住在本地區內五萬一千人民。它轄有九個居民委員會，是某一段某一弄堂的居民的自動組織。在這地區內，還有九個食堂、六個托兒所及各種學校和服務中心。從我們要了解的醫療實務看來，最有興趣的是九個合作醫療中心。有關這委員會的其他方麵，在以後談計劃的一章中還要加以討論。
　　
　　我們經過了兩個街口，行到一間醫務所，它是在一間商店的前麵。在那裏，我們受到五位女赤腳醫生的歡迎。她們曾在本地醫院受過四個月的訓練。過去兩年，都是在街道診所工作。
　　
　　該診所有一間前房。房內擺了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和幾個大藥櫃。中藥和西藥，二者都有。白牆壁上貼有彩色標語，多數是為衛生教學用的。我們問診所的目的是什麽，一位女赤腳醫生告訴我們，“預防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為這個居民區的人民服務。”
　　
　　該診所於早上八點開診，每天大約看三十個病人。給兒童和成人注射防疫針，以防疾病。赤腳醫生在診所或在本區內做節育宣傳，並供應避孕器及其使用方法。當有人感到不舒服時，他或她可以到診所來檢查。如果問題不很嚴重，赤腳醫生就給配藥。對頭痛、胃痛或喉病者，往往給予針療。如果病情嚴重，赤腳醫生就帶病人去醫院。一位赤腳醫生說，如果病人甚至不省人事，我們在送病人赴醫院途中，也使用針刺。後來，我們學到了一點針刺實際技術，知道在鼻與口之間，有一個穴位會使人休克和昏過去。如果一時沒有針，可以用手指壓住該穴位，使病人醒過來時為止。
　　
　　當我們問及，病人不能來診所時怎麽辦？她們答稱，“例如有人患高血壓，不能來診所，我們就上他家裏去，給以醫治，並對病情加以指點。我們常常願意到病人的家裏去。”
　　
　　醫療紀錄問題，（這個問題對衛生機構是可能成為問題的），在診所方麵是很容易處理的。當人們生病或被號召作預防注射時，保留著自己的紀錄，把它帶到診所。這個製度涉及病人自己的醫療照顧。他們閱讀自己的紀錄，知道自己的健康狀況。這跟美國醫院、診所和私家醫生辦事處大批紀綠保留製度是多麽不同呀。在美國，實質上是禁止病人閱讀自己的醫療紀錄的。表麵上是防止對醫生描述病情所使用的專門名詞發生嚴重誤解，但自然也因為對用在病情上的專門名詞的本身我們缺乏了解。因而使我們對於健康有一種無可奈何之感，並使我們對我們身體機能有一種神秘之感，從而對於為我們看病的醫生，產生一種畏敬的信心。這種依賴性，顯然多利於醫學專業，而少利於我們病人。
　　
　　屬於街道委員會管轄的其他八間合作醫療中心，都是做著類似的工作。據我們的東道主說，它們基本上是做著檢查和預防的工作。這樣，就可以使醫院集中應付患重病的病人，各診所除了直接的保健之外，還涉及組織本區內居民的活動，諸如我們所見到的遊行以及分發標語和討論之類的活動。
　　
　　工廠診所

　　我們在上海機床廠做了一般的參觀之後，我們分成三組，討論具體的問題。三組中有一組會見衛生人員和工人，以討論醫療服務及工廠裏的職業病問題，這間工廠（已在工業一章中討論過）有六千職工。據說。工廠內有五個衛生站，每一個站約為一千工人服務，每個站並且還有一間約有一百零四個床位的療養院。總共有四十個醫務工作者、二十八個看護和十二個醫生。有三個醫生本來是廠裏的工人，被選為研究醫學。他們開始在廠診所受訓，後來被派到一間醫院受訓。初步訓練時期總共為一年。在廠診所經過兩年的實習之後，他們再被派回醫院，加受六個月的訓練和學習。現在，他們已回到診所工作。他們作醫生的準備工作，包括反複的實習和學習。
　　
　　工廠診所醫治普通疾病，諸如傷風、胃痛、季侯病和小傷之類。工人於日間可以隨時到診所看病，對他們看病是不收費的。工人的親屬也可以到診所看病，但一般要付一半醫藥費。在機床廠的工人，也可以得到醫院免費掛號（通常掛號費是十分人民幣，約合美金五仙）。如果在這種診所的病人是重病，則將他送到廠中可以去的五間醫院之一間醫院。對於這些工人，醫院是免費醫治的。廠中衛生組與醫院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它們共同做研究工作，研究職業病的影響及預防。
　　
　　此外，工廠診所為了醫治病人，還做相當的預防工作。在機床廠的工人，每人每年作胸部愛克斯光檢查一次。因工作而須接觸鎳一類物質的工人，每隔一段時間作一次驗血，以檢查他是否中毒。有些鎳的化合物吞下去時會損害肝和脾，其他的物質會造成皮炎。有一種叫 “四羰（絡）鎳”的特別化合物，會引起肺損害，並且可以引起癌症。在製造高度潔化金屬時，要用這種化合物。用鎳的過程及監視的方法，詳情這裏不討論了。另一種的預防工作，是傳播有關衛生的知識。這裏的醫務組，使用公開演講製度和貼大字報以教育工人。要工人穿保護衣和戴防毒口罩，並采取其他的安全措施。
　　
　　工廠裏還有特別為婦女而設的診所，有一個女醫生在看病。女工每年檢查一次，看看有無子宮癌和乳癌。這個診所也主持節育宣傳。在這裏也有人告訴我們，中國婦女可以獲得五十六天的帶薪分娩假。當一個女工回廠工作時，她可以把嬰孩帶到工廠托兒所，每天到那邊去喂奶，和她的孩子在一起。
　　
　　如果這間廠的工人生病需要臥床休息，如果家中有人照顧他，他可以留在家裏休息，也可以到廠裏的療養院休息，或在一間醫院休息。病假達六個月之久，他仍可以支全薪。留在醫院，一天隻須花費四角錢人民幣（約合美金二角），而在工廠療養院更便宜，隻須交費兩角人民幣（約美金一角）。
　　
　　一個女工告訴我們，“解放前，要是一個工人生病，老板就不願意他再工作，並且不給他工資。最近，有一個女工胃部生腫瘤，花費了兩千元人民幣（約合一千美金）將腫瘤割除，全部手術費，都由國家支付。工人說，“社會主義好，它為我們的醫病而付錢，並且確保我們的健康。”
　　
　　這場討論，對兩性在衛生製度上所起的作用，引起了一次生動的意見交換。當診所一位劉培穆（譯音）醫生（男性）提及七位醫生有五位是男性，而二十八位護士都是女性時，茱迪便問“何以護士都是女性？”一位翻譯（男性）在翻譯這句話時不禁笑起來，在場的兩位男性醫生也微笑著。但在診所工作的一位女性對他們的取笑，看來有些難於作答。她解釋說，“在有些其他的診所和醫院有些男性護士，隻是在這裏才全是女性。這間工廠是一個基本醫療單位，不像一間醫院，男女間地位的差別並不很顯著。並且他們有時是交換工作的。護士看病，醫生便去工場。”
　　
　　茱迪對此種解釋還不滿足，便說，“為什麽男女間有這種差別？”全體東道組開始討論此事，然後女同誌也繼續發言。“在某些醫院，女醫生多過男醫生，並且在醫學校，也是女的多過男的。隻是在這間工廠，情形有些兩樣。文化革命以來，情況變了。我們比較注意女性，不隻是醫務工作者如此，幹部，教師以及其他等等，也都是如此。但是，這裏所有的護士都是文化革命前畢業的。婦女比較男子做較多的醫務工作。”
　　
　　茱迪則答稱，“在美國，也是女人比男人做較多的醫務工作。但是，她們得的工薪則較少。”診所的工作人員則說，“在我們國內則不是這樣。”一個有經驗的護士得到一百元人民幣或更多一些。而一個新畢業的醫生卻隻能得到四十六元人民幣工資。最高工資的醫生現在大約是一百元人民幣。在文革前受訓的醫生，工資約六十元人民幣。但一個有經驗的護士跟一個有經驗的醫生所得工資相同。
　　
　　這種意見交換，說明了常常反複討論的幾點。兩性差別在許多方麵是存在的。但在青年人中間，這種差別則少得多，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後受訓的醫務人員。現在，中國很強調女性工作，並且有很多例子，證明現在女性做著前此為男子獨霸的工作。但是，男性做的工作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這種例子卻較少。露滋.希德爾在她所著《中國的婦女和兒童照顧》一書中，對這個問題，有較深入的論述，並且引證的文件也較為廣泛。這本書是企鵝出版公司出版的。
　　
　　在討論中，我們的東道主對我們自己的某些觀察，有共同的看法。我們在中國，無論到了哪裏，都要求我們提意見，而且我們的意見受到重視。以醫療這件事而論，我們評稱，雖然中國的醫療設備、技術不如美國先進，但是，看來在現存設備的利用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很先進。衛生工作顯然是走向為全體中國人的需要服務。甚至於在我們小規模的會談中，也有工人和醫務人員一起參加討論。並且補充了他們有關衛生服務的意見。這種相互的關係，溝通了專業人員與非專業人員之間的鴻溝，有助於消滅專業上的特權階級，也消滅了未受過學術訓練的人無可貢獻的錯誤觀念。無論何時，我們參觀一個醫療機構，我們屢次親眼看到醫務人員尊重人民，願意向人民學習。自然，醫務工作者擁有專門技術，他們的目的是教人民如何預防疾病，而同時他們繼續處理現存的醫學問題。但是，我們最有印象的，是他們申述，衛生知識屬於全體人民而不僅屬於少數人這一觀點。少數人的專門訓練可能使他們脫離人民。
　　
　　華山醫院
　　
　　當我們於三月四日參觀華山醫院時（這是附屬於上海醫學院的一間教學醫院），我們受到代表該院各方麵的工作人員的歡迎。其中包括護士、醫生、教授、醫務技術人員、學生和救護車駕駛員。他們有些是醫院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正如在別處一樣，這是個監督醫院日常管理的團體。
　　
　　在我們進入醫院時，我們穿過一個傳統中國式的美麗花園，進入有一間長會客廳的大廈裏。據說，花園及醫院所在的所有土地，一度為一個很有錢的人所擁有。這個人曾為他的患肺結核的獨生女兒建立了療養院和錯綜複雜的花園。花園裏有著雕欄畫棟的建築物。今天這座美麗的、有著各種木刻的建築物，看來像是茶樓，已作為教室和會議室之用。而花園則為病人和職員提供了休息和寧靜。現在一座新建的鋼骨水泥大廈，則為數以百計的病人服務。而以前這裏的設備，隻是為了一個人。
　　
　　在聽簡短介紹之時，我們一麵飲茶，一麵吸煙。據說，醫院有六百零七個床位，工作人員幾乎達八百人。其中包括二百八十個護士，二百一十五個醫生，一百多個醫務工作人員，一百六十個行政人員。雖然職員方麵沒有赤腳醫生，但赤腳醫生到醫院來學習和接受訓練。醫學院方麵為他們辦了實驗班。在我們聽介紹時，據說，醫院分內科、外科、神經科、皮膚科、中醫科、針刺科和艾灸諸科（艾灸是一種傳統的草藥燒灼技術、跟針刺有關）。
　　
　　我們的東道主在範圍很廣的一係列講話中，把醫院的工作情形告訴了我們。其講話的一部分大致是這樣：
　　
　　在文化革命過程中，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重點放在農村。我們已經派了十四隊的醫生、護士等等到農村地區和我們祖國的邊區和山區。這些的隊有五百個醫務人員。今天歡迎各位的醫務人員，其中有許多曾做過這種工作。
　　
　　這些年裏，在使用中西醫相結合的治病當中，我們取得了某些成就。例如肺炎、心髒病、及小兒麻痹症的副作用。我們在針刺方麵也取得一些成就。在一九七二年，我們曾用針麻做過兩千三百多宗手術。這種手術的療效，大約是百分之九十。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還隻是開始，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諸位參觀了以後，我們歡迎諸位多提意見。
　　
　　今天，我們歡迎諸位參觀使用針麻的某些手術。一項手術是割除腦腫瘤，一項是胃切除手術（即切除胃的一部分或全部）。如果還有時間，參觀一項椎板切除手術（即涉及（椎間）圓盤的背部手術）及一項切除頸瘤手術，還有一項牙床骨癌手術。
　　
　　聽了醫院工作情況更詳細的說明之後，我們這一批人被帶往參觀一項手術。我們一行共有十人，加上一位翻譯員和外事處的朋友，被分別帶往主樓男女更衣室。我們穿上白衣，戴上口罩、帽子及特種長統靴。這些都是為了我們的安全，也是為了病人的安全。
　　
　　我們於是被迎往手術室。手術室的中間，是一張樸素的手術台，穿著白衣，戴著口罩和手套的三位外科醫生和一位護士，站在病人那邊。病人的頭是剃光的，身上蓋著消毒過的毛巾被。醫務組另兩位成員，抱住女病人的頭。他們的任務，在給予病人以支持，並替她量血壓和摸脈搏的速度，以觀察她在手術期內的情況。病人是個學校女教師，年紀三十三歲，她患頭痛和痙攣已一年，經診斷為大腦中生了一個腫瘤，要實行顱骨切開術，將她的腫瘤取出。
　　
　　在手術室的一邊靠壁處，有兩張這個婦女頭蓋骨的愛克斯光照片。一位曾歡迎過我們的女醫生帶我們去看照片，並講了腫瘤的大概情形，也解釋這項手術的過程、冒險及可能的結果。關鍵要看腫瘤是良性或惡性。室內有此現象使我們很驚訝，那就是它極其簡單，隻有一兩個儲醫療器物的櫥，和一個小小的工具盤放在手術台旁邊。茱迪最近在紐約市附近一間大學醫院參觀過顱骨切除手術，那兒的設備多得驚人。在茱迪看來，中美手術最大的不同，在於使用麻醉的方式的不同，也在於醫務人員對待病人的關係不同。
　　
　　手術室的另一邊壁上，有一張人體圖，圖上列著針刺的脈絡及各個針刺的穴位。病人的麵頰，已用一根針刺針加以麻醉（技術上說是止痛。因為這種針刺的療效在於止痛，而不在於麻醉）。但病人仍然清醒，並且警惕。在手術期間，我們在手術台四周行動，並窺視她身上蓋的毛巾被。女病人望著我們，知道我們在那兒。同時，外科醫生很靈利地切開頭蓋骨的上層，再經過大腦的骨，而將腫瘤取出。不幸，後來他們表示，這腫瘤可能是惡性的。
　　
　　我們在這裏的十個美國人，其中有九個沒有受過醫學訓練，這是就我們不懂手術室消毒過的技術而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顱骨切除手術當中，我們拿著筆記本和攝影機站在那兒。中國人對我們出現於手術室，顯得比我們放心。我們對闖入這個消毒過的地方感到不安，因為在防止傳染這件事上，消毒是很重要的。後來因醫務組表現出鎮靜和幹練，才使我們的不安如釋重負。
　　
　　手術的本身，使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原來病人是處於清醒狀態。而讓她的頭被割開，腫瘤被取出來。外科醫生工作很迅速，而且他們還有時間對她談話。他們對她表示了尊敬和體貼，並問她對手術的反應。這是我們首次見到的一個配合無間的全組（包括病人）共同努力的手術。
　　
　　有關顱骨切除手術，最令人特別感興趣的是外科上使用針麻。我們曾見針麻之實驗上的使用，並曾與幾位研究員討論過針麻的理論。顱骨切除手術隻用過一針，但我們見過的其他手術為對某青年男子所施之胃切除手術。則用了八針之多。這家醫院告訴我們，所用針的次數之多少，隨手術的部位及個別人的情況而不同。如果病人（在施行手術時）不舒服，就需要插入較多的（止痛）的針，或者增加針的次數。要使針發生（止痛）的療效，或許要增加針的轉動。這可以將針接在一極低伏特的電源上。這是代替用手操縱的、很容易控製的代替物。據說，針麻得到病人的合作用之有效時，有一定的好處。那就是手術施行後，較少肺炎的危險。因為病人在施行全部麻醉，及使用管子插入以維持通氣之後，不會碰到分泌太多的問題，恢複的時間顯著縮短。因為病人處於清醒狀態，可以較早一些時間開始身體活動。病人本人因為與手術密切合作，故有較多的諒解而減少痛的恐懼。有些人相信針刺技術對血液循環發生穩定的效果，從而在動手術期內減少流血過多的危險，其結果也可以減少輸血的需要，並且也可以減少手術不調和的反應。
　　
　　另一重要的不同是護士、醫生和衛生組其他成員（包括病人）之間的工作關係。在美國，高層衛生工作者中間，特別是醫生和護士中間以及護士和助手中間，產生一種敵對情緒，可能妨礙對病人的照顧。工作人員之間往往緊張多過互信。其結果，減少了創造性的協調合作，而這種協調合作會更好地為人民的健康需要服務。中國的一位護士對我們說：
　　
　　在文化革命前，護士與醫生之間有條鴻溝。護士有實踐的經驗，但因為受限製之故，護士不能看病。例如一個病人覺得痛，護士得叫醒醫生施藥止痛。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醫生和護士隻表示一種分工。而目標則是相同的，即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所以，護士和醫生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同誌的關係。
　　
　　護士現在可以參加醫療工作，而在傳統上，這是屬於醫生的特權。（現在並且征集護士受醫生訓練）。護士可以實施診斷性的針刺，諸如脊椎抽液、體格檢查、小外科手術以及針療。中國醫療製度的重點著重醫務工作者學習，並使他們取得新的衛生技術，並著重改進人民大眾全麵的預防工作。護士和醫生同在一個學習小組，一起提出目的在改進工作的批評。據說，在過去，醫生往往有一種想法，自以為醫病非他不行，因而不重視他們醫務同事的工作。可是，現在醫生參加體力勞動，在許多情形下，醫生“放下了他們的架子”。現在，醫生每星期親自動手將手術室徹底清潔一次。
　　
　　護士的訓練和其他學生一樣，這是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一個簡單原則，即是，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護士受訓的時間是兩年。學生或者已讀完了初中，或者是已在農村受過數年教育的畢業生。他們是在一間護士專門學校受訓和在醫院主辦的一間學校受訓。醫院的教學方法，主要是有關實際經驗的傳授，護生邊學習邊工作，接受理論聯係實踐的技術。一位護士說：
　　
　　當學生上課時，他們已花了半天的時間在工作室，參加醫務工作，並學習如何幫助病人，另半天的時間則專學習基本的理論。在工作室中，學生立即侍候病人，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學習醫學技術。半年之後，學生熟習了工作室的工作和護理技術。經過一整年之後，他們可以在白天或晚間工作，獨立地解決某些問題。這種教學方法，速度很高……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把必要的知識結合起來。
　　
　　我們依照毛主席的教導，應當對農村地區的醫務工作，給予較多的注意。所以，護士不僅學習如何看護病人，也要學習一些醫病的技術。當他們去農村時，他們可以使用這些技術，替廣大的貧下中農服務。在城市裏，他們可以學習較多的看護工作，如何去幫助病人。這其間是有密切相關的。
　　
　　師生之間的關係是坦白相待，跟我們以前在其他學校、工廠和醫院所見的一樣。文革以來，學生和教師一起開會，作批評與自我批評，並討論如何改進教育。他們嚐試打破存在於他們之間的舊的隔膜和恐懼。教師不但教學生，也向學生學習。仍然有考試，尤其是有關醫療的實踐的考試。但教師視考試結果不但是學生成績的表現，也是他們自己工作的表現。
　　
　　在華山醫院，醫生的基本的醫學訓練課程，已減為三年。護士課程則聯係理論和實踐。學生是從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成員中間選拔出來的。他們必須有很高的政治覺悟，了解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具有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研究的經驗。學生不僅學習醫學，也要幫助改革醫學院，與舊的特權思想和習慣作鬥爭。據說，這種鬥爭會有助於技術知識之更佳的理解。
　　
　　有關中國衛生課程之學位方麵，並無嚴格的實習上的限製。當學生讀完看護學或受過醫學訓練之時，他們依據他們的經驗和知識，替人民工作。如果一個護士有相當的經驗並且技術熟練，她或他就可以擔任傳統上由醫生執行的醫療任務。對工作已有經驗並已取得較多知識的護士，往往可以像醫生一樣執行職務。在醫學方麵，正如在中國社會其他方麵一樣，職務是具有彈性的。這是源於人手不足。這在美國我們是見不到的。美國在法律上禁止護士和非正牌醫生看病。即使簡單的病，他們有能力診治，也不準許他們看。這裏，美國正在考慮對這些限製作某種的放寬，特別是在接生員這方麵。這部分因為婦女運動在活動放寬限製。但是，大體上，醫生反對這種放寬，認為這是侵犯他們的特權。
　　
　　我們遇到一個青年，他以前是個赤腳醫生，現在回到醫院，再學習幾近三年的醫學，以便成為一個正式醫生。雖然，多數赤腳醫生不成為醫生，許多都回到醫院學習新的知識，取得新的技術。但這個青年則是例外。護士變為醫生是較為普遍的。或者在其幹護士之時，經過同事的推選之後，再回到醫療機構。
　　
　　政治深入中國生活每一方麵，華山醫院管理部門也不例外。該醫院是由十四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管理的。這十四人是；三個幹部（行政人員），兩個工人，兩個護士和七個醫生。這些人中有四人是女的，六人是中國共產黨黨貝。革委會實施的政策，是由醫院黨支部決定下來的。這些共產黨員一半是醫務工作人員，另一半是行政人員和“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的成員。醫院裏的所有工作人員，都組成了若幹學習小組。在小組會上不但有關於醫院工作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有文件的討論。所有這一切的實行，其目標都在更好地為人民的衛生需要服務。
　　
　　北京產科醫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產婦照顧，反映出中國婦女方興未已的平等和尊嚴。北京產科醫院成立於一九五九年，以促進婦女及其新生嬰孩的衛生。該院有職員三百九十八人。其中醫生和護士占了二百五十人。醫務人貝百分之九十八是婦女。美國的產科和婦科的照顧，大抵由男人擔任，亦由男人接生。但中國人似乎相信，婦女跟婦女討論衛生情況較為方便，而且婦女也較全麵地了解她們身體的機能。

　　該醫院分為幾個不同的部門，一個部門是有三十個病床的門診部。婦女可以在那裏墮胎或做子宮內避孕器的插入手術。做完之後，女工可以休息兩天，不必上班。子宮內避孕器通常在生產之後兩個月插入，除非發生什麽並發症，五年到十年不必更換。診所也配發節育丸，中國廣泛使用節育丸。通常這種藥丸一天服一次，服二十二天，一直服到月經期內。現在正在從事每星期一次、每月一次及每三個月服用一次的藥丸的研究。關於前列腺素的使用研究，也在進行之中。前列腺素是屬於荷爾蒙一級，可以作男性節育之用。即是使男性精液失去活動的能力。有如在美國一樣，這種研究進行較慢。手術室也可以做結紮輸卵管手術。而且，北京一般醫院都做輸精管切除手術。一位醫生告訴我們，做結紮輸卵管手術的比做輸精管切除手術的多。這顯示出對男性應當做較多的宣傳。因為輸精管切除術在某些方麵是比較容易做的手術，比之美國，中國似乎較多注意使男性也負節育和育兒的責任。但在我們看來，在這方麵，兩國都大有改進的餘地。
　　
　　在手術施行之後，門診部對婦女進行檢查，並進行指導胎兒出生前應注意事項。如果發生問題時，還做個別的指導。但多數的指導，采取集體上課的方式。在確定了懷孕之後，已懷孕兩個月的，一個月去檢查一次，然後每兩星期去檢查一次，到最後一個月，每星期檢查一次。跟婦女討論的問題，包括懷孕期及產後哺乳期的營養，生育過程，胎體發育、陣痛、接生知識、新生嬰孩的照顧以及小孩產後的家庭計劃。
　　
　　全中國人口及生育率難於估計。魯滋與維克多賽德甫在一九七四年的《科學的美國》四月號的一篇文章中舉出一些數字。一九七二年，上海報告該市中心每千人的出生率是百分之六點四，杭州這個小地區每千人的出生率是百分之五點九，北京附近兩個農村之比較數字。一九七一年是千分之二十四與千分之二十一。解放前出生率估計為千分之四十五。美國白種人口的生育率為千分之十七。
　　
　　在中國，地方這一級都可以取得避孕材料與知識。有計劃的家庭生活已成為全國的目標。此一目標的理由以及避孕技術，由街坊和公社居民中受過訓練的衛生工作人加以傳播。在我們看來，婦女解放（由婦女就業傾向表現出來）、婚姻選擇自由、職業歧視終止及（婦女）領導地位以及對男尊女卑思想的抨擊，這些都是生育率下降之主要原因。同時，對生育的控製，已成為婦女解放之一股偉大力量。
　　
　　同樣，老年人的解放，是遏止家庭人口的一個階級因素。工廠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員的養老金占工資七成，這就是說，父母不需要擔心在退休時，要靠許多兒女來維持他們的生活。
　　
　　家庭人口減少的另一因素，是嬰孩死亡率的減低。父母不再需要生許多兒女，以希望能有幾個長大成人。一九四九年，一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在上海為千分之一百五十。在同期，紐約市的死亡率，白種人是千分之二十四，非白種人是千分之四十一。一九五九年，上海的死亡率已降至千分之三十八。一九七二年，據說是千分之八點八。一九七〇年，紐約白種人和非白種人兒童死亡率分別為十九與二十六。北京產科醫院報告的數字是千分之七點七。
　　
　　產科部有一百二十張病床，加上一間看護室，一百張有欄杆的嬰孩床和十二個早產嬰兒保育箱。產房有八張床，當我們進入該室時，所有的床上都住滿分娩婦女。那是一間光亮的房間，有著大窗戶和白牆壁。在分娩期間不給孕婦用藥，但給她們做深呼吸運動，使她們鬆弛。所有待產的婦女無一人尖叫或顯出痛苦的樣子。並不使用莨菪堿（一種健忘劑）那類為美國所廣泛使用的麻醉藥劑。這有助於婦女尊嚴之保持，使她們在分娩期內能自我控製，以後能清楚記得分娩的情形。
　　
　　產科部有六張待產床。有三張在單人房間，有三張在一個房間內。通常不用麻醉劑，除非是胎位不正之類的難產。碰到這種情形，通常是用針刺。如果是剖腹取嬰，通常是用針麻。然而，有時也施用硬膜外注射（麻醉藥劑碳柯卡因的注射）。
　　
　　女陰切開術（切開女陰便於生產）並不像在美國那樣常用。美國大約有百分之三十首次分娩的婦女接受女陰切開術。首產之後，百分比就下降。
　　
　　丈夫不在待產室。我們問及原因時，據說，“不需要丈夫在待產室”。待產室是樸素和簡單的。女人在平鋪的床上分娩，隻在難產時才用大腿支撐物。顯然不用靜脈袋和杆。隻有過嬰孩呼吸困難時，才用吸筒和氧氣。所有其他器械都放在附近的一個壁櫥內，“以免待產母親見而害怕。”鉗子是極少使用的，倘使難產，寧願用吸出的方法，幫助嬰孩通過陰道。
　　
　　分娩後，婦人留在產後房間休息四天到六天。當我們參觀該房間時，有七個女人同住一個房間，大夥兒一起有講有笑。她們都是農民、工人和行政人員。
　　
　　嬰孩要等到產後十二小時，才交到母親身邊，這是為了讓產婦獲得休息。在那段時期內，嬰孩被喂以瓶裝糖水。此後則每隔四小時喂奶一次。另外就很少補助性的喂奶。在產後期內，嬰孩不與母親同在一室，因為有傳染的危險。醫院職員告訴我們，婦女喂奶通常達一年半時間，然後才斷奶，改用杯子喂流質食物。
　　
　　其次，我們去參觀婦科部。我們在這裏被邀參觀卵巢囊腫手術。病人是個三十多歲的工廠工人，她被用止痛藥麻醉，並用了六支針針刺，手術進行得很快，而且成功。病人始終是清醒的，三個醫生和護士站在她頭邊喂橙汁給她吃，對她談話，並且一般給她增加信心，在卵囊腫取出之時，外科醫生拿給她看，然後進行結紮輸卵管。這女病人已有三個兒女，不願再生。整個手術的完成隻有半小時。在手術結束之後，我們從觀察台走下去，進入室內。病人微笑著站起來，告訴我們：她感到很好。我們問及產後複元期，據悉，這個病人將直接回到她的家中，因為用了針麻，流血較少，呼吸係統也沒有並發症。
　　
　　在參觀完醫院後，我們飲茶談天。我們走到一個陽台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舊紫禁城和故宮的宮殿以及住宅。既美麗而又肅穆。現在則是中國勞動人民的創造和技術聖地。同時，我們覺得北京產科醫院也是一個聖地——中國勞動婦女和中國全社會的健康和幸福的聖地。在這裏，孕婦並不被認為是病人，她們受到健康人的待遇。中國青年（國家的未來的接班人）的誕生，是在開朗、溫暖和合作的氣氛，一種真正導致健康和幸福的恢複的氣氛中產生的。

　　西溝人民公社與保護大隊

　　因參觀了兩個公社，使我們有機會介紹中國農村的醫療。這兩個公社一是山西省的西溝人民公社，另一是北京郊外的中朝友好公社。我們在農業一章中提到，在華北中部的西溝公社，全社有人口一萬五千人，分為十個生產大隊。我們在那裏停留的那個生產大隊，有一千六百個社員，分為十二個生產隊。一個下午我們參觀了診所，對農村人民公社的衛生工作得到了一個全麵觀察。
　　
　　西溝生產大隊診所是一座兩層樓的結構，建在一個山邊。在底層的四間房子，看來像是鋼骨水泥的窯洞。這是我們在山區所見的一種普通的建築形式。它是在一九七二年兩個月內，由農民和工人建築起來的，建築材料用的是木材和本地的石頭。這是醫療自力更生的好榜樣。
　　
　　年富力強的青年醫生楊奇誌（譯音）出生於西溝，在省會受過三年的訓練。他帶我們走上陡峻蜿蜒的小徑，達到診所的上層（病人或走路到診所上層或被人抬上。因為這地區的房屋全部傍山建築，一如他們在這地區任何別處一樣）。診所的樓下一層是傳統的中醫組，樓上則是西醫組。裏麵是一個長走廊，右邊有幾個房間，左邊有幾個窗口，陽光從左邊窗口射到灰泥牆壁上。房子盡頭處是手術室，是早幾個月才建立的。它的麵積可以跟任何美國醫院比較，但設備卻極其少；兩張床，一個煤爐，一盞現代化的燈，一張手術枱和一個盛醫藥和儀器的櫃。沒有靜脈注射瓶，也沒有複雜的麻醉設備。從遠處牆邊窗口往外望，可以看到山穀中的房屋和田地，以及另一邊的梯形山。
　　
　　楊奇誌把過去兩個月所施行過的各種手術告訴了我們，包括胃潰瘍的胃部切除術及剖腹取嬰手術。這些手術並未施行全身麻醉，而是代之以硬膜外手術，即是將麻醉藥劑注入近脊柱處而非注入脊柱，使液體吸入脊柱和中央神經係統。（美國也使用硬膜外注射，但醫生不喜歡用它，因為注射的時間較長，並隻要使病人清醒）據說。診所的一個護士已被派往縣立醫院。學習三個月針麻。當他回來時，便會組織一個班，將針麻技術教給其他醫務工作人員。
　　
　　楊奇誌對我們說，縣醫院所有的手術，有百分之八十是使用針麻。“當我們學會時，也可以使用針麻。我們可以做割盲腸這類手術，甚至於現在在農民家裏也可以動這類手術。但是，有了針麻那種新知識時，將會安全得多，也會容易得多。”
　　
　　手術室的隔鄰就是配藥房。配藥房大櫥中備有西藥和傳統中藥。多數的藥，一般都是從縣裏買回來的。但有些草藥，則是由大隊中的成人和小孩在周圍地區采集來的。像其他醫務工作者一樣，配藥師是個二十多歲的婦女。她在縣裏受訓過一年。回到大隊做實習工作，然後再去受訓一年。現在回到大隊診所工作。她告訴我們，病人可以得到其病情之詳細解釋，連同醫生所開的藥方，還被教以預防方法。醫療照顧和醫藥都是免費的。
　　
　　當我們沿著泥濘的小徑走下診所的下層時，外麵相當冷。我們把穿在我們外衣上麵的實驗室白衣的扣子扣起來。昨晚飛雪，山上積著雪。這個崎嶇的背景，倒是增加了我們對西溝農村保健工作的認識，他們的工作可艱難呀。
　　
　　下層的一個房間是傳統的中醫診所。門對麵的白壁上掛了一張毛主席的肖像，中醫查誌安（譯音）即在診所裏麵。他是一個六十九歲的老人，個子矮而且胖，一臉的笑容，配著一雙深思的眼睛。當我們走進室內時，他坐在枱子旁聽一個女病人說病情，慎重地研究她的病情。他依傳統看病方法按了她手腕上的脈，並要她把舌頭伸出來，然後問她的病情。他告訴我們，這女人患風濕。其後，他給了她四種中國草藥。
　　
　　我們在另一個西溝大隊，參觀一個赤腳醫生診病。這赤腳醫生到診所來，曾再受訓一個月左右。他對三個人施行針療。三人中一個婦女和一個少年，都患胃痛，另一個婦女則患背痛。他在那個患背痛的婦女胃部紮了一針，在她的雙手每一手腕內側上麵，各紮了一針。他分別走到每個病人麵前，將針轉動著，問他們有什麽感覺，並問他們是好些還是壞些。
　　
　　當生產大隊的人生病時，便來診所看病。如果他們的病可用傳統的中藥診治，他們便去找查誌安要草藥或針刺。要不，就到下一個房間看西醫。當我們望了一下裏麵，隻見一個女醫生正在檢查一個青年婦女，另有其他兩個婦女在等著看病。檢查是在其他病人眾目睽睽下進行的，並不私自進行。在中國人中間，關於醫事似乎很少什麽怕羞的。當然，也沒有什麽隱秘的，諸如不使病人知道診斷情形。許多婦女到診所來看女醫生。這女醫生通常跟一男醫生隔日輪班。
　　
　　我們會晤了診所的接生員楊希蘭（譯音），她在縣立醫院受訓了一年，現在救十個生產大隊每一大隊的“負責人”以有關生孩子的事情。楊希蘭接生，幾乎全是在農民家中。如果是難產，如果需要剖腹取嬰的話，孕婦就到診所，就用硬膜注射和局部麻醉。但當公社衛生工作人員學得了針麻時，就將大大地改用針麻。
　　
　　墮胎也在農村地區實行。使用吸引法，效果甚好。這是一種迅速而無並發症的方法。密封瓶產生的真空附在一具儀器上，由儀器將尿素吸出。一個量表標出吸的力量，無須用電。據說，因為有良好的節育教育，農村也有墮胎。不過農民願意多生兒女，所以墮胎並不常常實施。但是，可以實施，而且是免費的。
　　
　　參觀之後，我們再與楊奇誌會談，對診所工作作一般性的討論。他提醒我們，診所是一九七二年底才建立的。因此，該所可能做的工作與人民的需要，二者之間仍有差距。他強調診所跟公社的經濟與政治生活關係很密切。他指出，是公社生產的增加導致成立診所和訓練醫務技術工作人員。而現在，診所是成立了。
　　
　　維持和改進保健之最初的方法，是成立一個醫療隊，共同工作和共同發展。這是一個不脫離人民的醫療隊。西溝的醫務工作者一星期共同開會六次。醫生、護士、赤腳醫生、接生員等等。他們每星期一起從事政治學習四次。每星期批評與自我批評一小時，醫務學習一小時。這些學習會議為思想交流與進步提供基礎，打破了衛生工作者之間的專業分工，也打破了專業人員與農民之間的隔膜。
　　
　　在我們的工作中，主要的任務是預防。我們十年來不曾有過傳染病流行。一九七〇年醫好了所有的局部性疾病諸如甲狀腺病（或許甲狀腺腫是因為食物中缺乏碘質而引起的）。我們往往使用傳統的醫治方法，結合草藥與針刺。我們做有關計劃家庭的宣傳，
　　
　　我們掃除了新生嬰孩的破傷風。解放以來，我們已消除了性病。現在，我們的任務在防止隨春天而來的疾病（或許是流感病毒，但我們並不亟亟於此）。我們已經給六千人看過病，給他們服用草藥。
　　
　　西溝的醫療工作者給人們打預防針，特別是小孩。並分發傳統的中國草藥。教育對他們的工作也很重要。特別是有關定期檢查飲水、糞便、肥料以及果樹。由於解決了農民中間的疾病問題，農民的一般衛生水平也改善了，從而有助於增加生產。農村醫務工作者的工作，是配合農民的生活和需要的。
　　
　　此外，又努力於擴大保健技術的了解。所有這裏的中學兒童以及許多年紀較大的農民，已經知道針刺穴位達三十個。這樣，簡單的毛病諸如頭痛之類，都可以由人民自己診治。診所不時訓練赤腳醫生，並且有四位正規醫生在有農民的田裏工作，直接了解人民的需要。這樣，診所就可以衡量它自己的工作，視需要而改變其重點。已在計劃於本年底，成立一個有三十張床的單位。
　　
　　我們討論完畢，便行到外麵的寒冷而清新的空氣之中。太陽正開始下山，晨間的積雪已複成略帶紫色的冰。我們為我們的東道主拍了幾張照，他們穿著白長衫和白帽站在他們協助建立的診所前麵，頗有自豪而又謙遜之感。對我們來說，這幾乎是農村保健之理想的形象。他們集體地工作著，為人民服務。這和我們自己國家（指美國）的農村地區的保健其實是不同的。在美國，私家醫生往往很少，而且離農村很遠，半專業醫生等於是沒有，因此，無法滿足農民的保健需要。
　　
　　西溝診所是中國農村保健機構發展之一個樣板，也是中同醫療製度成長之最新發展之一。衛生工作特別是人的廢料之處理，周期饑荒之終止，害蟲控製計劃，對付疾病之群眾運動，農村生活之一般改善，這些對農民的健康都有著深刻的影響。但是，保健製度（醫生和醫院）早期的發展卻集中於城市。一九六五年毛澤東曾批評這種偏重城市的作法，曾斥之為“城市老爺衛生部”。
　　
　　文化革命風暴期間，把毛主席這個政策付諸行動。最重要的行動是派大批由城市和人民解放軍醫務人員組成的流動醫療隊，到農村去訓練醫務工作人員，並在設備上加以改良。如西溝新建的診所就是這樣。這時候，且有興辦合作醫療。醫療照顧也值得加以簡單解釋。人民公社的活動，與城市多數企業不同。一個工廠工人是國家的職工。政府擁有工廠，付工資給男女工人，並提供醫療保險和設備，作為工作福利的一部分。對比之下，公社社員在土地上耕種並分配農作物。作物為公社所有，而非國家所有。在文化革命前，醫療費一般由農民及其家人負擔。雖然也有好多公社社員自告奮勇，幫助解決醫療困難。（見洪若詩《我在新中國十五年》）。文化革命以來，建立了合作醫療的方式，即農民每年付出某種數目，據說大約一元人民幣。全麵來說，百分之七十的公社已建立了合作醫療。因為這是集中在人口較稠密的地區，或許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農民包括了進去。這個工作實際情形怎樣，我們所能知道的很少。或許建立一間診所或聘用一個醫生，其做出的決定像公社或大隊決定其他形式的投資一樣。
　　
　　紅星中朝友誼公社
　　
　　在北京郊區的紅星公社，被認為是一個郊區公社，因為它很接近市區。因為這個原故，紅星的醫療照顧，比之較偏遠地區農村如西溝者有較多發展。這公社有七萬八千社員，因工作關係，分成十個行政區。每一個行政區有一診所，對社員作衛生服務，全公社則有一間醫院。此外，在一百二十四個生產大隊中，每一大隊有兩三個赤腳醫生。他們多數時間和其他人做著同樣的工作，但是他們還處理日常疾病和意外。他們注意同事的健康，並做著預防的工作，例如給同事打防疫針之類。
　　
　　我們再一次聽說，生活與衛生情況跟生產直接有關。如果豬的生產增加，就有更多的肥料，肥料一多，穀類生產也增加。糧食一增加，就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從而也可以做較多的醫療服務，並增進健康。
　　
　　在我們短暫參觀期內，我們走過了診所幾個不同的房間。第一個房間是內科醫療室。房間小，隻有一張床，一張辦公枱，一張桌子及一個火爐。曾在北京醫學院學習了三年的女醫生對我們說，她們的主要工作是預防。診所的工作人員每個月都去生產大隊和社員家裏種痘和做其他預防工作。他們工作時，每天都和赤腳醫生密切地聯係。赤腳醫生是衛生照顧的第一線。當大隊的人生病時，他們先找赤腳醫生。赤腳醫生不能解決問題時，然後將那人送往診所，如果需要診所以外的醫治，則將病人送往公社醫院。
　　
　　在鄰近諸房間，儲藏著中西兩種藥物。我們發現專儲藏草藥的房間很有趣。涼爽空氣之中，飄蕩著一股大茴香。室內有許多麻袋和盛以樹根、花和葉的盤子。它是“自然的寶庫”，用以醫治和預防人類的疾病。在西方差不多全著重於醫藥之科學的生產，對草藥醫病的傳統很表懷疑或加以輕視（諸如對美國印第安人的醫療實踐）。我們忘記了今天的許多特效藥是有機物質的合成品。它們的用途，多世紀以來的文獻上都有記載。在我們自己的傳統草藥中，一定潛藏著很多有用的醫藥，我們美國人卻不去加以利用。
　　
　　草藥和針刺與西醫相結合，也是一種很切實際的方針。每一次針刺可以用來代替藥物，公社或街坊的診所便多一點自給自足。公社和其他單位培植或采集草藥就意味著可以減少化學和藥物工業要做的工作，並且把它運到農村去也比較簡便。這種實踐，可認為跟強調生物昆蟲控製方法並行不悖，並且還可以促進本地農業單位不依賴化學工業。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決定於社會目標。雖然中國正在發展和擴大藥物工業，但中國人卻在使用那邊所已有的（藥物）。這是“兩條腿走路一之另一範例。
　　
　　在小小的針刺室中，我們看見三個人正在接受針療。一個婦女的手臂本來已不能動，在經過了五次針療之後，手臂已恢複了動作，而且動作的程度不斷增加。療序是將一根極小的針，插進她的右太陽穴中，另將三針插進左右兩肩。在療程中，針往往轉動，曆時大約二十分鍾。在針刺期間，病人坐著向我們解釋她的病情，還不時摸摸坐在她旁邊的幼子。據說，這個診所也用針刺治療精神病，因為針刺可以減少焦慮和幻覺。
　　
　　我們再到院子那邊參觀婦科和家庭計劃室。我們受到那裏一位女接生員的歡迎。她在公社受過三個月的醫生訓練。她看一切婦科和產前疾病，並且接生。但有高度危險的生產不接，不論是在產婦家中或在診所。關於生育節製問題，她對我們說，避孕丸和子宮內避孕器（IUD）幾乎是專用的。我們參加了一場討論，談的是中國接生方法之利弊。其餘的團員則已經離開了，我們隻得要我們的一位女團員平臥在床上。其時有人提醒我們，他們走了，繼續參觀去了。
　　
　　衛生與青年
　　
　　培養兒童良好的衛生習慣，對於疾病防止計劃是很重要的。上海幸福村小學的學生，每星期要受村中一位醫生指導一次。開會一小時，她教他們基本衛生習慣諸如洗麵、剪發、修指甲、洗澡、換衣、刷牙齒，並注重眼的良好習慣如：記住保持眼睛與書的距離，閱讀時要燈光適度，坐要直腰——不可躺下來，每年要作兩次眼檢查。學校很少兒童戴眼鏡。有一間教室貼了幾張宣傳畫，顯示一個少女在做眼部運動，並解釋作此項運動的步驟。而且，學校經常提醒學生注意眼睛衛生。醫生告訴我們，兒童每天有兩個短時間作眼部運動。
　　
　　在一個針刺班上，三十個兒童拿著針和碘酒和酒精瓶在他們自己身上或他們同學的身上，實習某些穴位的針刺。教師告訴我們，她教他們某一穴位可以防止和解除頭痛、喉痛和普通傷風。除了這種知識和插針的實習之外，並討論中國人對於針刺脈絡的傳統概念。
　　
　　後來我們獲悉，學生還被指定在衛生室值勤：每天早上和下午有兩個學生在小診所工作，看小毛病。這是使兒童們懂得他們身體的功能及健康的維持，同時減少對專業衛生工作者的神秘化的一個多麽好的機會嗬。兒童參加衛生工作，將疾病的預防擴大到最基層，因為將來擔負一鄉衛生工作的人就是他們。中國這方麵的衛生照顧，將農村與城市地區的預防和治療結合起來——到處強調自力更生與合作——形成一個令人感奮的計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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