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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zt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四、研究機構
(cont.) 一直到我們在回美國途中經過香港的時候，中國殘廢人民解放的全部意義，才真正感動了我們。香港的盲人和殘廢者是成排地坐著乞食的。我們很常聽到的一句話：“人民不會看不起那些殘廢的人”。這句話跟我們在中國所見到的完全符合。甚至在農村偏遠地方，無腿人用手推動車輪，駕駛腳踏車和輪椅。盲人則經常得到別人的幫助。徹底地使殘廢者參加這個龐大而仍然貧窮的社會工作，是另一令人難忘的印象。它顯示出，今天的中國，正在克服廢人廢物的想法。那就是認為每一個人和每一樣東西，都是有用的。
四、研究機構
美國科學研究的象征，是白領、空氣調節的大樓、熒光燈和在專家手中的大批電子設備。實驗室與外在世界之間，有一扇門，門通常是關著的，以保持室內的冷空氣，同時也將非科舉家擯諸門外。中國人正在嚐試創造一種不同的科學研究。這是一種使科學工作者與生產工人聯合起來，為人民服務的製度。在這種製度上，每一個人都了解別人的技術和貢獻，專業者與工人之間的差距最後趨於消滅，他們的工作也將完全合為一體。
中國研究工作者所特別關心的，是解決實際問題，做出改進。為工農業、生產和醫療之當前需要而服務。希望從實際問題中產生對問題的根本研究，同時也聯係到某些已經表現出來的需要，並不隻是由科學家設計。
但是，對應用科學研究的著重，並非中國科學研究的突出特點。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的動機和對待研究的態度。我們所看過的每一個研究機構，都強調跟群眾工作和向群眾學習的重要。就是這種政治觀點，決定了研究者對實際問題研究的道路。
在工作需要時，科學家花時間在農場和工廠，和工農生活在一起，不但進行他們的技術任務，也參加正常的工作和學習。在此期內，他們指導當地人民關於各項實踐問題的理論根據。當地人則參加研究工作並幫助科學家們。群眾動員，諸如北京之蟲類控製或上海之癌症檢查，對科學工作都是有利的。再則，和群眾一起工作，有助於在政治上、於專業工作者再教育，並有助於他們的研究方向。在每一個研究所，我們都見到科學與人民這種強烈聯係的證據。中國的科學研究對外在世界是敞開大門的。
上海計算機技術研究所
在上海，我們參觀了中國一個計算機研究中心。上海電算機中心於一九六九年開始工作。至一九七二年，形成了現在上海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的基礎。這個研究所有二百七十七個職員，他們用兩種數字計算機工作。一種是一具“第二代”或稱導體式，另一種是一具“第三代”或稱集成電路式。我們聽說，這個研究所的任務，在於發明一種方法，使電算機既能為工業服務，又能推進科學研究。電算機科學必須也能為無產階級政治和社會主義生產服務。這就是說，技術必須受勞動人民控製，並用來改進工作場所和一般生活的素質。
研究所的工作，是理論聯係實際的。研究電算機理論問題的科學家，也要涉及實際問題。在製造與試驗電算機的工廠工作，使科學家更能了解機器的構造及電算機製造的方法。對比之下，美國多數電算機程序編製者，不懂電算機是怎樣製成的。對電算機的功能怎樣，也所知很少。我們代表團中的電算機程序編製人，在編製程序方麵，已有過五年的經驗。他說，在顯示各種電算機機件時，他往往感到很無知。
我們參觀這個研究所時，首先參觀的是“第二代”電算機，它有八千個四十二字節的存儲器，其主要的輸入裝置，是光電紙帶閱讀機，每分鍾可處理八百個字。紙帶由程序編製自行打孔。多數程序是用“算法語言六十”（Algol60）寫成的。這是一種標準國際程序語文。中有兩個鼓，作為輔助儲存器之用。這種鼓的平均接觸時間，是八十毫秒。電算機每天開動二十二小時，其餘兩小時，用作維修。一個使用特別的熱敏紙的火花印字機，用作電算機輸出之用。印刷機以五乘七矩陣的方式印出點子。它有一套六十四字的字模，其中包括數字、羅馬字母和數學符號，每秒鍾可印一千五百字。
研究所的人員描述了電算機工作的性質。多數的工作是我們所稱的科學程序處理，即工程上的數學問題，統計分析、晶體結構分析、等等。跟商業程序處理或資料體係均有所不同，其他人設計方麵，還將線性程序處理方法，應用到編排造船作業時間表這類問題上去。
中國人基本上是把電算機用於科學方麵，而非用於商業方麵。中國的商業生活，跟美國大不相同。收費核算、信用卡以及在其他許多事物上，我們在美國都應用電算機，這在中國的經濟製度上，都不存在。
使用計算機來作為知識的傳播，在中國有一特殊的問題，即書寫中文問題。四千多個中國基本字匯，實在太多了，不容易用電算機處理。有些資料是用普通話的發音錄出而儲存在電算機裏麵的。但這不適合於人名、地名以及其他，兩個中國字，其發音完全相同，而字體卻完全不同。在中文上並不是不常見的。名字隻根據發音，可能引起含糊和混亂。這個問題雖然麻煩，但也並非是不能克服的困難。
在“第三代”電算機上，我們參觀一位數學家在搞他自己的程序，那是用以預測海洋潮水漲落的。這個電算機比“第一代”電算機大，運算也比較快。它有個三萬二千的四十八字節的存儲器，每秒鍾處理十一萬一千個“指示”。它也有個每分鍾八百字的光電紙閱讀帶機、兩個火花印字機和四個每分鍾運轉一千五百次的鼓，鼓的接觸時間，平均是四十毫秒。每秒鍾有產生一萬四千個字。中央處理機有四十五個“指示”，並且可以擴大到七十個“指示”。
我們從中國返美之後不久，《北京周報》報道中國完成了第一架每秒鍾一百萬“指示”的電算機。顯然，我們所見過的電算機，不是中國最先進的電算機。
在我們參觀清華和複旦兩大學期內，我們見過其他的電算機。在北京清華的“第二代”電算機，是學生製造的，是用作教授電算機學的。這間大學在文化革命期內，有過緊張的鬥爭。當時，兩派學生運動為大學應該怎樣辦及由誰來主持這個問題而發生激烈爭執。我們在電算機中心發問，是否電算機成為校園的鬥爭對象。他們告訴我，根本沒有這回事。而且他們很感興趣聽到，美國大學在六十年代學生運動期內，電算機中心有多次成為學生反對大學政策的抗議場所。可是，在清華，電算機隻是用作教學和研究。並未成為行政政策或權力的工具。正如在許多其他未料到的地方一樣，“為人民服務”的口號，用大字寫在電算機上麵。
在我們參觀了上海電算機研究所之後，有幾位東道主帶我們到上海製造門柄的街道工廠去。街道工廠是中國都市地區的小企業，是廠裏的工人集體所有的。工人主要是家庭主婦和前此屬於工人以外的人民。這種工廠的產品不一，有手工藝品，也有集成電路出品。大抵要看該地區所可能得到的技術和原料而定。
這個街道工廠有四百三十七個工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前都是家庭主婦。幾乎根本沒有受過教育。它的主要產品是門柄和自動車的扶手。據我們的東道主解釋，一九七〇年這個廠成立了一個電算機組，有七十四個工人開始跟上海電算機技術研究所和複旦大學電算機科學部人員會晤，看看他們是否可以在廠裏製造電算機。這個三結合小組著手製造先進的“第三代”電算機，有許多障礙必須克服。特別是，街道工廠的工人缺乏教育。有些工人根本不懂電算機是什麽東西。然而，在一年半之內，他們居然完成了他們的第一架電算機，並於一年之後，完成了第二架電算機。我們在電算機研究所曾見到過這架電算機。現在，經過三個月工作之後，第三架電算機正在完成之中。他們希望本年再製成第四架電算機。
街道工廠的工人在製成電算機時，花了很多時間，學習有關電算機的知識。他們中許多人參觀了研究所和複旦大學，以及其他電算機工廠，藉以增加他們的知識。全部四分之一的工作時間，花在研究電氣、電子和電算機建造的基本原理上。我們聽說，工人學得很快，因為他們參與他們正在研究的過程。由於增加了理解，因此，也改善了他們的工作。
來自複大和研究所的，不隻是有所貢獻於該工廠電算機的計劃和設計，並且還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們每星期花一天的時間，跟廠裏的工人一起工作。電算機工人說，科學家和工人們互相學習。雙方都認為，工廠、研究所和大學這種三結合，是走向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之一個重要步驟。
在街道工廠，我們探索有關製造一架電算機的某種步驟。在一間房子裏，我們看到正在示波器上試驗鐵心。這些細小的成團形的鐵環，直徑不到一毫米，是最現代化電算機記憶之基本組成部分。經過磁化後，這種鐵心便產生北磁極與南磁極。電算機用這種磁極作為二進製的數字。北磁極在上，是為I，南磁極向上是個O。經過鐵心的電線可以探出並能改變磁化的方向。因而，可以儲備資料，往後又可以從電算機記憶中、將資料取回。
因此，這些鐵心的磁性，必須完整一律。如果其中有些鐵心含有不純的成分或者被切斷，磁極就不能可靠地發生作用。示波器是用作徹底檢驗小鐵心的。每一個鐵心置於一鋼台上，在中央的小洞中，安置了一個金屬指針。然後，示波器在屏幕上顯示出一個波狀，工人從波狀上可以看出鐵心的電力是否適度。每個鐵心在送往編排室之前，先要試用三次。在試用時，幾乎所有有毛病的鐵心都已經淘汰了。
我們參觀了鐵心編排室。在編排室裏，所有的鐵心都穿上電線，然後編在約九乘十四寸的一塊板上，每一塊板包含四萬個鐵心。每個鐵心有縱橫兩根電線穿過其中。這樣，電算機根據一根橫線和一根縱線，就可以從四萬鐵心中“選擇”一個鐵心。另外還有一條叫“讀出線”的線，穿織在板上的每一個鐵心中。這種“讀出線”可以察出鐵心磁化後的任何變化。在電算機要找鐵心內的儲備資料時，它能引致鐵心磁極變化之一半的電流通過一根橫線和一根縱線。隻有在一個鐵心通過縱橫兩根電線時，才有足夠的電流，迫使特定的鐵心磁化極度和電流同一方向。如果鐵心已朝那個方向磁化，那就不會再發生極的變化。而“讀出線”也就不會有反應。如果鐵心前此朝相反的方向極化，那就會發生極的改變，引起電流在“讀出線”上流動。這就是電算機記憶得以查考或更改的道理。因為其中沒有機械零件，所以，電算機記憶能儲備資料，而資料又能以非常的速度找到。
在鐵心編在板上之後，每塊板須加徹底的試用。如果發現任何鐵心有毛病，通過鐵心的電線，必須抽出來，把鐵心更換。工廠裏的其他車間，則專用電子方法試驗鐵心板，並和那些已知是好的鐵心板比較。
這情景較上海隻有一間計算機工廠建築物意義更大。美國電算機的製造也正是這樣，而且勞動力可以比較。世界多數的鐵心編製是在香港、南朝鮮和台灣做的。再加上墨西哥、波多黎各及南美其他地方。這些地區勞力成本低，使在美國做鐵心的電算機公司有利可圖。它們把鐵心運到外麵去串連和編排，然後，再把它們運回美國去裝配。這些地區的廉價勞力對美國電算機公司的圖利很重要。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威脅美國對東亞的經濟和社會控製。因此，美國電算機公司是積極支持越南戰爭，也是物質和技術的供應者。
北京化學研究所
在我們整個參觀中，我們發現中國科學家亟欲跟他們的美國同行接觸，並和他們交流經驗.我們在北京化學研究所受到熱烈歡迎，我們在那兒受到包括革委會成員在內的一群人歡迎。最初多半由該研究所代所長柳大綱談話。看來他是一位老資格科學家。他是革委會委員，但人家都稱他作“教授”。這顯示出，沿著學術路線的較舊的行政製度跟較新的革委會並存。柳告訴我們說，該研究所是一九五七年成立的，現在有職員約六百人，其中一半是大學畢業生或有經驗的研究員。職員中有一百人曾受過研究院訓練，有三四十位曾在海外留過學。研究員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是女性。
柳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多數是有開工業生產的，並且實行三結合製度，即研究、教育和生產三者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組。那些下廠去的人碰到實際問題，便向工人學習，我們可以從這些實際的問題中發現根本的問題，藉作基本的或試探性的研究。”
研究所的研究，多數是在高聚物化學方麵。高聚物是由許多重複的化學單位所組成的一個大分子。物質的特性要看單位性質而定，諸如人造絲和尼龍這類纖維、環氧樹脂這類膠合劑以及所有的塑料，都是不同形態的人造聚合體。許多天然的物質也是聚合體。
這個研究所設在一座大型的、低座建築物中，是人們在華北常見的那種光禿禿外貌，灰色的走廊是暗淡的，燈光從兩邊的實驗室射出來。沒有在裝飾上下過功夫，一切都講求實用。這些建築物幾乎有一種邊區（這裏所用的邊區是借用美國開國初年向西發展時的形象，有拓荒擴張的含意）的氣氛。房間是冷的，像冬天的北京其他地方一樣。一個印象令人難忘，一位戴帽的化學家在實驗室的天平上稱什麽東西，他那白色的實驗室外衣，罩著裏麵穿的一件棉襖。
在我們參觀這個研究所時，必然引起跟美國實驗室的設備作一比較。最顯然的差別是主要分析儀器為數較少。這本是過去二十年來化學上的一個主要發展。不過，在美國也不是每一個實驗室都有這種設備的，但在一個中央研究所，多數可以得到這種設備。話又說回來。我們在這個研究所所見到的研究工作，多數是不需要這種分析儀器設備的。當然研究通常是要和設備相配合的。在我們討論期內。柳大綱和另一位老資格科學家錢人元（他曾在美國呆過）提及這些儀器的缺乏，是個缺點。各實驗室的設備，很多是本國製造的。但是很合用。
在我們參觀過的多數實驗室，研究員都有一張卡片，上麵載有一個化學結構或表演的方法，並且往往有產品的標本，藉以解釋方法之實際應用。這像是在向人們暗示，“通過化學，可以生活得更好。”
有一間實驗室，專門研究卡普羅拉達（亦稱聚酰胺）之強堿聚合作用。據負責此項研究的研究員蘇炳祿（譯音）解釋，此項研究的任務在於應用化學反應機構知識，去取得更多的質量可以控製的產品。尼龍是一種人造的聚合體，是一長串的較小分子，這分子是從提煉碳酸和胺而取得的，再把它們變成胺環。這些結合像是把蛋白質結合一起的結合，諸如絲和羊毛。尼龍之能夠模擬天然物質的特性，即是這個道理。聚酰胺在與堿混和以形成尼龍時，反應很迅速。聚酰胺（塑料）這種物質所形成的力量，要看製成的鏈之長度。而這長度又要看反應速度怎樣及物質混合的方法怎樣。此問題之某些方麵，是可以在實驗室研究出來的，但最後仍得用工廠的設備，才能製造出來。蘇把時間花在廠裏，和工人們一起做實驗。在實驗時，不同的反應情況都嚐試過。製出來的塑料的質量也檢驗過。據蘇說，老工人對製造方法了解得很好，凡是他們所不了解的，都由老工人幫助了解。這個廠的工作也暗示出一些對反應性質作實驗研究的意見。
我們聽見到的另一發展工作的進程，是有關加固聚酰胺之夾層塑料。用聚合體聚酰胺把它貼成一層層的玻璃填料，然後再使之成為一塊固體。這種材料是用作各種電器的。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伍瑤（譯音）向我們解釋製造的過程。小分子連在一起，形成中型分子，便成了一種叫做“樹脂”的材料。要形成一種製成品，須先用加熱以完成反應。需要一種溶劑。問題在唯一適合的溶劑二甲替甲酰胺難於處理，因其有高度的沸點，且含有高度的毒質。對工人頗為危險。伍瑤修改樹脂的化學成份，已能製造一種能在酒精和水中溶解的樹脂。這樣就解決了毒性的問題。並且也製造了一種強度更大的材料。
另一間製成品實驗室中，陳列了用“膠”粘成的各種衣著。所謂“膠”是一種聚氨基甲酸酯做成的膠水。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有一間工廠，碰到了縫衣服的線縮水的問題。工人們希望新的膠水能提高產品的質量。
在一間有關光敏的聚合體實驗室中，展出了用光敏聚合體材料做成的一具印刷用的電版。並陳列了用這種電版而製成的彩色圖片。其他的研究員則展出了醫用丙烯類塑料製成的膠粘劑。如做假牙用的膠粘劑。另外的一個組正在發展聚矽酮的應用。
對比之下，另一實驗室的研究則不重視當前的應用。該實驗室正在試驗有機光電導體。實驗用的儀器，雖是本國製的，但相當精致。儀器包括光源及計時裝置和一具示波器。有機光電導體這種物質，在受到光的某種特定波長射擊時，其電的特質會發生變化。一位女研究員告訴我們，這個設計是在文化革命之後才開始的，並且隻是試探性質。所以要搞這個計劃，是因為他們認為，這項研究有益，同時更因為有機光電導體可能比無機代用品較多實用價值。
當我們在中國時，中國研究機構的實踐，常常跟文化革命有關。而討論的主題，是那段時期（即文革時期）以後所發生的變化。但是，變化並不常常容易了解。我們關於文化革命對科學的影響，曾有一個先存的概念，以為文化革命已把一切研究納入應用範圍之內，使科學工作隻有直接搞實用的東西才對。然而，這種光電導的研究是在文化革命之後的研究題目，特別因為它有興趣，而並非為了它馬上具有實用的價值。我們聽說，該研究所還做有關分析化學技術之試探性研究、聚合體溶液之物理化學以及其他物理化學問題。這些實驗室的工作，看來對直接有關特殊生產方法的研究，比較我們參觀過的其他研究所要少一些。
這個化學研究所，不同於中國各大學。它在文化革命期內仍然有研究活動，有如其他生產機構諸如工廠一樣。雖然有少數實驗室關閉了一段時間，但據柳大綱說，“工作仍繼續照做下去，多數處於正常的情況之下。我們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研究所的主要成員多數仍然在這裏。”他還補了一句說：多數成員曾下廠工作，或者在鄉下某個地方工作，除了那些年老或身體不好的以外。
在中國做實驗性的實驗室工作的，多數是研究所，而不是大學。在過去，大學畢業生在研究聽做研究工作。在研究院重開之時，或許仍將如此。研究所的成員認為，當研究院教育的條件具備之時，有些人會回到研究院去的。可是，他們懷疑將頒授學位。因為這種學位頭銜，有增加研究員脫離群眾的可能。雖然大學研究院教育，經過文化革命之後。已經有所修改，但研究生的研究卻仍在討論修改之中。在我們參觀期內，像在美國所了解的那種研究院，仍然關閉著。中國人方麵跟我們討論計劃時暗示，有些研究院可能不久將重開。在別的方麵諸如醫學課程的修訂，已經將醫學訓練時間縮短，但不能看作是包括“研究工作”在內，不過醫生是受到充分訓練的。他方麵，如法學院，料將不會恢複，這是因為刑法製度已經修改，廢除了有利於被告的調查程序的開庭。因而，也就不需要律師。一般來說大學在學生與畢業生的研究工作這種西方式的區別，可能消失，雖則不同科係的課程，在授課時間的長短方麵將有所不同。
我們在化學研究所獲悉，甚至在化學這門專門學問的奧妙主題中，也涉及國際政治。有關科學的任何國際性往來，化學的關係很大。中國人有他們自己的製度，他們嚐試使他們自己的製度適應國際慣例。他們告訴我們，他們跟國際理論化學與應用化學協會（這是在化學方麵正式的國際團體）沒有聯係。中國之不跟這個團體有接觸，原因是該團體的成員，有台灣方麵的人馬在內。
我們參觀了這個研究所，使我們對中國研究科學能作某幾點的比較。第一，是化學對新工業產品的應用所起的推動作用。在美國，新產品必須人為地製造需要，同時，生產方法的改進，會使工人失業。這是我們美國技術發展的跡象，但在中國並非如此。在中國，技術的應用，其動機在滿足人民的需要。“塑料”在美國已被用作一個含有輕蔑意味的名詞。當中國人將衣著用的聚氨基甲酸酯膠布（這種膠布之製造，原本是采納工人建議）給我們看時，我們這個團體中有一位團員說，“我們美國也有這，但不頂事。”我們這種對待技術革新的消極態度，其根源是清楚的，那就是因為在美國，革新的第一個作用是為了圖利，如果因此而改善人民生活，或許隻是偶然的事情。
我們的另一觀察是，在某些方麵似乎仍存在著較舊的研究方式。這個化學實驗研究所，是在文化革命後才開設的，研究所的決策機構，至少仍維持某些方麵的專業人員掌權。然而，在各實驗室的其他實踐——政治學習小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廠裏的體力勞動以及諸如此類的活動——其目的在打破專業與非專業之間的界限。科學研究方式的改變，仍在演變的過程之中。這並非該研究所自行著手要完成的東西，一切體製要作革命性改變都是共產黨所發起的。並且用意在全社會推行。在美國國內，我們團體中有好多位曾討論在我們的工作場所，推動民主實踐，但我們意識到，這像是企圖創造一個良好社會孤島，卻並無整個社會的必要改革。——這樣一個孤島式的良好社會實踐，是“矛盾可笑的”。
中國研究機構的改造，是因它跟工業的關係而刺激起來的。研究人員訪問應用他們研究成果的工廠，他們與廠中工人討論問題，並花時間跟他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和政治學習。這個方法就涉及意識形態的改造。但也給研究人員對生產是怎麽一回事，有較好的想法，同時，還對實驗有親自的觀察機會。產業工人也是三結合的成員，他們又反過來訪問研究機構。他們討論在研究中的問題，並參加研究所的一般活動，諸如政治學習小組。此外，化學研究所每星期設有一個“公開討論所”，任何工廠的代表可以到這個所內討論技術問題。研究所的大門再一次對外開放。
這類在工作過程中的日常接觸，對決定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或許是極其重要的。在科學家的正常活動中有群眾參加，使科學家很不容易忘記五七幹校（五七指的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毛澤東的一個指示）的教導。這些學校是在文化革命期內，在農村地區辦起來的。許多城市知識分子和幹部都要在五七幹校呆一段時間。從事體力勞動和意識形態方麵的學習。工廠工作或人民公社工作，往往用作同一的目的。
中國研究工作另一重要的方麵，是在傳播科學發明這件事上顯然是合作的，而不是旨在維持一個研究者或一間實驗室或某項事業之獨霸地位，在北京的膠布廠、人造纖維廠和塑料工廠並不互相競爭市場或爭較高的利潤。因此，他們共同分享科技革新的成果，而不是把成果隱瞞起來。實驗室是為共同交流經驗而開放。不論是在他們“公開討論所”期內，抑或通過像上海科技交流站這類的機構。他們並不試圖搶先跑到專利局去。
中國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
北京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像動物、生物化學和昆蟲學研究所一樣，是支援中國農業的重要機構。它那座大建築物座落在首都遠郊，周圍都是田。我們在那兒呆了一個上午，參觀實驗室，跟科學家和行政人員談話。正如在其他科學機構所碰到的情形一樣，一位年紀較大的曾在海外留過學的職員客串了臨時翻譯。在這個研究所內，一位短小的、友好的名叫胡含的中年婦女替我們翻譯。她曾在美國州立俄亥俄大學研究過生理遺傳學，在解釋晦澀的技術名字時，她特別對我們有幫助。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沒有遺傳學研究所。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一個遺傳學事務所，隻有二十個職員。一九五九年科學院成立之時，便設立了遺傳學研究所，職員增加到七十人，現在有三百五十人在那兒工作，其中包括兩百多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這個研究所在三個主要方麵進行試驗。（一）研究遺傳特性之遺傳與變異。——這方麵工作包括從花粉穀粒中培養小麥或稻米，以及有關馬鈴薯和甘薯的遺傳學，（二）有關雜交優勢和雄性不育的研究，包括玉米和高粱的遺傳學的研究，（三）關於基本遺傳物質脫氧核糖核酸（簡稱DNA）的研究，包括細菌遺傳學的研究。
我們參觀的第一個研究所，是有關甘薯遺傳學的研究的。我們在那兒跟一位名叫蔣興尊（譯音）的研究員談話。他於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此後即研究甘薯。他告訴我們，白甘薯的培植，是將前一年收成下來的舊薯莖一根根植在地裏，這就需要每年在冬季儲藏一些甘薯，作為“種籽甘薯”，為下一次播種之用。在華中和華南，貯藏的甘薯的變質問題，嚴重地妨礙了將甘薯作為主要食物的來源。在過去，大量的甘薯每年隻得往南運。
這個研究所的研究員研究這個問題已有多年了。但是，現在他們對文革前所采取的研究方法，頗多批評。蔣對我們說，他們太過於依賴中外書本知識。在文革期內，他們開始把重點放在田裏，跟農民研究問題。自此之後，工作有了改進。他們現在相信，雖然甘薯的變質，主要取決於所種甘薯少一遺傳特性，但培養貯藏方法也很重要。科學家們由此而得到一個結論，即是，他們正在考慮中的問題，基本上並非他們自己研究範圍內的因素所能控製的。就遺傳學來說，這不是一件小事。每一個西方國家，有若幹科學家毫無例外地隻憑著自己有限的專長去鑽牛角尖，企圖用狹窄的技術方法，去謀解決那種需要廣泛接觸和多方麵知識的問題。
蔣指出，解放前，華東安徽省某些富農曾精於甘薯的貯藏方法。但是，他們把這視為傳家寶，不願將秘訣公開，以便操縱薯種的價格。解放後，貯藏的方法普及了。從這個經驗中，他得出結論：“如果我們依正確路線工作，科學可以為人民服務。如果科學是在地主和資本家手裏，它就不可能為人民服務。”
這個實驗室不但搞甘薯試驗，也搞白薯試驗。甘薯栽種方法，是用從嫩薯根上割下的薯藤栽植土中。農民訴說，有一種很好的品種“勝利一〇〇號”，產量已大大地降低了。試驗顯示，產量平均減少百分之三十。研究員跟種甘薯的農民密切合作，發現農民喜歡選長莖作為切斷的薯苗，原因是長莖比短莖容易切。結果，在單一的薯莖內部以及薯莖之間，便發生了藤的長度之遺傳上的變異。人們選擇長莖來切作插種，則長出來的莖長而產量低。研究員觀察了其他薯種。發現了同一的現象，即莖較長而產量較低。研究所的工作者為了對付這種傾向，便選擇了多代的短莖，用這種方法，產生了二十種新品種，其中一種叫“北京紅”，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參觀薯類實驗所期內，我們提出了中國遺傳學家目前對李森科的看法問題。這位引起爭論的農業學家，一度是蘇聯遺傳學的權威，他反對西方古典的遺傳學，其所持理由是，西方遺傳學是“理想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他並指斥這類曆史人物如孟德爾與摩爾根所假設的遺傳基因，因為他們否定了環境對有機體遺傳的影響。（即習得性的遺傳）。針對他們的思想，他反對米丘林的理論。米丘林是一位已退休的俄國鐵路工人，在培育果樹方麵，取得很大的成就。有一段時期，大約是從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利用他在俄共裏麵的影響力，壓倒了兩派思想之間的鬥爭。實際是禁止以古典遺傳學原理為指導的實驗。我們曾聽說，在中國同時期內，李森科的思想也得到強烈的支持。特別是在農業研究機構方麵。並且聽說，信服古典遺傳學的中國科學家，在研究上處於守勢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在蘇聯失勢，中國遺傳學兩派思想的衝突，變得不那麽一麵倒了。一九五七年毛氏發表了很有名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篇講話中，毛氏提出在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如何處理科學爭端。
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
毛氏在說這些話時，不管他心裏指的是什麽特別事情，對於處理遺傳學的爭論，在中蘇兩國，這些話都是有力的批評。大約從一九五六年起，看來米丘林主義者和遺傳學的古典派，在中國是共存了。鑒於這一切，所以我們提出了有關李森科的問題。
稍停了片刻，我們再說出了這個名字，藉以確定我們的問題已否受到注意。這時候，我們的東道主方麵突然成了一個生動活躍的討論組。不過討論的內容並沒有翻譯出來。最後，有了答案了：“李森科認為甘薯變質，是高溫度所引起的，我們認為他的理論不正確。”我們又以李森科的一般有關遺傳學理論的問題相詢問，他們答稱，在某些情形下，外在的或環境的情況或許可能影響內部的或遺傳的特性。但是，如果情形果是這樣，主要影響不是外在情況。在結束談話時，他們提出這樣的意見說：這個問題實際是個理論問題，還不曾很詳細地研究過。或許李森科之在中國，仍然處在一個考驗時期。
我們下一個參觀的地方，是專門研究細菌遺傳學的實驗所。並跟研究員董可容（譯音）談了話。他大約於一九六〇年開始研究枯草杆菌。他們使用這種細菌來研究一個叫做“變形”的過程。方法是在幾乎所有有機體中，從某一種細菌抽出它的基本遺傳物質（叫做DNA）。“喂”到第二種屬的細菌體中。如果第一種屬細菌具有的遺傳特性而為第二種屬細菌所缺少，則第二種屬細菌的DNA因跟第一種屬的DNA混和之後，可能就會含有第一種屬細菌的DNA。董說，在六十年代初，隻有美國人曾有這種可變形的枯草杆菌。但是，因為美國政府禁止對華一切貿易，所以，這個實驗所無法取得這種可變形的細菌的標本。中國人隻得單獨自幹。他說，現在，他們已可以直接從美國得到這種細菌標本了。
細菌遺傳學研究所的人員並利用硝化酸來研究導致突變（即較永久性的遺傳改變）的問題。他們剛剛在開始搞芽細菌形成的過程。——形成一種強芽胞，足以抵抗光、熱或幹燥，而不致於被光熟或幹燥殺死。有趣的是，這些計劃或變形計劃，都是在沒有考慮到工農業上的應用價值的情況下而進行研究的。
這個實驗所曾為了很直接的工業應用價值，而進行過一個研究計劃。該計劃涉及在製造毛製品中使用蛋白酶的研究工作。酶是在活的有機體中發現的一種蛋白分子，它有助於促進生命維持的化學反應。如在消化期內將食物消化，變成單一的化學物質。完成將蛋白分子變成更小分子的特殊機能的，就是蛋白酶。這種蛋白酶是在胃中發現的，可以從某種細菌中做大量工業用途上的提煉。這些也就是美國廣告中大事宣傳的各種牌子的洗衣粉所用的“酶”。中國人在毛製工業中使用蛋白酶來改進產品的素質，細菌遺傳學實驗所的研究員到工廠協助搞這種工作。
我們又去參觀了一個搞新小麥和水稻品種的實驗所。它是用極其複雜的方法搞這種試驗的。歐陽振威及陳英（譯音）兩位研究員對我們解釋說，他們接受了農民的意見而建立了他們的計劃。並說，該實驗所花了很多的時間，以發展新的作物品種。培育新種的傳統方法，大抵要靠發展“純”一種或在遺傳上同種屬的品種，然後用控製的方法，使之雜交，以產生預期的結果，用多代近親雜交的方法，培育遺傳上一致的純種。通常培育的速度，是一年一兩“代”。因為每“代”培育的時間長，產生純種的時間也慢。所以，要發展新品種，要費好幾年的時間。
遺傳學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種技術，想出較好的方法，以縮短這種曠日持久過程之一部分，於幾個月之內，培養出一種純種。他們用單花粉穀粒而不是從種籽中來培養成體作物來產生純種。所謂“花粉粒”，是一種自由飄動的性器官，它能產生雄性生殖細胞，這種細胞在某方麵類似人類男性的精子細胞。實際上，研究所的研究員正在從單生殖細胞中培育作物。因此，也可以說是從單親生殖細胞中培育。花粉粒像生殖細胞一樣，每一細胞隻有正常遺傳物質成體量的一半。在正常的交配或授粉之時，它們和含有一半遺傳物質成體量的卵細胞結合，以產生一種能授精的卵細胞。每一個這種卵細胞會發育成為一種新植物，每個細胞含有正常遺傳物質量之一半。從技術上說，花粉和卵細胞是單倍體。隻含有成體遺傳物質之一半，而它們聯合體產生的成體細胞則是雙倍體，含有充分的遺傳物質。
在花粉粒末與卵細胞結合而培育成為一種成熟作物時，成熟作物通常是單倍體。這種作物較正常為小，不受精，因此，也不能作為培育之用。但是，有時在成長的早期，這種單倍體作物的單細胞，其遺傳物質會自發地繁殖，形成一種雙倍體細胞，從而成為一種能夠培育的成體作物。這樣的作物能自行受精生殖，因為個別穀類作物含有雌雄兩性生育器官，隻要一個原來的單親，就可以產生一種新作物。這種新作物，完全是“純”種。因為原來的花粉粒是從單親來的，所帶來的隻是一種遺傳基因。
據說，把花粉粒培育成為成體作物的方法，是印度科學家於一九六四年發明的。現在已有約二十種作物應用這種方法，包括煙草、小麥、大米，白菜和玉米等。這個研究所集中於小麥和大米兩種的研究。因為這是中國最重要的穀類作物，這今為止，小麥單倍體的培育率還是很低。而水稻則有百分之五十的花粉粒授精成為雙倍體作物。該研究所的科學家認為，他們在將來能夠使用一種叫秋水仙堿的化合物，控製雙倍體化的速度。他們並希望單倍——雙倍體體係在將來會有用處，不僅是在農業上有用，並且在較高級植物的遺傳之一般調查研究中也有用。
這個研究團體很重視他們跟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他們說，農民歡迎使用直接的純種技術而發展出來的品種，農民常常訪問他們的實驗所，而他們也常常下田幹活，以發展新品種。某些新品種已在中國東北的黑龍江省以及在北京郊區試驗。
我們問他們是否真正嚐試以單雙倍體遺傳體係這樣複雜的概念教農民。他們答稱：
一般來說，我們不向農民灌輸這樣抽象的觀念。但是，我們必須把單倍體這個概念介紹給農民，因為正在做這個工作嘛。我們嚐試使用簡單的語言，覺得比較容易把這種觀念向本地的科學人員介紹。年輕的知識分子——農村中的新的一代有些知識，當他們來到實驗所時，就容易教得多。
這證實了我們在別處所聽到的、關於公社相生產大隊科學組在傳播農村科學知識所起的重大作用。適也使我們對農村廣設初級中學所產生的變化，有了小小的認識。
在這個研究所內，我們最後參觀的一個實驗室，有四位研究員敘述過他們在高粱和玉米兩方麵所做的雄性不育和雜交的實驗。這些研究工作者也熱心跟農民合作，並將國家政治發展與他們研究進展的關係拉得更近。他們對雄性不育的研究，開始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內。在文化革命期內更加速進行，更密切地同農民一起工作，以四年的時間，發展出十多種新的雄性不育高粱及四十種新高粱品種。雄性不育是在一種突變的遺傳情況下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雄性的花有缺陷，不能產生授精的花粉。雄性不育作物種在正常產生花粉品種的田裏時，所有雄性不育作物的種籽，必是產生花粉品種授孕的結果。這種雜交的種籽或兩種不同親屬品種雜交的結果，其所產生的作物比之單性親屬品種，就更加壯健和更加多產。這種雜交作物據說顯出“雜種活力”，它的技術名稱叫做“雜種優勢”。雜交種籽有提高生產的巨大潛力。舉一個例，差不多所有美國田裏的玉米，都是用雜交種籽培育起來的。
我們的東道主說：“科學上的群眾運動正在迅速發展。以促進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我們跟農民、工人及其他科學機構一起，找到了要解決的問題。有這樣一個問題，即是在雄性不育作物中雌性花的流產，其結果就根本不產生種籽。研究者得農民的協助，在田間做了實驗之後，發現耕種技術、下種時間、授精、水的供應、光線以及通風，都有影響雌性花流產的傾向，隻要把某些情況加以改變，問題才能解決。在這個工作過程中，他們也發現，雄性不育的作物不育的程度，隨品種而不同，也跟不同氣候因素有關，譬如在北方較高地區以及在高處。
玉米枯萎是另一個嚴重問題。中國人做過很多工作，圖發展一種能抗萎的品種。據說，這個工作進展很快，因為它聯係群眾來做。農民對大規模新雜交能自行做出判斷。在第一次做出雜交試驗之後逾四年，即能大量種植新品種。目前，中國有兩千六百萬畝土地種植雜種玉米。
在我們參觀遺傳學研究所結束時，我們曾以該研究所的前途詢問我們的東道主。在我們參觀這些實驗所時，我們曾注意到青年研究員之顯然缺乏。我們遇見的青年研究員是六十年代初上大學的。我們知道，這個年齡差距反映出文化革命的衝擊。其時，大學有好幾年根本無畢業生。大學裏的人對我們說，多數快要畢業的學生都回到工農業生產上去。我們的研究所東道主預料，將來某些研究還將直接來自農民。但是，他們也認為，某些大學畢業生將直接到研究所工作，而不再回到生產單位。我們的印象是，這些問題仍然在積極討論和辯論之中。
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
一九六五年中國宣布，上海生化研究所科學家成功地合成了在生物學上很有用的胰島素。胰島素是五十一種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把它們組合成為真正的物質，這是科學上一大成就，其震驚西方科學家正如若幹年前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之使西方科學家震驚一樣。可是，介於那時和現在之間，發生了文化革命。我們懷著一種好奇心，想看看社會態度的改變，怎樣影響到有關這種極其基本的研究的實驗所。
孔江複（譯音）據介紹他是該研究所革委會主要成員，他為我們概述了該所的一些變化：
由於文革前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幹擾，對我們的研究工作發生很多壞的影響。在文革期間，我們跟隨毛主席的領導，拋棄了修正主義路線。該路線是使理論脫離實際，走專家路線，以及使知識分子脫離勞動人民。現在，我們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科學必須為人民和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科學研究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文革期間，我們的研究所成立了革委會，成員包括老、中、青。……我們的研究工作者下鄉與下廠去接受農民和工人的再教育。現在，除了重視理論研究外，我們還研究許多問題的實際應用。
這聽來像是黨的路線。是的，它是黨的路線。但是，在中國，這不是一個壞名詞，有如在美國那樣。孔的關於該研究所的情況介紹，看來簡短扼要。很像我們在中國所遇到的許多知識分子，他們在告訴我們類似的情況時，也大致是這樣的。
生化研究所跟生理研究所共占一座大廈，解放以後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所而成立的。在大躍進開始之後，職員分為兩個主要部分。生化研究所開始時隻有成員五十人，現在已擴大到共有三百八十人，分為四個大組。蛋白合成，酶結構和功能，核酸，和新陳代謝。研究所的生產機構包括東風生化廠。這個廠的成立，在於為胰島素合成工作提供所需物質，現在並擴大業務，也提供化學品給其他機構。研究所的機器工場除維修外，製造自動氨基酸分析器（在於判定蛋白結構），快速蒸發器，及分子收集器。
蛋白合成工作是這個研究所最有名的成就。討論一下從事此類計劃所涉及的動機，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初看起來，這種研究計劃並非優先性的應用研究，隻能生產最少量的這種大蛋白質。而為了醫療的用途，自然的來源將繼續提供最佳的供應。給我們為這個計劃辯護的理由之一純屬於政治性的。這個蛋白合成實驗所的第一號領導人胡石泉（譯音）陳稱：
我們偉大的領袖恩格斯說，蛋白質是一種生命形式，我們從化學物質中去合成蛋白質，證明了唯物論的正確並否定了唯心論。因唯心論認為隻能從有生命的物質中取得生物物質。
這位我們在上海的東道主之一的胡同誌，曾作為一個正式的科學家代表團團員，於一九七二年去過美國。在我們停留上海期內，從我們跟他個人的談話中，在我們看來，這計劃之抽象基礎，如他在上述言論中所說的，顯然是從事此項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然，也有其應用的方麵。合成工作對於改變蛋白質結構，從而了解此結構對荷爾蒙作用的關係，是很有用的，再則，胰島素合成技術的發展，正在被應用到一種叫縮氨酸（肽）的化合物的合成之中。肽是較小的分子，和蛋白質的形態相同，拿來加以合成，作為商用或實驗用，都是合算的。這個實驗所已製成了一種以百克計的催產素的肽荷爾蒙，催產素在大腦垂液腺中產生。它有助於調節血壓，在高血壓研究中用得著它。因為與高血壓有關的疾病（特別是中風），在中國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從健康研究的角度來說，這種研究顯然有其優先性。
站在這實驗所胰島素分子模型旁邊的一位工人對我們說：“在胰島素合成之後，三年內我們完成了愛克斯光射線晶體攝影工作。這個問題在西方已討論了多年了。”這種自豪的言論，是我們在中國很少聽到的言論之一，這暗示出，甚至在中國科學家中也有競爭性。不過，他說了之後，隨即又以實驗室的設備有限而引為遺憾。實驗室很少有自動儀器和先進設備，而在西方做這樣的大成就的研究，是認為非有自動的和先進的設備不可的。孔說：“我們有了一些成就，但跟我們人民的需要一比，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們的生化設備是有點舊了，為了趕上較高的工作水平，我們要向別國學先進技術。”
這個研究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適應當前的需要。他方麵繼續其基本的工作。一群生化學家曾企圖用諸如DNA這種核酸來從事這種工作。由於核酸在遺傳上的重要性，因而對這個問題已成為西方實驗室深入細致的研究對象。雖然，從這些研究中所得到的知識是極其基本的，但除了醫學某些方麵，此項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方麵則為數很少。
在文革期間，研究所的核酸組成員決定加強他們自己的工作與農業之間更密切的聯係。其中一位成員對我們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備戰備荒。科學家必須為人民服務。所以，我們著手研究核酸對農業上的應用……科學工作者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樣，他們就可以有助於提高群眾的知識水平。通過這種工作，科學工作者……跟群眾同呼吸，共甘苦。
研究人員在中外文獻中，曾閱讀過有關核酸混合物能增加作物產量的報告。——經過小組討論並跟研究所的領導成員商量之後，他們便開始進行這個問題的研究。結果顯示，把富核苷酸水解物噴到稻田裏，會增加水稻的產量。核苷酸是小塊的核酸。水解物是經過化學上消化的分子混合物。為了要取得水解物作試驗，他們便用大量富核酸的酒糟及豆渣予以加工。產量提高的情形如何，不大清楚，但在初步實驗中，使用放射性磷化合物來作示蹤劑，顯示出核苷酸增加根對水和礦物質的吸收。
核酸組跟上海郊區某公社社員進行這個試驗，他們也幫助公社的工作。小組的一位成員自從一九七〇年以來，即住在公社那邊。公社的農民也常常回訪研究所，來問問題和討論問題。該小組也實行“單位之間的社會主義大協作”，跟本地農業研究所協同工作。
在美國的一間研究所或大學的核酸生化家，即使考慮搞這個組所研究的問題，也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更不要說在解決問題時還有非科學家參加哩。在美國的生物化學家當中，反對用粗率的化學設備，並反對在精密的實驗室設備以外來開展工作的偏見，實在太強烈了。如果一位個別的科學家來從事這種研究計劃，他可能要這到他的同事的反對。理由是，這種研究在專業上跟突破核酸研究的難關毫不相幹。但在中國，研究工作之如此應用，卻被認為是典範。
我們也討論到研究所的新陳代謝實驗室的工作。它是跟肝的生物化學有關的。一九七〇年該實驗室展開了一個計劃，要搞出一種能早期診斷和治療肝癌方法。這工作在實驗室開始，後來搬到現場去作進一步試驗。經過了幾次試驗之後，方法是定下來了，決定用（初）胎球蛋白檢驗法，分化了癌細胞的作用。——這是說。癌細胞失去了從某特殊組織出來後的細胞特性，而變成像胎體發展初期的細胞。初胎血球蛋白，是胎兒的一種特殊蛋白特性。它在正常情況下不出現於成年人體內的。但在生癌時，會在血中發現此種初胎血球蛋白。現在已有極敏感的和先進的方法，可以探出此種蛋白質的存在。用這種方法也比較容易進行實驗。在肝癌初期用初胎血球檢驗法，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的正麵診斷效果。現在全中國使用這種檢驗法。實驗所的工人到農村去，教育和動員群眾跟本地的醫務人員合作，特別是跟赤腳醫生合作。他們告訴我們，去年他們已檢查過五六萬人。
預防工作另一個方麵是辨認和消滅致癌的化學因素。已在進行的某些研究，係有關某種黴菌。這種黴菌在食物上生長時，會產生致癌的物質。正在研究中的這些化學物，最重要的一種，叫“血菌毒”，這種血菌毒是會產生肝癌的。
全中國現在有一個統籌的癌症研究計劃。上海方麵特別著重肝癌的研究。而在北京方麵，則著重於腸道癌的研究。幾個全國性的研究所包括實驗生物學研究所、癌症研究所和勞工衛生所，都在尋找癌症病例高的工廠，並調查其致癌的原因。不同單位之間都舉行年會，以交流經驗並討論未來的分工計劃。全國統籌團體設在上海，那兒一個研究所的會員敘述癌症研究工作的改變情況如下：
在文化革命以前，我們也做癌症研究，但我們隻是在實驗室研究，故脫離廣大群眾。
在那段時期，雖有論文刊出，但因修正主義路線的幹涉，論文不為人民利用。可是，現在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科學論文的出版是基本研究的主要“產物”。因此所取得的知識可以廣為散播。許多中國科學雜誌，在文革當中間隔了幾年之後，現正在恢複出版。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在那些年份裏，科學知識的交流憑私人接觸、簡短的通訊、口頭發表的論文以及開會來維持。例如，在文化革命期中，中國全國科學家會議就曾討論胰島素晶體結構研究的成果。在我們參觀時，一個有關胰島素結構之進一步研究報告正在付印，預定在《中國科學》上發表。預料其他的論文將在國際發行的中國刊物上發表，而不會送到外國出版物發表。
據悉，目前出版物應該采取怎樣的形式，是中國科學界正在討論的大題目。比方論文應否由個人或集體署名，是件困難的事情。一項發明常常是集體工作的成果。它不僅僅是在實驗室內做研究的人，而且也是在支持科學家、供應他們的生活、並替他們製造設備的一大群人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國，一般的意見，認為“科學是勞動人民經驗的結晶”。此外，仍然有個別具有特別才能的人，他們發明創造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要給人知道的。在西方科學界，自然個別的作家恰恰是跟那種為地位和榮譽的個人奮鬥密切相關。但在文化革命期內，中國人曾嚴厲批評這種個人名利思想。
現行的計劃，使某些文章用個別作家的姓名發表，其他文章則署上某單位或某組的名義。為什麽要這樣做，其原因倒是頗有趣的。當我們在廣州中山大學會見老科學家蒲蟄龍時，他告訴我們：雖然有人擔心，此種作法會誘導一種走向個人主義的傾向，可是，對某種具體研究計劃責任的指派，個人的名義仍然是重要的。再說，雖然實質上所有研究上的成就，都有許多人直接或間接做出貢獻，可是負起任何既定工作之正確執行責任的，卻隻有少數人。
當我們問及研究所職員有關文化革命的影響時，這種政治問題之意義的繼續辯論——並且所有的問題都被看成是政治性的——也出現了。科學家們說，在文革期內一個工人宣傳隊來到研究所，並且在實施基本改革上起了重要作用。這些改革使研究所參加了群眾生活。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黨的工作隊的代名詞）在糾正中國社會政治錯誤這方麵起著重要作用。在工廠、公社、大學或任何其他機構有問題時，共產黨就派這種宣傳隊去調查並做出建議，主持討論並監督改革。在文革前，這個研究所的性質看來很像一個西方的或蘇聯的研究實驗所。但是那種作風，被認為是不適合新中國的，而幫助進行政治問題解決的，就是宣傳隊。研究人員說，工人們“曾用他們無產階級的模範來教育我們”，並且講述舊社會的故事。各小組及整個研究所都舉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會議。宣傳隊有些隊員現在仍在那兒，他們做行政工作，也參加政治學習小組。一位研究員為我們總結了宣傳隊工作的成果如下：
在文化革命前，有三脫離，即政治、實踐和勞動人民之間的三脫離。通過工人在政治理論上的教育，我們改變了這個三脫離的傾向。現在，我們走出實驗室到群眾中去。
上海生理學研究所
生理學研究所有二百八十個成員，設五個大實驗室，即神經和筋肉生理學、感覺器官生理學（視覺和聽覺）、低氧強度生理學（即有關有機體對高空的適應）、生育生理學及大腦生理學。目前主要在研究針刺過程。此外，該研究所還辦了一間工廠，製造電子器械。為研究電子生理學之用。
我們代表團中有兩位團員，曾跟章香桐（譯音）教授在他的實驗室外麵的一個小房間，有過一次有關針刺的特別訪問。章教授在房間裏，為我們做了一次兔子針刺示範試驗。兔子用一根帆布吊帶吊著。在它的鼻子上刺進一根熱針。章教授用計秒表計算兔子掙紮的時間。針刺之處是痛的。然後在兔的後腿插進一根止痛的針。過丁一會再用加熱的針去刺。痛的反應已大大地減少，雖然，針插進去隻有一段短時間。止痛之後又過了一陣，又和針插進去之前一樣有痛的反應。
實驗室乃開始作一連串單神經細胞紀錄實驗，以追蹤在止痛過程中，大腦各部分神經交互作用的跡象。中腦（醫學專名叫下丘腦）的一部分是此項研究的主要中心。單細胞記錄是一種精密的電子技術。這種技術，一直到最近，中國實驗室還不曾取得。如果有了這種精密電子技術，針刺止痛研究在了解受針刺後神經係統結構所受的影響，可望進展得很快。以下是我們跟章教授的討論，我們是用直接訪問的方式，因為，訪問的進行完全是用英文。這討論給了我們某些啟發，不僅僅是討論技術問題，也討論到這種研究的整個範圍。
這位章教授開始發言：在這整個針刺研究事情上，我們過去很少經驗。你知道，我們是純神經生理學者。在文化革命之前，我們脫離了所有的實際問題。自從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應用針刺於外科手術以來，我們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對此項技術，很不敢肯定。但是，許許多診療病例證明，針刺的確有效，雖然療效並不一致。但是越來越多的病例，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有許多病例，在我看來是很能令人信服的。你看，甚至在這種技術發展的初期。一次簡單的針刺竟然能發生這樣大的療效，這是很令人驚奇的。這其中必然涉及某些神經生理學的基礎。我們認為這是對神經生理學之真正的挑戰。我們覺得，我們應當有能力加以解釋。這就是我們於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著手這個問題的原因。我們研究組有許多人去醫院，取得此項技術之第一手經驗。我們參加手術之麻醉的部分。我們學會針刺，我們實習這種技術。經過我們親手的經驗之後，我們回到實驗室做一些動物試驗。我們也在正常的人身上做過一些試驗，並在病人身上做過針刺。我們判定：療效可以在動物身上求得證明。有許多事情，我們不能拿人來做試驗，特別是在神經係統的分析方麵。你得把對人的療效轉移到動物方麵，這樣你才能做更深入的分析。
從一九六六年到現在，我們嚐試過多種方法，以發展我們的理論。自然，我們已提出過多種可能性。主要是從神經生理學的神經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這種針刺事業。另外也有人相信。可能牽涉到某些化學上的問題，認為療效可能是體液因素造成的。即使到了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它是純屬神經的抑或是體液的。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以證明我們的觀點，而抹煞別的可能性。雖然，我們關心的是神經係統，並相信其過程主要屬於神經的。但其過程顯然是複雜的。有機體跟許多體係對針刺過程加以反應，它調動了所能調動的一切，以應付這個情況。你有傳入的或感覺的（神經）刺激，湧集到中央神經係統，它們在中央係統互起作用，而產生某些影響。他方麵，各種內分泌腺對針刺過程也有反應。我們相信反應的是親腎上腺皮質的荷爾蒙或腦下垂體荷爾蒙，或血壓和血糖的變化以及其他的過程。但是，由於我們是神經生理學者，故我們讓這些問題由別人去解決。
問：他們已用針刺發現了這種荷爾蒙的變化麽？
答：我不熟習這項工作，不知它的詳細情形怎樣，但我想他們正在嚐試荷爾蒙方麵的變化。我覺得主要的療效是屬於神經方麵的。你看，在下身癱瘓的病人，他們身體的下部分因脊柱機能發生障礙，故失去感覺，也不能動。在針插入身體下部時，我們未取得止痛的療效。如果沒有傳入的刺激進入中央神經係統，那就不會有止痛的療效。我想，這是對體液論的一個強有力的反證。如果如某些人所說，在針刺部位產生了一種化學物質，而傳到身體的其他部分以產生止痛效果，那麽，效果應當發生於癱瘓的下部。但是，並沒有呀。這些病人唯一的區別在於缺乏完整的神經係統。這些病人的體液方麵是十分完整的，因血液供應及其他體液的循環就跟正常人一樣。唯一的差別是神經係統不完整。它們尚未顯出止痛的效果。我們曾就這些病人做過若幹的研究。在實施針刺前後，檢驗過痛域，簡直沒有一點差別。
問：我們曾閱讀好幾篇有關針療的報告。那些醫療顯然跟止痛效果不是同一回事。比方說，你能談談有關聾子的醫療嗎？
答：針刺有兩個主要的部門。一是針刺麻醉或止痛，另一是針刺治療。我想涉及這兩種針刺的人體機構是不同的。目前，我們主要談止痛。我們甚至不曾接觸過針療問題。我想針療要比止痛針刺複雜得多。
問：有任何其他實驗室做有關療效的試驗嗎？
答：目前，主要的興趣在於止痛。因為這是最新的療效，僅在一九五八年以後應用過。因此，成了最有興趣的研究問題。我知道很少人有誌於療效的分析。原因之一是，很難分析療效。
問：曾否收集過對療效之有係統的觀察？
答：我相信有。有很多這方麵的經驗，尤其是診療所。但就療效作實驗性分析，我想極少。
問：在我們去過的醫院裏，我們參觀過動齒齦癌的手術。病人是從個別穴位上用指壓麻醉。你能談談這件事嗎？
答：這正支持了我的理論。你知道，我對於針刺有一個基本的概念。我們相信針刺止痛的療效，是中央神經係統中兩套不同的神經刺激傳入的結果。一套是痛的。或感受傷害的。這種神經刺激起於受傷或痛的部位。另一套是不痛的神經刺激，起於針刺的部位。這兩套神經刺激在中央神經係統中互相碰頭，其中包括脊髓、腦幹、丘腦並且或許包括大腦皮層。在痛神經刺激被不痛神經刺激阻止的地方，我們相信所有的感官刺激都有某種止痛效果，但是，由針刺產生的特種感覺是最有效的。讓我們重複一句：任何性質的感覺輸入都有某種止痛效果。但針刺所產生的那種感覺則收效最大。壓力、機械搖動、摩擦、或抓搔、聲音、視覺刺激等等都有某種的止痛作用。我相信由針刺所產生的那種重的、痛的、很不愉快的感覺是最有效的止痛。如果你狠狠地壓住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肌肉。你會感覺得極不愉快，雖然並不痛，而感覺卻是相同的。這就可以解釋今晨你見到的現象。今晨動齒齦癌手術時，隻是用指壓，並未用針。我想針的效力最好，因為它們較易控製。沒有必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手術台上，這太笨了，而且也不方便。隻要用低電流作為刺激，針是很容易地加以遙遠控製的。所有的變數諸如時間、脈搏頻率、電壓等等都可以這樣予以控製。
問：針刺止痛曾用之於牙科醫治方麵嗎？
答：是的。我相信它廣泛地使用。讓我檢查一下我說過的話。第一，任何感覺輸入，都可能有某種的止痛作用。但針刺的止痛作用最大。第二，體內任何部分的針刺，都可能具有某些的止痛作用，但某些特殊穴位，作用最大。現在，你也許要問，哪一個穴位最有效？依據我們試驗的分析，我們相信，最有效的穴位，是和痛的部位神經分布相同的脊柱環節神經分布的穴位。離這穴位越遠，則效果就越小。我想這個穴位具有實際上的重要性，因為，在實行診斷時，每一次手術，都必須選擇最好的穴位。比方你要是想實施甲狀腺切除手術，你就得選擇一個穴位。有許多穴位你可以用，但你要選擇最有效的一個。所以，你須要從甲狀腺神經係統的同一部分找尋一個受神經支配的針刺位置。這是依據脊柱分段的原理。
問：在你的動物試驗中，有過這種證明嗎？
答：有過的。我們發現：依據這個原理，阻痛效果最大的，是刺激不同（部位）的神經。
問：針的穴位常在肌肉上嗎？
答。多數穴位是在肌肉多的地方——有的是在皮膚上或筋膜上。但是，效果卻較小。在耳方麵，穴位是在耳翼的周圍，即耳的外殼，這是另一種針刺。人們說：耳穴位的針刺可以應用到許多種手術，諸如內部器官的手術。我相信耳是身體表麵上迷走神經分布之唯一末梢神經器官。你知道，多數內部器官有這種迷走神經的分布。在外耳道周圍，耳神經的分布（即耳的外部之偏內的部分）是很複雜的。那兒有迷走神經、舌咽神經、頸神經等的分布。所以，依據部位原理，要是來自針刺的神經刺激，進入中央神經係統的迷走核心，它就有機會跟來自內部器官部位的神經刺激互起作用。兩種神經刺激互起作用，可以阻痛。道就是內部器官動外科手術時，在耳部施行（止痛）針刺是最有效的原由。
問：我現在了解，在禁阻來自內部器官的痛，耳是如何有效的。但是，在實行外科切割時，皮膚止痛又是怎樣的？
答：我想可以這樣地加以解釋。甚至於在耳部，使用了一兩個或更多的部位，並且也有一般原則和特殊原則。一般原則是，任何感官刺激都有某些一般的止痛效果。因此，即使是單一的一個耳的部位，對內髒器官可能有特殊的止痛的作用，並且也有一般的止痛效果，包括皮膚在內。
問：依據你的理論，你怎樣拿針刺止痛跟有關的痛現象相比較呢？
答：適有某些相似之處。我想有關的痛也和部位原則有關。有關的痛其過程是單方麵的，它不具有阻痛的作用，而隻是痛而已。當然，這真正隻是推測。舉例說，在有關的痛中，可能你的腎有問題，但你會覺得背部痛。我自己就曾有過這種經驗，是很不愉快的。在你背上施行按摩或其他物理治療時，你會感到有些鬆弛。它的效果也許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你可不能否認它有效，因為你覺得有些鬆弛。來自末梢區域的效果，再反應到（內部）器官。我想這是合於穴位分段原理的。因此，我相信。有關的痛跟針刺止痛的效果有共同之處。
問：你怎樣解釋針療在製止頭痛方麵的效果，特別是偏頭痛這樣的頭痛？在針取出時，不再頭痛。
答：這個問題，我不以為我能夠解答。因為這關係到針療的問題。
問：那麽，你以為在這種病例上，不隻是止痛效果的問題了。
答：我想有更多的問題。
問：在針刺期內，有否紀錄血壓的改變？
答：有時候有紀錄。讓我們再次來談談偏頭痛的針刺問題吧。你知道，對解除頭痛有效的穴位，多數位於有三叉神經分布的地區。一般來說。頭痛起因於大腦腦膜發炎。這些腦膜是有三叉神經分布的，至少這些腦膜一部分有三叉神經分布。所以，我們的原則仍然適合於頭痛的針療。但是，讓我來補充一下，或許是有意思的。有這種止痛的療效的，究竟是對哪一種神經？我們相信，那是小直徑組織的活動。其實，這是神經生理學上一個既定的原則，多年前就發明了的。而且已經過動物實驗的證明。如果你刺激小直徑組織，它就會禁阻更小組織的活動。所以，針刺的主要作用，或許是在較大的組織方麵。（即使不是最大的組織）。解釋止痛作用之另一個要點是。如果壓力或摩擦可以解除或阻止痛楚，那或許是因為那些刺激在大組織上發生作用。針刺的理想情況是針隻在大組織上活動。比方，如果你用的是電刺激的針，而不是用手操縱的針，那你就不應當用強刺激，因為用強刺激會在小直徑組織上發生作用，會產生痛。那就不但不發生止痛的效果，反而會產生更多的痛。所以，你必須選擇使大組織活動。
問：最後的一個問題。你憑經驗證明，是否相信有些曾有聽力的聾子，因針療至少得到局部的恢複？
答：公平地說，我要說，有過某一些有效治療。你不能說，任何種類的聾都可以治療。我雖然沒有直接的經驗，但對有些機能上的病看來治療很有效。如果基本組織未受損害。那是可以醫的。但是，如果基本的因素喪失，神經組織萎縮或破壞了，我想那就無法醫治。我們作最好的希望，但我們也必須現實一些。許多語言或聽力有缺陷的病人。基本組織是完整的，這種病例就可能有希望。其實，從診斷實踐看來，很清楚。唯有尚餘殘餘聽力的病人，較易醫治。
問：在你看來，針刺方麵有無安全的問題？我們見過很多青年，在學校裏實習針刺，有沒有因反複針療而發生血管或神經損壞的跡象？
答：這是個極其敏感的問題。我會說，這是一切技術都存在的問題，安全與否要看是誰使用技術，同時要看使用者的經驗怎樣。與其他麻醉方法相比較，針刺是安全一些。但在一個沒有經驗者的手裏，也可能不安全。可是，對多數人來說，針刺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技術。你必須具備基本的人體知識，你必須避免大血管、重要的器官以及中央神經係統。在胸部，你可能造成麻煩。一般來說；在腿部和在手臂，你造成的損害可能少些。我想學童在簡單的穴位上，是受過細致的指導的。最多不過使受針刺者感到有些痛，或者造成很小的組織損害而已。在一個沒有經驗的人手裏，任何技術都可能造成麻煩。
這是又一次很有吸引力的討論。談到這裏，時間又完了。我們是不願結束這次討論的。由於是研究科學家，我們在這個實驗室所得到的感受是很興奮的。這個實驗室的研究工作顯然直接聯係到在具體問題上幫助人民。章教授在美國多年，曾學過英文。他對於科學的誤用跟我們有同感。當我們回到美國的時候，醫學專業正在開設收費昂貴的針刺診所。對我們來說，針刺是真正的人民科學。在中國每個人都可以得到針刺，因為收費很少，或者根本不收費，卻能解除不可言談的痛苦。在美國，很少人能到這些收費最高的診所針療，但是，我希望，針療能獲得廣泛的承認，並且大家都能針療。
在上海，我們團體中有幾位團員，由一位醫生教以詳細的針刺課文。並且相信，護士、助手、和半醫務人員都能容易受訓，用針刺解除很多人痛苦。我們毫不懷疑，對各種療效加以令人興奮的和有用的研究，將會在這個國家（指美國）進行，並將促進中美兩國研究工作者之間的友誼。
北京動物研究所
當我們的一位團員傾斜著身子，準備拍攝金魚的照片時，它們像飛箭似地，一下子跑到瓷缸下層去了。在棚內，有十五個或二十個這種容器的周圍。有成打的金魚在遊弋著。雖然金魚的樣子平常，但是，用顯微鏡看來，卻跟我們在幾間房子裏所曾見過的金魚，大不相同。這些魚的每一個細胞有兩個小核，當金魚仍在孵卵時，一種鼠癌核細胞已經移植到它們體內，和金魚細胞核在一起。在卵孵成魚時，細胞的生育生化機構，完全和原核及增加的核一模一樣。
這個棚子是在動物研究所的院子裏，是細胞學或細胞研究實驗所，是研究癌的工作之一部分。在棚外的一間小房間裏，研究員正在從事細胞核的移植。這種技術涉及將一細玻璃管的顯微鏡尖端插入一個細胞內，將細胞核吸進管內，然後，再將細管插入魚卵，並將核細胞轉入那個魚卵的內部，並企圖用煙草細胞試驗，看看煙草細胞核插入動物細胞內的情形。這種嚴肅而極其細致的工作，看來跟那間簡陋的房間有些不相稱。房間裏有塊電熱板。那是對付北京冬天之主要熱源。在主樓一間更尋常的實驗室裏，婦女們正在做著將癌細胞核移植到鯢卵體內的類似工作。在這個研究所實驗的主題上，另有其他幾種不同的試驗在進行之中。
在對細胞活動正常程序的控製產生錯亂時，就會發生癌症。這時候細胞就會無止境的繁殖下去。因為對細胞的控製在於細胞核，它是遺傳物質的部位所在。控製了細胞核，就能對癌症的原因，取得基本的知識。像這類研究，不但在中國進行，也在世界其他各地進行。細胞實驗室也在研究治癌的一些藥物，但是，尚不曾達到臨床試驗的程度。
巡視一番動物研究所各實驗室，對我們來說，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在某特別方麵未受過訓練，多數科學工作是難於體會的。參觀者在參觀時，很難做出什麽建議或發出聰明的問題。這裏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顯然與重要的問題有關。
細胞學工作者以前是屬於規模較大的內分泌學實驗所的。（內分泌學是研究荷爾蒙的）。我們見過的內分泌學工作部分，是準備一隻貓作針刺麻醉試驗。有兩位女性在做貓的試驗。貓被夾在一塊板上，在它的喉嚨裏插了一根呼吸管。給貓以局部麻醉，並給以肌肉鬆弛劑以引致癱瘓。將貓腿上的一條神經暴露出來，使之能用電刺激，對針刺效果，及對痛域之其他治療效果加以研究。研究的方法，不但注意大腦，腦皮層和下丘腦兩區的電活動，也注意血壓變化的情形。有關針刺對這個痛域的療效的知識，將用以協助解釋針刺的功能，並有助於發展一幅貓針刺部位圖。
目前，中國解釋針刺功能有三個主要路線。除了傳統的通道說之外，有神經生理說，即上海章教授提倡的那種理論，以及荷爾蒙說，即本實驗所在試驗的理論。這研究所的針刺研究，其進行跟友誼醫院有關。該醫院也在北京，是一所大醫院。該院人員也在研究針刺。
我們在內分泌部所見到的另一實驗室，正在研究受孕和不孕。這實驗涉及生殖腺刺激的效果，這是一種腦下腺所排出的荷爾蒙以及前列腺荷爾蒙，這是新發現的荷爾蒙級。這些荷爾蒙影響黃體的維持。黃體是一種內分泌結構，是懷孕所必需的內分泌。這些實驗中所用的荷爾蒙是從羊身上抽出來的，是未加工過的。另一個正在做著有關的工作，即在這些荷爾蒙影響下，研究細胞小器官（細胞內部結構）之化學的和顯微鏡下的變化。此項研究工作利用研究所的電子顯微鏡。此研究之主要應用，在操縱荷爾蒙，節省受孕次數，以增加牲口的多育性。研究人員在公社做他們的實地調查研究工作。
在進行中的一項實驗，其目的在了解親生殖腺素和前列腺素對黃體脂酮（另一種荷爾蒙）分泌的關係。前列腺素是最近才發明的一級荷爾蒙，其效用之一是增加精子的機動性。如果前列腺素精液抑阻，精子就減少活動。因此可以防止受孕。前列腺素的研究，對發展男性避孕丸有直接關係。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認識到這一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們主要關切的，是增加牲口的受孕性。
第三間實驗室正在做著有關胰島素結構之基本研究。有人以為，胰島素分子是對細胞外麵某一特殊部分反應或與該特殊部分聯在一起，並認為這種相互的作用觸發新陳代謝活動。據假設，胰島素影響這種新陳代謝。在這個實驗中，被指為有放射性的胰島素，是用以鑒定這個接受（反應）的部位。這個實驗用了兩件重要外國設備，即匈牙利製的加瑪繞計算器及瑞士製的特種量表。
在提出文化革命問題時，研究員們告訴我們：研究所多數人繼續工作，雖然有少數實驗室關閉了一個時候，有些科學家到農村去工作。但是，他們說，“我們許多人都在農村呆過很多時間，所以，這不是一種大變化”。研究所一百五十多個人員，幾乎有三分之一去了五七幹校。當我們問他們誰是幹部時，全體東道主都大笑起來。一位女同誌碰了一下一個男人的手臂（這男子在整個參觀期內是沉默的）說，“他是我們的幹部”。當時的幽默氣氛暗示出，幹部和工人之間的稱呼和區別，至少在這件事上是根本不重要的。那位女同誌說英語，在參觀期內，對我們很有幫助。
研究所約有五百名工作人員，其中四分之三是研究工作者。在十項實驗室中，至少有五項是做昆蟲實驗及其控製的。除了已敘述過的內分泌學和細胞學之外，還有昆蟲生理學和毒物學，昆蟲和哺乳動物生態學和生物分類學或昆蟲、脊椎動物與非脊椎動物的分類。此外，還有一個有關研究大設備維修新技術的實驗室。
生物分類學實驗室一位女研究員對我們談了些昆蟲控製工作的曆史：
解放前，我們很少科學，也很少有關昆蟲的知識。在那些日子裏，蝗蟲是個嚴重的問題。蝗蟲的聚集、往往使天空變成黑壓壓的一團，它們破壞農作物。解放以後，我們對這個問題給予很大的重視。科學工作者被派去調查蝗蟲，發現蝗蟲在池沼地區下蛋。
他們建議建壩將水堵住，這樣，水位上升，會把池沼淹沒，使蝗蟲無處可以下蛋。
我們在玻璃櫥中，看到展出了許多重要的昆蟲。包括幾種美麗的蝴蝶和華北傳統醫藥中使用的各種昆蟲。有些昆蟲是研究員在下田時搜集的，也有些是公社技術員搜集的。這些農業技術員把控製害蟲作為他們主要任務之一。這些技術員通常是公社自己用的。在研究科學家去公社時，他們跟這些技術員一起工作。有時，技術員也到研究所受訓練和討論。
有如今天的美國一樣，中國的昆蟲控製計劃，包括研究昆蟲荷爾蒙，特別是昆蟲幼年時期荷爾蒙和昆蟲性荷爾蒙。這些方法終有一日會代替化學殺蟲劑。實驗室有各種玻璃器、調色器、抽提器械等等的設備，用來使化學品跟昆蟲隔離。長凳上擺滿了盛著溶液的大杯和熱水瓶。這顯示出研究工作正在進行。
這些昆蟲控製法試圖利用昆蟲的天然化學。幼荷爾蒙是昆蟲用的一種化學物，以控製它自己的成長。昆蟲在長大之前，要經過好幾個階段。最為大家周知的例子，是毛蟲變成蝴蝶。幼荷爾蒙的分泌，在於防止在不適當時間發生這種變形。但是，應用特殊的方法，將使這種變形很遲才發生，或根本不發生。其結果是昆蟲死亡。這種荷爾蒙的好處在它相當的特殊，所以，把它應用到田裏，可能殺死的隻是害蟲，其他的蟲多數無事。這今已在麥粉甲蟲方麵做過初步實驗，可以看出實驗對甲蟲變形的影響。同樣的實驗工作也在蝗蟲方麵進行。迄今還沒有一種可以應用的昆蟲控製藥發明出來。雖然，在生絲製造方麵正在做著一種初步的準備。幼荷爾蒙可以推遲一天蠶蟲的變形，因而可以使蠶繭大些，增加生絲的產量。
昆蟲性荷爾蒙是昆蟲發出來的一種化學物質，使它們在環境中互相聯係。最有力量的化學物質，是性吸引物質。研究計劃的目的在隔離重要害蟲的性吸引物質，把它們加以化學的合成，然後用它們去引誘昆蟲。
對害蟲的另一撲滅方法是研究害蟲的疾病。這個方法現在在中國相當普通。這方法包括培養病菌，然後將此種病菌烘幹，做成粉末，像殺蟲藥一般，噴散到田裏。害蟲接觸到這種病菌粉末，就會傳染而死。不過，這種可以傳染疾病的昆蟲種屬是有限的，可能殺死的，隻有目標害蟲及其他少數蟲類。這個研究所現正在研究改良這種殺蟲方法，即是將蘇芸金杆菌所分沁出來的外毒素分離。這種毒素是真正殺昆蟲的毒素，將它分離後，用於殺蟲技術更加有效。由於這類工作在設備有限的公社難於進行，所以才在設備較好的研究所實驗室進行。有關昆蟲病毒的研究也在進行。
這三種消滅害蟲的方法利用“對象害蟲”的特性——生活習慣、化學成分及其易於傳染疾病——而加以控製之。這些方法應用於農業方麵，顯出很有生態學的眼光。化學殺菌的缺點之：在於所殺的昆蟲範圍太廣，連可能控製害蟲的益蟲也一並消滅了。並且需要反複的噴散殺蟲粉。中國人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相信他們有辦法把糧食高產量與良好生態實踐調和起來。我們看到的、正在研究的控製方法，有發展前景，並已在局部使用。比方，公社的農民可以培養他們自己的細菌殺蟲藥。目前，這種方法還隻能控製一部分害蟲。所以，現在以及最近的將來，中國人仍將肆力於發展化學殺蟲。這種殺蟲法對殺蟲比較有效，而對人民和其他動物則較少有毒。
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研究所與農民之間的合作，要追溯到它最早期的曆史。在解放初期，害蟲問題是很嚴重的，農村方麵幾乎全無技術的基礎。研究所的工作多數是在田裏，指導農民，並預測蟲類情況的變化，藉以準備殺蟲。實驗室的目標全在於控製諸如蚱蜢之類的特殊害蟲，或在對付襲擊特殊生產方麵——如棉花、稻作、牲口和森林的害蟲。在這段早年期內，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的鴻溝仍然很寬，雖然雙方都覺得一起合作改進生產的重要。後來，一群農民發現DDVP（一種有機的磷酸脂）殺蟲粉可用以控製棉花蚜蟲。在文革期內，一批科學家帶了些DDVP到農村去，但隻是用來控製他們自己居住之處的環境。那時天氣幹燥，而棉花蚜蟲又太多。當時用以控製棉花蚜蟲的殺蟲劑“拍拉息昂”和“賽斯托斯”在那一年裏未能發生殺蟲的作用。有一天，農民幹脆拿了研究員自己的藥物，把它噴散到田裏，而效果卻很好。雖然，並不常常將DDVP作農業上使用，但是，因為它殘餘的藥性很小，而且藥性很快就被在土裏和在植物葉子上的化學反應所消滅掉，所以其殺蟲效力倒很不錯，值得使用。DDVP是一種磷酸酯，其化學結構不同於含磷硫酸鹽的“拍拉息昂”。這種化學上的差異（能克服對常用化合物的抗拒）暗示出，對新殺蟲劑的合成方法，尚須作進一步的研究，也暗示出：對化學作用與抗拒過程也須作進一步研究。當時，研究人員或許尚未曾充分與“大眾打成一片”，但他們的工作顯然得益於農民之創作性合作。
文化革命改變了科學家到農村的方式。他們現在跟農民同生活同工作，因而，使他們的研究，產生了較好的了解。增加了解之另一重要原因，是農村技術基地的發展。每個生產大隊有技術組，多數的公社有特別的昆蟲化學控製小組。這些小組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中學畢業生，受過當地農業的教育，或者是較有農業知識的老農。化學控製組的農民比較年輕，或許比較老農受過校多的化學和數學教育。當研究所的成員去公社時，在中學和在整個公社開班。由於在農村這種密切的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可以得到較迅速較有效的考驗。他們做出一種新農藥，叫做“Phoxim”。同時在不同情況下，對不同昆蟲進行試驗，這都是因為得到許多公社和小組在田裏的合作。
化學殺蟲劑的安全，現在美國成了個大辯論問題。在中國，對此問題也引起了關切。雖然，中國的農業發展用化學殺蟲劑少得多。中國人認為使用化學殺蟲藥作為控製害蟲之唯一方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當他們最初開始時，他們試過各種控製害蟲的方法，不隻是化學品而已，雖然他們發現。某幾種害蟲隻可能用化學品加以控製。由於他們的智力和能力發展了，他們開始研究新的控製害蟲的技術，特別是微生物和寄生蟲的控製。現在，他們有一套完整的方法，這應著農村不同地區的需要。
必須先肯定新混合物對人民、牲口及其他動物有毒，然後才能衡量它的價值。研究所曾在脊椎生態實驗室做了小量的、短期的試驗。該脊椎生態實驗室也做過有關控製老鼠的試驗。職員們的意見認為，有機磷質式的殺蟲劑在長期積累的不易察出的毒性方麵，較有機氯殺蟲劑如DDT，“阿林”（Aldrin）及“迪爾特林”（Diedrin）為少。對毒性作長遠的飼料研，那是衛生部的事情。政策的決定諸如用哪一種殺蟲劑及生產方法以及研究上的指示，都是在每年全國大會上做出來的。在我們參觀期內，那個會議是在廣州舉行。會議起了傳達研究與試驗成果的作用。出席的不但有全國的研究人員，還有農業、商業、化學工程和燃料各部門代表出席。
廣州中山大學昆蟲學部
在我們參觀中山大學昆蟲學部的時候，我們聽到更多的有關中國正在做著完整的昆蟲控製工作。在我們會見期內，兩位很親切的科學家李麗英和蒲蟄龍對我們特別有幫助。李麗英是位年約四十歲的婦女，蓄著短發和戴眼鏡，個子瘦瘦的，態度很友好。她是廣州昆蟲研究所的研究員，研究害蟲控製之生理的方麵。她一度在蘇聯學習。在這方麵，她是五十年代中國科學家赴蘇聯或東歐受技術訓練的典型。她的有關昆蟲的技術英語知識真是好極了。
蒲蟄龍代表年紀較老的一代，卻也是中國科學家重要的一代。他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在美國明尼蘇打州大學研究昆蟲學。解放的那一年——即一九四九年——回到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沒有大規模的科學研究生教育。許多中國科學家到外國——美國、西歐或日本去留學。在革命勝利之後，這些留學外國的科學家回到或留在中國的，占相當大的比例。在過去二十年，他們在發展中國科學上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蒲是昆蟲學教授。短小精幹，大約五十來歲的樣子。他樣子很和氣，說得一口好英語。無疑還是因為他在美國呆過的原故，並且顯然他在他自己的專長和其他方麵，繼續保持英國語文的研究。此外，他還可以閱讀德文、法文和俄文。人們可能預料，他在五十年代學了俄文。當時，蘇聯對中國科學的影響是很大的。蒲的妻子和李的丈夫兩位都是昆蟲學家。蒲的妻子跟他在同一實驗室工作，他們倆常常在害蟲控製工作上合作。
在我們跟這兩位科學家一次討論中，李把中國的害蟲控製計劃分為五類加以概述。
1．化學性控製 當害蟲大群出現的時候，農民必須用有機的或無機的化學物殺蟲。這種情況是很常出現的。這個方法有著嚴重的缺點，即是化合物可能傷害人、動物或甚至傷害正在受保護的農作物。
2．生物學的控製這方法在中國有其古老的先例，即是利用益蟲去殺害蟲。這方法已大力地加以提倡，因為用作生物控製的蟲類，對人、動物或環境都無威脅，並且使用起來價錢便宜，農民自己又可以製造。但是，生物學的控製也有其缺點。要製造大數量的益蟲，需要一段時間。所以，這方法不能應付突然出現的大數量的害蟲。並且，某種的益蟲對食物很選擇，並且這種益蟲隻進攻一種或少數幾種很親近的害蟲。因此，大批的害蟲需要大批的益蟲，而這種益蟲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培養出來。
3．農業性控製許多害蟲可以用選擇的作物品種來加以控製。這種品種在遺傳上是抵製害蟲的。也可以用操縱耕作方法（如種植時間，犁田時間燒舊莖杆等等）來阻止害蟲的發育。李強調說，農民對這些方法有長時間的經驗。他們對田裏昆蟲的習慣，以及利用昆蟲的習慣，以想出適當的控製方法，都有熟習的知識。
4．人為控製法 這類方法簡單有效，諸如派幾百人出去滅蟲或用手搗毀害蟲的卵。西溝公社曾用這個方法對付一大批的毛蟲（一種飛蛾幼蟲）。這種毛蟲威脅到鬆樹種植園。也用過較為巧妙的方法，如西溝所用的燈光陷阱。李對我們說，這種用燈光誘滅飛蛾的方法，在中國廣泛流行。
5．混合控製法中國人有一個理想，試圖結合幾種方法，以控製某特定作物或一個地區內所有各主要害蟲，何種方法適合何種害蟲，可加以選擇。李特別指出甘蔗害蟲，使用了一種極微小的寄生黃蜂——廣赤眼蜂來對付甘蔗鑽孔蟲很有效。這種鑽孔蟲也是一種飛蛾幼蟲。自從甘蔗田受其他許多害蟲侵襲以來，還不曾使用過這種生物學控製方法，所以仍然須用殺蟲劑。但是，因為殺蟲劑會殺死黃蜂，所以這兩種方法就積不相容。在任何特殊情形下應用哪一種方法，那就要看田裏的特殊情況而定。
蒲蟄龍詳述了中國社會與生產需要以及生物控製方法發展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這個想法並不新。華南某些地區的柑園中，使用螞蟻來控製其他害蟲，至少在一千六百年前就這樣做了。這種方法現在仍在繼續使用，雖然似乎已逐漸少用。據蒲蟄龍解釋，幾年以前，在廣州附近地區一個地方，我見到有人使用這種螞蟻控製柑園內的某種蟲類。但近年來他們已不大用這種控製方法了。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用化學控製用得太多，化學控製會殺死那裏的螞蟻。第二，螞蟻會使柑樹帶來一種疾病。所以用這種方法的柑園，逐漸地變得很少很少了。但是，這個方法是很古老的。所以我們說，也許中國最早用生物學控製方法。
在動物研究所有人告訴我們：文化革命促進了中國科學家大力使用生物學和混合控製方法。該研究所專門發展與試驗新的化學殺蟲劑。但是，當科學家下田跟農民在一起時，他們仍用化學以外的其他方法來控製害蟲，極力避免使用化學劑。主要考慮到化學劑對人口稠密地域可能造成危險。例如小麥季節，在北京周圍郊區使用寄生黃蜂，比使用化學品所需的時間會縮短一些，並且危險也少些。
蒲很同意這種想法。他告訴我們：政府認為現行的殺蟲劑使用得太多了。因此，很關心殺蟲劑遺留在土壤中的問題，以及使用後毒素長期留在動物組織內的問題。他說，目前，化學殺蟲劑雖然是必要的，但研究人員應當發明一種對人民害處較少，而對昆蟲毒性較多的殺蟲劑。他批評中國的殺蟲工業太多模仿外國的產品，並說，中國應當多努力於獨創的化合物的合成。
蒲自己的研究已趨向於用寄生黃蜂來控製害蟲。這些小昆蟲產卵於寄主卵內。黃蜂幼蟲在寄主卵內孵卵，將在發育中的幼蟲吞食。一般來說，特種寄生黃蜂襲擊的隻是同種屬的寄生蜂。使用黃蜂控製法，主要有賴於選擇與想要控製的那種害蟲同種屬的黃蜂，然後想辦法大量培養這種黃蜂。
除了使用廣赤眼蜂來對付甘蔗鑽孔蟲之外，蒲和他的同事在使用赤眼平腹小蜂對付荔枝刺蟲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種荔枝刺蟲學名叫蝽象臭蟲）。荔枝刺蟲會吸食荔枝樹汁，使荔枝尚未成熟時即落了下來。為了要研究一種方法來對付這種害蟲，蒲的小組便與廣州昆蟲研究所合作，並跟廣東省盛產荔枝的東莞縣農民合作。在一九六九年開始進行的研究過程中，廣州的科學家去跟農民同生活，他們一起工作，克服了在培養黃蜂中所碰到的許多技術困難（諸如培育率低，雌黃蜂的缺乏以及死亡率高），從而使利用黃蜂殺蟲的方法能行得通。蒲本人與農民生活了六個月，在他回到廣州之時，他曾訓練了三十個農民技術家，救他們以培育並部署赤眼平腹小蜂對付荔枝臭蟲的方法。現在，廣東省已有五十個站培育寄生黃蜂來控製害蟲。
下午，我們跟李麗英一同去蒲在中山大學的實驗室，該大學是在廣州郊區，是廣東省一所主要大學，校舍延布於多亞熱帶植物的美麗環境中。蒲站在昆蟲研究所的前門迎接我們，帶我們到裏麵去，指點他住所周圍的房屋。在一間保持冷溫度的房間裏，溫度從攝氏十五度到二十三度（即華氏五十九度到七十一度），他安置了一排有光線和溫度控製的櫥子，每個櫥內有隔開的容器，溫度自七十五度到接近一百度。每個櫥內裝有傳感的遙遠控製器，連接到另一室的一塊精巧儀表板上。溫度即從這塊板上加以調節。蒲說，這些櫥子建於一九五八年，櫥內除去一部分之外，其餘各部分都是在中國造的。控製溫度裝置是不容易建造的，顯然，他以他這個組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蒲氏這個組利用這些櫥子，以判定培養用作生物控製計劃小的昆蟲之最好的溫度和濕度。現在，他們又在研究另一種赤眼黃蜂，這種黃蜂寄生在水稻卷葉螟中。為了要大量取得這種黃蜂，他們以野蠶蛾為代用的主蟲，在它的卵內進行培養。這是奇異的野生蠶蛾，有些農村地區培育此種蠶蛾，是為了它能吐絲作繭。每一天然主蟲卷葉螟，隻能生產一兩個寄生蟲，蠶蟲蛋則比較大。因此，每個蠶蟲蛋能生產二十個小黃蜂。如果用這方法培養的黃蜂對付害蟲有效，那麽，農民就能與本地的生絲工業合作生產寄生蟲黃蜂。
在另一個房間裏，有兩個穿著白實驗外衣的技術員正在桌上用顯微鏡和其他簡單設備如玻璃瓶、鑷子和小酒精容器。這種情形人們在任何美國昆蟲實驗室也可以見到。他們正在實驗室尋找可以交替用的寄生卵來提高它的寄生率。這個問題已獲得部分的解決，他們將盒子的底部分成幾百個小孔，每個小孔放進幾個寄生卵和寄生蜂。每隻黃蜂（寄生蜂）有個空間，可以自由自在寄生在裏麵。蒲告訴我們，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的三個技術員，兩個是大學畢業生，一個是技術學校畢業的。
我們行過大廳，走進一間房裏。房裏擺了一列毛蟲架，那大的、有斑點的綠色毛蟲，舒服地在啃新鮮樹葉。這是野蠶蟲的幼蟲，它們能為黃蜂生產代用主卵。除了用幼蛾產卵之外，蒲的實驗室還開始用幼蟲的病毒作實驗。這叫做核多麵病的病毒。科學家們希望最後搞出一種用病毒控製害蟲的方法。就在同一房間裏，他們正在培養一種菌類作此種用途。在過去兩年內，公社自己已在培養此種菌類。
蒲認為，在華南（廣東、廣西、福建）生物控製比在北方較為成功。或許是因為南方氣候比較溫暖，一年到頭都可以培養寄生蟲。在美國，由於經費不足，跟可以供應市場的化學殺蟲劑相比，生物控製研究毫不重要。美國很少生物控製方法研究，這今為止，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亞和海灣各州。這些地區像華南一樣，一年到頭氣候溫和，並且都是培種季節。
除了已提到的幾種方法之外，蒲也提及生物學控製其他方麵的研究。某些公社利用鴨子去吃作物中的害蟲。這雖是一種原始的方法，但卻是很有效的方法。其他公社也曾發明使用一種可傳染的細菌——蘇芸金杆菌對付稻、茶、棉花、各種蔬菜和樹林裏的毛蟲害蟲。他強調，和其他社會微生物控製實踐相反，中國人民公社的人民卻生產細菌。有些公社用簡單的土法把魚、肉或豆做成液體媒介，去培育細菌。把這種混合液體直接噴散到田裏。另外有些公社則建立生產細菌的小廠。生產組利用細菌噴散，已能減少化學殺蟲劑使用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並使生產量不致蒙受任何損失。
我們於下午跟蒲蟄龍的談話，又談到中國目前科學機構方麵以及文化革命所帶來的改革。我們開始談時，由蒲談了這些年他下鄉的個人體驗。他本來家住城市。他對我們說，他和其他科學家最初去農村時，他們都不熟習農村的生活情況。這要追溯到五十年代，當時的農村是比較窮的。可是，自從那時以後，農村的生活水平已相當地提高，廣東省很多農村，特別是靠近廣州那些農村，現在所享受的生活情況幾乎跟城裏相等。
他暗示出這個事實，就是，農民的見解跟城裏人並無根本的不同，農民歡迎來自城市大學和研究所的訪客。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以後。我們問他，文化革命以後，農民的態度是否有改變？蒲說，他認為有改變。他繼續說：在文革之前，去農村的科學家並不很多，並且因為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農民和科學家並無密切的接觸，他們之間有一條鴻溝。農民往往不明白科學家在搞什麽，甚至也不了解大學幹什麽。但是，文革之後，許多教師以及科學家都去農村。據蒲說，他們跟農民同生活同工作，並且跟他們交朋友。農民也到大學回訪，並且在大學受到歡迎。蒲說，“在我的家裏，常常有農民來看我。有些幾乎每星期來，至少每個月都來。”
改用化學殺蟲劑，也是在文化革命期內才熱烈開始的。蒲說，在此之前，雖然可能在甘蔗鑽孔蟲方麵使用生物方法控製，但農民常常不容易接受。在文革期內，科學宣傳隊到農村去普及各種害蟲控製方法，並組織農民作科學研究。蒲提到我們在西溝公社看到的那種科技組。農村的四級科學組——即縣、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這四級——都在文革期內和以後才組織起來的。
在文革期內，大學生去農村做宣傳工作，是很普遍的情形。他們跟農民一起幹活，同時向農民學習。因為他們把科學研究和教育向農村擴大。自然，這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也不是不需任何鬥爭的事情。蒲，。有兩派意見不同和互有矛盾的學生。有時他們去農村，發現農民持有另一種意見。這種情況會導致爭吵。但是，蒲說話時引了毛主席的話說，文化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運動，革命是不能太客氣的。
那時，不管科學家、學生和農民之間有什麽歧見，現在看來這個普及農村科學的運動，是很成功的。除了本地科學組的固定機構之外，蒲敘述了一個典型的生產大隊。那大隊使它的稻田和蔬菜田散發大量寄生蟲，少用化學殺蟲劑。在兩年期內，害蟲比之附近那些田裏大大減少，並且產量也提高了。但是，我們發問，如果實驗不成功並且產量減少，那又將怎麽樣？農民是否仍冒實驗結果所引起的生計危險？蒲說，是的，他們會的，但他們仍要做實驗.有時，實驗的確失敗，作物減產。這點大隊警惕到的。然而，農民仍然願把他們的田來做實驗，如果害蟲的情況很厲害，仍可以把殺蟲劑帶進來，以挽救其餘的作物。而且，農民的收入仍能維持正常。農民既然已經熱愛科學實驗，還有什麽比這更能說明實驗的價值呢？
(cont.) 一直到我們在回美國途中經過香港的時候，中國殘廢人民解放的全部意義，才真正感動了我們。香港的盲人和殘廢者是成排地坐著乞食的。我們很常聽到的一句話：“人民不會看不起那些殘廢的人”。這句話跟我們在中國所見到的完全符合。甚至在農村偏遠地方，無腿人用手推動車輪，駕駛腳踏車和輪椅。盲人則經常得到別人的幫助。徹底地使殘廢者參加這個龐大而仍然貧窮的社會工作，是另一令人難忘的印象。它顯示出，今天的中國，正在克服廢人廢物的想法。那就是認為每一個人和每一樣東西，都是有用的。
四、研究機構
美國科學研究的象征，是白領、空氣調節的大樓、熒光燈和在專家手中的大批電子設備。實驗室與外在世界之間，有一扇門，門通常是關著的，以保持室內的冷空氣，同時也將非科舉家擯諸門外。中國人正在嚐試創造一種不同的科學研究。這是一種使科學工作者與生產工人聯合起來，為人民服務的製度。在這種製度上，每一個人都了解別人的技術和貢獻，專業者與工人之間的差距最後趨於消滅，他們的工作也將完全合為一體。
中國研究工作者所特別關心的，是解決實際問題，做出改進。為工農業、生產和醫療之當前需要而服務。希望從實際問題中產生對問題的根本研究，同時也聯係到某些已經表現出來的需要，並不隻是由科學家設計。
但是，對應用科學研究的著重，並非中國科學研究的突出特點。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的動機和對待研究的態度。我們所看過的每一個研究機構，都強調跟群眾工作和向群眾學習的重要。就是這種政治觀點，決定了研究者對實際問題研究的道路。
在工作需要時，科學家花時間在農場和工廠，和工農生活在一起，不但進行他們的技術任務，也參加正常的工作和學習。在此期內，他們指導當地人民關於各項實踐問題的理論根據。當地人則參加研究工作並幫助科學家們。群眾動員，諸如北京之蟲類控製或上海之癌症檢查，對科學工作都是有利的。再則，和群眾一起工作，有助於在政治上、於專業工作者再教育，並有助於他們的研究方向。在每一個研究所，我們都見到科學與人民這種強烈聯係的證據。中國的科學研究對外在世界是敞開大門的。
上海計算機技術研究所
在上海，我們參觀了中國一個計算機研究中心。上海電算機中心於一九六九年開始工作。至一九七二年，形成了現在上海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的基礎。這個研究所有二百七十七個職員，他們用兩種數字計算機工作。一種是一具“第二代”或稱導體式，另一種是一具“第三代”或稱集成電路式。我們聽說，這個研究所的任務，在於發明一種方法，使電算機既能為工業服務，又能推進科學研究。電算機科學必須也能為無產階級政治和社會主義生產服務。這就是說，技術必須受勞動人民控製，並用來改進工作場所和一般生活的素質。
研究所的工作，是理論聯係實際的。研究電算機理論問題的科學家，也要涉及實際問題。在製造與試驗電算機的工廠工作，使科學家更能了解機器的構造及電算機製造的方法。對比之下，美國多數電算機程序編製者，不懂電算機是怎樣製成的。對電算機的功能怎樣，也所知很少。我們代表團中的電算機程序編製人，在編製程序方麵，已有過五年的經驗。他說，在顯示各種電算機機件時，他往往感到很無知。
我們參觀這個研究所時，首先參觀的是“第二代”電算機，它有八千個四十二字節的存儲器，其主要的輸入裝置，是光電紙帶閱讀機，每分鍾可處理八百個字。紙帶由程序編製自行打孔。多數程序是用“算法語言六十”（Algol60）寫成的。這是一種標準國際程序語文。中有兩個鼓，作為輔助儲存器之用。這種鼓的平均接觸時間，是八十毫秒。電算機每天開動二十二小時，其餘兩小時，用作維修。一個使用特別的熱敏紙的火花印字機，用作電算機輸出之用。印刷機以五乘七矩陣的方式印出點子。它有一套六十四字的字模，其中包括數字、羅馬字母和數學符號，每秒鍾可印一千五百字。
研究所的人員描述了電算機工作的性質。多數的工作是我們所稱的科學程序處理，即工程上的數學問題，統計分析、晶體結構分析、等等。跟商業程序處理或資料體係均有所不同，其他人設計方麵，還將線性程序處理方法，應用到編排造船作業時間表這類問題上去。
中國人基本上是把電算機用於科學方麵，而非用於商業方麵。中國的商業生活，跟美國大不相同。收費核算、信用卡以及在其他許多事物上，我們在美國都應用電算機，這在中國的經濟製度上，都不存在。
使用計算機來作為知識的傳播，在中國有一特殊的問題，即書寫中文問題。四千多個中國基本字匯，實在太多了，不容易用電算機處理。有些資料是用普通話的發音錄出而儲存在電算機裏麵的。但這不適合於人名、地名以及其他，兩個中國字，其發音完全相同，而字體卻完全不同。在中文上並不是不常見的。名字隻根據發音，可能引起含糊和混亂。這個問題雖然麻煩，但也並非是不能克服的困難。
在“第三代”電算機上，我們參觀一位數學家在搞他自己的程序，那是用以預測海洋潮水漲落的。這個電算機比“第一代”電算機大，運算也比較快。它有個三萬二千的四十八字節的存儲器，每秒鍾處理十一萬一千個“指示”。它也有個每分鍾八百字的光電紙閱讀帶機、兩個火花印字機和四個每分鍾運轉一千五百次的鼓，鼓的接觸時間，平均是四十毫秒。每秒鍾有產生一萬四千個字。中央處理機有四十五個“指示”，並且可以擴大到七十個“指示”。
我們從中國返美之後不久，《北京周報》報道中國完成了第一架每秒鍾一百萬“指示”的電算機。顯然，我們所見過的電算機，不是中國最先進的電算機。
在我們參觀清華和複旦兩大學期內，我們見過其他的電算機。在北京清華的“第二代”電算機，是學生製造的，是用作教授電算機學的。這間大學在文化革命期內，有過緊張的鬥爭。當時，兩派學生運動為大學應該怎樣辦及由誰來主持這個問題而發生激烈爭執。我們在電算機中心發問，是否電算機成為校園的鬥爭對象。他們告訴我，根本沒有這回事。而且他們很感興趣聽到，美國大學在六十年代學生運動期內，電算機中心有多次成為學生反對大學政策的抗議場所。可是，在清華，電算機隻是用作教學和研究。並未成為行政政策或權力的工具。正如在許多其他未料到的地方一樣，“為人民服務”的口號，用大字寫在電算機上麵。
在我們參觀了上海電算機研究所之後，有幾位東道主帶我們到上海製造門柄的街道工廠去。街道工廠是中國都市地區的小企業，是廠裏的工人集體所有的。工人主要是家庭主婦和前此屬於工人以外的人民。這種工廠的產品不一，有手工藝品，也有集成電路出品。大抵要看該地區所可能得到的技術和原料而定。
這個街道工廠有四百三十七個工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前都是家庭主婦。幾乎根本沒有受過教育。它的主要產品是門柄和自動車的扶手。據我們的東道主解釋，一九七〇年這個廠成立了一個電算機組，有七十四個工人開始跟上海電算機技術研究所和複旦大學電算機科學部人員會晤，看看他們是否可以在廠裏製造電算機。這個三結合小組著手製造先進的“第三代”電算機，有許多障礙必須克服。特別是，街道工廠的工人缺乏教育。有些工人根本不懂電算機是什麽東西。然而，在一年半之內，他們居然完成了他們的第一架電算機，並於一年之後，完成了第二架電算機。我們在電算機研究所曾見到過這架電算機。現在，經過三個月工作之後，第三架電算機正在完成之中。他們希望本年再製成第四架電算機。
街道工廠的工人在製成電算機時，花了很多時間，學習有關電算機的知識。他們中許多人參觀了研究所和複旦大學，以及其他電算機工廠，藉以增加他們的知識。全部四分之一的工作時間，花在研究電氣、電子和電算機建造的基本原理上。我們聽說，工人學得很快，因為他們參與他們正在研究的過程。由於增加了理解，因此，也改善了他們的工作。
來自複大和研究所的，不隻是有所貢獻於該工廠電算機的計劃和設計，並且還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們每星期花一天的時間，跟廠裏的工人一起工作。電算機工人說，科學家和工人們互相學習。雙方都認為，工廠、研究所和大學這種三結合，是走向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之一個重要步驟。
在街道工廠，我們探索有關製造一架電算機的某種步驟。在一間房子裏，我們看到正在示波器上試驗鐵心。這些細小的成團形的鐵環，直徑不到一毫米，是最現代化電算機記憶之基本組成部分。經過磁化後，這種鐵心便產生北磁極與南磁極。電算機用這種磁極作為二進製的數字。北磁極在上，是為I，南磁極向上是個O。經過鐵心的電線可以探出並能改變磁化的方向。因而，可以儲備資料，往後又可以從電算機記憶中、將資料取回。
因此，這些鐵心的磁性，必須完整一律。如果其中有些鐵心含有不純的成分或者被切斷，磁極就不能可靠地發生作用。示波器是用作徹底檢驗小鐵心的。每一個鐵心置於一鋼台上，在中央的小洞中，安置了一個金屬指針。然後，示波器在屏幕上顯示出一個波狀，工人從波狀上可以看出鐵心的電力是否適度。每個鐵心在送往編排室之前，先要試用三次。在試用時，幾乎所有有毛病的鐵心都已經淘汰了。
我們參觀了鐵心編排室。在編排室裏，所有的鐵心都穿上電線，然後編在約九乘十四寸的一塊板上，每一塊板包含四萬個鐵心。每個鐵心有縱橫兩根電線穿過其中。這樣，電算機根據一根橫線和一根縱線，就可以從四萬鐵心中“選擇”一個鐵心。另外還有一條叫“讀出線”的線，穿織在板上的每一個鐵心中。這種“讀出線”可以察出鐵心磁化後的任何變化。在電算機要找鐵心內的儲備資料時，它能引致鐵心磁極變化之一半的電流通過一根橫線和一根縱線。隻有在一個鐵心通過縱橫兩根電線時，才有足夠的電流，迫使特定的鐵心磁化極度和電流同一方向。如果鐵心已朝那個方向磁化，那就不會再發生極的變化。而“讀出線”也就不會有反應。如果鐵心前此朝相反的方向極化，那就會發生極的改變，引起電流在“讀出線”上流動。這就是電算機記憶得以查考或更改的道理。因為其中沒有機械零件，所以，電算機記憶能儲備資料，而資料又能以非常的速度找到。
在鐵心編在板上之後，每塊板須加徹底的試用。如果發現任何鐵心有毛病，通過鐵心的電線，必須抽出來，把鐵心更換。工廠裏的其他車間，則專用電子方法試驗鐵心板，並和那些已知是好的鐵心板比較。
這情景較上海隻有一間計算機工廠建築物意義更大。美國電算機的製造也正是這樣，而且勞動力可以比較。世界多數的鐵心編製是在香港、南朝鮮和台灣做的。再加上墨西哥、波多黎各及南美其他地方。這些地區勞力成本低，使在美國做鐵心的電算機公司有利可圖。它們把鐵心運到外麵去串連和編排，然後，再把它們運回美國去裝配。這些地區的廉價勞力對美國電算機公司的圖利很重要。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威脅美國對東亞的經濟和社會控製。因此，美國電算機公司是積極支持越南戰爭，也是物質和技術的供應者。
北京化學研究所
在我們整個參觀中，我們發現中國科學家亟欲跟他們的美國同行接觸，並和他們交流經驗.我們在北京化學研究所受到熱烈歡迎，我們在那兒受到包括革委會成員在內的一群人歡迎。最初多半由該研究所代所長柳大綱談話。看來他是一位老資格科學家。他是革委會委員，但人家都稱他作“教授”。這顯示出，沿著學術路線的較舊的行政製度跟較新的革委會並存。柳告訴我們說，該研究所是一九五七年成立的，現在有職員約六百人，其中一半是大學畢業生或有經驗的研究員。職員中有一百人曾受過研究院訓練，有三四十位曾在海外留過學。研究員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是女性。
柳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多數是有開工業生產的，並且實行三結合製度，即研究、教育和生產三者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組。那些下廠去的人碰到實際問題，便向工人學習，我們可以從這些實際的問題中發現根本的問題，藉作基本的或試探性的研究。”
研究所的研究，多數是在高聚物化學方麵。高聚物是由許多重複的化學單位所組成的一個大分子。物質的特性要看單位性質而定，諸如人造絲和尼龍這類纖維、環氧樹脂這類膠合劑以及所有的塑料，都是不同形態的人造聚合體。許多天然的物質也是聚合體。
這個研究所設在一座大型的、低座建築物中，是人們在華北常見的那種光禿禿外貌，灰色的走廊是暗淡的，燈光從兩邊的實驗室射出來。沒有在裝飾上下過功夫，一切都講求實用。這些建築物幾乎有一種邊區（這裏所用的邊區是借用美國開國初年向西發展時的形象，有拓荒擴張的含意）的氣氛。房間是冷的，像冬天的北京其他地方一樣。一個印象令人難忘，一位戴帽的化學家在實驗室的天平上稱什麽東西，他那白色的實驗室外衣，罩著裏麵穿的一件棉襖。
在我們參觀這個研究所時，必然引起跟美國實驗室的設備作一比較。最顯然的差別是主要分析儀器為數較少。這本是過去二十年來化學上的一個主要發展。不過，在美國也不是每一個實驗室都有這種設備的，但在一個中央研究所，多數可以得到這種設備。話又說回來。我們在這個研究所所見到的研究工作，多數是不需要這種分析儀器設備的。當然研究通常是要和設備相配合的。在我們討論期內。柳大綱和另一位老資格科學家錢人元（他曾在美國呆過）提及這些儀器的缺乏，是個缺點。各實驗室的設備，很多是本國製造的。但是很合用。
在我們參觀過的多數實驗室，研究員都有一張卡片，上麵載有一個化學結構或表演的方法，並且往往有產品的標本，藉以解釋方法之實際應用。這像是在向人們暗示，“通過化學，可以生活得更好。”
有一間實驗室，專門研究卡普羅拉達（亦稱聚酰胺）之強堿聚合作用。據負責此項研究的研究員蘇炳祿（譯音）解釋，此項研究的任務在於應用化學反應機構知識，去取得更多的質量可以控製的產品。尼龍是一種人造的聚合體，是一長串的較小分子，這分子是從提煉碳酸和胺而取得的，再把它們變成胺環。這些結合像是把蛋白質結合一起的結合，諸如絲和羊毛。尼龍之能夠模擬天然物質的特性，即是這個道理。聚酰胺在與堿混和以形成尼龍時，反應很迅速。聚酰胺（塑料）這種物質所形成的力量，要看製成的鏈之長度。而這長度又要看反應速度怎樣及物質混合的方法怎樣。此問題之某些方麵，是可以在實驗室研究出來的，但最後仍得用工廠的設備，才能製造出來。蘇把時間花在廠裏，和工人們一起做實驗。在實驗時，不同的反應情況都嚐試過。製出來的塑料的質量也檢驗過。據蘇說，老工人對製造方法了解得很好，凡是他們所不了解的，都由老工人幫助了解。這個廠的工作也暗示出一些對反應性質作實驗研究的意見。
我們聽見到的另一發展工作的進程，是有關加固聚酰胺之夾層塑料。用聚合體聚酰胺把它貼成一層層的玻璃填料，然後再使之成為一塊固體。這種材料是用作各種電器的。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伍瑤（譯音）向我們解釋製造的過程。小分子連在一起，形成中型分子，便成了一種叫做“樹脂”的材料。要形成一種製成品，須先用加熱以完成反應。需要一種溶劑。問題在唯一適合的溶劑二甲替甲酰胺難於處理，因其有高度的沸點，且含有高度的毒質。對工人頗為危險。伍瑤修改樹脂的化學成份，已能製造一種能在酒精和水中溶解的樹脂。這樣就解決了毒性的問題。並且也製造了一種強度更大的材料。
另一間製成品實驗室中，陳列了用“膠”粘成的各種衣著。所謂“膠”是一種聚氨基甲酸酯做成的膠水。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有一間工廠，碰到了縫衣服的線縮水的問題。工人們希望新的膠水能提高產品的質量。
在一間有關光敏的聚合體實驗室中，展出了用光敏聚合體材料做成的一具印刷用的電版。並陳列了用這種電版而製成的彩色圖片。其他的研究員則展出了醫用丙烯類塑料製成的膠粘劑。如做假牙用的膠粘劑。另外的一個組正在發展聚矽酮的應用。
對比之下，另一實驗室的研究則不重視當前的應用。該實驗室正在試驗有機光電導體。實驗用的儀器，雖是本國製的，但相當精致。儀器包括光源及計時裝置和一具示波器。有機光電導體這種物質，在受到光的某種特定波長射擊時，其電的特質會發生變化。一位女研究員告訴我們，這個設計是在文化革命之後才開始的，並且隻是試探性質。所以要搞這個計劃，是因為他們認為，這項研究有益，同時更因為有機光電導體可能比無機代用品較多實用價值。
當我們在中國時，中國研究機構的實踐，常常跟文化革命有關。而討論的主題，是那段時期（即文革時期）以後所發生的變化。但是，變化並不常常容易了解。我們關於文化革命對科學的影響，曾有一個先存的概念，以為文化革命已把一切研究納入應用範圍之內，使科學工作隻有直接搞實用的東西才對。然而，這種光電導的研究是在文化革命之後的研究題目，特別因為它有興趣，而並非為了它馬上具有實用的價值。我們聽說，該研究所還做有關分析化學技術之試探性研究、聚合體溶液之物理化學以及其他物理化學問題。這些實驗室的工作，看來對直接有關特殊生產方法的研究，比較我們參觀過的其他研究所要少一些。
這個化學研究所，不同於中國各大學。它在文化革命期內仍然有研究活動，有如其他生產機構諸如工廠一樣。雖然有少數實驗室關閉了一段時間，但據柳大綱說，“工作仍繼續照做下去，多數處於正常的情況之下。我們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研究所的主要成員多數仍然在這裏。”他還補了一句說：多數成員曾下廠工作，或者在鄉下某個地方工作，除了那些年老或身體不好的以外。
在中國做實驗性的實驗室工作的，多數是研究所，而不是大學。在過去，大學畢業生在研究聽做研究工作。在研究院重開之時，或許仍將如此。研究所的成員認為，當研究院教育的條件具備之時，有些人會回到研究院去的。可是，他們懷疑將頒授學位。因為這種學位頭銜，有增加研究員脫離群眾的可能。雖然大學研究院教育，經過文化革命之後。已經有所修改，但研究生的研究卻仍在討論修改之中。在我們參觀期內，像在美國所了解的那種研究院，仍然關閉著。中國人方麵跟我們討論計劃時暗示，有些研究院可能不久將重開。在別的方麵諸如醫學課程的修訂，已經將醫學訓練時間縮短，但不能看作是包括“研究工作”在內，不過醫生是受到充分訓練的。他方麵，如法學院，料將不會恢複，這是因為刑法製度已經修改，廢除了有利於被告的調查程序的開庭。因而，也就不需要律師。一般來說大學在學生與畢業生的研究工作這種西方式的區別，可能消失，雖則不同科係的課程，在授課時間的長短方麵將有所不同。
我們在化學研究所獲悉，甚至在化學這門專門學問的奧妙主題中，也涉及國際政治。有關科學的任何國際性往來，化學的關係很大。中國人有他們自己的製度，他們嚐試使他們自己的製度適應國際慣例。他們告訴我們，他們跟國際理論化學與應用化學協會（這是在化學方麵正式的國際團體）沒有聯係。中國之不跟這個團體有接觸，原因是該團體的成員，有台灣方麵的人馬在內。
我們參觀了這個研究所，使我們對中國研究科學能作某幾點的比較。第一，是化學對新工業產品的應用所起的推動作用。在美國，新產品必須人為地製造需要，同時，生產方法的改進，會使工人失業。這是我們美國技術發展的跡象，但在中國並非如此。在中國，技術的應用，其動機在滿足人民的需要。“塑料”在美國已被用作一個含有輕蔑意味的名詞。當中國人將衣著用的聚氨基甲酸酯膠布（這種膠布之製造，原本是采納工人建議）給我們看時，我們這個團體中有一位團員說，“我們美國也有這，但不頂事。”我們這種對待技術革新的消極態度，其根源是清楚的，那就是因為在美國，革新的第一個作用是為了圖利，如果因此而改善人民生活，或許隻是偶然的事情。
我們的另一觀察是，在某些方麵似乎仍存在著較舊的研究方式。這個化學實驗研究所，是在文化革命後才開設的，研究所的決策機構，至少仍維持某些方麵的專業人員掌權。然而，在各實驗室的其他實踐——政治學習小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廠裏的體力勞動以及諸如此類的活動——其目的在打破專業與非專業之間的界限。科學研究方式的改變，仍在演變的過程之中。這並非該研究所自行著手要完成的東西，一切體製要作革命性改變都是共產黨所發起的。並且用意在全社會推行。在美國國內，我們團體中有好多位曾討論在我們的工作場所，推動民主實踐，但我們意識到，這像是企圖創造一個良好社會孤島，卻並無整個社會的必要改革。——這樣一個孤島式的良好社會實踐，是“矛盾可笑的”。
中國研究機構的改造，是因它跟工業的關係而刺激起來的。研究人員訪問應用他們研究成果的工廠，他們與廠中工人討論問題，並花時間跟他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和政治學習。這個方法就涉及意識形態的改造。但也給研究人員對生產是怎麽一回事，有較好的想法，同時，還對實驗有親自的觀察機會。產業工人也是三結合的成員，他們又反過來訪問研究機構。他們討論在研究中的問題，並參加研究所的一般活動，諸如政治學習小組。此外，化學研究所每星期設有一個“公開討論所”，任何工廠的代表可以到這個所內討論技術問題。研究所的大門再一次對外開放。
這類在工作過程中的日常接觸，對決定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或許是極其重要的。在科學家的正常活動中有群眾參加，使科學家很不容易忘記五七幹校（五七指的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毛澤東的一個指示）的教導。這些學校是在文化革命期內，在農村地區辦起來的。許多城市知識分子和幹部都要在五七幹校呆一段時間。從事體力勞動和意識形態方麵的學習。工廠工作或人民公社工作，往往用作同一的目的。
中國研究工作另一重要的方麵，是在傳播科學發明這件事上顯然是合作的，而不是旨在維持一個研究者或一間實驗室或某項事業之獨霸地位，在北京的膠布廠、人造纖維廠和塑料工廠並不互相競爭市場或爭較高的利潤。因此，他們共同分享科技革新的成果，而不是把成果隱瞞起來。實驗室是為共同交流經驗而開放。不論是在他們“公開討論所”期內，抑或通過像上海科技交流站這類的機構。他們並不試圖搶先跑到專利局去。
中國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
北京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像動物、生物化學和昆蟲學研究所一樣，是支援中國農業的重要機構。它那座大建築物座落在首都遠郊，周圍都是田。我們在那兒呆了一個上午，參觀實驗室，跟科學家和行政人員談話。正如在其他科學機構所碰到的情形一樣，一位年紀較大的曾在海外留過學的職員客串了臨時翻譯。在這個研究所內，一位短小的、友好的名叫胡含的中年婦女替我們翻譯。她曾在美國州立俄亥俄大學研究過生理遺傳學，在解釋晦澀的技術名字時，她特別對我們有幫助。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沒有遺傳學研究所。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一個遺傳學事務所，隻有二十個職員。一九五九年科學院成立之時，便設立了遺傳學研究所，職員增加到七十人，現在有三百五十人在那兒工作，其中包括兩百多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這個研究所在三個主要方麵進行試驗。（一）研究遺傳特性之遺傳與變異。——這方麵工作包括從花粉穀粒中培養小麥或稻米，以及有關馬鈴薯和甘薯的遺傳學，（二）有關雜交優勢和雄性不育的研究，包括玉米和高粱的遺傳學的研究，（三）關於基本遺傳物質脫氧核糖核酸（簡稱DNA）的研究，包括細菌遺傳學的研究。
我們參觀的第一個研究所，是有關甘薯遺傳學的研究的。我們在那兒跟一位名叫蔣興尊（譯音）的研究員談話。他於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此後即研究甘薯。他告訴我們，白甘薯的培植，是將前一年收成下來的舊薯莖一根根植在地裏，這就需要每年在冬季儲藏一些甘薯，作為“種籽甘薯”，為下一次播種之用。在華中和華南，貯藏的甘薯的變質問題，嚴重地妨礙了將甘薯作為主要食物的來源。在過去，大量的甘薯每年隻得往南運。
這個研究所的研究員研究這個問題已有多年了。但是，現在他們對文革前所采取的研究方法，頗多批評。蔣對我們說，他們太過於依賴中外書本知識。在文革期內，他們開始把重點放在田裏，跟農民研究問題。自此之後，工作有了改進。他們現在相信，雖然甘薯的變質，主要取決於所種甘薯少一遺傳特性，但培養貯藏方法也很重要。科學家們由此而得到一個結論，即是，他們正在考慮中的問題，基本上並非他們自己研究範圍內的因素所能控製的。就遺傳學來說，這不是一件小事。每一個西方國家，有若幹科學家毫無例外地隻憑著自己有限的專長去鑽牛角尖，企圖用狹窄的技術方法，去謀解決那種需要廣泛接觸和多方麵知識的問題。
蔣指出，解放前，華東安徽省某些富農曾精於甘薯的貯藏方法。但是，他們把這視為傳家寶，不願將秘訣公開，以便操縱薯種的價格。解放後，貯藏的方法普及了。從這個經驗中，他得出結論：“如果我們依正確路線工作，科學可以為人民服務。如果科學是在地主和資本家手裏，它就不可能為人民服務。”
這個實驗室不但搞甘薯試驗，也搞白薯試驗。甘薯栽種方法，是用從嫩薯根上割下的薯藤栽植土中。農民訴說，有一種很好的品種“勝利一〇〇號”，產量已大大地降低了。試驗顯示，產量平均減少百分之三十。研究員跟種甘薯的農民密切合作，發現農民喜歡選長莖作為切斷的薯苗，原因是長莖比短莖容易切。結果，在單一的薯莖內部以及薯莖之間，便發生了藤的長度之遺傳上的變異。人們選擇長莖來切作插種，則長出來的莖長而產量低。研究員觀察了其他薯種。發現了同一的現象，即莖較長而產量較低。研究所的工作者為了對付這種傾向，便選擇了多代的短莖，用這種方法，產生了二十種新品種，其中一種叫“北京紅”，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參觀薯類實驗所期內，我們提出了中國遺傳學家目前對李森科的看法問題。這位引起爭論的農業學家，一度是蘇聯遺傳學的權威，他反對西方古典的遺傳學，其所持理由是，西方遺傳學是“理想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他並指斥這類曆史人物如孟德爾與摩爾根所假設的遺傳基因，因為他們否定了環境對有機體遺傳的影響。（即習得性的遺傳）。針對他們的思想，他反對米丘林的理論。米丘林是一位已退休的俄國鐵路工人，在培育果樹方麵，取得很大的成就。有一段時期，大約是從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利用他在俄共裏麵的影響力，壓倒了兩派思想之間的鬥爭。實際是禁止以古典遺傳學原理為指導的實驗。我們曾聽說，在中國同時期內，李森科的思想也得到強烈的支持。特別是在農業研究機構方麵。並且聽說，信服古典遺傳學的中國科學家，在研究上處於守勢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在蘇聯失勢，中國遺傳學兩派思想的衝突，變得不那麽一麵倒了。一九五七年毛氏發表了很有名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篇講話中，毛氏提出在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如何處理科學爭端。
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
毛氏在說這些話時，不管他心裏指的是什麽特別事情，對於處理遺傳學的爭論，在中蘇兩國，這些話都是有力的批評。大約從一九五六年起，看來米丘林主義者和遺傳學的古典派，在中國是共存了。鑒於這一切，所以我們提出了有關李森科的問題。
稍停了片刻，我們再說出了這個名字，藉以確定我們的問題已否受到注意。這時候，我們的東道主方麵突然成了一個生動活躍的討論組。不過討論的內容並沒有翻譯出來。最後，有了答案了：“李森科認為甘薯變質，是高溫度所引起的，我們認為他的理論不正確。”我們又以李森科的一般有關遺傳學理論的問題相詢問，他們答稱，在某些情形下，外在的或環境的情況或許可能影響內部的或遺傳的特性。但是，如果情形果是這樣，主要影響不是外在情況。在結束談話時，他們提出這樣的意見說：這個問題實際是個理論問題，還不曾很詳細地研究過。或許李森科之在中國，仍然處在一個考驗時期。
我們下一個參觀的地方，是專門研究細菌遺傳學的實驗所。並跟研究員董可容（譯音）談了話。他大約於一九六〇年開始研究枯草杆菌。他們使用這種細菌來研究一個叫做“變形”的過程。方法是在幾乎所有有機體中，從某一種細菌抽出它的基本遺傳物質（叫做DNA）。“喂”到第二種屬的細菌體中。如果第一種屬細菌具有的遺傳特性而為第二種屬細菌所缺少，則第二種屬細菌的DNA因跟第一種屬的DNA混和之後，可能就會含有第一種屬細菌的DNA。董說，在六十年代初，隻有美國人曾有這種可變形的枯草杆菌。但是，因為美國政府禁止對華一切貿易，所以，這個實驗所無法取得這種可變形的細菌的標本。中國人隻得單獨自幹。他說，現在，他們已可以直接從美國得到這種細菌標本了。
細菌遺傳學研究所的人員並利用硝化酸來研究導致突變（即較永久性的遺傳改變）的問題。他們剛剛在開始搞芽細菌形成的過程。——形成一種強芽胞，足以抵抗光、熱或幹燥，而不致於被光熟或幹燥殺死。有趣的是，這些計劃或變形計劃，都是在沒有考慮到工農業上的應用價值的情況下而進行研究的。
這個實驗所曾為了很直接的工業應用價值，而進行過一個研究計劃。該計劃涉及在製造毛製品中使用蛋白酶的研究工作。酶是在活的有機體中發現的一種蛋白分子，它有助於促進生命維持的化學反應。如在消化期內將食物消化，變成單一的化學物質。完成將蛋白分子變成更小分子的特殊機能的，就是蛋白酶。這種蛋白酶是在胃中發現的，可以從某種細菌中做大量工業用途上的提煉。這些也就是美國廣告中大事宣傳的各種牌子的洗衣粉所用的“酶”。中國人在毛製工業中使用蛋白酶來改進產品的素質，細菌遺傳學實驗所的研究員到工廠協助搞這種工作。
我們又去參觀了一個搞新小麥和水稻品種的實驗所。它是用極其複雜的方法搞這種試驗的。歐陽振威及陳英（譯音）兩位研究員對我們解釋說，他們接受了農民的意見而建立了他們的計劃。並說，該實驗所花了很多的時間，以發展新的作物品種。培育新種的傳統方法，大抵要靠發展“純”一種或在遺傳上同種屬的品種，然後用控製的方法，使之雜交，以產生預期的結果，用多代近親雜交的方法，培育遺傳上一致的純種。通常培育的速度，是一年一兩“代”。因為每“代”培育的時間長，產生純種的時間也慢。所以，要發展新品種，要費好幾年的時間。
遺傳學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種技術，想出較好的方法，以縮短這種曠日持久過程之一部分，於幾個月之內，培養出一種純種。他們用單花粉穀粒而不是從種籽中來培養成體作物來產生純種。所謂“花粉粒”，是一種自由飄動的性器官，它能產生雄性生殖細胞，這種細胞在某方麵類似人類男性的精子細胞。實際上，研究所的研究員正在從單生殖細胞中培育作物。因此，也可以說是從單親生殖細胞中培育。花粉粒像生殖細胞一樣，每一細胞隻有正常遺傳物質成體量的一半。在正常的交配或授粉之時，它們和含有一半遺傳物質成體量的卵細胞結合，以產生一種能授精的卵細胞。每一個這種卵細胞會發育成為一種新植物，每個細胞含有正常遺傳物質量之一半。從技術上說，花粉和卵細胞是單倍體。隻含有成體遺傳物質之一半，而它們聯合體產生的成體細胞則是雙倍體，含有充分的遺傳物質。
在花粉粒末與卵細胞結合而培育成為一種成熟作物時，成熟作物通常是單倍體。這種作物較正常為小，不受精，因此，也不能作為培育之用。但是，有時在成長的早期，這種單倍體作物的單細胞，其遺傳物質會自發地繁殖，形成一種雙倍體細胞，從而成為一種能夠培育的成體作物。這樣的作物能自行受精生殖，因為個別穀類作物含有雌雄兩性生育器官，隻要一個原來的單親，就可以產生一種新作物。這種新作物，完全是“純”種。因為原來的花粉粒是從單親來的，所帶來的隻是一種遺傳基因。
據說，把花粉粒培育成為成體作物的方法，是印度科學家於一九六四年發明的。現在已有約二十種作物應用這種方法，包括煙草、小麥、大米，白菜和玉米等。這個研究所集中於小麥和大米兩種的研究。因為這是中國最重要的穀類作物，這今為止，小麥單倍體的培育率還是很低。而水稻則有百分之五十的花粉粒授精成為雙倍體作物。該研究所的科學家認為，他們在將來能夠使用一種叫秋水仙堿的化合物，控製雙倍體化的速度。他們並希望單倍——雙倍體體係在將來會有用處，不僅是在農業上有用，並且在較高級植物的遺傳之一般調查研究中也有用。
這個研究團體很重視他們跟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他們說，農民歡迎使用直接的純種技術而發展出來的品種，農民常常訪問他們的實驗所，而他們也常常下田幹活，以發展新品種。某些新品種已在中國東北的黑龍江省以及在北京郊區試驗。
我們問他們是否真正嚐試以單雙倍體遺傳體係這樣複雜的概念教農民。他們答稱：
一般來說，我們不向農民灌輸這樣抽象的觀念。但是，我們必須把單倍體這個概念介紹給農民，因為正在做這個工作嘛。我們嚐試使用簡單的語言，覺得比較容易把這種觀念向本地的科學人員介紹。年輕的知識分子——農村中的新的一代有些知識，當他們來到實驗所時，就容易教得多。
這證實了我們在別處所聽到的、關於公社相生產大隊科學組在傳播農村科學知識所起的重大作用。適也使我們對農村廣設初級中學所產生的變化，有了小小的認識。
在這個研究所內，我們最後參觀的一個實驗室，有四位研究員敘述過他們在高粱和玉米兩方麵所做的雄性不育和雜交的實驗。這些研究工作者也熱心跟農民合作，並將國家政治發展與他們研究進展的關係拉得更近。他們對雄性不育的研究，開始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內。在文化革命期內更加速進行，更密切地同農民一起工作，以四年的時間，發展出十多種新的雄性不育高粱及四十種新高粱品種。雄性不育是在一種突變的遺傳情況下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雄性的花有缺陷，不能產生授精的花粉。雄性不育作物種在正常產生花粉品種的田裏時，所有雄性不育作物的種籽，必是產生花粉品種授孕的結果。這種雜交的種籽或兩種不同親屬品種雜交的結果，其所產生的作物比之單性親屬品種，就更加壯健和更加多產。這種雜交作物據說顯出“雜種活力”，它的技術名稱叫做“雜種優勢”。雜交種籽有提高生產的巨大潛力。舉一個例，差不多所有美國田裏的玉米，都是用雜交種籽培育起來的。
我們的東道主說：“科學上的群眾運動正在迅速發展。以促進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我們跟農民、工人及其他科學機構一起，找到了要解決的問題。有這樣一個問題，即是在雄性不育作物中雌性花的流產，其結果就根本不產生種籽。研究者得農民的協助，在田間做了實驗之後，發現耕種技術、下種時間、授精、水的供應、光線以及通風，都有影響雌性花流產的傾向，隻要把某些情況加以改變，問題才能解決。在這個工作過程中，他們也發現，雄性不育的作物不育的程度，隨品種而不同，也跟不同氣候因素有關，譬如在北方較高地區以及在高處。
玉米枯萎是另一個嚴重問題。中國人做過很多工作，圖發展一種能抗萎的品種。據說，這個工作進展很快，因為它聯係群眾來做。農民對大規模新雜交能自行做出判斷。在第一次做出雜交試驗之後逾四年，即能大量種植新品種。目前，中國有兩千六百萬畝土地種植雜種玉米。
在我們參觀遺傳學研究所結束時，我們曾以該研究所的前途詢問我們的東道主。在我們參觀這些實驗所時，我們曾注意到青年研究員之顯然缺乏。我們遇見的青年研究員是六十年代初上大學的。我們知道，這個年齡差距反映出文化革命的衝擊。其時，大學有好幾年根本無畢業生。大學裏的人對我們說，多數快要畢業的學生都回到工農業生產上去。我們的研究所東道主預料，將來某些研究還將直接來自農民。但是，他們也認為，某些大學畢業生將直接到研究所工作，而不再回到生產單位。我們的印象是，這些問題仍然在積極討論和辯論之中。
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
一九六五年中國宣布，上海生化研究所科學家成功地合成了在生物學上很有用的胰島素。胰島素是五十一種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把它們組合成為真正的物質，這是科學上一大成就，其震驚西方科學家正如若幹年前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之使西方科學家震驚一樣。可是，介於那時和現在之間，發生了文化革命。我們懷著一種好奇心，想看看社會態度的改變，怎樣影響到有關這種極其基本的研究的實驗所。
孔江複（譯音）據介紹他是該研究所革委會主要成員，他為我們概述了該所的一些變化：
由於文革前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幹擾，對我們的研究工作發生很多壞的影響。在文革期間，我們跟隨毛主席的領導，拋棄了修正主義路線。該路線是使理論脫離實際，走專家路線，以及使知識分子脫離勞動人民。現在，我們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科學必須為人民和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科學研究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文革期間，我們的研究所成立了革委會，成員包括老、中、青。……我們的研究工作者下鄉與下廠去接受農民和工人的再教育。現在，除了重視理論研究外，我們還研究許多問題的實際應用。
這聽來像是黨的路線。是的，它是黨的路線。但是，在中國，這不是一個壞名詞，有如在美國那樣。孔的關於該研究所的情況介紹，看來簡短扼要。很像我們在中國所遇到的許多知識分子，他們在告訴我們類似的情況時，也大致是這樣的。
生化研究所跟生理研究所共占一座大廈，解放以後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所而成立的。在大躍進開始之後，職員分為兩個主要部分。生化研究所開始時隻有成員五十人，現在已擴大到共有三百八十人，分為四個大組。蛋白合成，酶結構和功能，核酸，和新陳代謝。研究所的生產機構包括東風生化廠。這個廠的成立，在於為胰島素合成工作提供所需物質，現在並擴大業務，也提供化學品給其他機構。研究所的機器工場除維修外，製造自動氨基酸分析器（在於判定蛋白結構），快速蒸發器，及分子收集器。
蛋白合成工作是這個研究所最有名的成就。討論一下從事此類計劃所涉及的動機，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初看起來，這種研究計劃並非優先性的應用研究，隻能生產最少量的這種大蛋白質。而為了醫療的用途，自然的來源將繼續提供最佳的供應。給我們為這個計劃辯護的理由之一純屬於政治性的。這個蛋白合成實驗所的第一號領導人胡石泉（譯音）陳稱：
我們偉大的領袖恩格斯說，蛋白質是一種生命形式，我們從化學物質中去合成蛋白質，證明了唯物論的正確並否定了唯心論。因唯心論認為隻能從有生命的物質中取得生物物質。
這位我們在上海的東道主之一的胡同誌，曾作為一個正式的科學家代表團團員，於一九七二年去過美國。在我們停留上海期內，從我們跟他個人的談話中，在我們看來，這計劃之抽象基礎，如他在上述言論中所說的，顯然是從事此項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然，也有其應用的方麵。合成工作對於改變蛋白質結構，從而了解此結構對荷爾蒙作用的關係，是很有用的，再則，胰島素合成技術的發展，正在被應用到一種叫縮氨酸（肽）的化合物的合成之中。肽是較小的分子，和蛋白質的形態相同，拿來加以合成，作為商用或實驗用，都是合算的。這個實驗所已製成了一種以百克計的催產素的肽荷爾蒙，催產素在大腦垂液腺中產生。它有助於調節血壓，在高血壓研究中用得著它。因為與高血壓有關的疾病（特別是中風），在中國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從健康研究的角度來說，這種研究顯然有其優先性。
站在這實驗所胰島素分子模型旁邊的一位工人對我們說：“在胰島素合成之後，三年內我們完成了愛克斯光射線晶體攝影工作。這個問題在西方已討論了多年了。”這種自豪的言論，是我們在中國很少聽到的言論之一，這暗示出，甚至在中國科學家中也有競爭性。不過，他說了之後，隨即又以實驗室的設備有限而引為遺憾。實驗室很少有自動儀器和先進設備，而在西方做這樣的大成就的研究，是認為非有自動的和先進的設備不可的。孔說：“我們有了一些成就，但跟我們人民的需要一比，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們的生化設備是有點舊了，為了趕上較高的工作水平，我們要向別國學先進技術。”
這個研究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適應當前的需要。他方麵繼續其基本的工作。一群生化學家曾企圖用諸如DNA這種核酸來從事這種工作。由於核酸在遺傳上的重要性，因而對這個問題已成為西方實驗室深入細致的研究對象。雖然，從這些研究中所得到的知識是極其基本的，但除了醫學某些方麵，此項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方麵則為數很少。
在文革期間，研究所的核酸組成員決定加強他們自己的工作與農業之間更密切的聯係。其中一位成員對我們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備戰備荒。科學家必須為人民服務。所以，我們著手研究核酸對農業上的應用……科學工作者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樣，他們就可以有助於提高群眾的知識水平。通過這種工作，科學工作者……跟群眾同呼吸，共甘苦。
研究人員在中外文獻中，曾閱讀過有關核酸混合物能增加作物產量的報告。——經過小組討論並跟研究所的領導成員商量之後，他們便開始進行這個問題的研究。結果顯示，把富核苷酸水解物噴到稻田裏，會增加水稻的產量。核苷酸是小塊的核酸。水解物是經過化學上消化的分子混合物。為了要取得水解物作試驗，他們便用大量富核酸的酒糟及豆渣予以加工。產量提高的情形如何，不大清楚，但在初步實驗中，使用放射性磷化合物來作示蹤劑，顯示出核苷酸增加根對水和礦物質的吸收。
核酸組跟上海郊區某公社社員進行這個試驗，他們也幫助公社的工作。小組的一位成員自從一九七〇年以來，即住在公社那邊。公社的農民也常常回訪研究所，來問問題和討論問題。該小組也實行“單位之間的社會主義大協作”，跟本地農業研究所協同工作。
在美國的一間研究所或大學的核酸生化家，即使考慮搞這個組所研究的問題，也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更不要說在解決問題時還有非科學家參加哩。在美國的生物化學家當中，反對用粗率的化學設備，並反對在精密的實驗室設備以外來開展工作的偏見，實在太強烈了。如果一位個別的科學家來從事這種研究計劃，他可能要這到他的同事的反對。理由是，這種研究在專業上跟突破核酸研究的難關毫不相幹。但在中國，研究工作之如此應用，卻被認為是典範。
我們也討論到研究所的新陳代謝實驗室的工作。它是跟肝的生物化學有關的。一九七〇年該實驗室展開了一個計劃，要搞出一種能早期診斷和治療肝癌方法。這工作在實驗室開始，後來搬到現場去作進一步試驗。經過了幾次試驗之後，方法是定下來了，決定用（初）胎球蛋白檢驗法，分化了癌細胞的作用。——這是說。癌細胞失去了從某特殊組織出來後的細胞特性，而變成像胎體發展初期的細胞。初胎血球蛋白，是胎兒的一種特殊蛋白特性。它在正常情況下不出現於成年人體內的。但在生癌時，會在血中發現此種初胎血球蛋白。現在已有極敏感的和先進的方法，可以探出此種蛋白質的存在。用這種方法也比較容易進行實驗。在肝癌初期用初胎血球檢驗法，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的正麵診斷效果。現在全中國使用這種檢驗法。實驗所的工人到農村去，教育和動員群眾跟本地的醫務人員合作，特別是跟赤腳醫生合作。他們告訴我們，去年他們已檢查過五六萬人。
預防工作另一個方麵是辨認和消滅致癌的化學因素。已在進行的某些研究，係有關某種黴菌。這種黴菌在食物上生長時，會產生致癌的物質。正在研究中的這些化學物，最重要的一種，叫“血菌毒”，這種血菌毒是會產生肝癌的。
全中國現在有一個統籌的癌症研究計劃。上海方麵特別著重肝癌的研究。而在北京方麵，則著重於腸道癌的研究。幾個全國性的研究所包括實驗生物學研究所、癌症研究所和勞工衛生所，都在尋找癌症病例高的工廠，並調查其致癌的原因。不同單位之間都舉行年會，以交流經驗並討論未來的分工計劃。全國統籌團體設在上海，那兒一個研究所的會員敘述癌症研究工作的改變情況如下：
在文化革命以前，我們也做癌症研究，但我們隻是在實驗室研究，故脫離廣大群眾。
在那段時期，雖有論文刊出，但因修正主義路線的幹涉，論文不為人民利用。可是，現在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科學論文的出版是基本研究的主要“產物”。因此所取得的知識可以廣為散播。許多中國科學雜誌，在文革當中間隔了幾年之後，現正在恢複出版。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在那些年份裏，科學知識的交流憑私人接觸、簡短的通訊、口頭發表的論文以及開會來維持。例如，在文化革命期中，中國全國科學家會議就曾討論胰島素晶體結構研究的成果。在我們參觀時，一個有關胰島素結構之進一步研究報告正在付印，預定在《中國科學》上發表。預料其他的論文將在國際發行的中國刊物上發表，而不會送到外國出版物發表。
據悉，目前出版物應該采取怎樣的形式，是中國科學界正在討論的大題目。比方論文應否由個人或集體署名，是件困難的事情。一項發明常常是集體工作的成果。它不僅僅是在實驗室內做研究的人，而且也是在支持科學家、供應他們的生活、並替他們製造設備的一大群人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國，一般的意見，認為“科學是勞動人民經驗的結晶”。此外，仍然有個別具有特別才能的人，他們發明創造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要給人知道的。在西方科學界，自然個別的作家恰恰是跟那種為地位和榮譽的個人奮鬥密切相關。但在文化革命期內，中國人曾嚴厲批評這種個人名利思想。
現行的計劃，使某些文章用個別作家的姓名發表，其他文章則署上某單位或某組的名義。為什麽要這樣做，其原因倒是頗有趣的。當我們在廣州中山大學會見老科學家蒲蟄龍時，他告訴我們：雖然有人擔心，此種作法會誘導一種走向個人主義的傾向，可是，對某種具體研究計劃責任的指派，個人的名義仍然是重要的。再說，雖然實質上所有研究上的成就，都有許多人直接或間接做出貢獻，可是負起任何既定工作之正確執行責任的，卻隻有少數人。
當我們問及研究所職員有關文化革命的影響時，這種政治問題之意義的繼續辯論——並且所有的問題都被看成是政治性的——也出現了。科學家們說，在文革期內一個工人宣傳隊來到研究所，並且在實施基本改革上起了重要作用。這些改革使研究所參加了群眾生活。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黨的工作隊的代名詞）在糾正中國社會政治錯誤這方麵起著重要作用。在工廠、公社、大學或任何其他機構有問題時，共產黨就派這種宣傳隊去調查並做出建議，主持討論並監督改革。在文革前，這個研究所的性質看來很像一個西方的或蘇聯的研究實驗所。但是那種作風，被認為是不適合新中國的，而幫助進行政治問題解決的，就是宣傳隊。研究人員說，工人們“曾用他們無產階級的模範來教育我們”，並且講述舊社會的故事。各小組及整個研究所都舉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會議。宣傳隊有些隊員現在仍在那兒，他們做行政工作，也參加政治學習小組。一位研究員為我們總結了宣傳隊工作的成果如下：
在文化革命前，有三脫離，即政治、實踐和勞動人民之間的三脫離。通過工人在政治理論上的教育，我們改變了這個三脫離的傾向。現在，我們走出實驗室到群眾中去。
上海生理學研究所
生理學研究所有二百八十個成員，設五個大實驗室，即神經和筋肉生理學、感覺器官生理學（視覺和聽覺）、低氧強度生理學（即有關有機體對高空的適應）、生育生理學及大腦生理學。目前主要在研究針刺過程。此外，該研究所還辦了一間工廠，製造電子器械。為研究電子生理學之用。
我們代表團中有兩位團員，曾跟章香桐（譯音）教授在他的實驗室外麵的一個小房間，有過一次有關針刺的特別訪問。章教授在房間裏，為我們做了一次兔子針刺示範試驗。兔子用一根帆布吊帶吊著。在它的鼻子上刺進一根熱針。章教授用計秒表計算兔子掙紮的時間。針刺之處是痛的。然後在兔的後腿插進一根止痛的針。過丁一會再用加熱的針去刺。痛的反應已大大地減少，雖然，針插進去隻有一段短時間。止痛之後又過了一陣，又和針插進去之前一樣有痛的反應。
實驗室乃開始作一連串單神經細胞紀錄實驗，以追蹤在止痛過程中，大腦各部分神經交互作用的跡象。中腦（醫學專名叫下丘腦）的一部分是此項研究的主要中心。單細胞記錄是一種精密的電子技術。這種技術，一直到最近，中國實驗室還不曾取得。如果有了這種精密電子技術，針刺止痛研究在了解受針刺後神經係統結構所受的影響，可望進展得很快。以下是我們跟章教授的討論，我們是用直接訪問的方式，因為，訪問的進行完全是用英文。這討論給了我們某些啟發，不僅僅是討論技術問題，也討論到這種研究的整個範圍。
這位章教授開始發言：在這整個針刺研究事情上，我們過去很少經驗。你知道，我們是純神經生理學者。在文化革命之前，我們脫離了所有的實際問題。自從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應用針刺於外科手術以來，我們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對此項技術，很不敢肯定。但是，許許多診療病例證明，針刺的確有效，雖然療效並不一致。但是越來越多的病例，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有許多病例，在我看來是很能令人信服的。你看，甚至在這種技術發展的初期。一次簡單的針刺竟然能發生這樣大的療效，這是很令人驚奇的。這其中必然涉及某些神經生理學的基礎。我們認為這是對神經生理學之真正的挑戰。我們覺得，我們應當有能力加以解釋。這就是我們於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著手這個問題的原因。我們研究組有許多人去醫院，取得此項技術之第一手經驗。我們參加手術之麻醉的部分。我們學會針刺，我們實習這種技術。經過我們親手的經驗之後，我們回到實驗室做一些動物試驗。我們也在正常的人身上做過一些試驗，並在病人身上做過針刺。我們判定：療效可以在動物身上求得證明。有許多事情，我們不能拿人來做試驗，特別是在神經係統的分析方麵。你得把對人的療效轉移到動物方麵，這樣你才能做更深入的分析。
從一九六六年到現在，我們嚐試過多種方法，以發展我們的理論。自然，我們已提出過多種可能性。主要是從神經生理學的神經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這種針刺事業。另外也有人相信。可能牽涉到某些化學上的問題，認為療效可能是體液因素造成的。即使到了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它是純屬神經的抑或是體液的。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以證明我們的觀點，而抹煞別的可能性。雖然，我們關心的是神經係統，並相信其過程主要屬於神經的。但其過程顯然是複雜的。有機體跟許多體係對針刺過程加以反應，它調動了所能調動的一切，以應付這個情況。你有傳入的或感覺的（神經）刺激，湧集到中央神經係統，它們在中央係統互起作用，而產生某些影響。他方麵，各種內分泌腺對針刺過程也有反應。我們相信反應的是親腎上腺皮質的荷爾蒙或腦下垂體荷爾蒙，或血壓和血糖的變化以及其他的過程。但是，由於我們是神經生理學者，故我們讓這些問題由別人去解決。
問：他們已用針刺發現了這種荷爾蒙的變化麽？
答：我不熟習這項工作，不知它的詳細情形怎樣，但我想他們正在嚐試荷爾蒙方麵的變化。我覺得主要的療效是屬於神經方麵的。你看，在下身癱瘓的病人，他們身體的下部分因脊柱機能發生障礙，故失去感覺，也不能動。在針插入身體下部時，我們未取得止痛的療效。如果沒有傳入的刺激進入中央神經係統，那就不會有止痛的療效。我想，這是對體液論的一個強有力的反證。如果如某些人所說，在針刺部位產生了一種化學物質，而傳到身體的其他部分以產生止痛效果，那麽，效果應當發生於癱瘓的下部。但是，並沒有呀。這些病人唯一的區別在於缺乏完整的神經係統。這些病人的體液方麵是十分完整的，因血液供應及其他體液的循環就跟正常人一樣。唯一的差別是神經係統不完整。它們尚未顯出止痛的效果。我們曾就這些病人做過若幹的研究。在實施針刺前後，檢驗過痛域，簡直沒有一點差別。
問：我們曾閱讀好幾篇有關針療的報告。那些醫療顯然跟止痛效果不是同一回事。比方說，你能談談有關聾子的醫療嗎？
答：針刺有兩個主要的部門。一是針刺麻醉或止痛，另一是針刺治療。我想涉及這兩種針刺的人體機構是不同的。目前，我們主要談止痛。我們甚至不曾接觸過針療問題。我想針療要比止痛針刺複雜得多。
問：有任何其他實驗室做有關療效的試驗嗎？
答：目前，主要的興趣在於止痛。因為這是最新的療效，僅在一九五八年以後應用過。因此，成了最有興趣的研究問題。我知道很少人有誌於療效的分析。原因之一是，很難分析療效。
問：曾否收集過對療效之有係統的觀察？
答：我相信有。有很多這方麵的經驗，尤其是診療所。但就療效作實驗性分析，我想極少。
問：在我們去過的醫院裏，我們參觀過動齒齦癌的手術。病人是從個別穴位上用指壓麻醉。你能談談這件事嗎？
答：這正支持了我的理論。你知道，我對於針刺有一個基本的概念。我們相信針刺止痛的療效，是中央神經係統中兩套不同的神經刺激傳入的結果。一套是痛的。或感受傷害的。這種神經刺激起於受傷或痛的部位。另一套是不痛的神經刺激，起於針刺的部位。這兩套神經刺激在中央神經係統中互相碰頭，其中包括脊髓、腦幹、丘腦並且或許包括大腦皮層。在痛神經刺激被不痛神經刺激阻止的地方，我們相信所有的感官刺激都有某種止痛效果，但是，由針刺產生的特種感覺是最有效的。讓我們重複一句：任何性質的感覺輸入都有某種止痛效果。但針刺所產生的那種感覺則收效最大。壓力、機械搖動、摩擦、或抓搔、聲音、視覺刺激等等都有某種的止痛作用。我相信由針刺所產生的那種重的、痛的、很不愉快的感覺是最有效的止痛。如果你狠狠地壓住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肌肉。你會感覺得極不愉快，雖然並不痛，而感覺卻是相同的。這就可以解釋今晨你見到的現象。今晨動齒齦癌手術時，隻是用指壓，並未用針。我想針的效力最好，因為它們較易控製。沒有必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手術台上，這太笨了，而且也不方便。隻要用低電流作為刺激，針是很容易地加以遙遠控製的。所有的變數諸如時間、脈搏頻率、電壓等等都可以這樣予以控製。
問：針刺止痛曾用之於牙科醫治方麵嗎？
答：是的。我相信它廣泛地使用。讓我檢查一下我說過的話。第一，任何感覺輸入，都可能有某種的止痛作用。但針刺的止痛作用最大。第二，體內任何部分的針刺，都可能具有某些的止痛作用，但某些特殊穴位，作用最大。現在，你也許要問，哪一個穴位最有效？依據我們試驗的分析，我們相信，最有效的穴位，是和痛的部位神經分布相同的脊柱環節神經分布的穴位。離這穴位越遠，則效果就越小。我想這個穴位具有實際上的重要性，因為，在實行診斷時，每一次手術，都必須選擇最好的穴位。比方你要是想實施甲狀腺切除手術，你就得選擇一個穴位。有許多穴位你可以用，但你要選擇最有效的一個。所以，你須要從甲狀腺神經係統的同一部分找尋一個受神經支配的針刺位置。這是依據脊柱分段的原理。
問：在你的動物試驗中，有過這種證明嗎？
答：有過的。我們發現：依據這個原理，阻痛效果最大的，是刺激不同（部位）的神經。
問：針的穴位常在肌肉上嗎？
答。多數穴位是在肌肉多的地方——有的是在皮膚上或筋膜上。但是，效果卻較小。在耳方麵，穴位是在耳翼的周圍，即耳的外殼，這是另一種針刺。人們說：耳穴位的針刺可以應用到許多種手術，諸如內部器官的手術。我相信耳是身體表麵上迷走神經分布之唯一末梢神經器官。你知道，多數內部器官有這種迷走神經的分布。在外耳道周圍，耳神經的分布（即耳的外部之偏內的部分）是很複雜的。那兒有迷走神經、舌咽神經、頸神經等的分布。所以，依據部位原理，要是來自針刺的神經刺激，進入中央神經係統的迷走核心，它就有機會跟來自內部器官部位的神經刺激互起作用。兩種神經刺激互起作用，可以阻痛。道就是內部器官動外科手術時，在耳部施行（止痛）針刺是最有效的原由。
問：我現在了解，在禁阻來自內部器官的痛，耳是如何有效的。但是，在實行外科切割時，皮膚止痛又是怎樣的？
答：我想可以這樣地加以解釋。甚至於在耳部，使用了一兩個或更多的部位，並且也有一般原則和特殊原則。一般原則是，任何感官刺激都有某些一般的止痛效果。因此，即使是單一的一個耳的部位，對內髒器官可能有特殊的止痛的作用，並且也有一般的止痛效果，包括皮膚在內。
問：依據你的理論，你怎樣拿針刺止痛跟有關的痛現象相比較呢？
答：適有某些相似之處。我想有關的痛也和部位原則有關。有關的痛其過程是單方麵的，它不具有阻痛的作用，而隻是痛而已。當然，這真正隻是推測。舉例說，在有關的痛中，可能你的腎有問題，但你會覺得背部痛。我自己就曾有過這種經驗，是很不愉快的。在你背上施行按摩或其他物理治療時，你會感到有些鬆弛。它的效果也許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你可不能否認它有效，因為你覺得有些鬆弛。來自末梢區域的效果，再反應到（內部）器官。我想這是合於穴位分段原理的。因此，我相信。有關的痛跟針刺止痛的效果有共同之處。
問：你怎樣解釋針療在製止頭痛方麵的效果，特別是偏頭痛這樣的頭痛？在針取出時，不再頭痛。
答：這個問題，我不以為我能夠解答。因為這關係到針療的問題。
問：那麽，你以為在這種病例上，不隻是止痛效果的問題了。
答：我想有更多的問題。
問：在針刺期內，有否紀錄血壓的改變？
答：有時候有紀錄。讓我們再次來談談偏頭痛的針刺問題吧。你知道，對解除頭痛有效的穴位，多數位於有三叉神經分布的地區。一般來說。頭痛起因於大腦腦膜發炎。這些腦膜是有三叉神經分布的，至少這些腦膜一部分有三叉神經分布。所以，我們的原則仍然適合於頭痛的針療。但是，讓我來補充一下，或許是有意思的。有這種止痛的療效的，究竟是對哪一種神經？我們相信，那是小直徑組織的活動。其實，這是神經生理學上一個既定的原則，多年前就發明了的。而且已經過動物實驗的證明。如果你刺激小直徑組織，它就會禁阻更小組織的活動。所以，針刺的主要作用，或許是在較大的組織方麵。（即使不是最大的組織）。解釋止痛作用之另一個要點是。如果壓力或摩擦可以解除或阻止痛楚，那或許是因為那些刺激在大組織上發生作用。針刺的理想情況是針隻在大組織上活動。比方，如果你用的是電刺激的針，而不是用手操縱的針，那你就不應當用強刺激，因為用強刺激會在小直徑組織上發生作用，會產生痛。那就不但不發生止痛的效果，反而會產生更多的痛。所以，你必須選擇使大組織活動。
問：最後的一個問題。你憑經驗證明，是否相信有些曾有聽力的聾子，因針療至少得到局部的恢複？
答：公平地說，我要說，有過某一些有效治療。你不能說，任何種類的聾都可以治療。我雖然沒有直接的經驗，但對有些機能上的病看來治療很有效。如果基本組織未受損害。那是可以醫的。但是，如果基本的因素喪失，神經組織萎縮或破壞了，我想那就無法醫治。我們作最好的希望，但我們也必須現實一些。許多語言或聽力有缺陷的病人。基本組織是完整的，這種病例就可能有希望。其實，從診斷實踐看來，很清楚。唯有尚餘殘餘聽力的病人，較易醫治。
問：在你看來，針刺方麵有無安全的問題？我們見過很多青年，在學校裏實習針刺，有沒有因反複針療而發生血管或神經損壞的跡象？
答：這是個極其敏感的問題。我會說，這是一切技術都存在的問題，安全與否要看是誰使用技術，同時要看使用者的經驗怎樣。與其他麻醉方法相比較，針刺是安全一些。但在一個沒有經驗者的手裏，也可能不安全。可是，對多數人來說，針刺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技術。你必須具備基本的人體知識，你必須避免大血管、重要的器官以及中央神經係統。在胸部，你可能造成麻煩。一般來說；在腿部和在手臂，你造成的損害可能少些。我想學童在簡單的穴位上，是受過細致的指導的。最多不過使受針刺者感到有些痛，或者造成很小的組織損害而已。在一個沒有經驗的人手裏，任何技術都可能造成麻煩。
這是又一次很有吸引力的討論。談到這裏，時間又完了。我們是不願結束這次討論的。由於是研究科學家，我們在這個實驗室所得到的感受是很興奮的。這個實驗室的研究工作顯然直接聯係到在具體問題上幫助人民。章教授在美國多年，曾學過英文。他對於科學的誤用跟我們有同感。當我們回到美國的時候，醫學專業正在開設收費昂貴的針刺診所。對我們來說，針刺是真正的人民科學。在中國每個人都可以得到針刺，因為收費很少，或者根本不收費，卻能解除不可言談的痛苦。在美國，很少人能到這些收費最高的診所針療，但是，我希望，針療能獲得廣泛的承認，並且大家都能針療。
在上海，我們團體中有幾位團員，由一位醫生教以詳細的針刺課文。並且相信，護士、助手、和半醫務人員都能容易受訓，用針刺解除很多人痛苦。我們毫不懷疑，對各種療效加以令人興奮的和有用的研究，將會在這個國家（指美國）進行，並將促進中美兩國研究工作者之間的友誼。
北京動物研究所
當我們的一位團員傾斜著身子，準備拍攝金魚的照片時，它們像飛箭似地，一下子跑到瓷缸下層去了。在棚內，有十五個或二十個這種容器的周圍。有成打的金魚在遊弋著。雖然金魚的樣子平常，但是，用顯微鏡看來，卻跟我們在幾間房子裏所曾見過的金魚，大不相同。這些魚的每一個細胞有兩個小核，當金魚仍在孵卵時，一種鼠癌核細胞已經移植到它們體內，和金魚細胞核在一起。在卵孵成魚時，細胞的生育生化機構，完全和原核及增加的核一模一樣。
這個棚子是在動物研究所的院子裏，是細胞學或細胞研究實驗所，是研究癌的工作之一部分。在棚外的一間小房間裏，研究員正在從事細胞核的移植。這種技術涉及將一細玻璃管的顯微鏡尖端插入一個細胞內，將細胞核吸進管內，然後，再將細管插入魚卵，並將核細胞轉入那個魚卵的內部，並企圖用煙草細胞試驗，看看煙草細胞核插入動物細胞內的情形。這種嚴肅而極其細致的工作，看來跟那間簡陋的房間有些不相稱。房間裏有塊電熱板。那是對付北京冬天之主要熱源。在主樓一間更尋常的實驗室裏，婦女們正在做著將癌細胞核移植到鯢卵體內的類似工作。在這個研究所實驗的主題上，另有其他幾種不同的試驗在進行之中。
在對細胞活動正常程序的控製產生錯亂時，就會發生癌症。這時候細胞就會無止境的繁殖下去。因為對細胞的控製在於細胞核，它是遺傳物質的部位所在。控製了細胞核，就能對癌症的原因，取得基本的知識。像這類研究，不但在中國進行，也在世界其他各地進行。細胞實驗室也在研究治癌的一些藥物，但是，尚不曾達到臨床試驗的程度。
巡視一番動物研究所各實驗室，對我們來說，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在某特別方麵未受過訓練，多數科學工作是難於體會的。參觀者在參觀時，很難做出什麽建議或發出聰明的問題。這裏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顯然與重要的問題有關。
細胞學工作者以前是屬於規模較大的內分泌學實驗所的。（內分泌學是研究荷爾蒙的）。我們見過的內分泌學工作部分，是準備一隻貓作針刺麻醉試驗。有兩位女性在做貓的試驗。貓被夾在一塊板上，在它的喉嚨裏插了一根呼吸管。給貓以局部麻醉，並給以肌肉鬆弛劑以引致癱瘓。將貓腿上的一條神經暴露出來，使之能用電刺激，對針刺效果，及對痛域之其他治療效果加以研究。研究的方法，不但注意大腦，腦皮層和下丘腦兩區的電活動，也注意血壓變化的情形。有關針刺對這個痛域的療效的知識，將用以協助解釋針刺的功能，並有助於發展一幅貓針刺部位圖。
目前，中國解釋針刺功能有三個主要路線。除了傳統的通道說之外，有神經生理說，即上海章教授提倡的那種理論，以及荷爾蒙說，即本實驗所在試驗的理論。這研究所的針刺研究，其進行跟友誼醫院有關。該醫院也在北京，是一所大醫院。該院人員也在研究針刺。
我們在內分泌部所見到的另一實驗室，正在研究受孕和不孕。這實驗涉及生殖腺刺激的效果，這是一種腦下腺所排出的荷爾蒙以及前列腺荷爾蒙，這是新發現的荷爾蒙級。這些荷爾蒙影響黃體的維持。黃體是一種內分泌結構，是懷孕所必需的內分泌。這些實驗中所用的荷爾蒙是從羊身上抽出來的，是未加工過的。另一個正在做著有關的工作，即在這些荷爾蒙影響下，研究細胞小器官（細胞內部結構）之化學的和顯微鏡下的變化。此項研究工作利用研究所的電子顯微鏡。此研究之主要應用，在操縱荷爾蒙，節省受孕次數，以增加牲口的多育性。研究人員在公社做他們的實地調查研究工作。
在進行中的一項實驗，其目的在了解親生殖腺素和前列腺素對黃體脂酮（另一種荷爾蒙）分泌的關係。前列腺素是最近才發明的一級荷爾蒙，其效用之一是增加精子的機動性。如果前列腺素精液抑阻，精子就減少活動。因此可以防止受孕。前列腺素的研究，對發展男性避孕丸有直接關係。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認識到這一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們主要關切的，是增加牲口的受孕性。
第三間實驗室正在做著有關胰島素結構之基本研究。有人以為，胰島素分子是對細胞外麵某一特殊部分反應或與該特殊部分聯在一起，並認為這種相互的作用觸發新陳代謝活動。據假設，胰島素影響這種新陳代謝。在這個實驗中，被指為有放射性的胰島素，是用以鑒定這個接受（反應）的部位。這個實驗用了兩件重要外國設備，即匈牙利製的加瑪繞計算器及瑞士製的特種量表。
在提出文化革命問題時，研究員們告訴我們：研究所多數人繼續工作，雖然有少數實驗室關閉了一個時候，有些科學家到農村去工作。但是，他們說，“我們許多人都在農村呆過很多時間，所以，這不是一種大變化”。研究所一百五十多個人員，幾乎有三分之一去了五七幹校。當我們問他們誰是幹部時，全體東道主都大笑起來。一位女同誌碰了一下一個男人的手臂（這男子在整個參觀期內是沉默的）說，“他是我們的幹部”。當時的幽默氣氛暗示出，幹部和工人之間的稱呼和區別，至少在這件事上是根本不重要的。那位女同誌說英語，在參觀期內，對我們很有幫助。
研究所約有五百名工作人員，其中四分之三是研究工作者。在十項實驗室中，至少有五項是做昆蟲實驗及其控製的。除了已敘述過的內分泌學和細胞學之外，還有昆蟲生理學和毒物學，昆蟲和哺乳動物生態學和生物分類學或昆蟲、脊椎動物與非脊椎動物的分類。此外，還有一個有關研究大設備維修新技術的實驗室。
生物分類學實驗室一位女研究員對我們談了些昆蟲控製工作的曆史：
解放前，我們很少科學，也很少有關昆蟲的知識。在那些日子裏，蝗蟲是個嚴重的問題。蝗蟲的聚集、往往使天空變成黑壓壓的一團，它們破壞農作物。解放以後，我們對這個問題給予很大的重視。科學工作者被派去調查蝗蟲，發現蝗蟲在池沼地區下蛋。
他們建議建壩將水堵住，這樣，水位上升，會把池沼淹沒，使蝗蟲無處可以下蛋。
我們在玻璃櫥中，看到展出了許多重要的昆蟲。包括幾種美麗的蝴蝶和華北傳統醫藥中使用的各種昆蟲。有些昆蟲是研究員在下田時搜集的，也有些是公社技術員搜集的。這些農業技術員把控製害蟲作為他們主要任務之一。這些技術員通常是公社自己用的。在研究科學家去公社時，他們跟這些技術員一起工作。有時，技術員也到研究所受訓練和討論。
有如今天的美國一樣，中國的昆蟲控製計劃，包括研究昆蟲荷爾蒙，特別是昆蟲幼年時期荷爾蒙和昆蟲性荷爾蒙。這些方法終有一日會代替化學殺蟲劑。實驗室有各種玻璃器、調色器、抽提器械等等的設備，用來使化學品跟昆蟲隔離。長凳上擺滿了盛著溶液的大杯和熱水瓶。這顯示出研究工作正在進行。
這些昆蟲控製法試圖利用昆蟲的天然化學。幼荷爾蒙是昆蟲用的一種化學物，以控製它自己的成長。昆蟲在長大之前，要經過好幾個階段。最為大家周知的例子，是毛蟲變成蝴蝶。幼荷爾蒙的分泌，在於防止在不適當時間發生這種變形。但是，應用特殊的方法，將使這種變形很遲才發生，或根本不發生。其結果是昆蟲死亡。這種荷爾蒙的好處在它相當的特殊，所以，把它應用到田裏，可能殺死的隻是害蟲，其他的蟲多數無事。這今已在麥粉甲蟲方麵做過初步實驗，可以看出實驗對甲蟲變形的影響。同樣的實驗工作也在蝗蟲方麵進行。迄今還沒有一種可以應用的昆蟲控製藥發明出來。雖然，在生絲製造方麵正在做著一種初步的準備。幼荷爾蒙可以推遲一天蠶蟲的變形，因而可以使蠶繭大些，增加生絲的產量。
昆蟲性荷爾蒙是昆蟲發出來的一種化學物質，使它們在環境中互相聯係。最有力量的化學物質，是性吸引物質。研究計劃的目的在隔離重要害蟲的性吸引物質，把它們加以化學的合成，然後用它們去引誘昆蟲。
對害蟲的另一撲滅方法是研究害蟲的疾病。這個方法現在在中國相當普通。這方法包括培養病菌，然後將此種病菌烘幹，做成粉末，像殺蟲藥一般，噴散到田裏。害蟲接觸到這種病菌粉末，就會傳染而死。不過，這種可以傳染疾病的昆蟲種屬是有限的，可能殺死的，隻有目標害蟲及其他少數蟲類。這個研究所現正在研究改良這種殺蟲方法，即是將蘇芸金杆菌所分沁出來的外毒素分離。這種毒素是真正殺昆蟲的毒素，將它分離後，用於殺蟲技術更加有效。由於這類工作在設備有限的公社難於進行，所以才在設備較好的研究所實驗室進行。有關昆蟲病毒的研究也在進行。
這三種消滅害蟲的方法利用“對象害蟲”的特性——生活習慣、化學成分及其易於傳染疾病——而加以控製之。這些方法應用於農業方麵，顯出很有生態學的眼光。化學殺菌的缺點之：在於所殺的昆蟲範圍太廣，連可能控製害蟲的益蟲也一並消滅了。並且需要反複的噴散殺蟲粉。中國人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相信他們有辦法把糧食高產量與良好生態實踐調和起來。我們看到的、正在研究的控製方法，有發展前景，並已在局部使用。比方，公社的農民可以培養他們自己的細菌殺蟲藥。目前，這種方法還隻能控製一部分害蟲。所以，現在以及最近的將來，中國人仍將肆力於發展化學殺蟲。這種殺蟲法對殺蟲比較有效，而對人民和其他動物則較少有毒。
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研究所與農民之間的合作，要追溯到它最早期的曆史。在解放初期，害蟲問題是很嚴重的，農村方麵幾乎全無技術的基礎。研究所的工作多數是在田裏，指導農民，並預測蟲類情況的變化，藉以準備殺蟲。實驗室的目標全在於控製諸如蚱蜢之類的特殊害蟲，或在對付襲擊特殊生產方麵——如棉花、稻作、牲口和森林的害蟲。在這段早年期內，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的鴻溝仍然很寬，雖然雙方都覺得一起合作改進生產的重要。後來，一群農民發現DDVP（一種有機的磷酸脂）殺蟲粉可用以控製棉花蚜蟲。在文革期內，一批科學家帶了些DDVP到農村去，但隻是用來控製他們自己居住之處的環境。那時天氣幹燥，而棉花蚜蟲又太多。當時用以控製棉花蚜蟲的殺蟲劑“拍拉息昂”和“賽斯托斯”在那一年裏未能發生殺蟲的作用。有一天，農民幹脆拿了研究員自己的藥物，把它噴散到田裏，而效果卻很好。雖然，並不常常將DDVP作農業上使用，但是，因為它殘餘的藥性很小，而且藥性很快就被在土裏和在植物葉子上的化學反應所消滅掉，所以其殺蟲效力倒很不錯，值得使用。DDVP是一種磷酸酯，其化學結構不同於含磷硫酸鹽的“拍拉息昂”。這種化學上的差異（能克服對常用化合物的抗拒）暗示出，對新殺蟲劑的合成方法，尚須作進一步的研究，也暗示出：對化學作用與抗拒過程也須作進一步研究。當時，研究人員或許尚未曾充分與“大眾打成一片”，但他們的工作顯然得益於農民之創作性合作。
文化革命改變了科學家到農村的方式。他們現在跟農民同生活同工作，因而，使他們的研究，產生了較好的了解。增加了解之另一重要原因，是農村技術基地的發展。每個生產大隊有技術組，多數的公社有特別的昆蟲化學控製小組。這些小組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中學畢業生，受過當地農業的教育，或者是較有農業知識的老農。化學控製組的農民比較年輕，或許比較老農受過校多的化學和數學教育。當研究所的成員去公社時，在中學和在整個公社開班。由於在農村這種密切的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可以得到較迅速較有效的考驗。他們做出一種新農藥，叫做“Phoxim”。同時在不同情況下，對不同昆蟲進行試驗，這都是因為得到許多公社和小組在田裏的合作。
化學殺蟲劑的安全，現在美國成了個大辯論問題。在中國，對此問題也引起了關切。雖然，中國的農業發展用化學殺蟲劑少得多。中國人認為使用化學殺蟲藥作為控製害蟲之唯一方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當他們最初開始時，他們試過各種控製害蟲的方法，不隻是化學品而已，雖然他們發現。某幾種害蟲隻可能用化學品加以控製。由於他們的智力和能力發展了，他們開始研究新的控製害蟲的技術，特別是微生物和寄生蟲的控製。現在，他們有一套完整的方法，這應著農村不同地區的需要。
必須先肯定新混合物對人民、牲口及其他動物有毒，然後才能衡量它的價值。研究所曾在脊椎生態實驗室做了小量的、短期的試驗。該脊椎生態實驗室也做過有關控製老鼠的試驗。職員們的意見認為，有機磷質式的殺蟲劑在長期積累的不易察出的毒性方麵，較有機氯殺蟲劑如DDT，“阿林”（Aldrin）及“迪爾特林”（Diedrin）為少。對毒性作長遠的飼料研，那是衛生部的事情。政策的決定諸如用哪一種殺蟲劑及生產方法以及研究上的指示，都是在每年全國大會上做出來的。在我們參觀期內，那個會議是在廣州舉行。會議起了傳達研究與試驗成果的作用。出席的不但有全國的研究人員，還有農業、商業、化學工程和燃料各部門代表出席。
廣州中山大學昆蟲學部
在我們參觀中山大學昆蟲學部的時候，我們聽到更多的有關中國正在做著完整的昆蟲控製工作。在我們會見期內，兩位很親切的科學家李麗英和蒲蟄龍對我們特別有幫助。李麗英是位年約四十歲的婦女，蓄著短發和戴眼鏡，個子瘦瘦的，態度很友好。她是廣州昆蟲研究所的研究員，研究害蟲控製之生理的方麵。她一度在蘇聯學習。在這方麵，她是五十年代中國科學家赴蘇聯或東歐受技術訓練的典型。她的有關昆蟲的技術英語知識真是好極了。
蒲蟄龍代表年紀較老的一代，卻也是中國科學家重要的一代。他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在美國明尼蘇打州大學研究昆蟲學。解放的那一年——即一九四九年——回到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沒有大規模的科學研究生教育。許多中國科學家到外國——美國、西歐或日本去留學。在革命勝利之後，這些留學外國的科學家回到或留在中國的，占相當大的比例。在過去二十年，他們在發展中國科學上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蒲是昆蟲學教授。短小精幹，大約五十來歲的樣子。他樣子很和氣，說得一口好英語。無疑還是因為他在美國呆過的原故，並且顯然他在他自己的專長和其他方麵，繼續保持英國語文的研究。此外，他還可以閱讀德文、法文和俄文。人們可能預料，他在五十年代學了俄文。當時，蘇聯對中國科學的影響是很大的。蒲的妻子和李的丈夫兩位都是昆蟲學家。蒲的妻子跟他在同一實驗室工作，他們倆常常在害蟲控製工作上合作。
在我們跟這兩位科學家一次討論中，李把中國的害蟲控製計劃分為五類加以概述。
1．化學性控製 當害蟲大群出現的時候，農民必須用有機的或無機的化學物殺蟲。這種情況是很常出現的。這個方法有著嚴重的缺點，即是化合物可能傷害人、動物或甚至傷害正在受保護的農作物。
2．生物學的控製這方法在中國有其古老的先例，即是利用益蟲去殺害蟲。這方法已大力地加以提倡，因為用作生物控製的蟲類，對人、動物或環境都無威脅，並且使用起來價錢便宜，農民自己又可以製造。但是，生物學的控製也有其缺點。要製造大數量的益蟲，需要一段時間。所以，這方法不能應付突然出現的大數量的害蟲。並且，某種的益蟲對食物很選擇，並且這種益蟲隻進攻一種或少數幾種很親近的害蟲。因此，大批的害蟲需要大批的益蟲，而這種益蟲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培養出來。
3．農業性控製許多害蟲可以用選擇的作物品種來加以控製。這種品種在遺傳上是抵製害蟲的。也可以用操縱耕作方法（如種植時間，犁田時間燒舊莖杆等等）來阻止害蟲的發育。李強調說，農民對這些方法有長時間的經驗。他們對田裏昆蟲的習慣，以及利用昆蟲的習慣，以想出適當的控製方法，都有熟習的知識。
4．人為控製法 這類方法簡單有效，諸如派幾百人出去滅蟲或用手搗毀害蟲的卵。西溝公社曾用這個方法對付一大批的毛蟲（一種飛蛾幼蟲）。這種毛蟲威脅到鬆樹種植園。也用過較為巧妙的方法，如西溝所用的燈光陷阱。李對我們說，這種用燈光誘滅飛蛾的方法，在中國廣泛流行。
5．混合控製法中國人有一個理想，試圖結合幾種方法，以控製某特定作物或一個地區內所有各主要害蟲，何種方法適合何種害蟲，可加以選擇。李特別指出甘蔗害蟲，使用了一種極微小的寄生黃蜂——廣赤眼蜂來對付甘蔗鑽孔蟲很有效。這種鑽孔蟲也是一種飛蛾幼蟲。自從甘蔗田受其他許多害蟲侵襲以來，還不曾使用過這種生物學控製方法，所以仍然須用殺蟲劑。但是，因為殺蟲劑會殺死黃蜂，所以這兩種方法就積不相容。在任何特殊情形下應用哪一種方法，那就要看田裏的特殊情況而定。
蒲蟄龍詳述了中國社會與生產需要以及生物控製方法發展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這個想法並不新。華南某些地區的柑園中，使用螞蟻來控製其他害蟲，至少在一千六百年前就這樣做了。這種方法現在仍在繼續使用，雖然似乎已逐漸少用。據蒲蟄龍解釋，幾年以前，在廣州附近地區一個地方，我見到有人使用這種螞蟻控製柑園內的某種蟲類。但近年來他們已不大用這種控製方法了。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用化學控製用得太多，化學控製會殺死那裏的螞蟻。第二，螞蟻會使柑樹帶來一種疾病。所以用這種方法的柑園，逐漸地變得很少很少了。但是，這個方法是很古老的。所以我們說，也許中國最早用生物學控製方法。
在動物研究所有人告訴我們：文化革命促進了中國科學家大力使用生物學和混合控製方法。該研究所專門發展與試驗新的化學殺蟲劑。但是，當科學家下田跟農民在一起時，他們仍用化學以外的其他方法來控製害蟲，極力避免使用化學劑。主要考慮到化學劑對人口稠密地域可能造成危險。例如小麥季節，在北京周圍郊區使用寄生黃蜂，比使用化學品所需的時間會縮短一些，並且危險也少些。
蒲很同意這種想法。他告訴我們：政府認為現行的殺蟲劑使用得太多了。因此，很關心殺蟲劑遺留在土壤中的問題，以及使用後毒素長期留在動物組織內的問題。他說，目前，化學殺蟲劑雖然是必要的，但研究人員應當發明一種對人民害處較少，而對昆蟲毒性較多的殺蟲劑。他批評中國的殺蟲工業太多模仿外國的產品，並說，中國應當多努力於獨創的化合物的合成。
蒲自己的研究已趨向於用寄生黃蜂來控製害蟲。這些小昆蟲產卵於寄主卵內。黃蜂幼蟲在寄主卵內孵卵，將在發育中的幼蟲吞食。一般來說，特種寄生黃蜂襲擊的隻是同種屬的寄生蜂。使用黃蜂控製法，主要有賴於選擇與想要控製的那種害蟲同種屬的黃蜂，然後想辦法大量培養這種黃蜂。
除了使用廣赤眼蜂來對付甘蔗鑽孔蟲之外，蒲和他的同事在使用赤眼平腹小蜂對付荔枝刺蟲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種荔枝刺蟲學名叫蝽象臭蟲）。荔枝刺蟲會吸食荔枝樹汁，使荔枝尚未成熟時即落了下來。為了要研究一種方法來對付這種害蟲，蒲的小組便與廣州昆蟲研究所合作，並跟廣東省盛產荔枝的東莞縣農民合作。在一九六九年開始進行的研究過程中，廣州的科學家去跟農民同生活，他們一起工作，克服了在培養黃蜂中所碰到的許多技術困難（諸如培育率低，雌黃蜂的缺乏以及死亡率高），從而使利用黃蜂殺蟲的方法能行得通。蒲本人與農民生活了六個月，在他回到廣州之時，他曾訓練了三十個農民技術家，救他們以培育並部署赤眼平腹小蜂對付荔枝臭蟲的方法。現在，廣東省已有五十個站培育寄生黃蜂來控製害蟲。
下午，我們跟李麗英一同去蒲在中山大學的實驗室，該大學是在廣州郊區，是廣東省一所主要大學，校舍延布於多亞熱帶植物的美麗環境中。蒲站在昆蟲研究所的前門迎接我們，帶我們到裏麵去，指點他住所周圍的房屋。在一間保持冷溫度的房間裏，溫度從攝氏十五度到二十三度（即華氏五十九度到七十一度），他安置了一排有光線和溫度控製的櫥子，每個櫥內有隔開的容器，溫度自七十五度到接近一百度。每個櫥內裝有傳感的遙遠控製器，連接到另一室的一塊精巧儀表板上。溫度即從這塊板上加以調節。蒲說，這些櫥子建於一九五八年，櫥內除去一部分之外，其餘各部分都是在中國造的。控製溫度裝置是不容易建造的，顯然，他以他這個組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蒲氏這個組利用這些櫥子，以判定培養用作生物控製計劃小的昆蟲之最好的溫度和濕度。現在，他們又在研究另一種赤眼黃蜂，這種黃蜂寄生在水稻卷葉螟中。為了要大量取得這種黃蜂，他們以野蠶蛾為代用的主蟲，在它的卵內進行培養。這是奇異的野生蠶蛾，有些農村地區培育此種蠶蛾，是為了它能吐絲作繭。每一天然主蟲卷葉螟，隻能生產一兩個寄生蟲，蠶蟲蛋則比較大。因此，每個蠶蟲蛋能生產二十個小黃蜂。如果用這方法培養的黃蜂對付害蟲有效，那麽，農民就能與本地的生絲工業合作生產寄生蟲黃蜂。
在另一個房間裏，有兩個穿著白實驗外衣的技術員正在桌上用顯微鏡和其他簡單設備如玻璃瓶、鑷子和小酒精容器。這種情形人們在任何美國昆蟲實驗室也可以見到。他們正在實驗室尋找可以交替用的寄生卵來提高它的寄生率。這個問題已獲得部分的解決，他們將盒子的底部分成幾百個小孔，每個小孔放進幾個寄生卵和寄生蜂。每隻黃蜂（寄生蜂）有個空間，可以自由自在寄生在裏麵。蒲告訴我們，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的三個技術員，兩個是大學畢業生，一個是技術學校畢業的。
我們行過大廳，走進一間房裏。房裏擺了一列毛蟲架，那大的、有斑點的綠色毛蟲，舒服地在啃新鮮樹葉。這是野蠶蟲的幼蟲，它們能為黃蜂生產代用主卵。除了用幼蛾產卵之外，蒲的實驗室還開始用幼蟲的病毒作實驗。這叫做核多麵病的病毒。科學家們希望最後搞出一種用病毒控製害蟲的方法。就在同一房間裏，他們正在培養一種菌類作此種用途。在過去兩年內，公社自己已在培養此種菌類。
蒲認為，在華南（廣東、廣西、福建）生物控製比在北方較為成功。或許是因為南方氣候比較溫暖，一年到頭都可以培養寄生蟲。在美國，由於經費不足，跟可以供應市場的化學殺蟲劑相比，生物控製研究毫不重要。美國很少生物控製方法研究，這今為止，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亞和海灣各州。這些地區像華南一樣，一年到頭氣候溫和，並且都是培種季節。
除了已提到的幾種方法之外，蒲也提及生物學控製其他方麵的研究。某些公社利用鴨子去吃作物中的害蟲。這雖是一種原始的方法，但卻是很有效的方法。其他公社也曾發明使用一種可傳染的細菌——蘇芸金杆菌對付稻、茶、棉花、各種蔬菜和樹林裏的毛蟲害蟲。他強調，和其他社會微生物控製實踐相反，中國人民公社的人民卻生產細菌。有些公社用簡單的土法把魚、肉或豆做成液體媒介，去培育細菌。把這種混合液體直接噴散到田裏。另外有些公社則建立生產細菌的小廠。生產組利用細菌噴散，已能減少化學殺蟲劑使用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並使生產量不致蒙受任何損失。
我們於下午跟蒲蟄龍的談話，又談到中國目前科學機構方麵以及文化革命所帶來的改革。我們開始談時，由蒲談了這些年他下鄉的個人體驗。他本來家住城市。他對我們說，他和其他科學家最初去農村時，他們都不熟習農村的生活情況。這要追溯到五十年代，當時的農村是比較窮的。可是，自從那時以後，農村的生活水平已相當地提高，廣東省很多農村，特別是靠近廣州那些農村，現在所享受的生活情況幾乎跟城裏相等。
他暗示出這個事實，就是，農民的見解跟城裏人並無根本的不同，農民歡迎來自城市大學和研究所的訪客。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以後。我們問他，文化革命以後，農民的態度是否有改變？蒲說，他認為有改變。他繼續說：在文革之前，去農村的科學家並不很多，並且因為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農民和科學家並無密切的接觸，他們之間有一條鴻溝。農民往往不明白科學家在搞什麽，甚至也不了解大學幹什麽。但是，文革之後，許多教師以及科學家都去農村。據蒲說，他們跟農民同生活同工作，並且跟他們交朋友。農民也到大學回訪，並且在大學受到歡迎。蒲說，“在我的家裏，常常有農民來看我。有些幾乎每星期來，至少每個月都來。”
改用化學殺蟲劑，也是在文化革命期內才熱烈開始的。蒲說，在此之前，雖然可能在甘蔗鑽孔蟲方麵使用生物方法控製，但農民常常不容易接受。在文革期內，科學宣傳隊到農村去普及各種害蟲控製方法，並組織農民作科學研究。蒲提到我們在西溝公社看到的那種科技組。農村的四級科學組——即縣、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這四級——都在文革期內和以後才組織起來的。
在文革期內，大學生去農村做宣傳工作，是很普遍的情形。他們跟農民一起幹活，同時向農民學習。因為他們把科學研究和教育向農村擴大。自然，這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也不是不需任何鬥爭的事情。蒲，。有兩派意見不同和互有矛盾的學生。有時他們去農村，發現農民持有另一種意見。這種情況會導致爭吵。但是，蒲說話時引了毛主席的話說，文化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運動，革命是不能太客氣的。
那時，不管科學家、學生和農民之間有什麽歧見，現在看來這個普及農村科學的運動，是很成功的。除了本地科學組的固定機構之外，蒲敘述了一個典型的生產大隊。那大隊使它的稻田和蔬菜田散發大量寄生蟲，少用化學殺蟲劑。在兩年期內，害蟲比之附近那些田裏大大減少，並且產量也提高了。但是，我們發問，如果實驗不成功並且產量減少，那又將怎麽樣？農民是否仍冒實驗結果所引起的生計危險？蒲說，是的，他們會的，但他們仍要做實驗.有時，實驗的確失敗，作物減產。這點大隊警惕到的。然而，農民仍然願把他們的田來做實驗，如果害蟲的情況很厲害，仍可以把殺蟲劑帶進來，以挽救其餘的作物。而且，農民的收入仍能維持正常。農民既然已經熱愛科學實驗，還有什麽比這更能說明實驗的價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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