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 三、工業方麵的科學研究

zt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三、工業方麵的科學研究

　　在上海工業展覽館中，我們對中國將科學應用於工業方麵，獲得了初步的認識。這是一個一年到頭都開放的展覽。展出中國工業技術上的成就和進步。我們參觀時，看到了各種工作模型和產品。產品種類很多，從上海重型機器廠工人設計和製造的一萬二千噸水壓機到手提的十六毫米的有聲電影放映機，都應有盡有。這種手提放映機，可以在缺電的農村地區，用以腳踏車作動力的發電機來發電。新型汽車、卡車、拖拉機和建築設備，擺在精密電器、電子顯微鏡和醫療器械的下首邊。紡織機和包括人造纖維、玩具、手工藝品和樂器在內的消費品也有展出，對我們來說，這是很動人的一課。生動地顯示出，中國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內，從一個半封建的落後國家前進的程度。
　　
　　我們的向導提醒我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中國人擁有的工業工廠是很少的，並且是由歐洲人或日本財團設計和建立的。而且在二次大戰大部分時間內，這些工廠都在日本人手裏。解放以後，中國曾大量依靠蘇聯設計和技術援助。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七月蘇聯突然終止一切援助為止。幾乎是一夜之間，不僅必須接管所有的工廠，而且必須訓練一批技術人員和產業工人。我們親眼參觀的展覽館，是中國人應付（蘇聯）這種挑戰之成功的證明。
　　
　　但是，展覽館不止是向外國參觀者顯示自豪而已，也是使中國人民從展出模型中進行具體的和特殊的學習之一種方法。來自全中國各地的工人、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都來學習技術上的新發展，以便回去把新技術應用到他們的生產單位上去。展出品的本身，是由原製造或使用工廠的工人來充當職員，向參觀者表演及解釋機器操作過程。在這種方法上，展出好似一個導管。通過這個導管，使技術的進步盡可能迅速地傳到一般人中去。
　　
　　我們到其他工廠的參觀，看到了中國工業不同的方麵。在北京第三紡織廠，我們參觀了居住區，看到了工人和他們的家屬怎樣生活。我們也獲悉了有關工業衛生和保安問題之某些事情。上海電子化學廠強調生產上廢物之多方麵的利用。我們參觀上海的科技交流站，這給我們另一個機會看到技術的知識及其應用如何在中國人民中間傳播著。（上海第二低壓電工廠雇用了多數盲人和聾啞工人。那裏的工人對我們說及他們殘廢人在工業以及在中國一般社會中所起的作用。）
　　
　　上海機床廠
　　
　　上海機床廠因其在教育上的成功、及其調動工人在技術革新上的積極性的成功，曾有人建議將該廠作為一個模範工廠。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人民日報上發布一個有關教育改革的重要指示：
　　
　　……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我們在一個星期天下午到市中心的郊外參觀了這個廠。上海比我們所見過的任何其他中國城市更像一個西方城市。上海不像北京街上沒有拖馱的動物。汽車和大卡車充斥道路，加上大批的腳踏車。我們的車子從歐洲人修建的市區經過。這部分市區有大型的石頭建築物，車子也駛經有兩三層樓房的住宅區及有鋪麵和招牌（很多招牌用習見的羅馬字）的購物街。黃浦江旁有一條寬大的叫“外灘”的行人道。黃浦江中的商業交通很忙，有大貨船和小輪渡以及帆船。在我們離開市中心區時，街道變得更寬，而建築物則變得較小。不時見到空曠的空間種著農作物，並有小橋架在溪上。最後，車子從一塊大布告牌旁駛過，穿過大門口，駛入機床廠的中心。
　　
　　我們正處於一個蜿蜒的工業建築群的中心。這建築群延伸至好多畝。它包括大型棚式建築物，其中放了成排的機床和金屬工作機，以及辦公大樓倉庫、煙囪和一個水塔。所有這一切建築物，都散布於翠綠樹林、道路和行人道中。
　　
　　上海機床廠專門製造精密磨床機。這工廠是從一個小農具製造廠發展出來的。那農具廠是抗日戰爭以後，用聯合國的救濟經費建立起來的。最初是製造簡單的農具。現在在十個工場中有六千工人，男女工都有，製造最先進的機床。中國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一星期工作六天。選擇星期天休假的比其他任何日較多。但是，在一周內其他各日，公園和文娛場所仍有許多遊客。
　　
　　我們參觀了一個完全封閉的地區。其溫度的控製是為了製造高度精密零件。大的發亮的軸和螺旋輪，在螢光燈下工作著。在低層建築物內另一地區，我們看到了各種的設備在使用著。高架起重機、大型平床磨機以及各式車床。在這些工廠建築物的相互間，還設有儲物室，並種上了樹木。在這地址的其他建築物，有會議室和辦公室，磨床機械研究所，工人子女托兒所和病傷工人療養院。
　　
　　在我們參觀時，我們跟廠革委會委員周誌梓（譯音）談話，他描述了工廠所做工作的性質。他對我們說，“我們強調主動、獨立和自力更生”。該廠已設計並試製了二百五十多種磨床。周說，“文化革命是推動生產的一股大力量。自從成立設計三結合小組以來，已經設計了逾百種的磨床。”
　　
　　自從文化革命以來，三結合觀念已經變得更重要了。並且已在很多方麵應用。它的意思是把任何情況中不同的因素拉在一起，而成為一體。我們所見所聞的不同因素的結合，是老中青的結合，是幹部、人民解放軍的結合，及研究、生產、教育相結合。不論何時碰到了一個問題，就應用三結合的概念來解決。機床廠把它的人力資源，集中於包含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在內的小組裏。幹部這個名詞在中國是指某人當權，或者是一個政治組織者，或者是一個經理。它指的人，我們叫作行政者。另外就是共產黨員，後者的主要責任是屬於政治的。
　　
　　上海機床廠之單獨被挑出來作為工業模範，是因為該廠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訓練計劃搞得好。本來，那種訓練是在三結合小組以內做的。但是，自從毛主席的指示之時起，已在廠裏發展出新的訓練方法。這方法是透過機器磨床研究所。因該研究所是負責發展和設計廠裏的新機器的。據對我們解釋的人說，為了研究所擔任的每一個研究問題，成立了一個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三結合的小組。通常參加這些小組的工人向研究所申請作某項研究，再由研究所的工人同事和領導加以衡量。他們多數有過七年以上的經驗。在所裏再經過了幾年工作之後，他們便變成技術人員。他們的訓練由小組裏的富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加以監督。小組裏的幹部組員起的作用是屬於組織方麵的。對設計過程提供執行上的經驗，在小組已解決了特殊問題時，小組即予解散，再成立一個新的三結合小組，研究另一個新問題。
　　
　　技術人員也在“七.二一工人學院”受訓。這是在毛主席指示之後的兩個月成立的。它是一個三年結業的技術學校，是訓練工人——技術員的。這種人大致相等於我們（美國）的工程師。在我們參觀時，我們看了工人學院兩個班。一班是水力班，另一班是磨床機器機械學。兩個教室的黑板上都寫滿了複雜的數學方程式，是用習見的羅馬數字寫的，還寫上數學符號，並穿插了圖解及中國字。在我們看來，正在研究的教材，相等於大學高年級或初級研究所的水平。班上約四分之一的學員是婦女。看來大約是和工場女工人數的百分比一致的。在我們參觀時，恰好有五十二個學生剛畢業。另一組九十八人是屬於二年級。其中有四十人來自上海其他機器廠。
　　
　　像研究所的選擇研究工作一樣，工人學院的入學是由申請人的同廠工人和領導人決定的。申請入學的工人多過學院所能容納的，因為班上人數受教師人數的限製，也受教室和宿舍麵積大小的限製。入學的資格，必須工人受過初中教育，並且至少要有三年的實踐經驗。年齡須在三十五歲以下。我們聽說，目前學生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六歲，有八年的工作經驗。
　　
　　在工廠中，跟我們談話的一個人丁綠珠（譯音），她是個年約三十多歲的婦女。在入學院當學生之前，她曾經是個車床工人。她申請入磨床機研究所，先由她的同工和領導方麵加以考慮，然後獲準入學。她告訴我們：
　　
　　在文化革命前，我不可能入研究所，因為我是一個工人。那時，隻有知識分子才能進研究所。我對於研究工作曾有過困難，特別是理論方麵。我申請入學院，目的在多學習一些東西，以適應黨的需要。
　　
　　丁綠珠像其他的學生一樣，寄宿在學校宿舍。她的孩子跟她的丈夫和已退休的阿婆住在一起。她在校期內，仍獲得正常的工資。在完成了學習課程之後，她將回到工場做設計工作。大約仍將跟她學習之前所得到的工資一樣。工人學院中一位年紀較輕的學生——工人對我們說，他曾申請入學，這樣可能使他“為社會主義而做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為了更高的工資。”在學院裏的學生，每月的工資是四十二元到八十元人民幣不等。（一元人民幣約等於五角美金）在工場裏的工人，工資從四十二元到一百二十四元人民幣。平均大約是每月六十八元人民幣。技術人員的工資有在七十元人民幣以上的。有少數甚至每月賺一百多元人民幣。有少數技術 ——工程師每月賺二百元人民幣以上。
　　
　　在中國，工資的差別，據說是根據工作經驗。最高的薪水諸如機床廠的工程師的薪水，似乎至少照文化革命前一樣。年紀較大的高工資專業工人或許仍支原薪。但年紀較輕的專業工人看來所賺的工資跟正常工人一樣。在生產工人中，工資也依據經驗和生產力而有所差別。
　　
　　工人學院的課程，包括機械學和機械理論、數學、電力學、水力學、磨床機器設計和英文。我們的東道主說，這些課程是從基本理論及一般機械工程學概論開始的，然後再進行典型磨床機的製造，較高水平的理論研究。最後，則進行完整機床之個人設計和製造。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仍做生產工作，以保持跟工場的接觸。據描述這是理論結合實踐，並使兩方麵的水平都提高之一種方法。
　　
　　學院每天的作息時間表，包括六小時上課、一小時的文娛、及一個半小時的晚間學習。教學人員有二十位來自大學的教師和三十多個工人——技術人員。我們聽說，學院的教學質量跟大學一樣。至於大學，自從文化革命以後，入學學生來自工廠和公社，非直接來自中學。機床廠的某些工人已經進大學受訓，以便成為技術人員。
　　
　　除了“七.二一工人學院”之外，機床廠還有教育活動，不過與訓練技術人員無關。有一間“七.二一”業餘學校，在六千工人中，有一千工人上這間學校。他們於工作之後，每星期上課兩次，學習政治、技術和文化，在班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時事。另有一個部分時間的政治研究班，主要供各組的領導人學習的。據描述：工廠裏所有的工人都參加某種形式的政治學習。
　　
　　鄰近學校的中學生跟他們的老師來這間工廠實習，有時，時間在一個月以上。在實習期內做生產工作，並出席由廠裏工人擔任教學的教課。大學生也同樣來機床廠做工和上課。一間辦在工廠裏的技術中學，在文化革命期內停辦，但在市政府要求之下，後來又再辦下去。學生在學三年，有兩年的時間，花在班上學習與實習工作兩方麵，各周互相輪流，最後一年則完全實習。學校有它自己的小工廠、製造車床零件，不久則進而能夠製造整個磨床機器。
　　
　　衡量上海機床廠的一個方法，是衡量它的出品的量和質。同時要聯係到它的投資和人事來衡量。另一個方法是要考驗它的技術人員的技術。它的技術人員一半以上是受過上述我們所聽說的那種方法的訓練。這些的評價須由機床方麵的專家來提供。我們隻能把我們東道主之一、廠裏革委會的周誌梓對我們說的話報道出來：
　　
　　仍然有缺點，缺點並未包括在你們所閱讀的工廠小冊子中。但我們要提及缺點，以說出一個真實的觀點。在我們的工作中，自動化並不那麽高，所以，我們的效率也不那麽高。我們可以製造逾六百種機器，但我們在管理我們的廠方麵，缺乏經驗。因此，在月初有時事情組織得不好，因而，製造的質量降低。我們的教育方法也仍然是實驗性質的。
　　
　　但是，評判一間工廠的效率，不應當隻是把它作為一個生產單位而評判其成功，而應該看它對整個社會所發生的影響。這將包括考慮這類事情諸如在做出廠內外兩方麵的決定時涉及生產工人隊伍的參加。
　　
　　在上海機床廠，我們感覺到，這個廠除了是個生產的來源之外，也是一個教育機關。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訓練對機床製造是息息相關的。而告訴我們有關廠的管理之技術方麵的，是工人們自己，而不是經理或宣傳人員。跟我們談話的中國人認為這個廠不僅對製造社會需要品很重要，而把它作為學校以學習管理社會，也同樣重要。
　　
　　接受工人的建議與批評，這雖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這種態度看來是他們思想中心所在。並且這麽常聽到的兩句話反映出這種思想，那就是，“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的動力”及“科學是勞動人民的經驗的總結”。機床廠的計劃是認真企圖把這種思想付諸實踐，促進普通工人的積極性並創造一支技術力量。這支技術人員並不認為他們自己跟工人有何不同。在我們停留中國期內，我們的東道主一再提到文化革命前和這個問題有關的事情。幹部不聽取別人的建議——或許藉此以增加他們的權威，技術人員自以為了不起——往往藉此以掩飾他們的無能，多數工人對這種情形則熟視無睹，一聲不響。當我們聽到中國人談這些情況時，我們評論說。這倒很像我們（美國）國內的情形。這也顯示出對另一句廣泛使用的話之部分的解釋。這句話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我們閱讀了“努力建立一間社會主義的工科大學”的小冊子（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對於中國人如何批評他們自己的教育計劃，總算有了一個概念，這本小冊子包括一九七〇年在上海舉行的一個小組討論的副本。一位參加小組討論者是王紹東（譯音），他是一個工人——技術員兼機床廠“七.二一工人學院”黨支部書記。在小組討論期內王描述了工人學院學生的不正確態度。有那麽一些學生說，他們被派入學院學習，主要的任務在學習設計。往往他們的態度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影響。這種教育路線是將書本學習和實際經驗劃然分開，因而強調書本學習。也有些學生的態度，過於重視別的方麵。王說，“有些學生首先想到，如果他們通過實踐學習，他們應當回到工場，而不應當上學院。”組織了這些的討論，是在幫助他們了解“為誰學習”（中國人的答複是為人民而學習），從而學生們逐漸了解學機床設計這一基本的任務。
　　
　　據王說，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工廠中某些工場隻想到他們自己的部門，不願派最好的工人來上學，有人在會上建議，貼大字報，批評本位主義的人。因為他們不了解工人真正的學習願望，並且眼光短淺，對長遠利益，視而不見。”不願繼續學習的工人，應當鼓勵他們繼續學習，並學習繼續革命的道理。
　　
　　小組討論了成立新教育計劃的問題，包括工人中基本教育的需要。以及使這些計劃這應現存教育製度的執行方法。但是，多數時間都花在改變工人和教育者雙方態度上去了。
　　
　　在這場討論中，有兩點是值得在這裏提及。強調工人在技術方麵的主動性和能力和強調工人在政治方麵的主導作用。關於知識分子中間創造特別的幹勁問題，在討論會上一位代表化學工程研究所（涉及殺蟲藥製造）的與會者說：
　　
　　在一個時期，我們某些同誌的幹勁消沉。他們認為不幸受過幾年大學教育，要不然，他們可能成為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成員。他們在受過了貧下中農再教育之後，不再垂頭喪氣了。因為貧下中農是那麽熱心進行科學實驗。
　　
　　這種因科學教育而感到跟其餘人民隔絕的思想，從我們在國內的經驗看來，也是很常見的。
　　
　　中國人不相信，隻是訓練工人成為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就會自動解決技術貴族的問題。畢竟美國多的是“自力成功”的人，他們現在經營商業或幹專業工作，恰像他們的同事一樣，並且許多工人想自行創業或取得專業性工作。我們中國的東道主往往反複地說，一個工人階級的背景，並不確保一個社會主義的前途。在這方麵，知識分子和專門人員也有話說了。滬東造船廠工人大學一位領導人說到這個問題時說：
　　
　　在學生中間，有些學生認為他們是“生來紅”，並說，他們在大學裏的主要任務是求取專門知識。在要他們學政治時，他們便說，他們在工場裏學政治可能學得更好。老師不敢批評這些事情，認為他們自己隻是來接受再教育的。也有很多工人——學生是領導人員和老工人，因此，不管學生怎樣說，對也好，不對也好，有些教師都聽進去，不置可否。
　　
　　小冊子明白表示，現行教學上的實驗，還不曾完全成為定型。在我們參觀的時候，新計劃最多還隻有四年的時間，記住這一點是要緊的。從我們有限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和中國人一樣，對於這些努力的前途是抱樂觀的。
　　
　　北京第三棉織廠
　　
　　在我們驅車從北京市中心區向東行的時候，大批的煙囪開始代替了樹木，成了風光之主要特色。第三棉織廠位於市的這個地段，廠的對街是廠的大住宅區。我們參觀此廠，給我們一個機會，看看工業跟中國人民生活方式關係怎樣，也看看他們工作的環境怎樣。

　　棉織廠的向導人告訴我們，廠是一九五四年設計的，一九五七年投入生產。並說，該廠三千二百台自動紡織機和八萬七千台紡錠，都是自己設計和安裝的，並無外國援助。現在的生產水平，一年是一億方公尺的棉布。廠裏雇用了六千四百工人。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工人們穿的隻是輕衣著，因為工作地區，溫度溫暖。這對我們從寒冷北京冬天來的人，感到驚訝。棉製工作隻能在溫度和濕度受到特別控製的情形下，才能進行。許多工人也戴外科麵罩，以防空中棉灰的吹入。他們用正常的步伐，從一架機器轉到另一架機器，以檢查紡織的過程。過程是從一包包的棉花中取出棉花，然後把它製成棉布。
　　
　　我們看到若幹的技術革新。這種革新可與我們在西方棉織廠所習見的技術相比。在該廠的最初時期，必須先將棉花用手撕碎，然後才能把它用來製造。由於發明了一種自動混棉機，已加速了這個過程——那就是巨型的真空除塵器在棉包上滑來滑去，將棉花吸入除塵器內部加以搖動和混和。該廠還發明了另一種機器，可以將不同線軸的紗連接起來。這樣，就可以繼續紡織。而在以前，是用手接紗的。該廠還運用聰明，創造些小裝置，以節省勞力。比如一種輕便的車，可以使操作者來往於各機器之間，而不必走路。這種自動機器的使用，需要某些帶徒弟製的訓練。但訓練的時間，在文化革命之後，已從一年縮短至幾個月。
　　
　　我們曾聽說：在一九七一與一九七二兩年，各工廠貼滿了有關政治的大字報。但在我們參觀時，我們隻看到少數的公告板上貼著與生產有關的文件。另外是一塊大黑板，上麵寫著 “向雷鋒學習”，並有一張手描的雷鋒肖像。雷鋒是人民解放軍一位模範軍人。他的一生被認為可作模範。因為他除了完成他的軍事任務之外，他還熱心學政治，並努力生產。不論他有任何成就，從不居功。我們的旅行，恰在他死後第十周年之時。在我們參觀過的許多地方，我們都見到表揚他一生的標語和評論。
　　
　　棉紡廠的對街，是該廠的住宅區。在廠革命委員會的管理之下，住宅區自成一個一萬人的村子。像我們參觀過的所有工廠或聽聞過的工廠那樣，棉織廠有診所、工人得到免費醫療。懷孕的女工得到產前的照顧。在懷孕七個月之後，孕婦被給以輕鬆的工作，工作時間也縮短，每周並少做一天工作。在產孩之後，有五十六天的分娩假。當假滿複工時，每天可以得到兩段特別休息時間，其時間為十四個月，以便她們為嬰孩哺乳。
　　
　　住宅區有日間工人兒童托兒所。我們在一間房間裏看見有一群六歲的孩童，手拿玩具，圍坐在枱子旁邊。或者手持淺色玩具動物和卡車在地板上玩耍。當他們見到我們時，便鼓掌並用中國話說著“熱烈歡迎美國朋友”。另一群小朋友則為我們唱歌和跳舞。兩群小朋友都顯出意外的歡悅。住宅區也有小學和一間中學，是專為工人年齡較大的子女而辦的。
　　
　　在工人食堂裏，我們被邀請參觀廚房。工人食堂是一個大餐廳，直接在工廠的對街。大盤的蔬菜和肉類已擺出來準備好作晚餐之用。那是供應下午較遲時分下班工人的。這個食堂一般的菜式，有兩樣菜任憑選擇。蔬菜餐八分錢一份，肉類餐一角五分一份。這裏也如別處一樣，在我們參觀時，看不見什麽糧食缺乏現象。一般中國人吃食地方似乎儲備充足。食品商店有大批肉類、生果、蔬菜和罐頭食物。在我們經過餐廳、稍作停留時，餐廳是空的，隻有幾個食堂工人坐在幾張枱子上，開政治學習會。在冬天，這間房子每周用作放映電影一次。而到夏季，電影是在外麵放映的。
　　
　　在住宅區的中央，有一個大足球場。在我們參觀的那個下午，有一場足球比賽正在進行。球場周圍並無座位，但卻有相當多的觀眾在欣賞比賽。棉織廠的足球隊連同它的籃球隊和乒乓球隊，給這個住宅地區提供了體育娛樂。也有一個劇團，叫“宣傳隊”，從事文娛活動。
　　
　　住宅區房屋，包括若幹四層樓的紅磚建築物。展開在一個大地區之內。我們參觀了一個住宅單位，包括大小房屋各一間，加上廚房和浴室。那是一個維修工人夫婦和三個兒女所住的。他們夫婦都在棉織廠工作。丈夫和妻子上班的時間不同。所以，有一人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像許多中國的工人一樣，他倆輪班工作，分夜班和日班，每人每過一星期之後有一次調班。工人組成十人到二十人一組，實行集體輪班，同時這個組也是一個學習單位。至於房租包括煤氣水電家具在內，每個月是人民幣九元二角（約合美金四元六角）。丈夫每月的工資是人民幣七十五元，妻子是人民幣七十元（兩人合起來大約是美金七十元）。丈夫告訴我們，他當紡織工人已有三十三年。十六年前從東北到北京之後，他協助開辦第三棉紡織廠，做著安裝機器和建築住宅的工作。
　　
　　有些退休工人也住在住宅區。我們聽說，退休雖然不是強迫的，但通常是，男的六十歲退休，女的五十歲退休。婦女幹部例外，她們五十五歲才退休。如果我們把這一切都集中起來——在工廠工作，孩子從托兒所到中學都入廠辦學校，醫藥照顧，食堂，文體活動——它倒像是一個獨立的城鎮。但是，我們想，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中國人說，工廠的控製權是在管理工廠的工人手裏。這就是他們對我們解釋的情況。紡織廠的日常活動是受革命委員會的控製。在文化革命期內成立的這些委員會有普通工人，特別是那些非黨員的積極分子參加，由這些委員會來管理工廠及其他機構。人民解放軍的成員也被派去從事政治領導。第三紡織廠的革命委員會實行兩種的三結合：幹部、人民解放軍和群眾三結合及老中青三結合。它有二十一個委員，有七個是常務委員，其餘是工人代表。
　　
　　革命委員會正式受共產黨組織領導。紡織廠內有八百個黨員，大部分是正規工人，他們黨的職務是在他們的正常工作之外。他們分為四個支部，每個月開會一次。雖然，每星期黨員都有些黨的活動。從我們的觀察看來，無法知道誰是黨員，誰不是黨員。但是，從跟我們的東道主談話看來，從跟其他訪問者以及跟曾在中國工作過的美國人談話看來，我們對黨的隊伍的任務，形成了某些觀念。可能是黨員的那種人，類似於美國工廠內一位工會活動分子，黨員的地位被認為是一種光榮，並且預料黨員將是模範工人。所謂模範，就是早到、遲退、工作比別人勤勞，以及領導政治學習小組及出席黨的會議。在我們參觀過的工廠裏，黨員約占全部工人百分之十。每一個工作組，或許有一兩個黨員在裏麵。當他們每周集會一次或兩次從事政治學習時，可能由黨員領導討論。
　　
　　我們特別感到有興趣的一個問題是，由於文化革命的結果，工會的情形究竟怎樣？一位工廠代表作了如下的答複：
　　
　　在文化革命之前，我們曾有過真正的工會。（全國總工會，於一九七三年夏恢複）。但是，他們的任務受到劉少奇路線的幹預。所以，在文化革命期內，廣大工人群眾起來批評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比方，以前的工會不組織工人直接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卻利用金錢，對工人提供鼓勵，因而把工人帶到錯誤的道路上去。
　　
　　我們知道，中國的工業勞動力，在國家事務和教育方麵擔任了一個重要任務。在文化革命期內，工人組織了宣傳隊，進入許多非工業機構，監視無產階級政治的實行。革命委員會一位委員告訴我們，在過去，我不知道什麽上層建築，我隻知道我為棉紡織廠工作。在文化革命期內，毛主席說，工人階級應該對一切行使領導權。所以，我們工人進入上層建築單位。首先是開進清華大學。
　　
　　後來，這個女委員成了進入科學院的工人隊伍中的一員。這些工人隊伍的任務，以後在有關研究和教育的各章之中我們還要再加討論。簡單地說，北京各工廠的工人，在文化革命期內進入大學，協助解決師生之間不同派係的糾紛。現在，教師和學生都到紡織廠工作，向工人學習，並接受工人的再教育。
　　
　　上海電化廠
　　
　　上海電化廠在利用工業廢物作多種用途的實驗上是第一把手。其方針在把一種原料的所有各方麵變成有用產品。它用純化海水的電解方法製造氯、苛性蘇打及其他化學材料。這個廠有兩千三百個職工，被認為是個中等規模的複合體。它成立於一九五九年，初期年產一萬五千噸苛性蘇打，以及其他三四種產品。到一九七二年，已達到年產七萬五千噸苛性蘇打及二十多種其他主要產品。但是，由於生產增加，液體、氣體和固體廢料的數量也隨之增加。
　　
　　廠裏一位代表對我們說，在文化革命前，這個廠是一個大汙染缸，但是，因為它“走劉少奇路線”，所以很少設法處理廢料。
　　
農民對此表示不滿，並提出意見。但幹部不加理睬，還找了一些借口來搪塞。有時，農民甚至跑到工廠裏來，他們甚至吵鬧，那時，領導人隻是考慮生產。工人們也曾提出合理的建議，但是，領導幹部隻是依靠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不理睬工人的建議。
　　
　　對我們說話的曹慶達（譯音）本人，就是這一改變的見證。他看來還不到三十歲，是廠革委會的工人代表。約在四年前（一九六八年左右），他就當選入革委會。他說起話來，有根有據，易於了解。有時，為了某項統計數字，他看看筆記簿。另一廠方的發言人是吳興圖（譯音），年紀較大，戴眼鏡、帽子，還圍圍巾，看樣子像一位大學教授。他是主持“多種用途”利用的技術人員。他引導我們參觀工廠，用興奮而自豪的神情，描述他的工作。他講中國話時，夾雜一些英語。
　　
　　該廠是設在一個耕作地區，離上海市區約五英裏。行車途中，我們看到工廠、一排排的住屋和曠野。在我們的車子回避卡車、長途汽車和腳踏車時，則看到路旁堆積著工業物資。較新工業的廠址，遠離市中心區。新地區房屋的建立，是早期上海建設計劃的一部分。工廠建築群，房子與設備，錯綜複雜，有如迷宮。我們參觀時，是個陰雨的日子，把這一切拍攝下來，煞是一幅大景致。正如我們在中國別處一樣，我們攝影並不受限製。
　　
　　曹繼續談廠的曆史及其汙染問題。有些液體廢料和固體廢料諸如硫酸和硫酸鈣，汙染了河流和損害作物，乃用堿將其性能中和，但堿本身又汙染水道。有些廢氣如氯氣，從電解池中漏出時，幹部曾嚐試改善電解池周圍的密封，將它控製，不使氯氣外漏，但漏氣如故。以致工人往往須戴防毒麵罩進行工作，還要賠償農民作物受到的損害。直到文化革命期內，那種單顧生產指標的態度受到指責，汙染問題才獲得處理。
　　
　　文化革命的結果，劉少奇路線被克服了。一九七二年澳洲記者貝卻敵參觀了這個廠，他在同年四月十九日的《衛報》上，描述了他的參觀情形，工人們對他談到他們的清潔努力，有如下一段話：
　　
　　第一步，我們派工人到田裏去檢查。他們對正在造成的損害，感到驚惶。此事終將影響工農聯盟。我們便著手工作，主要是依靠老工人的知識和積極性，在三個月之內，用了一萬人民幣的投資，我們發現出怎樣把壞事變成好事。
　　
　　他們發現的是多麽好的一件事情，曹向我們作了如下的描述：每月產生的九萬二千立方公尺的廢料，現在已有百分之八十五得到處理了。每月二萬八千噸的液體廢料，處理了百分之七十五，每月五百噸的固體廢料，處理了百分之九十五。總而言之，在一九七二年期內，工廠在實行了三十種的多種用途的製作規劃後，從廢料中獲得了三千噸的新化學原料，價值六十萬元人民幣.
　　
　　電化廠的一個組，製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氫氟酸，及其有關的液體、氣體和固體廢料。就是這些有毒的氣體（主要是氫氟），迫得工人在走進工廠時，非戴麵罩不可。氟破壞果實，且會引起植物的葉尖“焦灼”，最後則脫落。所以，這些氣體對工廠附近的農作物是有害的。研究顯示，廢氣可以轉化為冰晶石，這是一種鈉—鋁氟，在用電解方法生產鋁的時候，可以利用它作為一種溶劑。每一噸的成本平均為四千元人民幣。但冰晶石的市場價值每噸隻一千四百元人民幣，因此工廠製造冰晶石，結果多花了二千六百元人民幣。
　　
　　在文化革命期內，上海電化廠“為誰”存在的問題引起了一場激辯。它應當為它自己而製造化學原料，抑或應該為全體人民？工人們懂得，第一條路是“利潤掛帥”，是劉少奇所鼓吹的路線。可是，他們卻同意。廢料的循環利用雖然花錢，但冰晶石計劃仍然應當進行，因其有利於衛生和工農的生活。一九七二年製造了三十八噸冰晶石，花了幾乎十萬元人民幣，比每年賠償農民作物損害所付出的錢，多了十倍。
　　
　　可是，就大部分來說，電化廠注意了節約鬧革命這個原則。到一九七二年底，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工人們找出了廢氣的另一種功能。現在，他們利用廢氣來製造一種液體的氟酸。在冶金提煉中是用得上它的。去年製造了十三噸氟酸，平均是七百元人民幣一噸，而市價每噸卻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幣。這一發明有助於解決工業產品有利與有害二者之間的矛盾。並且也有助於工廠的節約。工人還曾設計從有毒的廢水中，找回重硫酸鹽的方法。完全由舊的、廢棄了的設備做成的幾個大水槽，現在供應著四氟化碳和人造絲的原料，差不多不花費什麽操作費。
　　
　　廢物利用，有助中國解決汙染問題，不管這樣做，是否有利可圖。同時它又用發展新紡織廠的方法，用進一步利用現存工廠的方法、以及用更廣泛地分散原料的方法、來增加生產力和工業節約。再則，擴大工人的技術和擴大機器及工場的操作，也增加了生產力。有如發展綜合工業，使廠內小廠來處理較大廠的廢料加工，也是擴大生產力的作法。
　　
　　上海電化廠的流體氟酸工場，對這些實踐做了示範展出。在工場的入口處，有一個大型的多彩多姿的展覽，名叫“三廢變三寶”。它用圖說明了氣體、液體和固體（或殘餘）這些工場的廢料、它們的危險及其利用的方法。聚四氟乙烯（多數美國人隻知道它的商標名稱特氟隆）不再是這個工場唯一有用的產品，這可以從如下的圖解看出：

　　主要原料　　　　　CaF2————H2SO4——————HF————C2F4——Teflon
　　廢料主要構成物　　廢氣　　　　廢液體　　　　　廢殘餘　　廢氣
　　　　　　　　　　　(HF)　　　　（H2SO4）　　　（CaSO4）　（C2F4）
　　利用　　　　　　　液體　　　　肥料　　　　　　水泥　　　C2F4Br2
　　　　　　　　　　　HF酸　　　　　　　　　　　　　　　　　作滅火用
以前為冰晶石

　　廢物之多種用途的利用，與中國工業上趨向地方化之某些方麵同時並行。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有過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兩方麵的傳統。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帝國政權在十九世紀後半葉，挾他們的製造品，向中國輸出資本以發展工業。他們還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力和不受保護的自然資源。工廠專建在沿海大城市，因大城市的勞力可以集中，並且從大城市將產品運往外圍市場，也比較容易。
　　
　　另一方麵，地方分權，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一個特點。從三十年代的根據地——即被紅軍解放的山區——開始，毛澤東的身經百戰的遊擊隊發現，在地方分權時，他們的微薄工業生產以及政府行政都發生了較好的作用。解放以後，沿著這條路線的實驗也增加了。從文化革命中產生的政策之一是。鼓勵每一縣要在“五項小工業”中做到自給自足，此五項即化肥，鋼鐵、水泥、機械和能源。
　　
　　負責人向我們解釋了發展小型地方化工業的幾個理由。一個是，它們對廣泛分散的資源，提供較完整的利用。大型工業往往需要集中在大礦源所在之地。小型工業也可以適應中國廣大的、不同的特殊地方需要。諸如亞熱帶的服裝和山區農地的工具。或許最主要的原因是，工農業發展的統一調配。這種統一調配能為工業提供各種有增無已的原料，也為農業提供了機械和化學裝置，從而使生產率得到提高。中國社會革命的目標之一是廢除中國人所稱的“大差別”：工業與農業的差別，農村與城市生活的差別，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中國人說。除非削減了這些差別，否則，人民享受不到社會平等的好處，也不能把他們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為社會做出貢獻。趨向地方化和多種用途的利用，這兩種傾向都有助於這些差別的克服。
　　
　　廢物利用最普通的產品之一是肥沃的灌溉水。在華北河北省石家莊周圍地區，幹部，農民、工人和技術人員利用工業廢水、已實驗了十年。現在，這個城市每天把四十萬噸下水道的水，將之加工作為肥料，以灌溉一萬二千九百三十頃的農田。前此缺水和缺肥料的公社，可以種稻了。有些田的生產力增加了一倍以上。這個市通過下水道處理的計劃（回收了化學、酸素和染料廢料），一年節省的處理費幾近一百萬元人民幣。同時農業廢料諸如棉花種籽的殼，玉米穗軸、甘蔗渣和動物的內髒，又成了發展公社辦的工業原料。因此，工業廢料經加工之後，可以促進農業發展，而農業廢料的利用，則可以擴大工業化。
　　
　　地方化反廢料之多種用途的利用，除了使工農業打成一片之外，並用以控製工業汙染。像工廠廠址的遷移，汙染控製，一般都由地方上的通力合作來進行。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之下，市和區多種用途的特別設計團體，其成員包括行政幹部、技術人員，工廠工人和在工廠附近種田的農民，這些團體統籌廢物利用計劃。將一間工廠的廢料和另一間工廠廢料利用的能力相比較，並依據汙染法規，加以監督。
　　
　　中國工業促進廢料廣泛利用之另一方麵，是著重綜合工業。鼓勵大廠將設備多樣化，或利用新設備創造不同的操作程序。一九七一年訪問中國的人類學家弗蘭克.基哈爾。曾對我們談及大規模的鞍山鋼鐵聯合企業之中型軋鋼廠的情形。在文化革命期內，工人們顯然否定劉少奇路線，決定利用廢熱發電（劉少奇路線則認為排出加熱爐的熱力是合理的），他們得到鄰近工廠的協助，於兩個月內，建立了一個三千瓧的電力廠。一年替工廠節省了三萬六千噸的煤。
　　
　　在這次成功的多種用途利用後麵，有著工業上的中央政治在起著作用，特別是中國人所提到的群眾路線的主導作用。毛主席在《多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九五五）一文中寫道：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三結合的成立，有利於發揮廣大人民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領導層不用再受“專家發號施令”之苦——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有理論無實踐的專家身上。
　　
　　“兩條腿走路”這句話應用在工業上，說明了進行工業廢物利用的另一個方麵是要通過群眾路線。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內，廣泛地發展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那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取得的設備，進行小規模生產，以補現代工廠大規模生產之不足。這一運動的結果，使全中國的小型生產和加工廠像雨後春筍般產生。
　　
　　看來中國人很喜歡用模範事跡來解釋他們的政治理想。來自華北的有山西省昔陽縣老“廢人”的榜樣。雖然，他從嬰孩時期起即殘廢，並且在解放前是個乞丐，卻仍然下定決心為生產作出貢獻，為中國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服務。他在村子周圍，搜集廢鐵，用那些廢鐵在他所住的窯洞做了些磨碎蘿卜的擦子。他把他所做的成千個蘿卜擦子，由他的生產隊賣給國家，因而，成了創造和自力更生的模範。
　　
　　自從五十年代以來，農場、街道以及校辦工業，已經成為比較複雜的工業。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這些街道工業現在成了中國生產力的一個重要部分，使較大的工廠能解放出來去進行更複雜的操作，並使成百萬的中國人明白了解工業設計和工業生產。舉一個例，在天津附近的大沽捕魚公社的年輕婦女，在光禿禿的一個海灘上，搭了一個草棚，開始搞一個多種用途的工廠。經過了多次實驗之後，她們設計了一個方法，從附近一間化學工廠的廢渣中提煉醫用氯化鈉。並且擴大生產，一個棚已擴展為二十個房間。用兩條腿走路，已成為中國人充分利用他們國家的資源所采取的方法。即使道路並不平坦，總比等待重工業化的魔術棒出現為好。他們“要變廢物為財寶”。
　　
　　另一個常常提及的榜樣，是山東青島雷鋒化學廠。這個廠通常收購家庭廢鐵和破玻璃，作循環利用。該廠五十位老工人決心嚐試從破熱水瓶和破鏡中提煉銀，他們得到了一個土鍋和一個破瓶作坩堝和通氣管，以價值一美元的試製開始，經過了約兩百次的實驗，他們的技術有所發展，他們能夠從工業廢水中取銀，猶如從廢棄的膠片和破鏡中取得的一樣。自從文化革命後，四年來他們已提煉了一千二百五十公斤的銀，還利用他們自己發明的方法，從廢水中找回其他七種物質，其中包括金、鋁和硫酸鎂。
　　
　　促進廢物廣泛利用之一個最後的方法，是技術和工業機能的多樣化。這個作法，進一步擴大了對工廠生產極端專門化及工業之嚴格的分工的抨擊。有如祁威（譯音）在“多種用途的利用”一文中所敘述的，“變有害為有益”，該文刊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北京周報）上。它說：
　　
　　一間工廠分為幾個部門，一種原料作多方麵利用，一部機器作多種用途。一個工人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能夠做多種的工作（譯者按：國內叫多麵手），一間工廠在主要從事某種生產之際，同時也可以製造許多東西。
　　
　　祁威引了廣東省江門蔗糖化學廠的例子。這間工廠每年隻有半年開工生產蔗糖。它的甘蔗廢料現在用來製造化學品、纖維板及幾種類型的紙張。一度閑了半年的這間廠，現在充滿了更多化學品，建築材料和醫藥的製造，而用的設備，則是和生產蔗糖一樣。
　　
　　要正確評價廢物利用運動的積極性和深度，需要從哲學上和意識形態上加以分析。在中國人討論多種用途利用時，往往使用“一分為二”這句重要的話。這是說，我們往往隻看到一物或一個過程的表麵，而未認識到每一樣事物有它的積極和消極兩方麵的因素。廢物的特性顯然不僅是消極的，也必然還有某些有利的方麵。隻要詳盡的辯證的分析。就會把有利的方麵發掘出來。《北京周報》一九七一年二月五日的一期，有一篇論多種用途利用的文章，有如下一段陳述：
　　
　　在製造一種產品時，資源部分地披製成了這種產品，其餘則變成了“廢料”。問題在用何種觀點與何種態度看待這種廢料。從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廢料是不可能使用的，應當將它拋棄。相反，唯物辯證論的觀點則認為，何者為廢料，何者不是廢料，是相對的名詞。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廢料。在一種情況下是廢料，在不同情況下可能是有價值的……在被製造和利用之後，廢料仍然可以成為……有用的物質。
　　
　　那種初看起來像是完全壞的情況如工業廢料及其汙染，實際上有兩種的可能性存在。一種是有益的，另一種是有害的。若聽其自然，則工業副產品是有毒的和汙染的。但若將廢料組成的分子加以研究和操縱，就可以取得有用的原料和產品。那麽，廢物處理問題就可以變成廢物利用問題。某棉花廠一度將其棉花種籽殼燒掉。工人們開始分析殼的特別成份。現在工人將殼加工，製造糠醛（一種有機的化合物）。一種揮發性液體丙酮，是從廢氣製造出來的，葡萄糖是從糠醛生產的廢渣中製造出來的。葡萄糖剩下來的渣滓，還可以製造甘油、酒精以及人造香料。
　　
　　有幾種物質，仍然含有潛在的廢料特征。這或者是因為它們的有益方麵還不曾了解。要不，就是因為還沒有發明適當的技術去利用它們。在中國，人們相信，一切廢物的“矛盾”，終將得到有利的解決。所以這麽重視要解決這些矛盾，其原因在於它們是工業上有利與有害之重要的矛盾。廢料損害作物，汙染空氣，毒化河流，對人類和動物的健康有危險。雖然，一般說來，廢料是工業生產中之較少的部分，但它們的有害影響是決不可忽視的。而且它直接跟工業的根本目的相背違。因工業的目的在製造物品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裏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
　　
　　工業廢料之多種用途的利用，是全麵看問題的一個例子。個別的工場和工廠在廢物利用時，也許要蒙受損失。但是，將所有的成本和利益都算進去時，人們就會向前邁進。《中國建設》一九七三年二月份這一期，有篇《工業發展和汙染》的文章，就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想法：
　　
　　在我們國家，在一切要做的事情中，凡是有利於人民、國家及全體的，都首先給予考慮。因此，某些地區和某些企業要指定他們經費中某部分，作為處理下水道和其他廢料之用。這對他們也許不會產生什麽利益或根本無利益。但是，從全局的觀點來看，從防止空氣河流和水源汙染、從保護水產和支持農業的觀點來看，這其實是大有好處的。
　　
　　作為辯證唯物論者，中國人相信。真實世界中事物和現象的相互關係以及支配這種關係的法則，是可知的。廢物利用已成功地有助於終止汙染問題，並且大大地推進了工業和社會的發展。多種用途運用的實踐是與提高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意義相連結的。這是一條節約鬧革命的道路，這就是充分利用資源，保障中國人民的健康及他們的環境的措施。這就意味著，人力、物力、機器和自然作物能以最合理的方式共同協作，使整個社會得到最充分的利益。
　　
　　上海科學和技術交流站
　　
　　在上海四處走走.我們往往打從長長的行人道上的展覽品經過，有數以百計的人看這種展覽。我們聽說。這些是科學、醫學和工業之最新發展之工作模型展覽，其展出在供上海人民學習、討論和評論。這是科技交流站工作之一部分。
　　
　　交流站是科學交流所的一個分支。交流所是個全國性的組織，它的任務是在中國人民大眾中間傳播科技知識和經驗。交流所在全國各城市和農村有分支機構。每一分支機構都適應解決各地技術問題的需要，並交流科學知識。上海有幾個這樣的分支機構，我們留在上海最後的日子，參觀了其中的一個交流站。
　　
　　我們參觀的交流站，是設在以前的一間社交俱樂部裏，那是解放前法租界的娛樂中心。房間裏有高高的天花板，有鑲木的地板，且有豪華的雕刻品和塑造品。但這裏，現在不再是帝國主義分子享樂的場所。而是為普通人民提供了一個中心。以參加他們國家的科技發展。
　　
　　交流站的工作進行有幾種不同的方式。有專家的發展組，專家們公開他們的研究成果。那裏有上課、開會討論和出版刊物，主要是在科學方麵增進人民的知識，還有大批的陳列品和在青年宮所做的作品，這二者的對象都是一般公眾。在上海的交流站，一共有六十三個發展組。發展方麵包括電鍍和激光技術。各發展組共有四千多個會員，他們一部分的工作是使新技術和方法。在工人和技術人員中間普及化。我們參觀的那個站，強調利用統計和係統分析，以選擇最好的生產方法。各組在他們自己的大樓內，舉辦了展覽會，展出三結合所取得的成果，通常有參加者來討論他們的工作。在我們參觀的時候，剛好有本地利用微生物的展出。五個月內，有三十萬人看過這種展出。當需要解決一個特別問題時，工廠工人和技術人員即來交流站，跟發展組或與有關方麵有經驗的專家商量。
　　
　　我們所看到的工作，多數是在教室或會議中進行。交流站每年至少有十次會議，討論科技上的特殊問題，參加會議的共有兩三千人。一九七二年，交流站開辦了六十九種課程，許多課程，由有經驗的工人和技術人員教授。一般來說，上課時間從兩個月到五個月。去年共有四萬人上課。
　　
　　我們參觀了一個組，該組正在討論使用激光治療視網膜剝離的手術。我們還參觀了正在利用激光進行治療的手術。這個組有三十五個成員，每星期開會一次，是由同數目的工人、技術人員和政治幹部組成的。然後，我們在一間大講室中坐下來，聆聽有關電算機記憶的演講。這門課程包括在工業控製係統中利用電算機，上課時間為六個月。學生學習某些基本的電算機理論。學習電算機的硬部件與電算機的軟件，並調查工業應用電算機的例證。班上二百個學生中有一半是工廠工人，另一半是技術人員。
　　
　　這座前社交俱樂部一個裝飾華麗的餐廳，已經改為一間戲院，正在向班上放映一部有關工業廢料多種用途利用的影片。影片顯示工廠利用廢料各有不同的經驗，並特別集中於從煙中收回固體物質，作為製造磚和肥料之用。影片顯示，人們怎樣由於向工廠工人提出問題，從而被卷入了控製工業汙染問題上。在電影裏，三結合的工廠工人與技術人員一起研討問題並辯論汙染控製的政策。生動的討論，說明了各種控製方法的作用與過程。在觸及技術問題時，認為動機跟技術同樣的重要，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甚至在技術教育方麵，“隻重專家”的態度是遭到鄙棄的。
　　
　　此外，寫下來的書麵材料也傳播著科學和技術。在這個站裏，由上海醫院和複旦大學不同學係組成的一個組，正在編寫一本有關現行在醫學上利用放射同位素的書。這本書的編寫一方麵為了農村地區的流動醫療隊，他方麵也是為赤腳醫生提供基本的理論和實際上的應用。編寫組為了了解農村方麵的情況，往往放下在城市的工作，到農村地區去做調查工作。
　　
　　交流站通過各種方法，在中國人民中間傳播技術知識及其應用。要使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享受科學的成果，則此種交流是絕對必要的。
　　
　　工廠衛生與安全
　　
　　我們參觀了北京第三紡織廠之後，有一位東道主告訴我們：
　　
　　雖然在過去數年，我們達到了某些目的，我們的工作仍有缺點。比方，在清潔和整理我們工場的工作中，有些棉花飛到空中。並且工場的聲音也太嘈雜了。所以，我們正在組織工人就這些缺點做出建議。
　　
　　織布車間和一間棉紡車間的確很嘈雜。過度的嘈雜是令人不舒服，也使人疲勞的。它還不隻是令人生厭，而且可能引致某種不能用助聽器來加以校正的耳聾。職業性嘈雜，會使耳朵對高音響失去感覺，但對低音響則並不失去感覺。而且，不能用助聽器的放大來恢複感覺。因為，助聽器是不分高低地放大所有的音調的。因此，或者是高音調將會變得太輕聽不到，而低音調又覺得太高。因為語言是由不同音調的全部音域組成的。凡是因職業而喪失聽力的人，是無法了解別人說話的。
　　
　　棉花塵也是危及健康的。許多人會對某部分灰塵的敏感，而患上某種喘哮。繼續暴露於棉花灰塵之中，其結果，可能損害肺部而患一種叫“棉屑沉著病”或叫“褐色肺”的病。這些危害，在美國以及在世界其餘地方的工業史上，都曾習見。特別是在西方最現代化的紡織廠，都存在這個棉花塵問題。
　　
　　因此，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的態度，我們自然最感興趣。中國的工人是要受聽力測驗的，這是工廠醫療計劃的一部分。我們的東道主說，多數工人的聽力都無問題。但是，有少數聽力是有問題的。可是，我們不安的是獲悉聽力有問題的並不曾獲得換班的照顧，即從較嘈雜的工作，改作較靜的工作。據說，這將會損害工作的質量。我們也注意到，工人在紡織廠或其他工廠未戴耳塞。領導方麵說，工人不喜歡戴耳塞，也不曾勸他們戴耳塞。我們的一位東道主談到工廠領導方麵對嘈雜問題的態度時說：
　　
　　織布車間的嘈雜聲音，主要來自梭子碰到機器的聲音。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實驗一種新機器。這新機器是無聲穿梭織布機。西方有幾個國家以及日本，已使用了這種無聲穿梭機，我們嚐試從那種實踐中學習，藉以減少嘈音。換句話說，要解決嘈音問題，有賴於機器的改革。
　　
　　過度的嘈雜與棉花的灰塵，形成一種特別的威脅。它們那種無法改變的壞影響，是慢慢地出現的。往往受害者本人或他周圍的人，要一直到情況相當嚴重時才會發覺。在情況顯著前，先有長時期的嘈雜，一直到聽力便得嚴重損害，或肺部機能有足夠缺陷時，受害者才感覺得到。雖然，大部分的工人或許受到此種危險，但是，隻有小部分工人顯出病象，給人注意到。
　　
　　這樣說來，經驗是極其重要的。有足夠的工業經驗，就知道在一段時期內調節勞動力，有足夠的醫療經驗，就能察覺醫療的效果。中國對這兩種經驗都還很有限，特別是有關工人群眾的醫療製度。自然，在國際醫療文獻上，卻有相當的這方麵的材料。中國人暗示，他們正在利用這些材料。我們鼓勵他們這樣做。因為在我們看來，這種事情純粹靠自力更生，或許會對中國工人有不良的影響。
　　
　　職業健康問題。在美國因環境運動的關係，近來倒是大大推進了一步。對環境中比較低量的危險化學物中所含之毒素，像殺蟲藥和空氣除汙劑之類，人民已開始憂慮。一旦公眾開始憂慮那種不能馬上看出的健康問題時，人們就廣泛宣傳工業環境中的危險。在美國，許多人對這種威脅所表示的攻擊態度，或許跟他們不信任工業的動機和方法有關。根據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我們毫不懷疑中國工人是不會允許這種公害保持下去的，也不會強迫自己對這些危險的存在保持沉默。相反，倒是因為工人控製了製度，他們對問題將能夠加以衡量，並定出優先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工廠醫療製度和工人組織，在處理緊急醫療問題和意外事件時，看來工作做得好極了。上海機床廠一位工人，給了我們一些有關該廠計劃的資料。他說：
　　
　　在這個廠裏，有個專業的安全組，以防止意外事件。這個組常常進行有關安全和保險的教育，並且告訴工人們，必須按生產規定工作。該組還動員工人利用空餘時間去防止意外。如果一件意外發生了，該組就組織本地區工人去討論它，並用這宗意外去教育別人。這就是運用毛主席的教導，把壞事變成好事。
　　
　　受傷工人在療傷期內是支全薪的。需要療傷多久，就照支全薪多久。傷奸了，再複工。如果需要留院，醫療費連同特別副食津貼，也一並（由廠方）照付。自然，意外事件比暗藏的健康威脅要緊急得多，並且容易引起工場的注意。但是，從廠內工人參與這些問題的調查，以及提出新工作規則的建議顯示出，工廠領導方麵並不企圖草草了事，或縮小這些事情的重要性。
　　
　　上海廠的醫務工作者告訴我們，暴露在鎳或其他金屬之下的工人，則給以正常的驗血，如果血裏出現這種金屬，則調換其他的工作。他們還告訴我們有關用苯作為漆的溶解劑的生產方麵的情形。“它會使工人頭痛，並使工人感到疲弱”。碰到這種情況，我們就采取一些措拖，改善通風設備，使操作的環境涼爽一些，以減少苯在空中的散發。苯是一種特別有毒的物質，它會引起血癌及其他的血病。我們建議，在可能的時候，盡量用毒性較少的溶劑來代替苯。就這件事情來說，這是另一個例子，用控製機械的方法，來尋求問題的解決。——即改善工作環境，使之更安全，以解決當前的問題。
　　
　　在機床廠裏，有關工業衛生和安全的三結合小組，對工作環境已做了徹底的調查。機床製造恰好屬於衛生問題較安全問題為少的一類工業。
　　
　　從我們參觀各工廠看出來的一點，關心工人的健康現在已成了中國一個政治問題。上海電化廠革委會一個姓曹的工人代表，給我們敘述了有關此事的一些背景：
　　
　　在文化革命前，當新工人招進來時，領導人不敢告訴他們哪一類的化學品對人民有害。領導人不願講真話，是擔心工人不願在廠裏工作。在工人中毒時，領導人也不敢告訴工人他們患的是什麽病。
　　
　　領導方麵這種態度所帶來的損失，可以從十四個工人被發現中毒這件事上來加以評價。這些中毒事件，發生在工廠開辦與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這段時期之間。曹說，這些工人曾足夠地恢複了健康，並且複工了，雖則做的不是同一工作。
　　
　　現在，新進電化廠的工人，予以一星期至十天的課程，將廠裏的情形介紹給他們知道，包括有關工作的知識、醫療知識、工作規程的學習以及有關所用危險化學性能的討論。課程也包括政治學習。工廠的醫療計劃方麵，特別重視化學工作所涉及的健康上的危險。診康所的三個醫生主要關心職業病。他們監視一係列的工人定期檢查。包括肝的驗視、肺機能的驗視……及對那些做二硫化碳工人的特別的神經驗視。如果在檢查期內，驗出有問題的跡象，接著就作更全麵的檢查和醫治。在發現了有不良影響之後，通常是調換工作。如果需要上床休息。廠裏也有一個療養院。曹告訴我們，文化革命以來，已設立了三結合小組處理環境汙染問題，並且大大地改善了衛生情況。曹說：“自從那時起，沒有一個工人患過職業病。”
　　
　　殘廢工人（上海第二低壓電器廠）
　　（譯者按：即上海徐匯區低壓電器廠）
　　
　　先看殘廢工人一段話：
　　
　　一九五九年，我到這個廠參加生產。解放前，我做了七八年的算命者，但我從沒有吃飽過。現在我在這個廠工作，我結了婚，並且有了兩個孩子，分別在小學三、四年級讀書。在舊社會，我不會讀也不會寫。但是，解放之後，我進了學校，學會了盲人點字法，現在，我也可以學習了。我感受最深的是，在舊社會，我們盲人被別人輕視，而現在呢，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和所有其他的人平等的。我得到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幫助，能夠出席全國盲啞聾人會議。周恩來總理雖在百忙之中，但他抽出時間來和我們開會。我們盲人把我們得到的大幸福，歸功於毛主席和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在舊社會，我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幸福。舊社會的痛苦，使得許多正常的人目盲、耳聾或殘廢。現在，我們殘廢的隻是身體，但我們的手和心是健康的。我們不僅參加生產勞動，我們還有文化活動，並和正常的軍人、農民和工人一起寫詩，歌頌我們黨的領導。
　　
　　上麵這段話的談話人，是廠裏年紀較大的一個工人，是一個高個子，他從兒童時代起就盲目。我們在參觀上海第二低壓電廠時，會見了他。這個廠向我們顯示中國工業另一不同的方麵。這間廠的主要任務，是把盲、啞、聾人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在全廠四百零九個職工中，有一百一十七人目盲，八十五人聾啞，四十人殘廢。有一百六十七人是正常的。這個廠建於一九五八年，開辦時隻有十一個工人，生產米突尺。現在，廠的主要生產品是電插頭和插座，以及所有適合肓啞工人特點的機械，目盲工人主要製造銅零件，聾啞工人集中於塑料零件的製造。再則，他們學習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以幫助他們對待他們的身體問題。文化革命以後，在電廠內有殘廢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我們聽說。目盲和耳聾的工人，已開始參加廠的管理工作，並且現在在所有各領導層，都有他們參加。
　　
　　這個目盲的老工人繼續說他的故事，描述解放前殘廢者所受到的壓迫：
　　
　　我想到舊社會的辛酸，當時我們的國家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我記得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是無工可作的。那時候，我們盲人特別被別人看輕——因為無工可作，我隻得靠算命維持生活，甚至在天冷和下雪的時候，我也得扶著拐杖出去。有時，我可以得到一點錢和食物，但是，我經常挨餓。我們不僅要受冷挨餓，而且還遭受流氓的壓迫。不管我們是否得到了一點錢，我們要孝敬流氓。如果不付錢給他們，他們就不準我們上街。我們盲人中間有一句話，最大的恐怖是冷。在下雪的時候，街上的人不多，沒有人給錢我們，所以許多盲人不是凍死，便是餓死。
　　
　　我願意告訴你們：我是怎認識到算命是不真實的。最初，我對這點還看不清楚。我們盲人算了多年的命，但是，我們卻不知道我們自己的命怎樣——為什麽我們要受別人的壓迫。我隻知道，我們是不幸的，別人有的，我們卻沒有。我隻想到，資本家的命好，根本不知道什麽階級鬥爭。解放以後，我們進行了許多政治運動，特別是一九五二年和五三年，我們批評了偶像和反動統治階級。因為他們利用拜神來壓迫人民。經過這種教育之後，我提高了我自己的覺悟。
　　
　　在十四歲之前，我的眼睛是正常的。一九三八年，我得了某種並不嚴重的眼病，但我們沒有錢看醫生，所以，變得越來越嚴重。最後，我的右眼瞎了。但我的左眼仍舊可以看見。我母親很窮，並且相信拜神。她請了一個拜神的人來看我。他說我的眼睛的鞏膜應當去掉，把它貼到一隻雞的眼上去，這樣，我就可以重見光明。母親竟讓他這樣做，這一來，連我的左眼也瞎了。從我自己的經驗中，我懂得了導人迷信，是多麽錯誤的事情……
　　
　　我們開始學習政治和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農民正在通過他們自己的鬥爭，改善他們的命運。我開始認識，“命運”並不是由於幸運，我懂得了何以勞動人民在舊社會受苦受難，何以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毛主席說，如果被壓迫人民想贏得他們的解放，他們必須首先自己發動鬥爭。然後，他們必須贏得別國人民的支持。世界上有許多人仍然受壓迫，我們必須替我們自己鬥爭，也為他們而鬥爭。
　　
　　這間工廠有一個診所，衛生工作者在診所醫治普通的疾病，並在工人當中做衛生教學和宣傳工作，在工廠的幼兒園替幼兒做免疫工作。因為這工廠有八十五個聾啞者，所以，診所一部分的工作，跟同類工業診所不同，一個從工人中訓練出來的衛生工作者，對聾啞者做針灸治療。新針療法始於一九六八年華北一個軍醫組。他們在他們自己身上經過反複的試驗，找出了影響聽力的神經部位。於是派出針灸組到全中國各地去成立學校，並向現存的醫院推廣針灸的新方法。
　　
　　在我們參觀這個診所期內，一個聾啞工人正在接受針療。近耳的一個部位，受針的刺激。我們聽說，那一個部位，比之遠在手和手臂的部位所取得的療效，較為迅速，但效果是暫時的。若在手和手臂上用針刺，所得的療效雖較慢，但比較經久。有些患者經過一兩針之後，就有反應。而另一些病人則需時較長。有些則根本沒有反應。衛生工作者告訴我們，青年人療效較好。所有聾啞者不分年齡，一律予以醫治。報告顯示，在醫治的病例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取得一些成功。這種病例，其患聾啞都是童年患病的結果。據《攀登醫學高峰》（北京外文社出版一九七二年）這篇文章描述說，在遼源聾啞學校，有一百六十八個學生，於一九六八年都接受過軍醫組的診治。其中有一百五十七人恢複了聽力，有一百四十九人能夠說話。
　　
　　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工人在接受了針療之後，站起來唱“東方紅”。他發音清楚，聲調也正常。他唱完之後，滿麵笑容對著我們。他緊握拳頭，高呼“中美人民友好萬歲”。
　　
　　聾啞人民在舊社會也是遭輕視的，如今也解放了，並有了自信和自豪感。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正常的。像其他工人一樣，每天工作八小時。在空餘的時間，則打乒乓球和看電影。在會見時，有翻譯員替他們翻譯，但是，除此之外，多數的事情，他們都可以自己做。他們自己買菜和燒飯，他們結婚並過著家庭生活。
　　
　　在低壓電廠我們所聽到的最後的一個人故事，是一個女工講的，她除了目盲之外，還要克服另一種壓迫，因為她是一個婦女。她說：
　　
　　今天是三月十一日。三天前是國際婦女節。我們盲人也有理由慶祝這個節日。我們聽說——一九〇九年芝加哥的勞動婦女為爭取男女平等，舉行了一次示威。而今天我聽說。在這裏的美國朋友中，有一半是婦女。所以，我們的感情更加親切。我聽說，美國的勞動大眾有著豐富的革命傳統。今天，是我們向你們學習的一個好機會。你們已學得很多。
　　
　　本廠的工人，有一大半是婦女。剛才，我的同誌已告訴你們。新舊社會對比，舊社會是痛苦的。我們盲女人對這兩個社會的差別，有深厚的切身感受。毛主席曾說過，在舊社會，男人受三種力量或三座山的壓迫，即政治、封建製度以及封建思想。但是，婦女還受夫權的痛苦。所以在解放前，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不可能跟男子享受平等的權利。但是今天在各方麵，我們都跟男子享受平等的權利了。我想拿我自己來做個例子。
　　
　　在工作時間以及在機器的操作上，我們婦女跟男子是平等的。在我們空餘的時候，我們去上政治課和文化課。自然，這些對我們有許多困難。第一是在工場裏因機器的開動有許多的嘈雜。最初，我們盲人是很害怕的。在我們學習了毛主席的著作，特別是在學習了《愚公移山》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之後，我們建立了正確的思想，去克服這些困難。有經驗的正規工人手把手地救我們。我們隻是用耳朵聽他們說話，用我們的心記住事情。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手去摸機器，經過一兩個星期訓練之後，我們自己也會開動機器了。現在，我們不僅開機器，還能夠搞些小修理。
　　
　　在學習如何讀寫方麵，我們也經曆過困難。我們得用手去摸字，由手來感覺字。字是用五十二個字母寫成的，每個字有六點。最初，經過幾分鍾的摸字之後，我們覺得頭痛。碰到冬天寒冷的時候，就難於說出點與點的不同。而在夏天出汗的時候，我們對字的感覺就會出現差錯。但是，在學習了毛主席的著作之後，我們才懂得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是辯證的，同時對困難也有所認識，並且懂得了從兩個不同的方麵去看一切事物。於是我們在困難中，發現了某些有利的方麵。第一件有利的，是布雷爾點字法跟文字不同，每一個字都是用手摸，才能閱讀的。如果在冬天的寒夜，我們可以把書放在溫暖的被窩裏去摸讀。因為我們是用手摸讀，所以，不需要扭開電燈。我們不論什麽時候，隻要有時間，我們都可以學習。在認識了這些有利的條件之後，我們對克服困難充滿了信心。
　　
　　現在，所有的盲人都閱讀毛主席及馬恩列斯的著作。我們也能利用布雷爾點字法（譯者按，俗稱盲文）寫批判反動路線及歌頌今天幸福生活的文章。我們很喜歡在廠裏，我們在家裏也很幸福。現在盲人長大成人時，他們也可以結婚，做些家事。在舊社會，我們是被別人看不起的，但是在新社會，所有的人都照顧我們。當我走路的時候，許多我不認識的人，都帶我過馬路，帶我到公共汽車站，或者甚至帶我回家。社會服務部門的工作人員，經常到我們廠裏，甚至菜市場和銀行，也派人到廠裏，給我們辦事。我們深深知道，隻有在新社會，我們盲人才能有這種幸福。
　　
　　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美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友誼，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美國朋友來參觀我們的工廠。
　　
　　一直到我們在回美國途中經過香港的時候，中國殘廢人民解放的全部意義，才真正感動了我們。香港的盲人和殘廢者是成排地坐著乞食的。我們很常聽到的一句話：“人民不會看不起那些殘廢的人”。這句話跟我們在中國所見到的完全符合。甚至在農村偏遠地方，無腿人用手推動車輪，駕駛腳踏車和輪椅。盲人則經常得到別人的幫助。徹底地使殘廢者參加這個龐大而仍然貧窮的社會工作，是另一令人難忘的印象。它顯示出，今天的中國，正在克服廢人廢物的想法。那就是認為每一個人和每一樣東西，都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