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二、農業方麵的科學

zt：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二、農業方麵的科學紅星公社
　　
　　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人民以耕作為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住在農村地區。中國革命是在農村地區成長起來的，並且受到舊中國貧窮和被剝削的農民大眾之堅定不移的支持。在整個中國革命期內，無論是在一九四九年軍事和政治勝利之前和之後，鞏固農村地區社會主義之互相衝突的策略，是共產黨內部嚴重鬥爭的背景所在。而黨內的爭執又反映到農村和城市潛在的社會發展。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科學與技術發展以及把它們用在農業方麵，或可能用在農業方麵，在這些鬥爭中起著主要的作用。許多科學部門特別是在今天中國所實踐的生物學，必須從中國農業及它所處的政治環境中去求了解。
　　
　　在停留中國期內，我們參觀了兩個農業公社。第一個是紅星中朝友誼人民公社。其地離北京大約是半小時的行車。它是靠近一個大城市的郊區公社，專搞農產品，以供應城市居民新鮮蔬菜、雞鴨之類的日常需要。從這個意義說，它不是中國人民公社的典型。這個郊區公社逐漸有更多的輕工業，更多的拖拉機和農業機械。家庭的收入比偏遠的公社要高一些。
　　
　　或許是有意義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們見到很多大學或研究所之前，在到中國第三天，我們就被帶去參觀紅星公社。以前我們很重視大學或研究所這個通道。在今天中國，應用科學卻比較實驗室的抽象研究，占優先一些。我們的參觀行程反映出國家的優先所在。這是有意的，抑或是無意的，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東道主也讓我們知道。先認識一個比較發展好的平地公社，會增加我們對西溝的了解。西溝是我們以後將要去參觀的山地公社。
　　
　　我們在一個料峭清澈的早晨從北京市中心所住的旅館，分坐了幾部轎車出發，向紅星公社駛去。首先，越過天安門廣場，然後蜿蜒經過兩邊有小商店的狹窄、彎曲的街道，街上擠滿了去上班的人。車子向城邊駛去時，街道變寬了，直了。中小型的工廠出現了。偶然也見到在工廠飯廳前麵排長龍等吃早餐的工人。住屋和工廠過後，便是田野。我們到達了一個檢查站，檢查站那邊，沒有通行證，是不許去的。我們的司機稍作停留，一麵陪我們去的人向守衛士兵出示我們的證件。
　　
　　然後，我們再在路旁有著無葉樹的路上行駛著，使我們對華北農村作首次的一瞥。首先，有兩個印象深印我們的腦海。即土地是光光的，什麽也沒有。然後又到處是人。一眼望去，都是褐色的平原，地上差不多毫無掩蓋。偶然才見到幾排樹和稻草杆防風物。為了某些原因，華北沒有草地，甚至沿路一帶，連未修剪過的草也沒有。有人告訴我。鄉下人認為草會滋生蟲，所以，人們把草拔掉。總之，無論眼睛投向那一個方向，所見到的隻是光光的土地。
　　
　　跟這個物質背景成尖銳對比的，是地上到處都是人。沿路邊一帶，是川流不息的馬車、自行車、手推車和行人。我們的司機不斷地按喇叭，車子轉過來轉過去，以避免發生意外，幾乎所有其他的機動車輛都是長途汽車，或慢慢行駛的大卡車，裏麵載滿了人或貨。因路上有大批獸類車輛，故遺下很多的屎。青年小夥子騎著自行車巡運，把那些動物遺下的屎。掃進特製的灰塵盤中，這是很有用的肥料呀。
　　
　　在四麵八方的田外邊，都有一群群的人在一起工作，修建籬笆，挖掘壕溝，準備春耕，很少人是單獨工作的。對比之下，在美國農村地區行車，冬天甚至夏天，你往往會奇怪。人到那裏去了。我們（美國）的農村地區，人口稀少，並且越來越少。但是，在中國我們無論去到那裏，對人口的密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能在土地上生活得很好。
　　
　　我們到達紅星公社時，被迎入一間長形接待室。裏麵有沙發（中國人已采用了沙發這個名字）和靠背，主人還向我們每個人奉茶敬煙。在室的一端掛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的肖像。其次是毛澤東的肖像。在一麵牆壁上。點綴著一麵朝鮮小旗和一個嵌著中朝友誼紀念的小玻璃框。一位樣子活躍友好的中年男子孫君，他是公社革委會副主任，他歡迎我們，並注意到我們都很年輕。（我們的年齡從二十三歲到四十四歲不等）他向我們介紹紅星公社的情況。
　　
　　這時候，我們可能想起。中國的公社跟浮現在多數美國人心裏的“公社”這兩個字，毫無共同之處。（美國人所想象的公社是十個喜鄙士在一個荒僻的農場）。在中國的農村、人民公社是地理的，行政的和政治的單位。每個公社有幾千戶人家。全中國共有二十七省（包括台灣在內）和自治區。自治區諸如西藏和內蒙古，少數民族占區內人口的大部分。在行政團體中有少數民族。據說國家的政策，是特別加以修正以適合各地的需要。每個省和自治區又分成若幹縣，縣又包括幾個鄉，鄉又分成許多公社。其結果，你駐足中國農村幾乎任何地方，你都是在一個公社裏。紅星公社有七萬八千個社員和一萬七千戶，是個人口比較多的公社。它占地一百六十方公裏。像其他中國公社一樣，它分成許多生產大隊（確實的數目是一百二十四個）再分成許多生產隊。紅星公社不像其他許多公社那樣，它把它生產大隊分成十個“行政區”，有八個區專搞耕作，一個專搞工業企業，還有一個區的性能未作具體規定。那可能是因為紅星公社的規模大，有設立特別行政區的必要。
　　
　　我們在紅星公社呆了一天。在這段期內，我們的東道孫君和劉女士（一位主管公社婦女事務的女青年）引導我們參觀一個牛奶場，一條小供應街，一個醫務診療所，幾戶農民的家，幾間溫室，一間初級中學，一所養馬場和一間螺絲釘工廠。我們在診所和在中學所得的觀感在另幾章中有所描述。這裏，我們將嚐試把公社社員描述該公社農業發展的情形傳達一下。
　　
　　穀類——大米和小麥——是中國的主糧，提高穀類的出產，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以糧為綱”就是中國表達這種重要性的一個口號。孫君表示得很明白，紅星人民認為穀類生產和生活水平是分不開的。他說：隨著穀類生產的增加，（紅星的）生活、文化和物質條件都正在改變之中。解放前，公社地區人民每公頃生產僅七百公斤穀類（一公頃的兩畝半）一九七二年遭遇百年來最大旱災，每公頃取得四千公斤的產量。一九七一年每公頃的產量是五千公斤。現在，紅星公社種的多數是大米。此事值得特別提出，是因為我們聽說解放前，本地區根本不種大米。在那時以前紅星公社附近一帶是一片堿性土壤的荒地。主要是用作打獵場所。
　　
　　把紅星的地改造為有生產力的土地，灌溉是個重要的因素。公社社員打了七百多個電力井，從一百五十公裏外的一個水庫，引水進來，以灌溉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這樣，就有了精耕的條件，故一半的土地都獲雙季收成。隨灌溉以俱來的，是使用機械種田。公社有九十六台拖拉機，一百台小型手扶拖拉機，三十五輛大卡車，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可用機械耕作。孫君對我們說.盡管有這些成就，機械化的程度，仍是不夠。
　　
　　孫君在指出他的公社的缺點時，提到這個事實。盡管天旱，一九七二年大寨大隊每公頃幾乎生產了穀類七千公斤。在中國中北部的山西省，大寨是個很有名的生產大隊。毛澤東特別單獨點出來加以表揚，要全國學大寨。因為它麵對極窮的物質條件，竟大大提高了生產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國，你常聽到“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孫君說，當一個窮山區公社能比一個平地公社生產更高時，紅星就有更多要學的了。應當指出。中國人不認為大寨是個窮大隊變好的一個模範，而是認為它是一個不倦地鬥爭、克服障礙、求取更大進步的榜樣。有如一位負責人所說的，“大寨的經驗不是一個窮大隊的經驗，而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經驗”。
　　
　　飼養牲畜在紅星公社是一項重要活動。公社有九個牛奶場，養了三千二百隻奶牛，每天出產三萬加侖牛奶。我們參觀了養有一百一十九隻“霍爾斯坦”（即夾有黑白兩色的奶牛）奶牛的小規模牛奶場。這種奶牛原由荷蘭輸入，然後與本地種牛雜交，乃產生了一種產量高並適應本地氣候的奶牛。我們偶然獲悉，公社有專門研究科學飼養農作動物的站。在解放前那些年，在農村組織大規模集體農場，並用科學方法飼養和改良動物種屬，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我們在回顧中認識到，這是我們跟中國科學實踐之首次的接觸。
　　
　　我們在當天稍後，又參觀了馬飼養站。從長遠來看，中國的目的在使農業完全機械化。但是，為了短期和中期的需要，飼養拖曳牲口仍將是很重要的。華北農村拖曳牲口之多及使用之廣，正像十九世紀初期美國農村。公社內的飼馬站是作為國營企業而經營的。整個公社現在擁有三千多匹馬。
　　
　　除雞之外，豬肉看來是食物之主要來源。紅星公社養豬是作為私人經濟的一部分，這跟養奶牛和養馬不同。公社限製了自己的任務，把養豬和出售小豬的事，交給個別農戶去辦。我們邊行邊乘車在紅星公社參觀時，每一個村子，都有個人的磚泥豬欄，豬欄裏有一隻豬乃是普遍的現象。一九七二年公社養了六萬八千頭豬，但孫君告訴我，“我們應當改善我們養豬的工作。因為依據政府的指示，我們應當每畝耕地養一隻豬。（約一英畝的六分之一）因此，根據這個指示，我們應當養十萬隻豬。這樣，我們也可以增加我們的穀類生產。”他後來又詳細說明“毛主席十分重視養豬。”一頭豬等於一個小小的肥料廠。公社也有三個生產北京填鴨的農場。總括起來，公社約有一千人把他們的時間完全用在飼養牲口上麵。
　　
　　另一參觀“副業”的活動，把我們帶到我們在華北參觀過的最溫暖的地方。我們在一坵田邊行著，那兒看來列著一排排的玻窗土坑。原來都是一些大溫室。溫室采傾斜式。朝南開窗，另有一麵擋避北風的厚土牆。溫室深入地下。我們得彎著腰，曲著身子在狹窄的泥土的過道上行著。在溫暖的、潮濕的溫室植物世界中，我們的眼鏡和攝影機鏡頭很快就給濕氣弄蒙糊了。展開在我們前麵的是一床又一床的蝦夷蔥和長長的，有毛的中國黃瓜。黃瓜從兩條支撐杆的藤上懸垂著。這種溫室是以新鮮的冬季蔬菜，供應一個像芝加哥那樣大的城市——北京的。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北京周圍的溫室數目，已增加了十四倍，北京每人每年消耗的新鮮蔬菜（現在每天一磅多一點）增加了三倍。紅星溫室是用煤蒸汽發熱的。
　　
　　紅星公社有若幹的輕工業，其中包括奶粉廠、農具修理廠、造紙廠、穀類加工廠、榨油廠（植物油）以及螺絲釘廠各一間。這些小工廠雇用了約兩千公社社員。農村的輕工業現在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稍停片刻去考慮一下近時多數亞非拉國家的農村發展史，那麽，對中國農村這種發展的原因，就會看得更清楚一些。
　　
　　這段素描把要表達的情況寫在短短的篇幅裏，實在太過於簡單了。當然，每一個國家情況不同，地方性曆史和社會結構影響了場景。但是，一般來說。在多數發展不足的國家，工業首先是在城市發展，在外國投資家的控製之下，或者本地的商人與外國投資家密切聯盟。外國製造品的輸入和城市製造品在農村的推銷，往往破壞了傳統的手工業。大批流離失所的手藝人於是逃往城市，被吸收到正在成長的產業工人階級內。此外。許多農民也被工作的前景及高生活水平所誘惑，而到城市去。農村的生活對許多農民來說，甚至在最好的時候，也是比較苦的。所以。人們一有機會，便向外邊跑。在城市裏，新都市人民在經濟上是惡毒地受到剝削的。但他們在新影響之下，往莊容易采取四海為家的世界觀。至少，一部分城市工人在政治上較為成熟，而寄同情於社會主義計劃。城市工人發展他們的計劃，而變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而在同時，農村是停滯的。傳統的手工藝被搶走了。現金付稅製度代替了用貨物付稅製度。舊的農業社會慢慢地開始解體。農村舊地主階級設法與城市工業家聯盟，後者與外國投資家一起控製農村的命運。有時地主在搞這種聯盟時是成功的。中國就是這樣的情形。但在其他事例上，他們並不如此。第一種情形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因新當權的地主階級剝奪了土地，而被趕了出去。後一種的情形是地主本身受城市統製者剝削，從而導致一種製度，使在農村雖擁有土地，卻沒有小生產者立足的餘地。不論是那一種情形，仍然留下來的農民迫得放棄糧食生產，而去搞換現金的作物。農村的情況逐漸惡化，驅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到城市去。
　　
　　但是，城市所能提供這些農民以職業的隻是少數。外國投資者並不亟亟於在第三世界作新的工業競爭者。因此，他們的投資是很有選擇的和不平衡的，隻集中於精選的和勞動緊張的工業。他們對於未來的經濟發展，不願作奠基式的工作。流離失所的農民很少找到生計或根本找不到生計，他們在城外定居下來，形成骯髒的木屋區。他們在木屋內成了對舊產業工人激進傾向的一種控製力。在罷工期內，破壞罷工乘機找工作，賺最低的工資，一旦對外國人或本地的統治者發生了真正的威脅，他們就可以加入軍隊，幫助做著鎮壓（罷工）的工作。
　　
　　在這種情形下有一股強烈的潮流，使城市和農村人民分化，工人和農民分化。留在農村的農民對城市有一股強烈的猜忌，農村是稅收的來源所在，農村供養駐軍，隻有負擔財政上的痛苦，而全無所得。反轉來，工人則以麻煩就將到來的態度看待農村。農民的落後，使他們受同一保守力量所操縱。而工人則和這種保守力量處於相衝突的地位。農民不斷地從農村流入城市，與他們爭工作，並威脅他們的生計。因此，農村人民與城市人民之間的鴻溝，逐漸擴大。且因城市騙子和“鄉巴佬”的觀念，使這種鴻溝更加擴大。這在我們（美國）自己的社會顯然有其不同的內涵。
　　
　　第三世界革命的成功，在於它能溝通這個鴻溝，把農民帶造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之中，並使農民站在城市工人的一邊。中國革命是這種戰略成功之典型的例子。但是，城市和鄉村已經發展了的差距，並來因革命的勝利而告消失。在勝利使城市工業自由發展，而並不改變落後的農業實踐之時，城鄉的差距將會繼續存在。即使有了土地改革也是如此。並且如果不發展農村經濟，以養活地方工業，並消耗其工業產品。那末，依靠外國投資家之門，仍將重開，且會困陷於惡性循環之中，使經濟停滯不前。墨西哥的曆史就是二十世紀的見證。
　　
　　中國人有決心在聯合平行發展中，使城鄉聯合起來。要這樣做，他們必須努力對付工業與財富集中大城市這一自發的傾向。道又要回到我們的敘事之主要繞索上來了。這也就是農村要搞輕工業。中國人用鼓勵公社和縣設立小工廠的方法，正為農業機械化提供工業基礎。同時，反對農村對城市的依賴。城市可以集中搞需要大投資的重工業，而農村人民同時開始經驗到和掌握著機器和現代工業技術。中國人相信，通過大規模機械化之後，農民會變成與鋼鐵工人同一意義的農業工人。在中國工農與城鄉仍有大差距，但長期的目的，是要完全消滅這些差距。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內。中國農村的工業得到曆史上第一次大促進。當時，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並起來，成為公社。在文化大革命期內，對劉少奇及其一夥的一個主要指責是，他們砍掉了六十年代初期的農村輕工業。據申稱，他們這樣做是窒息了公社的技術主動力，也窒息了農村的進步。迫使農村人民依賴城市一切製成品。
　　
　　我們在紅星公社看到農村輕工業第一個範例。這公社的螺絲釘工廠的規模並不大。我們下午較遲時分到達那邊，發現幾棟長長的單層建築物，位於一條寬大的泥土胡同右角。做螺絲釘的各部門分布於建築物內。一塊塊生了鏽的金屬碎片散布在一些建築物之間的空地上。在我們參觀的第一工場，工人們將大卷的銅線，投入一架機器內，機器將銅線拉直並校正其厚度。在另一間工場，排列著幾架機器，每架機器有一個機工將鋼線切成標準的長度，並把這些鋼線弄成基本的螺絲形狀。機器都舊了，但都是中國自製的。當這些設備在較大的城市工廠變得陳舊時，或許就把它們弄到這兒來。工場小頗為嘈雜，燈光也較為暗淡。
　　
　　工廠的場景使人想到美國初期重工業的一些圖片。也使人想起美國中西部小城市搬運工人生產首批汽車的情景。但是，中國的工業革命的社會背景卻很不相同。甚至於在非精密的紅星螺絲工廠，也說明了這種不同。每一工場都是男女並肩工作。穿著也是一樣；顯然也是操作同一的工作。男的人數多過女的，但在那兒的婦女是平等的。建築物的牆壁上還有著舊的和最近的政治口號。領班也穿著和工人一樣的衣服。我們不能從衣服上或教養上看出他們誰是領班，誰是工人。最後，那兒還有農民工人，這是公社決定的結果，並非因為他們挨餓而逃離土地，或為貪圖私利而去工作。這些的不同都是根本性的。
　　
　　現在，我們對紅星公社的農業努力，來作一個全麵的考察了。這種努力。輕工業化占了一個重要的和方興未艾的因素。在紅星公社我們不曾直接討論科學研究的努力。孫君卻隨便提及公社和每一行政部門都有科技站。但我們沒有時間討論科技站的功用，要做這方麵的調查，我們得等到我們到西溝參觀的時候。
　　
　　西溝公社——人民科學在行動中
　　
　　西溝人民公社位於北京西南約三百英裏，在山西省東南太行山脈的高山上。我們這個團體有四位團員在西溝住了四天。我們全團一起在那兒呆了一天。我們想去西溝，是因為在跟美國朋友討論的時候，我們聽說，那是一個有趣的和令人興奮的公社。並且隻有極少數外國人參觀過。我們的東道主很快就同意我們的要求。並且在我們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們的參觀就已經安排好了。
　　
　　原來，去西溝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冒險。
　　
　　我們去西溝，是在一個早晨很早的時候。先到北京火車站。車站看來較像一個機場，而不像一個美國火車站。車站很清潔、很忙，並無流浪漢睡在長凳上，也沒有人在過道上作漫無目的的遊蕩。這也是我們在中國見到的唯一有升降機的地方。我們的東道主科技協會外事局的人來給我們送行，並見在火車上跟我們聊天，一直到火車準備離站的時候。其實，他們留在車上聊天的時間太久了，應當走下車了，因火車已蠕蠕在動了。有段時間，看來我們在旅行中需要增加一個翻譯，在最後一分鍾，朱永行自告奮勇，跳上月台。我們出發了，火車越過華北平原向前奔馳。
　　
　　我們坐了整個上午的火車，一直到下午，一路是冬天的風光。我們看見逐漸變綠並在成長的冬麥一排排地晃過去。才知道火車是在向南前行。在某些小鎮的場子裏，我們驚異地看到有兩個駝峰的駱駝用作載貨的牲口。有一次，火車在一小城作短暫停車時，我們在一條舊鐵路行人道的鋼柱上可以看到刻有英國和德國的廠商名號，我們坐的是一間歐式車皮的臥車房間。我們談話的方式，多數是從房內伸出頭來，後來的對話是在到車頭餐廳進午餐的時候，在半下午時分，我們抵達了安陽，那是一個古代的省會城市，曾是三千年前商朝的首都。在那兒，我們轉乘了平治牌小型長途汽車，向西行車兩小時，前往林縣縣城。
　　
　　安陽與林縣之間的農村，跟北京周圍的農村很不相同。和首都地區一般灰色火磚平頂房屋相反，安陽周圍的農民住的是褐色土磚尖屋頂房子。北京周圍的馬車有著平的硬木的床位，趕馬車者通常手持馬鞭高踞在車前的一個角落。在安陽外麵人群擁擠的路上。馬車與牛車則比較小些，一半是用柳條編製成的。倒是有些像車上的籃子，趕車的人坐在車子裏麵。也有很多的手拉的柳條車。我們經過的時候，看到很多的這種水，在兩條杆中間，設置著防風蓬，以擋住後麵吹來的風。有助於行車的速度。這種車子倒像是（舊時）美國（拓荒者）的小型蓬車。
　　
　　我們在林縣縣招待所過夜。我們在招待所的枱子上，發現一種可口的土產，我們想是棗子，看來有點像無花果，卻原來是幹柿餅。到第二天早晨，我們坐上幾輛吉普到西溝去。其地在縣城以西，行車四小時。最好的四輪吉普車是中國做的，中國人也叫它“吉普”。
　　
　　去西溝的最後行程，是從平地上開始。但是，不久，我們的坐車就駛經一條河流而進入太行山脈。一路上的風景很美，很多變化。在我們周圍的，是高低不一的劈過的灰色的腐蝕的山峰。在我們下邊的（有時就在我們旁邊）是一條迂緩的淺水河流，河水流向廣闊的、多沙的、兩邊很陡峭的山溝。在河床與山之間的窄狹的小高原上，有著多灰塵的白中帶黃的村落。山邊則有種著冬麥的小梯田。沿山溝下麵的某些地方，則有一片大平田。這種平田已與築有石壩與堤的河床分開。沿河岸漏水地區，則有水稻田，這種稻田是從岩石和泥土中開出來的。沿山邊一帶，到處都有大大小小的渠道，將水引進低坡灌溉。有時我們經過的地方，則有大瀑布從一條渠道傾瀉而下，流到下麵的河裏.有時則利用這種水力，作為一間穀類加工廠發電之用。除了這些水力工程和小田之外，還有分散的、但是相當大的村子。這個地區在全世界看來，像是（美國）達科達州的巴蘭滋，或（美國）猶他州或內瓦達州的一部分。道是我們首先見到的中國“貧窮”地區。
　　
　　我們此行的最後一部分，是沿著一條多岩石的道路到一個幹涸的河床。當我們最後離開這個河床，爬上一條從山邊泥土中開出的一條公路時，我們就到了平順縣的西溝公社。不久，我們達到了西溝生產大隊的主村。那兒的負責人招呼並歡迎了我們。在西溝，歡迎一個人，除了敬茶奉煙之外，還有一盤盤的可口的糖炒栗子。我們下榻的房間，是在一座大建築物內，這座房子是在縣經費的幫助下，建築起來的。是作為縣招待所之用的。在我們到達時，每個房間都供應了去殼的栗子肉和蘋果。房內有煤炭爐保暖，窗外有通煙管。房內有簡單的家具。——每個房間計兩張紅橙色的木寫字枱和椅子，兩張床並有兩個洗臉架。床上沒有褥墊，（這和城市旅館有褥墊成一對照）隻有硬木床板，上麵鋪了一張氈子。氈子用粗花布包著。被呢，則有兩張厚羊毛氈和一床紅絲被麵的美麗厚被。房裏沒有廢物籃。我們在中國農村很少看到廢物籃。
　　
　　要研究西溝在農業方麵的科技努力情形，先得摸清楚幾項社會的和地理的事實。西溝人民公社有一萬五千個社員，分成十個生產大隊。我們參觀的西溝生產大隊及接下去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西溝人民公社的一部分。這個大隊有一千六百個社員（三百八十戶），分為十二個生產隊，分布於四十四個小村子裏。大隊占有幾個大小不一的盆地，位於海拔約一千五百公尺的地區。一年大約有一百五十個不結冰的日子。
　　
　　在某些方麵，西溝並非一個典型的生產大隊。自從五十年代初期以來，該大隊就是一個模範社會單位。引起毛澤東本人的特別注意，每年有許多來自全中國各地的人參觀西溝並學習它的農業和政治上的成功。我們呆在那裏短時間內，至少就有兩大車的人來參觀。一群是附近地區的農民，另一群是人民解放軍軍官。雖然西溝不是一個“富裕”的大隊，但在某些政治方麵的先進，是不尋常的。私人土地（譯者按：指自留地）就是一個特點。在中國多數的地方，每戶被分配了某種數量的土地，以供私用。這些土地的多少及其重點應置於何處，是共產黨內一個爭論的問題。但是，每一個人似乎都同意，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即是說一直到全國全部經濟實行集體化為止）征多數地方，自留地是必要的。因此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都需要保留自留地。可是，我們意外地發現西溝並無私人土地。我們聽說。那裏的人覺得，所有的土地由集體來耕種，對個人更加有利。
　　
　　我們心裏有了這個底之後，於是，我們前去跟西溝生產大隊科技組會見討論，我們停留在西溝時，後來就訪問了該組。該組成員給我們的資料，對於我們了解許多科學方麵在西溝及在中國其餘地方的應用，是很重要的。我們將要談的西溝農業方麵的努力，是照他們跟我們討論時所用的分類，那就是如西溝人民自己所見到的努力。
　　
　　我們在招待所二樓會議廳會晤了科技組。全會議室被一張長桌子占去了。室內的周圍，擺著淡黃色油漆木椅，椅子上有布墊。一直排到牆壁邊。但是，桌子周圍的椅子，則更為樸素。一個煤爐生著不大的火，藉以保暖，室內的溫度，大約是華氏五十度。我們的東道主從大熱水壺中倒茶奉客。我們用樸實的玻璃杯飲茶。來參加討論的有五個人。（一）大隊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郭康渠（譯音），年齡大約三十幾歲的青年人，負責農業生產。有一種權威而幹練的神氣。（二）崔複興（譯音），年約六十多歲，一個有經驗的農民技術員。（三）王如森（譯音），大隊林業組成員，一個中年男子。（四）章明昭（譯音），第十生產大隊技術員，青年人。（五）夏姍芸（譯音），平順縣農業實驗站技術員。一個介於青中年的婦女。
　　
　　郭首先作簡單的發言，以展開討論。他說，“我們做了某些科學研究。”然後他解釋指導該組研究的原則。他說：“科學和技術必須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為生產和人民服務。”他說為生產服務的意思：在西溝的科學根本任務是增加農業生產。為了說明這個概念，郭詳談西溝穀類生產的曆史。
　　
　　解放前（在抗日戰爭期內的一九三七年），西溝（在共產黨占領的邊界）人民生產的穀類，每畝大約隻有一百斤。（一斤大約等於一磅）。一九四三年某些農民成立互助組，配合需要，在田裏互相幫助，這時穀類的生產每畝增至約二百斤。一九五一年互助組成員把他們的土地和農具合並起來，組織農業合作社。合作社的收入，每年按每戶原來拿出來的土地和農具以及完成的工作量來分配。這些合作社的生產每畝每年增至三百斤。一九五五年西溝合作社采取完全按每人完成的工作員分配的原則。其結果，“先進的合作社”每年每畝取得四百斤的穀類產量。一九五八年西溝周圍地區的先進合作社合並成為一個人民公社，使大規模的水力工程變成可能，因而每年的產量，上升至每畝六百多斤。到一九六九年文化革命以後，每畝的產量已增至八百多斤。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這兩年，每畝平均產量增至一千多斤。比之革命前的產量增加了十倍。在合作社時期與現在時期之間，按人口計算的糧食生產，每人從每年的三百斤增至五百斤。
　　
　　每一時期的生產增加，社會組織的先進，容許在農業上應用較先進的技術和合理的計劃。社會改革居先，從而促進了技術的進步。這是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則。郭說得很明白，這個原則，適用於西溝未來的科學成就。他說，科技組的工作，在於決定“如何改造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及如何使科技工作為生產服務。對我們來說。做這件事的唯一方法，是動員和鼓勵我們大隊的全體社員參加科學研究工作。這是我們所能學得的用較好和較快方法來改造自然之唯一的方法。
　　
　　郭又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所提出的“八點憲法”或“八字憲法”來勾劃出西溝的農業努力。他未提這“八點”的起源。或許他以為我們已知此“八字憲法”作者為誰。這有力地表現出在中國農村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力。接下來幾節，我們就要談西溝應用這八點的情形。（依他們告訴我們的先後秩序）並結合我們從郭方麵獲悉的資料以及在其餘停留過程中，我們獲悉的事物來談。
　　
　　1．改良土壤（土）。西溝大隊占地約七點半公裏長、四公裏寬。全是多山地方。大隊算過。一共有二百三十三座山，大隊的總麵積約三萬畝，但已耕種的隻有一千五百畝。多數的農作物，是在小梯田中生長的，這種小梯田位於石壁間，都是從開山開出來的。因此，田在山邊，或者延伸至峽穀間。在華北，每年的落雨，集中在七八九三個月裏。一年隻能得到五十公分的雨（跟美國奈布拉斯加州幹燥的西部大致相同），一半的雨水都在七八月間落下來。旱季較長，從仲冬一直到春季。在過去，當夏雨落在焦幹的山上時，雨水迅即走失，形成山洪、急流到峽穀中去，將土壤衝走，還將一路上的梯田作物也一並衝走。
　　
　　郭說，在這種環境之下，“主要的任務是把水留在土裏”。西溝人民已相應地發展幾個有遠見的計劃。這些計劃的編製都是為了留住水、使水保持在土壤中。在大隊的高山坡上，他們植了很多的樹，以增強土的力量，並留住近水源的雨水。更下麵的斜坡則在峽穀間修築石壩，以緩和山洪的速度，從而使每一個峽穀變成一連串的小型水庫。在峽穀的較低部分，則運去泥土，在壩後麵造成新田。
　　
　　大隊周圍七個大盆地中最長的盆地東渝口盆地，是造新田的一個例子。這個盆地長四點二公裏，由分散在十四個小村子的三十二戶擔任了造田的工作。自從解放以來，這盆地的人民已經修建了一百三十個水壩和梯田，造了三十畝的農作物土地，以前這個地區是根本不存在土壤的。在盆地上麵的山邊，則造了三百畝的林地。由於他們的努力，一九七一年每畝收獲了一千斤的糧食。
　　
　　我們於一個下午驅車到東渝口盆地，去參觀造梯田的工作。在盆地的部分。我們密切研究了頗為窄狹的峽穀，已改造為幹幹淨淨的一小塊又一小塊的梯田。而那地方一度是個浸蝕的、絕無用處的溪穀。一條窄狹的梯形石埂將每一級和下一級分開，在每隔三級或四級的田間，這種石埂有約一碼。這種石埂造得很堅固，可以抵住最大的夏季山洪。這些田都是把在附近挖掘的土壤弄來造成的。西溝有很多黃土，一種帶黃色的、因風而聚積的、有細密紋理的土壤，是出現在華北山間的厚沉積物。西溝人民過去一向住在窯洞裏，而這種窯洞是從這種土壤的山崖中開出來的。很多人仍然住著這種上洞。那是很豐富的黃沙土，很容易挖，對農業很有用，使西溝巨大的填地工作，容易進行。
　　
　　這種填地的工作，在西溝大隊主要盆地的底層，做得最為壯觀。盆地位於我們所停留的村子下麵。在過去這個盆地隻有岩石和散布圓石的河床，另外有一條很壞的路。夏雨一到，河水就泛隘。一到春天，河裏的水都幹了。盆地底層，什麽有益的農作物也不能生長。一九五八年西溝人民修建了一個大水庫，把緊靠石埂的河道隔開。在石埂的兩邊，他們現在造成梯田，填了五十萬立方尺的上。把多數盆地底層變成了田和果園。我們聽說。在未綠化及未做防洪工程之前，這裏不可能有一個強壯的男子，把甚至兩畝的河邊土地變成可耕之田。現在一個人仍然須費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填成一畝有一公尺深的土梯田。從這個數字看來，可見在造梯田這件事上需要的人力之大。五十萬立方尺的土填進去，如果將它平鋪起來，將長達三百英裏。西溝現在已開始將填土工作機械化了。當我們在那兒之時，大隊有三輛小型鏟土機，將有黃土的山鏟平，然後把土倒進盆地底層上麵的一塊小平地上去。這些鏟土機，其中有一輛屬於大隊的。其他二輛是從縣裏借來的。
　　
　　2．合理的施肥（肥）。我們在西溝走著，我們看到在犁過的田，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堆堆的黑色的像土一樣的物質。原來那是一堆堆的肥料。這種肥料對補充與增強土壤的氮很重要。西溝的肥料多數來自人畜的糞便。人糞是中國的傳統肥料。幾百年的連續耕種，保持著中國農田的肥沃，自從革命以來，隨著畜牧業的迅速增加，糞便的作用也大大增加。在一九五二年合作社開始時期，西溝隻有三百頭山羊和綿羊。現在，大隊的羊群已增至一萬三千頭。在同時期內，豬增加了九倍。現任數達三百頭。大隊也有一百五十多頭牛，和一百九十多頭騾子。西溝人民謹慎地把所有牲口的糞便保存起來。在一個山邊，我們看見牧羊者的茅舍，和一個用稻杆圍成的圈圈，羊群聚在圈內一個地方拉屎拉尿。我們曾聽說，牲口一年為田裏生產一千五百萬斤的糞便。在幾年來的增產中，肥料的增加，是個最重要的因素。
　　
　　美國人特別是在都市的美國人很討厭去處理糞便，不論是才拉出來的或混合的陳糞。對中國農民來說，每年肩挑一桶桶的積糞下田，跟犁田和播種一樣習以為常，是必要的工作，而且有規定的時間。但是，中國人對於毫不禁忌的處理糞便，並非天生如此。我們對一個青年婦女談話。她是響應毛的下鄉號召到西溝來的。她碰到了挑羊屎的問題，最初很討厭，因為她認為羊屎太髒，不願處理。但是，她對我們說，她經過思想上的鬥爭之後，最後，她認識到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因為農民應用糞肥，是生活上必須做的事情之一。不是由人自由選擇的活動。她覺得，她自己討厭糞便，根源在於她的城市中等階級的生活背景。
　　
　　除了人畜的糞便之外，西溝大隊還用了某些“植物肥料”像高粱稈之類，並向政府購買小量的化肥。西溝並辦有一間很突出的“本地肥料”工廠，作為當地一間學校的附屬工廠。我們在參觀這間學校時，參觀了這間工廠。它在教室建築物後，占了一座低層建築物的一部分。一位青年婦女前來歡迎我們，帶我們到一間泥屋頂的房間。她向我們解釋大隊如何使用簡單的技術和本地的原料製造細菌肥料。我們說試試看，因為有些技術名詞我們和我們的譯員都不懂，也是任何通用字典都沒有解釋的。盡管有這個困難，但我們仍然懂得了此項技術的大要。
　　
　　情節大致是如此的。工廠做了“5406”粉。這是一種細菌產物，跟土壤混合，作為田裏的肥料。除了它的肥料作用之外，據說這種混合物可以幫助作物吸收氮，以保護作物，防止三十二種以上的細菌疾病。並加速種籽的發芽和縮短生長的時期。大隊應用它到穀類、玉蜀黍及所有的麥田裏。工廠技術員（看來有三個）為了製造這種殺菌粉，將紅薯去皮、蒸熟、搗碎、和以白糖、麥麩、石花菜（一種像膠質的物質）和水以及小量的化合物硫酸鎂和磷酸鉀，然後將混合物加熱至沸點，使其消毒，將各種原素溶解。之後，將它倒進玻璃竹內冷卻，形成一種硬的媒介物，以培養細菌。活的細菌在這個媒介物中發酵，然後把管子置於溫室中，培養數天。這段時期過了後，將細菌搜集起來，焙幹，調以泥土（每八斤的細菌調一百斤泥土）。這樣便做成了最後的成品。
　　
　　當我們走進廳裏，去參觀這間小工廠時，兩個穿著實驗外衣的青年正在將細菌注入培養管內。他們又在另一小間工作，以西溝的冬季氣候來說，那間房子的溫度，是很高的了。在他們的工作長凳上空的天花板上，吊下一盞紫外繞燈。顯然在於確保培養，以防被微生組織玷汙。在一間有著一個電加熱器的側室裏，放著簡單的木盒架，盒子裏裝滿了正在培養細菌的媒介管。培養室的溫度保持在攝氏十五度至三十度之間。兩間房間被懸在門口的厚氈所封住，以免外麵的冷空氣流入。
　　
　　這種製造微生物的小工廠，看來現在中國農村很普遍。在後一節裏，我們將要討論類似的殺菌藥製造。我們問了一些有關這個計劃在西溝的曆史，發現，這間學校原來擔任這個計劃，是作為使科學教育為生產服務之更大努力之一部分。他們首先聽到這個方法，是在山西東南地區開會之時，來自長治學校的某人在會上談起做細菌肥料之事。為了學習這個方法，西溝方麵派了兩個人到長治去（山西東南最大城市）聽講，並實習技術四五天。自從掌握了技術之後，西溝也向約來自二十個其他公社的人教授製造細菌肥料。在傳授和普及中國科學方麵，這種麵對麵的接觸，看來是最好的方法。因為這種交流，很少或根本沒有印發講義。西方觀察家可能忽視中國農村看來有廣大的非正式的科學交流網。他們易於相信，一切的科學交流終歸要印出來的。
　　
　　3．興修水利工程（水）。西溝的灌溉，必然包括廣大的蓄水工程。而這種努力據我們所見到的，是跟保護土壤的努力有密切聯係的。兩個大水壩和水庫，是西溝蓄水的關鍵所在，也是防洪計劃的樞紐。第一個水庫位於填平的盆地底層土地上麵。是建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成立公社期內，這在前麵我們已提到了。在這個期內公社很注意本地的民兵，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之集體力量。民兵成員自己設計和修建水壩。水壩是土做的，上麵鋪了石頭，底層寬一百公尺。民兵日以繼夜地工作，不到一年，便完成丁水壩工程。壩麵上刻有；“民兵戰鬥水庫”的石碑。水庫有一百七十立方尺的蓄水量。
　　
　　第二個水庫位於主要盆地更遠處。所費的人力甚至更大，是一九六八年八月開始興建的。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底建成。縣鼓勵建水庫。因為在六十年代有過嚴重的水荒和天旱，迫得這個地區向外地輸水進來。因此，縣裏便決定應當進行建水庫計劃，建水庫的工作就落到西溝大隊本身。這顯然是因為該大隊是水利主要受益者。大隊得到縣水力部門設計上的幫助。公社民兵則投入人力。協助了工程的一部分。但是，建水庫工作，多數是大隊做的，並且建水庫的費用，也是大隊出的。
　　
　　這水庫是堅固的石頭建的。長一百七十八公尺，高二十五公尺。（共用石頭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六立方尺）水庫的地基寬二十五公尺，上層減至寬二公尺，成一條行人道。上麵有紅旗。整個水庫的修建，未用重型機械。用有引力的電纜，把石頭從山邊碼頭吊下去。這水庫有六十一萬五千立方公尺的蓄水量。多數的水是從雨季流下的水積蓄起來的。此外，一年大約有九萬立方公尺的水，來自盆地底層的一個小泉。
　　
　　這水庫名叫“西溝戰備水庫”，用紅字刻在堤壩上。它解決了一萬人和五千牲口的常年飲水問題。此外，對西溝來說，它還為其他三個公社、八個生產大隊及幾個小工廠服務。它也是西溝灌溉工程的核心。堤壩下麵的三條渠道（共長十二點五公裏），沿盆地下麵的山邊一帶輸水。約一年的時間內，當三條幹線的側道完成之日，預料西溝可以灌溉一千畝土地，這占該地區耕地的三分之二。這個計劃配合其他的改進，預計到一九七五年畝產量可達一千五百斤。幾乎比目前的水平增加百分之五十。水庫還可以養魚供應大隊的食物。由長治區魚苗所供應魚苗。人民用網拖魚，拖上來是四磅或五磅重的鯉魚，在這個地區，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事的。
　　
　　西溝人民在某種程度上依靠井和地下的水。由於水庫提高當地的水麵，地下水的來源也增加了。最後，到雨季朔內，他們把每一坵田都看成是一個小水庫了。人民遵守“把水留在盤子裏”的口號，每一坵梯田的邊，比田中央都築得稍微高一些，這樣，水就慢慢流下，使田的每一部分都有水流過。這個口號，是在跟農民作較為一般性談話，談到西溝人民怎樣看世界局勢時，偶然提了出來的。在引用這個口號之前，談話者指出，“雖然，我們是身在西溝，我們卻放眼世界，我們把一切的革命當作我們自己的。”他繼續把西溝保上保水的鬥爭，直接跟世界革命聯係起來。這種全盤看問題的態度，是中國農村政治覺悟高之一個良好的範例。
　　
　　4．良種的普及（種）。推廣和發展新的作物品種，已成了西溝大隊科學徒業努力之主要部分。傳統上西溝的穀類依賴兩種產量很差的本地品種。自從六十年代中期，大隊已實驗生產雜交稻。使能在適應西溝的情況下，能夠高產。這種技術涉及將兩種純種雜交，使產生種籽，種籽播種之後，成為含有兩純種雜交後之基因的新稻。這種新稻比兩種親係中之任何一種親係產量都高得多。每年必須重複這種雜交，為下一年取得新種籽。並且必須培養和維持親係純種，以為播種之用。這樣的一種複雜培養製度，其所需要的努力和計劃，沒有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的農民經濟集體所有製，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自從一九五八年以來，西溝大隊已經種了一種自己培養的雜交稻。現在，在許多田中，畝產量達到一千三百斤至一千五百斤。這種產量相等於長江下遊氣候溫和和土壤肥沃地區的產量。大隊也正在實驗四種方式的雜交。這種實驗甚至更加複雜，需要四套的親係純種，和兩年的育種時間，才能取得種籽。雜交技術也正在應用到生產新高粱品種。因舊的本地的高粱品種隻能畝產約一百斤。而本地製造的雜交種，現在卻能畝產達一千五百斤。
　　
　　大隊本身不曾生產新的小麥品種。但它卻廣泛地介紹和實驗別地培育出來的改良種係。目前科技組正在普及的種係，叫“農巴三一一號”、“北京八號”及“長治五一五號”。這是根據原來培育它們出來的實驗站而命名的。“長治五一五號”在西溝情況下產量最好。
　　
　　最後，傳統的西溝玉蜀黍，有產量低、和生長慢這雙重不利。現在推廣的四五種的新品種有助於使畝產量從三百或四百斤增至六百斤。所有這些增產的情形，水和肥料的增加以及耕種技術的改良，都大有關係。但是，無疑地，品種的改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5．合理的密植（密）。解放以來，密植（即是下種很密）看來已成為多年來爭辯的問題。本來合理密植大致如此，在合作社和公社開始將很差的農地改造為多產的土地之時，農民們仍然傾向於播種密度低的種籽，這種種籽在舊的情況下，是適合於稀植的。而新田水多，肥料多，又有高產量的品種，是可以頂得住密植的。因此，采取新密植以取得高產，乃變成重要的事情。舉一個例，西溝在過去，每畝地隻能種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粒穀，現在農民使用新品種，每畝地可種二千五百粒。舊的本地高粱品種一畝隻能下三百至四百粒種籽，現在他們用雜交種每畝播下六千至八千粒種籽。
　　
　　甚至於在舊情況之下，密植也往往增加產量。但是，得不到特別多餘的種籽。因為人民得將多數的穀類用作公糧，藉以活命。五十年代的情況已有所改善，每年有較多的餘糧，可以作為下年作物的種籽之用。因此，密植決不是其他技術的附屬品了。
　　
　　作為一種增產技術，密植顯然有其限度的。由於條件改善，每根稻長得大些和結實些，田裏就需要更多的空間，因而產生了另一種相反傾向。即在某些情形下，下種太密總產量反而開始減產。有證據顯示。在中國某些地方，密植的熱情弄到無法控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北京周報），討論了大寨大隊有關密植議案的不同意見，這是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在中國農民眼裏，科學實驗已受到尊重。
　　
　　去年發生玉米應不應密植的問題，抑或使它有較多的空間。幾年以前，答案將是前者。但是，現在意見不同了。有人說。在我們土地很少時，密植當然是必要的。現在，土地較肥沃了，植物生長得太大太密，不容易得到空氣和日光，產量定然要受影響。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就提了這樣的意見。
　　
　　可是，另一個黨支部委員會委員不同意別人對他的意見的挑戰，在春天，他在陳永貴的實驗地隔壁，種了他認為用最好方法種的玉米。他那塊土地上的穗子，長得小小的，莖是單薄的，葉子是稀疏的。人們預料（他的）種植失敗。但他不肯承認失敗。他想，“穗子是小了些，但卻比較的多。誰知道到頭來是誰贏？”秋收到了，他那塊地和陳永貴的一樣大，卻少收了一百斤。最後，他信服了。
　　
　　6．保植（保）。西溝人民對待作物的保健，恰如他們對待人民的保健一樣。他們強調及早偵察病蟲害，這樣，才能防患於未然。夜間在田裏設置燈光陷阱，作為對付蟲害的主要武器。害蟲被點亮的燈光吸引，落到一個水盆中溺死了。殺蟲藥也有些用處。然而，有人說DDT效用不大。他們現在改用其他的混合物。
　　
　　7．革新農具（工）。將現代工具和機器推廣到中國農業的必要性，是毛澤東的名言之一。毛氏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這句話的意思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跟城市工人一樣，及為人規模重工業建設一個農業基地。隻有在耕作上實行使用機器，這兩個最後的目標才能達到。
　　
　　集體耕作的發展與農業工作機械化二者的關係，是五十年代毛氏的支持者跟劉少奇的支持者嚴重分歧之點。劉辯稱，“隻有工業國有化，才能有大量機器供應農業。也隻有到那時候，才能將土地國有化和搞集體農業。”這個思想已被稱為“機械化先於合作化”。劉主張，非等到能獲得機器，不應該鼓勵或甚至準許農民集體化。反之，農業經濟應當任其屬於私人企業範圍。
　　
　　毛氏強烈反對劉的立場。
　　
　　在農業方麵，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隻強調一方麵，減弱另一方麵。
　　
　　毛氏稱，要不然，農民走向小有產者之自然傾向，將使農村再分化為剝削與被剝削階級。這將推遲農業生產的發展，阻塞原料的供應，妨礙大工業的努力，從而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使長期農業機械化為不可能。
　　
　　經過毛氏在觀點上的堅決鬥爭之後，贏得了黨的支持.並通過合作社和公社的組織，累積了購買機器所需要的金錢。用這個方法，使集體化先於機械化。而農業中國的人民，變成“日益共同富裕”。毛與劉的幕後衝突一直到文化革命，大家才知道。中國人有關此事的說法，（包括上麵的引語）已經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表，即（中國農村之兩條道路的鬥爭）。（一九六八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刊印）
　　
　　西溝大隊的機械化，現在是六台拖拉機（一台六十匹馬力，一台四十匹馬力，四台十匹馬力）和兩輛卡車。解放前及合作社時期，人民須將所有的東西，用扁擔挑著，沿著窄狹的小徑走著。現在，他們的卡車在山邊公路上行駛著，這是大躍進期內修建的路。過去使用牛耕田，犁一兩吋深都不容易。現在，他們的拖拉機，可以犁到八吋至一尺深。他們並推廣機器打穀，還設立了一間加工廠，將稻作物加工。一小群工人還學會了修理農具和機器的技術。大隊甚至還能夠自製電動馬達。郭在總結他們的成就時說，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可以說，“我們已做到半機械化”。
　　
　　8．田間管理（管）。回到紅星公社時，我們的東道主孫君告訴我們。良好的管理是成功地防止去年天旱最壞影響之一個重要的因素。如他所說：
　　
　　……由於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及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對行政管理已很重視。（指在基本建設和水利工程方麵），要不然，我們會受天旱的苦。我們中許多人如果在舊社會的話，會變成乞丐。但去年並沒有那樣。有些大隊實際上還增加了穀類的收成。這是因為勤勞和良好計劃之故。我說過，有些（大隊）的穀類是減產了。這顯示出，組織工作是很重要的。
　　
　　在西溝，農民對長期計劃的重要性的掌握，甚至有更清楚的認識。並與密切注意日常細節相結合。聽有的田都有播種，甚至於最細小和最偏遠的田。每一坵田都利用了它的特點種植作物。不管是有日光或陰地、濕地或幹燥地等等。特別密切注意種籽有無不良的跡象。偏遠的田也和附近的田一樣，受到密切的注意。長期計劃就是這個意思。大隊的人也談到“百年大計”。這包括他們在造林、水利、動物畜牧及其他方麵的努力。在我們研討造林計劃時，這個計劃的規模如何，將變得更清楚。西溝人民在指出全國的繁榮是他們工作的指導原則時頗引以自豪。他們說，“我們身在大行山脈，但放眼全世界”。
　　
　　就這樣，結束了我們對西溝科學農業成果之全麵的考察。為方便起見，最好把它包括在八字憲法範疇以內。順著郭的八點敘述，我們就跟西溝科技人士討論該組的機構問題。我們在談話和聽話之時，我們的東道主不時將我們玻璃壞的冷茶倒掉，重新將熱茶倒進去。
　　
　　現在，郭再次首先發言：為了應付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們在大隊裏組成了一個科技小組，在每一生產隊組織了一個小組。我們在大隊小組進行實驗的科學工作。生產隊的各小組作為農民的先進模範。向他們顯示。如何做科學上的各種新技術。
　　
　　我們的小組是按我們所稱的三結合原則組織起來的。它包括生產大隊的主要成員，有經驗的老農和青年人以及從縣裏來給我們幫助的技術人員。
　　
　　每一個小組也都有三結合，即英明的領導人、有經驗的農民以及我們所稱的本地技術員。有些田，我們是為實驗而種植，有些田隻是為了示範，這樣，我們的成員，即多數的農民，都可以參加這類的活動。
　　
　　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科學的成果為人民服務，並且全體人民可以管理科學工作。
　　
　　我們問誰真正是大隊科學組的成員，及全組一齊來協助搞研究的情形。研究組有七個成員，是大隊革命委員會推選出來的。一個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郭）負有監督大隊科研的特別責任，他自己也是小組的成員。另兩個小組成員（他們未出席我們的會議）是大隊黨支部副領導人。這三個人構成三結合的主要成員。是因他們的行政經驗和生產責任而被選出來的。
　　
　　小組第四個成員是一位老農民技術員鍾複興（譯音）。他之被選出，是因為他在過去生產上具有多年的經驗。第五個成員章明昭（譯音）是個屬於第十生產隊的青年（本地技術員），他之被選出，一部分是因為他具有科學的學術知識。本地技術員負責總結小組試驗品種等等的經驗，再把這些經驗帶到大隊小組，引起小組的注意。然後，大隊又把小組的工作和經驗帶到生產隊的小組。中國人叫這是群眾路線在科研上的一個例子。所謂群眾路線，即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小組的另兩個成員是一個青年婦女和一個青年男子（他們兩位都不在場）。但較早時我們參觀學校細菌肥料廠時，遇見過他們。
　　
　　談話於是轉向夏姍芸（譯音），她是縣實驗站的女技術員。我們問她可否將站裏及其活動的情形，以及她跟西溝人民的關係談談。以下就是她所談的：
　　
　　在我們的科技站裏，有九個工作人員。負責普及我縣的科技工作。我們中有四人是農學院畢業生，有四個是農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另一個是一位在農業方麵工作多年的老年人。
　　
　　我們花了大部分時間在農村貧下中農中間，並且跟他們進行科學研究及普及農業科學和技術。
　　
　　我們依據不同的氣候情況，在農村四個地點呆了下來。第一個地方我們認為是一個較暖的地方，那是沿河岸一帶。另一個地方是我縣最冷的地方。第三個站是有著黃土的小山區。第四個地方即是道裏的西溝生產大隊。
　　
　　我們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農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縣外向其他站和農村學習。我們還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總結我們在縣內的經驗。現在，我們從四月到十二月……呆在鄉下。十二月以後，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站裏。從四月到十二月，有些時間花在去開會以及向別縣學習。我們在參觀和會議的時候，我們學習全縣所取得的先進成果。當我們回到這四個組的大隊時，我們與本地人民聯合起來，做些科學實驗。
　　
　　參觀與參加開會並非向別地學習之唯一方法。有時大隊組中的技術員也跟我們在一起。所以，當我們回來時，我們可以一起做某些科學實驗。每年我們在縣裏開會一次，其時間或在冬天，或在春天。技術員，科技組的成員參加這類的會議。
　　
　　比方，我的職責在推廣改良的較好的穀類種籽。這些種籽都是研究所培育出來的，我們隻是依據我們本地的情況，做某種實驗，以推廣這些改良的較好的穀種。在第一個階段我們介紹它們，然後和全大隊及這裏科技組的人一起來做育種、造種及普及這些較佳的種籽。
　　
　　比方，我自己和這裏的各組做科學實驗，也參加體力勞動和生產，這樣也可以嚐試增加我們的農業知識。我們逐漸把在學校得到的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
　　
　　西溝這裏的人民辛勤工作，把這些地區改造為耕地——我向他們學習，我可以應用我在學校得到的知識，同時，我也可以對我的祖國做出貢獻。
　　
　　我應當說。我已經做的，隻是一點點的工作。我要盡最大努力改造我自己。所以我今年決心留在這裏跟這裏的貧下中農進行實驗。
　　
　　夏姍芸的談話，使我們對於縣實驗站如何使全國科學研究成果結合本地農業工作有了一個輪廓。值得一談的，是西溝有一個女性“縣代表”——其性質最接近美國的社會任務。
　　
　　我們繼續跟郭與王如森（譯音）（林務員）討論大隊的造林工作。關於這方麵的情形，我們將留待稍後再談。在我們散會時，我們說，我們也高興嚐試一下，回答問題。他們便熱忱地問及美國新改良的種籽情形。我們感到尷尬的是對這方麵的知識完全缺乏了解，因此，隻好糊裏糊塗應付一下，把某些作物在遺傳上（或發生上）極具一致性的問題跟各種具體作物疾病扯在一起，胡謅了一番。然後我們記起，我們團體中有一人曾帶來兩本最近的朋匹（Burpee）種籽目錄給中國人民。我們問他們有無興趣看看這種目錄。他們微笑點頭，表示想看。我們便拿出來給他們看。這是我們在中國最有趣的時刻之一。老農、縣代表、林務員以及其他人，圍站成一個圈子，一頁頁地翻著目錄，看到那些習見的和不習見的菜蔬和花卉畫圖都叫了起來。
　　
　　這時，雖然已經很遲，該小組仍迅速要求我們去看看大隊的實驗站。
　　
　　這引起了一個小小的問題，因為此項邀請顯然出於一時的高興，使我們的吉普車司機毫無準備，按了五分鍾的喇叭。我們的東道主有一點手忙腳亂。最後，我們終於走上到實驗站的道路。實驗站是一座小小的單層樓房，屋後是一個有磚牆的圍場，看來是本地的穀倉。我們的東道主為了讓我們進去參觀，並開了大門的鎖，然後我們經過一個院子走回頭。院子裏裝著大圓筒形的露天穀倉，從這裏可達實驗站。該實驗站成立於一九六四年，站內有一個狹長的房間，房中間擺了一張桌子和幾張做實驗用的工作枱。工作枱靠著牆壁排列，一直排到房的兩端。在一張工作枱上擺著穀穗，以表現大隊在雜交方麵已取得的成果。在房尾的工作枱上，放著兩三架顯微鏡。在房的一個角落，放著一具普通的實驗用的烤幹爐。他們用這個爐子來判定土壤的溫度。實驗室還有一具測量土壤酸性或堿性的儀器。在室中間的桌子上，在塑膠袋中放著綠色粉末樣品，據說是一種植物荷爾蒙，可以增加每畝的穀類生產三十五斤。還有一種白色除蟲草藥粉末，用來殺除稻田中的雜草。我們分辨不出這些樣品是2,4—D抑或是2，4,5—T。那裏的任何人都不熟習這兩個名稱。房間的牆壁上掛滿了各種害蟲生命循環圖。在這些圖表正中間，懸著毛主席的一幀肖像，肖像中的毛主席在農業陳列品中間望著我們，頗有親切之感。在毛像的兩邊，掛著他的兩句話，一邊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另一邊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西溝大隊科技組很自豪地向我們顯示，他們的小站和老農老崔似乎最足以自豪。當我們在站裏走著時，他滿麵笑容，在我們走進吉普，準備回到我們的住所時，他給我們一個溫暖的告別。我們都熟讀了曆史，知道在中國的舊農業社會，幾乎所有的學者都產生於地主家庭。係統的知識為富貴人家所占有。農民大眾生活於愚昧和貧困之中。學者的成就，建立在老百姓的經驗上麵。但是，老百姓很少從學者那邊取得什麽。現在當我們在說“再見”，登上吉普的時候，站在我們麵前的，是一位老農，穿著黑色的家常便服，他在過去曾取得學習管理自然規律的權利，今天他把他自己學到的知識用到為人民幸福服務上來了。這是我們與管理西溝科學研究的人會晤之一個愉快的結束.　　

　　西溝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許是大隊的造林計劃。我們在西溝的第一個下午，參觀了這個計劃的一部分。參觀時間恰在我們訪問了大隊最高層人物李順達的舊居之後。橫渡了窄狹盆地的一條幹枯的河床，我們的東道主帶我們到俯瞰大隊的山上，那是從李的舊居開始。後來才知道李順達領導大隊的曆史，曾跟造林計劃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在我們敘述之前，讓我們先介紹李順達這個人，他是西溝一個主要人物，是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李出生河南省林縣一個貧農家庭。在我們去西溝的途中，我們曾在林縣停留過。他的家庭負債累累，迫得把他微薄的一畝半的土地交給了本地的地主。之後，他的父親離家去做建築勞工，替在山西省的國民黨軍隊蓋房子。最初，在爭取付清拖欠工資的鬥爭中，他父親被毒打死了。同時，全家逃往西溝。在西溝靠牧羊勉強維持生計，且以野生植物充饑。他們租了五畝半的土地，但在一九三二年一場天旱中，作物大部分失收，僅餘的部分也給地主拿走了。為了活命，他們隻得將李的姐妹出賣。　



　一九三七年紅軍來到西溝地區。第二年李和其他五人在偏遠的一個山洞中開會。成立了共產黨支部。一九四二年另一次天旱，李家與其他六戶貧農組織互助組，開墾土地，共同耕犁。（所有各戶，都沒有拖曳的牲口）他們的努力，結果獲得兩年的豐收。一九四四年李當選為“一級勞動模範”，互助組被稱為互助的最好範例。在抗日戰爭時期，西溝人民打了日軍十八次。日軍兩度浸入西溝。第一次日軍殺了幾個人，並劫走了一切東西。這件事情教訓了人民武裝的重要。在日軍再來的時候，人民得到黨的幫助，已將自己武裝起來，他們在李順達的領導下，擊退了日軍，並有許多死傷。　　



在一九四九與一九五一年之間，毛主席接見了李三次。並鼓勵他領導山區的改造，把山區變成“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一九五一年李領導組織一個農業合作社。第二年他的合作社獲得了豐收，得到農業部的金星獎。但是，我們聽說，在一九五三年本地負責人，走劉少奇路線，出麵幹預，試圖將合作社改回互助組。李反對這種作法，拒絕屈服，所以，西溝合作社仍堅持下去。有些鄰近的合作社則圖倒退。但李在跟他們談話中起了重要作用，把他們拉回正確的道路上來。當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寫下了下麵一段話時，李的看法得到了印證。毛氏寫道，有關李順達領導的太行山的合作社，三年來已發生了大變化，一個貧窮的山區可以這樣做，為什麽別的地方不能做呢？


　　
　　造林計劃開始於一九五三年，是在合作社鬥爭中搞起來的。李順達和蘇大來（譯音）（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勞動女英雄）領導一些合作社。社員在光禿禿的山邊種了三百畝的鬆樹和柏樹.在這項植樹行動開始之前，有過很多爭論。許多年紀較大的人爭論說，種柳樹和白楊好些。因它們長得快些，並且對生產有好處。他們說，“鬆樹長大要一百年，柏樹要一千年才能長大。”他們結論說，如果種鬆和柏，他們寧願休息，不願在這個時候植樹。但他們的意見，遭到別人的反駁。有人指出，柳樹和白楊，是需要水的植物，在幹旱的山邊根本種不活，並說，鬆柏可以生產較多有用的木材。另有一些反對者則認為西溝山上根本不能植樹。他們爭辯說。如果可以種植，我們的先人老早已經綠化了這個地區。總之，有紀錄的曆史都顯示，道路一山都是光禿禿的，而在解放的時候，甚至連草也極少生長。
　


　第一年植樹的結果，看來是反對者的意見對了頭。長出來的樹，大約隻有預料生長的百分之十。縣裏來的人到了西溝，嘲笑李順達，說李真有兩手，“種了三百畝的樹，卻隻有一棵樹長出來。”顯然，這個人是反合作社的一位代表。李則駁他說，活了百分之十，不算慘敗，至少顯示出：斜坡上是可以種樹的。他於是鼓勵人民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並分析挫折的原因，然後再向前邁進。



　　為了這個目的，大隊派了一位社員去學習有較多植樹經驗的其他合作社的經驗。他們學了一些經驗。有一項經驗是；要造林成功，必須把植樹地區隔離起來，因為吃草的動物會吃幼嫩的樹苗。在西溝本身，農民們則去植樹地區調查植樹成績很壞的原因。他們發現，多數的種籽種得太深，無法發芽。或者就是種得太淺，發出的芽被太陽曬死了。同時也發現，許多的樹芽被鳥類和昆蟲吃掉了。所以，他們認為問題不在難以克服的地質情況，而是因為缺乏經驗，對種植工作的管理不對頭。

　　西溝人民獲得了這些資料之後，便於一九五四年再嚐試植樹。這回是在雨天進行的。謹慎地將種籽置於中等深度之間，並用棍子和石頭圍著，以防被昆蟲、鳥類啄食，並防日曬。這次是成功了。自從一九五四年以來，西溝人民已經在四個山坡土地上，參加了一萬二千畝的植樹造林。十二個大隊生產組，其中一個組把全部時間，用在造林方麵。一九五三年以後這些年，樹林已經建立起來。許多人承認，在第一次努力期內，他們並沒有成功的希望，隻不過隨意播種，所以弄得成績很壞。一九五三年播種過的地區，不再下種了。那幾棵稀疏分散的鬆樹，留下來作為大隊曆史一個重要插曲的紀念罷了。

　　以後幾季種的鬆樹，現在已長成十至二十英尺的樹。樹下麵地上鋪著的鬆針和野花及其他小植物，已開始在林地上紮了根。第一天，我們跟我們的東道主，在窄狹的叢林小徑上走著時，我們可以穿過鬆樹看到山溝另一邊的斜坡，仍然是光禿禿的，一片褐色，恰跟青翠欲滴的鬆林成一尖銳的對照。我們發現：這是有意如此的，是大隊“百年計劃”之一個完整的部分。綿羊和山羊是大隊收入和肥料一個重要的來源。在造林的過程中，它們不能在地上吃草。因此，大隊隻在北麵的山坡造林。讓南坡留下來，因南坡有較多的日光和較厚的草，可以供牲口吃食。過兩年在舊造林區的樹就會長高長厚，足以抵抗綿羊和山羊的咬食。那時候就可以容許羊群在樹林中吃草。然後再逐漸將南坡造林。在三十至四十年一段期內，牲口吃草和植樹造林將在斜坡之間交換進行。　　



      現在，大隊每一戶人家約有三十畝的鬆樹和柏樹。（每一戶有兩千多株木材樹），以現金計算，這些樹約值人民幣一萬元。（約合五千美金）五年間每人的木材價值將增至一萬人民幣。工廠工作，在中國一年有一千元人民幣的工資是高工資了。這表示出是一筆巨大的資金積累，是很大的集體經濟成就，也是一項重要的國民經濟成就。因為這個國家在解放初期，遺留下的森林資源，是極其有限的。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國的土地隻有百分之八是有樹木的，而蘇聯有樹林的土地占百分之三十四，美國有樹林的土地占百分之三十三。



　　西溝除了種植鬆樹和柏樹之外，該地人民已種了約一百萬株的小樹苗。其中包括沿河岸及峽穀一帶的柳樹、白楊和刺槐。此外，更種了很多的蘋果和栗子。現在，每一戶平均有二百棵“幹果”樹（例如栗子和棗子），並有二十多株蘋果樹。在西溝，一向是不種蘋果的。李從北京回來，首先帶回了東北蘋果樹苗。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實驗顯示，當他們把效果樹苗嫁接到一種本地的樹種時，蘋果長得最好。根據這一實驗，大隊就大量種植蘋果樹。現在在山溝上已種了三百畝的果園。並在山邊種了二百畝。每年，他們收獲不同品種的蘋果十七萬斤。　
　




我們懷著一種滿懷喜悅的心情離開西溝。那裏的人民在極其不利的地理環境鬥及一向貧窮和沒有文化的情況之下，建立起他們的“社會主義農村”。他們已取得相當的繁榮，而在革命前卻是十年九失收，以前沒種一棵樹的地方，如今卻有了森林，而且把一條多石的河底，變成了良田。



　　西溝的人民仍然是農民。他們在土地上工作，多數用手，住在簡陋的房子和窯洞裏。但是，這些在革命前已經將近淪為行乞的農人，現在深深地和真誠地感覺到，他們已把科學的力量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懷著對前途的樂觀和信心，把科學和技術用在工作上麵，在他們自己的經驗和能力上，打下穩固可靠的基礎。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西溝人民看來並不孤單，甚至他們的成就也並非不尋常。我們在介於安陽、林縣、西溝和河南省會鄭州之間的山西和河南省的一部分，一共行車了（吉普和小型長途汽車）十五個多小時。我們趨車至每一個地方，我們都看到可以跟西溝相比的成就，如灌溉工程，新房子、保持得好好的看來繁榮的農村，以及分散在農村四周的小工廠。而且到處的人民走起路來都和西溝農民那樣的具有信心。西溝是一個模範大隊，但它是反映中國農村偉大成就的一個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