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耿飆出使緬甸：盡力促和 加強友好

zt 耿飆出使緬甸：盡力促和 加強友好

程瑞聲
2009年08月27日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新中國成立前，耿飆是身經百戰、橫掃千軍的著名將領。新中國成立後，他奉調外交部工作，成為傑出的外交家。

　　1963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派耿飆出任駐緬甸大使，這是中央賦予耿飆的一項新的十分重要的特殊使命。

　　臨陣換帥

　　1963年，緬甸形勢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由奈溫將軍領導的緬甸政府決定同緬甸共產黨舉行和談。這一和談是在中國的推動下實現的。

　　新中國成立後，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首先承認新中國的國家，兩國於1950年建交。同時，由於中共和緬共有兄弟黨的關係，緬共在中國派有常駐代表團。由於緬共、中緬邊界、華僑、部分國民黨殘餘部隊盤踞緬北等問題，緬甸在建交初期對中國有較大的疑慮。

　　1954年6月，周恩來訪問緬甸，兩國確定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中緬關係的原則。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緬甸對中國的疑慮。

　　1954年12月，緬甸總理吳努訪華，毛澤東同他進行了坦誠而深入的談話。毛澤東強調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的方針”，“革命不能輸出”，並首次就緬共問題進行了勸和，但吳努沒有接受。

　　1958年9月，緬甸總參謀長奈溫將軍利用緬甸執政黨的分裂，發動不流血政變，迫使吳努辭職，奈溫自任看守政府總理。奈溫本人是一位有政治見解和抱負的政治家。

　　1960年1月，在緬甸即將舉行大選前，奈溫以看守政府總理身份訪華，兩國簽訂了中緬邊界問題協定，使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得以解決。兩國同時簽訂了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這是奈溫對中緬關係所作的重大貢獻。

　　1960年2月，吳努在大選中獲勝。在這之後的兩年內，緬甸實際上存在吳努和奈溫兩個權力中心。他們在國內是政敵，但都對中國友好。中緬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使中緬友好出現了高潮。

　　耿飆於1960年1月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他不愧是將軍出身的外交家，有非凡的魄力，處事果斷，雷厲風行，因此工作效率很高。

　　以中緬邊界問題為例，由於1960年4月吳努重新擔任總理後希望能在他同年訪華時簽訂中緬邊界條約，而中緬雙方需要為此進行大量的勘界、劃界工作，任務艱巨而緊迫。然而，雙方隻用了8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有關工作，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耿飆作為主管副部長指揮有方，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9月底至10 月初，吳努和奈溫訪華，參加中國國慶，兩國簽訂了中緬邊界條約。

　　1961年1月，周恩來率中國友好代表團訪緬，參加緬甸獨立節慶祝活動，並交換中緬邊界條約批準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派出的規模最大的代表團，有關的組織和協調工作極其繁重。耿飆全力以赴，動員了各有關部門的力量，進行了細致而周密的部署，使這次訪問取得了圓滿的成功。事後，周恩來曾當麵表揚耿飆的工作做得很好。

　　正當中緬關係一浪高於一浪地不斷發展的時候，1962年3月，奈溫再次發動政變，徹底推翻了吳努政府，組成以他為首的革命委員會和革命政府。不久，他宣布緬甸將走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立了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實行一黨專政。在經濟上，他主張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大力推行國有化，強行取消私人資本，緬甸經濟出現了滑坡和混亂。緬甸政局中的不穩定因素有所增加。奈溫是中國的老朋友，但對奈溫推行的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在初期沒有公開表態，奈溫頗感不安。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國家主席劉少奇於1963年4月訪問了緬甸。

　　劉少奇的訪問對奈溫有重大的影響。同年6月，奈溫以緬甸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提出願同各派反政府武裝舉行“沒有先決條件”的談判，並保證談判代表來往安全。同月，緬共中央主席德欽丹東複函奈溫，同意同革命委員會舉行談判。同年7月至8月，緬方同意，包括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在內的一些在華緬共人員參加談判。

　　中央考慮，鑒於奈溫同緬共即將和談，需要派一位懂軍事的同誌擔任駐緬甸大使。耿飆是出身將軍的外交家，在抗日戰爭後曾參加北平軍調部的工作，在擔任副外長期間，又主管緬甸，參與了1960年至1962年中緬兩國的高層友好往來，並結識了奈溫等緬甸領導人，顯然他是十分合適的人選。

　　1963年7月，中央決定派耿飆擔任駐緬甸大使。 耿飆感到任務重大，義不容辭。當陳毅副總理兼外長找他談話時，他表示：“黨派我去，我就去。”

　　在赴緬前，中央主要領導同誌都同耿飆談了話。

　　毛澤東指示耿飆注意把國家之間關係同黨的關係區別開，指出從國家關係來看，我們和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尤其是鄰國，應該和平相處，應該同這些國家的政府建立友好合作關係。另一方麵，從黨的角度來看，我們中國共產黨應該同情和支持別國的共產黨。說的更清楚些，那就是：既不能因為要搞好國家關係，就不許我們支持別國的共產黨；也不能因為要支持別國的共產黨，就去幹涉人家的內政。毛澤東說：“對於這個問題，你在工作中要注意，必要時也可以向所在國的領導人講清楚。”

　　劉少奇要求耿飆對緬甸政府和緬共之間的和平談判起促進作用，並加強同緬甸政府領導人的聯係。他還將一封致奈溫的親筆簽名信交給耿飆帶去，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邀請奈溫夫婦在方便時再次訪華；二是介紹耿飆的經曆，指出耿飆過去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指揮員，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從事外交工作，請奈溫對耿飆的工作給予大力協助。

　　周恩來告訴耿飆，派他擔任駐緬甸大使是毛澤東的指示，他說：“這次陣前換帥，你的擔子不輕呀!”周恩來要求耿飆繼續貫徹中國睦鄰政策，積極支持緬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努力發展中緬的友好關係，支持其國內和解與和平建設。

　　當時中國駐外大使都是長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臨行前一般都會個別或集體受到一兩位中央領導同誌的接見。但像耿飆這次赴緬前受到那麽多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接見，是十分少有的，充分表明他肩負使命的重要。
　　盡力促和

　　1963年9月9日，耿飆飛抵仰光履任。

　　9月20日，耿飆向奈溫呈遞國書，並轉交劉少奇的信件。奈溫表示：劉少奇信中提到的兩點，一定都會做到，他自己也是一名軍人，軍人之間容易溝通，以後有事，可以隨時找他。

　　在這之後，奈溫同耿飆進行過幾次重要的談話。在一次談話中，奈溫談了一些內心話。他談到緬甸現在的機構是舊的，不可靠；幹部太少，要培訓；也談了解決緬甸土地問題的步驟和工廠還在資本家手裏的危險。耿飆按照中央領導同誌的指示，給奈溫介紹了中國進行土地改革和改造私營工商業的經驗以及反對貪汙和改造舊國家機器的做法。這次談話氣氛友好。

　　緬甸和談先遣代表團於9月2日開始同革命委員會代表團進行談判。談判在初期是比較順利的。通過和談活動，緬共的影響和實力有所擴大，緬共國內和國外的同誌也取得了聯係，形勢很好。

　　然而，緬共威信的提高和實力的發展引起了革命委員會的擔憂，革命委員會內部又一直存在反對和談的強硬派，加之緬軍和緬共在過去長期內戰中積怨較深，在1963年11月初，革命委員會的態度轉趨強硬，提出一些苛刻條件。

　　在這一關鍵時刻，奈溫再次會見耿飆。他說：“能否請你對德欽巴登頂施加影響，使緬共接受政府方麵提出的和解條件？”

　　耿飆答道：“我可以請他到使館來交談，以促進你們的和平談判，因為我國政府希望貴國能夠早日實現國內和平，以便團結起來進行和平建設。至於你們如何談判以及談判的內容和條件等等，這些都是你們雙方之間的事，我們不便幹預。我們也不能要求緬共按照我們的意見來進行談判，因為我們中國共產黨和緬甸共產黨之間是一種平等的關係。總之，我們支持你們進行和談以求實現國內和解，但是我們不能幹涉貴國的內政，也不能幹涉緬共的內部事務。”

　　耿飆的答複充分體現了中央領導同誌的指示精神，是非常中肯的。奈溫一邊聽，一邊點頭，表示理解中國的立場，並感謝中國政府對緬甸國內和談的支持。

　　由於緬共中央拒絕接受革命委員會提出的條件，雙方的談判於1963年11月中旬破裂。

　　中國在推動緬甸國內和談方麵所做的努力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十分少有的富有創新意義的外交行動。盡管和談沒有成功，但在緬甸曆史上仍留下了令人難忘的一頁。耿飆為貫徹中央有關政策所開展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加強友好

　　由於中國堅持對緬甸的友好政策，緬甸和談的破裂並沒有給中緬友好關係帶來很大的影響。中緬兩國保持了高層互訪，兩國友好關係繼續深入發展。

　　周恩來先後於1964年2月、1964年7月、1965年4月初、同年4月下旬訪問緬甸達4次之多。劉少奇也於1966年4月再次訪緬。

　　在周恩來的4次訪問中，1964年7月的訪問是一次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訪問，是按照毛澤東的一項重大決策安排的，而毛澤東的決策又是根據耿飆反映的緬甸形勢動向作出的。

　　1964年6月初，耿飆以駐緬甸使館名義連續向國內緊急報告了緬甸政局中一些新的動向，認為緬甸政局將更加不穩，有發生突然事變的可能，建議通過適當方式提醒奈溫注意安全。

　　使館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6月8日，毛澤東在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總理：應當積極爭取奈溫，請你考慮決定，在四五天內發出指示。”

　　這是毛澤東對東南亞和緬甸形勢進行深入思考後作出的一次重大的決策。1964年，由於越南戰爭趨向擴大，東南亞形勢十分緊張。而奈溫是當時中國鄰國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對華友好的領導人之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繼續向奈溫施加種種壓力，緬甸確實存在突然事變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貫徹毛澤東關於支持奈溫的指示，對於維護中緬友好，防止東南亞形勢的逆轉顯然是有重要意義的。

　　周恩來立即召開由有關部門參加的會議，研究了貫徹落實毛澤東指示的方案。

　　6月16日，耿飆根據國內指示單獨約見奈溫，表示奉劉少奇、周恩來之命，向他通報有關情況，並表示如果奈溫需要，周恩來或陳毅可以來仰光與奈溫交換意見。奈溫表示感謝劉少奇、周恩來如此關心他的安全，他願意同中國領導人見麵，會見方式將與同事們商量一下。18日，奈溫再次接見耿飆，表示他認為周恩來和陳毅越早訪緬越好。7月7日，奈溫又約見耿飆，表示為了保密，周恩來等離京前不需在緬甸駐華使館辦理簽證，一切手續可待抵仰光後再辦。

　　7月10日，周恩來和陳毅一行抵仰光後，當天下午就和奈溫以及緬方幾位主要領導人進行了會談，我方隻有耿飆參加。周恩來著重剖析東南亞特別是印度支那的局勢，並通報和揭露了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和緬甸的顛覆活動，希望奈溫對突然事變做好準備。

　　7月11日上午，周恩來和奈溫舉行了單獨會談，會談從上午8時一直談到下午1時半。在會談中，周恩來運用他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外交才能，結合介紹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坦率而誠懇地談了對緬甸國內問題的意見，建議奈溫在經濟上打擊麵不宜過寬，計劃不宜過急，否則主觀願望雖好，但生產力受到破壞，不利於廣大人民的生活。周恩來建議奈溫要團結最大多數人民，反對最少數的敵人，這樣就不會孤立了。

　　奈溫承認在某些方麵他走得太快了一些，但說這是由於資本家搗亂所致。他認為周恩來提的一些建議原則是正確的。

　　當天下午，周恩來、陳毅又同奈溫以及其他緬甸領導人舉行了大型會談。當晚8時，周恩來到使館同耿飆研究了工作，於淩晨1時離仰光回國。

　　這次訪問是對奈溫的很大支持，進一步鞏固了中緬友好，大大加深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誼，使帝國主義企圖把反華包圍圈擴大到緬甸的陰謀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1965年7月，奈溫首次以緬甸國家元首身份訪華，耿飆回國陪同，中緬友好關係達到了新的高峰。目睹毛澤東會見奈溫時同奈溫手拉手地走進房間，兩位領導人的親密程度可見一斑。這也生動地反映了耿飆在緬甸工作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