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為宣統新朝獻禮一般,1909年的大清股市一片飄紅,牛氣衝天。麵值100兩的藍格誌拓殖公司股票被拉抬到1000兩以上,以它為代表的橡膠板塊,引領大盤一路飆升。這是上海眾業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當時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在這年搬遷到外灘一號後,迎來的第一個牛市。
在改革中欣欣向榮的大清國,此時已經儼然成了世界、至少是亞洲經濟的發動機之一。
大清“牛”市
在改革中欣欣向榮的大清國,此時已經儼然成了世界、至少是亞洲經濟的發動機之一。大洋彼岸的美利堅正在跑步進入汽車時代,帶動全球橡膠產業騰飛。盛產橡膠的東南亞成為全球投資熱土,各種資金紛紛跑馬圈地。上海證券市場則成為融資的首選,將近1/3的東南亞橡膠企業選擇在此上市,上海第一次感受到了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受寵若驚。
自從大清國開始改革開放後,股份製和股票這些舶來品,迅速被引進、消化和吸收,並徹底本土化。在第一輪史稱“洋務運動”的改革中,盡管沒有專門的交易場所,上海的股票交易照樣牛勁十足地雄起。麵值100兩的內資企業股票,在1882年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幾乎翻番暴漲:輪船招商局,過200兩;長樂銅礦,過220兩;開平煤礦,過150兩,甚至摸高到237兩;鶴峰銅礦,過170兩;上海電報局,過200兩……在西方財技的引領下,中國人一夜暴富的欲望終於有了個釋放的渠道。據資料顯示,當時僅礦務企業就籌集了白銀300萬兩,其市場交易額估計在1000萬兩以上,相當於8~10艘北洋艦隊主力軍艦的造價。但炒股發財的夢想剛剛入港,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法國軍艦氣勢洶洶地在上海口外擺出了入港的架勢來,股市立即一泄如注。不少股票跌破麵值,股民們不是深度套牢就是割肉清倉。隻有少量企業,如機器織布局等,趁低吸納,倒在熊市中把先前因為內訌和腐敗造成的損失彌補了一點回來。
沉寂數年後,甲午戰爭中大清國慘敗,要賠償日本高達2億兩白銀,而且付款期限很急,隻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張貸款訂單,西方各國各展所長,激烈爭奪。大清國為此發行了大量的公債,加上一些外資企業,如怡和、老公茂、瑞記、鴻源等發行新股,給上海股市注入了生機。在這之前,專門從事證券買賣的洋商們已於1891年建立了上海股份公所,這是最早的政券交易機構,但一般在西商總會內借地交易,或幹脆在匯豐銀行門前台階邊進行,儼然股票“大排檔”,十分“草根”。
庚子事變後,中國再度創下了人類曆史的國家賠款新高,繼續刺激了金融市場的活躍。上海股份公所抓住機遇,於1904年在香港正式注冊,定名為上海眾業公所,交易的範圍除中國政府金幣公債外,還涉及中國和遠東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債券、南洋各地的橡膠股票,後來又增加上海市政府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及法租界公董局發行的市政公債,並且終於在1908~1909年迎來了股市的井噴。
1909年的橡膠狂潮,僅在上海證券市場吸納的中國內資資金,就多達4000多萬兩白銀,將近大清國財政年收入的一半。這些瘋狂斂財的橡膠公司,大多都是皮包公司,隻是在遙遠的南洋簽約買下了一塊地,甚至連橡膠樹苗都還沒種下去。要維持這個瘋狂的遊戲,首先要維持人們對橡膠預期收益的高期待,其次還要讓人們嚐到一點甜頭。這方麵,著名的麥邊洋行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其所成立的橡膠概念公司“藍格誌拓殖”,不僅給股民們在空中畫了一個巨大的橡膠餅,而且還串通了外資銀行聯手做莊。先是從銀行悄悄地貸款出來,為股東們每3個月發一次紅利,每股派紅高達12.5兩,這相當於票麵價值的12.5%。隨後,這幾家銀行又宣布可以接受藍格誌公司股票進行抵押貸款,這無疑大大增強了藍格誌股票的流動性,股價上躥得更為凶猛。
有稗官野史曾說杜月笙如何幫助麥邊洋行“布局”造勢,其實,當年小杜才20歲,還是個沒打開局麵的“小開”而已,根本不具備為外資公司托市的能力。真正在推波助瀾的,是錢莊等內資金融機構。暴利當前,錢莊紛紛降低貸款門檻,不僅給投機者提供信用貸款,還接受股票質押貸款,間接地參與炒股。更嚴峻的是,錢莊自己也赤膊上陣,利用自己的信貸優勢,大發莊票(等於自己印鈔),直接參與股票炒作。
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來,股市就一直是張巨大的麻將桌。
全民賭場
在橡膠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合謀下,1909~1910年,大清全國陷進了橡膠股票的亢奮之中。大量的民間資本和國有資金,通過錢莊和票號遍布全國的渠道,被吸納到了上海。連位高權重的租界法院(會審公廨)法官關桐之,也要到處托人情才能買到一點原始股。他後來說:“買進時30兩銀子一股,買進後股票天天漲,最高漲到每股90多兩。許多外國人知道我有股票,拿著支票簿,盯到門口,隻要我肯賣,馬上簽字。”大清國人民終於有機會和世界人民體驗一把One world One dream了,盡管夢中寫滿的隻是“投機”二字。
不做夢的人也有,當時就有報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場已經成為全民豪賭的賭場。其實,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來,股市就一直是張巨大的麻將桌。無論國有企業、公私合營(官督商辦)企業還是外資企業,變著花樣做莊,“糊”天“糊”地、胡搞一通,根本沒有任何人去關注諸如企業管理、財務狀況等基本麵,企業本身無非成了作為賭具的籌碼而已。
當時報端上一篇題為《購買股份亦宜自慎說》的文章指出,華人購買股票,“無異乎賣空買空,原價購來,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貪小利者,或乘其貴而售去,俟其賤而又買進。若其所創之業實係一無依據,則既賤之後必不複貴,有因此而喪資者矣。”股民們“並不問該公司之美惡及可以獲利與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創,糾集股分,則無論何如競往附股……至於該公司之情形若何,則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作者擔憂,這和西方的股票市場及股份製差別太大了。
其實,中國曆來便有所謂“官利”製度,不管公司業績如何,股東都可以旱澇保收地獲得“官利”(股息),投資者實際上將自己看做債主、而非股東。這一極富中國特色的“官利”製度,一直貫穿在晚清和民國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寫入了民國的《公司法》。在“官利”製度之下,投資者沒有動力、也不習慣去過問乃至監督公司的運營。而同樣的,在上海這一由洋人管理的證券市場中,雖沒有了官利,但被人為哄抬起來的瘋狂股價,令隻熟悉“官利”製度的大清股民們更是忘乎所以了。
奔牛總有停下來的時候。1910年年中,隨著倫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膠股票全線崩潰,其慘烈遠超過1883年。精明的老外們早就洗腳上岸了,還泡在深水區夢遊的幾乎都是中國股民。那些貸款給投機者並自己也大肆炒作的錢莊,也隨即倒閉。錢莊還挪用了大量存放於此的國有資金,這甚至導致應按時向列強支付的庚子賠款都出現問題,引發攝政王載灃雷霆大怒。在一連串亡羊補牢的處罰行動後,更多與官場過從甚密的錢莊也倒下來,風波便在大半個中國蔓延。
宣統朝三歲而終,金融市場的失控是很重要的內因,它直接加劇了商辦鐵路的困境和政府推行鐵路國有化的決心,而最終導致剛從“牛”背上猛摔下來的大清帝國,最終在鐵路問題上出軌傾覆。
吊詭的是,1913年,在證交所舊地外灘一號,拔地而起一座宏偉的大廈,其主人就是那位用橡膠把大清架上了“牛”背的喬治·麥邊,麥邊洋行及藍格誌公司的老板。在喬治·麥邊的檔案資料中,無論中英文,都似乎把百年前這段叱吒股市的曆史抹得幹幹淨淨。而這座叫做麥邊大樓的建築物,至今還是上海的地標之一,默默地立在黃浦江畔,看著浪奔浪流、牛去熊來
http://www.warchina.com/n76116c8.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