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貪汙腐化盛行，大清帝國從根子爛掉了

zt 貪汙腐化盛行，大清帝國從根子爛掉了

貪汙腐化盛行，大清帝國從根子爛掉了
[日期：2009-04-16]http://www.warchina.com/n75450c8.aspx

1909年9月，澳門。一位67歲的老人正在奮筆疾書，他寫道：“政治關係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查歐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參與政權，於是人民利益擴張，實業發達”，“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這位老人名叫鄭觀應，晚清著名職業經理人和思想家，暢銷書《盛世危言》的作者。他正在寫的，就是《盛世危言後編》的自序。

鄭觀應在他的著作中，對晚清主流的“官督商辦”或“官辦”企業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但是，在他的著作被抬上神壇的同時，時人和後人都不自覺地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國有（官辦）或公私合營（官督商辦）成了萬惡的根源，仿佛工商業隻要一沾“國”字就必死，一粘“私”字就必活。複雜的產權結構和經濟現象，被人們納入了非左即右的泛政治化解讀。
　
1909年開始的宣統新朝，試圖推行政府主導下的有計劃的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對礦山、鐵路等國民經濟的命脈，強力推行國有化：對外高舉民族利益的大旗，以強大民意為依托，從外資企業手中贖買；對內則以效率為號召，以行政權力為手段，從民營資本手中強製、半強製地收回。

這種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看得見的手”，對於凝聚有限的經濟資源，集中力量做大事，無疑是必要和有效的，並且也成為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但晚清的這種國有化，卻被推行同一政策的後世，當作妖魔化的對象和批判的靶子。吊詭的是，在人們熱衷於爭論晚清經濟“姓公”還是“姓私”，或者說“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時候，卻忽視了那個作為前提的假命題：晚清的許多經濟問題，其實與黑貓、白貓毫無關係。將低效、腐敗等，一骨腦歸咎到國有（官辦或官督）頭上，這板子其實打錯了屁股，或至少是過分了。

即使在製約機製最有效的外資企業內（洋行），與公權力多不相關的買辦們，也令洋人們見識了大清特色的腐敗幾乎無孔不入。這些金領級的買辦們，享受著平均1000兩白銀的豐厚年薪，及5-6倍於此的辦公津貼，而當時一畝良田的售價僅是6兩。他們從自己公司的成交額中另抽取1-3%的傭金，甚至可以高達5%。但即使這樣還不夠，他們充分利用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上下其手，兩頭通吃。根據當時的資料，買辦們所賺的錢往往遠高過洋行本身，甚至兩倍於他的雇主，海關一位外籍稅務司就感慨道：“當買辦的雇主完蛋的時候，買辦卻常常發財”。這種典型的“窮廟富方丈”並不能令買辦們的胃口得到滿足，挪用洋行資金做自己的生意，“穿人家的鞋、走自己的路”，幾乎是買辦行業的行規，看似強大的外資在這樣的潛規則麵前隻有低頭默認。

如果說買辦們大宰老外，還可以令我們感到一點點“民族主義”的快感。同樣的利刃切割在內資企業身上，就無疑是令人寒心的。

在公私合營（官督商辦）的企業裏，人們往往注意了“官”的問題，卻忽視了“商”的破壞力在任何方麵都絲毫不亞於“官”。那些為後世景仰的著名企業家徐潤、鄭觀應等，毫無顧忌地貪汙或挪用公款，徐潤動用招商局公款為自己炒賣房地產，鄭觀應則挪用機器織布局公款炒股，當1883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就吃驚地發現了這些平日裏道貌岸然的明星企業家們，正赤條條地在沙灘上裸泳。

官督商辦的企業，畢竟還有官場規則的製約，發現問題後還是能及時處置，盡管有選擇性的執法背後是官場內部爭奪地盤的刀光劍影。那些毫無國有資金參與的民營企業，包括那些看似有嚴格規章製度（如清政府所公布的《公司律》）約束的股份公司，腐敗卻在毫無監督的情況下，令國有企業也自愧不如。“奸狡之徒，倚官仗勢，招股既成，視如己物，大權獨攬，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揮霍如糞土。馴至大局破壞，不可收拾，巨萬資金，化為烏有，甘受眾人唾罵。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於此，於是人人視為畏途。”
在1909-1911年宣統朝總共 17家民營鐵路公司中，幾乎家家腐敗。四川鐵路公司有大量資金去向不明，政府在國有化過程中堅決不肯為此買單，這導致了本渴望著政府資金入場接盤的股東們大為不滿，這一難言之隱成為所謂“保路運動”的主要利益動機，並在各種政治力量推動下，居然將大清的大廈徹底傾覆。

漢冶萍公司由官督商辦改製為私有之後,“其腐敗之習氣,實較官局尤甚”，甚至“督辦到廠一次,全廠必須懸燈結彩,陳設一新。廠員翎頂衣冠腳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賞耗之費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賬內。”這架勢完全是官場的翻版。

更多私營企業主紛紛在官場鑽營，用金錢換取紅帽子，胡雪岩、徐潤、鄭觀應等都是捐班道台，等於在自己的名片上寫上了括號正廳局級。這固然可用自我保護來解釋，而更多地還是獲取政治資源、從而攫取更多經濟利益的主動進取，並沒有被誰強按著牛頭喝水。胡雪岩的政府公關術，至今還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和學習的榜樣。這些無疑是官文化曆久彌新的土壤，而從中獲得既得利益的人們，無疑也是這種文化和體製的堅定捍衛者，即使矯情地在口口聲聲訴苦。

與此同時，新興而欠缺規範的股票市場，成為圈錢的跑馬場，“撐死膽大的”。全社會掀起投機高潮，進一步削弱了本就薄弱的企業監督。梁啟超在《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一文中，　感歎股東普遍的投機心理加劇監管乏力，以投機為動機的股東並未把自己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結合，“人人皆先私而後公,與此種新式企業之性質, 實不能相容。故小辦則小敗,大辦則大敗。即至優之業,幸而不敗者,亦終不能以發達”，“阻公司之發達者,則職員與股東,實分任其咎也。”

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則深入分析了大清國公司製中看不中用的“不舉”問題，他說：“夫外洋公司所以無不舉者，眾誌齊，章程密，禁約嚴，籌劃精也。中國公司所以無一舉者，眾誌漓，章程舛，禁約馳，籌劃疏也。”

著名的日本學者型間諜宗方小太郎在1895年就認為，中國的腐敗並不限於官場，而是全民性的。他認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 “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且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國都危了，何況小小的企業和行業呢？

一大二公固然並非大快好省地建設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坦途，但國退民進、花公為私也絕非是提高社會生產率的捷徑。在一個普遍缺乏法治和誠信精神的社會，無論產權結構如何設定，都難以擺脫被異化的宿命。1909年，大清的決策者們在國家複興的迫切命題下，幸運而又不幸地成了“製度”的迷信者，多度地關注了產權的顏色，而非經濟本身的含金成色。其實，即使這些“好色”者明白製度的顏色乃至製度本身並非萬能的，可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