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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解析印度對華戰略：構架並未完成 “兩麵性”猶在
# 網友:關中虎
# 貼於：2009-09-09 中華網論壇 > 國際觀察
印度正從地區性大國走向世界性大國，其對華戰略也從偏狹的“俯視”過渡到平視，但揮之不去的防範心理猶存，“兩麵性”猶在。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幾年前，一位名叫蘇巴什·卡毗拉的印度國際問題研究者發表了一篇文章，“印度需要一個對華大戰略”，他認為，獨立後的印度沒有一個協調一致的、穩定的對華大戰略，而現在是製定這一戰略的時候了
這一觀點道出了一個有些出人意料卻又無可爭議的事實——雖然與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交往曆史，但印度獨立之後，在如何處理與自己最大鄰國關係這一重大戰略問題上，卻長期處於看一尺走一步的狀況，缺乏長遠和全局考慮。
印度國際戰略的三個支點
早在印度獨立之前的1942年，後來成為開國總理的尼赫魯就在寫給妹妹的一封信中設想過與中國的關係，“我所夢想的未來是同印中兩國團結友好並結成某種接近於聯盟關係的前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他甚至提出建立一個包括印度、中國、緬甸、錫金、阿富汗和其他國家在內的 “聯邦”。但他對印中關係的構想是將印度建設成“有聲有色”的世界一流大國整體戰略目標的一個部分，其中包含著深刻的英印殖民當局“亞洲中心”的痕跡。
獨立之後，印度的對華政策體現了尼赫魯的思想：一方麵成為最早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給中國以支持；另一方麵又不願放棄英印時期的對華政策，為保留利益和特權不惜幹涉中國的內政，侵犯中國的主權。1962年邊界武裝衝突爆發後，印度長期對華持敵對立場，經濟交往降到低點，甚至一度出現空白，雙邊關係處於咫尺天涯的狀態。
印度對華關係的這種狀況實際上是印度國家總戰略的一種反映。獨立之後，印度的國家發展整體上表現出濃厚的內向型色彩。尼赫魯主導建立的混合製經濟實際上演化為遊離於世界經濟體製之外的封閉體係；在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中的活躍表現，一度給尼赫魯帶來很高的國際聲譽，但在冷戰格局之下，印度逐漸倒向蘇聯，不自覺地成為兩霸在南亞爭奪中的一枚棋子。這導致印度陷入了經濟低速增長的怪圈，國際地位明顯下滑，逐漸淪為一個 “被世界淡忘”的地區性國家。包括對華戰略在內的印度國際戰略，也處在一個邊緣化的位置之上。
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之後，一係列對印度影響重大的事件相繼發生：在國內，以應對當時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契機，一直蹣跚前行的經濟改革全麵提速，開放和全球化成為這一改革的關鍵詞，印度實現了經濟發展的持續快速增長，並獲得21世紀“最具活力的經濟體”，“
最具發展潛力的國家”等一係列美譽。在國家綜合實力迅速增長的同時，印度的經濟利益鏈條也延伸到海外，在真正意義上融入到了世界經濟體係之中。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依附霸權大國的老路不能重蹈，而多極化的趨勢也日益明朗，這一切都直接影響著印度進行新的戰略選擇。與獨立之初所不同的是，現在印度要實現的戰略目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複興，是在走向世界的同時實現大國崛起。
1997年，在獨立50年的慶典祝詞中，時任印度總理古吉拉爾指出：“冷戰已經結束，不友好的力量之間如今正變得友好。”他的這一帶有世紀總結意義的觀點表明，印度的對外戰略包括對華戰略已有了一個新的認知起點。在世紀之交擔任印度總理的瓦傑帕伊則對對外政策原則作出了這樣的描述，“從全局著眼”，“既符合我們的原則，又考慮到國家的長遠利益”。國大黨聯盟2004年的競選綱領提出，“促進多極的國際關係”，“在所有地區和國際問題上維護印度的獨立自主外交地位”。
可以說，國家利益、大國訴求、和平目標構成了當今印度國際戰略的支點。
對華：從“俯視”到學習
也許現在還無法找到印度政府權威的、正式的有關對華戰略的準確表述，但大量證據表明，對華關係已經被印度的決策者置於戰略高度來考慮，而且其內容也日漸清晰。
印度俗語說——鄰居是不會搬動的。對印度而言，中國這個最大鄰國的存在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如果說在過去，自然環境的阻隔、經濟發展的獨立以及國際格局的製約還能維持某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的話，那麽在今天，這兩個毗鄰而居、充滿發展活力和潛力的新興大國再也不可能相互視而不見了。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印度習慣於以一種俯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之後，印度人才從英印時期就形成的自大中開始逐漸擺脫。許多印度學者特別注意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早印度13年啟動，使兩國間出現了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印度已經明顯落後於中國。這使得印度對華態度出現了微妙的改變，曾鼓吹“中國威脅論”的前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到中國訪問後甚至提出了“向中國學習”的觀點。
上世紀末，時任印度外長的納特瓦·辛格就在《印度斯坦時報》上撰文強調，印中關係的核心是“我們如何製定與處理我們的外交政策。”有中國學者解讀這段話時認為，它道出了印度對華政策的要害。而2009年6月15日印度總理辛格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更清晰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印度政府將把印中關係置於最優先的地位，致力
於在過去取得進展的基礎上推進雙方各領域的合作。”
辛格的這段話還包含著另一層含義，就是印度對中國的基本判斷和選擇。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特別是邊界衝突之後，印度一直將中國視為敵手，視為對它最大的威脅。如今，雖然仍有一些印度人持這種觀點，但很難說其占據著主導位置。辛格明確表示，“中國不是競爭對手，全世界有足夠的空間讓印中兩國實現發展。”前印度外長、現財政部長慕克吉也說，“我們兩國在地區及國際事務中擁有諸多共同利益。”這表明，推進合作已成為印度的對華戰略選擇的核心。
印度對華戰略合作最重要的領域是經濟合作。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印兩國先後進入經濟快速增長期，兩國間經濟發展的互補互利性日益顯現，在雙邊貿易額的增長上創造出了一個奇跡。1991年，中印雙邊貿易額僅為2.64億美元，2001年達到了36億。 2002年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訪印時提出2005年達100億美元的設想，當時有不少人認為這個目標過於大膽、難以實現，可是2004年中印雙邊貿易就突破了136億美元。到了2008年，這一數字躍過了500億美元的關口。辛格總理將經貿關係定義為“兩國全麵關係的重要支柱”。
近年，印度對其他領域的合作也表現出了越來越大的積極性。在軍事合作方麵，兩國先後成功地在對方國土上進行了聯合反恐演練。在能源問題上，雙方的協調與合作得到加強。在全球氣候變化、糧食價格等問題上，兩國從共同利益出發，密切磋商與配合，力圖步調一致以維護良好的發展條件。兩國還在建立更合理的國際秩序方麵相互理解和支持。印度明確宣布，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不允許西藏流亡分子在其領土上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特別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海外傳遞期間，印度政府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顯著的“兩麵性”
但是，印度的對華戰略構建中也存在其他一些值得關注的動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基於曆史原因的防範心理揮之不去，競爭乃至對抗因素在對華戰略中無法消除。中印兩國至今未能解決多達12.5萬平方公裏的有爭議領土的歸屬問題。印度一部分軍政人士仍然將中國看作是現實和潛在的威脅，甚至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被貼上了 “會危害印度發展”的標簽。印度常處於一種執政黨弱勢，戰略製定過程中牽製因素複雜的局麵，比較極端的立場反而比較容易產生擴散的效應，以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一些政治家從不掩飾對中國的防範、擔憂甚至敵對態度，並利用這種觀點鼓動民眾情緒。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印度政府始終沒有擯棄“中國威脅”的立場，從1999年的核爆到現在的自製航母和核潛艇，每一次在加強武力的時候，都會把應對“中國威脅”作為一個重要的借口，甚至在發展經濟、增強軟實力以及擴大國際影響等領域，也常常拿中國說事。這種兩麵性不可避免地滲入到其對華戰略之中。
（趙伯樂 雲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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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正從地區性大國走向世界性大國，其對華戰略也從偏狹的“俯視”過渡到平視，但揮之不去的防範心理猶存，“兩麵性”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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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一位名叫蘇巴什·卡毗拉的印度國際問題研究者發表了一篇文章，“印度需要一個對華大戰略”，他認為，獨立後的印度沒有一個協調一致的、穩定的對華大戰略，而現在是製定這一戰略的時候了
這一觀點道出了一個有些出人意料卻又無可爭議的事實——雖然與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交往曆史，但印度獨立之後，在如何處理與自己最大鄰國關係這一重大戰略問題上，卻長期處於看一尺走一步的狀況，缺乏長遠和全局考慮。
印度國際戰略的三個支點
早在印度獨立之前的1942年，後來成為開國總理的尼赫魯就在寫給妹妹的一封信中設想過與中國的關係，“我所夢想的未來是同印中兩國團結友好並結成某種接近於聯盟關係的前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他甚至提出建立一個包括印度、中國、緬甸、錫金、阿富汗和其他國家在內的 “聯邦”。但他對印中關係的構想是將印度建設成“有聲有色”的世界一流大國整體戰略目標的一個部分，其中包含著深刻的英印殖民當局“亞洲中心”的痕跡。
獨立之後，印度的對華政策體現了尼赫魯的思想：一方麵成為最早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給中國以支持；另一方麵又不願放棄英印時期的對華政策，為保留利益和特權不惜幹涉中國的內政，侵犯中國的主權。1962年邊界武裝衝突爆發後，印度長期對華持敵對立場，經濟交往降到低點，甚至一度出現空白，雙邊關係處於咫尺天涯的狀態。
印度對華關係的這種狀況實際上是印度國家總戰略的一種反映。獨立之後，印度的國家發展整體上表現出濃厚的內向型色彩。尼赫魯主導建立的混合製經濟實際上演化為遊離於世界經濟體製之外的封閉體係；在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中的活躍表現，一度給尼赫魯帶來很高的國際聲譽，但在冷戰格局之下，印度逐漸倒向蘇聯，不自覺地成為兩霸在南亞爭奪中的一枚棋子。這導致印度陷入了經濟低速增長的怪圈，國際地位明顯下滑，逐漸淪為一個 “被世界淡忘”的地區性國家。包括對華戰略在內的印度國際戰略，也處在一個邊緣化的位置之上。
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之後，一係列對印度影響重大的事件相繼發生：在國內，以應對當時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契機，一直蹣跚前行的經濟改革全麵提速，開放和全球化成為這一改革的關鍵詞，印度實現了經濟發展的持續快速增長，並獲得21世紀“最具活力的經濟體”，“
最具發展潛力的國家”等一係列美譽。在國家綜合實力迅速增長的同時，印度的經濟利益鏈條也延伸到海外，在真正意義上融入到了世界經濟體係之中。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依附霸權大國的老路不能重蹈，而多極化的趨勢也日益明朗，這一切都直接影響著印度進行新的戰略選擇。與獨立之初所不同的是，現在印度要實現的戰略目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複興，是在走向世界的同時實現大國崛起。
1997年，在獨立50年的慶典祝詞中，時任印度總理古吉拉爾指出：“冷戰已經結束，不友好的力量之間如今正變得友好。”他的這一帶有世紀總結意義的觀點表明，印度的對外戰略包括對華戰略已有了一個新的認知起點。在世紀之交擔任印度總理的瓦傑帕伊則對對外政策原則作出了這樣的描述，“從全局著眼”，“既符合我們的原則，又考慮到國家的長遠利益”。國大黨聯盟2004年的競選綱領提出，“促進多極的國際關係”，“在所有地區和國際問題上維護印度的獨立自主外交地位”。
可以說，國家利益、大國訴求、和平目標構成了當今印度國際戰略的支點。
對華：從“俯視”到學習
也許現在還無法找到印度政府權威的、正式的有關對華戰略的準確表述，但大量證據表明，對華關係已經被印度的決策者置於戰略高度來考慮，而且其內容也日漸清晰。
印度俗語說——鄰居是不會搬動的。對印度而言，中國這個最大鄰國的存在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如果說在過去，自然環境的阻隔、經濟發展的獨立以及國際格局的製約還能維持某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的話，那麽在今天，這兩個毗鄰而居、充滿發展活力和潛力的新興大國再也不可能相互視而不見了。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印度習慣於以一種俯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之後，印度人才從英印時期就形成的自大中開始逐漸擺脫。許多印度學者特別注意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早印度13年啟動，使兩國間出現了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印度已經明顯落後於中國。這使得印度對華態度出現了微妙的改變，曾鼓吹“中國威脅論”的前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到中國訪問後甚至提出了“向中國學習”的觀點。
上世紀末，時任印度外長的納特瓦·辛格就在《印度斯坦時報》上撰文強調，印中關係的核心是“我們如何製定與處理我們的外交政策。”有中國學者解讀這段話時認為，它道出了印度對華政策的要害。而2009年6月15日印度總理辛格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更清晰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印度政府將把印中關係置於最優先的地位，致力
於在過去取得進展的基礎上推進雙方各領域的合作。”
辛格的這段話還包含著另一層含義，就是印度對中國的基本判斷和選擇。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特別是邊界衝突之後，印度一直將中國視為敵手，視為對它最大的威脅。如今，雖然仍有一些印度人持這種觀點，但很難說其占據著主導位置。辛格明確表示，“中國不是競爭對手，全世界有足夠的空間讓印中兩國實現發展。”前印度外長、現財政部長慕克吉也說，“我們兩國在地區及國際事務中擁有諸多共同利益。”這表明，推進合作已成為印度的對華戰略選擇的核心。
印度對華戰略合作最重要的領域是經濟合作。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印兩國先後進入經濟快速增長期，兩國間經濟發展的互補互利性日益顯現，在雙邊貿易額的增長上創造出了一個奇跡。1991年，中印雙邊貿易額僅為2.64億美元，2001年達到了36億。 2002年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訪印時提出2005年達100億美元的設想，當時有不少人認為這個目標過於大膽、難以實現，可是2004年中印雙邊貿易就突破了136億美元。到了2008年，這一數字躍過了500億美元的關口。辛格總理將經貿關係定義為“兩國全麵關係的重要支柱”。
近年，印度對其他領域的合作也表現出了越來越大的積極性。在軍事合作方麵，兩國先後成功地在對方國土上進行了聯合反恐演練。在能源問題上，雙方的協調與合作得到加強。在全球氣候變化、糧食價格等問題上，兩國從共同利益出發，密切磋商與配合，力圖步調一致以維護良好的發展條件。兩國還在建立更合理的國際秩序方麵相互理解和支持。印度明確宣布，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不允許西藏流亡分子在其領土上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特別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海外傳遞期間，印度政府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顯著的“兩麵性”
但是，印度的對華戰略構建中也存在其他一些值得關注的動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基於曆史原因的防範心理揮之不去，競爭乃至對抗因素在對華戰略中無法消除。中印兩國至今未能解決多達12.5萬平方公裏的有爭議領土的歸屬問題。印度一部分軍政人士仍然將中國看作是現實和潛在的威脅，甚至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被貼上了 “會危害印度發展”的標簽。印度常處於一種執政黨弱勢，戰略製定過程中牽製因素複雜的局麵，比較極端的立場反而比較容易產生擴散的效應，以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一些政治家從不掩飾對中國的防範、擔憂甚至敵對態度，並利用這種觀點鼓動民眾情緒。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印度政府始終沒有擯棄“中國威脅”的立場，從1999年的核爆到現在的自製航母和核潛艇，每一次在加強武力的時候，都會把應對“中國威脅”作為一個重要的借口，甚至在發展經濟、增強軟實力以及擴大國際影響等領域，也常常拿中國說事。這種兩麵性不可避免地滲入到其對華戰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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