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埃德加·斯諾遺作：漫長的革命(1)

標題：zt 埃德加·斯諾遺作：漫長的革命(1)

zt 埃德加·斯諾遺作：漫長的革命(1)
作者：埃德加·斯諾 2008-12-26

漫長的革命
埃德加·斯諾　著
伍協力　譯

我把這本書獻給
如此充分地幫助了我丈夫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生和護士們

並獻給
使這種愛護和關懷成為可能的
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

　　　　――洛伊斯·惠勒·斯諾

2008年12 目 錄

.....
附錄：

一、山南海北... 134

二、1964年同周恩來的談話... 162

三、1970年12月18日斯諾同毛澤東談話紀要... 173

四、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諾采訪毛澤東紀要... 189

五、在斯諾最後的日子裏... 287

譯者的話

埃德加·斯諾於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裏州。他當過《芝加哥論壇報》、《紐約太陽報》、《紐約先驅論壇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記者，到過中國、緬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後來擔任《星期六晚郵報》的副主筆，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亞洲和歐洲重大事件的采訪和報道。他一生寫過十一本書，很多是與中國有關的，如《西行漫記》、《走向起點的旅行》、《今日的紅色中國：大河彼岸》和《漫長的革命》等。

斯諾曾在中國居住過十二年。他早在1928年就來到中國。1933年至1938年他住在北京期間，曾在燕京大學擔任教職。1936年他訪問了我國陝北革命根據地。回到北京後，他寫了《西行漫記》一書，向美國和全世界人民介紹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鬥爭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又於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訪問我國，寫了許多介紹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文章。

1972年2月斯諾病逝後，斯諾夫人遵照他的遺囑，把他的一部分骨灰送來中國安葬，於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儀式。廖承誌同誌在安葬儀式的講話中說：“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無論是在中國革命艱苦的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幾十年如一日，為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漫長的革命》一書所報道的，主要是斯諾於1970年來我國訪問期間，毛主席和周總理接見他時的談話，以及他在各地訪問時看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變化；同時他對一些問題也談了自己的看法。這本書是斯諾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為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沒有能夠繼續寫下去。但誠如斯諾夫人所說，“在這部書裏，有著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一種新關係的種子。如果我們加以培育，它們就會發芽滋長。”

我們最初據鬆岡洋子的日文譯本譯出，後來又根據英文原著（美國蘭多姆出版社1971年第一版）重新校訂一遍。全書八章二十五節，附錄四篇。除一些對中國讀者來說並不需要的注釋以外及附錄第三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和第四篇（“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未譯外，其餘均照原文譯出，僅個別地方作了一些刪節。原書附有銅版照片數十幅，也已略去。

譯者

1975年3月


第一部　一個不同的國家？


（一）天安門上的會見

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十月的最美好的日子。我安祥地坐在擠滿了人的天安門城樓上，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轉過身來，看見了周恩來總理。他很快就領著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站到毛主席的身邊去了，在那裏，我們就在占人類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時候。中國領導人當眾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但這是什麽事情呢？

在下麵能容納五十萬人的大廣場上，一個大橫幅上寫著毛澤東1970年5月20日聲明中的一句話，相隔一條街也可以看清楚橫幅上寫的字。那是宣告中國堅決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反對朗諾的政變和反對朗諾的美國盟友，堅決支持剛剛建立起來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聯盟。為了強調這一點，西哈努克親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邊。親王麵帶笑容（他是喜歡笑的），對我的妻子所說的“反對入侵柬埔寨的美國人，不止我們兩個”這一句話，他熱情地回答說，“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

毛的號召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國的宣傳用語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膝的幫凶。

後來，在主席七十七歲壽辰那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把我說成是“美國友好人士”。那天，這家報紙在每天都刊登毛主席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裏登了這樣一句話：“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毛主席總是注意把各國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區分開來。如果需要一個象征來說明這一點的話，我是樂於作為這個象征的：就是說，代表著許多反對武裝侵略和毀壞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國家的美國人。美國的反戰者終於正在使李奇微將軍曾經預言為“悲劇性的大錯誤”停下來，我站在那裏是為了接受人們對美國反戰者的致敬嗎？是的，是那樣——但又不僅如此……

外國報紙造謠說毛主席一隻手已經癱瘓，因此藏在他衣袖裏，但是我卻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樣堅定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見到他時瘦了些，但更精神了——我現在才知道，那時他正要作出在他作為革命領袖的一生中也許是最關鍵和最勇敢的決定。這個決定就是清除他的黨所選定的接班人、共產黨副主席和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以及黨內其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他們的一切走狗），他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對象。

當我們一起看那些精巧的生動的彩車開過去的時候，毛簡略地向我談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組織得多好啊！人們穿著各種顏色和各種式樣的服裝，同工人和知識分子日常穿著相同的單調的衣服形成對照。中國大部分少數民族的人民都出場了，大約有四十七個少數民族。他們講二十多種不同的語言，占總人口（現在七億五千萬至八億之間）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節日的主題是生產和備戰：到處都有穿著藍色和灰色軍裝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頭上梳著辮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們就很少看到武器。

頌揚毛的著作、語錄和批示的標語牌，都是涉及公社、工廠、文化事業和軍事生活中怎樣遵循他的教導的，這些標語牌一個勝似一個。最為壯觀的，是群山為隧道所貫通，由橋梁連接起來，一列模型火車在上麵疾駛而過，象征著鐵路係統最後一環的完成，這個鐵路係統現在把最遙遠的新疆同緊靠越南的南部邊疆連接起來了。全身塑像和半身像隨處可見，有的很大，再現了站在我身邊的這位第二次解放或文化上解放的領袖和倡導者的形象。這第二次解放是為了使革命像原來那樣純潔，是為了讓空前廣泛的群眾參加到革命中來。

在我們麵前通過的遊行隊伍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很多人的眼裏迸出了熱淚，不僅青年人是這樣。

我不由得指著懷有崇拜心情的遊行隊伍問道：“對這些您覺得怎麽樣？您的印象如何？”

毛皺一下眉，搖搖頭，又說很好，但看來他不是十分滿意的。是怎樣不滿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們的談話被走過來的遊行隊伍打斷了。隻是幾星期後，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我重新提出這一問題時，他才非常坦率地談到，個人崇拜是“討厭”的。我這才發現，在國慶節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萬的人用來為毛語錄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鮮花。他想的是重建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恢複在文化大變革期間所喪失的生產節奏，加速結束越南戰爭，以及擴大中國同外麵世界的接觸等問題。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鬆進行對話呢？

他問我，是不是美國現在有著各種各樣的反叛？他對美國的反戰運動印象很深——他在五·二○聲明中讚揚了美國的反戰運動——並想進一步了解一下美國反戰運動的政治意義。他說，我們不久會再次見麵的。
（二）周總理的一個暗示

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時間中，我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過。1960年，我終於能重來中國，1964年至1965年又來過，這一次是在1970年來的。我的當演員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從未去過中國，雖然中國方麵給她入境簽證，讓她同我一起前去。但是，過去幾次，美國國務院拒不“批準”申請去中國旅行的護照，認為這樣做“不符合國家利益”。這一次，她不等華盛頓的“批準”就來了。

我自己在1960年和1965年旅行中國的護照，隻是在我的出版人向華盛頓的高級官員施加了壓力以後才“批準”的。後來我的訪華報告當然也受到這些高級官員的忽視。但十年來我未能把我的報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滲透到高層決策部門中去（還有1963年約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所說的“同中國開始新關係”的可能性，未等實現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總統任內，反而陷我們於越南的叢林之中），這些情況我已在別的地方談過了。

現在洛伊斯就在我的身邊，她是進入中國的極少數幾個美國婦女之一，她以她的一雙機靈而敏悟的棕色眼睛來彌補我的眼力之不足。我們於8月初到達北京，正是北京人稱之為“秋老虎熱”的時候——現在由於綠樹成蔭，附近地區又造了林，因此炎熱多少減輕了。

自從文化革命初期以來，幾乎沒有任何外國人獲準到北京郊外去旅行，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國的同情者，也是如此。以前照例供人遊覽的名勝古跡——長城、明陵、西山，甚至富麗堂皇的故宮博物院，已經不向參觀者開放了。當我和洛伊斯開始重遊這些舊地時，在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國居民感到鼓舞，期望——他們是對的——“最緊張的時期”將要過去了。

我們在兩所我很熟悉的大學度過了整整一星期——一所是燕京，我曾在那裏講過課，還有一所是附近的清華，著名的工科學校。在那裏，我們聽到了在文化鬥爭和大學大變革年代的第一手情況介紹，以及有關紅衛兵的故事和農村的醫院、一個機車廠、一個鋼鐵廠，並且聽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方麵的情況，我們乘飛機到了西北地區的陝西省，從省會西安又來到了著名的遊擊戰時期的首府延安。然後西行至保安（即誌丹，我們是1945年以來第一批去那裏的外國人），深入到1936年我初次會見毛澤東的山區，那時他是一個被通緝的“赤匪”。我們參觀了一個由軍隊管理的國營農場和一所政治改革學校，在那裏的前西安市委書記帶我們看了他現在負責管理的豬欄。後來回到西安和北京，看了好幾場戲，在美味的宴會上同許多老朋友作了多次談話，然後又到了長城外的東北。在那裏參觀了更多的工廠，訪問了解放軍針刺醫生辦的聾啞學校和巨大的鞍山鋼鐵聯合企業——以後南下到廣州，參觀了出口商品交易會。接著又去東部沿海地區和產茶的浙江，再到上海和長江下遊地區，訪問了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在我二月離開中國以前的六個月，我一共訪問了十一個公社，這樣，我在過去十年中參觀過的人民公社就達三十三個——它們遍布中國各個地區。現在，農村到處都是一片綠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築得也更好，綠樹成蔭，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許下的花園國家的宏願了。我們所到之處，都招引了一群群的人，他們為多年來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而感到驚訝。當然，那還是發生在乒乓（外交）以前幾個月的事。

我第一次受到周恩來總理歡迎我回到中國來的地方，就是在乒乓球場。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們被邀請去觀看北朝鮮和中國乒乓球隊的比賽，但由於事前已約好要出席一個宴會，所以就辭謝了。我正在吃著烤鴨的時候，我的朋友姚偉（過去我曾同他一起多次曆險）打來電話，簡單地說：“請你準備走一趟。”這意味著一位重要人物要和我見麵：我猜想也許是總理，果然如此。我們在乒乓球體育館——一座擁有一萬八千個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築——見到了他，他同八十多歲的國家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新王及其可愛的夫人、李先念總理和許多知名人士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我們到後不久，周總理就離座了，一會兒我被召到下麵的一間會客室去，他已在那裏等著我。七十二歲的周還是同過去一樣地機敏，他的頭發開始稍呈銀白色，他身穿夏天的短襪和涼鞋。他向我親切問好，談到了我的旅行計劃，不久話題就轉到政治方麵。（工作人員不斷把場上的比分記錄給他送來，讓他好在比賽結束時出場。當比賽達到高潮時，中國領導人和他們的客人走進球場，同隊員們握手表示祝賀，並一起照相。）

總理問了許多關於美國的問題，我不曉得他是不是認為我國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目前是如此危急，以致“排除了美國在亞洲采取新的重大軍事行動的主動權”呢。他要我自己答複這個問題，但他提醒我，中因北方有著第二個威脅——百萬蘇聯軍隊壓境。

我問道：“如果中國尋求和解，是同俄國談判的可能性大呢，還是同美國談判的可能性大？”

他回答說：“我也一直在向自己問這個問題。”

這時，乒乓賽的比分顯示比賽快要結束了。總理說這個問題下一次會麵時再談吧。我們喝完了咖啡，就走到場上去同勝者和負者握手了。

10月1日我同總理會見的時間很短，當時他說，美國人曾提議重新開始中美談判，但中國對此不感興趣。在10月晚些時候，我提了若幹問題留交給他。11月5日，當我回到北京以後，他就在人民大會堂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建廳，同我進行了四小時的會見和談話。和往常一樣，總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講——但他的最引人注意的談話，是關於中美可能在北京舉行會談。

至於中國的條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國撤出它在台灣的駐軍和艦隻。1960年毛主席隻同意我直接從我們的談話中引述幾句話，其中有：“我們希望維持世界和平。我們不要戰爭。我們認為，不應該把戰爭作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糾紛的手段。但是，不僅中國而且美國也有責任維持和平。”他還說：“台灣是中國的事情。我們堅持這一點。”

現在，周重複了他在1960年和1965年對我講過的話：“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因此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周說：“美國對那個地區的武裝侵略是另一個問題，是國際問題，我們願意就這個問題進行談判。”

這時，周又講了一些情況。他想起尼克鬆總統於1969年就職時，曾宣稱他願意緩和緊張局勢，要跟中國談判。此外，【尼克鬆曾通知北京說，如果華沙不是一個合適的地點，那麽談判可以在中國舉行。北京曾回答說，這很好。尼克鬆可以親自來，或者派一位使者來討論台灣問題。

但是，尼克鬆沒答複。接著就發生了1970年3月對柬埔寨的入侵。中國因而得出結論，尼克鬆說話是不算數的。】

“談判的門還開著嗎？”我問道。

“門是開著的，但是要看美國是否認真對待台灣問題而定。”他補充說，其他一切問題，都是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枝節問題”。

這一段正式談話，到此結束。從其他的評論中，我明顯地感到，中國人把尼克鬆的“和平倡議”看作是一種策略。他們密切注視著的不僅是尼克鬆在東南亞的前進“防禦陣地”的行動，以及通過損害中國來開始同俄國進行交易的可能性。

總理談得很隨便，因此常常弄不清楚記者訪問到哪裏結束，而當時不能公開發表的談話又是從哪裏開始。我把根據我的筆記寫成的一份很長的電訊稿提請校正。一個星期後，校正稿送回來了。正式的譯文刪去了上麵那些加著重點（加重號以【】代替——編者）的話。就在那個星期，葉海亞·汗總統從巴基斯坦來到中國。正如現在眾所周知的，他帶來了尼克鬆總統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訪問北京的問題，在此之前，授權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去北京“討論台灣問題”。

幾星期後，我從毛主席那裏獲悉，尼克鬆的使者可能即將前來。

我問自己，為什麽要讓我知道這類消息呢？我想起了1936年當我秘密地進入和離開中國西北部的紅色根據地時，我獲得了這樣的消息，即蔣介石的副總司令張學良已經同紅軍達成秘密的協議，決定同他們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結束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那時我為什麽竟能獲得這樣的消息，總也是大有道理的吧。
（三）文化革命的實質

我已經提到，毛主席全神貫注的是重建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的問題。為什麽要重建呢？這個簡短的問題說來話長，以後再談，不過在這裏先提出幾個為什麽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來，也許是有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使中國共產黨暫時解體，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暫時解體的話。

在毛的領導下，廣泛的清洗開始於1966年年中，一直到1969年4月，那時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了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由留存下來的原有成員加上“新血液”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來告訴我，原來的黨員那時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複組織生活。恢複了組織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許多人還在等待完成“鬥、批、改”這個贖罪的三階段以後才能得到解放。

毛的目標之一，是“精簡行政機構”和“消除機構重疊”。在省會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機構的削減是夠劇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簡尤其嚴格。1971年初，周總理告訴我，舉例來說，現在隻有兩位副總理協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說，“過去，中央政府直屬部門有九十個。現在隻剩下二十六個。現在這些機構都由革命委員會管理，在每一個革委會中都有黨的核心小組起領導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員有六萬多人。現在大約有一萬多人。”

那些換下來的幹部到哪裏去了呢？在北京，換下來的幹部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稱為“五·七幹校”的農村中心去了，五·七幹校這個名稱是因毛澤東在1968年5月7發出的一項指示而得名的。在這種學校裏，社會主義和毛澤東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裏進行的自給性勞動結合起來的，這種勞動通常是在新開墾的土地上進行。“下放”到公社學校去，並不是為了懲罰，而據說被看作是黨內的繼續再教育。今後，除了最高級幹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經受思想檢查，作為一種例行的政治療法。

周說，“從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幹部，將到各個（省）地方去加強那裏的領導，有的已經去了。加強過去直屬中央政府各部而現在下放給地方管理的工礦和院校的領導，這方麵需要很多人。至於其他的人，有許多人已經超過六十歲了，他們準備領取離退休金退休。有些人決定同他們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會有工作。

這種地方分權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強各地區和地方的自給自足，不僅要在糧食方麵自給，而且也在要以發展農村電力為基礎的工業化方麵達到自給。正在繼續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把城市知識青年和新就業的成年人遷移到內地的縣城和公社去。僅上海一地，從1965年以來就遷出近一百萬人。遷移的人數，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許多紅衛兵學生在內，估計有好幾百萬人。

但是領導機構的這些改革，隻是全國大變革的一個方麵。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黨的思想無產階級化，此外是要推動無產階級為他們自己真正掌好權，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一種擺脫了封建的和資產階級傳統統治的新文化。

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才深謀遠慮地不惜去冒使黨遭受破壞的危險，這個黨是他耗費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來的。起初，毛的意圖隻是撤換“一小撮”人。但是，最後觸及到了許多資格老的高級領導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劉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事情為什麽會發生，又是怎樣發生的呢？

自1935年以來，毛一直是黨的實際領導人，而且自1943年以來，一直是黨的正式主席，1956年，劉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對他的“接班人”們所組成的很多黨組織的實際控製，也失去了對國家行政機構的實際控製。1965年，毛無法在北京的黨報上發表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發表這個文件的目的是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宣傳階段——他在1970年是這樣告訴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冊子的方式在上海發表。這個“重要文件”是批判吳晗寫的劇本《海瑞罷官》的一篇長文章，那個劇本對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舉行的一次黨的全會上撤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職，進行影射攻擊。劉少奇、北京市長彭真、黨的宣傳部長陸定一和陸的副部長周揚，都是反對發表那個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劉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員會的同夥，一直以毛的名義來管理國家領導機構、工會、黨校、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幾百萬黨的幹部和官員。也許大多數幹部都認為自己是忠誠的毛主義者。看來，劉和同劉一樣思想的那些同夥隻是在理論上容忍對毛的崇拜，而在實際上則藐視毛澤東思想，特別在1959年到1961年的經濟危機之後更是這樣。他們把經濟看得比人重要；他們把物質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熱情放在第二位；他們隻抓生產，不抓階級鬥爭；他們隻靠“專家”來提高技術水平；他們以經濟統帥政治，來為技術服務；他們偏重城市而輕視農村。他們主張擴大國家信貸（以及國家債務），而不要“大躍進”，並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過艱苦的集體勞動來積累資金。

這些就是產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們於1970年12月的談話中，我問他：“你是在什麽時候終於決定劉必須下台的呢？”

他回答說，是1965年1月作出這個決定的。當時，他把一個即將開展的文化革命的綱領提交政治局。那個綱領是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結果，這個運動首先在軍隊內進行，然後擴大到公社，後來在城市裏進展不快。社會主義教育綱領的第一條，明確地抨擊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求撤他們的職。現在，它成了新的運動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條。毛說：劉在會上拚命反對這第一條。

“那麽，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見到你時，就決定要發動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說，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罷官》以後，事情就很快地展開了。

在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經設立了一個文化革命小組，以北京市長、有勢力的北京市委書記和吳晗的庇護人彭真為這個小組的領導人。1966年2月，彭真企圖包庇發表過對毛和毛主義進行影射攻擊文章的吳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圖把他們的作品隻作為“學術性”錯誤來批判，而不是作為政治錯誤來批判。彭真沒有跟小組的其他成員商量，也沒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顯地被擯棄了。

毛說，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製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略。1966年8月，中央委員會舉行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決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綱領以及隨之而來的清洗。

“劉少奇有沒有反對十六條的決定？”我問道。

毛說，他在全會上對這個決定的態度十分曖昧，但實際上是完全反對的。那時候，他（毛）已經貼出了他的大字報。劉陷於驚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嗎？劉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嗎？”

是的，那時候對黨的權力，對宣傳工作的權力，對各省和地方黨委的權力，甚至對北京市委的權力，毛都管不了了。這就是為什麽他曾經說（1965年1月對我說過），那時還談不上“個人崇拜”，但是卻很需要有“個人崇拜”。

毛開始率直地訴諸他個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為主要鬥爭武器，以重新獲得決定革命政權方針的全部權力。

他說，1970年，就沒有這種必要了，“崇拜”應當降溫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時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來鼓舞全國，當時毛已經寫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領導使革命的追隨者為奪取最後勝利作好了充分準備。

現在必須始終“政治掛帥”──毛的教導；如果這個陷於危險的國家，要在美國帝國主義和（或）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雙重戰爭威脅下生存，那就容不得異端和黨的分裂。那就意味著要在“人民戰爭”的戰略和戰術的基礎上自力更生。它意味著要更加地方分權；鼓勵群眾的首創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農民學習，也使農民向城市人民學習；優先滿足占全國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農民的需要；通過勞動和農民自己的集體投資來積累資金；以及在軍隊這個“人民的大學校”的指導下，消滅一切殘餘的資產階級影響。

一句話，毛要求無產階級政權的接班人重溫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經驗，以得到必然的結論。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黨正沿著（蘇聯）修正主義的道路走向資本主義——產生一個新階級，即掌握官僚政治權力的特權階層，脫離勞動和脫離人民的官僚階層。還有一個與此密切有關的問題。那就是劉提出的要在中蘇僵局中尋求妥協——據毛主席對我說，劉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國轟炸緊靠中國邊境的越南，使中國受到入侵的威脅。劉要派一個中國代表團去參加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目的是要恢複中蘇同盟。毛堅決拒絕被拉進一種從屬的和可能被出賣的地位。相反，他堅持在防禦性的人民戰爭基礎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態——與此同時繼續製造原子彈——並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從中國對付外國侵略威脅的傳統戰略背景來看，毛的路線似乎是極端非正統的。“以夷製夷”，這是中國的一個古老的基本原則，可與羅馬及其後繼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則相比擬。那些被傳統束縛住的中國人以及通曉中國曆史的西方“北京學家”，都說毛是發瘋了。看來這豈不是一個弱國在奉行一種使它的敵人聯合起來、從而招致“兩線作戰”的政策嗎？這豈不是要發動一場“使它們兩家都遭難”的國際宣傳攻勢嗎？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幹什麽。更大的威脅不在國外而在國內。當時同隨便哪一個超級大國妥協，隻能導致國內的分裂。一個堅決維護獨立和團結的中國是能夠經得起任何風暴的。一個被企圖從同俄國同盟中撈取好處的派別弄得內部分裂的中國，是站不住腳的。

在許多次要問題和具體政策上還存在著矛盾，但上麵提到的兩個問題是基本的。現在人們說，毛和劉從1921年成為共產黨員後，一開始就代表了“兩條路線”。毫無疑問，“兩條路線”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慣用的話來說，在他們兩人在黨內同樣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裏，這也是一個“非對抗性矛盾（逐步）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例子。是個人權力之爭嗎？主觀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觀政治現實分開的，但是，毫無疑問，毛和劉之間的鬥爭，主要是在影響著偉大的中國革命命運的方法和目標上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的鬥爭——當然，也包括個人崇拜的作用在內。

關於1966年8月作出決定以後發生的事情，已經寫得很多了，如：黨委以及共青團和工會等黨的外圍組織的解體，學校的停課（許多學校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經停課了），放手讓數百萬非黨青年成立紅衛兵組織和從事於打倒黨內的特權階層，讓新領導者自由地進行奪權鬥爭，最後是軍隊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經以這樣一些目標深入人心：加速消滅城鄉差別；使工人、農民、士兵、幹部、技術人員和專家的物質和文化水準以及在物質和文化方麵享有的機會更接近平衡；在每個人的教育和生活經曆中，把車間生產勞動和課堂教學結合起來；粉碎一切資產階級思想；使學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勞動實踐和課堂上的理論結合起來，以使高等教育無產階級化；把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帶到農村群眾中去；訓練每一個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軍隊學習；造就屬於同一個階級的、多麵發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們被為國內外人民服務的理想所鼓舞，蔑視個人財富，具有麵向於使人類最終從饑餓、貪婪、無知、戰爭和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世界觀”。

就是這些？是的，但還有別的。在解釋文化革命過去是怎麽回事，現在又是怎麽回事時，我隻是就大意轉述了我從別人那裏聽來的話，這些人不僅有官員和毛主義積極分子，還有受過毛思想“鍛煉”的那些人。

噯，但道路是漫長而艱難的，而且必須分階段走。今後還會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說的，飯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須吃完一口以後才去吃第二口。

同時，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勝利以後的兩年，非黨群眾——絕大多數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
（四）普通公民王某

王某是我們在街上遇見的普通人，1965年以來，他頭上既沒有長角，也沒有一圈光輪。在一家工廠的幼兒園裏，一些幼小的孩子給我唱了《毛主席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的歌兒，這個幼兒園設有自己的防空洞——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熱愛毛，看來沒有什麽理由去懷疑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說的不是真心話。可是，除了每個人都佩帶毛的像章外，公民們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見到的人，幾乎沒有什麽兩樣。

人們的衣著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藍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褲子，冬天則穿上棉衣褲，也有許多穿著陸軍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軍淡藍色衣服的人摻雜間。除了紅星帽和紅領章外，軍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來的。許多婦女在家裏穿色彩鮮豔和較好的衣服，幾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兩套絲綢或毛料衣服，準備在節日穿，但是現在街上看到的服裝式樣是無產階級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說，“你就能看到更多的變化了。看那邊的那些婦女，她們都披上了新式的頭巾，色彩更鮮豔了。這意味著一個馳緩的時期正在到來。”當我應邀去一個中國專業人員家裏作客時，我注意到他們的妻子正在仔細打量攤在桌上的幾段華麗的鮮花織物。她們正在專心看一本時裝書——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裏，知識分子和農民或工人現在更難區分了。知識分子已經放下了一些架子，並且小心翼翼地在群眾中培養他們的謙卑作風。由於幾乎全部兒童現在都上了學，在五年裏已經造就了更多識字的人。在中國的城市裏，已經很難找到五十歲以下的“瞎子”（中國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舉止上，人們顯得更加而莊重，彼此見麵時很有禮貌，具有一種沒有等級的新觀念。在新建的工廠裏，我發現現在的工人幾乎都是中學（高中）畢業生。

二十多年來的植樹造林，美化了城市和農村，對大地的全麵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舊貌煥然一新；看起來像新洗刷過似的。中國顯然從未這樣富裕過，但不是在私人財富方麵。

王某現在吃得很好，身體很健康，衣著合身，每周六個工作日都用在勞動、參加毛（學習）班和研究生產技術方麵。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時候是其他日子；為了減輕擁擠，休息日是錯開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遊泳池或江河湖海去遊泳——遊泳在中國仍是一項新運動。在冬天，他可能參加在農村地區進行的行軍活動。他也可能自願去挖地道和造磚修建防空洞——同一位醫生或一位教師一起勞動。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樣，屬於一個集體。在城市裏，他遵守執行黨的路線的居民委員會的紀律，居民委員會負責兒童的照管、衛生和汙染控製、調解糾紛、福利、保健以及對老年人和殘廢者的照料。在公社裏，這類工作是由村或生產隊分擔的。

我們沒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內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麽煩惱的話，那顯然不是食品價格上漲、醫藥費用或稅款增加。十多年來，物價一直是穩定或下降的，沒有通貨膨脹或黑市。王某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國家的歲入，來自國營市場物價管製形式下所包含的剩餘勞動價值，這種管製把消費控製在計劃供應的必需品的範圍之內。王某的生活並不富裕，但他沒有向銀行抵押借款或負債，也不必擔心折磨過他父母的饑餓和貧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園、運動場、博物館，參加演講會、音樂會，收聽廣播，看電視和看戲，所有這些收費很少或完全不收費。1970年，他選購的書籍隻限於教科書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長波收音機，或者可以買來零件，裝配一架短波收音機，但是要有電視機是很不容易的。電視機相對地比國外要貴，而且通常是由一個團體或機關集體所有的。全部節目的政治宣傳色彩很濃，演戲也是如此。戲票和體育比賽的入場券需求量很大，實際上（雖然有少數票子是門售的）隻有通過自己的單位才能弄到。電影院很多，票價也便宜，但影片品種不多。

我們這位朋友所讀到的牆報，上麵登著毛的指示或教導；報紙通常貼在布告板上，供人閱覽，但刊登的隻是有關黨的路線的新聞。外國消息很少，而且都經過了仔細的選擇；人們讀不到能夠推翻下麵這樣一種觀點的東西；中國雖然在許多方麵仍然落後，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確的。另一方麵，王先生也不會為這樣的消息而感到煩惱；暗殺事件，市場投機，色情文學，種族騷亂，離婚醜聞，販毒集團，謀財害命，賣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對富人的妒忌。富人現在已經沒有了。貪汙的官員、盜賊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雖然階級敵人依然存在，但他們大都要由國外的罪惡活動負責。

一句話，正如一個聰明人對我說的那樣，中國是一個真正的道德的淵藪。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過去相同的以外，並沒有多少新的變化。工資方麵，除低工資職工和中等工資職工的工資略有增加，高工資職工的工資稍有降低外，也沒有多大改變。例如，高級軍官最近自願降低工資百分之三十，這是我在杭州遇見的一位將軍這樣告訴我的。高級官員也是這樣。（據說毛澤東把對他的津貼削減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廠中，學徒級以上工資的幅度是從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幣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齡、級別和經驗而定，但是少數高級專家的工資可能和一個少將的工資相同，約一百美元。一個高級幹部或陸軍上將每月約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沒有家屬要贍養，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給國家。農民的收入差別很大，現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資少得多，但是實物收入和副業收益，卻使公社社員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於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訪問過的十二個大城市以及許多城鎮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費必需品的售價比1965年稍低，但質量有了改進。可以舉出幾個實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計，折算為美元的售價是：到貨旺、品種多的當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馬鈴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豬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點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魚的中國人是比較少的；現在，魚類到處有售，甚至在內地也買得到，半公斤售價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誇脫賣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飲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紅的）每瓶五十美分；杜鬆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雞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應外國人的商店裏，可以略高價格買到特製食品，如上好的黑魚子醬，每磅售價為2.5美元。

街上的飲食店供應花卷、醬菜、香腸和湯的簡單飯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廠食堂裏，飽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數中國人穿的是布底鞋，每雙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雙六美元至十美元；膠鞋每雙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襯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現成的幼兒服裝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頂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種類的皮或布做裏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纖上裝和褲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糧食製品、食油和棉織品仍然定量供應。各人的定量根據工種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間，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應豐富，這就很夠了。中國是世界上生產棉布最多的國家，棉布是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匯收入的一個大項目。所以在中國國內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嬰孩在內，每人大約十八英尺。合成纖維和毛織品是隨便購買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過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費品都是隨便購買的。

私人汽車已經沒有了，但是城市內和城市的間的公共汽車的服務已經有了改進——雖然公共汽車仍然很擁擠。中國的火車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車之一。交通費很低。

我們街道上（或農村小道上）遇見的人，他家裏也許至少有一輛自行車，價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間。他的房租（保養費）每間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類型很多，但一般說來都有了改善。在農村，農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納稅。工廠工人的醫療費用是由他們的組織支付的，公社也是這樣。藥品的售價隻占西方國家售價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過組織免費供應的。

除了這一切以外，隻有對文化革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廠、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農村公社、在衛生機構、在各種文化活動以及在軍隊中引起的組織上政治上的變化，是特別深刻的。在青年中間，參加海、陸、空軍是他們真正最為向往的事業，但隻有很少的有誌於此者被選上。毛的年輕接班人中的一種新的精神麵貌——遵照“忘記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教導——可以在醫療衛生工作從城市推廣到農村這一點上，最顯著地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