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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中印兩國邊界爭端內幕:曲折中的艱難進展

(2009-08-05 09:09:54) 下一個
中印兩國邊界爭端內幕:曲折中的艱難進展

  (來源:《環球》雜誌)

  中國與印度兩國邊界全長約1700公裏,分西、中、東3段。西段約600公裏,中段約450公裏,東段約650公裏。1962年兩國因邊界爭端爆發了一場邊界戰爭。30餘年來,雖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尋找公平、合理解決邊界爭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中印邊界官員級談判已舉行了15輪,專家小組會議召開12次。但兩國政府從未放棄努力,2003年6月瓦傑帕伊總理成功訪華,第1次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也於今年10月23日至24日在新德裏舉行。

手足兄弟的反目

  中印兩國本是友好鄰邦。印度曾是第一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政府也給予了熱情的回報。在抗美援朝最為激烈的 1951年,毛澤東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自出席印度駐華大使的國慶招待會,並在會上祝賀道:“今天慶祝印度的國慶,我們希望中國和印度兩個民族繼續團結起來,為和平而努力。”也就在這一年,中國為緩解印度的糧荒,在自身糧食緊缺的情況下,向印度提供了66萬噸大米。

  當時印度作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積極主張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同時也大力尋求解決朝鮮爭端的途徑。20世紀50年代,兩國官員頻頻互訪。周恩來總理曾4訪印度,共同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8年,中國在尼赫魯的主張下參加了萬隆會議。更令人難忘的是尼赫魯訪華,毛澤東與尼赫魯話別時意外地吟誦了屈原的二行詩句“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在那一段時間裏,中印兩國的大地上到處響徹“中國印度是兄弟”的呼喊聲。

  然而就在這熱烈的歡呼聲中,中印關係危機卻已悄悄來臨。眾所周知,中印兩國獨立與解放之前,雖然未曾正式劃定過邊界線,卻早已形成了一條各自遵守的習慣邊界。印度自1947年獨立後,開始時一直遵守著這一邊界。但在1954年,印度政府卻修改了官方地圖,把東段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作為已定國界,占領了屬於中國的9萬平方公裏土地,又在中段侵占了阿裏地區的2000平方公裏土地,還把西段的巴裏加斯劃入印度版圖。這樣一來,印度共侵占中國領土達12.5萬千平方公裏,相當於中國一個福建省。兩國關係就此跌入低穀。

  “大印度聯邦”狂想

  中印關係從手足情深到反目成仇,追根溯源主要是“大印度聯邦”在作祟。

  “大印度聯邦”本是英國殖民者以印度為基地,向周邊乃至東亞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勢力範圍的戰略構想,想不到尼赫魯卻對它格外欣賞。他早在1934 年就在自傳中寫道:“我個人對未來遠景的看法是這樣的:我認為將來會建立一個聯邦,其中包括中國、印度、緬甸、錫金、阿富汗和其他國家。”後來他又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作了修正,把他的“大印度聯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區、東南亞和中亞西亞,而印度必將成為該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

  尼赫魯還一廂情願地設計出一個“理想邊界”,即將克什米爾、尼泊爾、錫金、不丹和阿薩姆作為印度的防務內線,把中國的西藏作為“緩衝國”納入印度的勢力範圍,將“麥克馬洪線”和“約翰遜—阿爾達線”作為印中理想的邊界線(麥克馬洪線和約翰遜—阿爾達線是以英國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1914年英國為擴張其殖民地領土,以不正當的手段與當時的西藏當局秘密換文,炮製了大致以喜瑪拉雅山主脈分水嶺為走向的邊界線,中國的曆屆政府從未予以承認。)。尼赫魯甚至認為,獨立為新生的印度創造了大好時機,印度要建立以自身為盟主的“大印度聯邦”,並以此為基礎躋身世界強國之列。這就是尼赫魯在印度獨立民主運動中萌生的“關於印度的新概念”。

  印度獨立後,尼赫魯便開始實施他的“大印度聯邦”狂想,並在西藏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1947年3月,當時的印度臨時政府曾慫恿西藏獨立。尼赫魯在會場上懸掛的巨幅亞洲地圖竟將西藏置於中國的版圖之外,後經國民政府代表鄭彥的強烈抗議,尼赫魯才給予更正。同年5月,印度臨時政府還向西藏葛廈提出 “繼承並保持英國在西藏的特權和利益”備忘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尼赫魯政府又阻止西藏當局上北京商談和平解放問題。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時,印度駐華使館竟在向中國政府的照會中說:“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認為是可悲的。”此外,印度還向西藏地方武裝提供軍火,阻止解放軍進藏。

  1951年2月2日,印度軍隊乘中國在朝鮮激戰無暇西顧,派兵占領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轄的達旺地區。此後,中國政府經過多方交涉表明態度,印方明目張膽的軍事活動才有所收斂。然而印度政府不僅不肯退出占領的中國土地,反而加緊了蠶食的進程。

  更令人驚訝的是,尼赫魯1954年10月訪華甫歸,一條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竟立即出現在印度官方地圖上,以此迫使中國接受這一事實。直至1958 年12月14日尼赫魯給周恩來的親筆信中還寫道:“印度的這些大片土地(中國地圖表明屬於中國)隻能是屬於印度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對這些土地不存在爭端。”此後,印度政府還支持西藏反動農奴主叛亂,公開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尼赫魯甚至指責中國“沒有遵守西藏同中國關於自治區的協議和對印度提出的保證。”

  西藏叛亂的失敗,使尼赫魯劃西藏為印度戰略緩衝區的妄想成為泡影,但“大印度聯邦”構想仍然使他不能平靜。他公然向中國政府提出,把有爭議的 12.5萬平方公裏土地全部劃歸印度,中印關係隨即惡化。尼赫魯完全阻絕了中國政府防止邊界衝突的各項建議,一意孤行地執行“前進政策”,繼續侵占中國領土。1962年10月,尼赫魯向印度軍隊下達了“將中國軍隊趕出去”的命令,中印邊界戰爭全麵爆發。

  困獸猶鬥的尼赫魯

  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戰爭中的徹底失敗,使尼赫魯亂了方寸。他不與任何人商量,獨自向美國總統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轟炸機和軍隊與中國作戰。印度國民也從未經曆過如此失敗情緒的衝擊,全國陷入一片混亂。可就在這個時候,中國軍隊卻單方麵宣布停火,並主動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實際控製線後20公裏,希望以此推進談判,恢複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

  而印度政府卻未能理解中國的善意。他們認為中國軍隊的“懲罰”大大傷害了印度的自尊和體麵,並把中國主動釋放全部被俘人員、所繳武器和軍用物資也說成是陰謀。印度政府對中國的誠意根本不予理睬,並拒絕任何形式的談判,反而指使其軍隊重新占領被中國軍隊趕出去又後撤的全部12.5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

  中印戰爭後,印度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麵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不結盟政策”,並迅速向美國靠攏。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與蘇聯簽定了為期20年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雙邊條約。條約明確規定,雙方“保證不向與另一方發生武裝衝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進攻或進攻威脅時,應立即共同協商。”當時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說,如印發動戰爭,蘇聯將在軍事、外交上全麵支持印度,並牽製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與此同時,印度為了報邊界戰敗的一箭之仇,開始了全麵的擴軍備戰,並專門組建了針對中國軍隊的“山地師”部隊。“中國威脅論”也從此籠罩印度大地,中印關係進入了冷凍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於國內外局勢發展的需要,表示願與“中國進行有意義的會談,以尋求中印爭端的解決”。中國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應。1970年“五·一”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米什拉時說:“我們總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麽吵下去麽。”毛澤東當時還請米什拉代為問候印度總統和總理。

  但此時印度國內的反華勢力卻依然活動猖獗。他們支持西藏叛亂分子在新德裏舉行活動,還把“西藏問題”和“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議案提交聯合國大會。與此同時,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邊界東段9萬平方公裏土地由“東北邊境特區”上升為“阿魯納查爾中央直轄區”。此時,中印關係雖有解凍跡象,但印度並沒有誠意采取實質性的舉動。

  曲折中的艱難進展

  直到1976年,印度才主動恢複向中國派駐大使。1979年2月12日,人民黨政府外長瓦傑帕伊訪華,中印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但中印邊界問題仍然是兩國關係中最難解的死結。1980年英迪拉·甘地與勃列日涅夫會談時,指責中國“對邊界領土的要求或侵占而產生的領土糾紛,使中印關係進程緩慢”。雖然從1981年起,兩國商定輪流在北京和新德裏舉行邊界問題談判,卻始終沒有突破性的進展。中國曾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案,印度則要求分段解決。

  這期間,印度議會兩院又於1986年將“阿魯納查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為印度第24個“邦”,企圖從法律上使占領合法化。中國政府為此提出嚴正抗議。直到2002年兩國的邊界聯合工作小組在該地區核實實際控製線時也未能解決這一爭端。

  雖然印度在中印邊界戰爭中遭到了軍事上的全麵失敗,但實際上卻是既得利益者。它趁中國軍隊後撤之機非法占領了有爭議的中國領土,此後又千方百計使非法占領合法化,這便是數十年來中印邊界爭端未能得到真正解決的症結所在。

  1962年中印戰爭後30餘年來,兩國在邊界問題上始終存在嚴重分歧,但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還是達成了一些共識。1988年12月19日,拉吉夫·甘地成功訪華,中印雙方同意通過和平方式協商解決邊界爭端。此外商定,在尋求辦法的同時,積極發展兩國間經貿與文化的交流合作,為合情合理解決問題創造氣氛與條件,建立關於邊界問題的聯合工作小組和經貿科技聯合小組。拉吉夫·甘地之後的V·P辛格、高達及拉奧總理也都表達了增進中印關係,和平解決問題的意願。

  1998年5月,印度人民黨聯合政府為進行核試驗大肆叫嚷“中國威脅論”,使中印關係一度受挫。但不久後,瓦傑帕伊的人民黨聯合政府又重新認識到,中印關係對21世紀印度發展至關重要。2003年6月23日,瓦傑帕伊總理訪華期間,印度政府首次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進行反華政治活動,為重開對話開創了新的起點。同時,雙方又約定各自任命特別代表,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 (文/吳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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