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三大決策：新中國的開國外交壯舉

zt 三大決策：新中國的開國外交壯舉

靳文　 來源：《環球視野》網摘

　　新中國成立迄今已有60年整。60年的新中國的外交曆程或可以12字以蔽之，曰“波瀾壯闊、叱吒風雲、可歌可泣。60年來，隨著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新中國外交也在不斷演變，先後經曆 了革命化外交時期、調整外交時期和具有中國特色的務實外交時期，演變中既有繼承，也有發展。

　　回顧新中國外交的60年，可謂是重大事件不勝枚舉，然而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建國初期毛澤東主席製定的“三大決策”，即：“另起爐灶”、“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決策”，非同小可。正是憑借這“三大決策”形成了建國伊始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政策，新中國才得以成功地鞏固了來之不易的獨立，在危機重重的國際冷戰中站穩腳跟，並為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建設贏得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和開端。

　　“三大決策”的由來

　　“三大決策”的醞釀其實由來頗久。

　　早在1947年3月，毛澤東主席即為有關的外事工作人員讀及今後外交上應“另起爐灶”的設想。他曾說，中國人要掌握自己的命運，砌起自己的爐灶。等我們進城後，將不承認蔣介石反動統治和它的對外關係。

　　嗣後，毛主席又在諸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等重要文告中宣示，要“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得一切外債”等。毛主席更在被譽為“綱領性文件”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就是要“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

　　1948年9月和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先後召開了兩次政治局會議，會議也討論了“三大決策”問題。會上，毛主席說，“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在談到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時，毛主席說，“現在他們沒有合法地位，不必忙於要帝國主義國家承認。我們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認它，將來要通商，可考慮，但也不忙。”周恩來副主席也發言說，外交政策以不承認為好，對帝國主義國家要觀察，根據需要將來再說。總的觀念是，百年來受壓迫，現在站起來了。應該有這樣的氣魄。會後，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表明新中國將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所有外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指示》強調：“采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恰在此時，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相互派團進行互訪。先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奉斯大林之命於1949年1月31日飛抵西柏坡。米此行的使命是了解新中國在成立後的內外政策。會談中，毛主席明確地向米高揚表示，中共將“把對蘇聯及東歐國家的關係置於中心位置”。毛主席還十分形象地對米高揚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說，它的屋內太髒了。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把那些髒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房屋內打掃清潔、幹淨、有了秩序，再請客人進來。毛主席此處所言的需“清理”的“髒東西”，主要是指帝國主義強迫中國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餘勢力。接著，毛主席決定由劉少奇同誌率中共代表團於1949年6月下旬訪蘇，同斯大林等蘇共中央領導人商談國際形勢、蘇向新中國貸款和派遣專家、中蘇間的交通和貿易等問題，雙方最後簽訂了貸款協定。

　　此時，“三大決策”實際在中共內部已獲確定，但在正式水到渠成前，尚有兩件大事要做：一是澄清某些黨外人士的模糊認識，一是召開兩次曆史性會議（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予以正式確認。

　　在澄清黨外模糊認識方麵，有兩事值得一提。其一是一個有意思的政治插曲。此時已棄暗投明的張治中先生向中共提出了在美蘇間保持中立的主張。有鑒於此，毛主席特地約請了張治中。毛主席對張明確地說，當今之世，非白即墨，不是倒向蘇聯一邊，便是倒向美國一邊。其二是數月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 周年，毛主席於1949年6月30日發表了題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文中詳細闡明了“一邊倒”的理念。毛主席寫道，“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但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隻能向這一方麵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去找。”

　　“三大決策”的最後拍板定案和正式對外宣示是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和同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在總結發言中宣稱，“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隻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此點”。同時，他又重申了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承認”原則，說“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是為新中國的誕生做最後的準備。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將“另起爐灶”、“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決策正式法律化。《共同綱領》莊嚴宣布：“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係”；“ 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定，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或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防和平民主陣營方麵，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雷厲風行中貫徹“三大決策”

　　“三大決策”，意義重大。它實為意在解決新中國成立後麵臨和急需解決的三大外交難題。“另起爐灶”是為不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與世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是為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和勢力，徹底摧毀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各類控製。“一邊倒”則是為奉行“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的戰略，同蘇聯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結為盟友。

　　“三大決策”，互為表裏，相互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聯係。中蘇簽訂友好新約是中國實施“一邊倒”的重要標誌，然而它實際上是“另起爐灶”的結果。而中國的“一邊倒”決策又為“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顯然主要是針對帝國主義國家，但也適用於所有外國（包括蘇聯）同國民黨反動政府之間的關係。

　　“三大決策”問世後，中國共產黨在貫徹上雷厲風行，在其革命精神指導下所完成的幾件大事都是驚天動地。

　　先說“另起爐灶”。

　　建國伊始，新中國外交的要務之一自然是同世界各國重建外交關係。但建立也不能說建就建，中共中央訂立的方針是建交需遵循“另起爐灶”的精神。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說，叫做：中國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砌起自己的爐灶，不承認蔣介石反動政府的一切對外關係。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將此公告正式函告世界各國政府。

　　對新中國的成立，世界各國反應不一，有歡呼、有承認、有保留、也有反對，其中尤以如美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陰毒反應最引起中共領導人的高度警惕。據稱，在我建國前夕，中共中央成功接獲了一份來自美國的絕密報告，內稱：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在新中國的政權中“造成一個有效的反對派”，這也是美國承認新中國的條件。同時，1949年4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滯留於解放後的南京，試圖同中共接觸。但他在同黃華的接觸中，雖表示願與新中國建立新關係，但強調美國“承認”新中國和“條件”是新的中國政府應保證西方國家享有所有舊條約所賦予的特權。不僅如此，美國政府的決策者還分別向一些西方國家和亞洲國家發送照會，要求他們同美國結成共同戰線，“切勿采取導致承認中共政權的任何行動”。此類事更使毛主席堅信：“帝國主義國家對革命國家一定要進行幹涉”是一個客觀規律，“從內部去實施破壞”則是美帝當時對新中國所能采取的主要的幹涉手段和形式。

　　由於客觀情況千差萬別，新中國在建交問題上果斷地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方針。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對此專門指示說，遺留在中國的外國使領館，除社會主義國家外，我們一概不承認其外交地位。此後建交工作，要通過談判進行，他們必須表明與台灣斷絕一切“外交”關係，我們才予承認。

　　本著此項政策，新中國在成立初期，對社會主義國家，隻是通過來往照會，迅速實現了相互建交。蘇聯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並迅速互派大使的國家。 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國宣告成立後的次日，蘇方即致電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宣布蘇聯政府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互派大使。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隨即相繼宣布與新中國建交並互派大使。在短短的不到3個月的時間內，11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不需要經過談判進程的情況下，空前迅速地完成了建交和互派大使的程序。

　　對一些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我們的做法有別，但也隻是一般地要求通過談判來實現建交，程序也比較簡單。個別情況如印尼，因它成立於新中國誕生之後，未曾同國民黨反動政府建過交，我們也采取了，不經過談判即行建交的做法。

　　加至於關於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新中國建交則必須“通過談判”，概莫能外。談判是為了滿足我國的兩個條件：斷絕與台灣的一切“外交”關係；接受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權的原則。在這方麵，我們並不急於求成，甚至還有意選擇“等一等再說”，必須“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新中國在建交問題上還有一個新創舉，即同外國“半建交”或稱“建立半外交關係”。這具體表現在雙方同意互派代辦而非大使。最初中國與英國和荷蘭的關係即屬此類“半外交關係”。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與我建交的國家共有22個。

　　順便說一句，“另起爐灶”其實不隻是限於同外國建交。毛主席說，“外交隊伍要另起爐灶”。

　　再說“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此項決策與中國的近代史密切有關。舊中國的曆史是一部長期備受帝國主義控製和蹂躪的曆史。自19世紀中葉起，帝國主義國憑借各種侵略手段，迫使中國訂立了不少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在華的特權無數。他們在中國享有內河航行權、海關管理權、司法權、自有經營權、甚至駐軍權，中國已是主權喪盡，實際已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正因如此，建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將新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定為：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和勢力，徹底摧毀他們對中國的各類控製，完整無缺地恢複中國的獨立和主權。

　　早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就已開始一一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建國後這一步驟更呈加速之勢。自1950年1月始，新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果斷地采取了如下措施：先後收回了美、法、荷、英等在中國的兵營；宣布由中國政府管製對外貿易，實行進出口許可證；規定外輪一般不準駛入中國內河，經中國政府特批而駛入的外輪須是掛中國國旗並在指定的碼頭停泊；鑒於美國宣布管製中國在美國的公私財產和英國對中國采取不友好的行動，發布了“關於管製、清查美國財產和凍結美國公私存款的命令”，並征用一些英商在中國的財產；同時，還有步驟和有區別地處理了外國人在中國興辦或津貼的各種文教衛生機構，實現了中國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的自治自養自傳。所有這些都有助於鞏固新中國的獨立和主權。

　　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餘特權，也是經曆了一番鬥爭的。比如，在征用北京的美國兵營時，美國人就橫加阻撓。美國國務院竟大肆宣揚北京市軍管會的決定“違反了1901年給予美國的、並在1943年中美條約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權利”。對此，新華社於1950年1月18日專門發表評論駁斥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中已明白宣布，要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和一切不平等條約，不管它們是“久已存在”的也好，是“1943年重申過 ”的也好，北京市軍管會有義務執行《共同綱領》，但決定無義務執行這些不平等條約。評論並嚴正指出：中國人民在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及保衛自己祖國的主權的立場上，是從不考慮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意誌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製造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侵略特權，必須廢除。新華社的這篇評論典型地表達了新中國在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方麵的堅強決心。

　　最後是“一邊倒”決策。

　　應該說，“一邊倒”決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外交上實施的一項重大戰略，它導致中國在一個時期全新外交布局的形成。

　　所謂“一邊倒”是指新中國態度鮮明地“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頁。此事早在建國前夕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和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時中蘇兩黨即已開始醞釀，但最後的瓜熟蒂落卻是在建國伊始毛澤東主席訪蘇之時。

　　對“一邊倒”，鄧小平同誌在建國前夕有個獨到的解說。他說，帝國主義對我實施封鎖，“其目的在於迫我就範，我們的鬥爭也在於迫使帝國主義就範”。而“打破封鎖之道”即是“我們提出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毛主席說，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

　　實現“一邊倒”，核心問題之一是中蘇間需廢除舊約簽訂新約，以重新確立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嶄新中蘇關係的法律基礎。國民黨反動政府原先已於 1945年同蘇聯締結了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但此約定《雅爾塔協定》的產物，它對中國來說是喪權辱國，在多個方麵嚴重損害了中國的權益，廢除此約即是新中國實施“一邊倒”的前提和必循之途。早在劉少奇同誌訪蘇時，就曾當麵直告斯大林，中國人民對蘇軍駐紮旅順、蘇聯拆遷中國東北的廠礦設備、以及外蒙古獨立等問題頗多不滿。嗣後，毛主席於1949年12月16日（即建國後尚不足三月）即應邀赴蘇聯訪問，與蘇方商談廢除中蘇間的舊約、締結新約、以及其它重大問題，以實現中國在外交戰略上的“一邊倒”。

　　毛主席此次訪蘇其實並非一帆風順，期間曾有過戲劇性的波折，12月16日毛主席抵達莫斯科時，蘇聯黨和政府的歡迎是盛大而熱烈的，毛主席在12 月23日或24日同斯大林會談，但蘇方突然變卦，毛主席被冷落了10餘天。估計其因是：斯大林從一開始即明確否定中蘇重訂新條約的可能性。再加上陪同毛主席赴蘇的蘇聯駐華總顧問科瓦廖夫片麵地根據高崗提供的對我黨中央進行汙蔑和挑撥離間的材料，向斯大林作了《關於中共中央若幹政策與實際問題》的書麵報告，引起了蘇方的誤解和不滿。蘇方態度的變化激怒了毛主席，他因此閉門不出，隻是讀書閱報了若幹天。毛主席生氣地對蘇方接待人員說，我來蘇聯並非來祝壽，我還有重要的雙邊關係問題要與蘇方商量。斯大林得知後，很快就同毛主席會談，並把科瓦廖夫的那份報告給了毛主席，從而增進了相互的了解。蘇方態度的轉變時在 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在與我會談中首次明確表示蘇方同意簽訂中蘇新約。於是，毛主席便於14日至16日訪問了列寧格勒。周恩來總理兼外長一行也隨即於1月20日飛抵莫斯科，同蘇方展開談判。周總理在談判時堅持原則，展現出“相當頑強的立場”，以至使蘇方代表感到很驚訝。2月14日，在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親自參與下，周總理兼外長與維辛斯基外長在莫斯科簽訂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蘇聯駐華建設50個企業協定等。為了慶祝毛主席訪蘇獲得圓滿成功，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同誌在莫斯科的最豪華的酒店舉行隆重晚宴，從不出席克裏姆林宮以外的任何盛宴的斯大林卻首次破例出席，這轟動了整個宴會大廳，也為毛主席的此次訪蘇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一邊倒”的決策功不可沒，它使新中國得以站穩腳跟，打破西方的封鎖，並發展了自己的經濟。中蘇關係在締結新約後曾密切友好過若幹年。盡管後來我外交政策因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改變修正主義路線而做了重大調整，“一邊倒”決策的曆史意義依然不可低估。

　　“三大決策”和新中國第一次駐外使節會議

　　說起“三大決策”，就不能不提及1952年4月下旬在外交部召開的新中國的第一次駐外使節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對這“三大決策”做了最具權威的闡述。

　　周總理先是簡要闡述新中國的總的外交政策。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一直堅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們堅持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競賽的方法來勝過帝國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當然，為防備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我們應該在和平鬥爭中鞏固國防，加強經濟力量，使帝國主義不敢發動戰爭，萬一它發動戰爭，就叫它遭到失敗。

　　周總理接著著重闡明新中國外交的“三大決策”。他說，關於“另起爐灶”，1949年春，毛澤東同誌就說過，我們的一個重要外交方針是“另起爐灶 ”，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對於駐在舊中國的各國使節，我們把他們當做普通僑民對待，不當作外交代表對待。曆史上，有在革命勝利後把舊的外交關係繼承下來的，如辛亥革命後，當時的政府希望很快得到外國承認而承襲了舊的關係。我們不這樣做。這一“另起爐灶”的方針，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係。

　　關於“一邊倒”，周總理說，在1949年黨的建立28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同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了“一邊倒”方針，宣布了我國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我國在世界上明確地站在和平民主陣線一邊，旗幟鮮明，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幻想。如果沒有這一明確的宣布，帝國主義者就會胡思亂想地望著我們，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時還想鑽空子。“一邊倒”方針給這種胡思亂想的人潑了一頭冷水。

　　在說到“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時，周總理說，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想鑽進來。有幾個國家想同我們談判建交，我們的方針是寧願等一等。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餘勢力清除一下，否則就會留下它們活動的餘地。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是被趕走了，但帝國主義在我國百餘年來的經濟勢力還很大，特別是文化影響還很深。這種情形使我們的獨立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係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除上述的“三大決策”外，周總理還談了“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和“團結世界人民”等外交方針。完整係統地闡明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政策，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三大決策”產生於“革命與戰爭”年代和“冷戰時期”，而今國際形勢已劇變至“和平與發展”年代和“後之冷戰時期”，這導致中國的外交政策也不斷相應地進行調整，今昔自然不能相比。然而，曆史不應遺忘。“三大決策”畢竟是新中國的一筆重要外交遺產，後人豈能無視。

　　說“三大決策”是新中國的一筆重要外交遺產，並非指我們應舊例照搬，而是主要指它所包含和體現的精神頗值我們學習和繼承。這個“精神”，我以為，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它的革命性，二是它的鬥爭性，三是它的無畏無懼性。盡管當前中國外交已調整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務實外交，堅持和平發展，堅持互利雙贏，堅持以人為本，然而在外交實踐中勿忘這“三性”應該並非是多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