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中國的衛生健康[1973年]作者：W.貝卻敵 路易.艾黎 09-8-20
隨著尼克鬆在一九七二年年初的破冰旅行之後而到中國訪問的美國人，幾乎眾口同聲地談到他們在街頭看見的中國人是多麽健康，是多麽安詳。這對於醫生和心理分析專家來說，是多麽不幸的訊息。這是新社會的麵貌之一，我們早就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麵對著一再提出的何以會如此的詢問，我們決定把這個問題向我們的老朋友（這是阿特.包可華喜用的名詞）喬治.海卜姆醫生（即千千萬萬中國人所稱的馬海德醫生）提出。這一次很湊巧，我們兩人分別到各地飛行了幾次之後，正在北戴河海濱勝地核對筆記，就在那裏找到了他。更有湊巧，當我們第一次在北戴河見到他時，他正向他的小妹妹分析這一個問題。她剛從美國來，與哥哥已有四十年未見，地最先向他提出的詢問便是，人們顯然在苦幹，而且所得無多，可是為什麽健康那麽好呢？
如果在這裏引用了馬海德醫生的話，而不適當地介紹他，說明他的身世，那是絕對講不通的事，聽以我們必須略微岔開話題，介紹一位罕見和傑出的參加中國革命的外國人。
喬治.海特姆於一九三三年到達上海，口袋裏裝著嶄新的醫學學位，剛剛結束先在北卡羅萊納州美國大學開始，後在日內瓦大學完成的正式醫學課程，而且已經結束在貝魯特洛克菲勒醫院的實習訓練。他是一個誠實、善良、謙遜的青年，父親是移民到美國的黎巴嫩人。在紐約州的巴伐洛市定居。（大約四十年後，作為已歸化的中國醫生馬海德，在他的偉大友人埃德加.斯諾即將死於癌症的彌留時期，率領一個中國醫療組，回到日內瓦，以減輕斯諾最後的痛苦。）
他為什麽到了上海呢？原因是事出偶然，和路易.艾黎在其六年之前到達上海的情況相同。
“我覺得在完成我的‘世界旅行’之前，可以在中國學一些熱帶醫學，然後回美國開業。”是什麽事情使得他“改變初衷”，而完全與革命認同了呢？
“我為中國的情況而震栗了。我所看到的事情，都不曾在書本上讀到過。無論你望向什麽地方，到處都是貧窮、疾病。一個醫生是無論如何無能為力的。你可以診斷、開方，但是你要臨助的人，根本無力購買藥品——他們就連維持自己不要餓死，也不過是勉為其難呢，大多數人甚至想不餓死都不行。找東西吃飽，是他們的主要問題——買藥，那是他們連作夢也不會想到的事。
“而且，當時不斷槍斃人。對於某些外國人，那是一種時髦的周末樂事，到龍華塔（現在的上海國際機場）去看青年男女被斬頭或槍決。受刑者極為鎮靜，而且總是在被殺之前高呼‘共產主義萬歲’，使我深為感動。”
這四十年來在中國革命上的征途，第一步是怎樣開始的呢？
“我經常到一間左翼書店去買幾本書，書店是一位荷蘭婦女愛琳娜.沃登邁耶開設的。在那裏，我看到一個德國人，漢斯.謝普，並且發現他就是以‘亞洲人’為筆名的那位作者，他的文章在上海的英文報紙中吸引我的注意。他經常到這問書店去。他們把我介紹給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那時她剛剛寫完《紅軍在前進》一書，她又把我介紹給路易.艾黎。當時，艾黎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工廠總稽核。在我們初見的一次聚會時，他問我懂不懂得治‘慢性皮膚炎’。我說，‘不大懂得，不過我願意學會。’艾黎很不滿意鍍鉻工廠中十幾歲童工在開放性鉻爐旁邊工作的勞動條件，那裏沒有任何排氣設備來排除毒煙。他的不滿是有道理的。勞動條件簡直怕人。鉻煙吸在他們的鼻孔裏，鉻煙沾到他們的全身，毒性直接侵入他們手指的骨頭中，侵到他們的腳趾縫間。他們無異是活骷髏架子，由於沒有住處安排，就睡在鉻爐和機器旁邊。我在這方麵做了好幾個月的調查，寫了一份報告，由上海雷斯德學院院長簽名，當作該院專門論文發表。報告帶來的結果是勞動條件略有改善——起碼它引起了人們對於這種虐待工人的工作條件的注意。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喚起人們注意在龍華塔槍決青年人那一類的事情。
“通過我同這家左派書店的接觸，通過艾格尼絲.史沬特萊和路易.艾黎，我一直注意著紅軍的動態——他們是被人們稱為真正給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共產黨人。我的腦海始終忘不掉那些臨死尚在高呼‘共產主義萬歲’的青年人。作為一個醫務人員，我覺得很是氣餒——困擾在這樣最緊急的問題中，而無能為力。
“當一九三六年年初通過路易傳來了口訊說，紅軍需要一名西醫——我高興極了。那時，我隻想著兩件事。去協助西班牙的共和派，或是為中國紅軍服務。路易傳來的口訊具有決定性。於是我與埃德加.斯諾一同出發前往尋找紅軍，他們也同樣希望有一個新聞記者去。”（注）
（注）斯諾在《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一書中，並沒有提到馬海德與他一起經過千辛萬苦到達紅軍區域，就使得毛澤東總部裏有一個美國醫生這一事實，曾有多年成為保密極嚴的秘密。
經過許多曲折，其中一部經過已經詳記在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中，這兩名趕路的人終於與紅軍接上了頭——與滿麵胡須的周恩來見了麵，被護送到毛氏的辦公地點，當時在陝北保安。馬海德的最初工作之一是給毛主席進行了徹底醫療檢查，宣布他身體健康良好——那時候，外界一再報道他已陣亡，或死於肺病。快到一九三六年年底了，朱德領導的第四方麵軍和賀龍領導的第二方麵軍會師，完成了他們的長征，馬海德到軍隊裏去，看見這兩位傳奇性的指揮官（朱德是紅軍總司令）跟著部隊步行，扛著自己的槍支，而把他們的馬匹給傷員使用，印象很深。他陪伴著第二方麵軍到延安，紅軍司令部就設在那裏，而馬海德也著手在那裏設立他的醫務總部，在其他活動之外，協助領導醫療幹部的訓練中心。當斯諾在四個月後帶著他的筆記和照片重回上海，撰寫他的第一本關於這一革命（它是從來沒有被公開介紹過的）的偉大經典著作時，馬海德已決定全身投入革命，從那時起，便一直留在這場革命的中樞機構。
在一九四〇年初，當時在重慶的路易.艾黎接到一封簡短電報：“即結婚，請匯款，喬治”錢匯去了，馬海德與革命劇院的一位非常漂亮、聰睿的政治活動家——蘇菲結了婚，路易.艾黎則被國民黨特務盤問了很久，問他為什麽“寄錢給毛澤東司令部”。（他亂吹了一番應付過去，可是，後來這就成為將他免除工合運動技術總顧問的原因之一。）這就是一個美國移民鋼鐵工人的兒子變成中國公民的開始，而且終於成為中國共產黨員，並將海特姆的原名改為馬海德，馬是中國穆斯林最典型的姓，而且正適於某些黎巴嫩後裔采用。
解放軍在一九四九年把總司令部搬到北京，作為衛生部的幹部，馬海德醫生當然也搬去了。隻消幾年之間，他就聞名於外麵世界，成為一位傑出的防止傳染病專家，在中國全麵清掃傳染病的全國性運動中，擔任了重要角色，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便是徹底清除性病，尤其是梅毒，這種病曾在少數民族中引起很大破壞。這一切事實證明，馬海德當初是做對了，他最初是觀察和報道上海的疾病情形而自感無能為力，因而參加了紅軍，其後在全國清掃傳染病和改進傳播傳染病的社會條件時，大展所長。他貌似走了遠路，其實走了近路。
解放以後的幾年中，馬海德幾乎與中國每一個省的醫療隊都一起工作，正如他自己有一次所說，甚至“在內蒙草原上追查波狀菌”[譯注]，參加各地所有的掃清傳染病的運動，其對象從象皮病和麻瘋病到血，吸蟲病，包括瘧疾、霍亂、天花、鼠疫、黑熱病和其他的疾病，其結果使得國際醫療人士大吃一驚，大開眼界。[注]
關於馬海德的介紹，談到這裏為止。至於他認為在公共衛生這一範圍內以哪一方麵成就最大呢，馬醫生答道：“向基層提供醫療服務——這是日積月累的經常性工作，一年接著一年去做，一點一滴的去做，而取得持續結果。運動當然會帶來更加急劇變化，但是，是事後跟著展開的日常工作，保證了徹底清除傳染病。這對於全體人民的普遍健康情況也有好處。今天，人人都很健康。這是正常營養，嬰兒照料和更普這的育嬰常識所帶來的結果，因此，一個嬰兒從繈褓時期起就可以保證長成一個更健康的青年。不過，外國訪問者常提到，街頭上的人也明朗健康，這一秘密則在於有經常性的保健工作。人們知道有這種服務——他們使用這種服務。”
（譯注）梅毒和回歸熱的病原菌。
（注）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和衛生》，生動地證實了這一工作的驚人成就。
中國人口這麽多，而中國的醫療服務在起飛時極端落後，那麽，這種服務是怎樣具體實現的？
“使用三結合的措施，”馬海德說明。“赤腳醫生”[注]、中醫和合作醫療補助，給基層醫療服務提供了穩固基礎。像中國這樣大的七億五千萬人口國家，絕不可能用另外任何一種辦法，提供如此大規模的現場醫療服務。中國有一百多萬赤腳醫生，因此，醫療起碼可以通過這三種措施，達到百分之九十的公社大隊。合作醫療是公社社員繳納很少的費用，‘赤腳醫生’由大隊按照工分製度付酬，大隊用收到的費用購買一些特定藥品，如抗生素等，不過，大部分藥品都是當地生長的草藥，由公社社員采集而來，或者由大隊撥出款項，用微不足道的價錢從國營製藥公司買來。”
我們詢問，“赤腳醫生”這一名詞源出何處，馬醫生認為，這是紅軍做法的一種持續。“當年，我們在中國蘇維埃地區的醫務學校，七八個月就培養出一批醫務工作者。在抗日戰爭結束和解放戰爭開始時，”他繼續說道，“在解放區和在紅軍裏，曾經受過近代、大學訓練的醫生，隻用兩隻手的手指就數完了。幾乎所有的醫務工作，都是我們在這些短期訓練班訓練出來的人負擔的。因此，訓練各種半醫務人員是個老傳統。在那時，‘資格’這兩個字，對於我們來說，看法是不同的，‘赤腳醫生’的概念在那時就存在了，隻不過是名稱不一樣。那些受過七八個月訓練的人可以掌握簡單的外科手術、截肢等等，但是胸腔腹腔外科很複雜，因為沒有設備和麻醉劑。當時，針刺麻醉還沒有發展出來。”
[注]“赤腳醫生”有時被用來形容鄰裏的急救工作者，這些人曾經接受過幾個月的基本醫療訓練，其後還經常調訓，接受新訓練。他們可能處理大部分小病小症，如有應付不了的病症，便召請接受過全麵訓練的醫生前來。他們既是醫務工作者，又是農民。
馬醫生說，醫務衛生工作有四項基本原則：“為工農兵服務；著重預防；中醫中藥和西醫西藥結合；醫療衛生和工作方法采群眾觀點。強調第一點，並不等於隻管工農兵，而忽略人口中其他部分。這是對於舊觀念的糾正，在舊觀念裏，人民群眾的窮苦階層完全遭到忽視。這不單是因為他們缺乏金錢，而且是因為一個中醫如果給窮人看了病，就‘失掉麵子’。”英國外科醫生洪若詩曾經自一九五四年起在中國居住和工作過十五年，他在著作中接觸過這一方麵：
“也有一些中醫願意免費出診，到村民家裏去看病，但其他的中醫則索取出診費和適當的交通工具，例如在我所熟識的那一地區，就要備有好鞍的騾子或驢子，不然就要用轎子來接，他還帶著跟班。傳統習慣必須保持。按照習慣，出診的醫生在診視病人之前，先要吃喝一餐，吃喝的標準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顯然要達到公認的好吃好喝。如果他從遠道而來，或是天氣欠佳，他有權要求按照他的身份，給予客氣的款待，他願意住幾天就住幾天。這一些條件，隻有地主階級才辦得到；普乃農民隻有在地主的代邀下，才能請得一名醫生。如果一個農民願以充分的物質保證提出要求，地主也許會同意替他邀請一名醫生，在表麵上說給地主的家人看病，實際上是給這農民看病。這裏，也有不成文法加以約束。事情必須如此安排，顯得隻是由於醫生有一副觀察敏銳的眼，看到了那一名為二豎所纏的農民在後院難以舉步，又由於醫生有一顆同情之心，才同意給那農民診症。作東道主的地主，鑒於醫生的盛名，盡管醫生多方禮讓，還是大方地付了診費。過後，這筆錢就要向那農民結算了，說不定，會使那農民拖下好多年的債務。”（注）
由此也可以看出，醫療的重點的確必須有所改變，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發出號召，要求大力改進農村保健工作。據一批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介紹，毛氏在發出這一號召時，曾有一段講話，曾對於衛生部和對於許多醫生的態度有相當深入的批評。據說他這樣講，衛生部隻給全國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做工作，在這百分之十五裏，也是隻管達官貴人。廣大的農民群眾得不到醫療照顧——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衛生部不是人民的，最好改名為城市老爺衛生部。毛氏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對於號召的響應十分熱烈，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大約十五萬名醫療工作者離開城市，把他們的技術帶往農村。其後幾年，又有若幹萬人前往農村。
“有一些人是短期，去六個月到一年，”馬海德繼續說道：“其他的人則長住。他們在農村醫院中工作，但更加重要的是他們在縣和公社開辦短期訓練班，這樣，公社就能夠自己處理廣大人民的醫療問題。”大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時，開始使用“赤腳醫生”這個名詞了。（有些外國參觀者來到大隊診療所，意外地發現身穿白衫、頭戴白帽的“赤腳醫生”，毫無例外地都穿著涼鞋或帆布鞋。）這個名詞是自發出現的，因為他們有一半時間也像其他社員一樣，在田地裏工作，那就是說，在稻田泥地裏，赤著腳，水達膝深。
（注）《我在新中國十五年》，洪若詩著。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第一二四頁。《中譯本》第一九一頁。
“他們幾乎不斷地接受新訓練，”馬醫生說。“他們一直與公社或縣裏的曾經在城市受過全麵訓練的醫生保有接觸；他們每年到縣城去好幾次，每次接受一兩天訓練，如果他們的區域有新傳染病出現，他們就要被叫去接受特別訓練，以便知所應付。如果發現了老傳染病的新治療方法，也會舉辦同樣的特別訓練。如果有一種傳染病成了這個區域的難題，會有一些人專門學習如何對付這一疾病——例如血吸蟲病，這種病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已經消滅，不過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每年還不能免於鬧水的地區。”
醫生病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革命，這是由於大學訓練出來的畢業生大量下鄉。中國與其他大部分國家的趨向也並非沒有相同之處，醫務人員喜歡集聚在城市，毛氏在他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號召裏，尖銳地指出，醫生慣於先戴上口罩，再給人看病，這就在自己和他的病人之間造成一種心理隔閡。“是他害怕把自己的病症傳染給人嗎？我覺得主要原因還是他怕被傳染。”當醫生到了公社之後，在一生之中首次與農民接觸，這樣的隔閡馬上消逝了，美國作家馬克.塞爾丹一九七一年曾經特別研究這一情況，在著作中寫道：“到一九七一年一月，有三十三萬多名城市醫務工作者，包括剛畢業不久的醫學院畢業生，在農村落戶，另有四十萬名參加了流動醫療隊。”（注）
（注）馬克.塞爾丹著《健康與革命 中國醫療製度》，原載《當代中國問題論文集》，紐約帕克.舒爾曼.裏斯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
馬海德認為，毛氏這樣以大量集中的力量來處理問題是衛生戰線全麵勝利的秘訣。談到清掃梅毒，他指出，根據公認的權威報告，在一百〇五個國家和地區之中，近年有七十五個國家和地區，梅毒有顯著增加之勢。此外，美國權威方麵聲稱，美國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梅毒例症不斷增加，有一百二十萬宗未獲醫治。人民中國一開始時條件很差，國民黨部隊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患有梅毒，他們每過一座城市和鄉村，便使梅毒如野火一般四散。統計數字表明，在小城和鄉鎮的梅毒病例，與日軍、美軍和國民黨部隊在那裏的規模以及駐紮時日的長短直接成為正比。不過，在全國的百分比中，少數民族的梅毒率卻是最高的（百分之十）；在內蒙古（以婦女待客的傳統習慣是一個主要原因）對十六萬三千人進行檢查，發現了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有此病，而城市的比率則為百分之五；除去那些特別遭受戰爭蹂躪的地區，農村的比例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馬醫生指出，在解放以前的日子裏，僅僅是打一針九一四，就要少數民族牧民的一匹馬或一頭牛；貧窮、愚昧、文盲、失業，迫使窮人賣女當娼，給梅毒的散播提供了社會環境。醫療這一病症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是清除它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娼妓的經濟根源被斬掉了，並不是西方采用的“管製”，而是徹底清除。妓院被關閉，妓女脫離妓院老板，組成小組，檢查身體，進行學習，接受免費治療，然後回到本村，或是在城市找到工作。這件事的本身就是對於梅毒的一項重大打擊，因為它一下子就擊中了這種病症主要來源。問題在於追尋潛伏性梅毒，這在全世界是一樣的，潛伏性梅毒要在一百人或一千人之中才能尋出一個。在這裏，毛澤東的“政治掛帥”路線起了決定性作用。梅毒問題必須在政治基礎上加以說明，指出它是舊社會的遺物。“我們人民政府願意幫助我們脫離這一疾病。你固然曾受到傳染，可是並不是你自己的錯誤，對此，不應該有羞恥之心。如果你有下列任何征象——皮膚病、脫發或生殖器官疼痛，就來接受檢查吧。同誌們，我們不能身上帶著梅毒進入社會主義。”這是他們展開群眾運動，希望大家合作時所展開的宣傳。它很有效用。
“例如，在河北省，擬出一個十項問題的調查表，把所有可能出現的梅毒病征都列出來，他和她如果有這些病征，就說明患有梅毒，或曾經接觸過這種病症。如果他們真有這些病征就被邀請去接受驗血。那些接受驗血的人，二十人中便有一個會被發現的確曾受到傳染。這一方法後來在其他縣份使用，結果甚好。後來，這個調查表形式又使用於其他病症上，因此人民很容易發現病征。他們甚至如果有些微病征懷疑，就被鼓勵前往檢查，而懂得這樣做是對公眾服務的貢獻。人們受到教導後懂得，應該與性病作鬥爭。他們一旦知道這一病症是怎樣傳染的，如何醫治或預防它，並通過政治覺悟把這些知識運用於實驗上，他們就能夠保衛自己。他們有的已治好梅毒，有的在將來也會治好，這個通過知識而來的免疫對於所有人都有好處，既無須重大開支，也不要經曆痛苦。這是集體概念，或群眾免疫，它此醫療措施得出來的免疫，更為有利，甚至有過而無不及。”
這一運動是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就展開的，領導者是像馬海德和來自老解放區的其他醫務工作者。馬醫生說，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八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專家報告，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這四年期間，隻有二十八宗傳染性梅毒出現；到了一九六四年，早期傳染梅毒的病例，在這同樣的八大城市中，估計已不到一億人比二十人的比例，而上海和天津做到了全無此病例。（注）
提到心理健康，誠如很多外國訪問者所說，人們臉上根本沒有緊張之態。馬醫生說，有些心理分析專家從西方來，從職業的角度來研究這一問題，他們普遍同意，就心理狀態來看，這個國家情況良好。“北京在精神病醫院中有七百張病床，”他說，“這是幾乎為整個華北這類病人所準備的病床，這些病床遠遠沒有完全使用。部分原因在於醫治方法的不同，但主要是由於社會經濟製度，人民不是處在西方所熟悉的那種容易使人在精神上陷於沮喪的緊張氣氛中，也不會有那麽多矛盾的事使人精神分裂。醫治的方法是使病人盡可能早日回到正常、熟習的環境，回到他們的家庭或集體。鼓勵人們聚到一處，暢談他們的問題。但是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張家要同王家相比的壓力。當然，有些家庭存在著經濟問題，可是這些問題可以在集體中解決。例如，在北京，一般認為，每個人一個月十二元的夥食費就足夠了。如果一個家庭成員的收入總數，不夠供給每張嘴十二元夥食的總開支，所差之數就由這些成員所屬的機構由社會福利費撥款補足。人們並沒有接受施舍的感覺——這是一個正常措施，以保證那些須要照顧很多人的人沒有經濟困難。
“人們可以把他們的所有問題坦白談出來，從帶孩子問題一直談到所有問題，這是一種心理宣泄的方法，可以減輕情緒的緊張感。這不是我所專長的方麵，可是每一個醫生多多少少都難免有當心理學家的時候；在工作上，我沒有碰上過這樣的事，我的同事也沒有。所以，總的來說，這不是問題。有時難得一見地碰上精神分裂症，通常是妻子或丈夫由於長期分離，對於配偶是否守節發生猜疑。但是這是極端之少的。西方存在的精神分裂症，來自從小時候就學到的道德是非觀念與真正生活中必須要做的事發生矛盾。我在這裏生活和工作了這麽多年，我已經很難想象到（通過與我妹妹的談話）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尤其是在美國，是那麽緊張：那裏有如此之多的恐懼，又是怕生病或意外事件會壓垮全家，又是怕十幾歲子女吸毒，又是怕街頭和公園不穩妥，又是怕性泛濫。這些恐懼的基礎在中國全不存在。這是由於這裏有的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世界觀，而並非個人主義世界觀。”
（注）有關梅毒是如何清掃幹淨的材料，有一部分引自馬海德醫生所寫的《毛澤東思想是控製性病的行動指南》一文，此文由中國科學院皮膚病學和性病學研究所於一九六六年十月發表。馬海德醫生向我們提供了此文。
為了更詳細研究中國如何處理精神病問題，馬醫生向我們介紹了一篇文章：魯關.塞德爾聽寫的《神經病及其治療》，刊載在前文提到的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藥和公眾衛生》一書中。她發現，在全中國有二萬張病床為精神病人和神經病人而設。在上海精神病院中，平均住院時間為七十天，作者的評論說：“由於最近透露，蘇聯把精神病院作政治運用，對於精神病人入院情況的了解，似乎有了重要性。北京第三醫院精神病區的醫生說，病人幾乎全部是在家屬、朋友和工作單位的同事勸說下到醫院來的。病人要入院，通常都是經過家屬和工作單位的負貴人共同商量，在一般情況下，他們都同意有必要入院。偶而有強製入院，這種情況是例外。
“病人住院之後，就要說服他留在院中接受治療。老病人歡迎新病人、老病人幫助新病人適應新環境的方法，被認為是在住院初期重要的事情……”魯芙.塞德爾提到了小組討論的方式，鼓勵病人彼此討論自己的問題，再加上給予工作療法——諸如繞繃帶和其他輕工作，這些方法就產生了一種正常的家庭氣氛。另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當病人離院時，他或她就被置於“住所附近的革命委員會成員，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和有關方麵的特別照料之下，此外加上職業的保證和家人的等待，這就有助於從醫院回到社會的適應階段”。她在中國調查訪問了一個月，結論之一乃是，相信“通過教育和再教育，人是可以改造為健全的人這一觀念，是許多新醫療技術的基礎”。
通過我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我們同意馬海德的專業性意見，大家在街上所看到的安詳麵龐，人們毫無暴躁，就在擁擠的巴士和商店中總是很和氣，反映了一種社會情況，在這種社會中，人們沒有日常的憂慮。在經濟上來說，他們所有人都是安定的——盡管生活水平還低，沒有人會被解職，除非他或她犯了極其重大的錯誤；醫療方麵，或是免費，或是付出極其有限的費用，老年人獲得優渥的退休金，人們生活在意氣風發的氣氛中，深信以中國革命以及在世界革命來衡量，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情。
再一個用集體方式來應付吸毒問題（這在一些西方國家中屬於噩夢）的實例，是由另外一名原是外國醫生、現在是中國公民的人講給我們聽的。他是漢斯.穆勒醫生，原在巴塞爾學醫，當時，瑞士進步人士同他接觸，說明中國紅軍需要醫生。他在一九三九年畢業後，沒有回到祖國德國（納粹德國），就奔往中國紅軍所在的區域。在日本投降後和內戰整個期間，漢斯.穆勒，這位高大、有頭腦、擅長於內科，現在是北京協和醫學院一位領導幹部的醫生，當時是在東北主管一家基地醫院。在那時候，滿洲國偽軍沒有了日本軍餉，解體四散，變成了地主部隊，平均兩百人到四百人就是一股。在土地改革時，經過解放軍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的努力，地主的勢力大大被壓製（雖然隻是減租減息、取消舊債），他們的私人部隊開始向解放軍靠攏。（當國民黨開始進入某些區域時，又有許多人改換旗幟。）
“有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新投靠過來的士兵，幾乎百分之百吸毒，”穆勒醫生告訴我們。“我的醫院所在地熱河省（現在分劃到河北北部和遼寧省），是鴉片生產中心。種了鴉片，換了錢，再用現款購買口糧。地主完全用鴉片給他們的私人部隊發餉。每一個士兵都有個簡單的注射器，用銅管或子彈殼改裝，上麵裝著廉價針頭。他們拿到生鴉片，在熱水裏化開，注射到身體裏。因為這種鴉片完全沒有經過精煉，雜質被身體組織排除出來，打針的地方就留下針疤。這些新兵，或是戰鬥中的俘虜，兩臂和上身到處都是針疤。其數量多少，要視他們當了多少年兵而定。首先是一條胳臂，又發展到另一條，然後打到上半身。當疤與疤相連而無法下針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五角大樓在越南戰爭中所遭遇的吸毒問題，與此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不過，我們知道，美國陸軍有個長期計劃，設法使癮君子恢複正常，因此我們打聽，解放軍是如何應付這一問題的。
“在兩方麵發動群眾工作，”穆勒醫生答道，“截斷新兵的毒品來源和進行土地改革。這些部隊投過來之後，我們在特別場所加以隔離，如有必要，可以隔離幾個星期或幾個月。我們給他們一些政治教育，給予他們吃相當好的食物。完全切斷了來源之後，他們絕大部分很快就戒掉了。一旦土地改革開始，農民種了糧食，這是他們多年的願望。隻有地主才對於種植鴉片有興趣。地主們把鴉片賣到城市，精煉成海洛英或其他毒品，再賣給日本人，日本人輸往各地。”（單是哈爾濱一地，在日本占領時，就有七十六處鴉片煙格，有五萬八千五百六十七名登記的中國煙民——一九四〇年數字。）
我們一直聽人說，癮君子戒毒，一定要慢慢戒除，一下子斷絕供應，在醫療上很是危險。
“胡說，”這是穆勒醫生的反應。“有很少一部分需要住院——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身體機構中毒過深，而不是因為一下子斷絕供應。身體的變化馬上顯現出來——兩頰重新有了光彩，眼神不見了原有的呆滯，過去的癮君子很快就恢複為普通的健康青年。不過，那是個混亂的時期，”他沉思。“他們之間有許多人慣於搶劫和強奸，很難適應解放軍的嚴格軍紀。當國民黨開始推進時，他們有些人殺死了解放軍幹部，投往國民黨，在那裏，他們在鼓勵之下，恢複舊習。那是一匹快馬就可以決定人的生死的時候。在國民黨之下，過去的偽軍有許多人扮演了在日治時期的角色，可是他們是極壞的戰鬥人員，國民黨軍隊也好不了多少。在一次戰役中，一萬五千名國民黨部隊和偽軍一起被俘，還有他們的全部美式新裝備。有一次，在我們的隻有一百五十名人員還包括廚師的後方醫院裏，我們必須照管四百名國民黨被俘軍官，”
除了後方醫院之外，漢斯.穆勒還得在整個東北廣大地區組織其他的醫院，他回想起一次重大的變化：一整座一千張病床的教會醫院到了解放軍手中，還有大批急需的物資。“那是一個混亂時期，”他回憶道。“除了軍隊時而投這邊、時而投那邊之外，解放軍已有極大的流動性，那就是說，一聲令下，就要從這個地區開往那個地區。但是就鴉片問題來說，我們在一個很短時間內就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在正規解放軍中，則從來沒有這一問題。”
穆勒醫生對於針刺麻醉是熱烈擁護者。隻是在他的堅持下（雖然觀看頭皮切開露出鮮肉的手術容易令人嘔吐），我們決定設法相信，有一些種類的針固然可以注射鴉片，卻有不同種類的針可以代替化學麻醉劑。
在上海華山醫院，戴上白帽、穿上白袍之後，我們被帶領到手術室，一個中年男子躺在手術台上，頭發剃光，頭頂有個雞蛋大的瘤，準備摘除。四根針已經紮入身體，兩根在右手上，靠近大拇指，另兩根在臉上。這些針就留在那裏，並沒有像其他針刺麻醉那樣要經常撚動。他與護士小聲談話，一邊笑著，一邊說覺得“挺好”，其實，打開頭蓋的工作已在進行中了。我們專心看著他的麵色，當時很像木匠用搖鑽鑽孔的情況，先在他的頭骨一個個鑽洞，鑽了一個又一個，就使用一個線鋸插入洞中，一個洞又一個洞之間拉來拉去，從底下把頭骨鋸開。問他有什麽感覺，他答道：“覺得有人拉我的頭發。”用這句話來形容當天早晨這手術，真是微不足道了。最後，頭骨終於鋸出長方形的一塊。並不是全部切斷，而是像一個沙汀魚罐頭的蓋子，掀到後邊去，可以看到的腦部在薄膜下跳動，有如一個新生小鳥的肚皮一般。在開始劃開薄膜之際，病人還在同護士們談話，首席外科醫生徐適之醫生說，摘除腫瘤要用一些時間，我們可以繼續參觀，過一陣再來看這腦腫瘤病例。
在另外一間手術室裏，一名醫院人員正在撚動一個男病人身上的兩支針，每隻手上一支，又在兩腳外側的腳踝下各插一針，一名外科醫生則在病人的肚子上縫合一個大刀口，從刀口處，剛用了兩個半鍾頭的時間，摘下了一個半磅重的瘤子。病人的臉上並沒有泛出灰白色，那是在手術枱上躺了那麽長時間的病人，經常出現的顏色。他說，他並沒有什麽感覺，隻是在瘤子摘除時，覺得“有一點拉扯”。他看起來很正常，顯然是毫無痛苦，也沒有被催眠，這是一些西方懷疑派經常的懷疑。下一個病例是一位婦女，是從喉部摘除疣瘤——四支針，每隻手靠近大拇指處紮上兩針，一直在輕輕予以撚動。她說覺得“很好”，當她發現我們是外國人時，還對我們說了一句“毛主席萬歲”，並說她“很高興見到外賓”。在她說這幾句話時，手術正開始進行縫合她的喉部。在重新去看腦瘤摘除手術之前，我們參觀的最後一個病例又是一名婦女，脖子旁邊長了一個淋巴腺瘤。四支針，都紮在同一邊，兩支靠近大拇指和手腕，一支在手腕上不遠處，另一支在前臂的上半部，還接上電流振動器。我們發現她的大拇指也在輕輕震動。她向我們保證，絲毫沒有覺得痛楚。
腦瘤已經摘掉一半了，主治外科醫生正在摘除在頭骨下較深遠處的其餘部分。病人說他感覺良好，還問護士，是否可以再吃一些罐頭水果，於是她開始用匙羹將幾片罐頭水果喂到他嘴裏，醫生則在頭骨裏探摸腦瘤的其餘部分。
到了我們感覺到比手術台旁邊的人還精疲力竭的時候，我們被陪伴到休息室，進行討論。
“大約有三百多神經點可以紮針，”外科主任徐適之說明，“這是二千多年前古代解剖圖告訴我們的。我們後來又發現了一些。大約有一半剛好是在神經點之外，其他的也有一半是在距離神經約一公分的地方。有幾十處可以用來產生麻醉效果，為了實用，我們又把它們減少了一半……”說到這裏，在十五分鍾前離開手術台的那兩位女病人走了進來，邊笑邊招呼，脖子上還纏著厚厚的紗布，身上穿著藍衫。她們兩人都是紡織工人，名叫孟芳芬和王翠芬。從她們那神態來看，人們隻會認為她們。剛剛賽完一場乒乓球回來。徐醫生說，傷口將於三天後拆線，她們將於一星期後出院，除非有一些未曾預料到的變化發生。我們正在給她們照相，剛剛摘除腹瘤的張國新坐在輪椅上進來了，滿臉笑容。每一個人都說自己覺得“很好”，張國新說，他過來見見我們，為的是要讓我們知道，工人是受到怎樣的照顧。那兩位婦女說，她們分別割了瘸子和扁桃腺之後，都覺得舒服了很多，徐醫生則警告，過幾個鍾頭，針刺的效果慢慢消失之後，她們也許會感到有一些疼痛，那時，會用中藥劑注射，如果疼得厲害，就再用針刺。
馬海德醫生說，大躍進時，醫學界大規模展開科學試驗，發現了針刺麻醉。在那以前，它一直用來醫治很大範圍內的病症。最大的好處之一是沒有原有麻醉術的昏暈後果，這就使得術後複原期間大大縮短，另外，由於病人在手術中完全清醒，流血縮短，而且在某些類型的手術中，病人可以申述感覺，與外科醫生合作。
當我們訪問華山醫院時，全國已經在針刺麻醉之下，作過五十萬宗手術，該院作過一千二百宗，它是自一九六七年才開始的。
“我們能夠說，這樣的手術，百分之九十是成功的。”徐醫生說到這裏，向我說明，有三種標準來衡量手術是否成功。“手術完全順利，病人絲毫沒有感到痛苦，我們認為這是‘優’；病人在某一階段覺得有一點痛，卻又無須使用原有的麻醉術，這是‘良’，病人覺得有一些痛，而且須要麻醉，這是‘較好’。我們在腹部以上的手術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優’，腹部以下的手術，則隻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優’。我們還不明白這一情況的道理。我們還在對於這一類問題進行大量研究。”
華山醫院主任麻醉師吳維明醫生說，“有一件事是確實的。針刺麻醉是醫學史上最偉大的發展之一。它提供了一大批新題目來進行研究，其中包括生物化學、物理學和解剖學。我們有一個總的調配小組，它負責掌握和配合一批小組的活動，這些小組各自研究不同的方麵。”
這間醫院還向我們介紹了截肢手術的一些特殊成果。一個十四歲的男重，右上臂長了一個惡性腫瘤，照通常情況須要切斷整條手臂，現在則隻將上臂生瘤的部分切掉，而將其餘部分聯結起來，結果，這隻手臂隻比另一隻手臂短了六寸，還可以完全使用他的右臂和右手。更加動人的則是一個十九歲農民的病例，他的左上臂有一處腫瘤。第一次手術之後，惡性瘤依然在擴散。整條上臂於是被切掉，而將下半臂直接接到肩膊上。他可以使用這隻手，而且可按照與身體平行的方向使用這隻手臂。這類手術的最後一個病例是一個特殊例子，一名四十二歲車床工在事故中被切斷了左手全部手指。好幾次給他試驗安裝人工手指，都不滿意。最後，在事故六個月之後，八名醫生進行了一次大手術，把他的大腳趾和另外一個腳趾聯結到他的手腕上，手術獲得成功，給他重新安裝了一個可工作的大拇指和食指。
“一共用了十八小時才把血管縫合，”徐醫生說，“有一些比火柴杆還細，可是全部得接好。”
“最主要的一點是我現在回到了車床旁邊，”這一名青年說，用他的左手剩餘部分重重打了一下褲子皮帶，他繼續說道，“我有了新的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和往常一樣，左手拿東西拿得牢牢穩穩的。我必須感謝這裏的醫生，使我回到生產崗位。”
“這還不隻是使他們回到生產崗位的問題，”徐醫生評論道，“這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恢複為有用的正常的公民。這是我們為人民服務的辦法，並不是機械地按部就班進行外科手術，而是有所創造，使每一個經過我們手的人，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自我實踐，在今天的社會裏，這就是為人民服務。在技術上講，就算過去能夠進行這樣的手術，可是，誰負擔得起費用呢？肯定不是車床工人。”
我們既聽且看——參觀了從公社、大咬生產隊和街道委員會的“赤腳醫生”診療站，到大城市醫院裏的情況之後我們在最後與馬海德進行總結討論，他向我們提出了中國出生的幹部從未提出過的一個觀點。由於他的西方背景，而且一直跟得上全世界醫療方麵的進展情況，我們認為他下麵這一段話是很有道理的：
“如你考慮到，全體人民在需要醫療服務時，就可以得到這一服務，而且是以微不足道的代價，普及到全國人民，那麽，這就有了一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好的醫療服務。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用同樣程度使醫療普及到全國人口。群眾路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是人們得以知道如何對抗疾病，於是就有了集體免疫，有了充分的知識，來抵製一大批疾病，而這些疾病繼續在世界其他部份肆虐。對於個人衛生的著重，對與疾病鬥爭和病源鬥爭基礎醫療知識的著重，醫務人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切，使得中國比那些雖有先進的醫療設備、卻無中國的革命解決之道的國家，有著極大的優越性。”
本文是W.貝卻敵 路易.艾黎著《中國見聞錄》第十四章。
隨著尼克鬆在一九七二年年初的破冰旅行之後而到中國訪問的美國人，幾乎眾口同聲地談到他們在街頭看見的中國人是多麽健康，是多麽安詳。這對於醫生和心理分析專家來說，是多麽不幸的訊息。這是新社會的麵貌之一，我們早就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麵對著一再提出的何以會如此的詢問，我們決定把這個問題向我們的老朋友（這是阿特.包可華喜用的名詞）喬治.海卜姆醫生（即千千萬萬中國人所稱的馬海德醫生）提出。這一次很湊巧，我們兩人分別到各地飛行了幾次之後，正在北戴河海濱勝地核對筆記，就在那裏找到了他。更有湊巧，當我們第一次在北戴河見到他時，他正向他的小妹妹分析這一個問題。她剛從美國來，與哥哥已有四十年未見，地最先向他提出的詢問便是，人們顯然在苦幹，而且所得無多，可是為什麽健康那麽好呢？
如果在這裏引用了馬海德醫生的話，而不適當地介紹他，說明他的身世，那是絕對講不通的事，聽以我們必須略微岔開話題，介紹一位罕見和傑出的參加中國革命的外國人。
喬治.海特姆於一九三三年到達上海，口袋裏裝著嶄新的醫學學位，剛剛結束先在北卡羅萊納州美國大學開始，後在日內瓦大學完成的正式醫學課程，而且已經結束在貝魯特洛克菲勒醫院的實習訓練。他是一個誠實、善良、謙遜的青年，父親是移民到美國的黎巴嫩人。在紐約州的巴伐洛市定居。（大約四十年後，作為已歸化的中國醫生馬海德，在他的偉大友人埃德加.斯諾即將死於癌症的彌留時期，率領一個中國醫療組，回到日內瓦，以減輕斯諾最後的痛苦。）
他為什麽到了上海呢？原因是事出偶然，和路易.艾黎在其六年之前到達上海的情況相同。
“我覺得在完成我的‘世界旅行’之前，可以在中國學一些熱帶醫學，然後回美國開業。”是什麽事情使得他“改變初衷”，而完全與革命認同了呢？
“我為中國的情況而震栗了。我所看到的事情，都不曾在書本上讀到過。無論你望向什麽地方，到處都是貧窮、疾病。一個醫生是無論如何無能為力的。你可以診斷、開方，但是你要臨助的人，根本無力購買藥品——他們就連維持自己不要餓死，也不過是勉為其難呢，大多數人甚至想不餓死都不行。找東西吃飽，是他們的主要問題——買藥，那是他們連作夢也不會想到的事。
“而且，當時不斷槍斃人。對於某些外國人，那是一種時髦的周末樂事，到龍華塔（現在的上海國際機場）去看青年男女被斬頭或槍決。受刑者極為鎮靜，而且總是在被殺之前高呼‘共產主義萬歲’，使我深為感動。”
這四十年來在中國革命上的征途，第一步是怎樣開始的呢？
“我經常到一間左翼書店去買幾本書，書店是一位荷蘭婦女愛琳娜.沃登邁耶開設的。在那裏，我看到一個德國人，漢斯.謝普，並且發現他就是以‘亞洲人’為筆名的那位作者，他的文章在上海的英文報紙中吸引我的注意。他經常到這問書店去。他們把我介紹給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那時她剛剛寫完《紅軍在前進》一書，她又把我介紹給路易.艾黎。當時，艾黎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工廠總稽核。在我們初見的一次聚會時，他問我懂不懂得治‘慢性皮膚炎’。我說，‘不大懂得，不過我願意學會。’艾黎很不滿意鍍鉻工廠中十幾歲童工在開放性鉻爐旁邊工作的勞動條件，那裏沒有任何排氣設備來排除毒煙。他的不滿是有道理的。勞動條件簡直怕人。鉻煙吸在他們的鼻孔裏，鉻煙沾到他們的全身，毒性直接侵入他們手指的骨頭中，侵到他們的腳趾縫間。他們無異是活骷髏架子，由於沒有住處安排，就睡在鉻爐和機器旁邊。我在這方麵做了好幾個月的調查，寫了一份報告，由上海雷斯德學院院長簽名，當作該院專門論文發表。報告帶來的結果是勞動條件略有改善——起碼它引起了人們對於這種虐待工人的工作條件的注意。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喚起人們注意在龍華塔槍決青年人那一類的事情。
“通過我同這家左派書店的接觸，通過艾格尼絲.史沬特萊和路易.艾黎，我一直注意著紅軍的動態——他們是被人們稱為真正給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共產黨人。我的腦海始終忘不掉那些臨死尚在高呼‘共產主義萬歲’的青年人。作為一個醫務人員，我覺得很是氣餒——困擾在這樣最緊急的問題中，而無能為力。
“當一九三六年年初通過路易傳來了口訊說，紅軍需要一名西醫——我高興極了。那時，我隻想著兩件事。去協助西班牙的共和派，或是為中國紅軍服務。路易傳來的口訊具有決定性。於是我與埃德加.斯諾一同出發前往尋找紅軍，他們也同樣希望有一個新聞記者去。”（注）
（注）斯諾在《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一書中，並沒有提到馬海德與他一起經過千辛萬苦到達紅軍區域，就使得毛澤東總部裏有一個美國醫生這一事實，曾有多年成為保密極嚴的秘密。
經過許多曲折，其中一部經過已經詳記在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中，這兩名趕路的人終於與紅軍接上了頭——與滿麵胡須的周恩來見了麵，被護送到毛氏的辦公地點，當時在陝北保安。馬海德的最初工作之一是給毛主席進行了徹底醫療檢查，宣布他身體健康良好——那時候，外界一再報道他已陣亡，或死於肺病。快到一九三六年年底了，朱德領導的第四方麵軍和賀龍領導的第二方麵軍會師，完成了他們的長征，馬海德到軍隊裏去，看見這兩位傳奇性的指揮官（朱德是紅軍總司令）跟著部隊步行，扛著自己的槍支，而把他們的馬匹給傷員使用，印象很深。他陪伴著第二方麵軍到延安，紅軍司令部就設在那裏，而馬海德也著手在那裏設立他的醫務總部，在其他活動之外，協助領導醫療幹部的訓練中心。當斯諾在四個月後帶著他的筆記和照片重回上海，撰寫他的第一本關於這一革命（它是從來沒有被公開介紹過的）的偉大經典著作時，馬海德已決定全身投入革命，從那時起，便一直留在這場革命的中樞機構。
在一九四〇年初，當時在重慶的路易.艾黎接到一封簡短電報：“即結婚，請匯款，喬治”錢匯去了，馬海德與革命劇院的一位非常漂亮、聰睿的政治活動家——蘇菲結了婚，路易.艾黎則被國民黨特務盤問了很久，問他為什麽“寄錢給毛澤東司令部”。（他亂吹了一番應付過去，可是，後來這就成為將他免除工合運動技術總顧問的原因之一。）這就是一個美國移民鋼鐵工人的兒子變成中國公民的開始，而且終於成為中國共產黨員，並將海特姆的原名改為馬海德，馬是中國穆斯林最典型的姓，而且正適於某些黎巴嫩後裔采用。
解放軍在一九四九年把總司令部搬到北京，作為衛生部的幹部，馬海德醫生當然也搬去了。隻消幾年之間，他就聞名於外麵世界，成為一位傑出的防止傳染病專家，在中國全麵清掃傳染病的全國性運動中，擔任了重要角色，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便是徹底清除性病，尤其是梅毒，這種病曾在少數民族中引起很大破壞。這一切事實證明，馬海德當初是做對了，他最初是觀察和報道上海的疾病情形而自感無能為力，因而參加了紅軍，其後在全國清掃傳染病和改進傳播傳染病的社會條件時，大展所長。他貌似走了遠路，其實走了近路。
解放以後的幾年中，馬海德幾乎與中國每一個省的醫療隊都一起工作，正如他自己有一次所說，甚至“在內蒙草原上追查波狀菌”[譯注]，參加各地所有的掃清傳染病的運動，其對象從象皮病和麻瘋病到血，吸蟲病，包括瘧疾、霍亂、天花、鼠疫、黑熱病和其他的疾病，其結果使得國際醫療人士大吃一驚，大開眼界。[注]
關於馬海德的介紹，談到這裏為止。至於他認為在公共衛生這一範圍內以哪一方麵成就最大呢，馬醫生答道：“向基層提供醫療服務——這是日積月累的經常性工作，一年接著一年去做，一點一滴的去做，而取得持續結果。運動當然會帶來更加急劇變化，但是，是事後跟著展開的日常工作，保證了徹底清除傳染病。這對於全體人民的普遍健康情況也有好處。今天，人人都很健康。這是正常營養，嬰兒照料和更普這的育嬰常識所帶來的結果，因此，一個嬰兒從繈褓時期起就可以保證長成一個更健康的青年。不過，外國訪問者常提到，街頭上的人也明朗健康，這一秘密則在於有經常性的保健工作。人們知道有這種服務——他們使用這種服務。”
（譯注）梅毒和回歸熱的病原菌。
（注）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和衛生》，生動地證實了這一工作的驚人成就。
中國人口這麽多，而中國的醫療服務在起飛時極端落後，那麽，這種服務是怎樣具體實現的？
“使用三結合的措施，”馬海德說明。“赤腳醫生”[注]、中醫和合作醫療補助，給基層醫療服務提供了穩固基礎。像中國這樣大的七億五千萬人口國家，絕不可能用另外任何一種辦法，提供如此大規模的現場醫療服務。中國有一百多萬赤腳醫生，因此，醫療起碼可以通過這三種措施，達到百分之九十的公社大隊。合作醫療是公社社員繳納很少的費用，‘赤腳醫生’由大隊按照工分製度付酬，大隊用收到的費用購買一些特定藥品，如抗生素等，不過，大部分藥品都是當地生長的草藥，由公社社員采集而來，或者由大隊撥出款項，用微不足道的價錢從國營製藥公司買來。”
我們詢問，“赤腳醫生”這一名詞源出何處，馬醫生認為，這是紅軍做法的一種持續。“當年，我們在中國蘇維埃地區的醫務學校，七八個月就培養出一批醫務工作者。在抗日戰爭結束和解放戰爭開始時，”他繼續說道，“在解放區和在紅軍裏，曾經受過近代、大學訓練的醫生，隻用兩隻手的手指就數完了。幾乎所有的醫務工作，都是我們在這些短期訓練班訓練出來的人負擔的。因此，訓練各種半醫務人員是個老傳統。在那時，‘資格’這兩個字，對於我們來說，看法是不同的，‘赤腳醫生’的概念在那時就存在了，隻不過是名稱不一樣。那些受過七八個月訓練的人可以掌握簡單的外科手術、截肢等等，但是胸腔腹腔外科很複雜，因為沒有設備和麻醉劑。當時，針刺麻醉還沒有發展出來。”
[注]“赤腳醫生”有時被用來形容鄰裏的急救工作者，這些人曾經接受過幾個月的基本醫療訓練，其後還經常調訓，接受新訓練。他們可能處理大部分小病小症，如有應付不了的病症，便召請接受過全麵訓練的醫生前來。他們既是醫務工作者，又是農民。
馬醫生說，醫務衛生工作有四項基本原則：“為工農兵服務；著重預防；中醫中藥和西醫西藥結合；醫療衛生和工作方法采群眾觀點。強調第一點，並不等於隻管工農兵，而忽略人口中其他部分。這是對於舊觀念的糾正，在舊觀念裏，人民群眾的窮苦階層完全遭到忽視。這不單是因為他們缺乏金錢，而且是因為一個中醫如果給窮人看了病，就‘失掉麵子’。”英國外科醫生洪若詩曾經自一九五四年起在中國居住和工作過十五年，他在著作中接觸過這一方麵：
“也有一些中醫願意免費出診，到村民家裏去看病，但其他的中醫則索取出診費和適當的交通工具，例如在我所熟識的那一地區，就要備有好鞍的騾子或驢子，不然就要用轎子來接，他還帶著跟班。傳統習慣必須保持。按照習慣，出診的醫生在診視病人之前，先要吃喝一餐，吃喝的標準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顯然要達到公認的好吃好喝。如果他從遠道而來，或是天氣欠佳，他有權要求按照他的身份，給予客氣的款待，他願意住幾天就住幾天。這一些條件，隻有地主階級才辦得到；普乃農民隻有在地主的代邀下，才能請得一名醫生。如果一個農民願以充分的物質保證提出要求，地主也許會同意替他邀請一名醫生，在表麵上說給地主的家人看病，實際上是給這農民看病。這裏，也有不成文法加以約束。事情必須如此安排，顯得隻是由於醫生有一副觀察敏銳的眼，看到了那一名為二豎所纏的農民在後院難以舉步，又由於醫生有一顆同情之心，才同意給那農民診症。作東道主的地主，鑒於醫生的盛名，盡管醫生多方禮讓，還是大方地付了診費。過後，這筆錢就要向那農民結算了，說不定，會使那農民拖下好多年的債務。”（注）
由此也可以看出，醫療的重點的確必須有所改變，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發出號召，要求大力改進農村保健工作。據一批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介紹，毛氏在發出這一號召時，曾有一段講話，曾對於衛生部和對於許多醫生的態度有相當深入的批評。據說他這樣講，衛生部隻給全國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做工作，在這百分之十五裏，也是隻管達官貴人。廣大的農民群眾得不到醫療照顧——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衛生部不是人民的，最好改名為城市老爺衛生部。毛氏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對於號召的響應十分熱烈，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大約十五萬名醫療工作者離開城市，把他們的技術帶往農村。其後幾年，又有若幹萬人前往農村。
“有一些人是短期，去六個月到一年，”馬海德繼續說道：“其他的人則長住。他們在農村醫院中工作，但更加重要的是他們在縣和公社開辦短期訓練班，這樣，公社就能夠自己處理廣大人民的醫療問題。”大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時，開始使用“赤腳醫生”這個名詞了。（有些外國參觀者來到大隊診療所，意外地發現身穿白衫、頭戴白帽的“赤腳醫生”，毫無例外地都穿著涼鞋或帆布鞋。）這個名詞是自發出現的，因為他們有一半時間也像其他社員一樣，在田地裏工作，那就是說，在稻田泥地裏，赤著腳，水達膝深。
（注）《我在新中國十五年》，洪若詩著。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第一二四頁。《中譯本》第一九一頁。
“他們幾乎不斷地接受新訓練，”馬醫生說。“他們一直與公社或縣裏的曾經在城市受過全麵訓練的醫生保有接觸；他們每年到縣城去好幾次，每次接受一兩天訓練，如果他們的區域有新傳染病出現，他們就要被叫去接受特別訓練，以便知所應付。如果發現了老傳染病的新治療方法，也會舉辦同樣的特別訓練。如果有一種傳染病成了這個區域的難題，會有一些人專門學習如何對付這一疾病——例如血吸蟲病，這種病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已經消滅，不過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每年還不能免於鬧水的地區。”
醫生病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革命，這是由於大學訓練出來的畢業生大量下鄉。中國與其他大部分國家的趨向也並非沒有相同之處，醫務人員喜歡集聚在城市，毛氏在他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號召裏，尖銳地指出，醫生慣於先戴上口罩，再給人看病，這就在自己和他的病人之間造成一種心理隔閡。“是他害怕把自己的病症傳染給人嗎？我覺得主要原因還是他怕被傳染。”當醫生到了公社之後，在一生之中首次與農民接觸，這樣的隔閡馬上消逝了，美國作家馬克.塞爾丹一九七一年曾經特別研究這一情況，在著作中寫道：“到一九七一年一月，有三十三萬多名城市醫務工作者，包括剛畢業不久的醫學院畢業生，在農村落戶，另有四十萬名參加了流動醫療隊。”（注）
（注）馬克.塞爾丹著《健康與革命 中國醫療製度》，原載《當代中國問題論文集》，紐約帕克.舒爾曼.裏斯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
馬海德認為，毛氏這樣以大量集中的力量來處理問題是衛生戰線全麵勝利的秘訣。談到清掃梅毒，他指出，根據公認的權威報告，在一百〇五個國家和地區之中，近年有七十五個國家和地區，梅毒有顯著增加之勢。此外，美國權威方麵聲稱，美國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梅毒例症不斷增加，有一百二十萬宗未獲醫治。人民中國一開始時條件很差，國民黨部隊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患有梅毒，他們每過一座城市和鄉村，便使梅毒如野火一般四散。統計數字表明，在小城和鄉鎮的梅毒病例，與日軍、美軍和國民黨部隊在那裏的規模以及駐紮時日的長短直接成為正比。不過，在全國的百分比中，少數民族的梅毒率卻是最高的（百分之十）；在內蒙古（以婦女待客的傳統習慣是一個主要原因）對十六萬三千人進行檢查，發現了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有此病，而城市的比率則為百分之五；除去那些特別遭受戰爭蹂躪的地區，農村的比例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馬醫生指出，在解放以前的日子裏，僅僅是打一針九一四，就要少數民族牧民的一匹馬或一頭牛；貧窮、愚昧、文盲、失業，迫使窮人賣女當娼，給梅毒的散播提供了社會環境。醫療這一病症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是清除它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娼妓的經濟根源被斬掉了，並不是西方采用的“管製”，而是徹底清除。妓院被關閉，妓女脫離妓院老板，組成小組，檢查身體，進行學習，接受免費治療，然後回到本村，或是在城市找到工作。這件事的本身就是對於梅毒的一項重大打擊，因為它一下子就擊中了這種病症主要來源。問題在於追尋潛伏性梅毒，這在全世界是一樣的，潛伏性梅毒要在一百人或一千人之中才能尋出一個。在這裏，毛澤東的“政治掛帥”路線起了決定性作用。梅毒問題必須在政治基礎上加以說明，指出它是舊社會的遺物。“我們人民政府願意幫助我們脫離這一疾病。你固然曾受到傳染，可是並不是你自己的錯誤，對此，不應該有羞恥之心。如果你有下列任何征象——皮膚病、脫發或生殖器官疼痛，就來接受檢查吧。同誌們，我們不能身上帶著梅毒進入社會主義。”這是他們展開群眾運動，希望大家合作時所展開的宣傳。它很有效用。
“例如，在河北省，擬出一個十項問題的調查表，把所有可能出現的梅毒病征都列出來，他和她如果有這些病征，就說明患有梅毒，或曾經接觸過這種病症。如果他們真有這些病征就被邀請去接受驗血。那些接受驗血的人，二十人中便有一個會被發現的確曾受到傳染。這一方法後來在其他縣份使用，結果甚好。後來，這個調查表形式又使用於其他病症上，因此人民很容易發現病征。他們甚至如果有些微病征懷疑，就被鼓勵前往檢查，而懂得這樣做是對公眾服務的貢獻。人們受到教導後懂得，應該與性病作鬥爭。他們一旦知道這一病症是怎樣傳染的，如何醫治或預防它，並通過政治覺悟把這些知識運用於實驗上，他們就能夠保衛自己。他們有的已治好梅毒，有的在將來也會治好，這個通過知識而來的免疫對於所有人都有好處，既無須重大開支，也不要經曆痛苦。這是集體概念，或群眾免疫，它此醫療措施得出來的免疫，更為有利，甚至有過而無不及。”
這一運動是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就展開的，領導者是像馬海德和來自老解放區的其他醫務工作者。馬醫生說，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八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專家報告，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這四年期間，隻有二十八宗傳染性梅毒出現；到了一九六四年，早期傳染梅毒的病例，在這同樣的八大城市中，估計已不到一億人比二十人的比例，而上海和天津做到了全無此病例。（注）
提到心理健康，誠如很多外國訪問者所說，人們臉上根本沒有緊張之態。馬醫生說，有些心理分析專家從西方來，從職業的角度來研究這一問題，他們普遍同意，就心理狀態來看，這個國家情況良好。“北京在精神病醫院中有七百張病床，”他說，“這是幾乎為整個華北這類病人所準備的病床，這些病床遠遠沒有完全使用。部分原因在於醫治方法的不同，但主要是由於社會經濟製度，人民不是處在西方所熟悉的那種容易使人在精神上陷於沮喪的緊張氣氛中，也不會有那麽多矛盾的事使人精神分裂。醫治的方法是使病人盡可能早日回到正常、熟習的環境，回到他們的家庭或集體。鼓勵人們聚到一處，暢談他們的問題。但是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張家要同王家相比的壓力。當然，有些家庭存在著經濟問題，可是這些問題可以在集體中解決。例如，在北京，一般認為，每個人一個月十二元的夥食費就足夠了。如果一個家庭成員的收入總數，不夠供給每張嘴十二元夥食的總開支，所差之數就由這些成員所屬的機構由社會福利費撥款補足。人們並沒有接受施舍的感覺——這是一個正常措施，以保證那些須要照顧很多人的人沒有經濟困難。
“人們可以把他們的所有問題坦白談出來，從帶孩子問題一直談到所有問題，這是一種心理宣泄的方法，可以減輕情緒的緊張感。這不是我所專長的方麵，可是每一個醫生多多少少都難免有當心理學家的時候；在工作上，我沒有碰上過這樣的事，我的同事也沒有。所以，總的來說，這不是問題。有時難得一見地碰上精神分裂症，通常是妻子或丈夫由於長期分離，對於配偶是否守節發生猜疑。但是這是極端之少的。西方存在的精神分裂症，來自從小時候就學到的道德是非觀念與真正生活中必須要做的事發生矛盾。我在這裏生活和工作了這麽多年，我已經很難想象到（通過與我妹妹的談話）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尤其是在美國，是那麽緊張：那裏有如此之多的恐懼，又是怕生病或意外事件會壓垮全家，又是怕十幾歲子女吸毒，又是怕街頭和公園不穩妥，又是怕性泛濫。這些恐懼的基礎在中國全不存在。這是由於這裏有的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世界觀，而並非個人主義世界觀。”
（注）有關梅毒是如何清掃幹淨的材料，有一部分引自馬海德醫生所寫的《毛澤東思想是控製性病的行動指南》一文，此文由中國科學院皮膚病學和性病學研究所於一九六六年十月發表。馬海德醫生向我們提供了此文。
為了更詳細研究中國如何處理精神病問題，馬醫生向我們介紹了一篇文章：魯關.塞德爾聽寫的《神經病及其治療》，刊載在前文提到的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藥和公眾衛生》一書中。她發現，在全中國有二萬張病床為精神病人和神經病人而設。在上海精神病院中，平均住院時間為七十天，作者的評論說：“由於最近透露，蘇聯把精神病院作政治運用，對於精神病人入院情況的了解，似乎有了重要性。北京第三醫院精神病區的醫生說，病人幾乎全部是在家屬、朋友和工作單位的同事勸說下到醫院來的。病人要入院，通常都是經過家屬和工作單位的負貴人共同商量，在一般情況下，他們都同意有必要入院。偶而有強製入院，這種情況是例外。
“病人住院之後，就要說服他留在院中接受治療。老病人歡迎新病人、老病人幫助新病人適應新環境的方法，被認為是在住院初期重要的事情……”魯芙.塞德爾提到了小組討論的方式，鼓勵病人彼此討論自己的問題，再加上給予工作療法——諸如繞繃帶和其他輕工作，這些方法就產生了一種正常的家庭氣氛。另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當病人離院時，他或她就被置於“住所附近的革命委員會成員，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和有關方麵的特別照料之下，此外加上職業的保證和家人的等待，這就有助於從醫院回到社會的適應階段”。她在中國調查訪問了一個月，結論之一乃是，相信“通過教育和再教育，人是可以改造為健全的人這一觀念，是許多新醫療技術的基礎”。
通過我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我們同意馬海德的專業性意見，大家在街上所看到的安詳麵龐，人們毫無暴躁，就在擁擠的巴士和商店中總是很和氣，反映了一種社會情況，在這種社會中，人們沒有日常的憂慮。在經濟上來說，他們所有人都是安定的——盡管生活水平還低，沒有人會被解職，除非他或她犯了極其重大的錯誤；醫療方麵，或是免費，或是付出極其有限的費用，老年人獲得優渥的退休金，人們生活在意氣風發的氣氛中，深信以中國革命以及在世界革命來衡量，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情。
再一個用集體方式來應付吸毒問題（這在一些西方國家中屬於噩夢）的實例，是由另外一名原是外國醫生、現在是中國公民的人講給我們聽的。他是漢斯.穆勒醫生，原在巴塞爾學醫，當時，瑞士進步人士同他接觸，說明中國紅軍需要醫生。他在一九三九年畢業後，沒有回到祖國德國（納粹德國），就奔往中國紅軍所在的區域。在日本投降後和內戰整個期間，漢斯.穆勒，這位高大、有頭腦、擅長於內科，現在是北京協和醫學院一位領導幹部的醫生，當時是在東北主管一家基地醫院。在那時候，滿洲國偽軍沒有了日本軍餉，解體四散，變成了地主部隊，平均兩百人到四百人就是一股。在土地改革時，經過解放軍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的努力，地主的勢力大大被壓製（雖然隻是減租減息、取消舊債），他們的私人部隊開始向解放軍靠攏。（當國民黨開始進入某些區域時，又有許多人改換旗幟。）
“有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新投靠過來的士兵，幾乎百分之百吸毒，”穆勒醫生告訴我們。“我的醫院所在地熱河省（現在分劃到河北北部和遼寧省），是鴉片生產中心。種了鴉片，換了錢，再用現款購買口糧。地主完全用鴉片給他們的私人部隊發餉。每一個士兵都有個簡單的注射器，用銅管或子彈殼改裝，上麵裝著廉價針頭。他們拿到生鴉片，在熱水裏化開，注射到身體裏。因為這種鴉片完全沒有經過精煉，雜質被身體組織排除出來，打針的地方就留下針疤。這些新兵，或是戰鬥中的俘虜，兩臂和上身到處都是針疤。其數量多少，要視他們當了多少年兵而定。首先是一條胳臂，又發展到另一條，然後打到上半身。當疤與疤相連而無法下針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五角大樓在越南戰爭中所遭遇的吸毒問題，與此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不過，我們知道，美國陸軍有個長期計劃，設法使癮君子恢複正常，因此我們打聽，解放軍是如何應付這一問題的。
“在兩方麵發動群眾工作，”穆勒醫生答道，“截斷新兵的毒品來源和進行土地改革。這些部隊投過來之後，我們在特別場所加以隔離，如有必要，可以隔離幾個星期或幾個月。我們給他們一些政治教育，給予他們吃相當好的食物。完全切斷了來源之後，他們絕大部分很快就戒掉了。一旦土地改革開始，農民種了糧食，這是他們多年的願望。隻有地主才對於種植鴉片有興趣。地主們把鴉片賣到城市，精煉成海洛英或其他毒品，再賣給日本人，日本人輸往各地。”（單是哈爾濱一地，在日本占領時，就有七十六處鴉片煙格，有五萬八千五百六十七名登記的中國煙民——一九四〇年數字。）
我們一直聽人說，癮君子戒毒，一定要慢慢戒除，一下子斷絕供應，在醫療上很是危險。
“胡說，”這是穆勒醫生的反應。“有很少一部分需要住院——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身體機構中毒過深，而不是因為一下子斷絕供應。身體的變化馬上顯現出來——兩頰重新有了光彩，眼神不見了原有的呆滯，過去的癮君子很快就恢複為普通的健康青年。不過，那是個混亂的時期，”他沉思。“他們之間有許多人慣於搶劫和強奸，很難適應解放軍的嚴格軍紀。當國民黨開始推進時，他們有些人殺死了解放軍幹部，投往國民黨，在那裏，他們在鼓勵之下，恢複舊習。那是一匹快馬就可以決定人的生死的時候。在國民黨之下，過去的偽軍有許多人扮演了在日治時期的角色，可是他們是極壞的戰鬥人員，國民黨軍隊也好不了多少。在一次戰役中，一萬五千名國民黨部隊和偽軍一起被俘，還有他們的全部美式新裝備。有一次，在我們的隻有一百五十名人員還包括廚師的後方醫院裏，我們必須照管四百名國民黨被俘軍官，”
除了後方醫院之外，漢斯.穆勒還得在整個東北廣大地區組織其他的醫院，他回想起一次重大的變化：一整座一千張病床的教會醫院到了解放軍手中，還有大批急需的物資。“那是一個混亂時期，”他回憶道。“除了軍隊時而投這邊、時而投那邊之外，解放軍已有極大的流動性，那就是說，一聲令下，就要從這個地區開往那個地區。但是就鴉片問題來說，我們在一個很短時間內就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在正規解放軍中，則從來沒有這一問題。”
穆勒醫生對於針刺麻醉是熱烈擁護者。隻是在他的堅持下（雖然觀看頭皮切開露出鮮肉的手術容易令人嘔吐），我們決定設法相信，有一些種類的針固然可以注射鴉片，卻有不同種類的針可以代替化學麻醉劑。
在上海華山醫院，戴上白帽、穿上白袍之後，我們被帶領到手術室，一個中年男子躺在手術台上，頭發剃光，頭頂有個雞蛋大的瘤，準備摘除。四根針已經紮入身體，兩根在右手上，靠近大拇指，另兩根在臉上。這些針就留在那裏，並沒有像其他針刺麻醉那樣要經常撚動。他與護士小聲談話，一邊笑著，一邊說覺得“挺好”，其實，打開頭蓋的工作已在進行中了。我們專心看著他的麵色，當時很像木匠用搖鑽鑽孔的情況，先在他的頭骨一個個鑽洞，鑽了一個又一個，就使用一個線鋸插入洞中，一個洞又一個洞之間拉來拉去，從底下把頭骨鋸開。問他有什麽感覺，他答道：“覺得有人拉我的頭發。”用這句話來形容當天早晨這手術，真是微不足道了。最後，頭骨終於鋸出長方形的一塊。並不是全部切斷，而是像一個沙汀魚罐頭的蓋子，掀到後邊去，可以看到的腦部在薄膜下跳動，有如一個新生小鳥的肚皮一般。在開始劃開薄膜之際，病人還在同護士們談話，首席外科醫生徐適之醫生說，摘除腫瘤要用一些時間，我們可以繼續參觀，過一陣再來看這腦腫瘤病例。
在另外一間手術室裏，一名醫院人員正在撚動一個男病人身上的兩支針，每隻手上一支，又在兩腳外側的腳踝下各插一針，一名外科醫生則在病人的肚子上縫合一個大刀口，從刀口處，剛用了兩個半鍾頭的時間，摘下了一個半磅重的瘤子。病人的臉上並沒有泛出灰白色，那是在手術枱上躺了那麽長時間的病人，經常出現的顏色。他說，他並沒有什麽感覺，隻是在瘤子摘除時，覺得“有一點拉扯”。他看起來很正常，顯然是毫無痛苦，也沒有被催眠，這是一些西方懷疑派經常的懷疑。下一個病例是一位婦女，是從喉部摘除疣瘤——四支針，每隻手靠近大拇指處紮上兩針，一直在輕輕予以撚動。她說覺得“很好”，當她發現我們是外國人時，還對我們說了一句“毛主席萬歲”，並說她“很高興見到外賓”。在她說這幾句話時，手術正開始進行縫合她的喉部。在重新去看腦瘤摘除手術之前，我們參觀的最後一個病例又是一名婦女，脖子旁邊長了一個淋巴腺瘤。四支針，都紮在同一邊，兩支靠近大拇指和手腕，一支在手腕上不遠處，另一支在前臂的上半部，還接上電流振動器。我們發現她的大拇指也在輕輕震動。她向我們保證，絲毫沒有覺得痛楚。
腦瘤已經摘掉一半了，主治外科醫生正在摘除在頭骨下較深遠處的其餘部分。病人說他感覺良好，還問護士，是否可以再吃一些罐頭水果，於是她開始用匙羹將幾片罐頭水果喂到他嘴裏，醫生則在頭骨裏探摸腦瘤的其餘部分。
到了我們感覺到比手術台旁邊的人還精疲力竭的時候，我們被陪伴到休息室，進行討論。
“大約有三百多神經點可以紮針，”外科主任徐適之說明，“這是二千多年前古代解剖圖告訴我們的。我們後來又發現了一些。大約有一半剛好是在神經點之外，其他的也有一半是在距離神經約一公分的地方。有幾十處可以用來產生麻醉效果，為了實用，我們又把它們減少了一半……”說到這裏，在十五分鍾前離開手術台的那兩位女病人走了進來，邊笑邊招呼，脖子上還纏著厚厚的紗布，身上穿著藍衫。她們兩人都是紡織工人，名叫孟芳芬和王翠芬。從她們那神態來看，人們隻會認為她們。剛剛賽完一場乒乓球回來。徐醫生說，傷口將於三天後拆線，她們將於一星期後出院，除非有一些未曾預料到的變化發生。我們正在給她們照相，剛剛摘除腹瘤的張國新坐在輪椅上進來了，滿臉笑容。每一個人都說自己覺得“很好”，張國新說，他過來見見我們，為的是要讓我們知道，工人是受到怎樣的照顧。那兩位婦女說，她們分別割了瘸子和扁桃腺之後，都覺得舒服了很多，徐醫生則警告，過幾個鍾頭，針刺的效果慢慢消失之後，她們也許會感到有一些疼痛，那時，會用中藥劑注射，如果疼得厲害，就再用針刺。
馬海德醫生說，大躍進時，醫學界大規模展開科學試驗，發現了針刺麻醉。在那以前，它一直用來醫治很大範圍內的病症。最大的好處之一是沒有原有麻醉術的昏暈後果，這就使得術後複原期間大大縮短，另外，由於病人在手術中完全清醒，流血縮短，而且在某些類型的手術中，病人可以申述感覺，與外科醫生合作。
當我們訪問華山醫院時，全國已經在針刺麻醉之下，作過五十萬宗手術，該院作過一千二百宗，它是自一九六七年才開始的。
“我們能夠說，這樣的手術，百分之九十是成功的。”徐醫生說到這裏，向我說明，有三種標準來衡量手術是否成功。“手術完全順利，病人絲毫沒有感到痛苦，我們認為這是‘優’；病人在某一階段覺得有一點痛，卻又無須使用原有的麻醉術，這是‘良’，病人覺得有一些痛，而且須要麻醉，這是‘較好’。我們在腹部以上的手術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優’，腹部以下的手術，則隻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優’。我們還不明白這一情況的道理。我們還在對於這一類問題進行大量研究。”
華山醫院主任麻醉師吳維明醫生說，“有一件事是確實的。針刺麻醉是醫學史上最偉大的發展之一。它提供了一大批新題目來進行研究，其中包括生物化學、物理學和解剖學。我們有一個總的調配小組，它負責掌握和配合一批小組的活動，這些小組各自研究不同的方麵。”
這間醫院還向我們介紹了截肢手術的一些特殊成果。一個十四歲的男重，右上臂長了一個惡性腫瘤，照通常情況須要切斷整條手臂，現在則隻將上臂生瘤的部分切掉，而將其餘部分聯結起來，結果，這隻手臂隻比另一隻手臂短了六寸，還可以完全使用他的右臂和右手。更加動人的則是一個十九歲農民的病例，他的左上臂有一處腫瘤。第一次手術之後，惡性瘤依然在擴散。整條上臂於是被切掉，而將下半臂直接接到肩膊上。他可以使用這隻手，而且可按照與身體平行的方向使用這隻手臂。這類手術的最後一個病例是一個特殊例子，一名四十二歲車床工在事故中被切斷了左手全部手指。好幾次給他試驗安裝人工手指，都不滿意。最後，在事故六個月之後，八名醫生進行了一次大手術，把他的大腳趾和另外一個腳趾聯結到他的手腕上，手術獲得成功，給他重新安裝了一個可工作的大拇指和食指。
“一共用了十八小時才把血管縫合，”徐醫生說，“有一些比火柴杆還細，可是全部得接好。”
“最主要的一點是我現在回到了車床旁邊，”這一名青年說，用他的左手剩餘部分重重打了一下褲子皮帶，他繼續說道，“我有了新的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和往常一樣，左手拿東西拿得牢牢穩穩的。我必須感謝這裏的醫生，使我回到生產崗位。”
“這還不隻是使他們回到生產崗位的問題，”徐醫生評論道，“這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恢複為有用的正常的公民。這是我們為人民服務的辦法，並不是機械地按部就班進行外科手術，而是有所創造，使每一個經過我們手的人，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自我實踐，在今天的社會裏，這就是為人民服務。在技術上講，就算過去能夠進行這樣的手術，可是，誰負擔得起費用呢？肯定不是車床工人。”
我們既聽且看——參觀了從公社、大咬生產隊和街道委員會的“赤腳醫生”診療站，到大城市醫院裏的情況之後我們在最後與馬海德進行總結討論，他向我們提出了中國出生的幹部從未提出過的一個觀點。由於他的西方背景，而且一直跟得上全世界醫療方麵的進展情況，我們認為他下麵這一段話是很有道理的：
“如你考慮到，全體人民在需要醫療服務時，就可以得到這一服務，而且是以微不足道的代價，普及到全國人民，那麽，這就有了一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好的醫療服務。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用同樣程度使醫療普及到全國人口。群眾路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是人們得以知道如何對抗疾病，於是就有了集體免疫，有了充分的知識，來抵製一大批疾病，而這些疾病繼續在世界其他部份肆虐。對於個人衛生的著重，對與疾病鬥爭和病源鬥爭基礎醫療知識的著重，醫務人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切，使得中國比那些雖有先進的醫療設備、卻無中國的革命解決之道的國家，有著極大的優越性。”
本文是W.貝卻敵 路易.艾黎著《中國見聞錄》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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