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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地緣政治和戰爭：美日兩國對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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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中太平洋島嶼的價值
馬克思曾經指出：“對於一種地域性蠶食體製來說，陸地是足夠的；對於一種世界性侵略體製來說，水域就成為不可缺少的了。”[1]自從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誕生以來，海洋一直是大國爭霸的重要舞台。進入帝國主義時期以後，列強在煙波浩淼的海洋的角逐更是激烈。
廣闊的太平洋上分布著大大小小上萬個島嶼，從東到西在地理上分別被稱為波利尼西亞島群、密克羅尼西亞島群和美拉尼西亞島群。本文所論及的中太平洋上島嶼主要屬於密克羅尼西亞島群。這些島嶼本身麵積不大，人口稀少，出產不多，經濟價值甚小，但卻是太平洋的戰略要衝。不僅太平洋上的幾乎所有的航線都要經過它們所在區域，而且這些島嶼還是太平洋海底電纜的匯集地和無線電台的設置地。尤為重要的是，這些島嶼往往還擁有優良的天然海港，是建立海軍基地的首選。1871 年9月20日，紐約輪船公司的威廉·H·韋布在給格蘭特的報告中就曾稱讚薩摩亞群島的帕果帕果港是全世界最佳港口之一[2]。而中太平洋島嶼作為控製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樞紐，其在列強眼中的受重視程度，最主要是由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在帝國主義世界體係中的地位而決定的。而十九世紀以來由於遠東及太平洋地區作為帝國主義世界體係中重要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市場的地位不斷上升，因此列強也日益重視這些島嶼，紛紛用各種手段將它們劃入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這些島嶼已經被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國瓜分完畢。其中，德國占領的是中太平洋地區的西薩摩亞、馬紹爾群島、馬裏亞納群島等島嶼。
另外，美國的阿爾弗雷德·馬漢等人所提倡的“海上實力”理論也刺激了列強對中太平洋島嶼的興趣。馬漢認為“海上實力”對於世界曆史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3]“控製海洋……是國家強盛和繁榮的純物質因素中的首要因素。”[4]而海上實力的構成是以海軍為核心，以商船隊為後盾，還必須以海外殖民地和海軍基地為支撐點，才可以構成完整的海上實力。馬漢的理論作為當時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對世界各國的內外政策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他作為地緣政治學的思想先驅，一直強調在海上爭霸鬥爭中必須控製水域，而對水域的控製“主要依賴於占有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地點”。為此，他作了一個比喻說，“如果沒有在國外的殖民地或是軍事基地，在戰爭期間，美國的軍艦將有如陸地上的鳥，不能遠離本國海岸”。所以，他認為，“為軍艦提供停泊場所，使它們能夠加煤和修理，是一個旨在發展國家海上力量的政府的首要職責。”[5]馬漢的話不僅被美國的擴張主義者所頂禮膜拜而且也被其它各國的軍國主義者奉為金科玉律。根據他的理論，中太平洋島嶼毫無疑問就是列強控製亞太地區的基石，是掌握遠東及太平洋地區霸權的所需的鑰匙之一。這對分別位於太平洋東西兩測的日本和美國意義更是不言自明。
二、美日兩國對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爭奪
一戰的爆發，帶來了各國重新調整其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勢力的契機。此時，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沙皇俄國被推翻；德國戰敗；奧匈帝國瓦解。無疑，隻有一戰的戰勝國才會在戰後的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中，試圖謀求世界性或區域性的霸權。具體到遠東及太平洋地區，此時對原德屬島嶼最有興趣的還是美國和日本。
美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暴發戶。它參戰較晚，損失最小，收獲很大。大戰期間，歐洲各交戰國對軍事物資的大量需求以及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的減弱，給美國的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商品輸出提供了大好時機。1914-1918年，美國的工業生產急劇增加。鐵產量從2333萬噸增加到了3900萬噸，增長了70%；鋼產量從2351萬噸增加到了4446萬噸，增長近90%，同時，美國對外貿易的出口總值增加了兩倍，進口增加了80%。戰爭時期的出超累計達116億美元。從1914年到1919年，美國資本輸出達132億美元，協約國欠它的債務約100億美元。美國的國民財富從1912年1870億美元增加到了 1920年的5000億美元，幾乎超過了整個歐洲。在戰爭結束時，美國擁有世界黃金儲備的40%（約45億美元），成為了資本主義世界新的金融中心。戰時，美國的軍事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戰前，美國軍隊僅有30萬人。到戰爭結束時增加到450萬人。海軍和空軍實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就為美國謀取世界霸權打下了軍事實力基礎。[6]
日本在戰爭中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個暴發戶。戰爭期間，日本經濟急劇膨脹。1914-1919年，工業總值增加了近四倍，農業生產總值增加了近兩倍。在此期間，日本的貿易增加了三倍以上，並從戰前長期入超的國家一躍變成了一個大量出超的國家。結果，日本從戰前欠有 17億日圓的債務國，到1919年成為借出5億日圓的債權國。同時，日本乘其它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盡力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擴張。因此，戰後日本的戰略構想是力圖保持大戰期間所奪得的贓物，進而稱霸遠東及太平洋地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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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內幕》第六章，引自《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德克斯特·布魯恩編：《美國外交關係編年史》（Dexter Brune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U.S.A Foreign Relation），紐約1985年版，第一卷，第326頁。
[3][美]馬漢著 蕭偉中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
[4]同上，第319頁。
[5]同上，第29-36頁。
[6]方連慶：《現代國際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頁。
[7]方連慶：《現代國際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8]井上馨侯傳記編撰會：《世外井上公傳》，原書房 1990年版， 第367-368頁轉引自 米慶餘主編，《日本百年外交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版， 第95頁。
[9][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頁。
[10]尼希：《英日同盟史》（Nish ,Ian H.:Anglo-Japanese Alliance）,倫敦1968年版, 第216-227頁。
[11]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十七世紀中葉—一九四五年）》，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276-277頁；王繩祖主編 ：《國際關係史》 第4卷，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第56頁。
[12][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3冊，商務印書館 1985年版， 第167頁。
[13]庫尼娜：《1917-1920年間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計劃的失敗》，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14]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2頁。
[15] 查爾斯·西摩編：《豪斯上校秘密文件》 (Seymour, Charles 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Arranged as a Narrative )波士頓1928年版，第4卷第159-160頁。轉引至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319頁。
[16]托馬斯·A·貝利：《美國人民外交史》(Bailey, Thomas A.: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紐約1958年版， 第613頁。
[17]《國際條約集（1917-1923）》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版， 第556-557頁。
[18]阿瑟·林克等：《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上），第394頁。
[19] 保羅·哈格：《絕境中的英國：1931-1941英帝國對日本的防禦》（Haggis, Paul：Britannia At Bay :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Against Japan 1931-1941）,牛津1981年版，第1頁。
[20]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872-1917）》，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頁。
[21][日]細穀千博、齊藤真：《華盛頓體製與日美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版，第46頁。轉引自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4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頁。
[22]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39頁。
[23]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83頁。
[24]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頁。
（中）
美日兩國在戰後對太平洋上原德屬島嶼的爭奪，主要是以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這兩次國際會議為舞台所進行的。
1、一戰爆發至巴黎和會階段——相互爭奪，日本占優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列強相互矛盾積壓、發展、衝突到極點後，總爆發的產物。同時也為列強提供了一個重新分割世界的機會。日本政府對這次大戰一開始就是另有圖謀的。在戰爭爆發後的不久，1914年8月8日，元老井上馨便對總理大臣大隈重信（同年4月組閣）和元老頭目山縣有朋提出了如下政策意見：“這次歐洲大戰亂，對於日本的國運發展來講，乃是大正新時代的天佑。日本不可不立即以舉國一致之團結來享受此種天佑……不可不與（英、法、俄）三國一致團結，確立日本對東洋之利權。”[8]山縣有朋和大隈重信也都表示同意井上馨的主張。1914年 8月7日深夜10點開始，日本內閣在今早稻田大學會館院內召開重要會議，並做出了參戰決議。8月9日，加藤高明外相向英國駐日大使轉交了《開戰理由及戰爭範圍的備忘錄》，日本政府為了“享受”所謂的“天佑”而積極地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對德國發出了《最後通牒》。 8月23日，德國沒有對《最後通牒》做出答複，於是日本開始了軍事行動。日本海軍向德屬太平洋島嶼進攻，10月3日占領馬紹爾群島；5日占領加羅林群島，8日占領雅浦島，12日占領特魯克群島……很快，日本占領了赤道以北的德屬太平洋島嶼。[9]
為了獲得列強在戰後對日本占領這些島嶼的支持。日本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活動。此時，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國際關係對日本有利。1902年簽訂的英日同盟經過1905、1911年兩次續訂，成為日本在遠東擴張的最主要的外交支持。[10]大戰期間，協約國為了集中力量對付歐洲的戰爭，同時又有求於日本（軍事訂貨，航運等）。因此在遠東問題上對日本采取的是默認、容忍甚至於支持的態度。因此，日本的外交努力順利地得到了回報。在1916年簽訂了《日俄秘密協定》，俄國同意日本對我國山東和對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屬島嶼加以占領。1917年2月簽訂的《英日密約》尤為重要，在這個條約中日本答應派遣海軍進入地中海協助英國作戰，英國則承諾在未來和會上支持日本對我國山東的要求和占有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德屬島嶼。英日兩國還共同瓜分了太平洋赤道附近的德屬島嶼（日本占有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德屬島嶼，赤道以南島嶼由新西蘭等英聯邦自治領所占有）。隨後簽訂的《日法密約》中，日本同意勸告中國參戰而法國同意在未來和會上支持日本的要求。[11]至此，日本為未來和會確定日本對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統治權製造了相當有利的外交形勢。
在這種情況下，原敬內閣（1918年9月-1921年11月）決定了《對媾和大使的訓令案》，把媾和會議的議題和對策分為三個範疇。第一、關於日本單獨具有利害關係的問題，日方全權代表被授予這樣一個絕對的使命：即要求由日本接管山東，並領有原德國占領的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島嶼。第二、對於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問題……概不幹預。第三、關於與協約國有共同利害關係的問題……盡量采取與各國協調的方針。[12]在和會前原敬內閣以及牧野全權代表盡管怎樣主張所謂的與各國協調的“新式外交”，但日本對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野心使得它在和會上不可能與美國保持協調，日本對赤道以北的原德屬島嶼的如意算盤遭到了美國的迎頭反對。
日本的要求，與美國在一戰後的爭霸計劃相矛盾，這是美國反對日本要求的根本原因。
一戰後美國正試圖憑借自己通過戰爭膨脹起來的實力稱霸世界。這時，美國的稱霸計劃有三個組成部分：加強和鞏固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奪取一戰後歐洲的領導權；謀取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優勢。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提出了所謂“世界和平的綱領”，史稱“十四點”，這實質上是美國稱霸世界的綱領。威爾遜在給他的顧問豪斯上校的信中說：“國際聯盟與‘航海自由’是和平綱領（十四點）的基礎”[13]另外，第五點是“對所有有關殖民地做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絕對公正的調整”。“在決定所有這樣的主權問題時，有關居民的利益必須與統治權待決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視。”美國的意圖是要插手德國失敗後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重新分配。製止英、法、日等私自瓜分德國殖民地.[14]所以，如果美國同意日本領有德屬島嶼，就等於說美國在事實上承認一戰期間英法等國的分贓安排，而且，日本占有這些島嶼，也會對美國主張的“公海自由航行權”產生威脅。無疑日本的要求是與美國的“十四點”格格不入的。
除此之外，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反對日本領有德屬太平洋島嶼還出於以下三方麵的考慮：第一、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登上曆史舞台的威爾遜極力賦予美國外交以“新麵貌”，用公開外交、民族自決等口號裝飾自己，它實際上是用接過列寧的口號的方法來抵製十月革命的影響。對於日本的要求，他認為，如果承認吞並領土，就難以把對列寧提倡的不賠償、不兼並的媾和條件產生共鳴的各國人民吸引過來，將會動搖人們對統治階級的信任。第二、擔心日本把靠近夏威夷的太平洋地區變成要塞，對美國向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擴張產生潛在的巨大威脅（這是美國海軍所最為顧忌的）。第三、赤道以北的原德屬島嶼中的雅浦島（加羅林群島中的一個島嶼）離美國的海軍基地關島很近，並且有海底電纜和它相通。同時還是太平洋海底電纜的樞紐站和無線電台的重要設置地，也是美國與中國上海之間及美國與荷屬東印度群島之間的聯絡點。在戰略上和交通電信上都十分重要。美國對它的歸屬尤為重視，不願意它被一個強國所獨自所有。所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就雅浦島問題發表過正式宣言，申明對有關雅浦島的決定持保留意見。這也是後來的“雅浦島問題”的由來。
盡管美國對日本的要求表示反對，但日本代表並沒有從原來立場上後退，堅持日本領有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要求。日本的要求在和會上得到了英法的支持。這除了因為英法在戰時與有日本密約在先外，更是由於英法與美國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利益衝突。美國的“十四點”中提出了“航海自由”，威爾遜的目的除了獲得美國能同交戰國自由貿易，追求更多的利潤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同英國爭奪海上霸權。亦即美國要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打破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這是英國所不能接受。[15]另外，“十四點”中的貿易自由、重新調整殖民地等要求，也與英法的利益和要求發生矛盾。所以英法試圖利用日本在遠東牽製美國，以有利於他們控製巴黎和會的領導權，削弱美國的主導地位。1919年4月24日發生的意大利總理奧郎篤憤而退出巴黎和會事件，為日本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4月25日，日本代表乘機威脅，如果日本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日本將退出和會，從而使威爾遜的國聯夢想成為泡影。威爾遜為了使得他的“國際聯盟”得以實現，在英法日共同的壓力麵前妥協了，“像一個母親一樣，不得不把自己年幼的兒子拿去喂狼，以拯救自己的長子。”這個“長子”就是國際聯盟.[16]最終，美國同意以交由國聯委任統治的形式，事實上承認日本對這些島嶼的領有。1920年12月17日國聯行政院做出的《關於太平洋中赤道以北舊德國殖民地委任統治書》是一個承認日本領有的法律形式。雖然其中第四條規定：“在領土內不得建立任何形式的陸海軍基地和要塞”。[17]但日本不久就把這些群島變成要塞，建成後來太平洋戰爭中的重要戰略據點。
巴黎和會實現了日本預定的外交目標，鞏固了日本在東亞和西太平洋上的優勢，威爾遜除了得到一個所謂的“國聯創始人”的虛名之外一無所獲。就其原因，首先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為戰後能保持其在戰爭時期所獲得的利益而進行了廣泛並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和英國、法國等達成了眾多的密約，使得日本在和會召開之前就已經擁有了外交上的主動權。其次，在戰爭期間，德國、土耳其的大部分殖民地和領土實際上都已經被英國、法國、日本等國所占領。這些國家形成了在殖民地問題上的既得利益同盟，它們隻希望和會確認它們奪得的領地“合法化”。因此，美國不可能期待英法在原德屬島嶼問題上的支持。相反，日本可以爭取到和會中多數重要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難以形成對日本的多數優勢。再次，美國和日本對參加和會的主要外交目標是不同的。美國的主要外交目標是國際聯盟和“航海自由”，中太平洋上島嶼是相對次要的目標。而奪取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是日本在和會上首要達到的外交目標之一。兩相比較，由於雙方的主要目的不同，因此雙方外交投入和利益取舍也不同，這就使得美國最終在原德屬島嶼問題上遷就日本。使日本獲得了外交上的勝利。
2、華盛頓會議階段——相互妥協，美國占優
巴黎和會結束了協約國對同盟國的戰爭狀態，解決了歐洲地區急待解決的問題，但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一戰期間被日本所破壞的均勢並沒有被恢複。當列強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開後，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爭奪又日益激烈起來了。《凡爾賽條約》沒有實現美國的主要外交企圖，在美國國內遭到了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洛奇為首一批人的批評和反對。在他們的活動與影響下，1920年3月19日，美國參議院以7票之差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美國雖然拒絕了《凡爾賽條約》，但並沒有退出爭霸舞台。當時美國力爭在國聯之外，靈活自如地參與世界事務，最大限度地擴展美國的海外利益。
大戰的結束並沒有使美日等國減弱擴軍備戰的勢頭，反之，大戰結束了，軍費卻增加了。兩國都認定對方是在進行針對自己的戰爭準備，從而展開了一輪新的造艦競賽。1921年，美國海軍軍費從1914年的 13600萬美元猛增到了43300萬美元。而日本也從1920年開始實施新的造艦計劃——“八·八艦隊”計劃（計劃建成長門、陸奧等戰列艦8艘，赤城、天城等重巡洋艦8艘以及相應的輔助艦隻）。日本海軍軍費從1917年的8500萬美元增加到了1921年的24500萬美元，預計到1928年，它將新建 16艘主力艦。[18]
美日雙方的軍備競賽和敵對氣氛並沒有導致直接的衝突，戰後的財政困難、雙方經濟上的依賴（一戰期間，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幾乎增加了3倍，美國對日出口也上升了50%以上）、國內人民的反戰情緒和雙方國力的懸殊（1921年美國人均年收入為350美元，日本為25美元）都使得雙方希望借助外交手段來達成相互妥協。
一戰後，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國際格局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最主要的體現在英國對日本的態度變化上。當時，英國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麵臨兩大勁敵，日本和美國。從全球觀點來看，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美國，是大英帝國世界霸權的主要敵人，但是由於英國經濟實力的衰退，它已經無力在全球同美國進行競爭。為了保住它在世界的根本利益，英國必須同美國合作才能解決欠美戰債、海軍軍備競賽、削弱法國的大陸霸權和維護自治領安全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如果美英矛盾繼續緊張乃至惡化，英國就有徹底失去世界霸權的危險。與此同時，英日矛盾也突出了起來，日本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個爆發戶，經濟發展與對外擴張的勢頭驚人，它日益膨脹的軍事實力和擴張野心，構成了對大英帝國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勢力範圍的真正威脅。因此，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英國就認為“對大英帝國東部的潛在威脅來自日本”。[19]所以，英國在一戰後不久，不得不放棄了扶日抑美的遠東政策，逐步擺脫英日同盟的義務。調整與美日的關係。這尤其體現在英國對英日同盟的態度上。
1902年締結的英日同盟經過1905、1911年兩次續訂到 1921年7月期滿。盟約規定。如果締約國中的某一方不宣布終止盟約，它將一直有效。此外，若期滿時有一方出於戰爭狀態，同盟關係將自動繼續保持。[20]英日同盟自1902年以來就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對日本的對外擴張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戰後，日本謀求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霸權，仍想借助英國的力量。如果英日同盟被取消，日本在國際上有陷入孤立地位的危險。所以日本希望繼續維持條約，但美國一直警惕地注視著英日同盟。它擔心在某種情況下，這個同盟將成為製約美國的工具，因此堅決反對同盟的繼續存在。而在1921年6月倫敦的帝國會議上，英國各個自治領對這一問題意見不一。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曾有過續約的表示，還對美國進行過外交試探，知道美國堅決反對的態度後，英國企圖用英日、美三國同盟來代替英日同盟；失敗後，又試圖用三國協商來代替三國同盟。英國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爭取對英國最有利的戰略形勢，同時與日美保持良好關係，可以使英國處在美日調停人的地位；二是作為搞政治交易的手段，為英國謀取最大的利益。英美兩國經過秘密協商，對英日同盟達成了一致意見：英國同意不再續約，勞合·喬治還向美國大使交了底。在華盛頓會議開始前，英美兩國對英日同盟問題實際上已經達成了諒解。[21]
華盛頓會議於1921年11月12日在美國召開。本文隻涉及這次會議與德屬島嶼有關的部分。在華盛頓會議上，美國借口沒有批準《凡爾賽條約》，並非國聯成員國而拒絕承認1919年5月7日國聯最高委員會將赤道以北德屬島嶼交給日本委任統治的決議。此時，英國的態度已經傾向於美國一方，共同向日本施加壓力。但是，日本已經事實上占有了這些島嶼，堅決不肯讓步。考慮到英日同盟更是美國擴張的心腹之患，為了說服日本放棄續訂英日同盟的要求，同時也為了使日本同意它在在限製海軍軍備談判中處於劣勢的海軍比例。最終美日兩國就德屬島嶼問題達成了妥協。通過1921 年12月13日的《四國條約》及其附件的形式確定了日本對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領有權。日本以同意葬送英日同盟為代價，獲得了美國對其領有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和在太平洋既有地位的承認。並在隨後簽訂的《五國海軍條約》中得到英美不加固珍珠港以西，新加坡以東地區防禦工事的承諾。在同日發表的《關於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條約的聲明》中，美國重申了對《凡爾賽條約》的不承認態度，但十分靈活。“本條約的締結不能認為美利堅合眾國方麵同意委任統治條款並且不妨礙美利堅合眾國和有關委任國之間締結有關委任統治島嶼的協定。”[22]這就為解決“雅浦島問題”創造了條件。
從巴黎和會以來“雅浦島問題”一直是美日兩國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雙方對此進行過激烈的外交爭論。華盛頓會議召開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已經降低了，雙方同意在會外解決。在會外交涉過程中，由於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的基本目的已經達到，而且日本在保持對雅浦島委任統治的前提下，對美國在該島的權益予以充分的肯定，最終，雙方在1922年2 月11日簽訂了《美國和日本關於赤道以北太平洋雅浦島和其他島嶼委任統治條約及有關換文》。第一條為美國“同意日本根據上述委任統治條款（指國聯的委任統治書中的內容）對前屬德國在赤道以北太平洋島嶼有管理權。”[23]（在其他條文中）日本則給予美國在雅浦島上相當大的權益和特權。至此，從一戰以來的日美兩國關於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鬥爭告一段落。
這個條約和換文，不僅在於日美兩國解決了“雅浦島問題”的爭議，更重要的是美國用條約的形式對《凡爾賽條約》的委任統治製度作了事實上的承認，這對當時和以後的國際關係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毫無疑問，美國是華盛頓會議上最大的贏家。雖然日本保持了對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占有等一些利益，但這些利益和英日同盟的廢除以及其他方麵的損失（如簽定了九國公約）相比，隻不過是一種安慰。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情況就發生了這麽重大的改變，主要原因在於，首先，日本和美國實力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是迫使日本不得不放棄一些既得利益的根本原因。其次，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英國對日本態度的改變，進一步弱化了日本的立場，使日本失去了一個強大的外交支持。再次，戰爭的結束和世界局勢的暫時安定，使得美國的注意力不再隻集中在歐洲一個地區。美國對世界各地的興趣，尤其是美國對遠東及太平洋地區重視的提高，使日本不再擁有一戰期間的獨霸局麵。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造就了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外交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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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井上馨侯傳記編撰會：《世外井上公傳》，原書房 1990年版， 第367-368頁轉引自 米慶餘主編，《日本百年外交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版， 第95頁。
[9][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頁。
[10]尼希：《英日同盟史》（Nish ,Ian H.:Anglo-Japanese Alliance）,倫敦1968年版, 第216-227頁。
[11]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十七世紀中葉—一九四五年）》，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276-277頁；王繩祖主編 ：《國際關係史》 第4卷，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第56頁。
[12][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3冊，商務印書館 1985年版， 第167頁。
[13]庫尼娜：《1917-1920年間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計劃的失敗》，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14]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2頁。
[15] 查爾斯·西摩編：《豪斯上校秘密文件》 (Seymour, Charles 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Arranged as a Narrative )波士頓1928年版，第4卷第159-160頁。轉引至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319頁。
[16]托馬斯·A·貝利：《美國人民外交史》(Bailey, Thomas A.: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紐約1958年版， 第613頁。
[17]《國際條約集（1917-1923）》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版， 第556-557頁。
[18]阿瑟·林克等：《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上），第394頁。
[19] 保羅·哈格：《絕境中的英國：1931-1941英帝國對日本的防禦》（Haggis, Paul：Britannia At Bay :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Against Japan 1931-1941）,牛津1981年版，第1頁。
[20]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872-1917）》，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頁。
[21][日]細穀千博、齊藤真：《華盛頓體製與日美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版，第46頁。轉引自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4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頁。
[22]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39頁。
[23]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83頁。
[24]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頁。
三、美日兩國爭奪的影響
美日兩國對中太平洋上島嶼的爭奪，反映了一戰以後雙方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利益的衝突和鬥爭。在華盛頓會議以後，雙方達成了妥協，雖然這種妥協隻不過是在美國勢力占有優勢的情況下的各方矛盾的暫時調整。但無疑，這對以後數十年遠東地區國際格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首先，作為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的英國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作用開始下降。對於英國而言，由於一戰的損失和本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減緩，使得它無心也無力於進一步擴張其殖民帝國。一戰後，英國的全球方針開始從全球範圍內的殖民擴張向以維護已有的殖民地和殖民利益轉變。麵對遠東地區美日兩國日益強大的實力，在無力與之競爭的情況下，和美日兩國達成妥協以保全英國的既得利益成為英國外交的一種選擇。這也就意味著英國將不再充當遠東爭霸的主角，遠東舞台改由美國和日本占據。
其次，對中太平洋上島嶼的爭奪，對於美日兩國關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係列的鬥爭使美國人認識到日本將是其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擴張的重要對手，在軍事、外交等方麵開始采取一係列的措施來抑製日本的擴張，如製訂了“橙色作戰計劃”、打破英日聯盟、開始和英國在遠東問題上采取協調措施等。這些措施對抑製日本的野心和擴張行為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國采取的這些措施並非完美無缺的，例如雖然美國軍方提出了龐大的擴軍造艦計劃，但要完成這個計劃，美國在軍艦建造和基地建設方麵還需要經過漫長的過程。雖然英美兩國在華盛頓會議上曾共同對日本施加壓力，但英美兩國在全球範圍內，在海上霸權和經濟競爭（爭奪原料市場、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等）方麵依然存在著尖銳的鬥爭。同時，由於美國和日本在經濟上存在著密切的聯係，雙方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有著共同的野心，這就意味著美國和日本之間矛盾與依賴並存。這種平衡雖然脆弱，但無疑將是此後若幹年內雙方關係的主旋律，直到這種均勢被某一方所徹底打破為止。
再次，對於日本來說，這次和美國的爭奪所取得的成果好壞參半。一方麵，通過簽訂《四國公約》，日本獲得了作為亞洲唯一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時從法律上獲得了其他列強（特別是美國）對其占有赤道以北中太平洋上島嶼的承認。從而在強化了它在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同時，從軍事角度來看，赤道以北德屬中太平洋島嶼的獲得和《五國海軍條約》中禁止英美兩國在距離日本本土5000英裏的範圍內新建或擴建海軍基地，使日本本土的防禦線馬上擴大到了中太平洋島嶼一線，使英美兩國基本上失去了用艦隊進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而且由於日本海軍隻需要在太平洋作戰，因此，日本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獲得了巨大的優勢。毫無疑問這是日本外交的一大勝利。另一方麵，由於英美兩國的共同壓力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不斷反抗。日本不得不退出了一部分已經入口的“肥肉”（如日本一戰期間在華攫取的部分殖民利益等），這種情況，尤其是英美兩國對日本采取的合作行動，使日本開始處於被孤立狀況，這也使得日本認識到自己的侵略野心最終是無法與英美的利益相調和的。這種認識和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島國意識（國土狹小、資源缺乏、人口擁擠、災難頻繁等）、軍國主義等相結合，使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產生了日本處於包圍之中（即所謂的“ABCD”包圍圈），隻有和英美等一戰才能求得日本的生存與發展的思想。不難理解，這種思想後來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的濫觴之一。這種思想對日本軍人的影響尤為普遍，無論是日本陸軍中後來形成的“皇道派”和 “統治派”，或是日本海軍中的“艦隊派”和“條約派”，他們的區別並非是是否要繼續進行侵略，而是該何時發動戰爭、如何進行戰爭，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麽不同。很顯然，這種思想對日本走上最終成為世界大戰策源地的道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日本在實現對中太平洋上原德屬島嶼的爭奪後，不僅沒有以之為滿足，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反而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走上了一條不斷擴大侵略擴張的不歸路。
最後，美日兩國對中太平洋上島嶼的爭奪所進行的一係列活動暴露了帝國主義列強的真麵目，對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他們消除了對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幻想。認識到各個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在殖民剝削的手法、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掠奪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根本目的。在這個問題上，帝國主義列強都是一丘之貉。這個事實教育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促進了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也對一戰後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國際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如列寧在談到日美矛盾的發展及其發展的後果時曾預言的一樣，“遠東的全部外交史和經濟史使人毫不懷疑地相信，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防止美日之間日益尖銳的衝突是不可能的” [24]而美日兩國關於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鬥爭，正是雙方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爭奪的一麵鏡子。通過它，有利於我們對近代霸權主義國家在遠東的罪惡行為做出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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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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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sspantherg.spaces.live.com/blog/cns!cf05d4b4adb5c8e6!1714.entry
（上）
一、中太平洋島嶼的價值
馬克思曾經指出：“對於一種地域性蠶食體製來說，陸地是足夠的；對於一種世界性侵略體製來說，水域就成為不可缺少的了。”[1]自從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誕生以來，海洋一直是大國爭霸的重要舞台。進入帝國主義時期以後，列強在煙波浩淼的海洋的角逐更是激烈。
廣闊的太平洋上分布著大大小小上萬個島嶼，從東到西在地理上分別被稱為波利尼西亞島群、密克羅尼西亞島群和美拉尼西亞島群。本文所論及的中太平洋上島嶼主要屬於密克羅尼西亞島群。這些島嶼本身麵積不大，人口稀少，出產不多，經濟價值甚小，但卻是太平洋的戰略要衝。不僅太平洋上的幾乎所有的航線都要經過它們所在區域，而且這些島嶼還是太平洋海底電纜的匯集地和無線電台的設置地。尤為重要的是，這些島嶼往往還擁有優良的天然海港，是建立海軍基地的首選。1871 年9月20日，紐約輪船公司的威廉·H·韋布在給格蘭特的報告中就曾稱讚薩摩亞群島的帕果帕果港是全世界最佳港口之一[2]。而中太平洋島嶼作為控製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樞紐，其在列強眼中的受重視程度，最主要是由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在帝國主義世界體係中的地位而決定的。而十九世紀以來由於遠東及太平洋地區作為帝國主義世界體係中重要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市場的地位不斷上升，因此列強也日益重視這些島嶼，紛紛用各種手段將它們劃入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這些島嶼已經被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國瓜分完畢。其中，德國占領的是中太平洋地區的西薩摩亞、馬紹爾群島、馬裏亞納群島等島嶼。
另外，美國的阿爾弗雷德·馬漢等人所提倡的“海上實力”理論也刺激了列強對中太平洋島嶼的興趣。馬漢認為“海上實力”對於世界曆史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3]“控製海洋……是國家強盛和繁榮的純物質因素中的首要因素。”[4]而海上實力的構成是以海軍為核心，以商船隊為後盾，還必須以海外殖民地和海軍基地為支撐點，才可以構成完整的海上實力。馬漢的理論作為當時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對世界各國的內外政策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他作為地緣政治學的思想先驅，一直強調在海上爭霸鬥爭中必須控製水域，而對水域的控製“主要依賴於占有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地點”。為此，他作了一個比喻說，“如果沒有在國外的殖民地或是軍事基地，在戰爭期間，美國的軍艦將有如陸地上的鳥，不能遠離本國海岸”。所以，他認為，“為軍艦提供停泊場所，使它們能夠加煤和修理，是一個旨在發展國家海上力量的政府的首要職責。”[5]馬漢的話不僅被美國的擴張主義者所頂禮膜拜而且也被其它各國的軍國主義者奉為金科玉律。根據他的理論，中太平洋島嶼毫無疑問就是列強控製亞太地區的基石，是掌握遠東及太平洋地區霸權的所需的鑰匙之一。這對分別位於太平洋東西兩測的日本和美國意義更是不言自明。
二、美日兩國對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爭奪
一戰的爆發，帶來了各國重新調整其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勢力的契機。此時，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沙皇俄國被推翻；德國戰敗；奧匈帝國瓦解。無疑，隻有一戰的戰勝國才會在戰後的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中，試圖謀求世界性或區域性的霸權。具體到遠東及太平洋地區，此時對原德屬島嶼最有興趣的還是美國和日本。
美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暴發戶。它參戰較晚，損失最小，收獲很大。大戰期間，歐洲各交戰國對軍事物資的大量需求以及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的減弱，給美國的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商品輸出提供了大好時機。1914-1918年，美國的工業生產急劇增加。鐵產量從2333萬噸增加到了3900萬噸，增長了70%；鋼產量從2351萬噸增加到了4446萬噸，增長近90%，同時，美國對外貿易的出口總值增加了兩倍，進口增加了80%。戰爭時期的出超累計達116億美元。從1914年到1919年，美國資本輸出達132億美元，協約國欠它的債務約100億美元。美國的國民財富從1912年1870億美元增加到了 1920年的5000億美元，幾乎超過了整個歐洲。在戰爭結束時，美國擁有世界黃金儲備的40%（約45億美元），成為了資本主義世界新的金融中心。戰時，美國的軍事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戰前，美國軍隊僅有30萬人。到戰爭結束時增加到450萬人。海軍和空軍實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就為美國謀取世界霸權打下了軍事實力基礎。[6]
日本在戰爭中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個暴發戶。戰爭期間，日本經濟急劇膨脹。1914-1919年，工業總值增加了近四倍，農業生產總值增加了近兩倍。在此期間，日本的貿易增加了三倍以上，並從戰前長期入超的國家一躍變成了一個大量出超的國家。結果，日本從戰前欠有 17億日圓的債務國，到1919年成為借出5億日圓的債權國。同時，日本乘其它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盡力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擴張。因此，戰後日本的戰略構想是力圖保持大戰期間所奪得的贓物，進而稱霸遠東及太平洋地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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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內幕》第六章，引自《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德克斯特·布魯恩編：《美國外交關係編年史》（Dexter Brune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U.S.A Foreign Relation），紐約1985年版，第一卷，第326頁。
[3][美]馬漢著 蕭偉中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
[4]同上，第319頁。
[5]同上，第29-36頁。
[6]方連慶：《現代國際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頁。
[7]方連慶：《現代國際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8]井上馨侯傳記編撰會：《世外井上公傳》，原書房 1990年版， 第367-368頁轉引自 米慶餘主編，《日本百年外交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版， 第95頁。
[9][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頁。
[10]尼希：《英日同盟史》（Nish ,Ian H.:Anglo-Japanese Alliance）,倫敦1968年版, 第216-227頁。
[11]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十七世紀中葉—一九四五年）》，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276-277頁；王繩祖主編 ：《國際關係史》 第4卷，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第56頁。
[12][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3冊，商務印書館 1985年版， 第167頁。
[13]庫尼娜：《1917-1920年間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計劃的失敗》，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14]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2頁。
[15] 查爾斯·西摩編：《豪斯上校秘密文件》 (Seymour, Charles 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Arranged as a Narrative )波士頓1928年版，第4卷第159-160頁。轉引至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319頁。
[16]托馬斯·A·貝利：《美國人民外交史》(Bailey, Thomas A.: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紐約1958年版， 第613頁。
[17]《國際條約集（1917-1923）》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版， 第556-557頁。
[18]阿瑟·林克等：《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上），第394頁。
[19] 保羅·哈格：《絕境中的英國：1931-1941英帝國對日本的防禦》（Haggis, Paul：Britannia At Bay :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Against Japan 1931-1941）,牛津1981年版，第1頁。
[20]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872-1917）》，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頁。
[21][日]細穀千博、齊藤真：《華盛頓體製與日美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版，第46頁。轉引自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4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頁。
[22]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39頁。
[23]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83頁。
[24]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頁。
（中）
美日兩國在戰後對太平洋上原德屬島嶼的爭奪，主要是以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這兩次國際會議為舞台所進行的。
1、一戰爆發至巴黎和會階段——相互爭奪，日本占優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列強相互矛盾積壓、發展、衝突到極點後，總爆發的產物。同時也為列強提供了一個重新分割世界的機會。日本政府對這次大戰一開始就是另有圖謀的。在戰爭爆發後的不久，1914年8月8日，元老井上馨便對總理大臣大隈重信（同年4月組閣）和元老頭目山縣有朋提出了如下政策意見：“這次歐洲大戰亂，對於日本的國運發展來講，乃是大正新時代的天佑。日本不可不立即以舉國一致之團結來享受此種天佑……不可不與（英、法、俄）三國一致團結，確立日本對東洋之利權。”[8]山縣有朋和大隈重信也都表示同意井上馨的主張。1914年 8月7日深夜10點開始，日本內閣在今早稻田大學會館院內召開重要會議，並做出了參戰決議。8月9日，加藤高明外相向英國駐日大使轉交了《開戰理由及戰爭範圍的備忘錄》，日本政府為了“享受”所謂的“天佑”而積極地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對德國發出了《最後通牒》。 8月23日，德國沒有對《最後通牒》做出答複，於是日本開始了軍事行動。日本海軍向德屬太平洋島嶼進攻，10月3日占領馬紹爾群島；5日占領加羅林群島，8日占領雅浦島，12日占領特魯克群島……很快，日本占領了赤道以北的德屬太平洋島嶼。[9]
為了獲得列強在戰後對日本占領這些島嶼的支持。日本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活動。此時，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國際關係對日本有利。1902年簽訂的英日同盟經過1905、1911年兩次續訂，成為日本在遠東擴張的最主要的外交支持。[10]大戰期間，協約國為了集中力量對付歐洲的戰爭，同時又有求於日本（軍事訂貨，航運等）。因此在遠東問題上對日本采取的是默認、容忍甚至於支持的態度。因此，日本的外交努力順利地得到了回報。在1916年簽訂了《日俄秘密協定》，俄國同意日本對我國山東和對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屬島嶼加以占領。1917年2月簽訂的《英日密約》尤為重要，在這個條約中日本答應派遣海軍進入地中海協助英國作戰，英國則承諾在未來和會上支持日本對我國山東的要求和占有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德屬島嶼。英日兩國還共同瓜分了太平洋赤道附近的德屬島嶼（日本占有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德屬島嶼，赤道以南島嶼由新西蘭等英聯邦自治領所占有）。隨後簽訂的《日法密約》中，日本同意勸告中國參戰而法國同意在未來和會上支持日本的要求。[11]至此，日本為未來和會確定日本對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統治權製造了相當有利的外交形勢。
在這種情況下，原敬內閣（1918年9月-1921年11月）決定了《對媾和大使的訓令案》，把媾和會議的議題和對策分為三個範疇。第一、關於日本單獨具有利害關係的問題，日方全權代表被授予這樣一個絕對的使命：即要求由日本接管山東，並領有原德國占領的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島嶼。第二、對於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問題……概不幹預。第三、關於與協約國有共同利害關係的問題……盡量采取與各國協調的方針。[12]在和會前原敬內閣以及牧野全權代表盡管怎樣主張所謂的與各國協調的“新式外交”，但日本對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野心使得它在和會上不可能與美國保持協調，日本對赤道以北的原德屬島嶼的如意算盤遭到了美國的迎頭反對。
日本的要求，與美國在一戰後的爭霸計劃相矛盾，這是美國反對日本要求的根本原因。
一戰後美國正試圖憑借自己通過戰爭膨脹起來的實力稱霸世界。這時，美國的稱霸計劃有三個組成部分：加強和鞏固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奪取一戰後歐洲的領導權；謀取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優勢。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提出了所謂“世界和平的綱領”，史稱“十四點”，這實質上是美國稱霸世界的綱領。威爾遜在給他的顧問豪斯上校的信中說：“國際聯盟與‘航海自由’是和平綱領（十四點）的基礎”[13]另外，第五點是“對所有有關殖民地做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絕對公正的調整”。“在決定所有這樣的主權問題時，有關居民的利益必須與統治權待決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視。”美國的意圖是要插手德國失敗後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重新分配。製止英、法、日等私自瓜分德國殖民地.[14]所以，如果美國同意日本領有德屬島嶼，就等於說美國在事實上承認一戰期間英法等國的分贓安排，而且，日本占有這些島嶼，也會對美國主張的“公海自由航行權”產生威脅。無疑日本的要求是與美國的“十四點”格格不入的。
除此之外，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反對日本領有德屬太平洋島嶼還出於以下三方麵的考慮：第一、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登上曆史舞台的威爾遜極力賦予美國外交以“新麵貌”，用公開外交、民族自決等口號裝飾自己，它實際上是用接過列寧的口號的方法來抵製十月革命的影響。對於日本的要求，他認為，如果承認吞並領土，就難以把對列寧提倡的不賠償、不兼並的媾和條件產生共鳴的各國人民吸引過來，將會動搖人們對統治階級的信任。第二、擔心日本把靠近夏威夷的太平洋地區變成要塞，對美國向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擴張產生潛在的巨大威脅（這是美國海軍所最為顧忌的）。第三、赤道以北的原德屬島嶼中的雅浦島（加羅林群島中的一個島嶼）離美國的海軍基地關島很近，並且有海底電纜和它相通。同時還是太平洋海底電纜的樞紐站和無線電台的重要設置地，也是美國與中國上海之間及美國與荷屬東印度群島之間的聯絡點。在戰略上和交通電信上都十分重要。美國對它的歸屬尤為重視，不願意它被一個強國所獨自所有。所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就雅浦島問題發表過正式宣言，申明對有關雅浦島的決定持保留意見。這也是後來的“雅浦島問題”的由來。
盡管美國對日本的要求表示反對，但日本代表並沒有從原來立場上後退，堅持日本領有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要求。日本的要求在和會上得到了英法的支持。這除了因為英法在戰時與有日本密約在先外，更是由於英法與美國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利益衝突。美國的“十四點”中提出了“航海自由”，威爾遜的目的除了獲得美國能同交戰國自由貿易，追求更多的利潤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同英國爭奪海上霸權。亦即美國要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打破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這是英國所不能接受。[15]另外，“十四點”中的貿易自由、重新調整殖民地等要求，也與英法的利益和要求發生矛盾。所以英法試圖利用日本在遠東牽製美國，以有利於他們控製巴黎和會的領導權，削弱美國的主導地位。1919年4月24日發生的意大利總理奧郎篤憤而退出巴黎和會事件，為日本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4月25日，日本代表乘機威脅，如果日本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日本將退出和會，從而使威爾遜的國聯夢想成為泡影。威爾遜為了使得他的“國際聯盟”得以實現，在英法日共同的壓力麵前妥協了，“像一個母親一樣，不得不把自己年幼的兒子拿去喂狼，以拯救自己的長子。”這個“長子”就是國際聯盟.[16]最終，美國同意以交由國聯委任統治的形式，事實上承認日本對這些島嶼的領有。1920年12月17日國聯行政院做出的《關於太平洋中赤道以北舊德國殖民地委任統治書》是一個承認日本領有的法律形式。雖然其中第四條規定：“在領土內不得建立任何形式的陸海軍基地和要塞”。[17]但日本不久就把這些群島變成要塞，建成後來太平洋戰爭中的重要戰略據點。
巴黎和會實現了日本預定的外交目標，鞏固了日本在東亞和西太平洋上的優勢，威爾遜除了得到一個所謂的“國聯創始人”的虛名之外一無所獲。就其原因，首先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為戰後能保持其在戰爭時期所獲得的利益而進行了廣泛並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和英國、法國等達成了眾多的密約，使得日本在和會召開之前就已經擁有了外交上的主動權。其次，在戰爭期間，德國、土耳其的大部分殖民地和領土實際上都已經被英國、法國、日本等國所占領。這些國家形成了在殖民地問題上的既得利益同盟，它們隻希望和會確認它們奪得的領地“合法化”。因此，美國不可能期待英法在原德屬島嶼問題上的支持。相反，日本可以爭取到和會中多數重要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難以形成對日本的多數優勢。再次，美國和日本對參加和會的主要外交目標是不同的。美國的主要外交目標是國際聯盟和“航海自由”，中太平洋上島嶼是相對次要的目標。而奪取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是日本在和會上首要達到的外交目標之一。兩相比較，由於雙方的主要目的不同，因此雙方外交投入和利益取舍也不同，這就使得美國最終在原德屬島嶼問題上遷就日本。使日本獲得了外交上的勝利。
2、華盛頓會議階段——相互妥協，美國占優
巴黎和會結束了協約國對同盟國的戰爭狀態，解決了歐洲地區急待解決的問題，但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一戰期間被日本所破壞的均勢並沒有被恢複。當列強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開後，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爭奪又日益激烈起來了。《凡爾賽條約》沒有實現美國的主要外交企圖，在美國國內遭到了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洛奇為首一批人的批評和反對。在他們的活動與影響下，1920年3月19日，美國參議院以7票之差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美國雖然拒絕了《凡爾賽條約》，但並沒有退出爭霸舞台。當時美國力爭在國聯之外，靈活自如地參與世界事務，最大限度地擴展美國的海外利益。
大戰的結束並沒有使美日等國減弱擴軍備戰的勢頭，反之，大戰結束了，軍費卻增加了。兩國都認定對方是在進行針對自己的戰爭準備，從而展開了一輪新的造艦競賽。1921年，美國海軍軍費從1914年的 13600萬美元猛增到了43300萬美元。而日本也從1920年開始實施新的造艦計劃——“八·八艦隊”計劃（計劃建成長門、陸奧等戰列艦8艘，赤城、天城等重巡洋艦8艘以及相應的輔助艦隻）。日本海軍軍費從1917年的8500萬美元增加到了1921年的24500萬美元，預計到1928年，它將新建 16艘主力艦。[18]
美日雙方的軍備競賽和敵對氣氛並沒有導致直接的衝突，戰後的財政困難、雙方經濟上的依賴（一戰期間，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幾乎增加了3倍，美國對日出口也上升了50%以上）、國內人民的反戰情緒和雙方國力的懸殊（1921年美國人均年收入為350美元，日本為25美元）都使得雙方希望借助外交手段來達成相互妥協。
一戰後，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國際格局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最主要的體現在英國對日本的態度變化上。當時，英國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麵臨兩大勁敵，日本和美國。從全球觀點來看，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美國，是大英帝國世界霸權的主要敵人，但是由於英國經濟實力的衰退，它已經無力在全球同美國進行競爭。為了保住它在世界的根本利益，英國必須同美國合作才能解決欠美戰債、海軍軍備競賽、削弱法國的大陸霸權和維護自治領安全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如果美英矛盾繼續緊張乃至惡化，英國就有徹底失去世界霸權的危險。與此同時，英日矛盾也突出了起來，日本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個爆發戶，經濟發展與對外擴張的勢頭驚人，它日益膨脹的軍事實力和擴張野心，構成了對大英帝國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勢力範圍的真正威脅。因此，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英國就認為“對大英帝國東部的潛在威脅來自日本”。[19]所以，英國在一戰後不久，不得不放棄了扶日抑美的遠東政策，逐步擺脫英日同盟的義務。調整與美日的關係。這尤其體現在英國對英日同盟的態度上。
1902年締結的英日同盟經過1905、1911年兩次續訂到 1921年7月期滿。盟約規定。如果締約國中的某一方不宣布終止盟約，它將一直有效。此外，若期滿時有一方出於戰爭狀態，同盟關係將自動繼續保持。[20]英日同盟自1902年以來就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對日本的對外擴張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戰後，日本謀求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霸權，仍想借助英國的力量。如果英日同盟被取消，日本在國際上有陷入孤立地位的危險。所以日本希望繼續維持條約，但美國一直警惕地注視著英日同盟。它擔心在某種情況下，這個同盟將成為製約美國的工具，因此堅決反對同盟的繼續存在。而在1921年6月倫敦的帝國會議上，英國各個自治領對這一問題意見不一。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曾有過續約的表示，還對美國進行過外交試探，知道美國堅決反對的態度後，英國企圖用英日、美三國同盟來代替英日同盟；失敗後，又試圖用三國協商來代替三國同盟。英國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爭取對英國最有利的戰略形勢，同時與日美保持良好關係，可以使英國處在美日調停人的地位；二是作為搞政治交易的手段，為英國謀取最大的利益。英美兩國經過秘密協商，對英日同盟達成了一致意見：英國同意不再續約，勞合·喬治還向美國大使交了底。在華盛頓會議開始前，英美兩國對英日同盟問題實際上已經達成了諒解。[21]
華盛頓會議於1921年11月12日在美國召開。本文隻涉及這次會議與德屬島嶼有關的部分。在華盛頓會議上，美國借口沒有批準《凡爾賽條約》，並非國聯成員國而拒絕承認1919年5月7日國聯最高委員會將赤道以北德屬島嶼交給日本委任統治的決議。此時，英國的態度已經傾向於美國一方，共同向日本施加壓力。但是，日本已經事實上占有了這些島嶼，堅決不肯讓步。考慮到英日同盟更是美國擴張的心腹之患，為了說服日本放棄續訂英日同盟的要求，同時也為了使日本同意它在在限製海軍軍備談判中處於劣勢的海軍比例。最終美日兩國就德屬島嶼問題達成了妥協。通過1921 年12月13日的《四國條約》及其附件的形式確定了日本對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領有權。日本以同意葬送英日同盟為代價，獲得了美國對其領有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和在太平洋既有地位的承認。並在隨後簽訂的《五國海軍條約》中得到英美不加固珍珠港以西，新加坡以東地區防禦工事的承諾。在同日發表的《關於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條約的聲明》中，美國重申了對《凡爾賽條約》的不承認態度，但十分靈活。“本條約的締結不能認為美利堅合眾國方麵同意委任統治條款並且不妨礙美利堅合眾國和有關委任國之間締結有關委任統治島嶼的協定。”[22]這就為解決“雅浦島問題”創造了條件。
從巴黎和會以來“雅浦島問題”一直是美日兩國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雙方對此進行過激烈的外交爭論。華盛頓會議召開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已經降低了，雙方同意在會外解決。在會外交涉過程中，由於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的基本目的已經達到，而且日本在保持對雅浦島委任統治的前提下，對美國在該島的權益予以充分的肯定，最終，雙方在1922年2 月11日簽訂了《美國和日本關於赤道以北太平洋雅浦島和其他島嶼委任統治條約及有關換文》。第一條為美國“同意日本根據上述委任統治條款（指國聯的委任統治書中的內容）對前屬德國在赤道以北太平洋島嶼有管理權。”[23]（在其他條文中）日本則給予美國在雅浦島上相當大的權益和特權。至此，從一戰以來的日美兩國關於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鬥爭告一段落。
這個條約和換文，不僅在於日美兩國解決了“雅浦島問題”的爭議，更重要的是美國用條約的形式對《凡爾賽條約》的委任統治製度作了事實上的承認，這對當時和以後的國際關係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毫無疑問，美國是華盛頓會議上最大的贏家。雖然日本保持了對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占有等一些利益，但這些利益和英日同盟的廢除以及其他方麵的損失（如簽定了九國公約）相比，隻不過是一種安慰。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情況就發生了這麽重大的改變，主要原因在於，首先，日本和美國實力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是迫使日本不得不放棄一些既得利益的根本原因。其次，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英國對日本態度的改變，進一步弱化了日本的立場，使日本失去了一個強大的外交支持。再次，戰爭的結束和世界局勢的暫時安定，使得美國的注意力不再隻集中在歐洲一個地區。美國對世界各地的興趣，尤其是美國對遠東及太平洋地區重視的提高，使日本不再擁有一戰期間的獨霸局麵。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造就了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外交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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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井上馨侯傳記編撰會：《世外井上公傳》，原書房 1990年版， 第367-368頁轉引自 米慶餘主編，《日本百年外交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版， 第95頁。
[9][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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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3冊，商務印書館 1985年版， 第167頁。
[13]庫尼娜：《1917-1920年間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計劃的失敗》，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14]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2頁。
[15] 查爾斯·西摩編：《豪斯上校秘密文件》 (Seymour, Charles 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Arranged as a Narrative )波士頓1928年版，第4卷第159-160頁。轉引至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319頁。
[16]托馬斯·A·貝利：《美國人民外交史》(Bailey, Thomas A.: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紐約1958年版， 第613頁。
[17]《國際條約集（1917-1923）》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版， 第556-557頁。
[18]阿瑟·林克等：《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上），第394頁。
[19] 保羅·哈格：《絕境中的英國：1931-1941英帝國對日本的防禦》（Haggis, Paul：Britannia At Bay :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Against Japan 1931-1941）,牛津1981年版，第1頁。
[20]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872-1917）》，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頁。
[21][日]細穀千博、齊藤真：《華盛頓體製與日美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版，第46頁。轉引自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4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頁。
[22]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39頁。
[23]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83頁。
[24]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頁。
三、美日兩國爭奪的影響
美日兩國對中太平洋上島嶼的爭奪，反映了一戰以後雙方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利益的衝突和鬥爭。在華盛頓會議以後，雙方達成了妥協，雖然這種妥協隻不過是在美國勢力占有優勢的情況下的各方矛盾的暫時調整。但無疑，這對以後數十年遠東地區國際格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首先，作為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的英國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作用開始下降。對於英國而言，由於一戰的損失和本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減緩，使得它無心也無力於進一步擴張其殖民帝國。一戰後，英國的全球方針開始從全球範圍內的殖民擴張向以維護已有的殖民地和殖民利益轉變。麵對遠東地區美日兩國日益強大的實力，在無力與之競爭的情況下，和美日兩國達成妥協以保全英國的既得利益成為英國外交的一種選擇。這也就意味著英國將不再充當遠東爭霸的主角，遠東舞台改由美國和日本占據。
其次，對中太平洋上島嶼的爭奪，對於美日兩國關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係列的鬥爭使美國人認識到日本將是其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擴張的重要對手，在軍事、外交等方麵開始采取一係列的措施來抑製日本的擴張，如製訂了“橙色作戰計劃”、打破英日聯盟、開始和英國在遠東問題上采取協調措施等。這些措施對抑製日本的野心和擴張行為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國采取的這些措施並非完美無缺的，例如雖然美國軍方提出了龐大的擴軍造艦計劃，但要完成這個計劃，美國在軍艦建造和基地建設方麵還需要經過漫長的過程。雖然英美兩國在華盛頓會議上曾共同對日本施加壓力，但英美兩國在全球範圍內，在海上霸權和經濟競爭（爭奪原料市場、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等）方麵依然存在著尖銳的鬥爭。同時，由於美國和日本在經濟上存在著密切的聯係，雙方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有著共同的野心，這就意味著美國和日本之間矛盾與依賴並存。這種平衡雖然脆弱，但無疑將是此後若幹年內雙方關係的主旋律，直到這種均勢被某一方所徹底打破為止。
再次，對於日本來說，這次和美國的爭奪所取得的成果好壞參半。一方麵，通過簽訂《四國公約》，日本獲得了作為亞洲唯一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時從法律上獲得了其他列強（特別是美國）對其占有赤道以北中太平洋上島嶼的承認。從而在強化了它在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同時，從軍事角度來看，赤道以北德屬中太平洋島嶼的獲得和《五國海軍條約》中禁止英美兩國在距離日本本土5000英裏的範圍內新建或擴建海軍基地，使日本本土的防禦線馬上擴大到了中太平洋島嶼一線，使英美兩國基本上失去了用艦隊進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而且由於日本海軍隻需要在太平洋作戰，因此，日本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獲得了巨大的優勢。毫無疑問這是日本外交的一大勝利。另一方麵，由於英美兩國的共同壓力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不斷反抗。日本不得不退出了一部分已經入口的“肥肉”（如日本一戰期間在華攫取的部分殖民利益等），這種情況，尤其是英美兩國對日本采取的合作行動，使日本開始處於被孤立狀況，這也使得日本認識到自己的侵略野心最終是無法與英美的利益相調和的。這種認識和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島國意識（國土狹小、資源缺乏、人口擁擠、災難頻繁等）、軍國主義等相結合，使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產生了日本處於包圍之中（即所謂的“ABCD”包圍圈），隻有和英美等一戰才能求得日本的生存與發展的思想。不難理解，這種思想後來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的濫觴之一。這種思想對日本軍人的影響尤為普遍，無論是日本陸軍中後來形成的“皇道派”和 “統治派”，或是日本海軍中的“艦隊派”和“條約派”，他們的區別並非是是否要繼續進行侵略，而是該何時發動戰爭、如何進行戰爭，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麽不同。很顯然，這種思想對日本走上最終成為世界大戰策源地的道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日本在實現對中太平洋上原德屬島嶼的爭奪後，不僅沒有以之為滿足，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反而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走上了一條不斷擴大侵略擴張的不歸路。
最後，美日兩國對中太平洋上島嶼的爭奪所進行的一係列活動暴露了帝國主義列強的真麵目，對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他們消除了對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幻想。認識到各個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在殖民剝削的手法、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掠奪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根本目的。在這個問題上，帝國主義列強都是一丘之貉。這個事實教育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促進了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也對一戰後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國際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如列寧在談到日美矛盾的發展及其發展的後果時曾預言的一樣，“遠東的全部外交史和經濟史使人毫不懷疑地相信，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防止美日之間日益尖銳的衝突是不可能的” [24]而美日兩國關於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鬥爭，正是雙方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爭奪的一麵鏡子。通過它，有利於我們對近代霸權主義國家在遠東的罪惡行為做出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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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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