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全球化中的中國
克林頓到朝鮮撈回兩個間諜記者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強壇上網友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是朝鮮的勝利，有的說這是美國的勝利，但沒人說這是中國的勝利。朝鮮這樣做是試圖靠近美國，則是左右兩邊都看到的，隻是左邊擔憂，右邊歡呼罷了。有的網友說，以前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現在變成“我們的敵人遍天下”，這話聽起來很極端，但也不是捕風捉影。如果朝鮮與中國疏遠，就像越南那樣，那麽起碼中國周邊敵對國家比以前多了而不是少了。這些年來，第三世界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比以前疏遠了，是事實。新結交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在政治上和安全上與中國合作，也是事實。如果說有點改善，就是前蘇聯本來與中國劍拔弩張，現在俄羅斯和幾個前蘇聯形成的國家與中國倒沒什麽芥蒂。
記得前一段外交學院的吳建民院長著文說中國進入了外交的黃金期，實現了“從小舞台到大舞台”，“小外交到大外交”，“小合作到大合作”的三個轉變，說這是“韜光養晦”政策的偉大勝利。貧道曾經評論：其實中國一點沒有韜光養晦，而是“透明外交”，也就是在國際問題上美國說什麽就讚同什麽，起碼不反對。這樣做的結果，讓一般人都覺得中國的“外交舞台”是比以前“大”了，中國以此側身主流俱樂部了，全世界包括發達國家都不能不看看中國的態度，因此覺得很風光。貧道覺得，這種看法也不是空穴來風，有一定道理。
貧道是這樣看待中國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和現在所處地位的：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除了在國內政治經濟體製上，同時也在國際關係上麵臨一次抉擇。早在1971年 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地位後，到七十年代末，絕大部分主要國家都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已經打破西方封鎖，處於一個空前主動的地位。美國和西方國家基於東西對抗急於與中國擴大各種交往，第三世界國家本來就是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轎夫，而且長期以來與中國沒什麽直接矛盾。雖然中蘇
關係還很嚴重，但由於美國牽製，蘇聯不可能對中國怎麽樣。而且1979年後蘇聯就陷入阿富汗戰爭不能自拔，無暇顧及中國。也可以說，到70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國既擺脫了解放初期不得不對蘇聯的一邊倒，也沒再對其他任何勢力一邊倒，處於一個可以自主決定外交政策的時期，實現經濟、政治、外交各方麵既全麵開放，又獨立自主。
但是，鄧小平選擇了向美國靠攏的政策。按照親美將軍劉亞洲的分析，1979年中國所謂對越反擊戰，就是一個標誌。劉亞洲在《參考文摘》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分析：“小平同誌這個時候發起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就是把自己、把中國從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中劃出來。當時許多東歐國家都不滿意，說社會主義國家打社會主義國家。小平同誌在當時就看到，你這種社會主義，不要也罷。結果怎麽樣？假社會主義是沒有生命力的……這場仗也是為美國人打的，也就是說為美國人出氣。有證據嗎？有。小平同誌前一天訪問白宮出來，第二天就開打。為什麽要為美國人出氣？美國人剛剛灰頭土臉地從越南走掉了。我們幹嘛要為它出氣？其實這不是為美國，還是為我們，為改革開放。中國要改革開放沒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技術援助、科技援助包括軍援和資金源源不斷地湧到中國。”
當然，劉亞洲的分析並不客觀，有真有假。說此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技術援助、科技援助包括軍援和資金源源不斷地湧到中國”的局麵完全是胡謅。1979-1987年年均外國對華借款隻有40.7億美元，而且美國隻占其中很小部分；外商直接投資這個時期也隻有年均25億美元，基本沒有美國企業。把對越反擊戰描繪成又一場“美國人出錢，中國出雇傭軍”的戰爭隻是劉亞洲夢裏盼望的戰爭。
不過對越反擊戰讓美國覺得中國有意靠攏美國卻是可信的。越南在中國邊境搞點摩擦和對華僑迫害，不至於讓中國在急於進行經濟建設時期大打出手。鄧小平決定打一仗，不考慮國內因素，就國際意義來講，對美國的好處大於對中國的好處。越南吞並柬埔寨和老撾，搞點地區霸權主義，威脅了誰？威脅了泰國等東南亞國家，而東南亞國家，包括菲律賓、新加坡、印尼等都是美國的附庸。越南再張狂，對中國照樣談不上威脅。中國教訓了越南，抽掉了一個多米諾骨牌，實際是保護了美國在東南亞的利益格局。對越反擊戰打完後，與美國的關係改善了卻是真的。
貧道以為，鄧小平還不至於看那麽近，為了點錢就把中國軍人生命當兒戲。但是對越反擊戰確定了一個外交方向，就是中國將向“主流世界”靠近。這在此後一係列國內國際政策選擇上可以驗證。
真正讓中國“融入”世界的是中國兩頭在外；沿海發展戰略的經濟戰略；以GDP和吸引外資數量作為考核地方幹部政績的行政措施，以及大力推進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觀念和措施。這些選擇使中國真正走進世界經濟核心圈子裏，並嚴重影響了世界格局。
早在七十年代後期，東亞、東南亞、拉美一些國家就實行了兩頭在外的經濟政策，政府把吸引西方資本發展經濟作為首要任務，而這些國家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狀態，因此推進起來就更簡單。從1970年到1998年的28年中，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中國台灣、韓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家或地區經濟連續或斷續高速發展，年均GDP增長在10%上下（按美元計算）。這些被稱為“新興市場國家”的工業化速度大幅加快，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外貿依存度大幅增加，國有化比重急劇降低，同時居民消費比重下降。這些國家所走的路，基本就是中國改革開放所選道路：私有化、兩頭在外、吸引外資。這些“小龍”、“小虎們”所取得的經濟增長成就也很大，也被經濟學家稱作“奇跡”。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新興市場國家發展的基本模式和取得成效沒有特別之處。
世界之所以能夠在70年代以後，尤其是80年代到90年代出現大量新興市場國家，原因是西方經濟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變化。自從美國在1971年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從此不再是“特殊商品”，因為美元基本沒有了成本。一個國際貨幣沒有了成本，沒有了稀缺性，市場經濟的基本骨架就崩潰了。於是，美元從七十年代開始不斷大幅貶值，而德國、日本、瑞典等以製造業為核心產業的國家央行也不得不增發本幣以平抑本幣升值，整個八十年代西方匯率、利率急劇動蕩，使產業資本難以在本國生存。於是，把製造業轉移到匯率、利率管理相對死板，又給外資以優惠政策的國家成為必然選擇。從70年代以後，尤其是90年代以後，西方產業資本對新興市場國家直接投資數量急劇增加，從每年的數百億美元激增到數千億美元。對於大量工業化還在初級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是一次曆史性的機會。
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在這次機會中有異常強大的優勢：
中國早已經建立了一個部類齊全的工業體係，包括能源、重化工、機械、交通。這是所有新興市場國家至今難以達到的。而製造業與早期殖民地投資不同，需要相對完備的能源、重化工、機械和交通條件。
其次，中國不僅是個人口大國，最主要的是中國是個初等教育水平很高的國家。早在70年代末，中國中學入學率已經達到70%多，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到80年代還不及中國的一半。製造業與礦工和農場工人不一樣，需要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勞動者。於是，中國一國能夠提供的合格勞動者，比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加起來還多一倍。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能夠為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提供最優良的條件。中國不是多黨政治，共產黨說了就算，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政治摩擦小。中國憲法不允許罷工，中國不允許有非官方工會和其他組織。最主要的兩點是，中國有一個數量驚人的農民工群體，這個群體在政治待遇、經濟待遇上低於市民，這為外商和本國資本家提供幾乎是無限供給的高素質、低成本、抱怨少、自組織力差的勞動者奠定了基礎，這是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沒有的。另一點是，中國自90年代開始以吸引外資數量和GDP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基本指標，這些指標在地方層層下放攤派，甚至各局委都有指標。其實，各地政府並沒有什麽吸引外資的絕對優勢，吸引外資和GDP為核心指標，隻能是犧牲一切，從土地到礦產資源，從環境到稅收，從國有企業產權到工人工資和勞保福利水平。看誰敢於犧牲，才是吸引外資的唯一法寶。中國的這種超強的組織能力是所有新興市場國家望塵莫及的。
也就是說，到90年代初，當中國也開始變成“新興市場國家”的時候，世界發生了一次巨大變化。中國像一頭大象把一隻腳放進澡盆，原來在澡盆裏的動物們就被拋到地上。1989年中國人民幣大幅貶值21.3%，1994年一次貶值33%，從1988年到1994年累計貶值56.3%。結果，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88年到1993年年均增長24.2%，1994年一年增長81%，至2007年，進出口總額每年以22%速度增長，比世界貿易這個時期年均增長10.6%的速度高出一倍。中國高於世界進出口總額的增速就意味著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進出口總額增幅下降。1997年到2001年亞洲和拉美所謂金融危機，與此不無關係。
此後，雖然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有所恢複，但進出口增長幅度還是明顯低於1995年前的十幾年平均增幅。而且，東亞國家的出口增長，更多的是依賴中國市場了。
這都不重要，因為畢竟中國充當“新興市場國家”有自己的絕對優勢。重要的在於，自從中國進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
一般都認為，西方資本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勞動力價格便宜。早在70年代，進入台灣、韓國、新加坡等地的西方產業資本就很多。產業資本帶來很高的勞動生產率，也就是工人創造的財富大幅增加。一般來講，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總會帶來工人工資的提高，因為用同樣的設備，一個美國工人創造的財富與一個韓國工人創造的財富是接近的。那麽，雙方工資就有趨近的趨勢。因此，韓國、日本、新加坡包括台灣地區的工資水平開始大幅上升，普通勞動者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勞動者數量有限，這時，資本會流向更加便宜的地區。
但是中國不同，中國在這個時期沒有推動普通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工資的製度因素。相反，正像前麵分析的，GDP和吸引外資任務使各地政府趨向壓低工資。而中國農民工的供給能力幾乎是無限的。於是，中國從90年代中期到現在，東部地區農民工工資基本沒有變化（如果計算物價指數的話）。因此，中國牢牢占據了第一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
世界變得有點怪了：一個沒有稀缺性的貨幣與一個沒有稀缺性的低價勞動者相結合，會出現什麽結果？會出現一個“Chi-merica”！形成以中國和美國構成世界經濟的中心，大部分西方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圍繞這個中心獲取資源和利益，其他發展中國家被徹底邊緣化的局麵。
按美元當年價計算， 1990年到2007年，美國保持了5.3%的增長；中國達到了14%；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增長4.6%。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經濟在1997年後放慢一倍左右，大約在5-8%之間。被邊緣化的低收入國家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中，經濟年均增長7%，而1990年到2000年下降一半，隻有3.5%。其中很多國家是負增長。
這個世界中，核心圈子是中國和美國。中國發揚了敢於犧牲的精神，長期大幅壓低勞動者收入，迅速拉大了貧富差距。按照前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的數字，中國基尼係數從1985年的0.24拉大到1995年的0.43，到2004年已經拉大到0.47。國外一些研究者估計中國現在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49-0.52左右。即使是0.47的數字，已經是亞洲貧富差距第二大的國家。如果達到0.5以上，就接近了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水平。中國為了這個目標，還犧牲了土地、資源、環境、稅收，犧牲了大部分中國人的本來該得到的消費。這且都是為了實現一個目標——與美國無限供給的貨幣結合起來，構造一個“Chi-merica”。
那麽，這個“Chi-merica”是個什麽形態呢？是個“寄生”形態。中國成為了“宿主”，美國是“寄生物”。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包括中國在內新興市場國家和一般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都在下降，隻有一個巨大的美國增長了14.3%。全世界人都犧牲自己的消費在為能夠印製美元的美國人生產，隻有美國人在享受。在這裏，中國扮演了一個最重要的角色，中國竟然讓居民消費下降了36%，是發達國家的12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4倍！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宿主，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寄生蟲。
早在80年代日本興衝衝地大量出口美國的時候，美國經濟學家就嘲笑日本說：你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產品，換回了一堆印刷機印製的總統頭像。中國不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看起來，貧道本來說的是克林頓，怎麽扯這麽遠？其實，不了解中國這些年在世界扮演了什麽角色，很多國際關係理解不了的。
中國扮演世界第一大宿主，是因為中國有能力扮演。這些能力一方麵基於改革前形成的經濟和教育基礎以及主權模式，一方麵是自己的選擇。中國這樣不怕犧牲地做到現在，沒有一個新興市場國家和美國以外的西方國家能夠有對應措施。因此說，世界走到今天這個樣子，中國是主要功臣。
中國這樣做究竟對自己的現代化好還是不好呢？有些人認為好，這些人主要是鼓吹走這條路的精英集團，他們不僅在這條道路上“先富起來”，而且能夠體驗中國現在誰也沒辦法的神氣感覺——畢竟中國是個老大，他們才不管這個老大無非是第一大宿主角色呢。認為不好的是非主流學者和一般勞動者。
貧道覺得，中國扮演這個角色，起碼在國際上很難討到便宜。因為要扮演這個角色，第一是不能得罪美國。藏獨分子去年鬧暴亂前，疆獨分子今年在大街上殺人前，國家安全部門竟然不知道？鬼才相信！但是為什麽沒事先把組織者抓了？因為不能抓。他們還沒殺人，你現在抓了西方人肯定會強烈抗議，說中國政府殘酷鎮壓少數民族；那麽隻能讓他們暴露了，殺了人才好說。結果，即使這些人暴亂了，殺人了，西方該什麽態度還是什麽態度，無非抗議的方法不能那麽堅決罷了。要往西方圈子裏靠，就必須注意這個主流圈子對自己的態度。如果不打算靠，根本不會在乎西方人怎麽說，就會按國內安定、老百姓安全需要來辦。
現在，很多人覺得西方國家現在看得起中國了，因為都在與中國做生意。其實，生意歸生意，政治歸政治。70年代末中蘇幾乎打起來，生意照樣在做。西藏、新疆的事情簡直就是明擺著的，尤其新疆事件，西方媒體已經在去年出過洋相，照樣造謠。西方在政治上對中國敵視是不可能更改的事情，是殖民情結。即使共產黨現在真的易幟，一樣討不到便宜。蘇聯就是個例子。西方那裏討不到好，別的地方的損失就是淨損失，這還用計算嗎？
問題還在於，無論中國精英集團是否再願意讓中國扮演世界第一大宿主身份，恐怕這個世界都不會給他們機會了。因為美國第一大寄生物的角色不可能維持下去了。世界又麵臨一個新變局，對中國來講也是一樣。這個變局將使中國又麵臨一次選擇，這個選擇與80年代初是一樣的。
不知道現在主事的清楚不清楚這個情況。
[1] 數字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國際數據。統計國家為表中兩端數字都齊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達國家。包括中、韓、泰、馬來西亞、巴西、墨、新加坡、美、英、法、日、德、荷、意、西班牙。中國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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