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zt：“美國製造”：一個正在破滅的神話
“美國製造”製造了諸多“高精尖”的產品：不僅能製造電腦、互聯網與波音飛機，也能製造B52與集束炸彈；不僅製造好萊塢電影與迪斯尼動畫，製造“國際標準”與國際秩序，同時也製造貼上美國標簽的“民主”與“自由”，製造“有毒債券”、“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沃倫·巴菲特語）與國際動蕩。過去，美國以其獨有的建國方略與理想主義精神在更多的方麵造福人類，如今，濫觴於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將人類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極麵推向了極端，從而在更多的方麵破壞人類和諧。
從科技創新到金融創新，“美國製造”走火入魔
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領頭羊”，是因為美國強而有力的創新，長期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保持科技領先優勢。科技領先是美國軍事實力獨步世界的關鍵，同時也是美國確保在國際分工中始終占據有利地位、獲得巨額壟斷利益的關鍵。美國每年在研發方麵的公共和私人投資一直在穩步增長，從1976年的1000億美元增長到了2000年的2650億美元，2002年美國在研發上的投資超過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總和。巨大的投入，使美國的科技一直保持領先優勢，使美國在世界高科技產品生產中居於領導地位，直到上世紀末，美國高科技產品的產量一直占到世界總產量的1/3。
然而，在自由資本主義的旗幟下，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潤壟斷化與集中化，使得美國越來越多的資源配置到金融領域。美國傳統的精英教育集中培養兩大類人才，早期的大多數都是教會學校，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價值觀打造為主導，成為牧師、政客或學者的搖籃；後來出現公立的贈地學院，在農業、工程技術的發展和人才培養方麵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近幾十年來，伴隨著金融資本的發達，精英教育日趨世俗化、市場化，傳統名校集中培養商界和法學精英，不少非但沒有成為西方傳統社會良心的衛道士和製度設計者，反而成為資本社會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鋒，活躍在谘詢、會計、金融、公司買賣和媒體的最前線，成為資本尋租的得力幹將，將資本對社會的侵奪推高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透過華爾街的演變即可推知美國經濟虛擬化的程度。在過去20年，華爾街起著經濟杠杆作用，扮演世界經濟的心髒，供給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資金。但是，華爾街的金融家們遠遠不滿足中介服務、風險經營，而是努力發展金融工程製造業，設計和製造各類金融衍生產品。金融衍生品通過借貸杠杆使金融市場風險成倍放大，並脫離實體經濟成為“風險製造業”。由於資源過多流向金融領域，導致美國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下降，從戰後的約40%到現在隻有15%左右，而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上升，從戰後的約5%升到現在50%左右。國民經濟嚴重虛擬化，導致頭重腳輕，失去重心。
在自然科學中，任何一項重大發明創造，都要經過多次實驗或驗證，才能正式推廣使用。但是，美國的金融機構、華爾街，發明難以數計的金融產品，未經任何論證或驗證，就直接投入市場，而且往往是高調、高價投入市場。這是美國金融監管的嚴重失職，是美國金融創新的嚴重偏離。美國的金融創新，最終創造出了一個金融怪物——“金融大規模殺傷武器”，不僅殺傷了美國，也殺傷了世界，殺傷了資本主義。
為中國量身定製的“經濟鴉片”
前幾年往東北跑得較多，沈陽的一個同行給我講了個故事，至今印象深刻。她說，東北人這gada，人忒實在，剛搞改革，南方的溫州人就跑過來做買賣，不到一個星期，就給家裏的兄弟發出電報，電文是“錢多，人傻，快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申請加入WTO以來，美國（不是人民而且是壟斷資本及其寡頭）利用中國“錢多，人傻”，不斷向中國推銷“經濟鴉片”，有的近乎就是專門為中國量身定製的。
新自由主義與金融開放 新自由主義本是一類平常的經濟理論，但在被政治化與範式化後，逐漸成為美國對外擴張的重要工具。美發明新自由主義後，對外宣傳得多，對內使用得少，如美國金融市場對外資進入限製措施多達1000多條，外資金融機構進入美國金融市場很難，而取得很好業績就難上加難。但是，美國政府通過各種途徑在國際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並強調這是發展中國家通過改革而獲得經濟持續增長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識”，即“華盛頓共識”。
在美國長期努力下，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逐漸成為主流思想，金融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風。在中國，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早就取代了馬克思主義而占據著高校的經濟學講堂，如此影響的不僅是幾代學生，還有很多官員與商人，因為中國各大高校也與美國高校一樣早就世俗化與市場化，招納社會“成功人士”（官員與企業主），舉辦各類進修班，兜售的盡是新自由主義。
某高級領導在一個縣市長學習班發表訓話，特意向學員“隆重推薦”他所見過的“最好的書”——《世界是平的》。如此，在中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媒界、部分政界紛紛以時髦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代替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在一些領域的不均衡開放（對外開放但不對內開放）、定向開放（隻對一些發達國家開放）、不對等開放（中國對外國開放，而外國不對中國開放）由此盛行。
國際責任與世界經濟失衡 此次美國金融危機與曆史上形形色色的經濟危機一樣，其爆發是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隻要資本主義存在，隻要搞自由市場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這是世界經濟史所展現的、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所揭示的基本規律。但是，美國拋出了所謂“世界經濟失衡論”，包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內的眾多人士認為，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不是美國經濟或政策導致的結果，而是全球儲蓄過剩使然。美國卡托研究所副所長詹姆斯•多恩直截了當：“金融危機禍起中國。”
其實，“失衡論”理論依據就是“兩缺口模型”：投資－儲蓄＝進口－出口。而“兩缺口模型”是在一堆假設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論，這是當代西方經濟學固有的邏輯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懷疑。以美國為例，是儲蓄缺口導致了貿易赤字，還是貿易赤字惡化了儲蓄缺口，這本身就是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饒舌話題，永遠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但是，美國的“歪理邪說”得到了中國主流學者熱烈附和與追捧，“失衡論”在中國大興其道。美國及其代理人、代言人向中國潑髒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然後要中國承擔責任，繼續購買美國債券。
金融創新與衍生產品 美國金融創新，創造出了係列金融怪物，對中國諸多投資者而言很多都是陌生的，如CDO、CDS等，盡管也給我們一些爭搶著與國際接軌的機構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如某金融機構一次資產減記就高達90多億美元。但是，大多數企業與投資者都是以“隔岸觀火”的心態看待美國與西方的金融危機。然而，正如美國哈佛大學
自去年10月以來，媒體陸續披露眾多中資企業與大陸富豪，因為套期保值或委托理財，而陷入巨額虧損的困境。中信泰富虧損186億港元，東方航空虧損62億元，幾乎都是他們在2008年的全部利潤。國資委披露，至少有28家國企涉足衍生產品業務，損失慘重，境外專家估計在千億元以上。更為慘重的是各類富豪，由於怕被譏諷嘲笑，怕被質疑財產來路，怕被追究違規挪錢到境外投資，因此巨虧之後還不敢對外聲張，啞巴吃黃連。也有境外人士估計，富豪損失更為巨大，當在萬億計。
在各類金融衍生產品中，一種取其諧音稱做“I will kill you later”（我以後殺死你）的Accumulator（累計期權）的產品，被設計得異常複雜詭秘。依照西方的規則，結構性產品隻能賣給專業投資者，不可以賣給非專業投資者。Accumulator是一種結構性的金融衍生產品，就連很多專業投資者也不甚清楚其風險如何控製、價格如何確定。有專家分析，Accumulator近乎是“專門給亞洲尤其是中國人設計的金融鴉片”，此類金融衍生品，嚴格限製在美國銷售，但是可以經由香港的分支機構銷售給中國人。
當然，美國為中國量身定製的東西還很多，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有“中美經濟共生”與“同舟共濟”，有“戰略經濟對話”、G2以及Chimerica，有“人民幣匯率低估”和“負責任大國”，等等。而且針對中國“錢多、人傻”，美國還在不斷為中國人製造更新奇的產品。
吃虧，就在於對“美國製造”的迷信
中國不斷被忽悠，美國人吆喝什麽，我們就買什麽。對“美國製造”的迷信緣於一個簡單的思路——“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相關學者曾為之界定為低成本與高效率的“後發優勢”。
對美元的迷信 在一些機構的負責人那裏，認為美國國力強大，美元與美元資產無可替代。美國力量的確非常強大，以至於在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對美國構成有效製約、製衡的力量，這使得美國的經濟政策，更易於傾向以鄰為壑，轉移風險，轉嫁危機。
其實，美元就是一種印有美國總統頭像的綠色的紙張，是一種電子符號。在金本位與布雷頓森林體製下，美國金融當局受到黃金的約束，或受到“特裏芬難題”的約束，發行貨幣還是比較謹慎。布雷頓森林體製崩潰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家獨大，無拘無束，大肆印製與發行美元，令美元泛濫成災，國際流動性嚴重過剩，金融市場趨於動蕩。
相對美國經濟規模，美國國債無論是總債務還是年度赤字，其比例都遠遠超出國際警戒線。美元的風險不僅在於美國的償債能力，而且還在於美國的償債意願。雙赤字製約美國的還債能力，而美國霸權“製約”了美國的還債意願。美元貶值是美國還債的最好方式。
正是由於對美元的迷信，使我們喪失了理性思維，違背經濟常識，將大部分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即外儲的70%投資於美國債券，如今使中國深陷“美元陷阱”，而且可悲的是相當一部分尚未覺悟，繼續像吸食鴉片一樣，不斷增持美國債券。
對美元資產的迷信 國際金融危機的警報並未解除，世界經濟的衰退仍在持續。中國的相關高官與高管仍然認為，持有美元資產要比其他貨幣資產更加安全，更有收益。其實，美國當局急功近利，不斷陷入“格林斯潘困境”，即囿於眼前利益，當局往往為解決一個問題，而會為未來埋下一個更大的問題的隱患。目前，美國為解決信貸危機，拚命向金融體係注入資金，由此極有可能引爆美元危機與財政危機。尤其是美元“硬著陸”風險不僅存在，而且還越來越大。
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們的一些財金高官與高管總想有點作為，總想到美國那裏“有所作為”，撈點什麽。先是抄底，結果抄到半山腰，搭進去諸多銀子。後來，又萌發奇想，吸引那裏的“人才”。要知道，就是這些不講道德、失去誠信的“人才”搞亂了美國，我們這樣引進恰如引狼入室，這些人未來還會搞亂中國。
也有“高明者”提出，不能買美國債券這樣的“有毒”資產，而應買美國的優質資產，如美國的土地、企業、科研機構等，所有的視線都離不開美國。實際上，美國早已通過一係列的立法與安排，使得中國隻能買國債、機構債這些“有毒”資產，隻能買美國IMB個人電腦業務這樣的“垃圾”資產以及“悍馬”這樣的“包袱”資產。
對美國機構的迷信 世紀金融大危機，使美國金融機構貪婪、缺德的本性水落石出。由於金融創新可以分散風險，放貸機構因此肆意放貸，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夠償還貸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貸條件。華爾街銀行從放貸機構那裏購入抵押貸款、或從“兩房”那裏取得“抵押擔保證券”（MBS
）後，精心包裝，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種“有擔保的債務權證”（CDO），然後出售給各類投資者，轉移風險。信用評級機構“以價定級，價高級高”，眾多低質高險資產得了高等級標號，以光鮮靚麗的外表呈現在債券市場上。購買持有次貸債券的有各類銀行、基金尤其是對衝基金等投資機構，其經理們為了眼前業績，進行高風險高收益的投機賭博，從中賺取巨額傭金與分紅。
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2007年華爾街高管獎金總額高達400億美元，而金融風暴肆虐的2008年華爾街高管的獎金仍高達184億美元，幾乎跟大牛市的2004年差不多。當國際投資者因華爾街的“缺德產品”而損失慘重、欲哭無淚的時候，華爾街的銀行家們依舊在享受著天堂般的生活。著名金融家喬治·索羅斯為此做了精辟的總結：“在金融運作方麵，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隻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範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於這裏，因為它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遊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金融隻講規則，不講道德”不隻是索羅斯的一家之言，而是“華爾街共識”。世紀金融大危機清晰展示，美國金融機構隻有利益的引擎，沒有道德的舵盤，大船航向何處，無人知曉。
長期以來，中國財經界的一些人士對西方尤其是美國金融機構情有獨衷，迷信的主要因素有：說英語的白種高端人才集中、管理先進、產品科技含量高、財源滾滾等。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有高官、高管甚至直白，中國金融要是被美國機構接管了，像墨西哥那樣，就能實現金融穩定了。所以，一直以來，中國金融領域主要向西方尤其是美國金融機構開放，這些機構的高管與首席經濟學家等一直是中國某些高官、高管的座上客。對國際金融機構的狼、鱷、鯊的本性認識遠遠不足，不僅認識不足，而且還引狼入室。如此，境外戰略投資者、境外投融資顧問以及評級、審計等好賺錢、賺大錢的機會都給了這些機構。中國有關部門還規定，中資機構必須通過外資金融機構購買用於避險的金融產品。五礦、株冶、國儲銅與中航油都因監管機構的指引與自己的惡性投機而出現巨虧的慘痛教訓。
對美國以及美國思想的迷信 對美元的迷信、美元資產的迷信、美國機構的迷信實際就是對美國的迷信、對美國思想的迷信、對自由資本主義的迷信。不知從何時起，中國的一些國際會議、會展、商貿洽談，以請到說英語的白人之比例高低作為成功標誌。一些部門領導“習慣”用英文給屬下批示，尤其是他不喜歡的、英文不好的屬下，研討、會議不論規模大小，是否是國際會議，隻要有美國人在場，往往都不約而同地使用英文。
新自由主義泛濫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惡果：自然環境在不斷惡化，社會出現嚴重兩極分化，國民經濟日趨外資化，中資企業被不斷邊緣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長期講求禮儀、注重倫理與弘揚道德的中國人，越來越利欲熏心，見利忘義，“殘童現象”、“黑磚窯事件”、“毒奶粉風暴”等挑戰中華乃至人類文明道德底線的駭人聽聞事件層出不窮，這不僅嚴重損害的廣大民眾利益與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嚴重挫傷民族產業，重創民族品牌，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美國輿論一度將“中國製造”有意刻畫為低值、廉價甚至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美國製造”則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詞，是“夢幻”的再現。金融危機顯示，美國不僅能製造世界頂級的“大規模核子殺傷武器”，也能製造“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透視美國金融危機，再聯係國際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危機，不難結論，美國是道地的國際金融動蕩的製造者，“美國製造”的神話已經破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