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zt：G2-美國企圖“和平統一”中國的“戰略宣言”
眾所周知，“和平統一”正是中國政府著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長期政策。自馬英九主政後，當前兩岸關係似乎正在走上“先經濟、後政治”的發展軌道，“和平統一”眼見大有水到渠成之勢。那麽，筆者將這個“和平統一”用於描述中美關係的現狀，這是愚昧無知還是生搬硬套？或者幹脆就是危言聳聽、故作驚人之語？當然不是，筆者這個判斷完全是本著“求真務實”精神對中美關係現狀及其發展作出一個事實陳述而已。
今年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尤其在當下國際社會麵對因美國次貸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之時，中美兩國領袖均對當前的中美關係作出高度評價。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甫一就職即表示，“沒有哪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能像美中關係這樣重要”；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在其任內首次出訪亞洲四國時非常“貼心”地形容中美兩國應該“同舟共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則在接見希拉裏時表示，“21世紀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溫家寶總理在08年9月訪美演講時則強調，“中美兩國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從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到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戰和推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中美合作的領域和意義已遠遠超出雙邊範疇，正在全球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中國外長楊潔篪在去年7月出席“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成立儀式時發表演講指出，中美兩國已建立了60多個對話和磋商機製，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執法、科技、教育、能源、環保、航空等方方麵麵，此外中美雙方還特別建立了戰略經濟對話和戰略對話機製，為探討兩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全局性議題，以及促進政治層麵的戰略溝通提供了重要平台。“9·11”事件以來，中美兩國元首舉行了18次會晤，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協調立場；雙方政府高層每年均有密切的接觸與頻繁的互訪，“大大增加了兩國戰略互信，推進了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由此可見，中美兩國的政治結合度在今天空前緊密，當下的中美關係確實“處於曆史上的最好時期”。
在如此一片“大好形勢”之下，05年9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了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的說法。其後“利益攸關論”被寫入美國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定位。自此以後，部分美國政要和學者相繼拋出“中美共治世界”之類的時髦話題。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主張中美兩國應建立一種“命運共同體”結構，將兩國關係提升到類似二戰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高度；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也認為，中美關係必須成為一種與美歐、美日關係類似的全球夥伴關係；華盛頓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提出了“中美兩國集團論（G2）”，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弗格森則提出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連美國軍方也來湊趣，提出了所謂“中美共管太平洋論”。上述這些具有一定指標性意義的論調雖然仍未成為美國政府的實際對華政策，但無疑集中地反映出近來美國對華戰略的“新思維”。
可以看出，這些讓中國主流精英感到頭暈目眩飄飄然的“高帽子”不外乎包含政治與經濟兩大內容。首先，精通資本主義營商之道的美國慣於將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大股份公司並當仁不讓地自視為最大股東，其他國家則根據實力大小、地位高低成為其中等級不一的股東（此即“Stakeholder”這個英語詞匯的本意），而美國作為“大股東”自然擁有“一言九鼎”的最後話語權。因此，中國一旦成為這個由美國主導的“股份公司”的“利益攸關方”，在享受美國所配給的權利之餘自然還必須盡到“對美負責任”的義務。明乎此，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等人所提倡的“中美共治理念”裏麵的政治內涵也就不言自明了，無非就是將“社會主義中國”以一個漂亮的政治包裝“收編”進美國陣營之內，驅使從此“循規蹈矩”的中國為其“赴湯蹈火”，在朝核、伊核、反恐、全球環保、氣候變暖以及應對金融危機等諸多國際熱點問題上“與美國展開戰略合作”。同時，美國“收編中國”還有一個戰略目的，就是以此離間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良好關係，尤為重要的是離間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使得中國逐步成為“孤家寡人”，不得不頂著“共治”的虛名越加“賣身投靠”美國。
如果說美國這個“政治陽謀”還較為容易識破的話，那麽經濟方麵的陰謀就不太為世人（尤其是中國老百姓）所知了。眾所周知，中美建交幾與改革開放同步啟動，這一個看似“巧合”的曆史事實實際上深藏著許多政治秘密交易，反正自此也啟動了三十年的“中美經貿合作史”。時至今日，中美兩國的經濟結合度同樣空前緊密，雙方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從03年的1260億美元增加到07年的3020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並連續6年成為美國增長最快的海外出口市場。至08年5月底，美國在華投資項目累計達5.5萬多家，實際投資額超過581億美元，而美國在華投資回報率近年來一直高於美在海外投資的平均水平。但在這些公開的、亮麗的經濟數據的背後，中美雙邊經貿卻另有一張別樣的麵孔。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擁有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的七千六百多億購買了美國國債，有五千餘億購買了美國次貸垃圾債券，餘下的減除歐元、日元及黃金儲備外也就所剩無幾了。換言之，迄今為止中國共有一萬三千多億美元的財富已經進了美國的腰包，正為美國的經濟建設“貢獻力量”。近年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急劇上升，據中方統計06年已達一千四百多億美元（美方數據則為2325億美元），導致雙方在貿易問題上的摩擦不斷加劇，美國亦藉此對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但在事實上，中國的對美出口產品大多數為美國所必需的日用消費品，根據摩根士丹利的一項研究，美國消費者在過去的十年間由於購買中國廉價產品節省了六千億美元的生活開支。此外許多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實際上來自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絕大部分的利潤仍然落入美國的腰包。
質言之，中美雙邊經貿的實質就是中國每年均以自身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為維持美國的低利率、高消費以及社會穩定“流血流汗”地貢獻力量（順差越大表示‘貢獻’越多），而且中國這個不折不扣的“包身工”在拿到“工資”後不是自己用來養家糊口，反而還要不斷購買美國國債來繼續“補貼”老板，好讓美國老板繼續“享受資本主義腐朽生活”。可見美國就經貿問題對中國的指責完全是“得了便宜還賣乖”，明明是強奸婦女還反誣受害者是傷風敗俗的“淫婦”。明乎此，我們就能夠理解提出G2的伯格斯坦為何主張“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夥伴關係，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係的共同領導”，提出“中美國”的弗格森為何表示“中美已經走入‘共生時代’，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國的美國與世界最大儲蓄國的中國應該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因為美國的政府官員與經濟學者都是“明白人”，自然對目前這種美國單方麵受惠的中美經貿關係現狀感到滿意，並希望采取各種與時俱進的“忽悠術”好讓此一狀況永遠維持下去。
然而，中美經貿的真相遠不止此。在“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的大旗下，在充斥國內各領域的大批買辦的幫助下，美國資本和企業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大肆購並中國的優質國企民企，不僅大比例地占領了各種產品的國內市場及控製了諸多重要產業，還通過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手段從中國的各級股市（A股、B股、H股）及各類證券（銀行、人壽、社保）裏巧取豪奪，以低廉代價掠奪了巨額財富。更有甚者，那個戴著“國家主權基金”帽子的中國投資公司高達兩千億美元的資本金，居然是由中國財政部發行1.55萬億元特別國債借款給中投，中投再以此借款金額向央行買進兩千億美元外匯儲備而得來，而且完全用於投資美國等西方金融證券。這個由政府管理層協調的央行、財政部、中投三方配合運作而將投資美國債券與國內緊縮貨幣結合起來的“金融改革”，美國因此而獲取雙重巨大利益，而中國則因此蒙受雙重巨大災難（*）。自1992年以來，中國大陸向國外流失的財富總額幾乎可與鴉片戰爭至建國前這百年裏因割地賠款所造成的財富損失等量齊觀，何況晚清政府及民國政府好歹也打了幾次反侵略戰爭，而今天的巨大損失卻是在一槍未發的“和平發展”的情況下因各種政策失誤及買辦賣國所造成的。
從上述事實之中，我們基本可以看清中美兩國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麵已經形成了何等緊密的、卻又不正常的“合作關係”。在一片“和平友好”、“經濟繁榮”的華麗景象掩蓋下，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的國家機器已被西方全麵滲透，導致在政治上屈從於美國、在經濟上受控於西方、國家安全飽受美國威脅、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損失的真實現狀。當中國的大部分外匯儲備都流入美國腰包，當中國的對美經貿依存度節節升高，當中國的許多重要產業乃至金融行業均被美國控製，請問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麽？有人會說，中國購買了最多的美國國債，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所以美國才要來巴結中國去“共治世界”，這不是好事嗎？那我們就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甲是一個百萬富翁，他借了一萬元給朋友乙，那麽甲作為債權人自然可以天天催著乙還債，甚至以此威逼乙為他提供各種名目的“額外服務”；但如果甲借了九十九萬元給乙，情況馬上就會顛倒過來，名義上甲雖然還是債權人，可他已經喪失了主動權，隻能想盡辦法來討好乙，好讓乙早點還錢（別指望會有法院來幫你主持公道）。這個例子說明，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所謂“債權人”及“債務人”都不過是一個虛名，最重要的是看實質性的財富掌握在誰的手裏，誰掌握了最多的實質財富誰就是老大。事實上，任何一個稍具國際金融常識的人都明白，中國由於買進了大量紙麵上的美元資產，為了使之不致嚴重貶值隻能拚命維持美元匯率的穩定，不但不能（也不敢）現在拋售美國國債，未來還要不斷地繼續買進。換言之，中國的財富已經被美元套牢了，這意味著中國也已經被美國“綁架”了（個別中國高官也公開承認‘中美兩國利益已經捆綁在一起’）。因此，由於當今中國的大部分財富都掌握在美國以及西方各國的手裏，在國際政治當中究竟是誰掌握著主動權，可說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有一個著名論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依賴於經濟基礎，又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方麵對內推行“經濟至上”的重商主義發展政策，另一方麵又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對外施行“全麵開放政策”，結果是將原有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製度下的大批國營企業，通過所謂“改製”、“股改”等“市場經濟措施”轉變為國資、合資及外資企業。那些享受省部級行政待遇的國資央企由於不受公眾監管，根據“部門權力個人化”的潛規則，所有的國資央企都可以視為屬於其主管人員的“私人財產”。而合資企業則不過是個形式，外資方由於掌握著優勢資本及先進技術，不費多少功夫就能實現控股，將形式上的“合資企業”變為實質性的“外資企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一言以蔽之，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存在屬於“國有（即公有）”的大小企業了，所謂“國企改製”就是一場“化公為私”的財富革命，原有的公有製可說是全麵“改革”為私有製，一個已經不存在公有製經濟的國家還能算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筆者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經濟基礎”並非指那些高樓大廈、飛機汽車、港口鐵路以及生產企業之類的硬件設施，而是指誰擁有這些硬件設施的產權，亦即“生產關係”。正是由於當今中國生產關係的性質已經從“社會主義公有製”改變為“資本主義私有製”了，那麽原來建立在“公有製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即政府、軍隊、司法等國家機器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自然也隨之轉變為“私有製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而中國在“示威抗議”之後不久就加入了世貿（WTO），為何美國間諜機撞落中國軍機並自行降落在中國軍用機場後隻是賠了幾個小錢就了事，為何周邊國家大肆侵占我海洋國土及海洋資源而中國總是“韜光養晦”，為何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慷慨地不斷拿出巨額外匯為美日等國“濟困扶危”，更能理解美國堅持中國大陸隻能以“和平形式”解決台灣問題而中方不僅照辦還要邀請美國“共管台灣”。原因很簡單，既然中國已經被美國“套牢”並“綁架”了，那麽中國還能作出違背美國意誌的政治決定嗎？
自有階級社會以來，政治與經濟從來就密不可分而又相互影響；既沒有獨立於政治的經濟，也沒有獨立於經濟的政治。換言之，如果你控製了一個國家的經濟，那就意味著可以控製這個國家的政治。中國大陸對台“和平統一”的思路就是“先經濟、後政治”，不料這個政策早被美國盜取了“知識產權”並轉而運用在中國大陸身上；《孫子兵法》裏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本來就是中國政府“和平發展”理念的曆史來源，不料同樣反被美國成功地應用在自己身上。日前，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喬良少將發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一文，內稱“在這個時候談中國獨立的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其實都有點自大，因為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中國到現在還是被綁在美國的經濟圈上的，作為美國主要的產品加工廠、商品提供者，中國談大國思維、大國策略就必須考慮美國因素，這是中國今天的一種無奈”。因此，喬良少將認為中國麵對此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無論如何還是要幫助美國，不能讓美國崩潰，其實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我們都應該感謝喬良少將所說的這一番“直率、坦白”的大實話，他讓人們明白了當前這樣一個事實：從前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現在已經“改革”為“隻有救資本主義美國才能救社會主義中國”。
綜上所述，就目前中美關係現狀而言，從表麵上看美國正在推行“接觸與遏製” 的對華政策，要求中國遵守現行國際秩序並按照西方標準行事，通過“分享權利（共治）”的形式將中國逐步納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係，防止中國的“崛起”對美形成挑戰；但在實際上，美國正力求通過其在華的政治經濟代理人，借助各種經濟手段（尤其是金融工具）瘋狂侵吞中國的巨額財富，進而實現在政治上長期操控中國，使之徹底成為美國的“附庸國”。筆者認為，美國的“和平演變”策略早已獲得成功，現在已進入了“和平統一”中國的曆史新階段，並已取得了“良好效果”，“G2”或“中美國”概念的出場，就是一個體現美國現階段對華政策實質的“戰略宣言”。
09、07、13、
*有關參考資料：
1，發改委體改所國資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外資對中國企業的大兼並與大收購
2，仲大軍：2006巨額貿易順差說明了什麽？
3，楊芳洲：令美國人興奮不已的厚禮
4，楊芳洲：要儲備委員會不要中投公司
5，楊芳洲：買辦化的道路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
6，張宏良：中華民族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
7，交行董事長蔣超良：外資參股國內金融權限不應再放寬
8，《中國為何購買巨額的美國國債？》
9，《中投公司背後的政治醜聞》
10，《劉夢熊質問中國財政金融管理當局有關拍板人》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 ----- 烏有之鄉
眾所周知，“和平統一”正是中國政府著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長期政策。自馬英九主政後，當前兩岸關係似乎正在走上“先經濟、後政治”的發展軌道，“和平統一”眼見大有水到渠成之勢。那麽，筆者將這個“和平統一”用於描述中美關係的現狀，這是愚昧無知還是生搬硬套？或者幹脆就是危言聳聽、故作驚人之語？當然不是，筆者這個判斷完全是本著“求真務實”精神對中美關係現狀及其發展作出一個事實陳述而已。
今年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尤其在當下國際社會麵對因美國次貸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之時，中美兩國領袖均對當前的中美關係作出高度評價。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甫一就職即表示，“沒有哪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能像美中關係這樣重要”；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在其任內首次出訪亞洲四國時非常“貼心”地形容中美兩國應該“同舟共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則在接見希拉裏時表示，“21世紀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溫家寶總理在08年9月訪美演講時則強調，“中美兩國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從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到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戰和推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中美合作的領域和意義已遠遠超出雙邊範疇，正在全球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中國外長楊潔篪在去年7月出席“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成立儀式時發表演講指出，中美兩國已建立了60多個對話和磋商機製，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執法、科技、教育、能源、環保、航空等方方麵麵，此外中美雙方還特別建立了戰略經濟對話和戰略對話機製，為探討兩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全局性議題，以及促進政治層麵的戰略溝通提供了重要平台。“9·11”事件以來，中美兩國元首舉行了18次會晤，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協調立場；雙方政府高層每年均有密切的接觸與頻繁的互訪，“大大增加了兩國戰略互信，推進了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由此可見，中美兩國的政治結合度在今天空前緊密，當下的中美關係確實“處於曆史上的最好時期”。
在如此一片“大好形勢”之下，05年9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了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的說法。其後“利益攸關論”被寫入美國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定位。自此以後，部分美國政要和學者相繼拋出“中美共治世界”之類的時髦話題。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主張中美兩國應建立一種“命運共同體”結構，將兩國關係提升到類似二戰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高度；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也認為，中美關係必須成為一種與美歐、美日關係類似的全球夥伴關係；華盛頓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提出了“中美兩國集團論（G2）”，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弗格森則提出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連美國軍方也來湊趣，提出了所謂“中美共管太平洋論”。上述這些具有一定指標性意義的論調雖然仍未成為美國政府的實際對華政策，但無疑集中地反映出近來美國對華戰略的“新思維”。
可以看出，這些讓中國主流精英感到頭暈目眩飄飄然的“高帽子”不外乎包含政治與經濟兩大內容。首先，精通資本主義營商之道的美國慣於將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大股份公司並當仁不讓地自視為最大股東，其他國家則根據實力大小、地位高低成為其中等級不一的股東（此即“Stakeholder”這個英語詞匯的本意），而美國作為“大股東”自然擁有“一言九鼎”的最後話語權。因此，中國一旦成為這個由美國主導的“股份公司”的“利益攸關方”，在享受美國所配給的權利之餘自然還必須盡到“對美負責任”的義務。明乎此，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等人所提倡的“中美共治理念”裏麵的政治內涵也就不言自明了，無非就是將“社會主義中國”以一個漂亮的政治包裝“收編”進美國陣營之內，驅使從此“循規蹈矩”的中國為其“赴湯蹈火”，在朝核、伊核、反恐、全球環保、氣候變暖以及應對金融危機等諸多國際熱點問題上“與美國展開戰略合作”。同時，美國“收編中國”還有一個戰略目的，就是以此離間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良好關係，尤為重要的是離間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使得中國逐步成為“孤家寡人”，不得不頂著“共治”的虛名越加“賣身投靠”美國。
如果說美國這個“政治陽謀”還較為容易識破的話，那麽經濟方麵的陰謀就不太為世人（尤其是中國老百姓）所知了。眾所周知，中美建交幾與改革開放同步啟動，這一個看似“巧合”的曆史事實實際上深藏著許多政治秘密交易，反正自此也啟動了三十年的“中美經貿合作史”。時至今日，中美兩國的經濟結合度同樣空前緊密，雙方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從03年的1260億美元增加到07年的3020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並連續6年成為美國增長最快的海外出口市場。至08年5月底，美國在華投資項目累計達5.5萬多家，實際投資額超過581億美元，而美國在華投資回報率近年來一直高於美在海外投資的平均水平。但在這些公開的、亮麗的經濟數據的背後，中美雙邊經貿卻另有一張別樣的麵孔。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擁有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的七千六百多億購買了美國國債，有五千餘億購買了美國次貸垃圾債券，餘下的減除歐元、日元及黃金儲備外也就所剩無幾了。換言之，迄今為止中國共有一萬三千多億美元的財富已經進了美國的腰包，正為美國的經濟建設“貢獻力量”。近年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急劇上升，據中方統計06年已達一千四百多億美元（美方數據則為2325億美元），導致雙方在貿易問題上的摩擦不斷加劇，美國亦藉此對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但在事實上，中國的對美出口產品大多數為美國所必需的日用消費品，根據摩根士丹利的一項研究，美國消費者在過去的十年間由於購買中國廉價產品節省了六千億美元的生活開支。此外許多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實際上來自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絕大部分的利潤仍然落入美國的腰包。
質言之，中美雙邊經貿的實質就是中國每年均以自身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為維持美國的低利率、高消費以及社會穩定“流血流汗”地貢獻力量（順差越大表示‘貢獻’越多），而且中國這個不折不扣的“包身工”在拿到“工資”後不是自己用來養家糊口，反而還要不斷購買美國國債來繼續“補貼”老板，好讓美國老板繼續“享受資本主義腐朽生活”。可見美國就經貿問題對中國的指責完全是“得了便宜還賣乖”，明明是強奸婦女還反誣受害者是傷風敗俗的“淫婦”。明乎此，我們就能夠理解提出G2的伯格斯坦為何主張“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夥伴關係，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係的共同領導”，提出“中美國”的弗格森為何表示“中美已經走入‘共生時代’，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國的美國與世界最大儲蓄國的中國應該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因為美國的政府官員與經濟學者都是“明白人”，自然對目前這種美國單方麵受惠的中美經貿關係現狀感到滿意，並希望采取各種與時俱進的“忽悠術”好讓此一狀況永遠維持下去。
然而，中美經貿的真相遠不止此。在“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的大旗下，在充斥國內各領域的大批買辦的幫助下，美國資本和企業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大肆購並中國的優質國企民企，不僅大比例地占領了各種產品的國內市場及控製了諸多重要產業，還通過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手段從中國的各級股市（A股、B股、H股）及各類證券（銀行、人壽、社保）裏巧取豪奪，以低廉代價掠奪了巨額財富。更有甚者，那個戴著“國家主權基金”帽子的中國投資公司高達兩千億美元的資本金，居然是由中國財政部發行1.55萬億元特別國債借款給中投，中投再以此借款金額向央行買進兩千億美元外匯儲備而得來，而且完全用於投資美國等西方金融證券。這個由政府管理層協調的央行、財政部、中投三方配合運作而將投資美國債券與國內緊縮貨幣結合起來的“金融改革”，美國因此而獲取雙重巨大利益，而中國則因此蒙受雙重巨大災難（*）。自1992年以來，中國大陸向國外流失的財富總額幾乎可與鴉片戰爭至建國前這百年裏因割地賠款所造成的財富損失等量齊觀，何況晚清政府及民國政府好歹也打了幾次反侵略戰爭，而今天的巨大損失卻是在一槍未發的“和平發展”的情況下因各種政策失誤及買辦賣國所造成的。
從上述事實之中，我們基本可以看清中美兩國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麵已經形成了何等緊密的、卻又不正常的“合作關係”。在一片“和平友好”、“經濟繁榮”的華麗景象掩蓋下，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的國家機器已被西方全麵滲透，導致在政治上屈從於美國、在經濟上受控於西方、國家安全飽受美國威脅、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損失的真實現狀。當中國的大部分外匯儲備都流入美國腰包，當中國的對美經貿依存度節節升高，當中國的許多重要產業乃至金融行業均被美國控製，請問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麽？有人會說，中國購買了最多的美國國債，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所以美國才要來巴結中國去“共治世界”，這不是好事嗎？那我們就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甲是一個百萬富翁，他借了一萬元給朋友乙，那麽甲作為債權人自然可以天天催著乙還債，甚至以此威逼乙為他提供各種名目的“額外服務”；但如果甲借了九十九萬元給乙，情況馬上就會顛倒過來，名義上甲雖然還是債權人，可他已經喪失了主動權，隻能想盡辦法來討好乙，好讓乙早點還錢（別指望會有法院來幫你主持公道）。這個例子說明，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所謂“債權人”及“債務人”都不過是一個虛名，最重要的是看實質性的財富掌握在誰的手裏，誰掌握了最多的實質財富誰就是老大。事實上，任何一個稍具國際金融常識的人都明白，中國由於買進了大量紙麵上的美元資產，為了使之不致嚴重貶值隻能拚命維持美元匯率的穩定，不但不能（也不敢）現在拋售美國國債，未來還要不斷地繼續買進。換言之，中國的財富已經被美元套牢了，這意味著中國也已經被美國“綁架”了（個別中國高官也公開承認‘中美兩國利益已經捆綁在一起’）。因此，由於當今中國的大部分財富都掌握在美國以及西方各國的手裏，在國際政治當中究竟是誰掌握著主動權，可說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有一個著名論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依賴於經濟基礎，又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方麵對內推行“經濟至上”的重商主義發展政策，另一方麵又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對外施行“全麵開放政策”，結果是將原有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製度下的大批國營企業，通過所謂“改製”、“股改”等“市場經濟措施”轉變為國資、合資及外資企業。那些享受省部級行政待遇的國資央企由於不受公眾監管，根據“部門權力個人化”的潛規則，所有的國資央企都可以視為屬於其主管人員的“私人財產”。而合資企業則不過是個形式，外資方由於掌握著優勢資本及先進技術，不費多少功夫就能實現控股，將形式上的“合資企業”變為實質性的“外資企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一言以蔽之，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存在屬於“國有（即公有）”的大小企業了，所謂“國企改製”就是一場“化公為私”的財富革命，原有的公有製可說是全麵“改革”為私有製，一個已經不存在公有製經濟的國家還能算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筆者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經濟基礎”並非指那些高樓大廈、飛機汽車、港口鐵路以及生產企業之類的硬件設施，而是指誰擁有這些硬件設施的產權，亦即“生產關係”。正是由於當今中國生產關係的性質已經從“社會主義公有製”改變為“資本主義私有製”了，那麽原來建立在“公有製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即政府、軍隊、司法等國家機器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自然也隨之轉變為“私有製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而中國在“示威抗議”之後不久就加入了世貿（WTO），為何美國間諜機撞落中國軍機並自行降落在中國軍用機場後隻是賠了幾個小錢就了事，為何周邊國家大肆侵占我海洋國土及海洋資源而中國總是“韜光養晦”，為何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慷慨地不斷拿出巨額外匯為美日等國“濟困扶危”，更能理解美國堅持中國大陸隻能以“和平形式”解決台灣問題而中方不僅照辦還要邀請美國“共管台灣”。原因很簡單，既然中國已經被美國“套牢”並“綁架”了，那麽中國還能作出違背美國意誌的政治決定嗎？
自有階級社會以來，政治與經濟從來就密不可分而又相互影響；既沒有獨立於政治的經濟，也沒有獨立於經濟的政治。換言之，如果你控製了一個國家的經濟，那就意味著可以控製這個國家的政治。中國大陸對台“和平統一”的思路就是“先經濟、後政治”，不料這個政策早被美國盜取了“知識產權”並轉而運用在中國大陸身上；《孫子兵法》裏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本來就是中國政府“和平發展”理念的曆史來源，不料同樣反被美國成功地應用在自己身上。日前，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喬良少將發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一文，內稱“在這個時候談中國獨立的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其實都有點自大，因為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中國到現在還是被綁在美國的經濟圈上的，作為美國主要的產品加工廠、商品提供者，中國談大國思維、大國策略就必須考慮美國因素，這是中國今天的一種無奈”。因此，喬良少將認為中國麵對此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無論如何還是要幫助美國，不能讓美國崩潰，其實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我們都應該感謝喬良少將所說的這一番“直率、坦白”的大實話，他讓人們明白了當前這樣一個事實：從前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現在已經“改革”為“隻有救資本主義美國才能救社會主義中國”。
綜上所述，就目前中美關係現狀而言，從表麵上看美國正在推行“接觸與遏製” 的對華政策，要求中國遵守現行國際秩序並按照西方標準行事，通過“分享權利（共治）”的形式將中國逐步納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係，防止中國的“崛起”對美形成挑戰；但在實際上，美國正力求通過其在華的政治經濟代理人，借助各種經濟手段（尤其是金融工具）瘋狂侵吞中國的巨額財富，進而實現在政治上長期操控中國，使之徹底成為美國的“附庸國”。筆者認為，美國的“和平演變”策略早已獲得成功，現在已進入了“和平統一”中國的曆史新階段，並已取得了“良好效果”，“G2”或“中美國”概念的出場，就是一個體現美國現階段對華政策實質的“戰略宣言”。
09、07、13、
*有關參考資料：
1，發改委體改所國資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外資對中國企業的大兼並與大收購
2，仲大軍：2006巨額貿易順差說明了什麽？
3，楊芳洲：令美國人興奮不已的厚禮
4，楊芳洲：要儲備委員會不要中投公司
5，楊芳洲：買辦化的道路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
6，張宏良：中華民族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
7，交行董事長蔣超良：外資參股國內金融權限不應再放寬
8，《中國為何購買巨額的美國國債？》
9，《中投公司背後的政治醜聞》
10，《劉夢熊質問中國財政金融管理當局有關拍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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