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關於新疆事件的閑扯

城市貧民騷動不可怕，可怕的是專業人員介入

——關於新疆事件的閑扯

從目前情況來看，烏魯木齊有數千人在街頭施暴，殺人、燒汽車、搶劫、製造混亂。最終可能會造成200人死亡，傷者10倍於此。從結果來看，這是中國20年來從未有過的惡性恐怖事件。

數千人很多嗎？其實不多，80年代，90年代，隨著農村基層權利宗族化，和政府仲裁權威弱化，為了爭奪農業資源或礦產資源，數千壯年農民的械鬥非常普遍。雙方一般都有冷熱兵器和旺盛的士氣，也有一方攻克另一方村子的事件，但是傷亡很小，幾十人就很可觀了。當然，這是農村械鬥，不是城市暴亂，可比性差一點。但90年代，隨著下崗高潮的到來，數萬市民的騷動，幾千工人築街壘，燒汽車，搶劫，對抗軍警的事情也很常見，但傷亡也很少到幾十人。如果說民族衝突，其實20年以來，惡性民族衝突也不少見，集結上千人的也很多，但基本死亡都在個位數。我中學時也曾隨大隊人馬衝入民族中學挑釁鬥毆，雙方參加鬥毆的人都不是純粹的學生，而是包括不少成年混子和附近的市民，武器有鈍器，刀具等。在這種無序衝突中，一旦打到麵前，年輕人的理智是很有限的，都會努力擊倒對麵的對手，不會考慮什麽控製烈度，保護自身。結果在凶狠的對打之後.........無人重傷。類似的，92年洛杉磯暴動，最後逮捕了1萬人，死亡不過50-60.

為什麽？為什麽傷亡這麽小？因為殺人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麽容易。首先，從體力上來說，純粹的踢打，鈍器打擊殺傷一個人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和體力，隻有受過訓練的人才能非常迅速地嚴重殺傷一個普通人。其次，從心理上來說，人並非殺戮機器，普通人如果沒有指揮、鼓動、督戰，不經訓練。殺人效率低的可怕。其次，殺人，嚴重傷人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質。在90年代的許多衝突中，許多骨幹人員和參與人員都是當年的民兵，受過半專業的殺傷訓練，比如拚刺訓練。但殺傷依然不多，因為人不是先天的殺戮機器，對直接殺人有本能的抵觸。必須有人幫他們卸下心理負擔，讓他們把殺人而不是搶掠當做第一目標。這才能明顯提高殺傷數字。如果能以組織而不是個人鬥毆殺人，把殺人分解成每個人負責一道工序的專業行為，比如有人隻管鈍器擊倒，有人割喉，有人放血，效率就要高得多。

所以說，數千城市貧民的騷動導致傷亡是必然的，但傷亡如此嚴重，幾乎可以斷定。其中有專業的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介入。數千壯年維族暴民中，應該有幾十人的核心犯罪人群，其中專業人員很可能來自境外的訓練營。大部分維族暴民滿足於搶掠、發泄、放火的同時，核心人群負責殺傷，指揮。這裏說的軍事人員，不僅僅是殺人技術訓練者、專業的帶隊殺人者；還要包括負責事先計劃的參謀人員；負責調配力量、包圍重點目標（如中國記者團），遠離重點目標（外國記者團）的指揮人員。這裏說的政工人員不一定是政委，也可能是宗教人士和軍事心理專家，總之就是讓人卸下心理負擔殺人，讓人以殺人為目標的專業人員。這些人才是導致傷亡的重要原因。

城市貧民騷動，是很常見的事情，但很明顯，這次自治區警方誤判了形勢，低估了對手，請報上有嚴重問題。他們可以看到數千暴民打砸搶，以為還是幾百警察列隊就能驅散的騷動，沒想到其中裹挾著幾十甚至可能上百的專業人員。從而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第一次暴動被驅散後，警方自以為像每次騷動一樣，局勢已經被控製。結果有組織的暴動去而複來，甚至能圍攻醫院，圍攻車隊。這最終導致全國調集特警入疆，胡錦濤緊急回國。

這少數核心人員的目標是什麽？殺人、放火？泄憤？都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擴大事態，軍事鬥爭永遠是政治的延伸。我曾和一個20年前從郊區去過廣場，當晚在紀念碑執勤的軍人談過。問他當時最大的困擾是什麽？是學生？是街壘？是請願者？都不是。最大的困擾就是人群中的少數襲擊者。不斷有人從路邊的高層建築上射擊，或是騎摩托車過來，打一槍就逃竄。無論是高層建築上的遠射，還是摩托車不停車的射擊，都不足以真正殺傷軍隊，甚至打中群眾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們本來也不在乎平民的生命，他們隻希望軍隊無差別還擊。事實上，軍隊確實一度無法控製還擊的衝動。還有少數戰士被卷入人群，大部分毆打本身其實不足以傷害壯年男子。但有專業殺人者割喉，放血，那就不一樣了。這次也一樣，幾十個核心人員根本不在乎維族人是否也會被誤傷，是否會被報複。他們希望流血越多越好，這樣才能挑動仇恨，才能建立自己在民族內部的權威。


所以說，解決問題的關鍵必須是找出核心人員，找出掩護他們入境，給他們提供補給的網絡，找出給他們提供經濟支持，政治鼓動的高層人士。乃至出境作戰，毀掉訓練營，推翻支持恐怖主義的政權。如果這個政權是大國，那麽就要做出相應的政治經濟手段。這樣才能對恐怖主義斬草除根。普通暴民，作為幫凶必須懲處，殺人傷人打砸搶的都有相應刑事民事責任。但不可無差別報複，否則就是恐怖主義的勝利。毛主席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普通人之間的差別不大，都有自己的感情，也都有自己的理智。如果你硬要把人民看做烏合之眾，那麽他們就是烏合之眾。如果你和群眾講道理，讓暴民和普通少數民族民眾看到恐怖分子的真麵目，讓他們看到恐怖分子要的是所有民族的血，目標是少數人的政治地位和長期經濟利益。那些試圖重建封建權威，或者試圖做組織大國代理人政權的人物，那些充當犯罪核心的骨幹，都必須毫不妥協的拿下，公審公判。甚至可以交給維族民眾執行死刑。

再往深層說，眼光還是要落回普通民眾。真要是幾十個核心人上街，會有這麽惡劣的結果嗎？也不會。必須有外圍的城市貧民基礎，少數恐怖主義分子才能搞出嚴重破壞來。作為一個近千萬人口的群體，如果平均經濟水平差，失業率高，發展無望。那麽他們的青年會去犯罪，他們的女兒會去賣淫，他們的骨幹會被吸引進黑社會。一旦有城市動蕩，他們還會走上街頭，泄憤搶掠。我說的是當年東北的下崗工人。維吾爾人作為一個1千萬人口的大民族，如果普遍經濟水平較差，缺乏發展空間，那麽永遠是不穩定因素。尤其是城市貧民，不穩定性還要勝於農村貧民。那麽問題就落在如何改變他們的經濟地位了。當然了，中國現在貧富差距大，即使在名義上。勞動收入也隻占GDP的40%不到，大部分人和少數高薪階層就是分享這40%的社會財富。指望維吾爾人比其他民族更平等不現實。但至少要讓他們有足夠的打工機會，讓這些人有機會去參與創造GDP，有機會分享40%的財富。

這個機會如何來？隻有融入主流社會才可能做到。其實融入主流社會並非是要消滅他們的民族文化，民族融合是大勢所趨。漢族也在類似的過程中，被少數民族改變了許多。比如說，我們不介意中國男籃的未來領頭人可能是一個維吾爾人。不介意中國的音樂風格受到藏族、蒙族音樂的影響。不介意飲食文化加入西部少數民族元素。各個民族都在取長補短。漢族人為了打工而學英語，維吾爾人也可以為了打工而學漢語，改用漢語。漢族人為了打工，放棄回家過年，維吾爾人也得放棄一些風俗習慣和行事方式才可能打工。這是現代社會的趨勢。以胡耀邦為代表但不限於胡耀邦的一批領導人，強行推行維語教學，恢複民族封建勢力的地位，才是真正害了維吾爾人。過去30年，和民族上層舊勢力妥協，放棄發動群眾，漠視普通少數民族的政策必須得到批判和反思。

不過，客觀來講，一個蔡京推不倒王安石變法，一個貌似能幹的胡耀邦也沒資格說危害一個民族。甚至1000萬人的維吾爾人也不足以推動整個國家的轉變。80年代，整個國家都在和舊統治階級上層妥協，都在壓製群眾。指望胡耀邦逆潮流而動，也完全不可能，人家胡耀邦也要落個改革先鋒的名不是？整個國家迅速拉開貧富差距，讓富人毫無廉恥地繼續掠奪，結果就是貧民犯罪率高，落後地區的人因此被整體妖魔化。人口壓力大、交通方便的河南人首當其衝，下崗災難下的東北人緊隨其後。工地上，薪水被壓低的蘇北民工以保護打工權利的名義，把安徽民工堵在宿舍裏打，焚燒他們的行李；過幾天安徽民工反過來再來一遭。蘇南的資產階級政府除了逮捕和安撫，難道還能說你們應該團結起來搞工會嗎？薪水提上去了，投資者可就要到別處開工廠了。整個社會的問題都是聯係在一起的，別指望能夠一事一議。

就算一事一議，也要當事人敢擔當，從長遠解決問題的角度著眼去解決，眼下的官位和此生的虛名都不足取，這才能真正平息事態。可究竟誰是當事人？政府和黨？機構不能擬人化，政府和黨不是一個人。寡頭共和製不是不能解決問題，但如果寡頭們也需要民族主義呢？也希望百姓是烏合之眾，希望百姓總是不明真相呢？畢竟不明真相的群眾，不管哪個族的，鬧起來聲勢浩大，實際卻對付不了任何有決心控製局麵的工業社會政府。如果流血能換來地方頭目的地位，如果流血可以讓大家相信王將軍真的靠屠殺定邊，真的相信本族的黑社會和貪官是人民內部矛盾。那未嚐不是好事。反正寡頭不逛街。近代以來的曆史證明，人民，或者隻是人民的一部分拒絕當烏合之眾的時候。新時代就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