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原創]蔣介石錯了——批“蔣介石錯了嗎？”
最近，隨著海峽兩岸的關係的轉暖，對於曆史，有關意識形態的色彩漸漸淡去，人們越來能客觀地看待曆史事件，對蔣介石也能公正的評價。但偏偏與之相隨的是沉渣泛起，更有甚者鼓吹蔣介石民族英雄，偉人……說什麽他的失敗是什麽“既生蔣，何生毛？”的天意，說“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錯了嗎？”。真是好笑。今天作文以批之，告訴他們：蔣介石錯了，而且錯得很嚴重，他不值緬懷紀念，歌功頌德。
（一）拋棄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是錯誤的
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在晚年針對中國的現實對三民主義做出了重大的修改，提出了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台灣叫‘聯俄容共、扶助和依靠農工’）”為主要內容的新三民主義，這是一個很切合中國實際的政策。當時的中國（即便是今天），農民絕對是多數，工人階層又是一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的強勢階層，孫中山先生製定的扶助農工的策略是就是聯合了一個國家現實中的最大階層，又顧及到了未來的新興階層。同時，蘇聯是中國的鄰國，又是一個大國，強國，共產黨又是一個組織嚴密標榜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聯合他們真可謂裏外通吃，魚和熊掌兼得，可見孫中山先生深諳政治的實質就是要團結最大多數的人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但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一切都改變了，首先與蘇聯交惡，損害了國家的國家的外部安全，整體利益。本來弱國與強國交往要切忌一邊倒或者仇視對立，一邊倒容易造成受人控製，對立則容易引起衝突導致吃虧。北伐先是在蘇聯強大的軍援下促成的，後來又反目成仇，主要原因就是蔣介石發動了打擊GCD的政變。蘇聯肯定咽不下這口氣，後來發生在東北的中東路事件和以後的外蒙古的獨立與此不無關係。其次，與GCD的決裂造成了國內的政治分裂，不僅把共產黨幾乎是屠殺殆盡，而且把國民黨內的左派革命清除出國民政府。這直接造成後來國民黨內部派係大戰和國共內戰，導致了人民塗炭，國家實力大損，後來的9.18和日本對華的入侵的加劇與此不無關係。放棄扶助農工就更不用說了，中國的農民千百年來都盼望有自己的土地，蔣介石應該體察農民貧苦，對要求土地改革的訴求給予合理解決，但他連溫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對，一味認為農村的安全靠地主，不惜代價扶助地主恢複其威權，尤視對地方鄉紳，視為反共的支柱，結果走向農民的對立麵，失去民心，敗走大陸，直到退守台灣，才幡然悔悟，推行土地改革，可惜為時已晚。
由此可見，蔣介石放棄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是內外雙輸，魚和熊掌兼丟的錯誤政策
（二）攘外必先安內是錯誤的
“攘外必先安內”這句話的原型是由宋太宗說的：“外憂(指遼、西夏掠奪)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意思就是內患的危害要大於外憂，後來的闖王李自成的農民軍得故事似乎也印證了此話的正確。但我們說，即便是真理都是有條件的，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成立的。這些話要放在封建時期甲天下的時代或許還有一定道理，但在近代民族和國家意識結合後形成的民族國家條件下要在講這話就有問題了。
當時的中國，日本侵略一天天加深，先是發動9.18侵占東三省，而後又侵占察哈爾，繼而占領熱河兵臨京津，隨後又搞華北五省自治，中國處在亡國亡種的危險時刻，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中國的主要矛盾。有人會說，你用官方的主要矛盾論是在說教，那麽好，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早在1932年初，即9.18事變後不久，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使得全國嘩然民怨沸騰，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晨光通訊社外勤記者孫鳳鳴，激於“九一八”以後不抵抗的恥辱，決心犧牲個人，刺殺蔣介石救國。結果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悲壯：蔣沒有出來拍照，而孫鳳鳴已服了大煙泡，毒性將隨後發作，隻好退而求其次，便向汪精衛開了槍，以身殉國。
蔣介石似乎隻記得李自成的故事，忘了宋朝本身就是被蒙古這個外患給滅了的事實而一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固執認為日本人是疥癬之疾,共產黨是心腹之患，豈不知外寇入侵，國將不國，已無內外，何以攘外？如果蔣介石 “攘外必先安內”的綏靖妥協獲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回應，停止入侵的步伐，尚有可說，但日本是欲壑難填，得隴望蜀。況且，從簡單的戰略上看，日本人根本就不會給蔣介石足夠的時間先去安內，然後讓他再攘外。他就是要趁你在安內的時候，國力削弱，國防空虛，趁火打劫，逐步擴大對中國的入侵繼而達到滅亡中國的最終目的。
（三） 消極抗戰是錯誤的
從1938年武漢會戰後，日本由於在中國戰場上戰線拉得過長，兵力分散，中日戰場進入戰略對峙的局麵，但此刻緩過勁來的蔣介石不思量革新政治，提高軍隊戰鬥力，卻熱衷於內鬥，發動皖南事變，致使國共合作抗日名存實亡。
消極抗戰造成了很多嚴重的後果，但就軍事而言，直接造成了軍隊的腐敗和戰鬥力的下降。軍隊的戰鬥力就像刀一樣，你越磨越亮，隻要在保證有戰爭潛力（而中國的戰鬥潛力時完全具備的，甚至遠在日本之上）的前提下，你越是打仗，軍隊的戰鬥力就越強，而不經過戰鬥的洗禮的軍隊放在那裏隻能是個擺設，隻會發黴，生鏽。蔣介石的消極抗日和積極防共直接導致了軍隊厭戰情緒嚴重，紀律渙散。就拿蔣介石的嫡係胡宗南的第一軍在武漢會戰結束後一直待在陝西，用於防共而不是抗日，以後就再也沒有出潼關一步，最後隻能“泯然眾人矣”。而處於前線的河南地區的湯恩伯軍隊由於厭戰情緒嚴重，紀律渙散，更是和土匪別無二致。相反，和日寇經常作戰的軍隊如孫立人新1軍，張靈甫的74軍，杜聿明的第5軍則戰鬥力強悍，給日軍以重創。即便是在解放戰爭時期，也給解放軍製造了很大的麻煩，假使抗戰中多鍛造出幾支像樣的部隊，恐怕解放戰爭還得多打幾年。
政治上造成的嚴重後果更是不可估量。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其實就是一場大潰敗，是國民黨軍隊“避戰”“厭戰”“怯戰”的直接後果。1944年是什麽時候，它是日本投降的前一年，當時美軍的“蛙跳”戰術在太平洋取得重大突破，登陸菲律賓，轟炸日本本土，蘇軍基本收複全境並向德國推進，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並解放法國，從東西兩個方向夾擊德國，戰場上捷報頻傳，全世界反法西斯進入反攻階段。1945年抗戰就結束了，我們的反攻在哪裏呢？我們還在潰敗，我們是作為勝利者所控製的地區居然比戰爭初期失敗時所控製的地區還要小的唯一的“四大國”，因為中國戰場一潰千裏，致使中國戰場的戰略價值大大貶值，羅斯福在1945年初的雅爾塔會議裏麵轉而求助蘇聯出兵東北以求盡快打敗日本，結果導致斯大林這個奸雄獅子大開口，滿蒙便成為他索取的價格了，一九四五年二月裏，羅斯福在雅爾塔秘密允諾斯大林旅大權益，讓外蒙古獨立，恢複俄國在中東鐵路的特權、駐軍大連等特權。我們辛苦抗戰八年，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做為一個戰勝國最後卻要接受分裂國土，喪失主權。這就是消極抗戰釀成的後果。
（四） 治理國家的手段是錯誤的
蔣介石治國又很多的特色，但沒有一樣是符合現代政治的，全是封建，專製法西斯的那一套。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流氓特色
蔣介石早年混跡幫會、拜青幫老大黃金榮為老頭子，絕對稱得上流氓出身，我們說英雄不問出處？在中國曆史上，劉邦也算是個流氓，但劉邦知道治國不能流氓。但蔣介石不這麽認為，他還要和流氓聯合，用流氓手法治國，不僅用流氓製造四一二反革命事件，還打擊國民黨內部政敵，比如1929年國民黨三大前夕，隻因國民黨改組派分子反對，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擊改組派會場，磚石亂飛，搶奪文件，使許多人受傷，造成“三一四事件”。工商業中被蔣介石敲詐的事情更多，北伐後期，麵對日益增長的軍費開支，蔣介石使出流氓手段，大量發行國庫券，親自致電上海總商會以及中國、交通銀行，強力推銷。
民族實業家虞洽卿、張嘉璈等數次被蔣介石敲詐勒索，悲憤至極，卻也敢怒不敢言。就連始終幫蔣抬轎子的醜角吳稚暉，私底下也說：“蔣先生是個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
2陰險特色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說：“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借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清朝初期的統治者順治皇帝有鑒於明朝統治的失敗，親筆寫下“正大光明”四個大字，言下之意是要取信於民，行大道。但蔣介石不是這樣想，他先是和李宗仁馮玉祥結拜，他們都是蔣介石在北伐中的幹將或親密盟友，但北伐一結束，將就回過頭來打敗李馮，最大的功勞竟是和張學良結拜。而9.18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安排去剿共，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借刀殺人。這種對結拜兄弟翻臉如翻書，屬於封建性質，帶有政治謀略特性的策略實在見不得天日。縱觀蔣介石一生，從他早年對付居正、李濟深、胡漢民；中年處置龍雲、除掉楊虎城；晚年整掉吳國楨、孫立人，無不顯示他的“心胸狹窄”，陰險狡詐。，正如李宗仁所說，大搞權謀，這種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絕非治國之道。
3特務特色
提起特務特色，不能不講大名鼎鼎的軍統，蔣介石曾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杭州對特務人員的題目為《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講話中特別強調兩點：“第一，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特務工作人員，就是領袖的耳目，你們所到的地方，就是領袖耳目所及的地方……第二，不許自作主張：你們特務工作人員既然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隻以絕對服從為天職，自己的生命身體，都已經完全貢獻於領袖…...”這台露骨了，充分證明了蔣介石的治國思想是多麽卑劣。
抗戰勝利後不久，最後更是走向極端，連續暗殺李公樸聞一多等愛國民主人士，造成國際震動!即便是撤退的時候，還不忘把楊虎城一家全部殺害，可憐楊虎城的兒子楊拯中，才十七八歲，由於常年折磨，頭發已經花白，楊的女兒才八歲不到，生前一天自由未得，就遭特務分子殘忍殺害。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蔣介石的特務統治讓他喪盡民心。
4獨裁統治
蔣介石在北伐前不過是國民軍總司令，但自從四一二政變後，自行組建政府，自行任命官員，配置自己的力量，在軍隊中排斥異己，組織藍衣社，直接聽命於他，使國民黨失去了對蔣的製衡，並把國民黨全會、中執會、中央委員會，也都成了獨裁者的橡皮圖章。到哪裏都是“訓話”，簡直就是個皇帝的做派。後來還把特務組織擴展到學校、工廠和其他社會團體，無論個人或團體，膽敢對他持反對意見，一經發覺，立予逮捕或破壞，最後竟解散民盟，連這種溫和的民主黨派都不容，更不會讓持反對意見的GCD存在，他的思想裏麵沒有什麽民主的思想，滿腦子封建皇權和法西斯獨裁，早把孫中山先生的憲政夢想忘的是一幹二淨。
獨裁是腐敗的溫床，宋子文，孔祥熙以皇親國戚的地位，常年主持財政，在法製不健全的情況下，難免監守自盜，全國人民越來越窮，孔宋兩家卻逐漸發達，後來成為富可敵國的家族，豈是偶然!美國總統杜魯門他退休之後，有人替他做“口述曆史”，雖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蔣介石仍然火氣甚大，氣憤溢於言表，罵腔頗具鄉土色彩，拿到我們今天國內，可稱之為國罵：他說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包括蔣氏夫婦在內的孔宋家族，盜取了美國對華援助三十五億中的七億五千萬美元，投資於巴西聖保羅和紐約的地產，以及用之於所謂的“中國遊說團”杜魯門毫不留情地說：蔣、宋、孔“他們都是小偷，他媽的他們之中每一個都是They’re all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可見一斑。
尾聲：說了這麽多，隻想說明一點，蔣介石，關於他，真得不值得我們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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