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武器和戰爭的演變》 T·N·杜普伊 28章．在核保護傘下的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中東戰爭(公元1950-1973年)

28．在核保護傘下的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中東戰爭(公元1950-1973）


背景
朝鮮戰爭
越南戰爭
中東戰爭
其它戰爭
評價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十年來一些被混淆、糾纏的重大事件，沒有及時地、係統地進行曆史分析和研究。一方麵是由於這些事件發生的時間較近，還難以從中觀察其真實的曆史背景，另一方麵是由於時局的急劇變化。但是，在這期間，人們還是很快地覺察到武器和戰爭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武器和戰爭兩者的辯證關係和內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戰後的二、三十年是一個戰爭和具有戰爭威懾的時期，軍方人員在試驗和挫折的迷霧中，不斷探索如何掌握新型核武器的途徑；此外也在探索不使用裂變和聚變核武器的條件下，如何改善利用常規武器進行作戰的樣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十分短暫的時期內，殖民帝國紛紛崩潰，建立了許多新國家。這些新國家對怎樣領導好本國的建設，往往未能作充分準備，而且這些新國家的領導者，又往往是在勢力真空的形勢下，被迫推上領導崗位的。當然那裏的局勢會動蕩不定，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
　　在20世紀中葉，由於在美國和蘇聯的武器庫中，出現了核武器，又由於兩國政治觀點對立，生產核武器的技術發展情況，以及使用和控製這類新型武器的方式方法有了變化等原因，對戰爭的性質有著強烈影響。兩個超級大國所確立的核戰略思想是：依靠核武器相互進行威懾，而防止直接的軍事衝突。雖然美、蘇兩國在戰場上沒有直接對抗；但在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戰爭和武力衝突中，兩個超級大國卻采取了某種方式部署這類核武器，互相對抗。
　　任何常規戰爭都可能逐步升級到核戰爭。這種可能發生的事件，迫使政界的首腦們不得不對當時戰場的急劇變化的形勢，作周密的觀察和全麵的分析研究。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總統可利用其先進的電子通信設備，觀察每天戰場的動態。譬如，總統可以觀察戰鬥進展情況，並可直接與參戰部隊進行通信聯絡。不幸的是，這樣一來，就引起了文職當局對軍方過多的幹預，而文職當局對於軍隊的行政和戰術方麵的詳情並不熟悉，甚至還難以充分理解，往往效果適得其反。

朝鮮戰爭
　　在朝鮮戰爭的頭六個月裏，戰績象擺錘似地大幅度擺動著。
　　美軍從後來作戰的失敗中，得出一條最重要的教訓是：美軍應當重新學習步兵如何運用火力和機動作戰的基本知識。作戰中，開始美軍就離不開道路，而且自身也過於依靠坦克、火炮和飛機的火力支援。而裝備輕便的中國軍隊，卻是采用機動作戰和奇襲、潛伏等戰術，活躍在朝鮮的北部和中部崎嶇不平的山區，以彌補其火力不足的弱點。他們在黑夜活動，發起攻擊；在白天進行偽裝、隱蔽。攻擊戰遵循相同的作戰樣式——滲透、合圍、伏擊。正麵突擊往往采用小部隊進行進攻，作縱深穿插。每次交戰開始都是利用小分隊機動作戰，往往是以一個排的規模進行作戰。這樣，使得美國部隊的火力優勢，得不到最有利的發揮。
　　在戰爭的第一年末，中、朝部隊全麵展開，供應補給線延長，交通運輸處於不斷的空中攻擊之下，美軍在朝鮮半島上緩慢向北推進。後來，正當美軍加速向朝鮮北部推進之時，聯合國的蘇聯代表，於1951年6月23日，提出了停火建議。美軍司令受命停戰，盡管他當時曾提出乘敵處於崩潰邊緣進行“窮追”的主張。美國政府對於中國支持朝鮮是記憶猶新的，因而對於蘇聯和其它國家接連發出的警告很敏感。所以，決定不做任何有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事情。從回顧中，很容易證實當時富有洞察力的戰略家的看法，即已看出當時蘇聯是無意於冒險介入戰爭的。
　　雙方停戰談判代表團在前線附近相會，起先在朝鮮的開城，後來在朝鮮的板門店。停戰談判無休止地拖延下去，而雙方的局部衝突，始終不斷在前線發生。中、朝部隊利用了這一有利時機，加緊充實、擴大自己的兵力。到年末，中、朝地麵部隊，估計已發展達800,000人，其中中國軍隊約占四分之三。這時，大量的蘇聯火炮，包括配有高性能雷達控製的高射炮，也陸續被運到了北朝鮮。但美軍的製空權並未受到嚴重威脅，也未預示將來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此時共產黨部隊仍繼續在白天隱蔽，不斷積極開山挖洞和構築其它地下工事。
　　停戰談判幾經中斷之後，雙方又重新發生衝突，然後又恢複停戰談判。最後，在1953年7月23日簽定停戰協定。當時所確定的南北朝鮮分界線，是實際的交戰線。該線大約在38緯度線上，這也是交戰前已經劃定的南北朝鮮的分界線。
　　關於這次戰爭的意義，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這是核時代第一次發生的重大衝突。在這次戰爭中，雖然沒有使用核武器，但原子彈卻嚴重威脅著參戰各方，尤其影響美國部隊。因為原子彈的威脅，抑製了美國部隊擴大戰果。
　　朝鮮戰爭，還證實了空軍在現代戰爭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現代戰爭成功作戰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這也從實戰中提醒我們，空軍既不能單獨完成對地麵的偵察任務，也不能最後解決地麵戰鬥。朝鮮戰爭初期，由於美國部隊掌握了空中優勢，促使共產黨部隊引進了“米格-15”戰鬥機。這種飛機是當時蘇聯最新的噴氣式戰鬥機，它遠比美國的F-84戰鬥機性能好，在某些性能方麵還超過了美國的F-86戰鬥機。“米格”戰鬥機是1950年末在朝鮮首次見到，在1951年期間，數量上有所增加。當時，絕大部分美國飛行員訓練有素技能高超，彌補了其飛機性能較差的弱點。雖然，當時絕不允許美國部隊的飛機越過鴨綠江上空追擊“米格”飛機，但卻阻止了中國部隊想在鴨綠江以南建立軍事基地計劃的實施。
　　此外，朝鮮戰爭也完全證實了直升飛機具有很大的作戰潛力，它可作為機動運輸、偵察、撤離和戰場救援的一種新型作戰工具。
　　在朝鮮戰爭中，比空軍，尤其是美國空軍起更大作用的是海軍。美國海軍不僅擔負著橫越太平洋，進行軍需物資的運輸供給任務；而且擔負著參與兩棲作戰任務。在兩棲作戰中，美國海軍常利用艦炮攻擊射程內的目標，並使用了海軍陸戰隊對陸上目標進行攻擊；同時還利用海軍飛機進行近距支援和遮斷轟炸，以攻擊地麵目標。美國海軍還擔負著海上封鎖任務，千方百計切斷中、朝部隊的海上後勤供應線。

越南戰爭
　　與此同時，在越南亦進行著一場持久戰。這場衝突是1945年，作為殖民地人民起義，反對法國統治而開始的。1954年演變為越南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之間的內戰。從1965年到1973年間，由於美國積極介入，而發展成為一場重要的國際性戰爭。美軍支援南越反對北越和越共；而北越和越共又得到中國和蘇聯的支援(這種支援是兩國各自進行的，並未協同配合)。美國參加越南戰爭，是其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最為奇特，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戰爭，也是一場沒有固定戰線，四處出現敵人的戰爭。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將軍，是1945年至1954年反法戰爭的勝利者。他已經把遊擊戰這一作戰科學加以掌握和運用。而美軍隻能在千百次野蠻戰鬥中，固守已占的地盤。這種作戰都不是一種現代常規戰的主要作戰模式。戰爭是殘酷的戰鬥，也是政治和社會矛盾激發的產物，經曆著無數挫折和變幻不定的場景。華盛頓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這次軍事行動施加了嚴重影響。
　　美軍作戰，往往是以所構築或設防的基地為出發點，進行搜索和突破，以求殲滅共產黨有生力量，掃蕩遊擊隊根據地，而不是以爭城奪地為目的。除包圍戰外，一般作戰隻動用排到營的兵力，有時即使是較大規模的作戰，也隻動用不大的兵力。美軍在越南戰爭中，通常運用直升飛機，作為槍炮和人員等的運載工具，以及傷員營救、撤離的救援工具。這樣，大大地提高了美軍和聯合國軍作戰的機動性。
　　 1966年，美軍發動了一次長期攻勢。他們不是采用近距交戰，突然襲擊的策略，而是采用長時間，不斷掃蕩的策略。越共部隊被迫無奈，憑借其熟悉地形，一般采取了化整為零的策略，迅速潛入森林，就近轉移，越過老撾和柬埔寨邊境，隱蔽休整，待機出擊。當美軍和南越軍掃蕩緩和時，越共部隊又秘密返回其原來所占據的地域。
　　 1968年初，美軍前線指揮官送出了一份公開而又悲觀的戰場報告，越共部隊公然違犯停火協定，突然發動了一場來勢凶猛的新年攻勢。這次新年攻勢的規模、範圍和劇烈性，使美國公眾感到震驚，導致廣大人民群眾強烈要求美軍撤出越南。
　　雖然，在這次新年攻勢中，越共部隊被完全擊退，且遭受到了嚴重傷亡。共產黨方麵既未收複失地，鞏固立足點；又未能對南越共產黨加強支援。但是，這次新年攻勢，對北越和越共來說，是一次戰略上的勝利，或許也是迫使美軍在1973年最後撤出東南亞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中東戰爭
　　 1917年，英國外交部長阿瑟·詹姆斯·鮑爾弗勳爵發表一項宣言，刺激了各種力量，不斷引起衝突。於是，當時這個歸屬英國的古老國家——巴勒斯坦，開始經曆了動亂的三十年，接著又經曆了戰爭的三十年。這種動亂和戰爭，直接或間接地波及整個中東，並影響著全世界。而對於這些事態，既不能譴責鮑爾弗勳爵，又不可責怪英國政府。由於釀成上述事件的各派勢力早已出現，並積極活動。所以，就是沒有鮑爾弗宣言，也會被別的事件激發起衝突。
　　由於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矛盾加深，在以色列成為獨立國家之前，就發生了武裝衝突，導致1948年到1973年期間在中東爆發了四次戰爭。其中1973 年10月最後發生的這次戰爭最關重要。這次戰爭，是比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更現代化的一次常規戰爭的典型。在戰爭中所使用的武器和軍隊的培訓，是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提供。這次戰爭為美、蘇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起來的新型武器的戰術運用及其在實戰條件下效果如何，提供了試驗和實踐的機會。
　　當阿拉伯軍隊已在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和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兩個戰區，首戰告捷，到10月25日聯合國停火令生效之前，以色列軍隊恢複了主動，在上述兩個戰區，已獲得實質性的局部勝利，切斷了蘇伊士運河以東的埃及第三軍。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在蘇伊士運河兩岸的進攻將結束的時候，企圖攻奪伊斯梅利亞和蘇伊士這兩個城市的以色列軍隊卻被擊退；而在戈蘭高地前線，敘利亞人在伊拉克和約旦支援下，又在計劃進行反攻。雖然，毫無疑問，以色列軍隊在戰鬥中仍占據優勢，但卻已不象1948年、1956年和1967年前三次戰爭中那樣，它每戰都是占據壓倒優勢了。
　　在戈蘭高地和蘇伊士運河兩個戰區，阿拉伯人發起攻擊後大約四十分鍾，以色列飛機起飛，出現在戰場上空。但出乎意料之外，突然遭到強大威力和為數眾多的蘇製阿拉伯導彈的轟擊。天黑前，以色列飛機被擊毀三十多架。以後幾天，埃及的機動SA-6地空導彈和ZSU-23-4四管自行機關炮，又擊落了許多以色列飛機。此外，埃及還使用了手提式固定發射的輕型蘇製SA-7“箭”地空導彈，但其威力較小。用它雖擊中了許多以色列飛機，但多數隻能造成損傷，未能予以擊毀。所以，激戰的頭幾天，以色列的空中支援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不久，以色列很快運用其所發明的戰術，在戰場上空，用飛機施撒金屬箔片幹擾物和采用其他電子對抗手段。這樣，以色列的飛機對地麵戰鬥支援，特別是對在北部前線的地麵戰鬥支援，才發揮了較大作用，作出了更大貢獻。
　　蘇製地空導彈，特別是SA-6地空導彈和“箭”SA-7地空導彈，使用於對空作戰後，實戰表明，其情況不再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情況那樣，隻要空中力量強大，就自然可獲得空中優勢。在此情況下以色列拚命努力采取措施，特別是充分利用其先進的電子對抗裝備，來對付阿方蘇製導彈的威脅。這樣，在戰場上空，以方才在小範圍內恢複了空中優勢。但是，地麵作戰的行動，對於空中作戰是有著重要影響的。首先，有些戰果，是通過遠程火炮的火力攻擊取得的，這些火炮，可用以壓製對方地麵導彈發射陣地。後來，在以色列軍隊推進到蘇伊士運河以西時，曾以這些遠程火炮進行火力壓製，迫使埃及許多導彈發射陣地轉移。這樣，才使以色列空軍有可能對地麵部隊進行更為有力的支援。
　　在海上，以色列裝備了本國製造的“加布利埃爾”反艦導彈的“薩爾”級導彈快艇，完全控製了敘利亞和埃及的沿海水域，使以色列海岸免遭來自海上的炮火和導彈的襲擊。另一方麵埃及也在曼德海峽(向南流入紅海)的港口，進行嚴密封鎖，切斷了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海上交通運輸線。埃及還公然對以色列地中海沿岸進行了嚴密的封鎖，大大減少了海上船隻的來往。
　　埃及和敘利亞在和以色列作戰中，幾乎完全依靠蘇聯支援，來補充、修理武器裝備及其配件。開戰後兩天，以色列也開始從美國空運供應品。第一周末，美國人開始使用自己的飛機，支援以色列航空公司空運貨物。接近停火時，蘇聯空運物資約15,000噸，美國空運物資約20,000噸以上。
　　 1973年10月27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美國和蘇聯同意之下，決定在6個月內，派遣一支7,000人的國際維持和平部隊，到蘇伊士運河沿線和戈蘭高地，強迫雙方停火。

其它戰爭
　　在這一時期，世界上還存在一些其它類型的戰爭，其中最大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中國內戰結束階段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1949年，被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軍隊趕出了中國大陸。
　　中國國內戰爭，在軍事上最重要的經驗是毛澤東的政治理論的靈活運用。特別是成功地運用遊擊戰爭發展武裝力量，使遊擊戰演變為大規模的正規戰爭，以奪取全國政權。
　　 70年代，還爆發了一場戰爭。這是以親蘇的古巴為一方，和親美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為另一方所進行的一次戰爭。戰爭結束，親蘇的一方打敗了親美的一方。70年代中期，靠蘇聯武器裝備起來的大批古巴軍隊，開始控製了安哥拉這個國家。在1978年，同樣靠蘇聯武器裝備起來的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兩國，為長期爭奪埃塞俄比亞的歐加登省而引起了一場戰爭。也由於有蘇聯武器裝備起來的古巴軍隊的介入，加上蘇聯的野戰指揮，在這場戰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使埃塞俄比亞獲得了勝利。

評價
　　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和核時代開始以來，世界上所發生的局部戰爭變化的共同特征，是研究武器和戰爭相互關係的一個十分有意義的新的領域。雖然，在這些戰爭中未曾使用過任何一種核武器，也沒有顯露出要進行核戰爭的跡象。但是，新技術的發展，確實對戰爭有著重要影響。新型武器的運用，必然會給參戰的一方和敵對雙方的戰鬥行動，帶來重大影響，在中東、越南和朝鮮戰爭中，這一共同特征顯得特別明顯。然而，就這些戰爭本身來說，並沒有多大的新變化，基本還是采用以往四百年來典型的作戰樣式。雖然隨著時代的進步，在近代戰爭中使用了先進的通信工具，但這不過是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開始的發展趨勢，最早可以追溯到克裏米亞戰爭，隻不過在不同時期，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人們在研究這些戰爭特征中，已經看到：在絕大部分戰爭的背景中，都有對立的超級大國的影子出現。當然在戰爭中，這兩個主要對手並不直接對抗，所以如此，是因為采用了相互威懾的戰略。事實上，人們已將上述情況貼切地歸納成為一個共同特點了。未經直接較量的對抗或威懾戰略，這就包含著將使用大規模破壞性核武器的潛在可能。仆從國家代理人之間，甚至主要國家代理人之間，常常發生局部戰爭，但對抗雙方的主要對手，還是玩弄相互威懾戰略，盡量避免直接交戰，害怕發生嚴重後果，這已不是罕見的新奇現象。
　　在如下衝突、敵對行動中，也表現出上述這一共同特征。如曆史上曾發生過的古羅馬和北非迦太基之間的衝突；古羅馬和帕提亞、波斯(現稱伊朗)之間的衝突；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和伊斯蘭之間的衝突；拜占庭人和法蘭克人之間的衝突；不列顛(今蘇格蘭、威爾斯、英格蘭的總稱)和俄羅斯之間19世紀在中亞發生的衝突；奧匈帝國和俄羅斯之間在巴爾幹半島發生的衝突；不列顛和法蘭西之間為爭奪美洲殖民地、非洲殖民地和東南亞殖民地而發生的衝突等等。其中某些衝突最後導致攤牌性的對抗；某些衝突則沒有發展到這種攤牌性對抗的程度。所以，在衝突中，即使沒有使用核武器，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代理人或半代理人之間戰爭的進程。這些在曆史上是有先例可尋的。
　　譬如，朝鮮戰爭，就可以和意大利、迦太基對抗期間，在羅馬的馬其頓戰爭相比擬，或者和不列顛、俄羅斯對抗期間，在英屬阿富汗進行的戰爭相比擬。當然，這種類比是不完全確切的。因曆史本身決不會重演，但其格局卻十分類似，這是十分明顯的。
　　大國卷入局部的戰爭或騷亂，而其主要對手隻在旁邊觀戰，這種衝突的格局是很多的。如1978年到1979年的阿富汗戰爭，美國是旁觀者。再如公元前2世紀，在以色列發生了騷亂，猶太人戰勝了敘利亞人。當時，首先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後來是帕提亞的波斯，隻在旁邊觀戰。後來，也發生了類似的一些情況。如3 世紀後，羅馬帝國在以色列鎮壓了猶太人的起義，而帕提亞仍然隻在附近觀望，情節相類似，隻是結局有所不同罷了。在現代，與上述戰爭相類似的是，19世紀末，英國反對蘇丹伊斯蘭教托缽僧這一長期而痛苦的戰爭。在這期間，法國利用此機會吞並了附近的非洲地區。在這些戰爭中，以及有大國插手所發生的外部暴亂的戰鬥中，正規軍總是麵臨著與難以捉摸的敵手較量，並總是遭受失敗。因為對方在作戰中，得到了當地群眾秘密的、實際的有力支持。
　　曆史上類似1956年以來，在中東和非洲發生的代理人戰爭是很多的。在近代，1912年至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和西班牙內戰，可提供有趣的對照。當然，把古希臘的戰爭作為對照，也同樣恰當。那時候，雅典和斯巴達企圖避免衝突，但最後相互被毀滅了。而在羅馬-馬其頓對抗中，卻以迦太基人失敗而告終。
　　因此，曆代戰例顯示了一個共同的特征：無論武器和技術怎樣變化，無論怎樣使用或玩弄這些技術和武器，戰爭中的共性規律，都與古代和曆史上出現的人類衝突相一致。
　　許多曆史學家、哲學家和敏感的作家，采用過許多不同的方法，來闡述為何每一代人都需研究曆史，以了解當代所發生的事件。但在闡述關於新與舊的關係中，譬如，闡述武器和戰爭的相互關係，沒有誰比阿方斯·卡爾把它比喻得更恰當：“萬變不離其宗” [ 注：阿方斯·卡爾《萬變不離其宗》，1849年1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