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聶榮臻元帥“兩彈之父”之謎

ZT：聶榮臻元帥“兩彈之父”之謎

聶榮臻元帥“兩彈之父”之謎

中央為他設想了三個方案：一是分管科技工作，二是任北京市長，三是繼續主管國防工業和部隊裝備。出人意料的是聶帥果斷地選擇了前者，因為他始終未敢忘記他出國留學時深埋在心底的一個夢想……
　　
聶榮臻堪稱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黨、國家和軍隊的卓越領導人，治軍建國，勞苦功高，大智大勇，文武兼備。
　　
他的非凡業績自不待細說。建國之初，他任代總參謀長，真是出則為將，入則為相，由於聶帥身體在十大元帥中是比較差的一個，加上勞累過度，昏倒在辦公室裏。直到1953年，在毛澤東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養治療。1956年，聶榮臻身體狀態況好轉，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征求他對工作安排的意見，中央設想了三個方案：一是分管科學技術工作，二是當北京市長，三是繼續主管國防工業和部隊裝備。聶帥果斷地選擇了前者。一個大半生戎馬倥傯、馳騁疆場的元帥，放棄主管國防和部隊裝備這一輕車熟路式的職位不幹，偏偏選擇了麻煩太多、困難重重又幾近於白手起家的行當來管，這其中的緣由何在呢？這個謎的謎底似乎很簡單。國家和軍隊建立起來了，但是聶榮臻的一個夙願未了，他要用後半生的精力來完成他出國留學前曾經深埋在心中的一個夢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熱愛科學技術，希望以此來改變我國的貧窮落後麵貌，是我青年時期的夙願。經過革命戰爭，人民掌握了全國政權，正是實現這種夙願的好時機。我決心把自己的後半生貢獻給我國的科學事業。”從1956年到1966年，這十年同聶帥幾十年戎馬生涯相比，時間短一些，然而這是在和平環境中打的一場不流血的戰鬥，其中的甘苦得失和緊張激烈，又有多少人知曉呢？

時間就是生命
　　
青年時代目睹舊中國貧窮落後、慘遭淩辱的情景，在聶榮臻的心靈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化成他振興新中國科技事業的雄心壯誌。然而，壯誌歸壯誌，當時科學研究事業的家底薄弱得令人寒心。全國科學研究機構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內，共計四十個左右，研究人員隻有六百五十餘人。1949年11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但隻有研究機構二十二個，研究人員二百多人。按那時常說的四億五千萬人口算，全國科研機構、科研人員與總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萬人口中有一個科研機構，每七十萬人口中，隻有一名科研人員。而且，從學科和門類來說，空白和缺門太多了。舊中國留下來的科研力量十分可憐，隻有一些農業、地質、生物、社會科學等方麵的小型研究所，即使這樣，有些還是愛國科學家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努力興辦起來的。房屋、設備、儀器以及資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難獨立地開展研究工作。至於國民經濟和國際需要的重要學科和現代化的一些科學研究工作，可以說完全是空白。毛澤東說我們是一張白紙，用這句話形容舊中國的科技狀況，是非常形象和貼切的。一窮二白，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留下的全部科學“遺產”，要發展科學事業就隻有這麽一個起點。
　　
然而，建國初期，當我們還在醫治戰爭創傷且百廢待興的時候，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紛紛進入了所謂“原子時代”和“噴氣時代”，抗美援朝戰爭再次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落後了就難免受人欺負。而且當時還麵臨著一場新的侵略戰爭的威脅，而這場戰爭將是鋼鐵與技術的較量。前進，並且要趕上和超過我們的對手，這是中國人民唯一的出路，否則就將永遠受人擺布和欺負。時間就是生命，聶榮臻正是懷著這樣一種緊迫感來開始著手抓這項工作的。

十二年規劃
　　
在我們這樣一個科學技術十分落後的國家中，要向科學進軍，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絕不是一聲號召就能解決問題的，它涉及到許許多多複雜的組織領導工作，而當時最重要的是製定一個切實可行的長遠科學研究規劃。周恩來明確指示：
　　
“這個遠景規劃的出發點，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來，把我國科學事業方麵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們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本著這樣一個指導精神，中央由周恩來親自抓此項工作，國務院成立了十人領導小組，經過充分討論，確定按任務帶學科作為這次規劃的基本原則。當時，聶榮臻作為主管軍工和軍隊裝備的領導人，參與了規劃的製定和領導工作，並直接領導了武器裝備方麵的規劃製定工作。
　　
當時集中了六百多名國內各方麵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住在北京專門對各部門的規劃初稿進行審查綜合和匯編，前後搞了四五個月。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談論的都是怎樣使國家強盛起來。一個以“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為指導方針的科技藍圖就這樣誕生了。聶榮臻強調：製定科學規劃，既要高瞻遠矚，又要腳踏實地，處理好任務與學科、尖端與基礎、重點與一般、理論與實踐、仿製與獨創等方麵的關係。
　　
在這些不尋常的日子裏，聶榮臻日夜操勞、嘔心瀝血，製定落實科學規劃，組建科研機構和科技隊伍，建設試驗基地和科技院校，組織協作攻關，主持研製以導彈、原子彈為主要標誌的尖端武器，為我國尖端武器的發展和航天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的事例和業績不勝枚舉。然而，我們要問的是：這位被譽為中國 “兩彈之父”的元帥，為什麽偏偏對導彈、原子彈“情有獨鍾”，他獲得“兩彈之父”的美稱，難道僅僅因為他主持研究有功嗎？

兩彈之父
　　
“居安思危，有備無患”，這是一句古訓。朝鮮戰爭停戰以後，新中國開始真正在一種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從事科學文化建設。然而聶帥心頭常感不安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麵，我們遠遠落後於當時的美國，這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和隱患。
　　
聶帥常想，我們國家很大，經濟基礎薄弱，不可能靠購買武器來支撐國防，更重要的是，從科學發展的趨勢來看，技術越發展，保密性也就越強，別人即使給我們一些東西，也隻能是性能次先進的技術，唯一的出路隻有盡可能吸取國外先進成果，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製的道路，即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當時，聶榮臻對一些搞國防科研的同誌說：“誰也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東西交給別人，這一點不但應該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而且應該成為我們製定國防科研方針、政策、任務的依據。”建國後，常規武器兵工廠初具規模，但是，聶帥認為，隻有常規武器遠不能保證國家安全，況且當時生產的常規武器，在性能、品種上也大大落後於技術先進的國家。
　　
然而，兩彈是近代各種科學技術成果高度融合的結晶，兩彈的複雜性幾乎牽涉到國民經濟所有的生產部門和技術領域，必須組織全國大協作才行，其難度，在當時來說是可想而知的。在當時人力、物力、財力缺乏，尤其六十年代初碰到三年自然災害、政策上的失誤與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停止一切援助所帶來的巨大困難，是知難而退，還是迎刃而上？當時麵對著以導彈、原子彈為主要標誌的國防尖端項目是“下馬”還是“上馬”的問題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有些人認為困難太多、太大，國防尖端技術發展應該放慢速度，還有少數同誌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術，認為用在這方麵的錢太多了，會影響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他們主張隻搞飛機和常規裝備，不搞導彈、原子彈等尖端武器。而聶帥的堅定信念是：
　　
堅持攻關搞“兩彈”，並以此帶動其他現代科學技術向前發展，他還確定了“縮短戰線、任務排隊、確保重點”的方針，具體安排是：在科研與生產的關係方麵，以科研為主；在尖端和常規的關係方麵，以尖端為主。聶帥的這些想法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支持。陳毅甚至表示，脫了褲子當掉，也要把我國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還多次風趣地對聶帥說，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杆現在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事實證明，通過攻關，各單位各部門幫助了“兩彈”過關，反過來，“兩彈”過關又帶動了國民經濟建設中大批新型原材料、儀器儀表和大型設備的發展，帶動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和新興學科的建立和發展。1956年10月，聶帥在國防部五院的成立大會上要求把“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為五院的建院方針，當即受到熱烈讚同。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聶帥在會上專門向中央匯報了中蘇科技合作的情況。聶帥說，看來靠蘇聯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蘇聯為了保持領先地位，在尖端技術上對我們加緊限製的情況日益顯著，他們想長期使我國處於仿製階段，處於依附地位，永遠落後他兩三步。8月，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從中國撤走全部技術專家。這再次證明聶帥的遠見卓識、料事如神。蘇聯此舉，迫使我們拋棄依賴心理，更快地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學會了自己走路，我國科研獲得一個重大轉折，蘇聯撤走專家不僅沒有促退反而促進了中國科技的發展。為此，毛澤東曾風趣地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勳章。”
　　
1964年10月16日，張愛萍在現場指揮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聶榮臻和周恩來在北京一直守在電話機旁……
　　
1966年10月25日，聶榮臻到基地現場成功地主持“兩彈”結合的核試驗，1967年6月14日，聶榮臻成功地主持了我國第一顆氫彈。美、蘇兩國由擁有原子彈到爆炸氫彈，都用了十年工夫，而中國隻用了三年，比他們縮短了整整七年。當中國人為自己擁有核武器而感到歡欣鼓舞並引以自豪之時，可曾忘記這其中凝聚著共和國的一位老帥的多少心血和汗水？
　　
沒有聶帥的殫思極慮、嘔心瀝血，“兩彈”在六十年代後期試製成功是難以想象的。“兩彈”的研製成功，是聶榮臻革命生涯中又一光輝燦爛的篇章。
　　
聶榮臻有一顆“兩彈”之心。

科學之魂
　　
在聶榮臻的領導下，我國的民用和科學尤其是軍事科學都有著長足進步和發展，這些成就與他愛惜人才、尊重人才的一貫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他常說：“十年育樹，百年育人，培養一個人才，需要積累幾代人的經驗，不愛惜人才，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單就兩彈研究來說，聶帥認為，隻有材料、技術等“硬件”不行，還必須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這類“軟件”。大躍進以後，聶帥耳聞目睹科研單位有不同程度的浮誇風和瞎指揮風，科研工作的客觀規律得不到尊重，有些科技人員被批判為“自專”，嚴重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從1960年冬天起，聶帥組織人調查摸底，先是到導彈研究院，後來又到中國科學院，結果發現科學工作者每周六個工作日當中用於科研的時間不足一半，大量的時間被用來搞政治學習或與科研無關的各種體力勞動。聶榮臻發現這個問題以後，親自過問，並以國務院名義下發通知，規定在科研人員中一定要保證六分之五的時間用於科研工作。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方麵，聶帥強調學用一致，專業對口，並且三令五申，要各單位認真執行，他號召各級領導大膽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員，要當好勤，對他們吃飯、住房、甚至小孩入托入學、愛人兩地分居等等都要盡可能幫助解決，以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使其潛力得以充分發揮。“文革”前夕，聶帥曾考慮適當提高知識分子工資待遇問題，當他把設想的方案向毛澤東口頭匯報時，毛澤東表示完全讚成，他說，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可以超過我的工資，可以突破國家最高工資標準的限製。可惜不久“文革”開始，這個方案未能付諸實施。在知識分子政策上，聶帥的確下了很大工夫，他多次召開會議，或找知識分子個別談話，廣泛征求意見，並且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組織專門班子，經過半年多時間，前前後後搞了幾十稿，還在杭州討論了一個多星期，最後製定出“科學十四條”初稿。此後，又在若幹科研單位先試點，經過反複討論、實踐、修改，最後由聶帥簽署，上報中央。經毛澤東批準和政治局會議通過，1961年7月19日，被鄧小平稱之為“科學憲法”的“科學十四條”正式以中央文件下發了。“科學十四條”的主要內容是：
　　
一、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是，提供科學成果，培養研究人才。即“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對穩定，減少幹擾。
　　
三、正確貫徹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
　　
四、計劃的製定和檢查，要從科學工作實際出發。
　　
五、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堅持工作的嚴肅性、嚴格性和嚴密性，簡稱“三敢三嚴”精神。
　　
六、堅決保證科學研究工作時間。強調行政幹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員做，業務時間讓科研人員自由支配。
　　
七、建立係統的幹部培養製度。
　　
八、加強協作，發展交流。
　　
九、勤儉辦科學。提出要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科研機構要力求減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員，增加科研人員比重。
　　
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十一、團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指出知識分子初步“紅”的標準有二，一是擁護共產黨，一是擁護社會主義，用自己的專業為社會主義服務。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許多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他們的出身或社會關係屬於非勞動人民家庭的相當普遍，這一條是為了澄清人們對知識分子“隻專不紅”的偏見。
　　
十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十三、大興調查研究。
　　
十四、健全領導製度。這一節規定，研究所由黨委全麵領導，貫徹技術負責製，學術工作由行政和學術領導組織（主要指科學家）決定，黨的室、組一級基層組織隻起保證作用。黨員要尊重非黨科學家的意見。當時，科研係統的有些黨員，總覺得自己比知識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讓知識分子翹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說了算，瞎指揮、外行指揮內行盛行。
　　
因此這一條規定，隻有所一級黨委才有領導權，黨員個人的見解，不代表黨。
　　
“科學十四條”下發後，廣大科研人員無比擁護。青年科技工作者們說：“文件中的話真是反映了我們的心聲。它關於紅專問題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過去隻是看你社會活動參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現，隨大流，開開會，唱歌跳舞，都是比較容易做到了，真正要在業務上作出成績，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1962年2月16日，聶帥在廣州主持召開“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他私下找少數科學家談心時，發現他們仍然顧慮很大。有人問聶帥，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提法如何理解？
　　
他們說，一提起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的，叫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視，從沒聽到有人提誰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聶帥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聶帥首先請示了周恩來，總理說：“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人民的知識分子。”國務院開會時，也曾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有爭論。聶帥說：“革命這麽久了，大學為我們培養的都是知識分子，難道都是為資產階級培養的？這不能理解嘛！”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很同意聶帥的意見，她也激動地說：“辦那麽多學校，都是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幹什麽！那是不合乎邏輯的。”
　　
3月2日，周恩來在廣州會議的報告中明確指出，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不能把他們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待。陳毅在講話中幹脆提出了“脫帽加冕”的口號，就是給知識分子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加上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之冕。事先，聶帥曾向陳毅談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顧慮。自此之後，科學家的主人翁責任感大大提高，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得到空前改善。所有這些，包括“科學十四條”，在今天仍然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聶帥曾經說：“中國人民是很聰明的，並不比別人的民族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有些科學家的確很有才能，關鍵是怎樣發揮他們的才幹。要有正確的政策，要關心他們的生活。恩來、小平同誌號召我們當科學家的勤務員，這個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願意當科研戰線的勤務員。”《聶榮臻回憶錄》聶帥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聶帥為建國建軍和科技事業的騰飛所建立的卓越功勳將永載史冊，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軍旅之情，科學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