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人民軍隊的第一所大學：中國工農紅軍大學

ZT 人民軍隊的第一所大學：中國工農紅軍大學


紅軍在戰鬥中之所以不斷發展壯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有一大批能治兵會打仗的幹部，紅軍學校為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31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在江西寧都成立。1933年10月17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改編紅軍學校的命令》，“以原有高級班上級班，改為紅軍大學校”。這一富有遠見的決定，開創了人民軍隊辦大學的先河，被毛澤東譽為“紅埔軍校”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由此誕生。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高學府，是培養紅軍高級軍政人才的基地。


“山林軍事學堂”


紅大的第一任校長兼政治委員是何長工（後由周昆、劉伯承代理，張宗遜、彭雪楓繼任校長，徐夢秋曾代理、彭雪楓兼任過政治委員），李德兼任過紅大顧問。因培養紅軍幹部作出了貢獻，何長工榮獲二等紅星獎章。紅大的成立，標誌著紅軍幹部的培養，已由初、中級階段開始向高一級的階段發展，不僅對當時的革命戰爭，而且對未來的革命事業，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933年10月，中革軍委在關於《改組軍事學校辦法》中規定工農紅軍大學的組織機構為：在校領導之下設訓練部、政治部、經濟部三個部。政治部設黨支委。訓練部部長鍾緯劍、副部長蘆壽椿；政治部主任徐夢秋；經濟部部長楊至誠。紅大還設有衛生所、俱樂部、模型室。


紅大還設有高級班、上級指揮科、高級政治科、參謀科、後勤科，附設教導隊、高射隊、測繪隊。紅大從1933年10月第一期學員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第三期學員畢業，共培訓了3期學員。每期收訓學員200餘人。他們是中革軍委與紅軍總政治部以命令形式，從紅軍中選調的久經戰火考驗、富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師、團幹部。


紅大開辦之時，有專職軍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濤、何滌宙、陳時驥、肖勁光、張如心、李翔梧、吳亮平等；另聘請了許多高水平的兼職“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革軍委總部的負責人，以及從前線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紅軍高級將領。


紅大設在瑞金西郊大槐樹村。學員入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校領導、教職員們築造自己的校園。他們自己設計，並一起動手填溝壑、挖土方、運石頭、開路、砌樓、建禮堂，在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就建起了被譽為“山林軍事學堂”的擁有一排排整齊的兩層樓房、禮堂和俱樂部的校園，贏得了領導和根據地軍民的稱讚。


教學方式


紅大成立後不久，毛澤東於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針對紅軍學校的教育工作指出：“紅軍學校應當使之成為比較過去更能訓練大批高級的與初級的軍事政治幹部的學校……，鞏固紅軍使紅軍成為鐵軍的工作，與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為現時紅軍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軍事技術的提高。這一任務的解決，在戰爭的規模日益擴大，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隊日益采用新的軍事技術麵前對於我們是絕頂重要的。\'學會與提高新的軍事\'技術的口號，應該深入到每個紅軍戰士中去，紅軍學校應該為了這一目的去盡他最大的努力。”


紅大在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上是理論與實際並重，前方與後方相結合。為了更加緊密地聯係戰鬥實際，紅大派人參加在前線戰鬥的指揮集團工作。有時前線紅軍指揮官犧牲了，即由紅大派學員暫時代理其職務，直至有接替者後再回校學習。紅大的領導和教學隊伍也經常和部隊、機關交流，進行前線、後方的輪換。這樣就使校領導和教學隊伍了解實情，了解部隊，了解戰爭的需要；從而懂得在教學中聯係什麽實際，怎樣聯係。紅大是紅軍的縮影，紅軍部隊是紅大的擴大。紅大所教所學的，正是紅軍所需所為的。

針對敵人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所采取的堡壘主義方針，朱德就親自為紅大學員們擬訂了兩個研討課題：“論敵人的堡壘戰術”和“積極防禦的實質是什麽”。這樣，紅大就及時收集前線的作戰經驗和各方麵真實的材料，更好地充實到教學中去，使紅大的教學富有青春活力和極大的現實性，教學方法靈活多樣。學員既被當作學生，也被視為先生。實踐證明，隻有這樣的教育方針、原則、方法，才能培養出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鐵的紀律，具有優秀的軍事技術和指揮大兵團作戰能力的高級人才。


學習和生活


紅大學員的生活、學習完全是軍事化的。每個學員不論官職高低都過著戰士的生活，人手一支步槍。早操後，一天上6個小時的課，接著是班組討論和個人複習。紅大學員還積極參加以革命鬥爭為軸心的社會活動，響應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構及群眾團體組織的各種運動的號召。如積極參加擴軍、查田、選舉、春耕秋收、慰勞祝捷、募捐援助白區的鬥爭等。在革命根據地物質十分匱乏的條件下，學員們的學習生活十分困苦。但他們勇於克服困難，自己動手修理書桌和各種學習用具，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學校的軍人書店、軍人合作社、畜牧場、碾坊、園圃等，來改善自己的學習、生活條件。生活雖然艱苦，學習雖然緊張，但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調節了學員們的情緒，使紅大校園裏彌漫著樂觀向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氛圍。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十分重視紅大的工作，對其充滿關懷和希望。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劉伯承、劉少奇、鄧小平等都給紅大學員作過報告或講過課，軍委各總部的一些部長也都在紅大兼課。周恩來曾作過《把敵人消滅在我們麵前，瓦解在他們心間》的報告，鄧小平講過《黨的建設》課，劉伯承作過軍事報告，王稼祥、賀昌講過政治課，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弼廷、敵工部長李翔梧都為紅大講過課。在中央的關懷下，紅大學員有時能旁聽中央的重要會議。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紅大學員就旁聽了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和朱德的軍事報告，對紅大的教學質量的提高大有裨益。


“在紅大學習期間條件非常艱苦，沒有桌子、板凳，石頭就是板凳，自己的膝蓋就是桌子，學文化沒紙筆，就用木棍在鋪平的沙子上寫字。”一位老紅軍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除學習外，我們的業餘生活也很豐富，打球、下棋……鄧穎超大姐還給我們上\'生理衛生\'課，使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土包子逐漸養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


重要貢獻


在中央蘇區，紅軍大學在其他軍校中起著教育核心作用，經常組織考察小組到各校調查，並對各校負有指導之責。中革軍委專門指定由紅軍大學負責擬定各校的教學計劃。在中革軍委的統一領導下，在紅大的努力下，中央各軍校分工協作，取得了很好的育才樹人的成績。


1934年8月，紅大製定了第四期招生計劃，並由中革軍委、總政治部領導人簽署了關於各兵團、各軍區選送學員的命令。但由於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致使紅大第四期未能正常開辦。


1934年9月1日，紅大第四期學員入校報到。同年10月1日，四期學員和校領導機關、教職員隊伍編入中央紅軍幹部團上級幹部隊，參加了舉世聞名的長征。此後，侵占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因痛恨紅大這座煉就紅軍高級幹部的革命熔爐，而將其校舍毀壞。但紅大是摧毀不了的，它正以另一種形式，繼續著為革命培育精英的事業。1937年1月，紅軍大學在延安重建，成為後來赫赫有名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


紅軍大學從開辦到長征，尚不足一年時間，但它為紅軍輸送了大批軍政指揮人員，如彭雪楓、宋任窮、程子華、韋國清、鄧華、周子昆等。紅大學員中許多人在創建新中國的戰爭年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或統率千軍萬馬的高級將領。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中的許多人又成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這座革命的大熔爐，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極為重要的光輝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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