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華民族是一個勤勞的民族，炎黃子孫以吃苦耐勞著稱於世。然而，中國至今仍是不發達國家，人民並沒有過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目前中國還有1.2億人口生活困難。人們不禁要問：中國人民為什麽勤勞而不富裕?
回顧曆史，對照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人們的相當一部分勤勞被製度成本與交易成本消耗掉了,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常年累月創造的財富無辜地被一些人侵吞和浪費掉了。
一是行政成本。“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提案中公布的一組調研數據顯示: 中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比美國還高出9.13個百分點。不少黨政機關用錢大手大腳和鋪張浪費的現象非常嚴重。我國行政管理經費增長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經達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且近年來行政管理費用還在繼續攀升。1978年至2003年25年間，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倍，高於同期財政收入增長和GDP增長。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僅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將2003年行政管理費用同2000年相比，三年內增長1923億元，平均每年增長23%。同時資料顯示，2004年我國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1999年幹部公費出國消耗財政費用達3000億元，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三者相加總數高達9000億元以上，如果財政收入按現在的3萬億元計算，也已經接近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9000億的財政黑洞,行政成本合理性很值得質疑。
在現實中，揮霍浪費、相互攀比現象相當普遍，用著國家即納稅人的錢，一點不猶豫，大方得很。如超標準配車，公車私用；文山會海、大吃大喝高消費、公款支付高檔賓館與娛樂場所費用；各種各樣每天都在上演的形象工程、形式主義的鬧劇。為了迎接一次會議的召開或慶典，迎接領導的視察，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各種非績效行為如官僚主義、文牘主義、扯皮推諉、腐敗、勞民傷財的政績偏好大量產生。執政主體執掌著公共資源，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勞民傷財的形式主義、擺花架子的形象工程，很容易構成公共運作中的“績效黑洞 ”。還有各級領導拍腦袋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包括投資決策失誤造成的浪費，巨資引進的設備或閑置或成為廢品，我們都慷慨地說“交了學費”。世界銀行估計，“七五”到“九五”期間，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及經濟損失大約在4000億～5000億元。
機構人員一次又一次的膨脹。截至2003年，中國公務員人數為654萬，事業單位編製人數為2903萬,而如今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高達4500多萬人，另外還有500多萬人依靠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大大高於發達國家。從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我國是39人／百萬美元，美國為2．31人／百萬美元，這表明我國公務員數量相對國民經濟發展而言確實較多。
人滿為患不僅不能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反而產生了許多負麵效應。許多地方依然是“吃飯財政”，更有少數貧困地區入不敷出，多年拖欠教師、職工工資。不少機關和事業單位，在人員超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充分發揮“權力”職能，通過收費、攤派、罰款等手段, 獲取經濟利益來維持自身的運轉, 加重了群眾負擔。
總之, 在我國，行政成本過高是一個長期未能根治的痼疾。
二是國有資產流失。國有企業改革二十多年至今沒有成功，但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沉重而巨大的。相當多的國企領導玩起“廟窮方丈富”的把戲，大量的國有資產流進了大大小小的國企幹部們的腰包，而千百萬職工則流落街頭做個小買賣，收入微薄，被驅來趕去。如果對國有資產流失進行一次全麵而認真的核實統計，肯定是一個天文數字，會令國人瞠目結舌。僅是2004年國資委對中央企業進行的清產核資中，181家企業申報處理各類資產損失就高達3177.8億元，而且近年來財政部已經核準了近千億元的國有資產損失。有40家企業總資產損失超過10％，40家企業的總資產損失超過20％。國資委負責人指出，中央企業發生的損失，很大程度上與企業內控機製缺失、監督管理不嚴有關。
央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稱，近10年來，國家用巨大的財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風險，保持了金融體係的穩定。從1998年至今，中國為了保持金融穩定，大體上投入了3．24萬億元的成本。（《經濟觀察報》11月13日） 2004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僅為2．63萬億元。3．24萬億元的金融穩定成本隻是中國眾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中的一項。10年股市，7000萬股民投資損失超過1．5萬億元，這是直接從老百姓腰包裏掏錢支付改革成本，而且此種支付還在繼續。以股改為例，業內人士計算，在已經實行股改的108家G股中，投資者損失已超過50億元。若滬深股市1300多家公司全部股改，少說投資者也要損失500多億元。種種損耗加起來絕不是一個小數目。13億中國人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財富被各種損耗浪費所抵消。在這些巨額損耗中，有些是我們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比如，國企改製對職工的安置。但更多的則是腐敗、管理不善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人為因素造成的。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例，其高達上萬億元的呆壞賬，很大程度上是由銀行的“高管”腐敗導致。近年來，銀行屢發大案要案，每次損失往往超過億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貸款人與銀行內外勾結，貸款致富，比比皆是，易如反掌。
巨額損耗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國家沒有過多的財力用於改善人們福利的公共項目，從而降低人們的生活質量。比如，2003年高達37960億元的國家實際支出中，隻有21．33％用於公民最需要的社會保障、撫恤救濟、教育、醫療衛生四類項目。這些年來，盡管許多人一再呼籲增加教育和醫療投入，但國家財政總是擠牙膏似地給一點點，不是不想給，而是實在沒有多餘的錢。錢都用到哪兒去了？給銀行填窟窿去了，支援企業改製去了，被公款吃喝公車開支消耗了。這裏有一組有趣的數據對比：一是政府行政成本從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間，行政成本增長了87倍；二是大學學費從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年間上漲了25倍。這兩組數字之間有什麽關係呢？簡單說來，前者是後者的原因，也即是說，正是政府管理費用的過快增長，行政成本占到整個財政收入的1/4乃至1/3，才導致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向教育，從而造成學費上漲。
三是腐敗損失。按照國情專家胡鞍鋼的估計，腐敗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元到12570億元之間，相當於GDP的13.2% 到16.8% ，腐敗的增長速度的確超過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
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權力的資本化、貨幣化經曆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土地時，有20億人民幣的集體財產落入集體幹部手中。
第二個階段是商業資本階段，80年代初期的發財和腐敗途徑，來自國內商業、外貿和旅遊。大致估計起來，20年內我國國內商品零售總額將近20萬億元人民幣，在批發零售環節有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 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外貿總額18萬億元人民幣，也有2 萬元億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加上旅遊等部分，在商業資本的形成過程中，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換為私人所掌握，大約有5 萬億財富轉移。
第三個階段是以生產資料雙軌製為標誌的生產資本階段，腐敗加劇到直接依靠審批權獲得個人好處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雙軌價差是700 億元人民幣；5 年3500億元。有10% 大約350 億元的財富轉移。
第四個階段是1992年以後的金融資本階段，從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證券市場的操縱到房地產泡沫經濟，保險業，基金業，產權交易與重新界定，計劃利率與黑市利率長期並存，貸款權力的使用，每一個金融創新都伴隨著極大的利益再分配，動輒數億數十億元，非商品層次可比，甚至發展到地方以司法權利保護本地債權人。大量的借款不還，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權力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的必然產物，估計財富轉移不下於10萬億元人民幣。其他種種以權謀私，如執法部門亂罰款亂收費、領導圈子裏親戚、秘書、司機損公肥私等則無法統計在內。
總之，在中國改革轉型期20年中，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30萬億元人民幣。這些，還沒有把大量的揮霍浪費、失職瀆職造成的巨額損失算進去。據內部權威部門幾年前的調查，全國200萬縣、團、處級或以上中、高級現職、離退休幹部及其家屬，擁有全民70%以上的財富；在全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萬億元，其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5000億元；在50000名持有2000萬元以上的股票證券人士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300多名，近十分之一。
第五個階段，是權力資本的國際化，即加入WTO 以後。
這裏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戚火貴，早已伏法的海南巨貪，風雲一時的東方市原市委書記，受賄187.6萬，還和妻子符榮英共同擁有不明財產1100多萬，這些非法財產居然相當於當時東方市全市一年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成克傑張一張嘴，就弄了幾千萬；王保森貪汙、揮霍公款達數億元！深圳市沙頭角鎮原鎮委書記張嗣勝不無把握地說：“一年不弄個三五十萬就白混了！”，真是小巫見大巫！
近年來,貪官汙吏撈足了錢開始往國外轉移,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從1996年下半年至2000年的四年半，資金、資產外流達到9000億至12000億元人民幣，其中65-70%是流入到駐境外中資高層、在境外和國外幹部家屬及國內幹部家屬在境外、國外的帳戶中。在香港、澳門特區的13000多名內地黨政軍離退休中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在當地擁有資產值達6000億港元以上，其中90%或以上的資產來源是非合法或在合法正常交易中非法占有的。
隱性經濟問題專家黃葦町透露：中國大陸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去的黑錢至少高達2000億元人民幣，其中黑社會性質的有700億元人民幣，腐敗分子外逃的達300億元，另外1000億雖屬洗錢性質，但不全是黑錢。經濟專家樊綱認為，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已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盡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認為這個數字太保守。因為資金通過香港進入美國、加拿大等國易如反掌。“中國有個海南島，六個廳長往外跑；三個市長坐大牢，兩個處長賣情報”,說的都是近年的事情。賴昌星已不必說, 中國第三富豪仰融挾款10億大逃亡,原溫州市副市長、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就在美國購買了多處房產坐收房租。中國兩年間到澳門賭場豪賭的就有數十名高級別官員或國企領導，他們所輸錢額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原沈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馬向東一夥就是這樣。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瘡,許多有錢的中國人，在海外不僅有豪華別墅，開車也很講派頭：奔馳、寶馬、林肯。看看那些漂亮的豪宅，有的價值百萬、數百萬美元，許多人一次性出手，現金交易，使那些隻能靠30年貸款，甚至要付出一輩子心血的美國鄰居都看傻了眼。以至於國家不得不開展追逃、禁賭、收繳護照、控製領導幹部出國的非常措施。
四是不合理的製度環境。目前中國的稅收繁多而且嚴重不公。近年來, 國家稅收年年上新台階, 2萬億到3萬億隻不過二年時間, 可喜可憂? 而且減稅的步子總是沒有增稅的步子大而快。國家拿得多了,民眾自然就得到的少了。掙不了幾個錢的小商小販負擔著說不清的這稅那費,而真正掙了大錢的又總是偷漏稅,比如富得流油的這款、那星、房地產商們繳了多少稅?
不知是哪一個要求進步的經濟學家率先提出“改革就是減負”，接著就被一些主事者在指驢為馬之中，“減負”被擴大化地利用了。教改，老百姓掏錢；醫改，老百姓掏錢；房改，老百姓掏錢。教育、醫療、住房，這在上世紀中葉，被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裏所規定的人的基本權利，居然都被宣布為要國民自己解決。在中國特色的社會裏，產生了新的三座大山，牢牢地壓在中國老百姓的頭上，吞噬著老百姓的財富。結果老百姓是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日子過得挺難！而一些應該市場化的行業卻始終保持著壟斷地位，侵害著人民群眾的利益。
買官賣官現象屢禁不止。幹部是上麵提拔的，想當幹部就要跑步“錢”進！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錢不是個小數目。這些錢從哪裏來呢？當然是公款消費或搜刮民脂民膏。一個幹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麽辦？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趕緊用權力從老百姓身上弄回來。提拔的幹部越多，幹部換的越勤，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現在隻要辦事，就得花錢，請客送禮，這樣一來就構成了一個腐敗鏈—食物鏈，老百姓辦事要給基層幹部送，基層幹部辦事要給中層幹部送，中層幹部要升遷提拔必須給上層送，而且送少了或送錯了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於是，財富一步步、一層層往上集中。這就是“官本位”“有權就有一切”的生動體現，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上演的悲劇、喜劇、鬧劇。那些貪官汙吏們整天花天酒地，一擲千金，給二奶、情婦的錢出手就是幾十萬、幾百萬，別墅、轎車隨意送，錢從哪裏來？
建國後,我國長期實行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由此形成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達幾千億元。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而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進入市場交易，隻能先給國家征用，再由國家出賣，國家征用1畝地幾千、幾萬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不等。據《財經時報》2004年報道，有關專家測算，中國過去10年間轉讓土地達1億畝，但市場土地出讓金與政府給農民補償之差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這些錢到底到哪裏去了？這正是農民的利益被剝奪的症結所在！
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梁、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於農民。如果把農民投資的電力、交通、能源、通訊等等基礎設施，都讓農民分享產權和收益，農民也不至於這麽苦、這麽窮。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鼓勵農民辦糧食加工廠，一個加工廠要投資幾十萬、幾百萬。到了90年代，國家一個文件下來，不允許農民經營糧食了，農民損失慘重！
根據陸學藝、郭書田等先生的計算，每個農民工在城裏創造的價值是25000元，但每個農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資隻有6000—8000元。城市和發達地區每年從農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餘價值。如果進城的農民工是1億人，那麽農民每年被剝奪的就有1.6萬多個億。
公共權力被濫用。執法人員把擺攤小販的貨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販的三輪板車扔上卡車拉走；城市建設、街道道路是拆了建,建了又拆毀,豆腐渣工程、腐敗工程比比皆是；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壟斷行業——水利、電力、郵電的部門利益在損害著民眾利益。國有資產被腐敗分子蛀蝕得千瘡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財產缺乏保護，社會不公在加劇。
以上歸納盡管不夠全麵，但可以明白個大概：是什麽使我們勤勞而不富有、而不幸福了！
問題在於，如果中國人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能換來國有企業和黨政機關的機製改善，減少腐敗發生的幾率，也還好。怕就怕成本支付了，現狀並沒得到改善，從一些已經改製的企業、銀行和行政部門來看，這種擔心並非多餘。如果我們依然為改革支付高昂成本，如果國企改革、銀行治理以及行政體製，依然沿襲舊路不能脫胎換骨，那麽，中國人民還將繼續要為無效、貪瀆的損耗埋單，勤勞而不富裕!
回顧曆史，對照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人們的相當一部分勤勞被製度成本與交易成本消耗掉了,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常年累月創造的財富無辜地被一些人侵吞和浪費掉了。
一是行政成本。“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提案中公布的一組調研數據顯示: 中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比美國還高出9.13個百分點。不少黨政機關用錢大手大腳和鋪張浪費的現象非常嚴重。我國行政管理經費增長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經達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且近年來行政管理費用還在繼續攀升。1978年至2003年25年間，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倍，高於同期財政收入增長和GDP增長。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僅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將2003年行政管理費用同2000年相比，三年內增長1923億元，平均每年增長23%。同時資料顯示，2004年我國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1999年幹部公費出國消耗財政費用達3000億元，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三者相加總數高達9000億元以上，如果財政收入按現在的3萬億元計算，也已經接近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9000億的財政黑洞,行政成本合理性很值得質疑。
在現實中，揮霍浪費、相互攀比現象相當普遍，用著國家即納稅人的錢，一點不猶豫，大方得很。如超標準配車，公車私用；文山會海、大吃大喝高消費、公款支付高檔賓館與娛樂場所費用；各種各樣每天都在上演的形象工程、形式主義的鬧劇。為了迎接一次會議的召開或慶典，迎接領導的視察，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各種非績效行為如官僚主義、文牘主義、扯皮推諉、腐敗、勞民傷財的政績偏好大量產生。執政主體執掌著公共資源，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勞民傷財的形式主義、擺花架子的形象工程，很容易構成公共運作中的“績效黑洞 ”。還有各級領導拍腦袋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包括投資決策失誤造成的浪費，巨資引進的設備或閑置或成為廢品，我們都慷慨地說“交了學費”。世界銀行估計，“七五”到“九五”期間，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及經濟損失大約在4000億～5000億元。
機構人員一次又一次的膨脹。截至2003年，中國公務員人數為654萬，事業單位編製人數為2903萬,而如今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高達4500多萬人，另外還有500多萬人依靠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大大高於發達國家。從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我國是39人／百萬美元，美國為2．31人／百萬美元，這表明我國公務員數量相對國民經濟發展而言確實較多。
人滿為患不僅不能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反而產生了許多負麵效應。許多地方依然是“吃飯財政”，更有少數貧困地區入不敷出，多年拖欠教師、職工工資。不少機關和事業單位，在人員超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充分發揮“權力”職能，通過收費、攤派、罰款等手段, 獲取經濟利益來維持自身的運轉, 加重了群眾負擔。
總之, 在我國，行政成本過高是一個長期未能根治的痼疾。
二是國有資產流失。國有企業改革二十多年至今沒有成功，但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沉重而巨大的。相當多的國企領導玩起“廟窮方丈富”的把戲，大量的國有資產流進了大大小小的國企幹部們的腰包，而千百萬職工則流落街頭做個小買賣，收入微薄，被驅來趕去。如果對國有資產流失進行一次全麵而認真的核實統計，肯定是一個天文數字，會令國人瞠目結舌。僅是2004年國資委對中央企業進行的清產核資中，181家企業申報處理各類資產損失就高達3177.8億元，而且近年來財政部已經核準了近千億元的國有資產損失。有40家企業總資產損失超過10％，40家企業的總資產損失超過20％。國資委負責人指出，中央企業發生的損失，很大程度上與企業內控機製缺失、監督管理不嚴有關。
央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稱，近10年來，國家用巨大的財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風險，保持了金融體係的穩定。從1998年至今，中國為了保持金融穩定，大體上投入了3．24萬億元的成本。（《經濟觀察報》11月13日） 2004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僅為2．63萬億元。3．24萬億元的金融穩定成本隻是中國眾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中的一項。10年股市，7000萬股民投資損失超過1．5萬億元，這是直接從老百姓腰包裏掏錢支付改革成本，而且此種支付還在繼續。以股改為例，業內人士計算，在已經實行股改的108家G股中，投資者損失已超過50億元。若滬深股市1300多家公司全部股改，少說投資者也要損失500多億元。種種損耗加起來絕不是一個小數目。13億中國人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財富被各種損耗浪費所抵消。在這些巨額損耗中，有些是我們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比如，國企改製對職工的安置。但更多的則是腐敗、管理不善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人為因素造成的。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例，其高達上萬億元的呆壞賬，很大程度上是由銀行的“高管”腐敗導致。近年來，銀行屢發大案要案，每次損失往往超過億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貸款人與銀行內外勾結，貸款致富，比比皆是，易如反掌。
巨額損耗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國家沒有過多的財力用於改善人們福利的公共項目，從而降低人們的生活質量。比如，2003年高達37960億元的國家實際支出中，隻有21．33％用於公民最需要的社會保障、撫恤救濟、教育、醫療衛生四類項目。這些年來，盡管許多人一再呼籲增加教育和醫療投入，但國家財政總是擠牙膏似地給一點點，不是不想給，而是實在沒有多餘的錢。錢都用到哪兒去了？給銀行填窟窿去了，支援企業改製去了，被公款吃喝公車開支消耗了。這裏有一組有趣的數據對比：一是政府行政成本從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間，行政成本增長了87倍；二是大學學費從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年間上漲了25倍。這兩組數字之間有什麽關係呢？簡單說來，前者是後者的原因，也即是說，正是政府管理費用的過快增長，行政成本占到整個財政收入的1/4乃至1/3，才導致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向教育，從而造成學費上漲。
三是腐敗損失。按照國情專家胡鞍鋼的估計，腐敗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元到12570億元之間，相當於GDP的13.2% 到16.8% ，腐敗的增長速度的確超過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
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權力的資本化、貨幣化經曆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土地時，有20億人民幣的集體財產落入集體幹部手中。
第二個階段是商業資本階段，80年代初期的發財和腐敗途徑，來自國內商業、外貿和旅遊。大致估計起來，20年內我國國內商品零售總額將近20萬億元人民幣，在批發零售環節有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 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外貿總額18萬億元人民幣，也有2 萬元億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加上旅遊等部分，在商業資本的形成過程中，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換為私人所掌握，大約有5 萬億財富轉移。
第三個階段是以生產資料雙軌製為標誌的生產資本階段，腐敗加劇到直接依靠審批權獲得個人好處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雙軌價差是700 億元人民幣；5 年3500億元。有10% 大約350 億元的財富轉移。
第四個階段是1992年以後的金融資本階段，從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證券市場的操縱到房地產泡沫經濟，保險業，基金業，產權交易與重新界定，計劃利率與黑市利率長期並存，貸款權力的使用，每一個金融創新都伴隨著極大的利益再分配，動輒數億數十億元，非商品層次可比，甚至發展到地方以司法權利保護本地債權人。大量的借款不還，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權力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的必然產物，估計財富轉移不下於10萬億元人民幣。其他種種以權謀私，如執法部門亂罰款亂收費、領導圈子裏親戚、秘書、司機損公肥私等則無法統計在內。
總之，在中國改革轉型期20年中，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30萬億元人民幣。這些，還沒有把大量的揮霍浪費、失職瀆職造成的巨額損失算進去。據內部權威部門幾年前的調查，全國200萬縣、團、處級或以上中、高級現職、離退休幹部及其家屬，擁有全民70%以上的財富；在全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萬億元，其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5000億元；在50000名持有2000萬元以上的股票證券人士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300多名，近十分之一。
第五個階段，是權力資本的國際化，即加入WTO 以後。
這裏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戚火貴，早已伏法的海南巨貪，風雲一時的東方市原市委書記，受賄187.6萬，還和妻子符榮英共同擁有不明財產1100多萬，這些非法財產居然相當於當時東方市全市一年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成克傑張一張嘴，就弄了幾千萬；王保森貪汙、揮霍公款達數億元！深圳市沙頭角鎮原鎮委書記張嗣勝不無把握地說：“一年不弄個三五十萬就白混了！”，真是小巫見大巫！
近年來,貪官汙吏撈足了錢開始往國外轉移,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從1996年下半年至2000年的四年半，資金、資產外流達到9000億至12000億元人民幣，其中65-70%是流入到駐境外中資高層、在境外和國外幹部家屬及國內幹部家屬在境外、國外的帳戶中。在香港、澳門特區的13000多名內地黨政軍離退休中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在當地擁有資產值達6000億港元以上，其中90%或以上的資產來源是非合法或在合法正常交易中非法占有的。
隱性經濟問題專家黃葦町透露：中國大陸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去的黑錢至少高達2000億元人民幣，其中黑社會性質的有700億元人民幣，腐敗分子外逃的達300億元，另外1000億雖屬洗錢性質，但不全是黑錢。經濟專家樊綱認為，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已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盡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認為這個數字太保守。因為資金通過香港進入美國、加拿大等國易如反掌。“中國有個海南島，六個廳長往外跑；三個市長坐大牢，兩個處長賣情報”,說的都是近年的事情。賴昌星已不必說, 中國第三富豪仰融挾款10億大逃亡,原溫州市副市長、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就在美國購買了多處房產坐收房租。中國兩年間到澳門賭場豪賭的就有數十名高級別官員或國企領導，他們所輸錢額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原沈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馬向東一夥就是這樣。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瘡,許多有錢的中國人，在海外不僅有豪華別墅，開車也很講派頭：奔馳、寶馬、林肯。看看那些漂亮的豪宅，有的價值百萬、數百萬美元，許多人一次性出手，現金交易，使那些隻能靠30年貸款，甚至要付出一輩子心血的美國鄰居都看傻了眼。以至於國家不得不開展追逃、禁賭、收繳護照、控製領導幹部出國的非常措施。
四是不合理的製度環境。目前中國的稅收繁多而且嚴重不公。近年來, 國家稅收年年上新台階, 2萬億到3萬億隻不過二年時間, 可喜可憂? 而且減稅的步子總是沒有增稅的步子大而快。國家拿得多了,民眾自然就得到的少了。掙不了幾個錢的小商小販負擔著說不清的這稅那費,而真正掙了大錢的又總是偷漏稅,比如富得流油的這款、那星、房地產商們繳了多少稅?
不知是哪一個要求進步的經濟學家率先提出“改革就是減負”，接著就被一些主事者在指驢為馬之中，“減負”被擴大化地利用了。教改，老百姓掏錢；醫改，老百姓掏錢；房改，老百姓掏錢。教育、醫療、住房，這在上世紀中葉，被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裏所規定的人的基本權利，居然都被宣布為要國民自己解決。在中國特色的社會裏，產生了新的三座大山，牢牢地壓在中國老百姓的頭上，吞噬著老百姓的財富。結果老百姓是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日子過得挺難！而一些應該市場化的行業卻始終保持著壟斷地位，侵害著人民群眾的利益。
買官賣官現象屢禁不止。幹部是上麵提拔的，想當幹部就要跑步“錢”進！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錢不是個小數目。這些錢從哪裏來呢？當然是公款消費或搜刮民脂民膏。一個幹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麽辦？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趕緊用權力從老百姓身上弄回來。提拔的幹部越多，幹部換的越勤，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現在隻要辦事，就得花錢，請客送禮，這樣一來就構成了一個腐敗鏈—食物鏈，老百姓辦事要給基層幹部送，基層幹部辦事要給中層幹部送，中層幹部要升遷提拔必須給上層送，而且送少了或送錯了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於是，財富一步步、一層層往上集中。這就是“官本位”“有權就有一切”的生動體現，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上演的悲劇、喜劇、鬧劇。那些貪官汙吏們整天花天酒地，一擲千金，給二奶、情婦的錢出手就是幾十萬、幾百萬，別墅、轎車隨意送，錢從哪裏來？
建國後,我國長期實行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由此形成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達幾千億元。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而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進入市場交易，隻能先給國家征用，再由國家出賣，國家征用1畝地幾千、幾萬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不等。據《財經時報》2004年報道，有關專家測算，中國過去10年間轉讓土地達1億畝，但市場土地出讓金與政府給農民補償之差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這些錢到底到哪裏去了？這正是農民的利益被剝奪的症結所在！
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梁、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於農民。如果把農民投資的電力、交通、能源、通訊等等基礎設施，都讓農民分享產權和收益，農民也不至於這麽苦、這麽窮。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鼓勵農民辦糧食加工廠，一個加工廠要投資幾十萬、幾百萬。到了90年代，國家一個文件下來，不允許農民經營糧食了，農民損失慘重！
根據陸學藝、郭書田等先生的計算，每個農民工在城裏創造的價值是25000元，但每個農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資隻有6000—8000元。城市和發達地區每年從農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餘價值。如果進城的農民工是1億人，那麽農民每年被剝奪的就有1.6萬多個億。
公共權力被濫用。執法人員把擺攤小販的貨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販的三輪板車扔上卡車拉走；城市建設、街道道路是拆了建,建了又拆毀,豆腐渣工程、腐敗工程比比皆是；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壟斷行業——水利、電力、郵電的部門利益在損害著民眾利益。國有資產被腐敗分子蛀蝕得千瘡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財產缺乏保護，社會不公在加劇。
以上歸納盡管不夠全麵，但可以明白個大概：是什麽使我們勤勞而不富有、而不幸福了！
問題在於，如果中國人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能換來國有企業和黨政機關的機製改善，減少腐敗發生的幾率，也還好。怕就怕成本支付了，現狀並沒得到改善，從一些已經改製的企業、銀行和行政部門來看，這種擔心並非多餘。如果我們依然為改革支付高昂成本，如果國企改革、銀行治理以及行政體製，依然沿襲舊路不能脫胎換骨，那麽，中國人民還將繼續要為無效、貪瀆的損耗埋單，勤勞而不富裕!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