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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共產黨對新疆三區革命的影響文章提交者：maxchine 加貼在 中國曆史 鐵血論壇 http://bbs.tiexue.net/bbs_73.html
論中國共產黨對新疆三區革命的影響
【原文出處】理論學刊
【原刊地名】濟南
【原刊期號】200404
【原刊頁號】71～76
【分 類 號】K4
【分 類 名】中國現代史
【複印期號】200408
【作 者】劉文遠
【作者簡介】劉文遠(1962- )，男，吉林榆樹人，法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81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新疆/三區革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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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於20世紀40年代新疆三區革命，之所以由一場最初帶有許多局限性的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族武裝鬥爭，發展成為全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密不可分的。從鬥爭的醞釀，領導人物的成長，錯誤的糾正，直至匯入全國革命的洪流，都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間接或直接影響。
中共黨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D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909(2004)04-0071-06
新疆地處我國的西北邊陲，是多民族聚居地區。由於曆代封建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壓榨和掠奪，使新疆的政治、經濟、文化十分落後，各族人民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壓迫就有反抗。1944年9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發的三區革命，就是新疆近代曆史上一次規模較大的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鬥爭。新疆三區革命爆發在抗日戰爭後期，貫穿於整個解放戰爭時期，一直堅持到新疆和平解放。在革命後期，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關懷和支持，使它匯入了全國解放戰爭的洪流，成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本文擬從幾個方麵來探討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疆的革命活動及其對三區革命的影響。
一、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人積極參加建設新疆運動，傳播馬列主義，宣傳抗日主張，為新疆革命播下了火種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疆就有了共產黨人的活動。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麵軍組成西路軍，西渡黃河，擬打通去蘇聯的國際交通線，至甘肅境內遭遇反動軍閥阻擊，陷於困境。1937年初，西路軍左支隊接到中共中央電訊指示西進新疆，經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協商，將左支隊400多名指戰員接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小東門外駐紮，對外稱“新兵營”。後又請示中共中央同意，以新兵營官兵參加新疆軍事學校，學習汽車、裝甲車、大炮、無線電、飛機和醫療等專業技術。這些學員結業後，為當時的新疆建設和後來的抗日戰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中共與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迪化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陳雲、鄧發、陳譚秋先後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辦事處負責人。不久根據盛世才邀請，中共中央從延安和新兵營抽調了一百多名共產黨員到盛世才政府的各個部門工作。
當時，新疆由於連年戰亂，農牧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一蹶不振，財政經濟極為混亂，盛世才為了擺脫經濟凋敝、入不敷出的困境，濫發紙幣，導致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整個財政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1938年2月，毛澤民受命擔任新疆財政廳副廳長（10月改任代廳長）後，大刀闊斧地改革和整頓財政金融。針對當時新疆的財政弊端，確定了“發展經濟，培養稅源，增加收入，保障支出，量入為出，爭取收支平衡”的方針，將省銀行改組為商業銀行，改革幣製，建立財政機構。選派鄭亦勝、高登榜、錢萍、羅乃堂等十餘名共產黨員到南疆縣級財政、稅務機構擔任領導，以健全財經、稅務製度。並整頓稅收，厲行節約，懲治貪汙，發展對外貿易。從而在短期內實現了收支平衡，財政經濟狀況明顯好轉。接著又主持發行建設公債，發放農業貸款，參與製定新疆省第二期三年建設計劃，發展農、牧、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1941年7月，毛澤民調任省民政廳代理廳長。任職期間，他深入民間，體察民情，頒布了《新疆省區、村製組織章程》，廢除了地主、巴依、伯克以及宗教上層賴以壓榨人民的“農官鄉約”，規定由農牧民群眾直接選舉代表，由區、村代表會議選舉區、村長，在市鎮由居民直接選舉街長。他還起草了《區、村長須知講義》，分發給各縣作為培養區、村長的教材。當時擔任行政長、縣長領導職務的黃火青、林基路、許亮等一批共產黨員，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模範地推行了“六大政策”（盛世才治理新疆施政方針的總稱。其內容為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他們從維護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出發，為民除害，解除冤獄，發展生產，開墾荒地，興修水利，修橋鋪路，救苦恤貧，從而深得民心。他們利用合法地位，宣傳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由共產黨人主辦的《新疆日報》、《反帝戰線》、《新疆婦女》、《新疆青年》等報刊，成為宣傳馬列主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輿論陣地。這些報刊經常介紹蘇聯和延安出版的多種馬列主義書籍以及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誌的著作；大量刊載新華通訊社播發的消息，報道國際反法西斯和我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宣傳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中堅作用和抗日戰爭取得的光輝戰績。這些宣傳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入人心，激發了各族人民支援抗日前線的熱情，由共產黨人領導的“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在全疆各地掀起了群眾性的抗日宣傳和募捐活動。據統計，僅1937年9月至1939年底，新疆各族人民為抗戰前線捐資折合國幣達200餘萬元，各種金銀首飾尚不計在內，其中用150多萬元購買了10架“新疆號”戰鬥機送往前線，還發動群眾寫了10萬多封慰問信寄給前方戰士，從物質上和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國抗日戰爭。”[1](P219)
為促進少數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共產黨人在文化教育崗位上辛勤耕耘。當時少數民族文字教材奇缺，為解決這個難題，新疆文化協會編譯部在張仲實教授的主持下，結合抗日救亡教育和新疆多民族的特點，用漢、維、哈、蒙四種文字編印出了初高級國語、算術、自然、政府政策等內容豐富的教科書。這些教材對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陶冶學生的道德情操，鼓舞青少年的抗戰熱情，加深民族間的了解，促進各民族間的團結，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優秀的青年革命活動家林基路被譽為新疆廣大青年的“良師益友”[2](P167)。1938年春，他擔任新疆學院教務長以後，主持製定了“團結、緊張、質樸、活潑”的八字校訓和“學用一致”、理論聯係實際的教育方針，使學校出現了蓬勃的革命氣象。林基路等共產黨人以及茅盾、張仲實等著名學者都登上講台，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新哲學》、《世界革命史》、《中國近代史》等課程，並輔導學生學習馬列主義原著，使新疆學院成為傳播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的陣地，廣大青年受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的洗禮。後來成為三區革命領導人之一的阿不都克裏木·阿巴索夫就是這一時期在共產黨人教育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維吾爾族革命知識分子。在林基路等共產黨人的教育熏陶下，他加入了新疆省民眾反帝聯合會，成為一名反帝愛國戰士，常常和同學們一起參加學院組織的各項政治活動，走上街頭動員人民募捐，演出革命話劇，教唱救亡歌曲，在掃盲識字班當教員。”[3](P83)這段時間的學習生活，為阿巴索夫堅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獻身革命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當時，迪化有維吾爾、塔塔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等各民族文化促進會，並在各地設立了分會。共產黨人通過文化促進會，團結各族進步知識分子共同發展文化教育，開展抗日愛國宣傳。
1942年，新疆的局勢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急轉直下。盛世才背叛革命、投靠國民黨、反蘇反共，瘋狂迫害各族進步民主人士，逮捕了在新疆工作的全體共產黨員及其家屬，並殺害了陳譚秋、毛澤民、林基路等同誌。但是，共產黨人的革命信念和模範行動給新疆各族人民留下了深遠的政治影響。接受馬列主義教育和影響的各民族中的先進分子學習和繼承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團結各階層進步人士，先後在新疆各地建立了一些秘密進步組織，開展了一係列反對盛世才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地下活動。阿巴索夫和在國民黨監牢中慘遭殺害的愛國青年詩人穆塔裏甫等就是這批革命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
二、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三區革命糾正了初期的錯誤，沿著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軌道勝利前進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始終把民族平等作為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則，一貫主張全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維護和加強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嚴厲譴責國民黨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在重慶談判期間，又敦促國民黨和平解決新疆問題。[4](P117)
三區革命以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為目的，符合受壓迫人民的共同意願，因此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不僅新疆各族人民奮起響應，而且也得到全國受壓迫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共中央和國內進步輿論也紛紛譴責國民黨對新疆少數民族人民的壓迫，呼籲實行民族平等和和平民主。當時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東北日報》、《邊疆服務》、《月華》等報刊連續刊載新華社電訊，報道三區革命爆發的原因及發展過程中的重大事件。這些報道通過大量的事實，揭露了國民黨新疆當局在政治上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在經濟上不斷增加苛捐雜稅，殘酷剝削少數民族人民的罪行，給國民黨反動政府造成強大的社會壓力，同時擴大了三區革命的影響，從道義上聲援了三區革命。
三區代表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接觸始於1946年冬季。時任新疆省聯合政府副秘書長的三區代表阿巴索夫利用出席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機會，兩次前往中共駐南京辦事處尋找中共代表，受到董必武的親切會見。董必武非常關心新疆的革命情況，詳細詢問了三區革命的規模、政治、軍事鬥爭現狀及領導成員的情況，阿巴索夫一一作了匯報，並表達了希望中國共產黨派工作人員領導新疆革命，接納伊寧的地下革命組織“人民革命黨”領導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接著轉呈了迪化地下革命組織“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給中國共產黨的信件，追述了共產黨員林基路給自己的教誨。董必武立即致電延安向中共中央報告，中央非常重視和關心新疆革命鬥爭的情況，當即由周恩來副主席親筆擬定了複電，經劉少奇簽發。電文說：“電悉，望向阿同誌詢明：新疆的政治、軍事、經濟情況；他們組織之具體主張；阿同誌能帶工作人員一道回新，並建立與延安電台聯絡，如可以，可派一同誌去。”[2](P106)電報最後要求將毛澤東著作、中國共產黨黨章及其他印發文件交阿巴索夫帶回新疆，譯成維吾爾、哈薩克兩種文字出版。
董必武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第二次會見阿巴索夫時，肯定了三區革命，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新疆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關注。董必武還向阿巴索夫分析了國內外鬥爭形勢，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鬥爭策略，闡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原則和軍事鬥爭策略，希望民族軍堅持鬥爭，牽製國民黨西北戰場的軍事力量，配合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主戰場的反攻。為了建立起黨中央與三區革命力量的直接聯係，1947年1月，中共中央還派彭國安（又名彭常貴）攜帶電台，隨阿巴索夫進入新疆，後由於電台功率不足，加之其他條件的限製，未能溝通與中央的聯係。[5](P138)彭後來開始從事收聽和轉抄新華社消息，供伊寧漢文《民主報》及其他報紙采用。
阿巴索夫從南京返回新疆後，向“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領導人傳達了董必武兩次接見時的談話和中共中央對新疆革命的指示精神，並將中共中央贈送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央有關報告、文件轉贈給大家。遵照董必武“新疆情況複雜，不能過早打出共產主義旗號”的談話精神，阿巴索夫與“同盟”領導人協商，於1947年2月，將“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人民革命黨”合並成為“民主革命黨”。參照中國共產黨“七大”黨章，製定出“民主革命黨”的章程。阿巴索夫當選為主席。“民主革命黨”由少數民族和漢族中的先進分子共同組成，它衝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線，是新疆少數民族人民和漢族中的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的具體體現。
阿巴索夫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翻譯出版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劉少奇的《論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守則》等著作和文件。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毛澤東的論述以及當時出版的大量馬列著作，對新疆革命組織和方興未艾的三區革命，起了指引方向的作用。三區革命的卓越領導人阿合買提江，早年隨舅父去蘇聯，先後在葉爾肯特、阿拉木圖上學，1936年考入莫斯科東方社會主義勞動者大學，受到了係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阿巴索夫是受中國共產黨教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其他領導人伊斯哈克拜克、達列力汗等也先後去過蘇聯，深受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具有一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基礎。毛澤東的著作以維吾爾、哈薩克文發表，在三區革命領導人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通過學習，他們認識到三區革命這一地區性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定要和全國革命形勢有機地聯係起來，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正是基於這一正確的指導思想，三區革命後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貫穿著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全國和新疆人民的早日解放而奮鬥這樣一條主線。當時所開展的各項工作和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
其一，把三區革命和中國革命密切聯係起來，把新疆各族人民的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和命運聯係起來，強調二者之間內在的統一性，在維護祖國統一的同時，把新疆各族人民徹底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1948年初以後，三區方麵在政府和軍隊中大力宣傳加強民族團結，宣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公開糾正在民族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使三區革命進入了新的曆史階段。
其二，徹底糾正革命初期在民族關係上所發生的錯誤，堅決清除泛突厥主義和泛***主義反動思潮的流毒，反對分裂祖國統一，反對製造民族仇恨，堅持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三區革命初期，蘇聯駐伊犁領事館支持下的一些反動封建上層如烏茲別克大阿訇艾力罕·吐烈和伊犁商人賴希罕·吐烈把持了部分領導權，在民族問題上，他們極力主張分裂祖國統一，製造民族矛盾，艾力罕·吐烈不僅明目張膽地向穆斯林群眾號召舉行“聖戰”，叫嚷什麽“活著當英雄，死了享榮光”，“把‘黑大爺’（對漢族人的蔑稱——引者注）趕出星星峽去”[6](P194)，而且公然宣稱要在“東突厥斯坦”（新疆）境內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共和國。這是十分嚴重的政治錯誤，它完全違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與各族人民的意願背道而馳的。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為代表的進步力量與這股反動勢力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由於當時還處在戰爭時期，三區革命的主要精力用於以武裝鬥爭推翻國民黨統治，另外，對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和以他為代表的反動思潮需要一個認識的過程；對於受反動思想毒害的群眾，也要有一個艱苦細致的教育過程。所以在三區革命前期，這種鬥爭是以曲折漸進的方式進行的。
1948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的戰略反攻取得了重大勝利。這一巨大轉變，極大地鼓舞了三區人民。這時，阿合買提江認為徹底清算民族分裂主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他對鄧力群說：“自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反攻以後，我們才開始內部鬥爭。主要的內容是動員人民起來擁護民主政權、民主政治，使人民了解民主政治，組織他們為推行民主政治而鬥爭”，“現在我們內部的情況是民主力量比反動力量強，如果我們與他們進行鬥爭，我們的力量已經足夠”[5](P155)。為了適應鬥爭形勢的發展，在阿合買提江的倡導下，於1948年8月1日，成立了“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簡稱“新盟”），阿合買提江當選主席，阿巴索夫任新聞處長。“新盟”發表的成立宣言中，第一次把“東突厥斯坦”稱為“新疆”。在三區革命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把漢族同其他民族並列為革命動力，號召：“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漢、回、烏孜別克等民族，為了永遠消滅實際上的無權的奴隸地位，並擺脫貧困、黑暗的生活而聯合起來！”從最初的“反漢”到這時各民族的聯合無疑是巨大的轉變。“新盟”緊密團結各族人民和進步民主人士，結成了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提高了戰鬥力。11月12日，“新盟”中央發表《告全省人民書》，號召各族人民同泛突厥主義分子麥斯武德、艾沙之流作鬥爭，為新疆真正實現和平進步而奮鬥。[4](P282)
1949年5月11日，“新盟”召開積極分子大會。阿巴索夫在會上作了題為《目前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他聯係當時國內外的革命形勢，係統地闡述了民族問題的實質和三區革命的任務及其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的關係等一係列重大問題，熱情讚揚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意義。他明確指出：“新疆地方民族在中國人民解放革命的支援下，可能很迅速地達到自己當前的目的。在中國人民解放革命的勝利的條件下，新疆人民的解放和新疆民族問題的徹底的正確地解決，乃是必然的，新疆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這篇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政治報告，對三區革命從根本上糾正錯誤，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次會議，在三區革命鬥爭史中，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動員各族人民團結起來，迎接即將到來的全國和新疆解放的誓師大會。
圍繞著“東突厥斯坦”的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同誌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深刻反思革命初期的嚴重錯誤，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民族觀、宗教觀、曆史觀的惡劣影響，為了教育三區的幹部和群眾樹立正確的民族觀，他們發表了許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的文章和講話，反複闡明民族解放運動的宗旨，深刻分析狹隘民族主義對革命的危害，揭露民族敗類和泛突厥主義分子搞民族分裂的罪行。
1949年5月25日，伊犁、塔城、阿山各地的報紙以維吾爾、哈薩克、漢、蒙、俄、錫伯等多種文字同時發表了阿合買提江《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一些錯誤》的論著。文章指出三區革命初期在民族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主要是把漢族當作一個整體來反對，沒有把漢族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區別開來，因此，“打擊和槍殺了自己的朋友”。阿合買提江指出，必須認真糾正狹隘民族主義的錯誤思想，要充分認識它的危害性。他說：“對於民族解放革命來說，大漢族主義的危害性有多大，狹隘民族主義的危害性就有多大”。“當前的任務，應當是：迅速克服我們在民族問題上所犯的那些錯誤，無論是哪個民族，都應該不分民族，來建立沒有國民黨，沒有帝國主義統治，以各民族的真正平等為基礎的事實上的新民主主義政權。”[7](P78)
1949年8月，阿合買提江發表了《我們的民族解放革命與同盟》一文，把民族解放運動同時解釋為民主運動。文章說：“民族主義絕不能組織各民族力量，它隻能點燃各民族之間仇恨的火焰。”“那種認為除民主道路外，還有其他道路可以發展民族解放革命勝利的人，決不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朋友。”“民族主義同民主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或者為了本民族的解放，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進行鬥爭，或者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同帝國主義站在一條戰線上，為了維護殖民主義，保住套在本民族頸上的鎖鏈而鬥爭。這裏沒有，也不可能有中間道路可行。如果我們的同盟要領導全省的民族解放革命，就必須同民族主義進行無情的鬥爭。”[7](P90)阿合買提江的這些論述閃爍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的光芒，它指引三區人民認清了狹隘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同樣是革命的大敵，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必須在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同時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必須真正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克服大民族主義的壓迫而產生的過分強調本民族利益的思想傾向，團結和聯合其他各民族中被壓迫人民共同鬥爭，以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治。
1949年8月4日，“新盟”組織委員會召開第30次會議，專門討論了民族政策和民族團結問題，會議作出了3條決定：1.凡是製造民族矛盾的行為，破壞民族解放鬥爭的成果，阻撓爭取民主運動的行為都應被視為反革命活動。2.要把汙辱、歧視其他民族，不尊重民族風俗習慣等活動，視為犯罪行為。3.要對製造民族矛盾的行為進行鬥爭，這是同盟和每個成員的神聖任務，也是取得勝利的前提。[4](P304)這個決定說明“新盟”在糾正錯誤的基礎上把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作為一件大事，放在三區革命的重要議事日程上。
總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指導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和影響下，在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同誌的努力下，對三區革命初期在民族問題上的錯誤，從思想上、理論上進行了係統的清理，向各族人民群眾開展了愛國主義教育，從而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思想覺悟，為迎接新疆的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三區革命匯入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為建立新中國和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國解放前夕，美英帝國主義為了挽救他們在中國的失敗，在我國西部地區大肆進行陰謀活動，企圖策劃甘寧青“五馬”勢力，撤至新疆，利用宗教旗幟搞回教國。中共中央根據這一新的情況，決定加快解放新疆的步伐。在製定和實施解放新疆的戰略部署中，中共中央、毛澤東始終重視和關懷三區人民及其武裝力量——三區民族軍。民族軍是一支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少數民族軍隊，在幾年的獨立戰鬥中，牽製了數萬名國民黨軍隊，有力地配合了西北解放戰場的戰略反攻。為了使三區的武裝鬥爭納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軌道，中共中央派出鄧力群作為聯絡員，自蘇聯於1949年8月14日抵達伊寧。8月17日，鄧力群會見了三區革命領導人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向他們說明此行是奉黨中央指示與他們取得聯係，迎接即將到來的全國解放和解放大軍西進，和平解放新疆。阿合買提江等人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在複雜和艱巨的任務中，還關心到地處偏僻地區的他們，並派人來此聯係，使他們感到很大的興奮”。他們說：“我們長期以來一直盼望能與黨中央、毛澤東建立聯係，能向毛澤東匯報我們的情況，直接聽取黨中央的指示，這一天終於盼來了。”他們表示要盡一切力量協助鄧力群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詳細地介紹了三區革命的軍事、政治情況，新疆的曆史、民族情況，敵我友各種力量的對比以及各族領導人物的政治傾向等黨中央迫切需要了解的情況，並當即在伊斯哈克伯克家中設立了“力群電台”，並表示“今後一切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得到我中央指示，才能良好的進行。”[5](P143)這表明三區革命已直接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與整個中國革命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從根本上改變了孤立奮鬥的局麵，按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積極地從政治、軍事、人力、物力等方麵配合解放軍西進，使三區革命匯入了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
隨著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滅亡和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在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進行了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的籌備工作。黨中央和毛澤東時刻惦記著新疆各族人民，8月17日，黨中央除給鄧力群發電報讓他以中共中央名義邀請伊犁特區派代表出席新政協會議以外，毛澤東在百忙中特意給阿合買提江發了邀請信。信中說：“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隨著西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為期不遠，你們的奮鬥即將獲得最後的成功。我們衷心地歡迎你們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來參加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收到鄧力群轉交的此信後，三區領導人異常興奮，特別是毛澤東對三區革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使他們激動萬分。他們確定由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達列力汗以及迪化《戰鬥社》負責人羅誌等五位同誌作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出席會議。8月22日代表們從伊寧出發，假道蘇聯前往北平。8月27日阿合買提江為首的代表團所搭乘的飛機，途經蘇聯伊爾庫茨克市，飛抵外貝加爾山附近時，由於氣候惡劣不幸撞山，阿合買提江等人為了全國的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光榮殉難。根據中央指示，不久又組成了以賽福鼎為首的三人代表團赴北平出席新政協會議。10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全國政協、中央民委先後發來唁電表示沉痛悼念五位烈士。毛澤東的唁電說：“阿合買提江等五位同誌生前為新疆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鬥，最後又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業而犧牲，值得全中國人民的永遠懷念。”[7](P3)中共中央、毛澤東對三區革命及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是對艱苦奮鬥數年之久的三區革命的公正的總結。
1949年9月25日、26日，新疆警備司令部總司令陶峙嶽將軍、新疆省主席包爾漢先生分別代表新疆國民黨駐軍和省政府通電起義。這時新疆的局勢尚不穩定，為了使新疆真正實現和平解放，黨中央決定解放大軍迅速進軍新疆。三區方麵積極配合，為解決運輸困難，他們調動了僅有的40輛汽車，並提供了“汽油200噸、滑機油20噸”[5](P305），供我入疆部隊使用。為解決糧食困難，“他們願以全軍農業生產盈餘的六分之一的200噸麥子慰勞我軍”，並組織了一個“三人委員會負責向人民募捐糧食”。由於各族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持，踴躍捐獻，從10月14日到20日為止，幾天之內“已達350噸麥子，估計三區可募集糧食千噸左右”。為了幫助解決語言障礙等困難，他們經鄧力群向黨中央請示希望民族軍能成為“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給予任務”。經中央同意後決定由三區派出1個步兵團前往迪化，派出1個騎兵團，越天山直插阿克蘇，而後配合解放軍進駐南疆各地，並將過去由南疆各地撤至伊犁的進步人士組成一個工作團，隨軍開展工作。[5](P307)這一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三區革命政權和民族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區革命從爆發至今已近60年了。今天我們在回顧曆史的時候，既要充分肯定三區革命追隨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民族解放而奮鬥的進步意義及其為實現新疆和平解放所作的重要貢獻，同時也要看到三區革命雖然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但由於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由於革命領導集團世界觀的局限，由於新疆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涉外問題等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沒有能夠完成民主革命關於消滅封建主義的任務。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解放以後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開展了減租、反霸、土改等民主改革，才徹底拔除了封建階級統治的根子，新疆各族人民才從封建剝削中獲得解放，在政治上真正翻身當了國家主人。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成立更加標誌著新疆各族人民在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處理自己的民族事務中邁向更高的階段。從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新疆各族人民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過去長期處於無權和受壓迫地位的新疆各少數民族就不可能享受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權力，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各民族的共同解放和共同繁榮。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大團結是曆史的潮流，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和曆史觀，正確地了解新疆曆史以及少數民族曆史，認真地從三區革命初期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堅決抵製國外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對新疆的滲透，反對分裂，堅持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在黨的領導下，各族人民統一思想，增強團結，同心同德，為實現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目標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