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八路軍和新四軍“級別”的思考
最近,一位網友提出了一個問題:八路軍與新四軍哪一個級別高?
這看似是一個簡單問題。因為,以一個簡單的邏輯推理:八路軍的正、副總司令朱德和彭德懷,後來成了解放軍的正副總司令,而新四軍軍長陳毅,後來是當時華東野戰軍的司令員。孰高孰低,應不是問題。
但是,一網友雖然結論與上同,但視角卻有異:八路軍是“集團軍級”,而新四軍是“軍級”,按照當時國民黨軍編製,集團軍可以下屬軍,以此觀之,八路軍的“級別”應高於新四軍。還有網友做了些很實際的補充:姑且不談人數,八路軍建軍時,下屬為師,師下又屬旅,旅再下屬團;而新四軍下屬的支隊,就是旅級單位(支隊),再下屬為團。所以應該說它們之間的級別高低是清楚的。
竊以為,這個問題的提出及其回答,與其說,是在完成一個曆史“小專題”的曆史考證,弗如說,它更可以引出人們對曆史邏輯過程的一種合理思考,以“科學化”我們的史學理論。
首先,這裏提出了一個“國民黨軍級別判斷標準”出來,進而人們就會問:國民黨軍“級別”的高低是嚴格的嗎?
眾所周知,國軍的編製,先是從北洋軍沿襲下來的;其後,又參考了其它國家建立的軍隊編製;之後,北伐時期又接受了當時直係等軍隊的編製;再後,又因為種種原因不斷變化,甚至到解放戰爭時期,又不斷出現先是“整編軍(師、旅)”,後又取消旅級單位……編製一直比較混亂。這種混亂,在抗戰初期最為明顯:比如高於軍的單位,正式使用過的名稱,就有集團軍、軍團、兵團三種。在鬆滬抗戰中,此為當時一些將領的不滿之一。
在八路軍、新四軍改編時期,國軍開始用的“某路軍”(即後來的“集團軍”),其下編製設置就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設“實軍”。例如29軍改變的第一集團軍,下屬59、68、77三個軍,且軍下還設師、旅兩級。
——第二種,設“虛軍”。如吉鴻昌的22路軍就隻下設兩個師,但又下設了一個“30軍軍長”,其實是為吸引張印湘投降而專為其設的。這與高樹勳在26路軍中又被任為“27軍軍長”(高原為27師師長)一樣,是為了拉攏雜牌將領的一種做法。這種所謂的“軍長”,其實相當於一種軍階,甚至是“爵位”。
——第三種,下屬隻設師。像梁冠英的25路等就是如此,其下隻有一個32師,外加一個臨時附屬的獨立第5旅。
需要指出的是,最初這種“路軍”設置,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為了拉攏雜牌將領而用的,蔣的嫡係部隊一般不用此類名稱。於是,為了適應雜牌各軍差異很大的情況,“路軍”下屬設置也是五花八門:有的設1個師,有的是2、3個師,還有多個師的;師又分甲種(3旅9團製)、乙種(2旅6團或4團製度)。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戰時,蔣為了分化瓦解和拉攏一些雜牌將領脫離閻、馮,請出河南籍宿將張鈁,最後居然也給了張一個“20路軍”的名義,其實是把河南那些“山大王”(土匪)一一“兼收並蓄”,盡管號稱20萬,其實張手中無一兵一卒,所以張鈁曾哭笑不得地說“蔣公真是妙人”。
所以,當時設八路軍,蔣介石其實就是采用了這種對付雜牌的辦法:隻給了下屬一級為師的編製,雖然編號上可以為3旅製(因為按照編號,115、120、129師都各還可補充一個345、360、387旅),其實是2旅4團製的“小乙種師”。
但我們來看看新四軍,就有點不同。其下屬設置,采取了一種“臨時性”的“支隊”編製,其特點:一是可大可小,支隊大可為師,小可為旅;二是編為4個支隊,不合當時一個師2到3個旅的慣例,那麽隻要稍加改動,就可以再改編為2師4旅的“小乙種軍”。所以,這裏其實暗留了一些“運作”的潛機。
留下這種“運作潛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四軍的一張“特殊名片”——軍長葉挺。眾所周知,以葉任軍長,是當時國共妥協的一個產物:他為“前中共黨員”,故可以為“共方”所左右;而他又現為“非黨群眾”,還曾是蔣之“半嫡係”(葉與葉劍英、薛嶽等為孫中山“韶關總部”時期的“貼身4營長”之一)將領,蔣又有拉攏他的餘地。所以,蔣曾經很想通過拉攏葉挺,使新四軍“國軍化”。
2 關於八路軍和新四軍“級別”的思考
如此,就要看誰最後得手了。而一旦得手,那麽從理論上講,新四軍的擴張就比八路軍更遊刃有餘一些。其實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以“蔣先生”的一貫的“收買”作風,如果葉挺真是死心踏地跟他走,完全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給新四軍3師9旅27團的編製(即後來“整編軍”地位),這就大大強於八路軍3師6旅12團了。
可能很使蔣遺憾的是,這個“如果”沒有實現。葉在新四軍,盡管與項英矛盾諸多,與國軍將領中舊時袍澤關係又不錯,甚至中途還負氣開過“小差”,但從未動“再做馮婦”之心,從被捕到獲釋,都一直是堅定的“共方人員”。
倒是共產黨的軍隊,成功地覓機利用了新四軍的這種“發展空間”:在皖南事變之後,新四軍的支隊,全部變為了3旅9團製的“甲種師”,並與八路軍類似,開辟了軍區、分區、縱隊、支隊等名目繁多的擴編途徑。於是,我們就有興趣和理由再設想一種“如果”:如果新四軍能夠按照八路軍那種發展思路,在師之下,設相當於軍的“軍區”(如129師最初設的冀南、太行等軍區),充分利用所處的贛、湘、鄂、豫、皖、閩、浙、蘇等省的邊區、山區(大別山、井崗山等)等的有利基礎條件,“再造一個八路軍”,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可惜,曆史有它自身的演繹邏輯,這種邏輯,將使任何一種異想天開的“如果”變得蒼白無力。我們看一看新四軍的條件,就知道這種“如果”的“蒼白無力”:
——首先,與八路軍不同的是,新四軍所處區域,多為當時中國的富庶之地,因此也是日本人要拚力爭奪的地方。條件差一點的地方,國民黨軍又要去占據。這就不像內戰時期,隻有國民黨一家是根據地的爭奪對象,這使新四軍的實際發展的地域空間被大大壓縮。
——其次,日本人不是國民黨,他們內部高度一致,沒有各類軍閥之間的矛盾可以利用。反過來,日本人倒是一直把“以華製華”作為基本策略,所以新四軍想靠內戰那種利用此軍閥與彼軍閥“兩不管區”建立根據地的可能性,也變得比較小了。
——複次,新四軍主幹部隊,是主力紅軍離去留下的南方遊擊隊,不僅人員少,而且就起家時期情況看,其人員素質也總體上低於八路軍。所以,後來還靠八路軍支援了不少骨幹,包括最大規模的黃克誠縱隊的支援。加之三年類似“山大王”式的生存方式,相互之間信任度不高,內部矛盾也多一些。高敬亭被錯殺,雖然原因很複雜,但與內部矛盾錯綜複雜關係是很大的(參閱其結果,是導致了當時共產黨在南方最好最大的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的讓出,無疑是新四軍的一大損失。
——最後,共產黨是靠“武裝割據”起家的。“武裝”,就要武器,共產黨的軍隊主要是靠繳獲裝備自己的,但當時的情況是:國民黨不給武器,合作時期,又不能去繳其武器;日本人作戰能力和意誌頑強,難以大量繳獲其武器;偽軍雖可以繳獲,但其裝備一般不良。所以,那時的新四軍即便想要大力發展,也受到了武器裝備的許多限製。
凡此種種,都使新四軍的擴張餘地沒有“如果”式的想象那樣大:與八路軍的師一級為“方麵軍級”(下屬若幹相當於軍的“軍區”)相比,新四軍的師一級隻能算是“軍級”;盡管新四軍的軍區多達8個,但每個軍區的下屬“分區”(旅級)一般為3、4個,而八路軍的軍區下屬分區,有多達7、8個。我們再以最後的結果看:以八路軍為基礎,編成了解放戰爭中期的解放軍的三半個野戰軍(西北、華北、中原,東北一部),而新四軍隻編成了一個半(華東、東北一部),其中去東北那“一半”,還是黃克誠的二師,其前身,又是原來的紅二十五軍改編成的115師344旅。
曆史的“演繹邏輯”,是一種最複雜的邏輯:它不會像形式邏輯那樣,“有其因則必有其果”,而往往是“多因多果”,甚至是“因果不定”。所以,對於曆史,我們或許可從中總結一些有用的經驗教訓,或許這種總結對於未來沒有多少用處,但無論如何,曆史是難以用一個“如果”去推理出什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