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獄裏的力阻狂輪

來吧，參加通往永恒自由道路上最隆重的宴筵 —
死亡，砸碎那使人卑躬屈膝的鐐銬，衝破那禁錮我們短暫生命
和在黑暗中苟延殘喘的靈魂的獄牆，
使我們最後看到目力不及的景觀。
自由，我們長期以來在戒律、行動和苦難中尋求你。
現在我們就要死去，在上帝麵前，我們將會與自由相遇。
— 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寫於獄中
餘傑曾寫過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有兩個人是知識界藉以反省的契機，他們就是顧準和朋霍費爾。
德國神學家朋霍費爾三十歲時辭去了教職；三十四歲起被禁止公開講道；三十五歲時，文章不得出版問世；三十七歲被捕入獄；三十九歲被納粹以叛國罪送上絞刑台。
希特勒上台後，時代的巨輪在狂奔，德國變成了“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一個教會”。朋霍費爾卻想憑書生之力去力阻狂輪，向帝國，向自己的民族，向國家教會，向元首挑戰，他的無謂犧牲的背後的支撐是什麽？
當尼采向天下宣告“上帝死了”，西方傳統的最高價值體係轟然塌陷之後，時代的巨輪發出巨大的回響時，朋霍費爾又是如何站在神學的立場上去應對的呢？
朋霍費爾在獄中十八個月沉思所寫下的書信和詩歌，被後人編輯成《獄中書簡》而成為人類三大監獄書籍之一。
朋霍費爾盡管知道“我們的所有作品，一夜之間就可能被摧毀，而且我們的生活與父輩相比，已經變成了無定形的、支離破碎的。”可是“我隻能說，我還是不會選擇在任何別的時代生活，而隻選擇我們這個時代，雖然它是如此不顧及我們的外在命運。”
他毫不猶豫地選擇走向時代的苦難，而不是以上帝的名義躲在生活的幕後，1939年他從美國堅持回國，他給友人的信中說：“我來美國實在是一個錯誤。假如此時不分擔同胞的苦難，我將無權參加戰後的重建。”
“參與上帝的苦弱”是朋霍費爾的一生主張。基督耶穌自由地選擇苦難，他以上帝獨身子的身份來分擔人的不幸，以此否定苦難和惡的不義，並最後因著苦難而得著榮耀，因此耶穌的經曆說明苦難的終極結果不是苦難，而是公義和善。“這種意義意味著人的受苦和不幸絕非自然而然的合理的，而恰恰意味著人的受苦與不幸盡管是自然性的，但卻不是終極性的和有意義的，是不合理的。”
作為基督的門徒也要分擔上帝的苦弱，承受塵世的不公，“門徒之所以是門徒，就在於他們分擔主的苦難，遭棄絕及被釘十字架”。朋霍費爾在獄中寫的一首名為《基督徒與異教徒》中有這樣的詩句：“但有人親近上帝，當他苦悶淒楚，見他貧困受辱，無可枕頭無果腹。被罪惡壓傷、受死亡痛苦，基督徒堅定站立上帝身旁，他正受壓悲苦。”
朋霍費爾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完美悲壯地行出了“參與上帝的苦弱”。當希特勒幹預教會選舉，把反猶政策強加給教會時，他反對國家教會向希特勒效忠，辭去牧師職位，發表演講“教會沒有權利將國家的資源占為己有。但當國家將基本人權置於法律之外時，教會也不能置身於政治之外”。他也講過：一個瘋子在人群中駕駛汽車橫衝直撞，我們應該做的絕不僅僅是救助死傷者，還應該有人衝上去製止那個瘋子。朋霍費爾於是參加了反抗希特勒的地下組織，並由此而被逮捕入獄直至被處死。
朋霍費爾不僅麵對希特勒獨裁統治的巨輪，還麵對基督教信仰的危機年代，他在獄中反複思索：“不斷縈繞在我腦際的問題是：今天對我們來說，什麽是基督教，甚至誰是基督？…基督如何還能夠成為那些無宗教的人的主呢？存在無宗教的基督徒嗎？…我們如何成為一個無宗教的和世俗的基督徒呢？…”
朋霍費爾提出世界已經成年的概念，不再需要上帝的監護。由於人類自啟蒙時代後，理性主義大大發展，在哲學，法律，自然科學，倫理學，甚至神學中都把上帝擠了出去，“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完全沒有宗教的時代：現在的人們簡直不再可能具有宗教氣質。”他反對狂熱和虛偽的宗教現象和行為，但他並沒否定在無宗教時代上帝的存在，而是要剝去宗教的外衣去認識上帝，稱為“非宗教的基督教”。
朋霍費爾說：要在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在生活的邊緣談論和尋找上帝；要在生命和成功中而不是在死亡和苦難中談論和尋找上帝；要在生命和生活的完整性中而不是在人的內心中談論和尋找上帝；要在人的成年的力量而不是人的軟弱中談論和尋找上帝，要在人的此世而不是在靈魂拯救中談論和尋找上帝。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在成年的世界中，在此世的生活中談論上帝和尋找上帝。
朋霍費爾的神學思想特別注重在此世中的尋求上帝，在生活的中心尋求上帝，故此他才會有強烈的意識去“參與上帝的苦弱”，自知螳臂當車卻還要執意去阻攔時代的巨輪。
劉曉波98年寫過一文：獄中重讀《獄中書簡》，裏麵有一段：“親愛的霞：朋霍費爾的榜樣正在逼視和召喚，坐牢正是參與塵世苦難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放棄的，縱使我們改變不了什麽，但我們的行為起碼可以證明耶穌精神仍然活在人間；在無上帝的現代世界，耶穌精神是唯一能夠抗衡人類墮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費爾所說：‘產生行動的並不是思想，而是願意承擔責任的準備。’”（題外話：正巧劉曉波今天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大家對他的評論一直是冰火二重天，罵的讚的皆有之，有罵他漢奸言論要中國殖民三百年，有罵他排擠打壓獨立筆會的會友，有罵他的人品低劣等等。劉曉波的主張未必都正確，他的行為處事未必都稱得上道德，他的動機未必都是大公無私，但他至少一直有勇氣去參與塵世的苦難，這不是人人都肯做的，盡管你可去苛責他的目的。）
朋霍費爾在獄中寫有《我是誰》的詩歌，的確我們每個人都不知道真正的我，是懦夫還是勇士，是君子還是小人，抑或兩者都是，但唯有上帝最清楚。
我是誰？人常說：
我步出牢房，
從容、愉快、堅定地好似紳士邁出豪宅。
我是誰？人常說：
我和獄官說話，
自在、友善、清晰地像在發號施令。
我是誰？人又說：
我忍受苦難，
平靜、微笑、驕傲地像個得勝者。
我真是人們所說的那樣嗎？
還是隻有自己心裏明白？
我不過像一隻籠中鳥，
不安、饑渴、軟弱，
好似被人掐住喉嚨，
為呼吸而掙紮。
我想念色彩、花朵、鳥語；
我奢望安慰的話語和同伴的愛憐；
我痛恨獨裁和心胸狹窄；
我搖擺不定、期待大事降臨；
思念千裏之隔的朋友，
卻隻能無力地顫栗；
我的禱告、我的思想、我的舉動
都令人厭煩、都是虛空；
我虛弱地想隨時告別一切。
我是誰？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我？
今天一個樣子，明天另一副德行？
或者我同時具備雙重人格？
人前假冒偽善，
人後是卑劣、寒酸的懦夫？
或者在我心深處，
我仍像打敗仗的軍隊，
正從已經得勝的戰場潰逃？
我是誰？
嘲弄著我的，是自己這些孤獨的問題。
不論我究竟是誰，
神啊，你知道：我是屬你。


朋霍費爾的身體最終被時代的巨輪壓碾而過，他在臨刑前說：“這，就是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但他的精神猶如黑夜中的流星，一直閃爍在今天。

附：
法國作曲家梅西安（陳其鋼是梅西安的關門弟子）40年入伍後被德軍俘虜，被送往薩克森的戰俘營，在戰俘營中遇見分別拉大提琴，小提琴和吹單簧管的三個法國音樂家，又加上一架鋼琴，譜寫了共有八個樂章的《末日四重奏》，內容受聖經的啟示錄第十章所啟發。這部作品證明了人類在苦難中的勇氣，其中信仰的力量維持了精神的高度。
最後一章名為讚美永恒的耶穌，樂曲極慢而溫柔地把人帶向耶穌，仿佛我們看見在集中營的死亡陰影籠罩下，作者的信仰之光劈開陰霾，緩緩向上而入至聖所，小提琴進入最高音弦上的高音時，耶穌的永恒之愛頓時顯明。
這首曲子同樣也詮釋了朋霍費爾在獄中不屈精神的力量來源，故此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