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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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曝“信陽事件”真相
朱健國
路憲文的概況
在“大躍進”五十周年來臨之際，2007年12月4日至9日，我就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揭露“信陽事件”真相的一篇遺書——《“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全文一萬八千餘字，未刊稿）真偽問題，專程到信陽地區采訪“信陽事件”當事人中的幸存者，經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餘德鴻先生確認，該文為身患癌症的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親自定稿。
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隻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餘德鴻，在患賁門癌曆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由於路憲文當年作為“替罪羊”被判刑，加上北京、鄭州和信陽三地的檔案館至今仍不開放“信陽事件”檔案，政府部門禁談“信陽事件”，路憲文的資料成為“信陽事件”中極難查證者之一，網上查不到其照片和生卒年月，知情者記不準確，家屬拒絕訪問，因此，《“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一文成為研究路憲文和“信陽事件”重要資料。
從該文參照其它史料，人們可知路憲文的概況：
路憲文，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參加革命，1948年隨“陳謝兵團”南下（歸於劉鄧大軍指揮），1949年任信陽地區商城縣縣委書記（開始稱“政委”），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陽地委第二書記，1954年6月代理書記，1958年11月升任第一書記（全稱是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處第一書記），1960年9月20日因“信陽事件”被撤職查辦（經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討論決定），1962年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定為“反革命報複罪”和“違法亂紀”（同案共22人，包括信陽地區一批縣委書記），判刑三年（實為到一農場作調查研究，一天監獄也沒呆）；據說1979年路憲文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信陽事件”處理時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結果恢複了12級高幹待遇，以行政副廳級任河南百泉農業專科學校校長（現改名河南省科技學院）。但路憲文仍然要求徹底平反，恢複正廳待遇。據說胡耀邦有批示：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徹底平反，我們還搞什麽撥亂反正（1）？路憲文一直不服，離休後在女兒路霞和妻子李昕幫助下，多年不斷上訪喊冤叫屈；於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據河南省科技學院組織部引自“路憲文去世報告”，劉保軍提供）。據原信陽地區平輿縣縣長曹銘2007年12月20日回憶，路憲文一直比較能吹、愛吹。據河南省駐馬店地區作協主席劉康健2007年12月21日說，他對260多名“信陽事件”當事人進行過采訪，路憲文當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省委委員的地委書記，他一直迫切想解決這一問題，這是路憲文在“大躍進”中拚命響應毛澤東、吳芝圃極左路線的主要動力，也是“信陽事件”得以產生的一種人性弱點和權力來源於上級的官場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
在一係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麵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其特征是：
一、“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麵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餘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隻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
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製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在信陽地區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麽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麽“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麽多人。
三、在張樹藩、餘德鴻、路憲文三位親曆者文章出來之前，國內外關於“信陽事件”和“大饑荒”餓死人的分析多集中於經濟製度的分析上，如伯恩斯坦的“糧食的過量征購”說：哥倫比亞大學的伯恩斯坦1984年發表的《斯大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期間的糧食征購》一文被公認是研究“大饑荒”起因的最早文獻。伯恩斯坦在文中論述了糧食征購和饑荒之間的關係，認為糧食的過量征購是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如林毅夫1990年在美國《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文章，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時的饑荒是因為農產品產量下降引起；如楊大利認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饑荒的原凶”。雲雲。
但是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以毛澤東、李先念、鄧小平等在“信陽事件”中的表現的獨家史料的敘述，駁倒上述盲人摸象，證明了“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實信息傳播受阻，即真話受壓，假話暢通。“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其實是一黨專製的政治製度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劉少奇、李先念、鄧小平等在“信陽事件”中的秘密表現
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的重要貢獻，是第一次公開揭露“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餘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一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麵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與張樹藩、餘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則在揭露了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明知“大躍進”造成大量餓死人，仍然要堅持“大躍進”專製，對大量餓死人無所謂。這方麵的史料，路憲文回憶了四處：
1、 在已往的史料中，都認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是在1960年5月得到中央監察委員會“信陽事件”調查組的報告後，才知道河南省和信陽地區大量“非正常死亡”，並立即嚴肅處理，現在路憲文的回憶駁倒這種說法，路文說——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1959年春（2月），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隻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麵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一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雖然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餓死五千人也是驚天動地的，必然要報告毛。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以“大躍進”殺人。）
路文又說：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征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其實仍在繼續）。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麽不揭省委，你有那麽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吳芝圃）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2、李先念以前一直作為正麵形象出現在“信陽事件”中，但路文說，李先念提出“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餓死率，也是“信陽事件”的責任者之一。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誌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征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征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匯報產量，分配征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裏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
3、毛澤東對大量餓死人輕描淡寫，使吳芝圃在信陽事件餓死人高峰期仍然在信陽地區逼農民交餘糧。路文說：“可是（1960年春節）正月初八，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和生產救災工作，糧食廳廳長王秉章去找我，說信陽地區外調糧食計劃沒完成，要抓一下，趕快完成。我說我們已沒糧食吃，不能再調了。吳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談話說：‘憲文同誌，糧食調購是中央統一安排，你必須服從，你需要糧食我供給。’會上吳芝圃講：河南省有災情，群眾生活有困難，我們要自己解決，不向中央開口要糧食。有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實際上是反瞞產），瓜菜代。”1960年3、4月份，吳芝圃又阻止調查死人問題。
“（1960年）3、4月份，吳芝圃要去中央開會，他和宋致和找我談話說：憲文同誌，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我提出死人數字怎樣報的問題，他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省委常委會上研究要槍決路憲文，征求各地市意見。據商丘地委副書記耿化伍說，大家誰也不發言。徐子榮在幹部會上講：要落實一下，殺人問題究竟殺多少為好，是不是大縣殺八百，小縣殺四百，一個大隊殺四至五人（我親自看過講話稿），共2萬人。據省委副書記楊玨講：在省委討論殺人問題，大家不好講，我說殺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別省怎麽辦，或請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4、劉少奇一直主張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曾在河南省委討論擬定了一個殺2萬“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的計劃，被毛澤東以“死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駁回，鄧小平也不讚成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路文說：“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1960年底）鄧小平從四川視察回來路過信陽，把信陽地委檔案調出來看了一下，說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什麽特殊的，不同意殺人。”
劉鄧大軍在信陽一帶呆過，鄧小平此言既是實話，可能暗示“信陽事件”總根子在毛澤東，也可能有為信陽幹部念舊情放一馬。這就可以解釋，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2007年 12 月20日初稿 於深圳 早叫廬，2008年1月5日修訂
深圳龍華人民北路125#玉華花園玉永閣306# 郵編：518109
電話：0755-27746908 ，13902918149；電子信箱：zaojl@163.net
字數： 4811
朱健國
路憲文的概況
在“大躍進”五十周年來臨之際，2007年12月4日至9日，我就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揭露“信陽事件”真相的一篇遺書——《“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全文一萬八千餘字，未刊稿）真偽問題，專程到信陽地區采訪“信陽事件”當事人中的幸存者，經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餘德鴻先生確認，該文為身患癌症的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親自定稿。
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隻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餘德鴻，在患賁門癌曆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由於路憲文當年作為“替罪羊”被判刑，加上北京、鄭州和信陽三地的檔案館至今仍不開放“信陽事件”檔案，政府部門禁談“信陽事件”，路憲文的資料成為“信陽事件”中極難查證者之一，網上查不到其照片和生卒年月，知情者記不準確，家屬拒絕訪問，因此，《“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一文成為研究路憲文和“信陽事件”重要資料。
從該文參照其它史料，人們可知路憲文的概況：
路憲文，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參加革命，1948年隨“陳謝兵團”南下（歸於劉鄧大軍指揮），1949年任信陽地區商城縣縣委書記（開始稱“政委”），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陽地委第二書記，1954年6月代理書記，1958年11月升任第一書記（全稱是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處第一書記），1960年9月20日因“信陽事件”被撤職查辦（經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討論決定），1962年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定為“反革命報複罪”和“違法亂紀”（同案共22人，包括信陽地區一批縣委書記），判刑三年（實為到一農場作調查研究，一天監獄也沒呆）；據說1979年路憲文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信陽事件”處理時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結果恢複了12級高幹待遇，以行政副廳級任河南百泉農業專科學校校長（現改名河南省科技學院）。但路憲文仍然要求徹底平反，恢複正廳待遇。據說胡耀邦有批示：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徹底平反，我們還搞什麽撥亂反正（1）？路憲文一直不服，離休後在女兒路霞和妻子李昕幫助下，多年不斷上訪喊冤叫屈；於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據河南省科技學院組織部引自“路憲文去世報告”，劉保軍提供）。據原信陽地區平輿縣縣長曹銘2007年12月20日回憶，路憲文一直比較能吹、愛吹。據河南省駐馬店地區作協主席劉康健2007年12月21日說，他對260多名“信陽事件”當事人進行過采訪，路憲文當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省委委員的地委書記，他一直迫切想解決這一問題，這是路憲文在“大躍進”中拚命響應毛澤東、吳芝圃極左路線的主要動力，也是“信陽事件”得以產生的一種人性弱點和權力來源於上級的官場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
在一係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麵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其特征是：
一、“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麵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餘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隻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
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製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在信陽地區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麽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麽“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麽多人。
三、在張樹藩、餘德鴻、路憲文三位親曆者文章出來之前，國內外關於“信陽事件”和“大饑荒”餓死人的分析多集中於經濟製度的分析上，如伯恩斯坦的“糧食的過量征購”說：哥倫比亞大學的伯恩斯坦1984年發表的《斯大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期間的糧食征購》一文被公認是研究“大饑荒”起因的最早文獻。伯恩斯坦在文中論述了糧食征購和饑荒之間的關係，認為糧食的過量征購是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如林毅夫1990年在美國《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文章，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時的饑荒是因為農產品產量下降引起；如楊大利認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饑荒的原凶”。雲雲。
但是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以毛澤東、李先念、鄧小平等在“信陽事件”中的表現的獨家史料的敘述，駁倒上述盲人摸象，證明了“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實信息傳播受阻，即真話受壓，假話暢通。“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其實是一黨專製的政治製度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劉少奇、李先念、鄧小平等在“信陽事件”中的秘密表現
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的重要貢獻，是第一次公開揭露“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餘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一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麵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與張樹藩、餘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則在揭露了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明知“大躍進”造成大量餓死人，仍然要堅持“大躍進”專製，對大量餓死人無所謂。這方麵的史料，路憲文回憶了四處：
1、 在已往的史料中，都認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是在1960年5月得到中央監察委員會“信陽事件”調查組的報告後，才知道河南省和信陽地區大量“非正常死亡”，並立即嚴肅處理，現在路憲文的回憶駁倒這種說法，路文說——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1959年春（2月），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隻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麵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一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雖然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餓死五千人也是驚天動地的，必然要報告毛。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以“大躍進”殺人。）
路文又說：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征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其實仍在繼續）。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麽不揭省委，你有那麽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吳芝圃）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2、李先念以前一直作為正麵形象出現在“信陽事件”中，但路文說，李先念提出“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餓死率，也是“信陽事件”的責任者之一。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誌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征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征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匯報產量，分配征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裏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
3、毛澤東對大量餓死人輕描淡寫，使吳芝圃在信陽事件餓死人高峰期仍然在信陽地區逼農民交餘糧。路文說：“可是（1960年春節）正月初八，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和生產救災工作，糧食廳廳長王秉章去找我，說信陽地區外調糧食計劃沒完成，要抓一下，趕快完成。我說我們已沒糧食吃，不能再調了。吳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談話說：‘憲文同誌，糧食調購是中央統一安排，你必須服從，你需要糧食我供給。’會上吳芝圃講：河南省有災情，群眾生活有困難，我們要自己解決，不向中央開口要糧食。有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實際上是反瞞產），瓜菜代。”1960年3、4月份，吳芝圃又阻止調查死人問題。
“（1960年）3、4月份，吳芝圃要去中央開會，他和宋致和找我談話說：憲文同誌，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我提出死人數字怎樣報的問題，他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省委常委會上研究要槍決路憲文，征求各地市意見。據商丘地委副書記耿化伍說，大家誰也不發言。徐子榮在幹部會上講：要落實一下，殺人問題究竟殺多少為好，是不是大縣殺八百，小縣殺四百，一個大隊殺四至五人（我親自看過講話稿），共2萬人。據省委副書記楊玨講：在省委討論殺人問題，大家不好講，我說殺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別省怎麽辦，或請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4、劉少奇一直主張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曾在河南省委討論擬定了一個殺2萬“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的計劃，被毛澤東以“死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駁回，鄧小平也不讚成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路文說：“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1960年底）鄧小平從四川視察回來路過信陽，把信陽地委檔案調出來看了一下，說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什麽特殊的，不同意殺人。”
劉鄧大軍在信陽一帶呆過，鄧小平此言既是實話，可能暗示“信陽事件”總根子在毛澤東，也可能有為信陽幹部念舊情放一馬。這就可以解釋，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2007年 12 月20日初稿 於深圳 早叫廬，2008年1月5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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