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成那個樣子之後，會以怎麽的結局收場呢？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結果，除了我。是的，除了我。
就在我期待著他們明白自己的錯誤，期待著他們主動退去的時候，卜書記走到我身邊，對我說：“來客人了，我要過去一下。”他微笑著，和以往任何時候一樣謙遜而有禮。可在這謙遜的背後，我看到，這間紀檢書記的辦公室緩緩地對我關上了門。
哪裏才有庇護？哪裏才安全？誰，可以信賴？又有誰，會幫我？那時的自己感覺到了涼，從頭到腳的涼。姐姐，除了她我想不起還有誰。
“姐，到法院來一下，紀委不讓我走。”我對著電話說。
卜書記的辦公室是不可以再呆了。堵在門口的要挪開，呆在屋子裏的也要出來。
站在法院辦公大樓六樓的走廊上，我不知該往哪裏走。身旁，兩個大男人寸步不離地守著。這時，我再一次想到了他，分管民事工作的副院長yq。很多年前，我們曾在一個庭工作過。他對法律的信仰和追求激發了我對工作的熱情，他的學習習慣一直影響著我。
他的辦公室就在走道的那一頭。我走過去，門正好開著，他在辦公桌前整理文件。看到是我，他抬起的頭很快又低了下去，並且小聲地嘀咕了一句：“怎麽到這邊來了？”是啊，怎麽到這邊來了？我重複著，問自己。也許，我期待著他擋在我與紀委工作人員的中間，說一聲：“你們不要亂來！”也許，隻是希望他用他崇尚的法律去詮釋人身自由權的立法本義。也許，什麽也沒有，隻是一時沒地方可去，偶然歇腳在這裏。
不過，那一問，那隱含怪責的一問，讓我明白，那天，我是不受歡迎的人。
美妙的手機鈴聲不合時宜地響起。我打開手機，聽到匆匆的一句“到我們這裏來”。我一絲詫異。陌生的號，讓我不知道是誰。兩度的受挫，我也開始心灰意冷，不想也不敢再去相信誰。生活就是如此的反諷，那些你給予很多關注的，關鍵的時候卻離你很遠，而真正站在你身後的，又常常是你來不及看一眼的人。大約半年之後我才知道那個電話的主人是我曾經當眾取笑過的一個人。
那天，我淡然地掃過了他的熱心，就像以前很多次淡然地將目光從他身上挪過一樣 。
衝出去，依靠自己的力量衝出去。我對自己說。
我甩過緊跟在身後的陳，快步奔向電梯口，可是還沒來得及伸手按鍵，一雙長長的手臂已經擋在了我的麵前。我躲開那稻草人般筆直僵硬的手臂，轉身往樓梯口跑。就在我跑到三樓時，我看到了姐姐。她正匆匆趕來，一臉的焦慮。沒來得急和她對話，我一個勁地往前奔。聰明的姐姐糾纏住了緊跟在我身後的那位。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向一樓。這時，我看見丈夫正麵向樓梯口站著。我匆匆甩給他一句：“你不要摻和進來！”然後，繼續往外衝。
我跑到了大街上，想攔下一輛的士逃去。可是沒有匕首沒有手槍的威逼，哪個司機願意自找麻煩呢？停下不到一分鍾，我還沒有上去，在緊跟過來的那個人的一聲大喊之中，的士拋下我開走了。我再一次被艾攔住。
我低喝一聲：“放開你肮髒的手！”
艾壓製住喘息，凶巴巴地說：“劉庭長，請注意您的形象！”
“你們還知道形象？”我不無譏諷。平靜了一下自己，我繼續往前走。艾步步緊跟。
我也不知道該往哪兒去，隻是往前走著。以最快的步伐。
艾企鵝一般笨重地跟著，讓人生厭。
“離我遠點！”我再一次低喝。
“請你配合我們的詢問！”他一邊跟上一邊想說服我。
“你們誰也沒有資格詢問我。一個比一個肮髒！”終於，我說出了這句壓在心底很久的話。
就在這句話出口之後，我忽然想到我該到哪裏去了。是的，到人大去。到權力機關去。
我一直走，走向那條很熟悉的路。過了一座小橋，進入政府大院，在第一個路口左拐。走完那條筆直的林蔭路，人大的辦公樓就出現了。
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黃dc，是個很儒雅很謙和的人。這樣的領導在基層並不多見。我很敬重他。
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將事情的經過大致做了下匯報。然後，我說：“我之所以不去，是因為他們動用非法手段限製人身自由。我是省人大代表，是黨外人員，他們這樣做，是非法的。”
聽完我的匯報，黃主任用很複雜的眼神看了看我，想說什麽但又什麽也沒說。然後，他轉向了緊跟而來的艾科長，用一種很溫和的聲音，他說：“劉庭長是省人大代表，你們是不是要慎重一些。”
聽他這樣一說，艾科長的語氣也降下來了，他說：“我們隻是請她過去核實一些問題。”
黃主任沒有往下說。他應該很清楚這句話的意思。
我接過這句話，說：“核實問題應該在公開的環境下進行。限製了自由還叫核實問題嗎？那叫逼供。如果你們保證不限製我的自由，我可以隨時配合你們的調查。隻要是公眾場合，哪兒都可以。就在人大辦公室，在人大主任或者其它人員的共同參加下也行。甚至在媒體記者的聚光燈下也可以。我這裏沒有什麽不可以曝光的。”
聽我這麽一說，艾沒有了下文。過了一會兒，他說要向領導匯報，便走出了辦公室。
我對黃主任說：“像這樣做，還有人權麽？不就成了刀俎下的魚肉了麽?如果他們這樣緊逼，我寧願犧牲生命來換取一項製度的改革。就像孫誌剛。”
過了一會兒，我又補充了一句：“這個社會總是需要有人犧牲的。”說這話的時候，我的思緒遊離到了很遠很遠，。
忽然，我又回過神來，也許，媒體可以……
我撥通了一個做編輯的朋友的電話，問他可否聯係上新華社的記者。很快，朋友就將記者的辦公室電話以及手機號給了我，然後說：“我已經將你的情況反映給了他們，他們要求你們這裏的地方人大打個電話過去確實一下。”
朋友的來電讓我很興奮，一種柳暗花明的喜悅。
我趕緊將朋友的意思反饋給黃主任。黃主任沉默著。從他的表情中，我看出了他的為難。是啊，他們是市裏的，是上一級機關。作為下一級的人大領導敢向媒體去反映麽？
我為給黃主任帶來難題而抱愧，我說：“黃主任，很對不起！給您添麻煩了。這樣吧，我先和省裏聯係一下，看他們怎麽說。”
我又撥通了省人大的電話，簡明扼要地將事情做了匯報，誰知我的話音剛落，那邊就說：“紀委我們沒辦法的，我們有權監督公檢法，但我們無權監督紀委。不是你這一起，我們這裏有很多你這樣的情況，我們都無能為力的。”
這樣的回答，讓你還能有什麽想象？哪怕是我這樣不著邊際的幻想家，那一刻也停止了想象。我知道擺在我前麵的路隻剩一條了。
“跟他們走吧！”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