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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稅:西方是宗教,中國是中藥

(2025-06-22 00:44:46) 下一個

你以為信仰是精神寄托,其實是稅;你以為喝的是湯藥,其實是賬單

 

在西方,人們每年為上帝捐出上千億美元,支撐起一個年產值達 1.2 萬億美元 的宗教產業。這個數字,相當於整個韓國或墨西哥的GDP。在中國,中成藥每年通過醫保係統報銷的額度超過 2500 億元人民幣,其中絕大多數產品並未經過確證療效的臨床驗證。更嚴重的是,中藥在重大疾病治療中常以“調理”之名介入,耽誤最佳治療時機。據保守估計,這類“延誤性傷害”每年給醫療體係帶來的間接損失高達 800 億元人民幣。

不僅僅是金錢在流失。宗教極端主義每年在全球造成超過 1.2 萬人死亡,而中藥毒副作用、誤服以及延誤治療等問題,僅在中國近十年就已造成超過 6000 起死亡案例,另有數萬人因此住院治療。

宗教和中藥,原本可能都是文化、信仰與經驗的產物。然而在現代社會,它們都演變成了信仰無法被挑戰、利益不受監督、成本全民埋單的“製度性收割機器”。它們用文化包裝信念,用情緒拒絕理性,用製度轉嫁損失,最終構成了這個時代最昂貴也最普遍的“智商稅”體係。

 

一、宗教:從信仰到製度化特權

宗教對精神世界的塑造毋庸置疑,但它在現實中的擴展早已超越了信仰本身。在美國,據喬治城大學的一項研究,宗教產業的年經濟體量高達 1.2 萬億美元。除了來自信徒的捐贈外,教會還通過大規模免稅資產運作,借助遊說團體深度介入政策製定,甚至影響到教育內容、疫苗推廣、女性墮胎權和同性婚姻合法性等公共議題。

然而,宗教不僅在製度上擁有特權,更在曆史上留下了大量血跡。從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到近現代極端宗教組織如ISIS發起的恐怖襲擊,宗教往往成為暴力和壓迫的合法外衣。美國“人民聖殿教”集體自殺導致 918 人死亡,日本奧姆真理教的沙林毒氣事件造成 13 人死亡、6000 餘人中毒——這些極端案例都指向同一個事實:當信仰不受質疑時,往往就不受限製。

當然,宗教也留下了令人敬畏的文化遺產。哥特式教堂、拜占庭馬賽克、文藝複興的繪畫巨匠,乃至牛頓、哥白尼等科學先驅的宇宙探索,都曾以宗教為出發點。宗教推動了哲學與倫理學的發展,也確實提供了心靈的安慰與社區的凝聚。但這種正麵價值,並不能否認宗教體係在製度上帶來的高昂代價。

 

二、中藥:草本信仰的工業化

 

在中國,中藥不僅是一種醫療選擇,更是一種民族身份的象征。這種身份感使得中藥在政策層麵獲得廣泛豁免,不僅進入醫保,還占據了相當比例的科研預算與市場補貼。2023年,中國中藥產業的總值已突破 1.4 萬億元人民幣,而中成藥則主導市場,但大多數產品並未通過雙盲隨機對照試驗(RCT)驗證療效。

中藥的問題不僅在於療效不明,更在於其在現實醫療係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許多患者在患病早期便被推薦“調理體質”,試圖用中藥取代規範治療,尤其是在癌症、心腦血管病等嚴重疾病中。這種文化性偏好,常常導致錯失黃金治療期,最終造成不可逆的健康損害。

與此同時,中藥帶來的直接傷害也不容忽視。國家藥監局報告顯示,中藥導致的嚴重不良反應中,肝腎損傷比例超過三成。馬兜鈴酸類中藥與腎癌、尿毒症之間的關聯早已被國際公認,台灣和歐美國家早已禁止使用,但相關製劑在中國依然在售。魚腥草注射液、柴胡注射液等產品因引發過敏和休克事故,多次成為安全事件焦點,但仍未全麵下架。

 

三、中藥打包銷售:真假混搭,誰在得利?

當前中藥的最大問題之一,是它與現代醫學的“混搭銷售”模式。患者就診時,常常會被醫生開出一張“雙軌處方”:一部分是有確效機製的西藥,另一部分則是中成藥,標榜“增強抵抗力”或“清熱解毒”。療效來自西藥,但信任卻歸於中藥,患者誤以為是中藥“起效快、無副作用”,而醫院和醫生則通過中藥部分獲得更高加成與返點。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藥中的中成藥不僅搭售,更經常被非法摻入西藥成分以“製造療效”。許多所謂“中藥止咳露”含有可待因等阿片類成分;“壯陽藥酒”中被查出西地那非(即“偉哥”);而感冒“清熱中藥”中則含布洛芬、阿莫西林等西藥常見成分,但患者對這些成分一無所知。

更嚴重的是,一些醫院本身就設有製劑室,生產“獨家配方”的中藥製劑。這些藥品通常無臨床驗證,成分模糊,售價高昂。一位病人在醫院花數百元購買所謂“古方名方”,其實際成本可能不過幾十元。

 

四、醫保係統的沉默性出血

國家醫保局數據顯示,中成藥已占醫保藥品支出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在個別地區甚至超過 40%。這意味著大量醫保資金,正流向療效不明、重複使用、甚至不安全的產品。與此同時,由於中藥在兒童、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中被廣泛推薦,其“低風險”“可長期服用”的形象使得濫用頻繁,進一步加重醫保壓力。

更沉重的代價是延誤治療所造成的“沉默傷害”。雖然目前尚無係統統計,但中藥耽誤治療帶來的病情惡化與生命代價,幾乎家家有例,人人有感。誰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癌症患者拒絕化療,堅持服用“古方調理”,結果病情惡化;老年人停用降壓西藥,改吃“護肝補腎”中藥,最終突發中風;兒童高燒不退,家長堅持用“退熱中成藥”,錯過了抗生素使用的最佳時機。每一個看似溫和的“草本選擇”,背後可能就是一次不可逆的病情加劇。

 

五、製度防火牆:批評等於背叛?

宗教與中藥之所以如此難以改革,根本原因不在於其實際功效,而在於它們構建了“不可質疑的防火牆”。質疑宗教,就是褻瀆神明、失德墮落;質疑中藥,就是不愛國、否定傳統。這種情緒綁架與道德升維,讓原本應當接受證據與監督的係統變成了免疫於常識與科學之外的“文化特區”。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批評豁免權成為各方利益的保護傘。無論是宗教機構、藥企、還是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一些知識分子,都傾向於在“文化尊重”或“民族自信”的名義下回避討論和審查。

 

六、信仰與文化,必須接受證據約束

我們不否認宗教對藝術、倫理、哲學的推動,也不否認中醫中藥中確有寶貴的經驗積累。但文化不能成為製度豁免的理由。信仰不是擋箭牌,傳統不是護身符,療效必須可證,成本必須可算。真正負責任的社會,必須敢於將文化價值與製度責任分開處理。

宗教與中藥並非天生錯誤,它們的問題在於——當它們不再接受提問、不再受製於實證時,就從文化沉澱變成了利益係統,從信仰變成了智商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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