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類分子'的出處: 劉少奇的乾坤大挪移

"四類分子"是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在“四清”運動和文革裏慘遭政治迫害。他們的每一個人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苦難記憶。

背景說明：1963年，在從三年困難時期中恢複以後，毛澤東痛定思痛，準備在體製內引如監督機製，讓群眾可以對官員擁有監督的權力。

以下摘自《論社會主義社會》：
“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上製定了《前十條》，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十條》有四個主題：以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幹部意圖提高幹部工作水平；以社會主義教育群眾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信心；以階級鬥爭教育幹部群眾警惕資本主義複辟；以“四清”建立民主監督機製，推動全體官員清正廉潔。其中第7條指出：“貧下中農的代表、委員會和主任，都應當由貧農、下中農選舉產生。要充分發揮貧下中農組織對社、隊管理委員會的協助和監督作用。貧下中農委員會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隊管理委員會和監委會。社、隊一切重大事情都應當同他們商量，使他們了解，不得加以封鎖”。第8條指出：“農民迫切要求社、隊認真地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目前社、隊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是幹群之間的矛盾，必須予以解決，也不難解決”，“今後，除了按照六十條的規定，定期公布各項賬目之外，每年還要大清一次到兩次，使“四清”成為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首先是基本核算單位的一項經常製度，並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主義教育”。這裏的“四清”，其實就是生產資料的公開管理。這個運動，就是要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建立民主的群眾監督機製，從製度上解決幹群矛盾。可以說，《前十條》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民主機製的一個重要嚐試。

但社教運動開展以後幾經波折。63年9月劉少奇主持製定了《後十條》，提出了“按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這次運動，應當以階級鬥爭為綱”，給運動設定了主題：四清和對敵鬥爭，把社教運動變成了整人運動。《後十條》的“對敵鬥爭”就是整階級敵人，就是鬥爭“地富反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且要參照1933年中央劃分農村階級的文件重劃階級成分，清查漏網的階級敵人（那個文件是王明統治時期的極左產物，毛澤東曾意圖阻止該文件的製定和實施，被二十八個半譏笑為不通馬列主義，是“狹隘經驗主義”。為此毛澤東特撰文《反對本本主義》，很是打了一陣筆墨官司。不過這場筆架毛澤東沒打過二十八個半。那個文件也是中央蘇區反五次圍剿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後十條》的“四清”不再是建立公開經營管理的製度，而是集中力量整基層幹部，清查經濟上多拿多占的幹部以及政治上和“地富反壞”有聯係的幹部。而且規定“地主、富農的子女，一律不能擔任本地的基層領導幹部，一般地也不宜擔任會計員、保管員、出納員、社隊企業和事業的管理人員等重要職務”，將血統論正式引入到了黨的政策之中。此後，由機關幹部和高校師生組成大批工作隊下鄉搞運動。其中王光美帶隊蹲點，在64年4月搞出了個桃園經驗，這個經驗就是如何用秘密調查和逼供信挖出“四不清”幹部。接著劉少奇在64年9月發布“《後十條》修改草案”，在全國推廣桃園經驗。一時間基層幹部、出身不好的人、以及平時愛說個怪話的人被整得淒慘無比，有些村社基層組織徹底癱瘓。而關於《前十條》裏希望通過選舉來產生的貧下中農委員會，《後十條》裏的說法是“貧、下中農組織的建立，必須采取訪貧問苦、紮根串連，隨著運動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發展的方法。關鍵是紮正根子。首先吸收的，應當是立場好、勞動好、熱愛集體、覺悟較高、政治純潔的貧、下中農”。完全成了由工作組吸收發展的，而不是大家選舉產生的。徹底沒有了民主的成分。從此，社教運動被稱為四清運動。”

評述：毛澤東發起運動的目的，是建立群眾可以監督幹部的民主監督製度。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一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將運動的重心轉移成了對“四類分子”和“四不清幹部”的鬥爭。以毛澤東的名義，來瓦解毛澤東的目標。

《論社會主義社會》電子書下載：
http://www.xun6.com/file/635af77226/SimplePerface051410.pd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