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野蒼穹
沃野蒼穹, 龍騰虎躍
十. 文革反思
關於文革，眾說紛紜。從66年5月《516通知》起到68年9月“祖國江山一片紅”為止，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從文鬥到武鬥，全國上下造反派保皇派打做一團，最後是上自國家主席，下至廠長村長小學校長，但凡一把手幾乎都被打倒。公檢法、政府、黨委被全麵摧毀，由革委會取而代之。解放戰爭時，共產黨用三年時間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而文革，則是共產黨用兩年半的時間推翻了共產黨的統治。其鬥爭之驚心動魄，其動蕩之激揚猛烈，其混亂之荒唐莫名，親身經曆者多心有餘悸。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劇烈的社會動蕩豈是以一人之力說發動就能發動的？文革頭兩年裏，全國百姓如火山爆發般的猛烈造反，必然有一個能量積累的過程。而毛澤東，也不可能莫名奇妙地發動群眾打碎他自己曆經千難萬苦九死一生建立起來的國家。
文革的一切，到底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就讓我們從建國的時候開始看一看吧。
49年建國之初，中國參照蘇聯經驗，開始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經過土改和合作化，城市經過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建立了起來。同時，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開始建設自己的現代工業體係。到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五年內，以蘇聯幫助設計的156個項目為中心，中國建成了825個工業企業，包括化工、化肥、冶金、機械、飛機、汽車等，建立了現代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國家建設可謂形勢一片大好。但就在這個時候，問題開始出現了。
1957年，基本上是造反農民出身的各級領導，和以舊社會成長的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文職技術人員，因為外行領導內行，發生了普遍的矛盾。當一窮二白的白紙上色彩豐富起來的時候，“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老革命們的水平普遍開始跟不上了。毛澤東開始在一些地方發現這樣的矛盾的時候，鼓勵大家向黨提意見，搞大鳴大放，希望能夠由此提高領導水平，戒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毛澤東很清楚他手下這群山大王的水平，並認為虛心接受群眾意見就能在短時間內得到足夠的進步。但當幾乎所有的領導都被質疑，而知識分子們普遍開始要求獲得一定權力的時候，這就變成了一場全體官員與全體知識分子之間的權力之爭。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全麵的奪權行動，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這場權力之爭的結果是55萬知識分子或其支持者被打成右派流放窮鄉僻壤，中國知識界遭到極大摧殘。接下來，平均文化水平還不到小學畢業的革命官員們帶領全國人民大躍進，“跑步奔向共產主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奔入了三年困難時期。
1962年，中國的經濟從三年困難時期中恢複了過來。但從57年到62年這6年的大起大落，讓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出現了困惑，很多人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產生了懷疑。57、58年的大躍進是在老革命們的帶領下以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名義進行的，結果導致了三年的極度困難，那麽，是“好好的經被歪嘴和尚念歪了”還是本來就是個“爛經”？究竟什麽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該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否還要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另外，那些極其馬列的、極左的，往往也就是那些搞浮誇、吹牛皮的各級領導們是否還適合當領導？農村的農業合作化是否還要繼續堅持下去？這些都成了問題。同57年類似，群眾對幹部的意見再次多了起來。但這次和57年不同的是，有意見的不單單是知識分子，還包括廣大勞動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和農村基層幹部。並且這時提意見的知識分子(建國初，小學畢業以上被稱為知識分子。60年代，高中畢業以上被稱為知識分子)，都是根正苗紅、受黨教育多年的、在新中國培養出來的。而此時的毛澤東，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有嚴重問題。一是毛澤東發現中國似乎還有階級，“在機關中和集體經濟中出現了一批貪汙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同地主富農分子勾結一起，為非作歹。這些分子，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們的同盟軍”。這批人和人民群眾怎麽看都是兩個不同的階級。而且這批人顯然對社會是有危害的，是應該被鏟除的。二是毛澤東認為中國從蘇聯學來的這套體製有問題。如果你開車的時候，讓它加速一成的時候它加速十成，讓它減速九成的時候它速度絲毫不變，那這個車肯定是有問題的。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就是這樣一種情況。他鼓舞士氣的指示，都是被十倍百倍地誇張執行的。他降溫潑冷水的指示都沒什麽作用。因此他退居二線，派手下秘書們到基層調查研究，他本人也各處巡查了解情況，開始考慮如何調整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體製。
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上製定了《前十條》，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十條》有四個主題：以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幹部意圖提高幹部工作水平；以社會主義教育群眾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信心；以階級鬥爭教育幹部群眾警惕資本主義複辟；以“四清”建立民主監督機製，推動全體官員清正廉潔。其中第7條指出：“貧下中農的代表、委員會和主任，都應當由貧農、下中農選舉產生。要充分發揮貧下中農組織對社、隊管理委員會的協助和監督作用。貧下中農委員會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隊管理委員會和監委會。社、隊一切重大事情都應當同他們商量，使他們了解，不得加以封鎖”。第8條指出：“農民迫切要求社、隊認真地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目前社、隊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是幹群之間的矛盾，必須予以解決，也不難解決”，“今後，除了按照六十條的規定，定期公布各項賬目之外，每年還要大清一次到兩次，使“四清”成為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首先是基本核算單位的一項經常製度，並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主義教育”。這裏的四清，其實就是生產資料的公開管理。這個運動，就是要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建立群眾監督機製，從製度上解決幹群矛盾。可以說，《前十條》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民主機製的一個重要嚐試。
但社教運動開展以後幾經波折。63年9月劉少奇主持製定了《後十條》，提出了“按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這次運動，應當以階級鬥爭為綱”，給運動設定了主題：四清和對敵鬥爭，把社教運動變成了整人運動。《後十條》的“對敵鬥爭”就是整階級敵人，就是鬥爭“地富反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且要參照1933年中央劃分農村階級的文件重劃階級成分，清查漏網的階級敵人(那個文件是王明統治時期的極左產物，毛澤東曾意圖阻止該文件的製定和實施，被二十八個半譏笑為不通馬列主義，是“狹隘經驗主義”。為此毛澤東特撰文《反對本本主義》，很是打了一陣筆墨官司。不過這場筆架毛澤東沒打過二十八個半。那個文件也是中央蘇區反五次圍剿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後十條》的“四清”不再是建立公開經營管理的製度，而是集中力量整基層幹部，清查經濟上多拿多占的幹部以及政治上和“地富反壞”有聯係的幹部。而且規定“地主、富農的子女，一律不能擔任本地的基層領導幹部，一般地也不宜擔任會計員、保管員、出納員、社隊企業和事業的管理人員等重要職務”，將血統論正式引入到了黨的政策之中。此後，由機關幹部和高校師生組成大批工作隊下鄉搞運動。其中王光美帶隊蹲點，在64年4月搞出了個桃園經驗，這個經驗就是如何用秘密調查和逼供信挖出“四不清”幹部。接著劉少奇在64年9月發布“《後十條》修改草案”，在全國推廣桃園經驗。一時間基層幹部、出身不好的人、以及平時愛說個怪話的人被整得淒慘無比，有些村社基層組織徹底癱瘓。而關於《前十條》裏希望通過選舉來產生的貧下中農委員會，《後十條》裏的說法是“貧、下中農組織的建立，必須采取訪貧問苦、紮根串連，隨著運動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發展的方法。關鍵是紮正根子。首先吸收的，應當是立場好、勞動好、熱愛集體、覺悟較高、政治純潔的貧、下中農”。完全成了由上級吸收發展的，而不是大家選舉產生的。徹底沒有了民主的成分。從此，社教運動被稱為四清運動。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的四清做法偏離了主題，多次提醒是要搞社會主義教育，教育廣大幹部群眾。並要求中央將前後兩個十條向全體人民，包括還沒有開始搞運動的地區，也包括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作全文傳達。但由於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反對意見不做反應，毛澤東一時間拿劉少奇沒有辦法。64年底，北京召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各地代表雲集北京。65年1月5日毛澤東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拿著《黨章》和《憲法》在會議上講話，硬壓著中央糾正劉少奇的做法(就是毛指責劉鄧“一個人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人不讓我講話”的故事)。65年1月，中央發出《二十三條》，確定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那些犯輕微四不清錯誤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的，要盡可能早一點解放出來”。“對於那些犯了錯誤但是還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藥的分子有區別的黨員和幹部，不論其出身如何，都應當加以教育，而不是拋棄他們”。再次強調社會主義“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鬥爭”，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為避免“走到斜路上去”，因此“要同群眾研究出一套有效的領導幹部監督製度”(第19條)。提倡四大民主，要實行“政治民主，生產民主，財務民主，軍事民主”(第20條)。要實行幹部任期製(第18條)。並計劃用三年時間在全國完成這個任務。
從《前十條》、兩個《後十條》到《二十三條》，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可謂涇渭分明。在看到幹群矛盾的時候，毛澤東希望通過教育和建立民主監督製度，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劉少奇不肯改變製度，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多拿多占的“四不清”幹部身上，要把他們挖出來，整下去。毛澤東提階級鬥爭，是從整個社會的宏觀的角度看問題，是為改變製度建立民主監督機製提供理論基礎。劉少奇以毛澤東的名義提階級鬥爭，同時局限於一個個具體的幹部群眾個人，把階級鬥爭作為整人的依據。事實上，當時大多數共產黨人,比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都對毛澤東的論斷不以為然，在很多場合表示社會主義社會就是沒有階級的。他們更願意相信馬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階級的設想論斷。鄧小平在掌權之後，就明確地宣布中國已經不存在階級，並且把這條寫進了憲法。文革時劉少奇的罪狀之中有“打著紅旗反紅旗”“階級鬥爭熄滅論”等，實在是恰如其分。
劉少奇始終沒有安排向全體人民全文傳達《前十條》、兩個《後十條》和《二十三條》。但是劉少奇用機關幹部和高校師生組成工作隊下鄉搞運動。工作隊成員自然知道幾個文件全文，也發現了它們的明顯不同。《二十三條》製止了《後十條》導致的對基層幹部群眾的打擊，提倡民主監督，得到廣大群眾和基層幹部的擁護。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存在階級鬥爭的論斷，與馬列設想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相左。毛澤東說社會主義裏長期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在沒有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裏，又從哪裏能冒出個資產階級呢？“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究竟是誰呢？結果在全國高校和知識分子紮堆的單位，引發了關於社會主義的大爭論。以成都為例，各高校參加工作組分散到農村各處的大學生，周末回校休整就成了聚在一起爭論的時候。開始爭論隻是在相互熟悉接近的同學老師之間發生，到後來全成都各個高校的學生和青年教師每周齊聚人民廣場(現在叫天府廣場)大辯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場全國性的爭論越來越激烈，同時各地群眾要打倒走資派的呼聲開始出現。
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上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也就是說，在中國這個不存在階級的社會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無產階級的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還在繼續鬥爭。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不存在階級”的社會裏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提供了一個可以在不否認馬列設想的前提下得以自圓其說的依據。社會主義社會裏，雖然資產階級不存在了，但資本主義思想還是存在的，無產階級仍然要和資本主義思想進行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雖然是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幹部，不屬於資產階級，但他們的思想卻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因此人民群眾同他們的鬥爭實質上就不僅僅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階級鬥爭。
此文一出，全國形勢急轉直下。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轉眼間知識分子們，尤其是大學生和中學生們，基本上認同了社會主義存在階級鬥爭的看法。北京市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主管中宣部控製輿論的小組，不是後來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彭真先是控製人民日報不予轉載意圖控製該文傳播。待該文被廣泛轉載後，又於66年2月草擬《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該文的影響局限於純學術範圍。但在舉國上下都在非常激動地爭論到底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的形勢下，彭真的企圖根本不起作用。66年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進一步闡述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理論。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直指彭真、吳晗等人擁有資本主義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66年5月16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被廢除，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要進行思想文化的革命，革資產階級思想的命。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係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指責北京大學校黨委和北京市委走資本主義道路。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吃著人民的飯卻擁有資本主義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所謂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打倒。接著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起來造反奪權，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
此時，毛澤東正在杭州。劉少奇在北京召集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壓製學生。短短一個月裏，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組就把一萬多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五百多教師打成“反革命”(本人試圖在網上查一下當時北京高校有多少學生，可惜沒找到，但找到數據說當時全國高校在校生共76萬多，不知是否確切)。7月底，毛澤東經武漢回到北京，支持學生造反，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8月5日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與此同時，各地紅衛兵紛紛進京聲援北京紅衛兵。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毛澤東又先後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紅衛兵從首都返回各地，發動工農成立群眾組織，紛紛起來造反奪權。而當權派也設法組織人馬壓製造反派(例如湖南江西等地出現過讓農民進城打造反派，一天給十塊錢的事例，武漢陳再道幹脆動用軍隊抓捕造反派)，再加上不同造反派別的相互爭權，從文鬥發展到武鬥，整個國家都幾乎陷於全麵內戰的混亂狀態。從1967年初到1968年秋，各地黨委政府先後被打倒，造反派奪權成功，模仿巴黎公社的體製成立革命委員會代替了原來的黨委和政府。到69年，造反奪權的社會動蕩才算是平靜下來。
從反右、社教，到文革，一係列運動鬥爭，都給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損害。80年鄧小平執政後，認為是群眾造反才引起了社會動亂，否定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存在階級鬥爭的理論，不再抓階級鬥爭，取消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把造反派也都判了罪，關進了監獄裏，造反當然也是被禁止了。被打倒的走資派們平反昭雪官複原職，而當初敢向黨提意見的右派們卻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徹底平反。文革結束30多年來，在經濟建設方麵，中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可是官員的腐化墮落也在這30年裏發展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其中原因，最根本的就是取消了群眾造反奪權的權力。造反奪權給社會造成破壞，就應該設法規範其行為，但不能剝奪群眾造反奪權的權力。就好比說出現了商業欺詐時，不應該取消商業，而應該針對發生的欺詐行為完善相應法律規章製度。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曆次運動，很容易發現給社會造成損害的真正原因其實不是群眾奪權。反右帶來了浮誇風和其後的困難年，原因不是知識分子要求掌權，而是因為官僚階級壓製知識分子要權的要求。知識分子發現領導水平低、瞎指揮，欲製止，欲參與決策，但沒成功。結果領導們益發肆無忌憚地瞎指揮，結果就很嚴重。災難的出現，不是因為知識分子爭權，知識分子爭權恰恰是避免災難的機會。如果知識分子在權爭中勝出，那麽後麵的畝產萬斤大煉鋼鐵之類的荒唐事和三年困難是有可能避免的。同樣，社教運動最後發展成文革的全麵造反奪權全麵內戰，當權者對群眾要求的壓製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劉少奇四清時不是搞整人運動，而是按毛澤東的設想建立起民主監督製度，在文革開始後也不是迫不及待地鎮壓寫大字報的學生們，而是調整體製以順應民意，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後來群眾爆發式的造反，是前麵各種因素積累的結果。全國的群眾都欲奪權，全國的官員都欲保權。每個單位奪權的群眾還可能不止一派，在全無約束的情況下相互爭執最後大打出手。如果國家的體製能夠有民主監督製衡官員的“變修”，能及時淘汰不合格官員，就不會有文革。同時，國家體製裏應該有合理的權爭的方式和程序，以避免出現混亂和破壞。比如官員任期製，到期重選。又比如官員彈劾製度，一定數量的群眾聯名就可以彈劾官員，然後由全體公民裁決是否罷免被彈劾官員。而裁決方式，投票顯然優於打架。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必要的，在投票前應該先搞鳴放辯論，講事實，擺道理，最後投票表決。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群眾不要權，不就什麽事都沒有了嗎？怎麽能怪領導呢？這種說法，其實隱含著一個意思。那就是群眾沒有資格要權。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強調三綱五常，中庸之道。人人安分守己，謹遵尊卑之份。在儒家思想裏，官位不是爭來的，而是上麵的恩賜。這實質上就是一種以道德的力量來壓製權力之爭的手段，特別是壓製下位者對上位者權威的挑戰。這使得中國的民眾安分守己，不習慣為自身利益而抗爭。中國的平民百姓幾乎就沒有權力之爭的想法，即不競爭官位，也不主動支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官員，甚至認為競爭官位是不應該的事，是不守本份的事。想競爭官位的人就是“野心家”。這當然有利於官員們穩坐官位，也似乎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於是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極力推崇儒家思想。但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來講，這卻是致命的。儒家思想讓下位者順，上位者仁。在出現矛盾時，往往隻能是在表麵上解決矛盾，隻能是使矛盾暫時不發作，卻並沒有真正觸動產生矛盾的根源。社會結構和社會製度不能夠從解決矛盾中完善自身。這些暫時沒有發作的矛盾不斷積累，到最終爆發時，社會結構無法承受，導致全麵崩潰。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朝代輪回，儒家思想可以說是罪魁禍首。
孔孟之道的影響，使民眾往往不知道要為自己的權益作鬥爭，不想當官，也不尋求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更不會去彈劾罷免危害自身利益的官員。也就是說民眾在權力之爭中有主動放棄的傾向。而官員卻往往比民眾更明白權爭的利害，樂於看見民眾安分守己。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裏，通篇都是孔孟語錄。表麵上這是一篇馬列主義的文章，估計劉少奇本人也是這樣認為的。但實質上，孔孟之道滲透了裏麵的每一個文字。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倡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批判孔孟之道，就是希望人民能從儒家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從而能夠為自身的利益去抗爭。但文革以後，精英們又開始提倡複興儒學，試圖讓儒學再次成為全民族的道德標準。難道隻有孔孟之道才是社會道德嗎？不過現在的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是孔孟之道能夠糊弄得了的了。
不過，隻靠民眾的抗爭意識是不夠的。社會主義還需要在製度上能夠保證人民可以公平地參與到權力之爭中。毛澤東在這方麵做出了偉大的創舉。他提倡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作為群眾表達自身意見的方式。他發明了群眾造反奪權的方式，讓群眾有了打倒“走資派”的辦法。但當時幹群矛盾正是嚴重之時，而這套辦法又是第一次使用，全無經驗，更沒有配套的規章規則。結果就是天下大亂，全麵內戰，全國上下造反派保皇派打作一團。其實文革初期的造反奪權之所以猛烈異常，不僅僅是因為造反派的不顧社會次序，當權派同樣也沒有客氣，而且還因為49-66年18年來都幾乎沒有官員的新陳代謝。那時的官員是隻上不下的，終身製的。想想看，全體官員平均文化不到小學，在官位上連幹18年不下台，會是什麽情況？而如果這些官員一下子全都下台了,又會是什麽情況？當時萬裏是鐵道部部長，有一個民謠是“萬裏不倒，火車不跑；萬裏一倒，火車亂跑”，十分貼切 --- 當然，這裏不是說萬裏沒水平，隻是他很不幸地在這個民謠裏成了全體官僚的代表。如果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初就製定一個規範的人民監督造反製度，那麽不合格官員就不會積累起來達到幾乎所有官員都得換掉的地步。
如今，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實際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已經在網絡上複活。中國官僚階級雖然控製著電視廣播報刊書籍等主流媒體，並對互聯網采取了各種監控手段，仍然不能阻止人民群眾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意願。由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國的群眾階級實際上已經開始能夠與官員階級在輿論上對抗。但中國的群眾階級還沒有得到平等地參加權力之爭的權力。中國官員的選拔、任命、升遷等製度，實際上都是為官員服務的。除了每屆人大選舉時群眾可以投票選舉基層人大代表(也就是區、縣級人大代表)外，群眾是沒有資格對官員任用發表意見的。麵對全社會的公務員招收考試，招收的隻是公務員而不是有權的官員。平時的幹部“提拔”，其決定權是在現任官員手裏。
人民群眾不僅僅是沒有平等地參加權力之爭的資格，連監督官員的權力都是非常微小的。談到監督，人們現在實際上都意識到中國的製度裏缺少對官員的監督。加強民主監督喊了很多年，可是效果甚微。這裏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沒有打倒官員的權力，或者說沒有彈劾官員的權力。各種事實表明，文革時提倡的民眾可以打倒官僚的造反運動更有利於對官員的監督。什麽是監督？監督就是不允許其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受到懲罰。如果懲罰無關痛癢，那麽監督肯定就不會有什麽效果。對官員來說，什麽樣的懲罰是有效的呢？罷官就是最有效的。因此，要想讓群眾的監督有效，就必須讓群眾擁有罷免官員的權力。
現在人們習慣稱66-76年為十年動亂。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發生動亂的時期有兩個。第一個時期是從63年9月發布《後十條》開始，到65年1月發布《二十三條》止。期間工作隊下鄉整治群眾和基層幹部，捆人、打人，搞逼、供、信，導致很多村社基層組織癱瘓。第二個時期是從66年5月發布《516通知》開始，紅衛兵和造反派在全國範圍造反奪權，全國各地黨委、政府、公檢法全麵癱瘓，國家一片混亂。奪權成功成立革委會後逐漸恢複次序。各地革委會成立時間各不相同，早的在67年1月，晚的在68年9月。兩個發生動亂的時期加在一起，不到三年時間。從62年群眾向體製和官僚表達不滿意見開始，經過63年社教運動，到68年造反派奪取全國權力，實際上是一個逐步發展的完整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群眾階級與官僚階級從意見不合、開始鬥爭到徹底奪權的過程。以66年為起點，把66-76年稱為十年動亂，而不提66年前的情況，似乎66年前的中國一片歌舞升平風平浪靜，實際上就是在隱瞞文革的起因，就是在防止人們正確地了解這個完整的過程，防止人們正確的理解這個過程背後所隱含的規律。
這個過程也不是毛澤東發動的，而是人民在經受了三年困難時期以後的反思造成的，是群眾階級與官僚階級的矛盾造成的，是社會發展與體製僵化停滯的矛盾造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學習蘇聯老大哥，把蘇聯的斯大林體製幾乎全樣造搬了過來。這套體製，從經濟上說，是計劃經濟，從政治上說，是官僚專治加密探統治，從意識形態上說，是言論壟斷和思想壟斷。57年，這套體製的弊病導致知識分子和部分工人不滿，最後發展成反右運動。62、63年，在經過三年困難年後，廣大農民群眾成為不滿體製的主力軍，開始與官僚階級對立，最終發展成了全麵奪權。在這兩個過程中，毛澤東開始都是站在群眾一邊的。57年毛澤東最初站在知識分子一邊。但當官員和知識分子雙方成為爭權對立麵的時候，一邊是跟隨自己出生入死的手下，一邊是以舊社會富貴人家子弟為主的讀書人，再加上當時的國際形勢，毛澤東選擇了打擊知識分子(竊以為這是老人家的最大失誤。老人家在談到自己的時候，也表示過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建國和文革。卻沒有把反右和大躍進相提並論。相信他自己也是知道反右搞錯了)。而在62到68年，毛澤東則是一直站在群眾一邊，而且是從行動到理論上都是站在群眾一邊。毛澤東發展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長期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就是要為群眾奪權提供一個理論依據，就是要為打破斯大林體製提供一個理論依據，就是要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建立民主機製提供一個理論依據。67、68年造反派奪權成功，毫無疑問毛澤東的支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毛澤東支持的是官僚階級，或者毛澤東中立，群眾當時就不可能成功。隻不過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的社會主義估計也早就象蘇聯一樣垮台了。而造反派奪權過程中的動亂和武鬥，責任也不能由毛澤東來承擔。毛澤東支持群眾奪權，劉少奇要打擊右派和反革命。毛澤東提倡的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全都是文鬥方式。在出現武鬥時，毛澤東馬上就說“要文鬥不要武鬥”。而劉少奇從四清開始，就大搞逼供信，使用野蠻暴力的手段。從62年群眾對官僚表現出不滿發展到66-68年造反派奪權時的狂暴行為，可以說是一個官逼民反的過程。要說那三年動亂的罪魁禍首，其實就是劉少奇為代表的以社會主義體製捍衛者自居的官僚階級。而毛澤東的作為，實質上還起到了引導群眾防止國家崩潰的作用。比如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如果那1100萬進京紅衛兵不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回到家鄉去發動工農促進文化大革命，而是選擇在北京革命到底，其後果實在是無法預料的。89年64，在各地學生開始向北京進發時，中共采取措施盡量把學生攔住，就是吸取了文革的經驗。否則，如果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了百萬甚至千萬大學生，那麽趙紫陽那一句情深意切的“我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就足以讓中國改變顏色。
文革的動亂和武鬥，具體地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針對“地富反壞右”的迫害。第二類是群眾與官僚間的奪權反奪權，包括造反派和保皇派的鬥爭。第三類是造反派在打倒走資派後相互之間的爭權。在文革剛開始，劉少奇當家，第一類迫害成了運動的主旋律。很多在第一時間響應《516通知》起來搞大鳴大放貼大字報的高校學生教師被當作“反壞右”而受到打擊迫害。在各地學生開始進京聲援北京學生，而毛澤東又寫了《炮打司令部》以後，劉少奇很快被稱為是“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中國頭號走資派”。這時第二類群眾與官僚間的奪權反奪權鬥爭，也就是造反奪權，成了運動的主旋律。待到各地走資派逐漸被打倒以後，第三類造反派之間的鬥爭開始成為運動的主要形式。這類鬥爭幾乎讓文革收不了場。最後是搞“大聯合”“三結合”，各個派別基本上整合在了一起，文革的動亂和武鬥才平息下來。
在造反奪權結束以後，從68年秋到76年期間，政治鬥爭一直存在，但社會次序一直是穩定的，社會生產一直也是穩定的，按那時的說法，就是“抓革命促生產”。那個時期，當官的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唯恐一不小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出生不好的人也整日惶惶隨時擔心會被什麽人為了顯示其革命精神而揪出來批鬥。但對一般老百姓而言，那個時期不能稱為動亂。那時的社會實際是相當安定的。就算沒達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程度，至少小學生自己上學不用擔心有人販子，至少沒有黃賭毒黑。但毛澤東一直堅持說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之中，就是不說文革結束，就是要把文革繼續下去，一直拖到他去世。很多人都不明白，毛澤東這麽拖著到底要幹什麽。但是隻要仔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這裏有幾個因素。
首先，毛澤東意識到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社會製度有嚴重缺陷。雖然在《前十條》和《二十三條》裏有了一個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雛形，但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社會整個國家製度到底應該是什麽樣卻並沒有結論。因此他寄希望於人民群眾，寄希望於文革式的造反奪權運動所帶來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過程，希望能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完善的社會主義製度，“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毛澤東相信，人民群眾一定會最終建立真正的完善的社會主義製度。九大時，林彪陳伯達挑頭，包括造反派在內的整個領導階層幾乎一致要求恢複被文革打碎的製度，這令毛澤東大為惱火。林彪在毛澤東的怒火前失去方寸，可歎一代軍神，機毀人亡，葬身異鄉。
二是造反派奪權後，毛澤東發現一個統治階級又出現了，所以他心裏有一個再次發動群眾造反奪權的企圖。毛澤東表示過文革要每七、八年又來一次。這個每七、八年又來一次的文革，顯然不是指69年以後的文革，而是66-68年群眾造反奪權的文革。“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毛澤東雖然沒有確認社會主義社會裏有官員和群眾兩大階級，但顯然認定當權的官員中一定會出現“走資派”。每過一段時間，這些“牛鬼蛇神”就會“跳出來”，欺壓群眾，因此人民群眾就要起來造反，“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毛澤東堅持文革沒有結束，就是在時刻準備著“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然後予以痛擊。鄧小平當政後，部分實現了毛澤東的想法，那就是領導幹部退休離休製和任期製。就算出了“牛鬼蛇神”，最多幹到退休。但鄧小平禁止群眾造反奪權。在鄧小平的規則裏，群眾是沒有發言權的。如今的中國，群眾隻剩下了一個徒有虛表險阻重重的上訪的權力。而且，任期製的推行從一開始就不順利，到現在也還沒有徹底實行。
三是毛澤東發現“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種群眾隨時可以揪出走資派的情況，非常有利於國家的高積累，有利於國家的現代工業體係的建立和國防建設。一方麵是全體幹部群眾都艱苦樸素，不追求物質生活。另一方麵是官員的政績隻能以階級鬥爭為主題，不敢有畝產萬斤、大煉鋼鐵、世界一流大學之類的豪言壯語。政治極左讓政治人物倒黴，經濟極左卻會讓整個國家倒黴。國家的高積累和沒有浮誇踏踏實實地經濟工作在當時是國家發展所必須的，也是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保證國家安全所必須的。“抓革命，促生產，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是那時中國的決心和底氣，也是那時中國麵對美蘇兩大集團的製裁封鎖和威脅的無奈。整個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包括群眾造反奪權的混亂時期，中國在國防工業發麵始終沒有停過。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66年10月第一顆地地核導彈，67年6月第一顆氫彈，70年4月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些都是在那個時期成功的。當然，為這些成果，人民是付出了代價的。高積累，低收入，國富民窮。等到毛澤東去世以後，這種“階級鬥爭為綱”的狀態就無法維持下去了。實際上也沒有必要再維持下去，因為中國已經有了足夠的工業基礎。
第四，說到文革摧殘教育摧殘文化，感覺這是毛澤東有意而為的，而且是毛澤東有意要把這種摧殘持續的時間越長越好。明批封資修，暗抑馬列斯。說前17年的教育路線是資產階級路線，就是在指鹿為馬。那17年教育出來的人，相當一部分認認真真地啃過馬列專著。他們麵對中國現實，都有種高高在上的勁。麵對馬列主義，都有股子狂熱瘋狂的勁。在造反奪權結束後，毛澤東就把這些人都動員到農村去了。一方麵為了預防戰爭爆發青年知識分子集中在大都市而被一網打盡，一方麵為了提高農村文化科技水平，但同時也是想讓他們能真正地了解中國社會，走出馬列書本的框框。文革後7年的教育是全麵放羊。文革裏的教材似乎非常馬列，但毛澤東卻提倡考試可以抄，最好考零蛋，還批判師道尊嚴，種種手段使學校根本不可能強製學生學習不感興趣的東西。於是文革時期的貌似非常馬列的教材其實基本沒起作用。這裏說文革時期的教材是貌似馬列的，是因為毛澤東用一本由隻言片語組成的語錄代替了係統的理論。就算有人認真學，也學不到係統的馬列理論。文革時大學教育隻有理工科能招收工農兵學員，學習內容為“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而文科幹脆不能招生(竊以為其它文科都是陪綁，老人家的本意就是不讓人學馬列理論。如果毛澤東單單隻是不讓馬列理論招生，估計文革被打倒的就是老人家自己了。77年恢複高考時，各個高校基本都隻有個“馬列教研室”，政治師資青黃不接嚴重不足，各師範院校政治教育係都趕緊大批招生。待到改革深化以後，政教係又成了師範院校的雞肋。) 於是到毛澤東去世時，留下了整整一代對馬列學說隻知大概，不受馬列教條束縛的人。否則，如果全國青年都是能把馬列著作倒背如流的優秀青年，個個如二十八個半一般執著狂熱，處處死搬硬套馬列主義，中華危矣。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正所謂也。
現在看來，毛澤東隻差一步就可以跳出馬列設想的“社會主義是無階級社會”的框框。社會主義社會裏是有階級的，就是群眾階級和官僚階級。兩個階級之間，並不是一直在鬥爭。就如同資本主義社會裏勞資雙方並不是一直在鬥爭一樣。出現鬥爭的時候，也不一定是全體群眾和全體官僚的鬥爭。如果是全體群眾和全體官僚開始鬥爭，那麽這個社會也就快要崩潰了。多數情況是，部分官員和部分群眾發生矛盾。官員中有人腐化墮落、欺壓群眾、或瞎指揮而導致受害的群眾起來抗爭。毛澤東所說的走資派，就是那些腐化墮落欺壓群眾瞎指揮的官僚。這些官僚的所作所為，不是因為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而是其階級地位和個人的私心決定的。他們和群眾的鬥爭，就是官僚階級和群眾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而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卻是以全體群眾加上那些“好的”幹部作為無產階級，以走資派作為資產階級，這樣一種兩個階級的鬥爭。這裏麵有兩個誤區。一是把那些“好幹部”和群眾當成了一個階級。其實群眾和官員就是兩個階級，不論他們是否處於對立狀態。這一誤區導致文革時人們經常搞不清誰是資產階級，增加了文革的混亂，也增加了心術不正之人渾水摸魚的機會。二是那時的人們都認為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其實階級之間的關係多數情況不是“你死我活”地鬥爭的。無論是奴隸主和奴隸、領主和農奴、地主和農民、還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們並不是一直都在鬥爭的，有的時候甚至是團結互助的。出現鬥爭的時候，多數也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互相爭取一個利益平衡點。隻有在出現極大社會危機的時期，階級之間的利益已經無法平衡，才會是不死不休的鬥爭狀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者，他們是從苦難深重的舊中國掙紮奮鬥出來的，他們的經曆使他們認定統治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的。而且在當時的中國,全體人民在這一點上都和老革命們的看法是一致的。這也是文革的奪權鬥爭發展到動槍動炮性命相搏的一個重要原因。
“走資派”這個名字非常貼切。如果他們得勢，他們最終會瓜分公有生產資料，把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他們腐化墮落欺壓群眾，其原因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他們的私心。他們的階級地位，使他們有了腐化墮落欺壓群眾的條件。隻要是社會主義社會，隻要有官僚階級存在，就一定會產生走資派。這是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的規律決定的。“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這樣的官僚，為了一己之私，損害了群眾的利益，同時也是在損害整個社會主義的利益 --- 俗稱挖牆角是也。走資派的行為破壞了官員階級和群眾階級之間的平衡。當他們對社會的損害達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社會動蕩的時候，那麽就不單單是群眾，其他官員也會受到損害。可以說，他們實際上也損害了全體官僚階級的利益。
毛澤東提倡的大民主和群眾造反，確實是製衡官員權力、防止官員腐化墮落、鏟除貪官汙吏的有力措施。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群眾就應該有造反的權力。對於群眾造反，應該做的是製定規章將其製度化並防止過激引發破壞，而不是禁止。鄧小平禁止造反以後，那些走資派，現在已經在全體官僚中積累到了四處泛濫的程度。貪官和群眾的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激烈。如果哪一天，全體群眾和全體官僚開始鬥爭，那麽中國就會發生一場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真正的革命，整個官僚階級都將被打倒，但整個社會也必然將受到嚴重破壞。要維護社會主義社會健康穩定地發展，就應該在這些貪官出現的時候就把他們拉下來，出來一個拉下來一個，不能讓他們積累起來。
造反有理!! 革命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