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苑》總第六十一期

 

      台灣遊記 （二）

新創（大華筆會會員）/溫哥華

 

 

    事後知道，之所以要改變日期和行程，是因為五月十七日綠營在台北舉行嗆馬大遊行，旅行社預計遊行之後可能還有餘波（十八日確實還有靜坐示威），為安全計，避得過就避，故此才延遲一天，更為保險，把第一天的台北市自由行挪到最後一天。這不是一個旅行社的安排，是整個旅遊行業近似一致的行動，之前，大陸同胞的台灣遊，高峰時每日可湧來～７０００名之多，台灣當局因‘擔心接待不周’，曾主動提出降負荷，每日限為～３５００名大陸遊客，［為確保旅遊服務質優，寧可錢來也不多賺的治理心態，是非常值得在兩岸三地加以推廣的。］五月十七日前後幾天，大陸遊客來得更少，故此，筆者夫婦這次在各處旅遊景點，倒也避過大陸同胞擠逼之困擾，亦為一幸。

         這次台灣遊，是由台灣那兒的旅行社安排組團的，全團當中，隻有筆者夫婦是從溫哥華過去的，其餘團友大都是由美國來，或人已在當地再參加的。有一對白人夫婦和一對日裔夫婦，其他全是華裔，全程陪伴的導遊用英語和普通話講介，偶而也為那對日裔夫婦說些日語。

         筆者夫婦到台灣桃園機場時，旅行社安排接機的人還沒到，當時不知旅行團隻有我們一對是從溫哥華來，在接機大堂裏等了一會不見有其他團友，有點困惑，想起溫哥華旅行社給的旅行資料中，在台灣有一個二十四小時均可聯絡的電話，於是急忙去換零錢，撥打電話去詢問，對方聽到筆者報出姓名後，立刻加以安慰及道歉，並叮囑筆者等在大堂內，說很快就有人來接的，畢竟現在科技發達，手機聯係便利，幾分鍾後，那位遲到的接機者舉著一張寫著筆者夫婦姓氏的白紙，匆匆進入大堂，我們相認後，這位年輕人不住地向我們致歉，人找到了，我們心裏也踏實了，又見隻是為我們一對夫婦，要勞煩人家一大早特為來接，心裏也沒什麽疙瘩了。

         在台北一家酒店（原本第一天住的，現改為最後一天）的大堂，等了一個多小時，全團集齊，導遊就宣布出發，坐旅遊大巴直去寶島中部的日月潭了。

         日月潭————位於島中部玉山和阿裏山之間的一大片斷裂盆地，積水而成的，以拉魯島（又名光華島）為界，一側如日輪，一側如月弧，故名日月潭，是台灣人最引以自豪的旅遊景點。由於海拔高度達７４０米，是深水池，按字麵解釋，這叫潭，不叫湖了。日月潭四周群山環抱，旅遊大巴沿山一路駛去，湖光山色美不勝書，這個台灣最大的淡水潭，原是歸南投縣管治，以前來遊覽，要買門票的，自從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１日１１：５４，台中、南投一帶發生７．６級強烈地震後，這一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就改由中央政府來經營管理，不收門票了。除修繕景點設施外，還在建架纜車，增添魅力，吸引旅客。日月潭建有水力發電站，是日據時期由日本人建的水壩，開閘放水，利用水的落差來發電，堤壩建造質量好，地震時無損，當時日本人的重視質量，這點還不能不服他。

         地震破壞的威力（這次地震奪去２０００多人的生命），我們也看到一個見證，在附近，有一座架設高壓電纜線的鐵塔架，高近二十米，地震時，震歪斜了。在修複整個電纜線路時，特地保留這個鐵塔架，沒有扶正，架下的角度儀清楚地標示出１５度的斜度，塔沒有倒下真是萬幸了。

未知死，焉知生？（三）                  

——由《入殮師》隨想到的日式影像“死亡”

 文/楊香女/美國 

再比如小津最為人稱道的一部電影《東京物語》。影片講述的與其說是老夫婦倆探望子女的家庭旅行，不如說是老人預感到死亡氣息後有意安排的一次訣別造訪，於是才有了影片結尾母親死後父親獨坐空房時的恬淡與釋然，當然此種超脫悠然虛空的境界同時也是小津大師所有電影的品味與格調。“大雪紛飛白茫茫， 但願把它披身上， 倘若今宵我死亡”，這是小津安二郎於1963年12月12日早上所作的一首俳句，也是在那一天大師與世長辭。或許死亡於大師早已十分熟悉，那正是在自己終生的電影中被排演了數遍的人生歸宿。 

被稱為黑澤天皇的黑澤明借助晚年大作《夢》中的八個夢境集中傾現了他畢生的人生困惑與藝術追尋。還記得在最後一個夢裏，大師給我們展現了一場發生在類似桃園仙境的水車村的一場葬禮，一個自稱103歲、戴著草帽的製作水車的老人參加了這次出殯，因為死去的老太婆是他的初戀情人，“她讓我失戀，嫁給了別人！”老人含著笑著說。葬禮上的人們沒有哭泣，反而歡天喜地，象是在歡慶著某個佳節。在黑澤大師接近暮年的內心世界裏，這何嚐不是一場值得歡樂的人生慶典呢，我已經酣暢淋漓地度過了此生，又為什麽不該滿心歡喜的離去呢？他借助影像中這個夢，微笑著告訴世人：應對著人之本初的天真重又回歸人之本源，死亡是人最終的歸宿，人們歡喜著接受，一切照都依舊。大師對死亡的豁達與透徹充滿著智者的從容。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的電影大師都該是傑出的哲學家與思想家。 

在日本電影中，將死亡這個嚴肅命題與與癡男怨女的執迷殉情演繹得淋漓絕美的莫過於大名鼎鼎的《失樂園》了。與其說我們被這樣的一對癡男怨女的愛情感動，還不如說我們——這樣一群早已習慣了貪生怕死的凡夫俗子們，強烈豔羨著如此頗具豔情意味與微醺性感的死亡儀式！我們悄悄地且底氣不足的在心底瘋狂呐喊：如果能夠這樣死一回，此生亦足矣。北野武的《花火》，則將對生與死的探討更加推向了本質。阿西以暴製暴的果斷決絕折射出他對死亡的超脫，這種超脫或許也可以看成一種深入骨髓的虛無，一種麵對荒誕世界的無力與絕望，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現代社會甘願拋棄生存回歸死亡的勇士。 

人類的生死循環或許原本就極其普通。可懵懵懂懂地生老病死，從未做過哪怕淺嚐輒止的終極思考，好比“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人也大有人在。因為有了“死”，才漲顯“生”之高貴與尊嚴，才給予“生”以寬和與釋然。就象在《收斂師》的結尾，早已在心底原諒父親的主人公將父親死命緊握手中的小石頭放於妻子已經孕育著新生命的腹部，仿佛通過一次死與生的交接儀式，完成了兩個世界愛與溫暖的傳遞與溝通。對於聰明善良的觀者們來說，早已通過情不自禁依然極力隱忍的淚水表達了他們的心知肚明。（續完） 

 漢奸在哪裏  

李良旭/馬鞍山

    前幾天看了一個電視訪談節目，使我重新想起漢奸這種人來。中國國防大學教授、中央電視台特約評論員張召忠教授，在央視電視訪談時，說了這樣一件事。他說，去年，他在黑河調研時，看到了一個中俄璦琿條約割讓中國領土以及江東64屯被俄羅斯軍隊侵占的血腥曆史展覽館。張教授看了這個展覽館，感到非常震撼，深受教育。當時，陪同張教授參觀展覽館的一個領導告訴他，上級有關部門已下過很多次通知了，讓他們盡快關閉這個展覽館，理由是這樣的展覽館不利於中俄兩國友好關係的開展。張教授當即就氣憤地說，這簡直是胡說八道，這個展覽館堅決不能撤！我們不是捏造曆史，我們是在回顧曆史，那一段殘忍的曆史，不僅讓中國人記住，也應該讓俄羅斯人記住。隻有這樣，才能維係中俄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中俄之間才能接受教訓，永不再戰。

張教授不無感慨地說道，中國是一個盛產漢奸的國度，抗日戰爭時期就出了100多萬漢奸，當今不是沒有漢奸了，而是更多了。有的是外交間諜，有的是經濟間諜，有的是軍事間諜。這些人喪盡天良，為了一已之利連國家都不要了。

張教授說起當今的那些漢奸，竟直是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因為，如今的漢奸了，已然換了一幅嘴臉，顯得更加高明、更加善於偽裝了。

 抗日戰爭時期，河北省清苑縣冉莊是一個出名的地方。當地老百姓創造的“地道戰” 戰術，聲東擊西，神出鬼沒，打得日本鬼子和漢子丟盔棄甲，狼狽不堪，彰顯了我華北軍民打擊倭寇的民族氣節。這裏就是電影《電道戰》中“高家莊” 的原型。解放後，“地道戰遺址” 成為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裏，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前些日子，我到那裏去旅遊，卻看到了一種令人瞠目的現象：一些遊客穿上當年鬼子、漢奸的服裝，擺上各種造型，嘻嘻哈哈地在那照相、留念。這些遊客對能讓自己也當一回鬼子、漢奸，感到格外幸福。而那些旅遊景點的商家，也將出租當年這些鬼子、漢奸的服裝，當作一項重要的旅遊經濟收入來源，可謂很有思想。這裏，成了歌舞升平、鶯歌燕舞的娛樂場地，全無那種莊重、嚴肅、受教育的氛圍。這就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中人們一種浮躁的心態。

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報道稱日本新近發現了一些當年侵華日軍的照片，有幾張照片，在網上發布了。這是一張當年一個日本兵在華北平原站崗。他手裏拿一杆長槍，兩眼注視著前麵。他的旁邊，有兩個七、八歲的中國小男孩，頭上戴著鬥笠，穿著小衣襟，伸出小手，正一邊一個用手攙著這名日本兵，表現出一種親昵狀。這張照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刻意追求宣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建立“王道樂土”的宣傳照。眾所周知，當年日軍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老百姓見了鬼子躲都來不及，更不要說是小孩子了。

正看著這張照片，正在上大學的女兒和她談的男朋友回來了。他們進了我的書房。女兒的男朋友看見電腦屏幕上那張侵華日本兵的照片，頓時，嘻嘻哈哈地說到，誰說當年日本鬼子凶神惡煞般地殘忍，你看，這個日本兵多和善，中國小孩都喜歡和他交朋友呢！

我聽了，一陣惡心，用手指著他，大喝一聲，放屁，漢奸、漢奸、你這個漢奸。

看到我突然發了這麽大的火，女兒和她的男朋友一下子都愣在那裏，不知所措。女兒含嗔地拽拽我的衣袖，說道，老爸，您說什麽呢？怎麽突然冒出個漢奸來了？現在還有誰是漢奸呢？

我也一下子僵在那裏，為自己剛才的失態，有種悻悻然。是啊，現在誰還是漢奸呢？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看過張召忠教授寫過的一本書，叫《下一個目標是誰》。書中講道，中國人記性不好，1999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5月8日炸館事件很快就被忘掉，不會再記起這個恥辱的日子。我們有那麽多的節日，可唯獨沒有一個恥辱節。我們的公共媒體有著太多的娛樂，太多的浮躁。這是我們當今十分欠缺的地方，也是值得深刻反省的地方。

女兒責問我，現在還有誰是漢奸呢？我用指著女兒，還有她的男朋友，說道，你，還有他。頓了頓，又用手指著我自己，說道，還有我，都有可能是漢奸！

 

 那一曲西皮二六（九）

                                                                    齊  奕 （大華筆會會員）/溫哥華

等到琴之把寫下的唱詞交給了思思以後，她站起來，套上一件風衣，算是貴妃的宮裝，在客廳裏載歌載舞起來。

    思思眉飛色舞地聽著，學著，仿佛自己也在舞台上，跟著奶奶學貴妃唱，學貴妃舞，體會著她的尊貴，她的榮寵，她的哀怨。思思渾忘了周圍的一切。

    安妮在餐桌上擺放好了餐具菜肴，來到客廳，見到老小二位如此投入，不覺得也被吸引住了，忘了自己來到的目的——叫她們吃午飯。

    飯後，他們照例坐在餐桌旁的原位，閑聊一會。這一天自然而然地議論起方才的“貴妃醉酒”，安妮和思思都稱讚琴之這麽大年歲了，還是嗓音清脆亮麗，音調圓潤，身段柔軟。琴之被她們說得不好意思起來：

   “這些都是明日黃花了。年少的時候，倒也曾風頭一時。”她對著思思又說：“你太外公是唱梅派的，所以，我五六歲時就開始學梅派戲，從學唱《女起解》開始，12歲學《貴妃醉酒》，都是你太外公教的。”

   “我可是今天第一次聽您唱梅派戲，” 思思咽下了嘴裏的東西，嘟著嘴說，“多好聽啊！你為什麽隻教我程派戲，不教我梅派戲呢？”

    琴之撫摸著思思的手背，微帶歉意地說：“這都是因為你爺爺的緣故啊。”

    思思瞪大了眼：“是爺爺的緣故？難道爺爺不讓您唱？不讓我們唱？爺爺不講理。”

   “不是。”琴之說了這兩個字以後，望著牆壁，兩眼幹澀，空洞，好半晌，才說：“不是這樣的。”她收回目光，停了停又說：“這不是幾句話說得清楚的。這樣吧，我講些往事給你們聽，也許，你們就會明白了。”

   “好的，奶奶，您快說。”思思歡呼雀躍。

   “媽，我聽著呢。您慢慢地說。“

    琴之親切地看了看他們兩個，說了起來：

   “那是1947年——

1947年，6月30日。雖然暑假是明天開始，但是周琴之昨天已經考完了這學期的最後一門課——最令人頭疼的英文。所以，今天是無考一身輕，媽媽帶著她逛大馬路上著名的上海四大公司，給她買了幾套適宜女學生穿著的淡雅大方的新衣裙。

        琴之自己不覺得，可是在媽媽眼裏，女兒雖然還隻有14歲，但她已經是一個鳳眉桃腮、曲線初現、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成為做母親的要提高警覺、著意防護的重點對象了。

        前幾天發生的一件事更使她警覺了起來：琴之的英文家庭教師在補課時，對琴之動了壞腦筋。

        當時，請英文家教，相當普遍，這是因為日本占領上海時，所有學校的外語課隻能教日文。現在，學校又都改教英文，這一來學生就抓瞎了，於是，英文家教盛極一時。琴之家請的英文家教老師是當時稅務局的駐廠征稅官，姓金， 五短身材，瘦瘦的，戴著付金絲邊眼鏡，西裝、領帶、革履，三四十歲，一副紳士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