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紅色高棉：人性的罪孽

反思紅色高棉：人性的罪孽

他曾經是柬埔寨少有的知識分子，在學校裏教授過數學、英語和高棉語。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參加過傳教活動。他叫康克由，今年已經67歲，麵貌清臒，戴著眼 鏡。如果不是坐在被告席裏，很少人會聯想到他的另一個讓人膽寒的名稱：“杜赫同誌”。最近，聯合國和柬埔寨政府聯合組成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 剛剛認定此人犯有戰爭罪、反人類罪、酷刑和謀殺罪，對至少15000人遭到屠殺負有直接責任。

如今他在暮年被判處35年監禁，但對曆史的挖掘和反思，遠非一場審判可以了結。時間閃回到1979年1月7日，越南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進了民主柬埔 寨首都金邊。兩名越南攝影記者走進原金邊高級中學校區，試圖尋找拍攝的主題。校區裏有4棟三層樓的樓房以及一棟木結構住房。兩位記者很快就震驚地發現，樓 房裏躺著14具屍體。有些屍體被鎖在鐵床上麵，奇怪地扭曲著，床下的血泊尚未幹涸。沒用什麽工夫，越南人就證實了這是柬埔寨最大的政治監獄之一—“S- 21集中營”，其負責人正是“杜赫同誌”。

“我不是人，我是畜生！”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武 裝部隊攻克了金邊，美國支持的朗諾政權垮台，紅色高棉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權，從而開始了一段讓所有柬埔寨人感到恐怖的曆史。在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推行 的極端政策下，當時有近兩百萬人口的金邊在3天時間裏幾乎被疏散成一座空城。波爾布特毫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將大量城市人口驅趕入農村，取消所有學校教 育，實行嚴厲的合作社製度，以達到完全實現公有製和徹底消滅貧富差距的目的。

金邊陷落之後，紅色高棉政權立刻按照階級鬥爭理論，將前政權治下的柬埔寨人劃分為“4月17日人”和“新生者”，在肉體或精神上予以摧殘。血淋淋的迫害和 屠殺在全國蔓延，許多紅色高棉政權的高級幹部、高級軍官也和他們從前的敵人分享了同樣的命運。“杜赫”——康克由被紅色高棉政權國防部長宋成任命為安全警 察部門負責人。1975年開始，他負責掌管位於金邊的S-21保安辦公室。在那裏，他成為柬埔寨知名的“死亡天使”。

S-21保安辦公室其實是一所死亡監獄，即後來所謂的“S-21集中營”。 在當時，那裏每天平均至少關押著1500名“囚犯”。“囚犯”的來源從來就不是問題。柬埔寨檔案中心發現的一份紅色高棉檔案當中寫道：“內部敵人，在本地 區約占人口的10%，在本省約占30%。”這還僅僅是內部敵人而已，在紅色高棉的意識形態中，還有外部敵人，那些臆想中的、和克格勃、中情局等海外情報機 構有聯係的敵人。對所有這些敵人，紅色高棉的政策都是“徹底粉碎”。“S-21集中營”就像一台粉碎機，每天從事著各種拷打和屠殺的工作。 從後來找到的文件當中，可以看到康克由常常寫下這樣的筆記：“今天將17個人徹底粉碎了”，“粉碎117名，保留44名”……

酷刑、有計劃的屠殺以及讓人不寒而栗的“醫學試驗”，已經無須贅述。集中營裏每天都用最大音量播放各種革命歌曲，用以掩蓋酷刑受害者發出的慘叫。從 1975年到1979年年初，約有兩萬人被送到那裏，絕大部分遇害，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和紅色高棉的高官。紅色高棉的前新聞宣傳部長符寧是死於“S-21集 中營”的高級領導人之一，死前遭到了慘無人道的拷打，精神被徹底摧垮。在被處決前一天，符寧用顫抖的手寫下了一行字：“我不是人，我是畜生！”而對於知識 分子，受過良好教育的康克由也毫不手軟。美國記者羅伯特·卡普蘭在他的調查性著作《地球的盡頭》中這麽描繪柬埔寨知識分子的處境：“知識分子的眼鏡，就像 猶太人的黃星那樣‘致命’。”

這樣的恐怖時期持續了大約3年。“S-21集中營”的近兩萬罹難者，僅僅是柬埔寨所有受害者當中的一小部分。紅色高棉對朗諾政權人士和自己內部進行持續的 大清洗，同時殘酷地進行城市人口遷移，禁止宗教信仰，對知識分子和非高棉族人進行大規模迫害和殺戮，最終導致約100萬-300萬人死亡。具體數據仍有爭 議，但是這對總人口隻有800萬的柬埔寨來說，無疑是一場空前慘烈的大劫難。

對於“S-21集中營”來說，越南軍隊的突然入侵讓他們措手不及。他們來不及打掃現場、焚毀證據就匆忙撤退。越南軍隊進入金邊的當天，集中營的劊子手們還 殘害了14條生命，這就是兩位越南攝影記者發現的恐怖場麵。越南人在現場找到了7名幸存者，他們大多數是因為有繪畫、攝影和技術工作方麵的能力，才被集中 營管理者留為己用，免於一死。基於保安工作的要求，康克由建立了完整的死囚檔案庫，因此這座集中營留下的4000多份記錄完整地保存下來，與監獄附近的萬 人坑一起，成為大屠殺的鐵證。當時康克由匆忙逃離出去，從此基本上斷絕了與紅色高棉的聯係。在被捕前20年裏，大部分時間他是泰國的柬埔寨難民營裏的數學 和英語教師。數學是他在留法預備學校裏的專業，英語和泰語是他在逃難到泰國後自學的。學生們認為他是個出色的教師，就是脾氣有點壞。回到柬埔寨之後，他移 居到柬泰邊境一個偏僻的村莊裏繼續任教，直到他的妻子被人殺害。他被迫再次搬家，同時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1999年，愛爾蘭攝影記者尼克·鄧洛普在柬埔 寨北部的Samlaut地區追蹤到了康克由。在鄧洛普的報道發表兩周之後，這個時年57歲的教書匠兼傳教士被柬埔寨當局逮捕。

審判為何遲遲不至

迄今為止，造成上百萬人死亡的大屠殺過去了30多年，目前卻隻有康克由一人被法庭判刑。連年戰爭以及政權更迭，是造成法律和正義徘徊在這個國家境外如此之久的直接原因。

越南將紅色高棉逐出金邊之後，很快發現自己以“入侵者”的身份在柬埔寨政局中扮演著尷尬的角色。在紐約的聯合國大廈外，仍然飄揚著民主柬埔寨的旗幟。韓桑 林政權需要同時對紅色高棉、親西哈努克親王的遊擊隊以及宋雙領導的“高棉民族解放陣線”三支武裝力量作戰。經國際社會的調停和艱苦的戰鬥，越南軍隊於 1989年撤出了柬埔寨。作為抵抗越南侵略的主力軍之一，紅色高棉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大敵當前，也沒有人會考慮尋找大屠殺的責任方。直到1991年，包括 韓桑林在內的柬埔寨四方政治力量達成了《巴黎協定》，內戰基本停息。

反思的時刻似乎到來了，但是在戰後的權力分配當中，紅色高棉決策失誤，遭到了另外三方的孤立。1994年，紅色高棉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內戰再次爆發。這一 次的內戰中紅色高棉全麵失利，其重要領導人喬森潘、英薩利等人先後向政府軍投降。原紅色高棉國防部長宋成因為私下與政府軍接觸，被波爾布特滿門屠殺。這個 歇斯底裏的暴行，瓦解了紅色高棉最後的力量。1998年，波爾布特在一個小村莊裏病死，宣告了一個極端政權的徹底覆滅。

在誰應該成為被告的問題上，柬埔寨和聯合國的看法也不一致。柬埔寨政府一度宣稱，隻需要審判康克由和紅色高棉武裝力量參謀長塔莫（又名切春）。而聯合國堅 持除審判上述兩人之外，還要審判英薩利、農謝和喬森潘等幸存的領導人。這又帶來了另一重麻煩：韓桑林政權曾經缺席判處英薩利死刑，後來出於政治需要，西哈 努克親王赦免了英薩利。難道因為聯合國的幹預，柬埔寨國王的赦免令就要失效了嗎？

此外，究竟應該審判哪個時期的紅色高棉領導人，也成為爭論的重點。如果將整個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的領導人全部進行一次甄別，那柬埔寨現有的領導人——包括首 相洪森、國會主席韓桑林以及參議院主席謝辛——這些原柬埔寨共產黨黨員將喪失政治地位，這也是當局無法接受設立聯合國法庭的原因之一。

2001年，幾乎所有幸存的紅色高棉領導人接受采訪或者撰寫回憶錄時，都一口咬定自己對大屠殺毫無責任。當年不可一世的康克由反而是目前唯一認罪的高官，盡管他在法庭上公開辯解說，當時自己的家人已經成為“他們”的人質，一切都是身不由己。

2003年，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宣布成立，由各個國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和培訓相繼展開。2004年，西哈努克親王退位，新國王西哈莫尼登基，這個變動實際上 加快了特別法庭的運轉。2007年，特別法庭開始運作，英薩利、喬森潘、農謝相繼被逮捕，但是外界公認的對大屠殺負有最直接責任的塔莫已於2006年病 死。如果不加緊審判，這些進入暮年的紅色高棉領導人將無法出庭。2009年，由21名法官（其中有12名柬埔寨籍法官和9名國際法官）組成的特別法庭，終 於正式開始審判工作。

對“敵人”的定義

是什麽原因，讓這個全國總人口90%以上為佛教徒的國家，在一夜之間變得如此暴戾？是什麽原因讓波爾布特這些留法知識分子喪失了基本的人性？是什麽原因讓 紅色高棉這部血腥的殺人機器像上足了潤滑油一樣高速運轉？同樣的問題曾經在曆史上不斷地被重複，正如赫爾曼·沃克在《戰爭與回憶》當中所言：隻要人類存 在，這些問題就會被問上1000年……波爾布特對“敵人”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被人理解為大屠殺的根源。“任何一個非社會主義者都要被清除。”他在一次紅 色高棉領導人會議上說。這種殘酷的階級鬥爭理念，貫穿了紅色高棉的意識形態，甚至表現在他們執政的民主柬埔寨國歌當中：“鮮紅的血，灑遍祖國柬埔寨的城鎮 和原野。 那是善良的工農的血，那是我們革命戰士的血，男人的血和女人的血。他們的血使我們充滿怒火，也給了我們英勇戰鬥的勇氣。四月十七，在革命旗幟下，他們的血 將我們解放，不再受奴役……”無論是審視人性，還是追尋“革命”對於一個社會的終極意義，法庭的審判都遠遠不夠。即使是人性中頗可信賴的“良知”，也始終 是一個因人而異的變量—二戰期間，來自捷克的共產黨員伏契克在自己的遺言中寫道：“人們啊！我是愛你們的。但你們可要警惕啊！”誠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