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成”原型高呼向我開炮被俘 歸國被指叛徒(圖)
核心提示：開始都以為我死了，家裏還掛了烈屬的牌子。我回去，補助烈屬的小米先沒有了。剛回去那幾年還是挺難，因為地都不會種了。我們村有當兵的會講在前線的事兒，我就聽著，不說話。我們村沒幾個人知道我怎麽回事。運動的時候要鬥爭我，說我是叛徒。公社屋裏都是我的大字報，牆上也是，繩子上掛著也是。結果沒幾天林彪就摔死了，沒鬥爭起來。我算是躲過一劫。我們這一片兒有兩個被俘回來的，一個在山海關車站那邊，被關起來了；還有一個，大糞都歸他挑。
編者注： 《向我開炮！》被《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發表，還被編入語文課本。幾年後，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改編巴金小說《團圓》時遇到一個問題：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團圓的故事為主，哥哥王成是個過場人物，隻有幾行文字，並沒寫他犧牲的事跡。
毛烽和導演武兆堤商量後，用“向我開炮”和楊根思的情節重新塑造了一個王成，從而突出“英雄兒女”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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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瞭望東方周刊》2010年第22期 原題：《“王成”還活著》
那個高呼著“向我的碉堡頂開炮”的步行機員蔣慶泉，戰鬥結束後出現在聯合國軍交換的戰俘人員名單中
抗美援朝戰爭中最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還活著。
電影《英雄兒女》中說，“在中國人民誌願軍裏有千千萬萬個王成。”但是，在那場艱苦的戰爭中，隻有一名戰士，他的事跡直接激發人們創作了“向我開炮”的經典情節。
1953年4月，陸軍23軍67師201團步行機員蔣慶泉及戰友，在朝鮮石峴洞北山遭到強敵圍攻。絕境中，他向步話機高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蔣慶泉的故事被23軍《戰地報》記者洪爐了解後，寫成了通訊《頑強的聲音》。同年7月，23軍73師217團的步行機員於樹昌也在戰鬥中呼喚炮火，與敵同歸於盡。
洪爐根據未能發表的《頑強的聲音》，以於樹昌為主角另寫了一篇《向我開炮》。
與洪爐相熟的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創作電影《英雄兒女》時用“向我開炮”的情節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並根據另一位烈士楊根思的事跡設計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撲向敵人的壯烈結局。
於樹昌與楊根思確已犧牲。但是蔣慶泉，這個最初促動洪爐寫下“向我開炮”的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默默生活在遼西平原的鄉村裏。
《頑強的聲音》因何未能發表？活著的“王成”為什麽沒能獲得引人矚目的榮譽？帶著這些疑問，《瞭望東方周刊》對蔣慶泉——當了56年農民的老戰士進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采訪。
在長江邊摘下國民黨帽徽
遼寧錦州鬆山新區大嶺村，1928年蔣慶泉就出生在這裏。父親蔣福林一直在外做工，土改前家裏有房子兩間半，成分“貧農”。小時候蔣慶泉給地主打小工、在店鋪當學徒，還去黑龍江放過羊。1948年春節剛過，在國民黨遼西師管區當兵的表兄蔣慶雲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國民黨軍隊。
師管區就是國民黨拉壯丁、訓練新兵的地方，當兵可以有飯吃。秋天打遼沈戰役之前，我們都被拉到葫蘆島在海邊等著。如果錦州打贏了，我們回去；如果打輸了，就坐船撤退。
葫蘆島離錦州100多裏地，我聽見打得厲害，但不能回家。後來上船去了南方，駐紮在長江邊上。我當兵是在國民黨54軍198師539團2營5連。都知道長江是守不住了，肯定還要往南撤。我想，再撤離家就越來越遠，而且我們老家都是共產黨的地方。我再跟著國民黨，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軍是晚上過江的，這天白天我找到蔣慶雲說要回家。
蔣慶雲說，你要跑我就槍斃你。我說我要回家，槍斃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個叫老虎橋的地方。有過江的解放軍在那吃飯，我說我要加入解放軍！那時候也不換衣服，我自己還帶了一支槍。摘了帽徽，我就跟著解放軍追擊國民黨。我參加的這個部隊是第三野戰軍23軍67師199團1營3連。
解放軍有意思：吃飯、洗腳、學寫字都是任務。領導看我腦子好使、學習快，就讓我當步行機員，就是步話機員。
雖然我1949年4月才加入解放軍，但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黨了，入黨介紹人是後來67師202團3營的參謀長邢德良。別人入黨都是班長、連長當介紹人，我表現很好，所以營領導給我當介紹人。我一共立了兩次三等功，獎給我日記本、授獎狀。
我們部隊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後駐紮在那裏。我當了解放軍，但離家也越來越遠。我本來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隊受到很大教育，解放軍是窮人自己的軍隊，我們還要解放別的窮人。老家土改又給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實實地跟著部隊。
我們在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輪換部隊。
入朝第一夜看見戰友墓碑
坐上火車，蔣慶泉從浙江回到東北。路過錦州站，他沒下車，在車上喝了兩杯慰問者送來的家鄉水。
列車終點是丹東。蔣慶泉記得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裏，他和戰友們站在鴨綠江邊，麵朝著火光閃耀的朝鮮宣誓。他們唱了“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然後踏過鴨綠江大橋奔向戰火。
過江沒走多遠，一顆照明彈讓蔣慶泉看清了路邊墓碑上的名字：那是他的一個戰友，先期入朝。蔣慶泉跑過去向墓碑鄭重地敬了個軍禮。他的心情沉重而莊嚴，雖然並不知道戰友犧牲的細節，但烈士的墓碑震撼著蔣慶泉年輕的心。
我們先在東海岸修工事，防止敵人登陸。12月底，到“三八”線接替38軍防務。跟我對代工作的那個步行機員一見麵就說，我們是38軍、萬歲軍！牛氣啊！
我們在丹東和東海岸時，部隊教育我們，講烈士的故事：黃繼光、邱少雲。聽了他們的事跡，心裏很激動，很期待到前線去。文工團給我們表演節目，國內慰問團發的糖我是吃了的。他們鼓勵我們勇敢殺敵。我心裏就想，我如果不勇敢戰鬥，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對不起人民。不過，那時並不知道戰鬥有多殘酷。
我們在石峴洞北山，對麵是美7師，王牌。這個地方山很矮，比較高的是346.6高地，就是346.6米高。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邊有個很長的小山梁，我們叫西南山腿。頭兩次就打它這個西南山腿。
第一次是1953年3月初，我是跟著5連上去的。那個姓朱的連長就是這次進攻時陣亡的。打完以後我們就撤下來了。
第二次是3月底，我又跟著5連。這次連長姓劉，也陣亡了。我回來時候在交通壕裏突然遇到兩個美國兵，都舉著槍，大高個、胳膊上全是毛。前邊那個上來一槍就紮在我肚子上。我用手抓住槍頭，和他滾在一起。那美國兵也害怕，扔下槍轉身就跑了。結果又立了一次三等功。4月16日這天晚上，我們三打石峴洞北山。
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此時朝鮮戰爭已進入尾聲，雙方在“三八”線附近進行拉鋸戰。時任67師201團副團長的黃浩後來回憶說，經過前兩次戰鬥他們總結可以在占領陣地後留少數部隊扼守，然後組織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殺傷反擊之敵，並與敵人反複爭守。”
這一戰術，力求以最小代價最大程度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是誌願軍普遍使用的對敵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峴洞北山的計劃中，由201團5連和團警衛連一個排攻占北山，然後指引炮兵打擊敵反擊部隊。在戰前，炮兵還將敵人的運動通道及各類目標都進行了標記，火炮也做了測距和試射，“以求準確打擊反擊之敵。以4、6、 1連依次擔任輪番守備。”
我們大概是晚上8點進攻，5連打頭陣，然後 4連接應，再後邊是6連。5連是加強連，一百五六十人，營長帶隊。我們衝上去就剩十幾個人，連長、排長都犧牲了。我本來是要跟營長下去的，但是後來上來的 4連的步行機員也都犧牲了。我就留下來。4連也沒上來幾個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時，又剩十幾個人了。
6連沒上來啊！我們晚上先打退了兩次進攻。敵人叫紅煙炮，就是先打一發，落地冒紅煙，然後根據這個煙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樣，滿天都是“天燈”，就是照明彈。敵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們後來槍都不能用了。為什麽？地上的土被炸起來，嗆的。用布包著槍都不行，就扔手榴彈。
我們最後退到碉堡裏。除了傷員，就幾個人能打槍。我沒怎麽受傷，因為他們攔著我，讓我呼叫炮火。
我說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彈就打在我們附近，敵人不能過來。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見咱們的炮了呀！敵人就在我們碉堡外邊10米的地方，圍著我們打，用機槍封鎖我們的射擊口。
我就向步話機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們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戰死在這吧。那時候沒想別的，就是讓炮彈向我們開炮，把敵人也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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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還是沒看到炮彈。敵人第四次進攻時，堵著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們。那時候耳朵都震聾了，就見火箭彈打進來一閃光，一下就把我打暈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我醒過來，血從頭頂流下來把眼皮都粘住了，還有腿、後背都受了傷。
那個攔著我不讓我出碉堡的戰士，頭被打碎了，胸口也噴血。我使勁起來，敵人又扔了一個毒氣彈，好像是藍光、灰煙。我們被嗆得不行了，在碉堡裏還呆了有20多分鍾，就想往外衝，大概是剛出來，就什麽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現在戰俘名單上
在誌願軍主陣地和部隊出發陣地之間有上千米空曠地。戰鬥開始後，敵人的炮火就徹底覆蓋了這條必經之路，支援部隊傷亡慘重。
當時團部與蔣慶泉直接聯係的是步行機員陸洪坤。他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67師不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還借用了其他部隊的火炮和炮彈，“後來軍首長讓把喀秋莎也開上去了！”
陸洪坤在步話機中聽見蔣慶泉不斷報告敵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說，直接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問他，會不會對你造成影響？他說，別管了，快開炮吧！”
但這時，誌願軍方麵已經沒有炮彈了。
後來的兩個多小時裏，炮兵斷斷續續向北山陣地支援。陸洪坤聽見蔣慶泉說敵人把炸藥吊到了碉堡門口，“炸我了！炸到我了！”還聽見他高喊：“共產黨萬歲！”??一直到步話機中完全沉寂下來。
慘烈的第三次石峴洞北山反擊戰一直持續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飽浸鮮血。前三次石峴洞北山反擊戰中，幾經補充的201團5連前後有200多人陣亡，包括3名連長、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長。
7月，67師以14個步兵連、30個炮兵連、16輛坦克再次進攻石峴洞北山。經過幾乎一周時間的反複爭奪，終於徹底控製了石峴洞北山，使其在停戰協議簽訂時劃歸中朝一方。
洪爐就是在第四次進攻時登上石峴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記者回憶說，戰士們在挖工事時根本沒法下鐵鍬，因為沙土下就是敵我兩軍陣亡者的屍體，層層疊疊。
雖然後來一直沒有發現蔣慶泉的遺體，但是他呼叫炮火與敵同歸於盡的事跡卻在步行機員中廣為傳播。洪爐根據對陸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機員穀德泰的采訪，寫出了《頑強的聲音---記步行機員蔣慶泉》，政工機關也準備為他報功，並向軍內外宣傳他的英雄壯舉。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傳來消息：在聯合國軍交換的戰俘人員名單中，有蔣慶泉的名字。
從戰俘營回家
我突然感到頭和身上都很痛，特別是後腦勺蹭著痛，昏昏沉沉地感覺有人倒拖著我的腿。我哼了一聲，不拖了。迷迷糊糊聽見有人說話，還笑，但是聽不明白說什麽。我眼皮都腫了，睜開一條縫，腦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沒死，還活著，被抓了俘虜！我心裏難受啊，眼淚就流下來了，身上卻沒勁動。
4個敵人把我從山上架下來，我看到還有碉堡裏一起戰鬥的人也被俘了。敵人用卡車把我拉走。我躺在車廂裏，上邊架的就是美國人的屍體，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塊了，我也沒勁抹一下。
那天晚上敵人第一次審問我，問我去哪？我說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漢城的醫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後來轉到釜山戰俘營。剛到戰俘營時，戰友們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檢查。結果看見我有倆肚臍——另一個是刺刀紮的。後來又轉移到濟州第八戰俘營，我所屬的那個隊都是要回大陸的，曾經在戰俘營裏升五星紅旗。為了升旗，犧牲了很多同誌。這都是我去了以後知道的。
我們還偷偷組織學習。我寫字好，發給我一根鉛筆，是戰友們用藥品和敵人私下換的。敵人來搜查我就把鉛筆藏到肛門裏。咱們在戰俘營有組織，領導我們和敵人鬥爭，我都是參加過的。
送我們回來那天，板門店搭了一個很大的門。我把戰俘上衣脫了，使勁扔在地上。褲子沒敢脫，因為敵人不給發內衣。我就這樣光著膀子走過去了。
走過去，就抱著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師那個團參謀長是先回來的，他給我們講話，說祖國歡迎你們回來！我記得特別清：給我們發慰問品，有一盒“大中華”，抽到這個煙，我們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陰影籠罩一生
按照當時的規定，被俘人員不得進行宣傳。洪爐寫好的通訊也沒能發表。後來擔任23軍軍長的黃浩在回憶石峴洞北山戰鬥時特別提到，雖然於樹昌“與蔣慶泉事跡相同，被宣揚出去，而最早被發現的英雄蔣慶泉，卻被埋沒了，連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為此深深感到遺憾。當年的戰鬥中，有多少這樣的無名英雄”。
洪爐和戰友後來以於樹昌為主人公寫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頑強的聲音》。這篇文章由《誌願軍一日》主編劉亮、申述將標題改成《向我開炮！》
《向我開炮！》被《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發表，還被編入語文課本。幾年後，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改編巴金小說《團圓》時遇到一個問題：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團圓的故事為主，哥哥王成是個過場人物，隻有幾行文字，並沒寫他犧牲的事跡。
毛烽和導演武兆堤商量後，用“向我開炮”和楊根思的情節重新塑造了一個王成，從而突出“英雄兒女”的主題。
蔣慶泉並不知道這些。6000多名誌願軍歸國戰俘回到國內後就被送到遼寧昌圖的歸來人員管理處。
在錦州市鬆山新區民政局，本刊記者意外地查詢到了保存完好的蔣慶泉的檔案。厚厚的被俘登記材料占據了蔣慶泉檔案的主體，而那段被俘經曆的陰影籠罩了他的一生。
想見見當年紮我一刀那個美國兵
大約在60年代的一個夏日傍晚，蔣慶泉和老伴去公社看電影《英雄兒女》。回來的路上，蔣慶泉哭了。他想起那個亮如白晝的夜晚、那部被打壞的步話機，想起那個噴灑鮮血的陣地。回到家，他在被窩裏又哭了。
2004年前後，崔永元的《電影傳奇》請了洪爐等老同誌去講《英雄兒女》的幕後故事。洪爐談到了這位他從未見過麵、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過電視，蔣慶泉的妻兄和同村一個農民找到他，問他是不是就是這個蔣慶泉。蔣慶泉說，沒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蔣慶泉的兒子蔣立詢問，他卻從來沒聽父親講過抗美援朝的經曆。蔣立又去問蔣慶泉，他沉默許久後說，“沒有開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蔣慶泉不讓兒子把這件事情說出去。但2009年他還是讓兒子帶自己去了一趟丹東。在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石峴洞北山戰鬥展台，蔣慶泉看到隻有一幅炮兵陣地的照片，這個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氣，一定要把照片撕下來。蔣立費了很大力氣才將他架了出去。
雖然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50多年，可蔣慶泉內心的那場戰爭似乎從未停止。
開始都以為我死了，家裏還掛了烈屬的牌子。我回去，補助烈屬的小米先沒有了。剛回去那幾年還是挺難，因為地都不會種了。我們村有當兵的會講在前線的事兒，我就聽著，不說話。我們村沒幾個人知道我怎麽回事。
運動的時候要鬥爭我，說我是叛徒。公社屋裏都是我的大字報，牆上也是，繩子上掛著也是。結果沒幾天林彪就摔死了，沒鬥爭起來。我算是躲過一劫。我們這一片兒有兩個被俘回來的，一個在山海關車站那邊，被關起來了；還有一個，大糞都歸他挑。
早些年，蔣慶雲從台灣回來。我們倆就說當初是怎麽回事，他是怎麽去台灣的，我是怎麽投解放軍的。我回來就是農民了，但我不後悔！
八幾年，有一天突然市裏民政局和組織部來了兩個同誌，在大隊部公開宣布，取消對我的黨內處分。我在石峴洞北山那麽苦都沒哭，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後來每個月給我發錢，從4塊、6塊，現在一個月是七八百塊。政府對我好。前幾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邊的溝裏，醫院說是白內障。我兒子找到民政，民政給我寫了個條子，拿著去醫院看病不花錢。可是大夫說我眼睛裏有東西，一做手術就影響另一個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過仗，說可能是打仗時留在眼睛裏的。其實好幾十年了，天天頭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難受。姑娘結婚時，我自己跑外邊溜達去了。兒子說是什麽神經官能症。
去年我兒子領我去丹東，紀念館裏那個石峴洞北山的地方隻有炮兵的照片，我為啥要撕它？我後來看不見他們了呀---他們我就死了，就不會被俘了。
不管怎麽著，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著當年紮我一刀那個美國兵就好了，我們見見麵，現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核心提示：開始都以為我死了，家裏還掛了烈屬的牌子。我回去，補助烈屬的小米先沒有了。剛回去那幾年還是挺難，因為地都不會種了。我們村有當兵的會講在前線的事兒，我就聽著，不說話。我們村沒幾個人知道我怎麽回事。運動的時候要鬥爭我，說我是叛徒。公社屋裏都是我的大字報，牆上也是，繩子上掛著也是。結果沒幾天林彪就摔死了，沒鬥爭起來。我算是躲過一劫。我們這一片兒有兩個被俘回來的，一個在山海關車站那邊，被關起來了；還有一個，大糞都歸他挑。
編者注： 《向我開炮！》被《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發表，還被編入語文課本。幾年後，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改編巴金小說《團圓》時遇到一個問題：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團圓的故事為主，哥哥王成是個過場人物，隻有幾行文字，並沒寫他犧牲的事跡。
毛烽和導演武兆堤商量後，用“向我開炮”和楊根思的情節重新塑造了一個王成，從而突出“英雄兒女”的主題。
如果圖片沒有顯示，可以點擊圖片
本文摘自《瞭望東方周刊》2010年第22期 原題：《“王成”還活著》
那個高呼著“向我的碉堡頂開炮”的步行機員蔣慶泉，戰鬥結束後出現在聯合國軍交換的戰俘人員名單中
抗美援朝戰爭中最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還活著。
電影《英雄兒女》中說，“在中國人民誌願軍裏有千千萬萬個王成。”但是，在那場艱苦的戰爭中，隻有一名戰士，他的事跡直接激發人們創作了“向我開炮”的經典情節。
1953年4月，陸軍23軍67師201團步行機員蔣慶泉及戰友，在朝鮮石峴洞北山遭到強敵圍攻。絕境中，他向步話機高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蔣慶泉的故事被23軍《戰地報》記者洪爐了解後，寫成了通訊《頑強的聲音》。同年7月，23軍73師217團的步行機員於樹昌也在戰鬥中呼喚炮火，與敵同歸於盡。
洪爐根據未能發表的《頑強的聲音》，以於樹昌為主角另寫了一篇《向我開炮》。
與洪爐相熟的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創作電影《英雄兒女》時用“向我開炮”的情節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並根據另一位烈士楊根思的事跡設計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撲向敵人的壯烈結局。
於樹昌與楊根思確已犧牲。但是蔣慶泉，這個最初促動洪爐寫下“向我開炮”的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默默生活在遼西平原的鄉村裏。
《頑強的聲音》因何未能發表？活著的“王成”為什麽沒能獲得引人矚目的榮譽？帶著這些疑問，《瞭望東方周刊》對蔣慶泉——當了56年農民的老戰士進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采訪。
在長江邊摘下國民黨帽徽
遼寧錦州鬆山新區大嶺村，1928年蔣慶泉就出生在這裏。父親蔣福林一直在外做工，土改前家裏有房子兩間半，成分“貧農”。小時候蔣慶泉給地主打小工、在店鋪當學徒，還去黑龍江放過羊。1948年春節剛過，在國民黨遼西師管區當兵的表兄蔣慶雲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國民黨軍隊。
師管區就是國民黨拉壯丁、訓練新兵的地方，當兵可以有飯吃。秋天打遼沈戰役之前，我們都被拉到葫蘆島在海邊等著。如果錦州打贏了，我們回去；如果打輸了，就坐船撤退。
葫蘆島離錦州100多裏地，我聽見打得厲害，但不能回家。後來上船去了南方，駐紮在長江邊上。我當兵是在國民黨54軍198師539團2營5連。都知道長江是守不住了，肯定還要往南撤。我想，再撤離家就越來越遠，而且我們老家都是共產黨的地方。我再跟著國民黨，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軍是晚上過江的，這天白天我找到蔣慶雲說要回家。
蔣慶雲說，你要跑我就槍斃你。我說我要回家，槍斃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個叫老虎橋的地方。有過江的解放軍在那吃飯，我說我要加入解放軍！那時候也不換衣服，我自己還帶了一支槍。摘了帽徽，我就跟著解放軍追擊國民黨。我參加的這個部隊是第三野戰軍23軍67師199團1營3連。
解放軍有意思：吃飯、洗腳、學寫字都是任務。領導看我腦子好使、學習快，就讓我當步行機員，就是步話機員。
雖然我1949年4月才加入解放軍，但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黨了，入黨介紹人是後來67師202團3營的參謀長邢德良。別人入黨都是班長、連長當介紹人，我表現很好，所以營領導給我當介紹人。我一共立了兩次三等功，獎給我日記本、授獎狀。
我們部隊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後駐紮在那裏。我當了解放軍，但離家也越來越遠。我本來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隊受到很大教育，解放軍是窮人自己的軍隊，我們還要解放別的窮人。老家土改又給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實實地跟著部隊。
我們在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輪換部隊。
入朝第一夜看見戰友墓碑
坐上火車，蔣慶泉從浙江回到東北。路過錦州站，他沒下車，在車上喝了兩杯慰問者送來的家鄉水。
列車終點是丹東。蔣慶泉記得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裏，他和戰友們站在鴨綠江邊，麵朝著火光閃耀的朝鮮宣誓。他們唱了“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然後踏過鴨綠江大橋奔向戰火。
過江沒走多遠，一顆照明彈讓蔣慶泉看清了路邊墓碑上的名字：那是他的一個戰友，先期入朝。蔣慶泉跑過去向墓碑鄭重地敬了個軍禮。他的心情沉重而莊嚴，雖然並不知道戰友犧牲的細節，但烈士的墓碑震撼著蔣慶泉年輕的心。
我們先在東海岸修工事，防止敵人登陸。12月底，到“三八”線接替38軍防務。跟我對代工作的那個步行機員一見麵就說，我們是38軍、萬歲軍！牛氣啊！
我們在丹東和東海岸時，部隊教育我們，講烈士的故事：黃繼光、邱少雲。聽了他們的事跡，心裏很激動，很期待到前線去。文工團給我們表演節目，國內慰問團發的糖我是吃了的。他們鼓勵我們勇敢殺敵。我心裏就想，我如果不勇敢戰鬥，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對不起人民。不過，那時並不知道戰鬥有多殘酷。
我們在石峴洞北山，對麵是美7師，王牌。這個地方山很矮，比較高的是346.6高地，就是346.6米高。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邊有個很長的小山梁，我們叫西南山腿。頭兩次就打它這個西南山腿。
第一次是1953年3月初，我是跟著5連上去的。那個姓朱的連長就是這次進攻時陣亡的。打完以後我們就撤下來了。
第二次是3月底，我又跟著5連。這次連長姓劉，也陣亡了。我回來時候在交通壕裏突然遇到兩個美國兵，都舉著槍，大高個、胳膊上全是毛。前邊那個上來一槍就紮在我肚子上。我用手抓住槍頭，和他滾在一起。那美國兵也害怕，扔下槍轉身就跑了。結果又立了一次三等功。4月16日這天晚上，我們三打石峴洞北山。
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此時朝鮮戰爭已進入尾聲，雙方在“三八”線附近進行拉鋸戰。時任67師201團副團長的黃浩後來回憶說，經過前兩次戰鬥他們總結可以在占領陣地後留少數部隊扼守，然後組織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殺傷反擊之敵，並與敵人反複爭守。”
這一戰術，力求以最小代價最大程度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是誌願軍普遍使用的對敵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峴洞北山的計劃中，由201團5連和團警衛連一個排攻占北山，然後指引炮兵打擊敵反擊部隊。在戰前，炮兵還將敵人的運動通道及各類目標都進行了標記，火炮也做了測距和試射，“以求準確打擊反擊之敵。以4、6、 1連依次擔任輪番守備。”
我們大概是晚上8點進攻，5連打頭陣，然後 4連接應，再後邊是6連。5連是加強連，一百五六十人，營長帶隊。我們衝上去就剩十幾個人，連長、排長都犧牲了。我本來是要跟營長下去的，但是後來上來的 4連的步行機員也都犧牲了。我就留下來。4連也沒上來幾個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時，又剩十幾個人了。
6連沒上來啊！我們晚上先打退了兩次進攻。敵人叫紅煙炮，就是先打一發，落地冒紅煙，然後根據這個煙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樣，滿天都是“天燈”，就是照明彈。敵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們後來槍都不能用了。為什麽？地上的土被炸起來，嗆的。用布包著槍都不行，就扔手榴彈。
我們最後退到碉堡裏。除了傷員，就幾個人能打槍。我沒怎麽受傷，因為他們攔著我，讓我呼叫炮火。
我說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彈就打在我們附近，敵人不能過來。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見咱們的炮了呀！敵人就在我們碉堡外邊10米的地方，圍著我們打，用機槍封鎖我們的射擊口。
我就向步話機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們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戰死在這吧。那時候沒想別的，就是讓炮彈向我們開炮，把敵人也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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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還是沒看到炮彈。敵人第四次進攻時，堵著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們。那時候耳朵都震聾了，就見火箭彈打進來一閃光，一下就把我打暈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我醒過來，血從頭頂流下來把眼皮都粘住了，還有腿、後背都受了傷。
那個攔著我不讓我出碉堡的戰士，頭被打碎了，胸口也噴血。我使勁起來，敵人又扔了一個毒氣彈，好像是藍光、灰煙。我們被嗆得不行了，在碉堡裏還呆了有20多分鍾，就想往外衝，大概是剛出來，就什麽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現在戰俘名單上
在誌願軍主陣地和部隊出發陣地之間有上千米空曠地。戰鬥開始後，敵人的炮火就徹底覆蓋了這條必經之路，支援部隊傷亡慘重。
當時團部與蔣慶泉直接聯係的是步行機員陸洪坤。他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67師不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還借用了其他部隊的火炮和炮彈，“後來軍首長讓把喀秋莎也開上去了！”
陸洪坤在步話機中聽見蔣慶泉不斷報告敵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說，直接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問他，會不會對你造成影響？他說，別管了，快開炮吧！”
但這時，誌願軍方麵已經沒有炮彈了。
後來的兩個多小時裏，炮兵斷斷續續向北山陣地支援。陸洪坤聽見蔣慶泉說敵人把炸藥吊到了碉堡門口，“炸我了！炸到我了！”還聽見他高喊：“共產黨萬歲！”??一直到步話機中完全沉寂下來。
慘烈的第三次石峴洞北山反擊戰一直持續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飽浸鮮血。前三次石峴洞北山反擊戰中，幾經補充的201團5連前後有200多人陣亡，包括3名連長、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長。
7月，67師以14個步兵連、30個炮兵連、16輛坦克再次進攻石峴洞北山。經過幾乎一周時間的反複爭奪，終於徹底控製了石峴洞北山，使其在停戰協議簽訂時劃歸中朝一方。
洪爐就是在第四次進攻時登上石峴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記者回憶說，戰士們在挖工事時根本沒法下鐵鍬，因為沙土下就是敵我兩軍陣亡者的屍體，層層疊疊。
雖然後來一直沒有發現蔣慶泉的遺體，但是他呼叫炮火與敵同歸於盡的事跡卻在步行機員中廣為傳播。洪爐根據對陸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機員穀德泰的采訪，寫出了《頑強的聲音---記步行機員蔣慶泉》，政工機關也準備為他報功，並向軍內外宣傳他的英雄壯舉。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傳來消息：在聯合國軍交換的戰俘人員名單中，有蔣慶泉的名字。
從戰俘營回家
我突然感到頭和身上都很痛，特別是後腦勺蹭著痛，昏昏沉沉地感覺有人倒拖著我的腿。我哼了一聲，不拖了。迷迷糊糊聽見有人說話，還笑，但是聽不明白說什麽。我眼皮都腫了，睜開一條縫，腦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沒死，還活著，被抓了俘虜！我心裏難受啊，眼淚就流下來了，身上卻沒勁動。
4個敵人把我從山上架下來，我看到還有碉堡裏一起戰鬥的人也被俘了。敵人用卡車把我拉走。我躺在車廂裏，上邊架的就是美國人的屍體，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塊了，我也沒勁抹一下。
那天晚上敵人第一次審問我，問我去哪？我說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漢城的醫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後來轉到釜山戰俘營。剛到戰俘營時，戰友們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檢查。結果看見我有倆肚臍——另一個是刺刀紮的。後來又轉移到濟州第八戰俘營，我所屬的那個隊都是要回大陸的，曾經在戰俘營裏升五星紅旗。為了升旗，犧牲了很多同誌。這都是我去了以後知道的。
我們還偷偷組織學習。我寫字好，發給我一根鉛筆，是戰友們用藥品和敵人私下換的。敵人來搜查我就把鉛筆藏到肛門裏。咱們在戰俘營有組織，領導我們和敵人鬥爭，我都是參加過的。
送我們回來那天，板門店搭了一個很大的門。我把戰俘上衣脫了，使勁扔在地上。褲子沒敢脫，因為敵人不給發內衣。我就這樣光著膀子走過去了。
走過去，就抱著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師那個團參謀長是先回來的，他給我們講話，說祖國歡迎你們回來！我記得特別清：給我們發慰問品，有一盒“大中華”，抽到這個煙，我們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陰影籠罩一生
按照當時的規定，被俘人員不得進行宣傳。洪爐寫好的通訊也沒能發表。後來擔任23軍軍長的黃浩在回憶石峴洞北山戰鬥時特別提到，雖然於樹昌“與蔣慶泉事跡相同，被宣揚出去，而最早被發現的英雄蔣慶泉，卻被埋沒了，連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為此深深感到遺憾。當年的戰鬥中，有多少這樣的無名英雄”。
洪爐和戰友後來以於樹昌為主人公寫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頑強的聲音》。這篇文章由《誌願軍一日》主編劉亮、申述將標題改成《向我開炮！》
《向我開炮！》被《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發表，還被編入語文課本。幾年後，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改編巴金小說《團圓》時遇到一個問題：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團圓的故事為主，哥哥王成是個過場人物，隻有幾行文字，並沒寫他犧牲的事跡。
毛烽和導演武兆堤商量後，用“向我開炮”和楊根思的情節重新塑造了一個王成，從而突出“英雄兒女”的主題。
蔣慶泉並不知道這些。6000多名誌願軍歸國戰俘回到國內後就被送到遼寧昌圖的歸來人員管理處。
在錦州市鬆山新區民政局，本刊記者意外地查詢到了保存完好的蔣慶泉的檔案。厚厚的被俘登記材料占據了蔣慶泉檔案的主體，而那段被俘經曆的陰影籠罩了他的一生。
想見見當年紮我一刀那個美國兵
大約在60年代的一個夏日傍晚，蔣慶泉和老伴去公社看電影《英雄兒女》。回來的路上，蔣慶泉哭了。他想起那個亮如白晝的夜晚、那部被打壞的步話機，想起那個噴灑鮮血的陣地。回到家，他在被窩裏又哭了。
2004年前後，崔永元的《電影傳奇》請了洪爐等老同誌去講《英雄兒女》的幕後故事。洪爐談到了這位他從未見過麵、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過電視，蔣慶泉的妻兄和同村一個農民找到他，問他是不是就是這個蔣慶泉。蔣慶泉說，沒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蔣慶泉的兒子蔣立詢問，他卻從來沒聽父親講過抗美援朝的經曆。蔣立又去問蔣慶泉，他沉默許久後說，“沒有開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蔣慶泉不讓兒子把這件事情說出去。但2009年他還是讓兒子帶自己去了一趟丹東。在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石峴洞北山戰鬥展台，蔣慶泉看到隻有一幅炮兵陣地的照片，這個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氣，一定要把照片撕下來。蔣立費了很大力氣才將他架了出去。
雖然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50多年，可蔣慶泉內心的那場戰爭似乎從未停止。
開始都以為我死了，家裏還掛了烈屬的牌子。我回去，補助烈屬的小米先沒有了。剛回去那幾年還是挺難，因為地都不會種了。我們村有當兵的會講在前線的事兒，我就聽著，不說話。我們村沒幾個人知道我怎麽回事。
運動的時候要鬥爭我，說我是叛徒。公社屋裏都是我的大字報，牆上也是，繩子上掛著也是。結果沒幾天林彪就摔死了，沒鬥爭起來。我算是躲過一劫。我們這一片兒有兩個被俘回來的，一個在山海關車站那邊，被關起來了；還有一個，大糞都歸他挑。
早些年，蔣慶雲從台灣回來。我們倆就說當初是怎麽回事，他是怎麽去台灣的，我是怎麽投解放軍的。我回來就是農民了，但我不後悔！
八幾年，有一天突然市裏民政局和組織部來了兩個同誌，在大隊部公開宣布，取消對我的黨內處分。我在石峴洞北山那麽苦都沒哭，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後來每個月給我發錢，從4塊、6塊，現在一個月是七八百塊。政府對我好。前幾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邊的溝裏，醫院說是白內障。我兒子找到民政，民政給我寫了個條子，拿著去醫院看病不花錢。可是大夫說我眼睛裏有東西，一做手術就影響另一個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過仗，說可能是打仗時留在眼睛裏的。其實好幾十年了，天天頭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難受。姑娘結婚時，我自己跑外邊溜達去了。兒子說是什麽神經官能症。
去年我兒子領我去丹東，紀念館裏那個石峴洞北山的地方隻有炮兵的照片，我為啥要撕它？我後來看不見他們了呀---他們我就死了，就不會被俘了。
不管怎麽著，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著當年紮我一刀那個美國兵就好了，我們見見麵，現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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