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位令人感動與感歎的共產黨員
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11日當選蘇共總書記，一些西方國家的領袖與媒體不約而同產生這樣的疑問：品德不錯、思想也挺開放的戈爾巴喬夫，如何能夠應付蘇聯如此糟糕的體製？
他們的疑問有點幼稚，但不是沒有根據的。當時的戈爾巴喬夫才54歲，在黨內沒有根基，沒有劣跡，而且頗有政績，給西方世界的印象是思想比較開放。相他的前任勃裏日列夫、安德諾波夫和契爾連科等，戈氏看上去確實與老朽腐敗的體製有點格格不入。
西方人觀察問題還是有一套的，但卻還是看走眼了。到1991年12月25日戈氏辭去蘇聯總統職務時，他在位6年9個月另14天。在近七年間，戈氏並沒有去適應那個體製，他讓那個體製適應自己。他從黨與國家的體製入手進行改革，從而改變了蘇聯，改變了世界格局，也改變了人類曆史的進程……
西方媒體的疑問是著眼於現實與未來的，他們的疑問和後來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卻讓我思考這樣一個涉及到“過去”的問題：那個糟糕的體製怎麽竟然能夠把戈爾巴喬夫這樣“品德不錯”的人推上共產黨總書記的位置？
* * * *
那種體製何止出了一個戈爾巴喬夫？還有謝瓦爾德納澤，雷日科夫，葉利欽，以及東歐、東亞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前赴後繼的共產黨政治家……他們要求改變，呼籲變革，身體力行，有些被那個體製壓製下去，甚至成為階下囚，有些則最終成為專製製度的掘墓人。
戈爾巴喬夫幾乎以一己之力解決了西方人至今還沒有找出辦法的難題。西方有對付希特勒這種窮兵黷武的極權的辦法，大不了痛痛快快打一仗。但對於用宣傳與洗腦的辦法幾乎把所有的“人民”都武裝到牙齒的蘇聯東歐體製，他們還真是黔驢技窮了。隻好不停堆積核子武器，隨時準備兩敗俱傷，以這種恐怖的平衡，換來“和諧相處”的和平局麵。
當然，西方也知道這個體製的致命弱點：它害怕事實與真相，害怕公開性，害怕言論自由，害怕選舉，害怕民主。可是這些方法是無法靠核子武器來傳遞的，特別是對於蘇聯這樣的大國，以及蘇東這樣強大的集團。在西方人看來，可憐的蘇聯東歐人至少要在這種連強大的西方都束手無策的體製下繼續生活一百年……
戈爾巴喬夫隻用了七年不到的時間……難怪他得到了諾貝爾和評獎，難怪他成為西方世界的英雄，難怪——在一些前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他依然被一些頑固不化的分子指責為西方的代言人和走狗、甚至民族的敗類……
* * * *
如果我們讀一下他的自傳，以及客觀記錄他改革的書，我們不難發現，那些站在超越了“人”的高度，把“黨”、“國家”、“國際對抗”、“製度”等等拿來作為敘事主語的時候，實在是不能理解也無法原諒戈爾巴喬夫推進的民主改革的。因為他的改革主題歸根結底隻有一個：以“人”為主。
當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革波及到東歐，當那些蘇聯的衛星國家走上民主之路，一個接一個擺脫蘇聯控製的時候，戈爾巴喬夫遭到蘇共內部保守派的猛烈抨擊，他們指責他“把東歐弄丟了”……
當時戈爾巴喬夫像一個沒有什麽國際知識的大學生一樣感歎道：我怎麽會把東歐弄丟了呢？難道波蘭不是波蘭人的波蘭？難道匈牙利不是匈牙利人的匈牙利？難道羅馬利亞不是羅馬利亞人的羅馬利亞……難道現在不是到了那些國家的人民收回自己國家的時候？怎麽能夠說我把這些國家弄丟了？這些國家本來就不應該是我們的，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把坦克開到布拉格啊……
在很多專家學者看來如此幼稚的感歎，卻正是人類長期以來無法守住的底線，也是戈爾巴喬夫基於推行改革的理論基礎。戈氏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成功主管過蘇聯的農業工作，到了蘇共中央後，也始終沒有脫離基層民眾。早在他還在地方工作的時候，就對共產黨同事說：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了。
他說的“我們”是蘇聯人，他說的生活，是蘇聯人的生活。而那時的蘇共，他們開口閉口所說的幾乎都是黨、政權和國家。至於“人”，隻不過是依附於黨與政權的工具。但戈氏意識到，如果要改變“我們”的生活，則必須從黨、政權和國家開始改革，把“人”放到主語的位置，堅定不移地還人民以思想和表達意見的自由，建立人道的民主社會……
* * * *
無論是一開始“公開性”改革，還是後麵逐漸深入的民主化改革，戈氏改革的本質是“還權於民”。而蘇聯當時幾乎所有的權力都壟斷在蘇共手裏，戈氏又是蘇共的化身。也就是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是要破壞自己的權力基礎。這實在是一個大大的悖論。一個星期的閱讀中，我不止一次發出這樣的疑問：戈氏知道自己的改革會斷送掉他手裏掌握的天下的第一的權力？如果當時他就知道，他還會改革嗎？
每當一位最高共產黨領導人誕生的時候，幾乎都會招致萬眾期待，因為大家都知道，億萬人的生活將取決於他的一舉一動，以及他是否會推行改革。從專家學者到普通民眾都習慣性地認為，一個領導人要想改革，首先應該鞏固自己的權力。
於是，當一個領導人上台，開始一門心事攫取權力、培植黨羽、獲取利益的時候，我們帶著寬容和期待的心情耐性地等待，期盼他有朝一日大權獨攬的時候，能夠在第二個四年任期裏無所顧忌、大刀闊斧地改革……
沒有掌握全部的絕對權力，渾身上下尚有一些幹淨地方的時候，他都不思改革，等到他大權獨攬，和各種利益集團難分難舍的時候，他有那個魄力和意誌去改革嗎？天真的我們啊……可話說回來，生活在一個(前蘇聯)黨爸爸強迫同“祖國母親”同居的時代，你不保持一點童稚的天真，又能怎麽樣？
戈爾巴喬夫沒有什麽權力根基，甚至被美國專家看成是過渡人物。不過老謀深算的華盛頓蘇聯問題專家也說了，如果戈爾巴喬夫使用四五年的時間，培植自己的親信，籠絡軍隊與克格勃，打下雄厚的權力基礎，就憑他隻有五十出頭的年紀，估計美國未來三十年裏所有的總統都將與這位蘇聯總書記打交道。
然而，戈氏讓國際社會跌破了眼鏡。他不但沒有采取所有新上任共產黨領袖屢試不爽的方式去攫取和鞏固權力，他甚至背道而馳，一上台就開始改革，推行公開性，實行黨內民主，慢慢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
西方專家們在興奮之餘，也為戈氏暗中捏了一把冷汗。可是，出乎他們意外的是，就在戈氏不去攫取權力，而是慢慢還權於普通黨員與民眾的時候，他的“權力”卻越來越大，他的地位卻越來越高……戈氏通過改革，換掉了他的權力基礎。原來他的“權力”基礎是黨內大佬與將軍、特務頭子的支持，現在則是來自他銳意改革，來自廣大民眾對改革的熱情，對變革的期盼，對戈氏的信任……
是戈爾巴喬夫歪打正著，還是他蓄謀已久？一個鬆開緊握權力雙手的人，卻獲得了新的“權力”，這新的“權力”不但沒有讓他受到世人的鄙視，反而一度讓他成為超越所有曆史上共產黨領導人的政治明星？
* * * *
這一切其實都很好解釋。隻不過，當你把蘇聯當成一個邪惡帝國，同時也把那個邪惡帝國裏的所有統治者與精英都當成魔鬼，以及每一個民眾都當成被魔鬼蒙騙的愚民的時候，你就無法解釋了。你同樣犯了眼睛裏隻有黨、製度與政權的錯誤，你忘記了，人，才是決定一切的因素。而人的本性，並不因為你生活在不同的製度下，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樣子。
當然，戈爾巴喬夫不是沒有碰上困難，例如每當他言論出格的時候，總有一些人攻擊他“作秀”，而每當他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又總有人到處散布他妻子賴莎如何招搖、家族如何腐敗的消息，而且，他在很多公開場合宣揚一些人道與自由價值的講話，到了《真理報》發表時，總會掐頭去尾，甚至壓下全文不發。不過，人心思變，是黨內強大的要求變革的力量，以及黨外更加強大的渴望改變的民意，始終支撐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當時的國際社會，除了極少數幾個國家如古巴和北朝鮮外，也都樂觀其成。
有人對當時戈氏改革受到的阻力如此之小，改革派和民主派、普通民眾上下互動如此默契與和諧感到吃驚，這是經過列寧主義國家思想的洗禮，又經過了斯大林的無情屠殺，以及勃裏日列夫倒行逆施六十多年後的蘇聯嗎？
是的，根據我前段時間提出的“七十年大限“的理論，完全解釋得過去，而現實上，大家都看到了。戈爾巴喬夫上台的時候，蘇聯社會主義蘇維埃走過了六十多個年頭，正向我提出的七十年大限滑去……(推薦閱讀《未來不是用來推測，而是用來創造的》）
* * * *
戈氏改革的動力和理論支持來自哪裏？有人說和他的愛妻賴莎分不開，她可是當時所有世界領袖中唯一一位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第一夫人。而誰都知道，在大學講授哲學的賴莎不可能隻看蘇聯的哲學。70年的蘇聯對人類的哲學思想幾乎沒有任何貢獻。一個學習西方哲學的人睡在戈氏身邊這麽久，不可能不受到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這也是我閱讀戈氏文獻和自傳時特別留意的一個領域。我驚訝地發現，在所有公開的資料中，戈爾巴喬夫引用的那些關於民主、人道和自由的思想，幾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來自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如果說當時他的蘇共總書記的位置不允許他引用其他的“普世價值”觀點，但在他下台後寫的書中，也是如此。這能不讓人驚訝？
而更讓人驚訝的也許是，當你把馬克思和列寧汗牛充棟的著作中有關普世價值的隻言片語挑選出來的時候，還真和當今西方的普世價值毫無矛盾。當然，他們的著作中“汗牛充棟”的不是這些閃著光輝的隻言片語。這也是我幾個月前寫《判斷真假民主的標準是專製》的原因。
可惜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機會讀我的文章啊（^_^）。不過，馬列著作培養起來的戈氏竟然可以走這麽遠，就不得不令人感歎了。感歎之餘竟然有了一些感動，我看到了一位有理想的共產黨員。——畢竟，有理想的人很多，共產黨員也很多，但有理想的共產黨員，則比陝西的華南虎一樣，有沒有還是一個問題^_^……
正因為在有關戈爾巴喬夫的文獻中發現了這一特點，所以，我立即理解了為什麽他會功虧一簣。那是因為他受自身知識結構所限。他從馬恩著作和列寧思想中吸取了有關人道、自由和民主的片言隻語，開創了蘇聯共產黨民主改革的曆史。他一度靠人性中的善與馬列提供的“武功秘籍”而引領了曆史的潮流。可是，當曆史潮流變得勢不可擋，要衝破馬列思想的束縛，真正與人類普世價值匯合的時候，他一下子失去了方寸，不但猶豫不決，甚至試圖去用阻擋洪流的方式再次“引導”曆史潮流，結果，葉利欽後來居上，臨門一腳……
槍杆子作為權力基礎是能夠維護暫時的穩定的，而銳意的改革則需要廣泛的民意作為基礎，可作為權力基礎的“民意”是靠不住的，隻有及時用“民主”代替民意，找到新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
* * * *
可是，這並不影響我對戈氏的尊重。戈氏始終認為，如果按照他的改革理論與計劃，蘇聯解體可以避免，共產黨也能夠改造成一個好黨，自由和民主也會如期來到蘇聯大地……
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現象，我們知道，在戈氏七年的改革中，前五年都是在他依靠共產黨政權的原有強權以及巨大的“民意”下，有序展開的。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有一套理論，然而，他的理論顯然沒有施展的地方了。逐漸失去利益與絕對權力的極端共產黨人開始靠政變對付他，多少讓戈氏有些退縮。而那些嚐到了民主和自由甜頭的民眾也絕對不願意回到過去，放棄戈爾巴喬夫已經還給他們的那些東西。當戈氏稍微一猶豫，他們就不耐煩了，嫌他改革的步伐太慢。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蘇聯人民好像在黑暗中徘徊了七十年，卻突然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刺破了一些光芒進來的人。既然大家看到了光，哪裏還願意跟隨他“按部就班”的腳步？誰不拚命地朝向那光的地方狂奔？即便在奔跑的過程中會跌倒，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問一問現在的前蘇聯東歐民眾，艱難跋涉了這麽久，可有幾個真正願意回到過去的體製中？
可我還是一直想知道，癡心不改的戈氏到底有沒有後續的“按部就班”的改革？可惜的是，被馬列理論試驗了七十年的民眾再也不願意給戈爾巴喬夫一次機會，讓他再拿幾億人再來一次試驗，檢驗一下他那能夠保住蘇聯不解體、循序漸進的民主改革理論。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對於這樣一個癡心不改的社會主義民主戰士，自從1989年在位時訪問了北京之後，好像再也沒有踏上中國這塊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土地？難道他的經驗和理論不是對中國共產黨和13億人民異常寶貴的？
中國納稅人養活了很多理論工作者，我想，他們應該拿一部分錢，去與已經時日不多的戈爾巴喬夫同誌商討一下社會主義理論與民主改革，別一個勁地摸著石頭過河，拿13億人作為一波接一波領導人的實驗室小白鼠……
同時，對於追求民主自由的國人，我要提個醒，別老把眼睛盯住很難在中國出現的曼德拉、圖圖與甘地，那不切實際，甚至有點YY。
* * * *
我能感覺到戈氏的無奈與遺憾。他對蘇聯解體始終心中有愧，對共產黨組織土崩瓦解，更是心有不甘。
就我的認知，經過如此70年的高壓下的統一與壓迫之後，能夠這樣和平的完成解體，已經不錯了。而且，看看西歐，你不應該否認，當一個區域裏的民眾擁抱了相同價值觀念的時候，統一不是沒有可能的。更何況，十五個加盟共和國還有更多的相同之處？
至於戈氏一直想挽救的共產黨——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他隻不過把共產黨組織弄得土崩瓦解，可正因為這樣，他也因此挽救了共產黨——每一個共產黨員！
列寧領導的共產黨取得蘇維埃政權有曆史必然，而在此後蘇共領導蘇聯的七十多年裏，也取得了一些舉世矚目的成績例如衛國戰爭。然而，七十年的統治，卻充滿了血和淚，這曆史的一頁，很難就此輕輕翻過。時候到來的時候，衝突和清算在所難免。鄰國的羅馬利亞，那對被憤怒的士兵打成馬蜂窩的齊奧塞斯庫夫婦，難道不是明證？
可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單槍匹馬，僅僅用了七年不到的時間，幾乎漂白和衝洗了他所有前輩共產黨在過去七十年裏對蘇聯人民犯下的罪惡。當他親自給被軟禁的薩哈諾夫打電話說“你自由了”的時候，他其實也是把“自由”送給了搞不好就要被民眾審判的共產黨員們……
沒有葉利欽和普京，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不可能大幅度逆轉，但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蘇聯的變革會如此平和嗎？民眾會允許前共產黨高官出來競選總統？我們看一下東歐的情況，凡是一開始就由執政的共產黨把持改革並使得最終的轉型平和理性進行的，清算的呼聲相對低，而那些由民眾走上街頭，經過多少次抗爭與流血換來的，至今還在要求製定新的法律清算過去執政者的罪惡……
從這個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毀掉的隻是共產黨這個“組織”，挽救的卻是這個組織裏的每一個“共產黨員”。而當一群人，不再有理想，隻是靠利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那個“組織”還有什麽意義？叫什麽名字又有什麽區別？
所以，當蘇聯共產黨組織土崩瓦解的時候，那些黨員們幾乎是歡天喜地地四散而逃，有些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新生活，有些急急忙忙去組織的新的“組織”去了……
* * * *
寫了這麽多，竟然才整理了這個星期讀書筆記的四分之一不到，但已經有些長了，就此打住。在結束之前，我想談一下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這樣的政治人物。
首先提一點，對這種影響甚至改變曆史進程的人物，我們不能站在無人企及的終點，以他離終點還有多遠來評判他，而應該以他在人類曆史正確的道路上，朝向那個終點走了多遠來評價他。有了這個曆史的客觀標準，我們回頭一看，就不得不承認，戈爾巴喬夫用七年時間走過的那段路，前人沒有人走完過，而後繼也好像無人。
由於曆史大背景與自身的局限性，戈氏的改革就欠臨門一腳。使得他在被葉利欽趕出克裏姆林宮時黯淡無光，七年來對他不棄不離的民眾轉而為葉利欽歡呼。他被當時幾乎所有的媒體描繪成功敗垂成的悲劇英雄。可是，我卻認為，從曆史的高度來看，戈爾巴喬夫的“勝利”就在於他的“失敗”，他在曆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也是靠這最後的“失敗”奠定的。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有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如果真掌握了絕對的權力，而又不會放棄使用，在他改革到最後，當民眾要求更進一步的時候，他悍然出動坦克鎮壓，最後終於保住了權力——我的問題是，那到底是他的“成功”還是他的“失敗”？是一個曆史人物的幸，還是不幸？
* * * *
我們都是俗人，走不去權力的怪圈，所以我們評定一個政治人物和曆史人物的時候，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用他是否掌握了權力來評判他的成功與失敗。這實在是非常可笑與無知的。好在曆史不是由我們這些俗人來寫的，謝天謝地！
莎士比亞說，“有人生來偉大，有人變得偉大，有人的偉大是強加的。”作為一名政治人物，他的“偉大”與否，肯定是是與權力有關，但卻絕不是與他所掌握的權力多少成正比。
總結一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是不是可以這樣概括一下：如何奪得權力並保住權力，將決定你的同黨是否認為你“偉大”；而奪取權力後，如何使用權力，則是你的人民判斷你是否偉大的唯一標準……
至於能夠在曆史上獲得偉大桂冠的，則永遠是那些不但知道如何獲得權力、如何使用權力，更知道何時以及如何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把權力歸還給人民的人。華盛頓屬於這種人。他雖然領導了獨立戰爭，但在其他各方麵的建樹其實也有限，可是，當他交出權力，並終老農莊的時候，他已經比曆史上所有建立了輝煌戰果，生前被億萬人民高呼萬歲，卻在死的時候都不肯鬆開握權的雙手的人偉大百倍、千倍……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離華盛頓的曆史地位還差一步之遙，當然你可以說，這一步之遙其實差了千山萬水，這也說得過去。以戈爾巴喬夫當時的年紀來計算，如果他一上去就握緊權力，牢固掌握軍隊與克格勃，而蘇聯共產黨又實行終身製，他也許現在還在台上（今年大概79歲），將成為共產黨國家掌握權力最久的領導人之一。那時，你會說，他是一個真正的英雄？曆史的偉人？
我想，那樣的曆史場景出現了的話，戈氏即使不成為千夫所指的獨裁，也絕對抵不上如今戈爾巴喬夫在曆史上地位之十分之一。從曆史地位來說，我認為，隨著曆史的推移，戈爾巴喬夫遠比後來把他趕下台的葉利欽、以及今天想方設法留在權力寶座上的普京要高。
正如蔣經國，雖然一生中大多的時間在玩弄權力並傷害了很多、很多人，但他最後鬆開對絕對權力控製的努力，不但挽救了國民黨，而且也讓他的曆史地位遠遠超過了後來者如李登輝等。曆史是公正的，對於那些鬆開權力，還權於民的人，特別的慷慨。
遺憾的是，這個世界上的權力紛紛歸屬人民，再次突然出現這種偉大的曆史人物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不過，不知道是中國人的幸運，還是我們的大不幸，這樣的機會，在神州大地還依然存在……
你們，什麽時候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
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11日當選蘇共總書記，一些西方國家的領袖與媒體不約而同產生這樣的疑問：品德不錯、思想也挺開放的戈爾巴喬夫，如何能夠應付蘇聯如此糟糕的體製？
他們的疑問有點幼稚，但不是沒有根據的。當時的戈爾巴喬夫才54歲，在黨內沒有根基，沒有劣跡，而且頗有政績，給西方世界的印象是思想比較開放。相他的前任勃裏日列夫、安德諾波夫和契爾連科等，戈氏看上去確實與老朽腐敗的體製有點格格不入。
西方人觀察問題還是有一套的，但卻還是看走眼了。到1991年12月25日戈氏辭去蘇聯總統職務時，他在位6年9個月另14天。在近七年間，戈氏並沒有去適應那個體製，他讓那個體製適應自己。他從黨與國家的體製入手進行改革，從而改變了蘇聯，改變了世界格局，也改變了人類曆史的進程……
西方媒體的疑問是著眼於現實與未來的，他們的疑問和後來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卻讓我思考這樣一個涉及到“過去”的問題：那個糟糕的體製怎麽竟然能夠把戈爾巴喬夫這樣“品德不錯”的人推上共產黨總書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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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體製何止出了一個戈爾巴喬夫？還有謝瓦爾德納澤，雷日科夫，葉利欽，以及東歐、東亞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前赴後繼的共產黨政治家……他們要求改變，呼籲變革，身體力行，有些被那個體製壓製下去，甚至成為階下囚，有些則最終成為專製製度的掘墓人。
戈爾巴喬夫幾乎以一己之力解決了西方人至今還沒有找出辦法的難題。西方有對付希特勒這種窮兵黷武的極權的辦法，大不了痛痛快快打一仗。但對於用宣傳與洗腦的辦法幾乎把所有的“人民”都武裝到牙齒的蘇聯東歐體製，他們還真是黔驢技窮了。隻好不停堆積核子武器，隨時準備兩敗俱傷，以這種恐怖的平衡，換來“和諧相處”的和平局麵。
當然，西方也知道這個體製的致命弱點：它害怕事實與真相，害怕公開性，害怕言論自由，害怕選舉，害怕民主。可是這些方法是無法靠核子武器來傳遞的，特別是對於蘇聯這樣的大國，以及蘇東這樣強大的集團。在西方人看來，可憐的蘇聯東歐人至少要在這種連強大的西方都束手無策的體製下繼續生活一百年……
戈爾巴喬夫隻用了七年不到的時間……難怪他得到了諾貝爾和評獎，難怪他成為西方世界的英雄，難怪——在一些前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他依然被一些頑固不化的分子指責為西方的代言人和走狗、甚至民族的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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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讀一下他的自傳，以及客觀記錄他改革的書，我們不難發現，那些站在超越了“人”的高度，把“黨”、“國家”、“國際對抗”、“製度”等等拿來作為敘事主語的時候，實在是不能理解也無法原諒戈爾巴喬夫推進的民主改革的。因為他的改革主題歸根結底隻有一個：以“人”為主。
當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革波及到東歐，當那些蘇聯的衛星國家走上民主之路，一個接一個擺脫蘇聯控製的時候，戈爾巴喬夫遭到蘇共內部保守派的猛烈抨擊，他們指責他“把東歐弄丟了”……
當時戈爾巴喬夫像一個沒有什麽國際知識的大學生一樣感歎道：我怎麽會把東歐弄丟了呢？難道波蘭不是波蘭人的波蘭？難道匈牙利不是匈牙利人的匈牙利？難道羅馬利亞不是羅馬利亞人的羅馬利亞……難道現在不是到了那些國家的人民收回自己國家的時候？怎麽能夠說我把這些國家弄丟了？這些國家本來就不應該是我們的，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把坦克開到布拉格啊……
在很多專家學者看來如此幼稚的感歎，卻正是人類長期以來無法守住的底線，也是戈爾巴喬夫基於推行改革的理論基礎。戈氏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成功主管過蘇聯的農業工作，到了蘇共中央後，也始終沒有脫離基層民眾。早在他還在地方工作的時候，就對共產黨同事說：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了。
他說的“我們”是蘇聯人，他說的生活，是蘇聯人的生活。而那時的蘇共，他們開口閉口所說的幾乎都是黨、政權和國家。至於“人”，隻不過是依附於黨與政權的工具。但戈氏意識到，如果要改變“我們”的生活，則必須從黨、政權和國家開始改革，把“人”放到主語的位置，堅定不移地還人民以思想和表達意見的自由，建立人道的民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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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一開始“公開性”改革，還是後麵逐漸深入的民主化改革，戈氏改革的本質是“還權於民”。而蘇聯當時幾乎所有的權力都壟斷在蘇共手裏，戈氏又是蘇共的化身。也就是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是要破壞自己的權力基礎。這實在是一個大大的悖論。一個星期的閱讀中，我不止一次發出這樣的疑問：戈氏知道自己的改革會斷送掉他手裏掌握的天下的第一的權力？如果當時他就知道，他還會改革嗎？
每當一位最高共產黨領導人誕生的時候，幾乎都會招致萬眾期待，因為大家都知道，億萬人的生活將取決於他的一舉一動，以及他是否會推行改革。從專家學者到普通民眾都習慣性地認為，一個領導人要想改革，首先應該鞏固自己的權力。
於是，當一個領導人上台，開始一門心事攫取權力、培植黨羽、獲取利益的時候，我們帶著寬容和期待的心情耐性地等待，期盼他有朝一日大權獨攬的時候，能夠在第二個四年任期裏無所顧忌、大刀闊斧地改革……
沒有掌握全部的絕對權力，渾身上下尚有一些幹淨地方的時候，他都不思改革，等到他大權獨攬，和各種利益集團難分難舍的時候，他有那個魄力和意誌去改革嗎？天真的我們啊……可話說回來，生活在一個(前蘇聯)黨爸爸強迫同“祖國母親”同居的時代，你不保持一點童稚的天真，又能怎麽樣？
戈爾巴喬夫沒有什麽權力根基，甚至被美國專家看成是過渡人物。不過老謀深算的華盛頓蘇聯問題專家也說了，如果戈爾巴喬夫使用四五年的時間，培植自己的親信，籠絡軍隊與克格勃，打下雄厚的權力基礎，就憑他隻有五十出頭的年紀，估計美國未來三十年裏所有的總統都將與這位蘇聯總書記打交道。
然而，戈氏讓國際社會跌破了眼鏡。他不但沒有采取所有新上任共產黨領袖屢試不爽的方式去攫取和鞏固權力，他甚至背道而馳，一上台就開始改革，推行公開性，實行黨內民主，慢慢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
西方專家們在興奮之餘，也為戈氏暗中捏了一把冷汗。可是，出乎他們意外的是，就在戈氏不去攫取權力，而是慢慢還權於普通黨員與民眾的時候，他的“權力”卻越來越大，他的地位卻越來越高……戈氏通過改革，換掉了他的權力基礎。原來他的“權力”基礎是黨內大佬與將軍、特務頭子的支持，現在則是來自他銳意改革，來自廣大民眾對改革的熱情，對變革的期盼，對戈氏的信任……
是戈爾巴喬夫歪打正著，還是他蓄謀已久？一個鬆開緊握權力雙手的人，卻獲得了新的“權力”，這新的“權力”不但沒有讓他受到世人的鄙視，反而一度讓他成為超越所有曆史上共產黨領導人的政治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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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其實都很好解釋。隻不過，當你把蘇聯當成一個邪惡帝國，同時也把那個邪惡帝國裏的所有統治者與精英都當成魔鬼，以及每一個民眾都當成被魔鬼蒙騙的愚民的時候，你就無法解釋了。你同樣犯了眼睛裏隻有黨、製度與政權的錯誤，你忘記了，人，才是決定一切的因素。而人的本性，並不因為你生活在不同的製度下，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樣子。
當然，戈爾巴喬夫不是沒有碰上困難，例如每當他言論出格的時候，總有一些人攻擊他“作秀”，而每當他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又總有人到處散布他妻子賴莎如何招搖、家族如何腐敗的消息，而且，他在很多公開場合宣揚一些人道與自由價值的講話，到了《真理報》發表時，總會掐頭去尾，甚至壓下全文不發。不過，人心思變，是黨內強大的要求變革的力量，以及黨外更加強大的渴望改變的民意，始終支撐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當時的國際社會，除了極少數幾個國家如古巴和北朝鮮外，也都樂觀其成。
有人對當時戈氏改革受到的阻力如此之小，改革派和民主派、普通民眾上下互動如此默契與和諧感到吃驚，這是經過列寧主義國家思想的洗禮，又經過了斯大林的無情屠殺，以及勃裏日列夫倒行逆施六十多年後的蘇聯嗎？
是的，根據我前段時間提出的“七十年大限“的理論，完全解釋得過去，而現實上，大家都看到了。戈爾巴喬夫上台的時候，蘇聯社會主義蘇維埃走過了六十多個年頭，正向我提出的七十年大限滑去……(推薦閱讀《未來不是用來推測，而是用來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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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氏改革的動力和理論支持來自哪裏？有人說和他的愛妻賴莎分不開，她可是當時所有世界領袖中唯一一位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第一夫人。而誰都知道，在大學講授哲學的賴莎不可能隻看蘇聯的哲學。70年的蘇聯對人類的哲學思想幾乎沒有任何貢獻。一個學習西方哲學的人睡在戈氏身邊這麽久，不可能不受到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這也是我閱讀戈氏文獻和自傳時特別留意的一個領域。我驚訝地發現，在所有公開的資料中，戈爾巴喬夫引用的那些關於民主、人道和自由的思想，幾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來自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如果說當時他的蘇共總書記的位置不允許他引用其他的“普世價值”觀點，但在他下台後寫的書中，也是如此。這能不讓人驚訝？
而更讓人驚訝的也許是，當你把馬克思和列寧汗牛充棟的著作中有關普世價值的隻言片語挑選出來的時候，還真和當今西方的普世價值毫無矛盾。當然，他們的著作中“汗牛充棟”的不是這些閃著光輝的隻言片語。這也是我幾個月前寫《判斷真假民主的標準是專製》的原因。
可惜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機會讀我的文章啊（^_^）。不過，馬列著作培養起來的戈氏竟然可以走這麽遠，就不得不令人感歎了。感歎之餘竟然有了一些感動，我看到了一位有理想的共產黨員。——畢竟，有理想的人很多，共產黨員也很多，但有理想的共產黨員，則比陝西的華南虎一樣，有沒有還是一個問題^_^……
正因為在有關戈爾巴喬夫的文獻中發現了這一特點，所以，我立即理解了為什麽他會功虧一簣。那是因為他受自身知識結構所限。他從馬恩著作和列寧思想中吸取了有關人道、自由和民主的片言隻語，開創了蘇聯共產黨民主改革的曆史。他一度靠人性中的善與馬列提供的“武功秘籍”而引領了曆史的潮流。可是，當曆史潮流變得勢不可擋，要衝破馬列思想的束縛，真正與人類普世價值匯合的時候，他一下子失去了方寸，不但猶豫不決，甚至試圖去用阻擋洪流的方式再次“引導”曆史潮流，結果，葉利欽後來居上，臨門一腳……
槍杆子作為權力基礎是能夠維護暫時的穩定的，而銳意的改革則需要廣泛的民意作為基礎，可作為權力基礎的“民意”是靠不住的，隻有及時用“民主”代替民意，找到新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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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並不影響我對戈氏的尊重。戈氏始終認為，如果按照他的改革理論與計劃，蘇聯解體可以避免，共產黨也能夠改造成一個好黨，自由和民主也會如期來到蘇聯大地……
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現象，我們知道，在戈氏七年的改革中，前五年都是在他依靠共產黨政權的原有強權以及巨大的“民意”下，有序展開的。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有一套理論，然而，他的理論顯然沒有施展的地方了。逐漸失去利益與絕對權力的極端共產黨人開始靠政變對付他，多少讓戈氏有些退縮。而那些嚐到了民主和自由甜頭的民眾也絕對不願意回到過去，放棄戈爾巴喬夫已經還給他們的那些東西。當戈氏稍微一猶豫，他們就不耐煩了，嫌他改革的步伐太慢。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蘇聯人民好像在黑暗中徘徊了七十年，卻突然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刺破了一些光芒進來的人。既然大家看到了光，哪裏還願意跟隨他“按部就班”的腳步？誰不拚命地朝向那光的地方狂奔？即便在奔跑的過程中會跌倒，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問一問現在的前蘇聯東歐民眾，艱難跋涉了這麽久，可有幾個真正願意回到過去的體製中？
可我還是一直想知道，癡心不改的戈氏到底有沒有後續的“按部就班”的改革？可惜的是，被馬列理論試驗了七十年的民眾再也不願意給戈爾巴喬夫一次機會，讓他再拿幾億人再來一次試驗，檢驗一下他那能夠保住蘇聯不解體、循序漸進的民主改革理論。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對於這樣一個癡心不改的社會主義民主戰士，自從1989年在位時訪問了北京之後，好像再也沒有踏上中國這塊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土地？難道他的經驗和理論不是對中國共產黨和13億人民異常寶貴的？
中國納稅人養活了很多理論工作者，我想，他們應該拿一部分錢，去與已經時日不多的戈爾巴喬夫同誌商討一下社會主義理論與民主改革，別一個勁地摸著石頭過河，拿13億人作為一波接一波領導人的實驗室小白鼠……
同時，對於追求民主自由的國人，我要提個醒，別老把眼睛盯住很難在中國出現的曼德拉、圖圖與甘地，那不切實際，甚至有點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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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感覺到戈氏的無奈與遺憾。他對蘇聯解體始終心中有愧，對共產黨組織土崩瓦解，更是心有不甘。
就我的認知，經過如此70年的高壓下的統一與壓迫之後，能夠這樣和平的完成解體，已經不錯了。而且，看看西歐，你不應該否認，當一個區域裏的民眾擁抱了相同價值觀念的時候，統一不是沒有可能的。更何況，十五個加盟共和國還有更多的相同之處？
至於戈氏一直想挽救的共產黨——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他隻不過把共產黨組織弄得土崩瓦解，可正因為這樣，他也因此挽救了共產黨——每一個共產黨員！
列寧領導的共產黨取得蘇維埃政權有曆史必然，而在此後蘇共領導蘇聯的七十多年裏，也取得了一些舉世矚目的成績例如衛國戰爭。然而，七十年的統治，卻充滿了血和淚，這曆史的一頁，很難就此輕輕翻過。時候到來的時候，衝突和清算在所難免。鄰國的羅馬利亞，那對被憤怒的士兵打成馬蜂窩的齊奧塞斯庫夫婦，難道不是明證？
可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單槍匹馬，僅僅用了七年不到的時間，幾乎漂白和衝洗了他所有前輩共產黨在過去七十年裏對蘇聯人民犯下的罪惡。當他親自給被軟禁的薩哈諾夫打電話說“你自由了”的時候，他其實也是把“自由”送給了搞不好就要被民眾審判的共產黨員們……
沒有葉利欽和普京，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不可能大幅度逆轉，但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蘇聯的變革會如此平和嗎？民眾會允許前共產黨高官出來競選總統？我們看一下東歐的情況，凡是一開始就由執政的共產黨把持改革並使得最終的轉型平和理性進行的，清算的呼聲相對低，而那些由民眾走上街頭，經過多少次抗爭與流血換來的，至今還在要求製定新的法律清算過去執政者的罪惡……
從這個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毀掉的隻是共產黨這個“組織”，挽救的卻是這個組織裏的每一個“共產黨員”。而當一群人，不再有理想，隻是靠利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那個“組織”還有什麽意義？叫什麽名字又有什麽區別？
所以，當蘇聯共產黨組織土崩瓦解的時候，那些黨員們幾乎是歡天喜地地四散而逃，有些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新生活，有些急急忙忙去組織的新的“組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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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這麽多，竟然才整理了這個星期讀書筆記的四分之一不到，但已經有些長了，就此打住。在結束之前，我想談一下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這樣的政治人物。
首先提一點，對這種影響甚至改變曆史進程的人物，我們不能站在無人企及的終點，以他離終點還有多遠來評判他，而應該以他在人類曆史正確的道路上，朝向那個終點走了多遠來評價他。有了這個曆史的客觀標準，我們回頭一看，就不得不承認，戈爾巴喬夫用七年時間走過的那段路，前人沒有人走完過，而後繼也好像無人。
由於曆史大背景與自身的局限性，戈氏的改革就欠臨門一腳。使得他在被葉利欽趕出克裏姆林宮時黯淡無光，七年來對他不棄不離的民眾轉而為葉利欽歡呼。他被當時幾乎所有的媒體描繪成功敗垂成的悲劇英雄。可是，我卻認為，從曆史的高度來看，戈爾巴喬夫的“勝利”就在於他的“失敗”，他在曆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也是靠這最後的“失敗”奠定的。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有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如果真掌握了絕對的權力，而又不會放棄使用，在他改革到最後，當民眾要求更進一步的時候，他悍然出動坦克鎮壓，最後終於保住了權力——我的問題是，那到底是他的“成功”還是他的“失敗”？是一個曆史人物的幸，還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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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俗人，走不去權力的怪圈，所以我們評定一個政治人物和曆史人物的時候，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用他是否掌握了權力來評判他的成功與失敗。這實在是非常可笑與無知的。好在曆史不是由我們這些俗人來寫的，謝天謝地！
莎士比亞說，“有人生來偉大，有人變得偉大，有人的偉大是強加的。”作為一名政治人物，他的“偉大”與否，肯定是是與權力有關，但卻絕不是與他所掌握的權力多少成正比。
總結一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是不是可以這樣概括一下：如何奪得權力並保住權力，將決定你的同黨是否認為你“偉大”；而奪取權力後，如何使用權力，則是你的人民判斷你是否偉大的唯一標準……
至於能夠在曆史上獲得偉大桂冠的，則永遠是那些不但知道如何獲得權力、如何使用權力，更知道何時以及如何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把權力歸還給人民的人。華盛頓屬於這種人。他雖然領導了獨立戰爭，但在其他各方麵的建樹其實也有限，可是，當他交出權力，並終老農莊的時候，他已經比曆史上所有建立了輝煌戰果，生前被億萬人民高呼萬歲，卻在死的時候都不肯鬆開握權的雙手的人偉大百倍、千倍……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離華盛頓的曆史地位還差一步之遙，當然你可以說，這一步之遙其實差了千山萬水，這也說得過去。以戈爾巴喬夫當時的年紀來計算，如果他一上去就握緊權力，牢固掌握軍隊與克格勃，而蘇聯共產黨又實行終身製，他也許現在還在台上（今年大概79歲），將成為共產黨國家掌握權力最久的領導人之一。那時，你會說，他是一個真正的英雄？曆史的偉人？
我想，那樣的曆史場景出現了的話，戈氏即使不成為千夫所指的獨裁，也絕對抵不上如今戈爾巴喬夫在曆史上地位之十分之一。從曆史地位來說，我認為，隨著曆史的推移，戈爾巴喬夫遠比後來把他趕下台的葉利欽、以及今天想方設法留在權力寶座上的普京要高。
正如蔣經國，雖然一生中大多的時間在玩弄權力並傷害了很多、很多人，但他最後鬆開對絕對權力控製的努力，不但挽救了國民黨，而且也讓他的曆史地位遠遠超過了後來者如李登輝等。曆史是公正的，對於那些鬆開權力，還權於民的人，特別的慷慨。
遺憾的是，這個世界上的權力紛紛歸屬人民，再次突然出現這種偉大的曆史人物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不過，不知道是中國人的幸運，還是我們的大不幸，這樣的機會，在神州大地還依然存在……
你們，什麽時候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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