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試論楊成武與羅瑞卿倒台之關係
作者：餘汝信
不久前出版的今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誌，刊載了陳虹的《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一文。據陳虹說，該文是將其與楊成武關於文革前夕揭批羅瑞卿問題的談話記錄，“以第一人稱整理成文，留給曆史，獻給讀者”。
說到要“留給曆史”，可見陳虹將自己塗改史實的“責任”看得是多麽的沉重！然而，楊成武在當年揭批羅瑞卿過程中的所作所為，檔案、文獻記錄俱在，豈可以這麽一篇文章就能飾掩過去？楊成武如確有自知之明，本可談談如何吸取黨內無情鬥爭連綿不斷、自己曾廁足其間也曾深受其害的深刻教訓，以此警示後人。而不是象這篇談話記錄般，文過飾非，將自己裝扮為旁觀者，甚至有過人的先見之明，不是有不同意見，就是置身事外，一切責任都是別人的。
曆史，豈能如此這般任人隨意塗抹。
一、1965：知情還是不知情？
在談到1965年12月初關於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會議時，楊成武對陳虹說他事前毫不知情。楊說，他當時正在杭州空軍療養院療養（餘注：總參的領導為什麽要到空軍的療養院療養？其實值得考究），接到毛澤東秘書徐業夫稱毛要緊急召見的電話，心裏直犯嘀咕：“什麽事那麽急？是東南沿海有什麽軍事行動？還是帝國主義對我們進行武裝偵察？我心裏頓時產生種種疑問”。到上海“住進飯店後，見到幾位老同誌，他們也不知道開會的內容。賀龍來上海時，帶來了地圖，可見他原以為討論的也是軍事問題。這和我來前的想法有共同之點”。
這與楊成武自己在文革初期的說法大相徑庭。據楊成武當年說，羅瑞卿的問題，他至少在1965年初就有察覺，而且，大量的材料表明，楊是上海會議最早的知情者之一。
楊成武當年說：“到了一九六五年，羅瑞卿反對林副主席的活動就更瘋狂了，公開地跳出來，反對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權，‘讓賢’。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羅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宮看了戲。我一回到家，他就打電話要我到他那裏去，我以為是有情況還是有什麽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後，他就大罵林副主席。他把陶鑄造的謠也同我講了。瘋狂反對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說什麽如果突出政治是對的話，那我羅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錯誤，犯了路線錯誤嗎？大罵去127師檢查工作的同誌，罵的很難聽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後後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羅就要劉亞樓向葉群同誌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條。
“這四條我們過去都講過了。
“在五月份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上，又接連發生兩件事。一是羅利用中央領導同誌接見參加這次會議全體同誌的機會，搞了一個大陰謀，帶頭並煽動各軍區的同誌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隊的定額。這個定額，提出最多要增加XXX萬，逼林副主席表態。第二個是要合並軍區，要把XX個軍區，並成X個軍區。第三個是要取消兵種，把兵種作為總參謀部的業務部門。這些事情事先並沒有報告、請示林副主席和軍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襲擊，企圖打擊林副主席，挑起各軍區對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滿。這是一件事。二是羅瑞卿要用個人名義在軍委作戰會議上作結論。林副主席知道以後非常嚴肅地說，作戰問題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資格作結論，隻有最高統帥毛主席才能作結論。當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個指示，由他的秘書傳給了軍委作戰會議搞秘書工作的李靜同誌和我，也傳給了羅瑞卿，並要把他的指示向參加會議的全體同誌宣布。林副主席在這個時候，就想把羅瑞卿反黨活動的蓋子揭開。羅瑞卿緊張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裏，假裝檢討，保證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給他悔改的機會，打電話給我，要我不要傳了，收回，看一看，將來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還是想把他挽救過來”。
據楊成武以上所說，林彪1965年5月就想把羅瑞卿問題的蓋子揭開，楊本人不僅是知情人，也是當事者之一，怎麽到了年底真的要揭蓋子時，他卻反而毫不知情了？
就在林對羅表示極不滿意的關頭，1965年6月7日，中央確定楊成武由副總長提升為第一副總長，該任命由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名義公布。一周之後的6月14日，中央又再批準楊成武為軍委副秘書長。對楊成武信任度的增加與對羅瑞卿信任度的遞減是成正比的，楊成武不可能不明白以上任命的內中深義。
1965年11月，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停職審查，楊成武兼代主任。這樣，其時的楊成武身兼多職：軍委副秘書長、辦公會議成員，軍委辦公廳（兼國防部辦公廳及總參辦公廳）代主任，第一副總參謀長，總參黨委副書記。都說羅瑞卿兼職多，楊的兼職也不少。
11月25日，葉群等向總參黨委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了林辦四人（葉群、羅孝禮、趙根生、李春生）兩個多月來在江蘇太倉沙溪公社參加四清的情況。信中說及“我們在參加運動的同時，也注意兼顧了照顧林彪同誌身體的工作，最近他的身體又有些進步，這一切均請你們放心”，又說“葉群同誌的抵抗力比過去顯著增加，做群眾工作每天要跑許多路，經常遇到刮風下雨，但從未感冒過。我們從實踐中深深地感到毛主席、黨中央號召我們軍隊幹部參加四清的的偉大決策是對我們的最大愛護和關懷”雲雲。
值得注意的是，葉群報告的抬頭是致“辦公廳路揚副主任轉辦公廳黨委常委、總參政治部葉運高主任並報總參黨委、楊副總長、王副總長”。那時還是11月間，報告為什麽不送羅瑞卿而僅送給楊成武、王新亭？楊成武難道不明白其中奧妙嗎？
楊成武兩天後即對葉群等人報告作出批示：
“王副總長、葉運高主任：
葉群等同誌的來信及兩份材料轉去，請閱。我已看過，很好。他們到農村後，做了很多工作，成績顯著，總結的經驗也很好。建議將他們的來信和兩份材料印發給總參黨委委員、總參各部局黨委，發總參參加社教工作的同誌參考，並轉報總政治部。如你們同意，請參政辦。
楊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1月27日，離12月8日召開的上海會議至少還有十天時間，楊成武眼中已沒有尚任總參黨委書記、總參謀長的羅瑞卿而自行發號施令了。沒有摸準上麵的旨意，他楊成武敢嗎？
據說，三天之後，即11月30日，葉群攜帶了林彪給毛澤東的信和十一份材料，乘南空派出的裏-2飛機秘密趕到杭州，向毛澤東作了六、七個小時的匯報。
而據當時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張耀祠回憶，當天是住在杭州空軍療養院的楊成武給張打了個電話，約張到他那裏去一趟。到楊處沒說幾句話，葉群就進來了。葉群聲稱要將一封林彪給毛的信麵交毛，楊也說要見毛。回到毛處，張耀祠將上述情況向毛作了報告。第二天早上五點多，毛即通知張要見葉群，叫她快點來。
在自己的著述中有意識地引述了張耀祠以上回憶的羅點點認為：“這些描寫我認為是靠得住的”。
以上張耀祠的回憶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葉群到毛處匯報羅問題之前，先到了楊處！聯係到11月27日楊成武目中已無羅瑞卿的批示，楊成武晚年說他對批羅事前毫不知情，還說得通嗎？
二、1966：僅僅是過頭話嗎？
關於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會議於1965年12月16日結束。12月29日，任命楊成武為代總參謀長。
楊成武告訴陳虹說，上海會議期間軍委曾開過一次會，會上要楊代理總長，楊推卻，說最好由葉劍英兼任。並不是軍委成員的劉少奇說：“中央、主席已經定了，就這麽辦了，不變了”。楊說：“如果一定要我代總長，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戰的那一攤子交給王尚榮同誌，建議提他當副總長”。會上原則同意這個建議，“少奇同誌說：‘命令以後再下’”。
以上這些對話，今天已難以查證。惟可以查證到的是，王尚榮自此直至1966年“8•25事件”被楊成武以奪他的權名義被打倒，一直未有等到任其為副總參謀長的命令。
楊成武又告訴陳虹：1966年3月，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各中央局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繼續揭批羅瑞卿的問題。由於吳法憲等的發言“致使羅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發生了3月18日的跳樓事件”。“中央從3月18日後，決定會議背靠背地進行，到會的人都得表態、發言。許多同誌發了言，我和王尚榮、雷英夫作了聯合發言，稿子是王尚榮、雷英夫寫的，那時不表態是不行的。這個發言有過頭話，但還是留有餘地，對會上有人提出要開除羅瑞卿的黨籍，我明確表示不讚成，並說不能這樣提，那是中央決定的事”。
眾所周知，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的聯合發言，是作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發傳達的。作為附件同時下發傳達的，還有葉劍英、謝富治、蕭華的發言及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誌堅四人聯名給毛澤東、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誌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
楊成武將作為中央正式文件附件的這些發言、信件按下不提，卻去大談當年未有形成中央正式文件而今天我們又看不到、難於判別真偽的所謂溫玉成、邱會作、吳法憲的發言，豈不是欲蓋彌彰，故意把水攪渾嗎？
說聯名發言的稿子是王尚榮、雷英夫寫的，楊成武目的豈不是將責任全推到別人身上，自己清白？發言中涉及的高層鬥爭，楊成武不提供情況，作為總參二級部領導的王、雷是不可能知情的。即使發言的執筆人是王、雷，難道作為下級、執筆者的責任大於上級領導、策劃人的責任？說“這個發言有過頭話，但還是留有餘地”，我們以下引用發言中的某些段落，讀者諸君自可鑒別。
聯名發言聲稱，羅瑞卿“是一個根本沒有無產階級感情的人，是一個根本沒有黨性的人，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我們黨內、軍內的極端危險分子”。“是一個最喜歡最善於撒謊、造謠、挑撥、抵賴的人。他已撒謊成性，而且情節極為惡劣”。“是一個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是一個無組織無紀律的人，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分子，在很多問題上，他不是按黨的原則辦事，而是投機，看風使舵，凡是對他有利可圖、有名可沽、有權可奪的事，他就搶著幹，什麽接見呀！照相呀！登報呀！搶版麵呀！寫文章呀！發表演說呀！大比武呀！工作歸口呀！等等，他特別積極，特別感興趣，但當某件事對他不利，或者沒有油水可撈的時候，他就推卸責任，嫁禍於人，別人隻能受他驅使，為他抬轎子，決不能批評他的缺點和錯誤，決不能說一個不字。他的人生哲學是非常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和唯我論者”。
再引用下去，還有：羅“是個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我們黨內軍內的極端危險分子，是一顆‘定時炸彈’。他近幾年來之所以特別仇恨林彪同誌，折磨林彪同誌，集中力量攻擊林彪同誌，並不是他和林彪同誌有什麽私仇宿怨，而是由於他的地主階級本能和個人野心所驅使的，他想從這裏打開一個篡軍反黨的突破口”。“是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個舊知識分子。他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入黨，資產階級思想在他腦子裏很深的。為了個人得權得勢，他什麽壞事都可以做得出來，什麽手段都可以使得出來”。“羅瑞卿的錯誤，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篡軍反黨的錯誤，是陰謀搞反革命政變的嚴重罪行”。“我們和他的鬥爭，不是一場可有可無的鬥爭，而是一場維護革命利益，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毛主席軍事路線，反對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篡軍反黨陰謀的大是大非的鬥爭，是顛覆與反顛覆、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也是一場不可避免的鬥爭”。
上述這些充滿火藥味的批判性語言，哪有一絲一毫“留有餘地”的味道？！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解決“彭、羅、陸、楊”的問題。楊成武在這次會議的小組會上作了批判彭真的發言，發言共有三個部分，除第一部分指責了彭真“在晉察冀的錯誤”及第三部分指責彭真“極力插手軍隊工作”外，第二部分指責彭真“在批判羅瑞卿的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
所謂“惡劣表現”，楊成武在次年春天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總結為“四大陰謀”：“一是六條清規戒律”，“二是五個不準”，“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個追查”，具體內容，詳見本文附件，不贅。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楊成武1966年5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小組會上的發言，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1967年3月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發言，也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此際王尚榮、雷英夫早被打倒，楊成武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將責任推到別人頭上了！所以，他對陳虹的談話，根本就不提這兩次重要發言。
三、1967：“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軍委在北京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以提高軍隊高級幹部對文革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認識。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蕭華、楊成武在會議上分別作了講話。林彪講了三個問題：一、階級、階級鬥爭、階級觀點問題；二、主流、支流問題；三、軍隊支援地方問題；周恩來、李富春分別講了軍管和抓革命、促生產問題；陳伯達、康生講了文革中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即劉鄧問題。而楊成武講的，是“徹底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罪行，以及徹底肅清他們對我軍惡劣影響的問題”。以上各人的講話，就數楊成武的調門最高，點名最多，自然，也不忘在講話中大肆吹捧林彪。晉人陶淵明有雲：”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楊成武這篇批判羅瑞卿、彭真，又連帶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奇文”，筆者將其主要部分轉載於文後，以供讀者鑒識。
本來，文革中類似的大批判形式講話，如恒河沙數，似不足為奇。但類似講話，多是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諸人所為，象楊成武般出自軍隊高級幹部之口的，確是異數。
楊成武這般賣力的表現，自然得到欣賞。就在他講話十天之後，3月30日，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增補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粟裕為中央軍委常委，而在此前，他連軍委委員也不是。
事實上，楊成武不僅在軍內高級幹部會議上批羅，還支持軍內造反派“鬥羅”。據“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革命造反派鬥羅大會籌備處”（簡稱“鬥羅籌”）中心組一號成員、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學員方凡在文革後交待：“我們當時根本不想‘鬥羅’，因為不少人都認為羅是‘死老虎’了。4月21日，蕭華、楊成武提示要我們抓大方向，什麽是‘大方向’呢？楊成武說：地方上不是正在批鬥彭真、陸定一嗎？彭、羅、陸、楊中的‘羅’是我們部隊的呀！我們說沒有材料怎麽辦？蕭華說：全軍文革可以提供，於是我們才決定以‘鬥羅’的名義聯合起來。我們隻開過一次‘鬥羅大會’，材料、經費、會場是全軍文革提供和安排的。報告是經周總理批準的。5月12日開會那天，羅瑞卿、劉誌堅、蘇振華、王尚榮等老同誌是由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帶入會場的”。“‘鬥羅籌’活動了兩個月。其中，‘4•11遊行’也是全軍文革同意的，行走路線是北京衛戍區指定的”。“5•13事件”後，軍內以“5•13”劃線，“‘衝派’一蹶不振，蕭華、楊成武的日子也不好過了，社會上流傳著他們將要被打倒的傳聞”，“空氣越來越緊張，壓力越來越大，蕭華、楊成武也不接見我們了。‘鬥羅籌’內也因人心惶惶而於6月28日散夥”。
所謂“全軍文革”，於1967年1月改組重建，蕭華、楊成武都是管事的副組長。“5•13”之後，蕭華被打倒，楊成武滑了過去。9月，楊成武更被指定為軍委辦事組組長。
這一年的11月間，楊成武以個人名義發表了他在文革中的最後一篇批羅大文——《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該文聲稱：“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羅瑞卿，是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是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惡，就是長期以來秉承中國赫魯曉夫的旨意，惡毒誹謗毛主席，攻擊和歪曲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反對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反對樹立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妄圖按照資產階級麵貌改造我們無產階級的軍隊。我們必須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最強大的武器，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代理人羅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徹底肅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平心而論，“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等提法，應該不是楊成武的發明。但由於這篇頗具影響力的長文以他個人名義發表，這些提法又強烈地打上了楊成武個人的印記（雖然文革後楊極力否認這篇文章與他本人有關）。
不過，物極必反。我們這位灸手可熱得有點兒忘乎所以的軍委辦事組組長，這回馬屁可拍到馬腿上了。12月17日，毛澤東針對“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等提法提出嚴厲批評：“（一）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二）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隻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
三個月後，“楊餘傅事件”發生，楊成武真的垮了下來。後來，官方的黨史學家眾口一詞都說“楊餘傅”問題是林彪、江青搞的，他們大多不是忘記了，就是對毛1967年12月17日的批示裝作視而不見——那，才是楊成武問題的先兆啊！
作者：餘汝信
不久前出版的今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誌，刊載了陳虹的《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一文。據陳虹說，該文是將其與楊成武關於文革前夕揭批羅瑞卿問題的談話記錄，“以第一人稱整理成文，留給曆史，獻給讀者”。
說到要“留給曆史”，可見陳虹將自己塗改史實的“責任”看得是多麽的沉重！然而，楊成武在當年揭批羅瑞卿過程中的所作所為，檔案、文獻記錄俱在，豈可以這麽一篇文章就能飾掩過去？楊成武如確有自知之明，本可談談如何吸取黨內無情鬥爭連綿不斷、自己曾廁足其間也曾深受其害的深刻教訓，以此警示後人。而不是象這篇談話記錄般，文過飾非，將自己裝扮為旁觀者，甚至有過人的先見之明，不是有不同意見，就是置身事外，一切責任都是別人的。
曆史，豈能如此這般任人隨意塗抹。
一、1965：知情還是不知情？
在談到1965年12月初關於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會議時，楊成武對陳虹說他事前毫不知情。楊說，他當時正在杭州空軍療養院療養（餘注：總參的領導為什麽要到空軍的療養院療養？其實值得考究），接到毛澤東秘書徐業夫稱毛要緊急召見的電話，心裏直犯嘀咕：“什麽事那麽急？是東南沿海有什麽軍事行動？還是帝國主義對我們進行武裝偵察？我心裏頓時產生種種疑問”。到上海“住進飯店後，見到幾位老同誌，他們也不知道開會的內容。賀龍來上海時，帶來了地圖，可見他原以為討論的也是軍事問題。這和我來前的想法有共同之點”。
這與楊成武自己在文革初期的說法大相徑庭。據楊成武當年說，羅瑞卿的問題，他至少在1965年初就有察覺，而且，大量的材料表明，楊是上海會議最早的知情者之一。
楊成武當年說：“到了一九六五年，羅瑞卿反對林副主席的活動就更瘋狂了，公開地跳出來，反對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權，‘讓賢’。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羅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宮看了戲。我一回到家，他就打電話要我到他那裏去，我以為是有情況還是有什麽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後，他就大罵林副主席。他把陶鑄造的謠也同我講了。瘋狂反對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說什麽如果突出政治是對的話，那我羅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錯誤，犯了路線錯誤嗎？大罵去127師檢查工作的同誌，罵的很難聽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後後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羅就要劉亞樓向葉群同誌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條。
“這四條我們過去都講過了。
“在五月份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上，又接連發生兩件事。一是羅利用中央領導同誌接見參加這次會議全體同誌的機會，搞了一個大陰謀，帶頭並煽動各軍區的同誌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隊的定額。這個定額，提出最多要增加XXX萬，逼林副主席表態。第二個是要合並軍區，要把XX個軍區，並成X個軍區。第三個是要取消兵種，把兵種作為總參謀部的業務部門。這些事情事先並沒有報告、請示林副主席和軍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襲擊，企圖打擊林副主席，挑起各軍區對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滿。這是一件事。二是羅瑞卿要用個人名義在軍委作戰會議上作結論。林副主席知道以後非常嚴肅地說，作戰問題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資格作結論，隻有最高統帥毛主席才能作結論。當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個指示，由他的秘書傳給了軍委作戰會議搞秘書工作的李靜同誌和我，也傳給了羅瑞卿，並要把他的指示向參加會議的全體同誌宣布。林副主席在這個時候，就想把羅瑞卿反黨活動的蓋子揭開。羅瑞卿緊張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裏，假裝檢討，保證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給他悔改的機會，打電話給我，要我不要傳了，收回，看一看，將來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還是想把他挽救過來”。
據楊成武以上所說，林彪1965年5月就想把羅瑞卿問題的蓋子揭開，楊本人不僅是知情人，也是當事者之一，怎麽到了年底真的要揭蓋子時，他卻反而毫不知情了？
就在林對羅表示極不滿意的關頭，1965年6月7日，中央確定楊成武由副總長提升為第一副總長，該任命由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名義公布。一周之後的6月14日，中央又再批準楊成武為軍委副秘書長。對楊成武信任度的增加與對羅瑞卿信任度的遞減是成正比的，楊成武不可能不明白以上任命的內中深義。
1965年11月，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停職審查，楊成武兼代主任。這樣，其時的楊成武身兼多職：軍委副秘書長、辦公會議成員，軍委辦公廳（兼國防部辦公廳及總參辦公廳）代主任，第一副總參謀長，總參黨委副書記。都說羅瑞卿兼職多，楊的兼職也不少。
11月25日，葉群等向總參黨委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了林辦四人（葉群、羅孝禮、趙根生、李春生）兩個多月來在江蘇太倉沙溪公社參加四清的情況。信中說及“我們在參加運動的同時，也注意兼顧了照顧林彪同誌身體的工作，最近他的身體又有些進步，這一切均請你們放心”，又說“葉群同誌的抵抗力比過去顯著增加，做群眾工作每天要跑許多路，經常遇到刮風下雨，但從未感冒過。我們從實踐中深深地感到毛主席、黨中央號召我們軍隊幹部參加四清的的偉大決策是對我們的最大愛護和關懷”雲雲。
值得注意的是，葉群報告的抬頭是致“辦公廳路揚副主任轉辦公廳黨委常委、總參政治部葉運高主任並報總參黨委、楊副總長、王副總長”。那時還是11月間，報告為什麽不送羅瑞卿而僅送給楊成武、王新亭？楊成武難道不明白其中奧妙嗎？
楊成武兩天後即對葉群等人報告作出批示：
“王副總長、葉運高主任：
葉群等同誌的來信及兩份材料轉去，請閱。我已看過，很好。他們到農村後，做了很多工作，成績顯著，總結的經驗也很好。建議將他們的來信和兩份材料印發給總參黨委委員、總參各部局黨委，發總參參加社教工作的同誌參考，並轉報總政治部。如你們同意，請參政辦。
楊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1月27日，離12月8日召開的上海會議至少還有十天時間，楊成武眼中已沒有尚任總參黨委書記、總參謀長的羅瑞卿而自行發號施令了。沒有摸準上麵的旨意，他楊成武敢嗎？
據說，三天之後，即11月30日，葉群攜帶了林彪給毛澤東的信和十一份材料，乘南空派出的裏-2飛機秘密趕到杭州，向毛澤東作了六、七個小時的匯報。
而據當時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張耀祠回憶，當天是住在杭州空軍療養院的楊成武給張打了個電話，約張到他那裏去一趟。到楊處沒說幾句話，葉群就進來了。葉群聲稱要將一封林彪給毛的信麵交毛，楊也說要見毛。回到毛處，張耀祠將上述情況向毛作了報告。第二天早上五點多，毛即通知張要見葉群，叫她快點來。
在自己的著述中有意識地引述了張耀祠以上回憶的羅點點認為：“這些描寫我認為是靠得住的”。
以上張耀祠的回憶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葉群到毛處匯報羅問題之前，先到了楊處！聯係到11月27日楊成武目中已無羅瑞卿的批示，楊成武晚年說他對批羅事前毫不知情，還說得通嗎？
二、1966：僅僅是過頭話嗎？
關於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會議於1965年12月16日結束。12月29日，任命楊成武為代總參謀長。
楊成武告訴陳虹說，上海會議期間軍委曾開過一次會，會上要楊代理總長，楊推卻，說最好由葉劍英兼任。並不是軍委成員的劉少奇說：“中央、主席已經定了，就這麽辦了，不變了”。楊說：“如果一定要我代總長，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戰的那一攤子交給王尚榮同誌，建議提他當副總長”。會上原則同意這個建議，“少奇同誌說：‘命令以後再下’”。
以上這些對話，今天已難以查證。惟可以查證到的是，王尚榮自此直至1966年“8•25事件”被楊成武以奪他的權名義被打倒，一直未有等到任其為副總參謀長的命令。
楊成武又告訴陳虹：1966年3月，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各中央局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繼續揭批羅瑞卿的問題。由於吳法憲等的發言“致使羅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發生了3月18日的跳樓事件”。“中央從3月18日後，決定會議背靠背地進行，到會的人都得表態、發言。許多同誌發了言，我和王尚榮、雷英夫作了聯合發言，稿子是王尚榮、雷英夫寫的，那時不表態是不行的。這個發言有過頭話，但還是留有餘地，對會上有人提出要開除羅瑞卿的黨籍，我明確表示不讚成，並說不能這樣提，那是中央決定的事”。
眾所周知，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的聯合發言，是作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發傳達的。作為附件同時下發傳達的，還有葉劍英、謝富治、蕭華的發言及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誌堅四人聯名給毛澤東、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誌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
楊成武將作為中央正式文件附件的這些發言、信件按下不提，卻去大談當年未有形成中央正式文件而今天我們又看不到、難於判別真偽的所謂溫玉成、邱會作、吳法憲的發言，豈不是欲蓋彌彰，故意把水攪渾嗎？
說聯名發言的稿子是王尚榮、雷英夫寫的，楊成武目的豈不是將責任全推到別人身上，自己清白？發言中涉及的高層鬥爭，楊成武不提供情況，作為總參二級部領導的王、雷是不可能知情的。即使發言的執筆人是王、雷，難道作為下級、執筆者的責任大於上級領導、策劃人的責任？說“這個發言有過頭話，但還是留有餘地”，我們以下引用發言中的某些段落，讀者諸君自可鑒別。
聯名發言聲稱，羅瑞卿“是一個根本沒有無產階級感情的人，是一個根本沒有黨性的人，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我們黨內、軍內的極端危險分子”。“是一個最喜歡最善於撒謊、造謠、挑撥、抵賴的人。他已撒謊成性，而且情節極為惡劣”。“是一個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是一個無組織無紀律的人，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分子，在很多問題上，他不是按黨的原則辦事，而是投機，看風使舵，凡是對他有利可圖、有名可沽、有權可奪的事，他就搶著幹，什麽接見呀！照相呀！登報呀！搶版麵呀！寫文章呀！發表演說呀！大比武呀！工作歸口呀！等等，他特別積極，特別感興趣，但當某件事對他不利，或者沒有油水可撈的時候，他就推卸責任，嫁禍於人，別人隻能受他驅使，為他抬轎子，決不能批評他的缺點和錯誤，決不能說一個不字。他的人生哲學是非常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和唯我論者”。
再引用下去，還有：羅“是個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我們黨內軍內的極端危險分子，是一顆‘定時炸彈’。他近幾年來之所以特別仇恨林彪同誌，折磨林彪同誌，集中力量攻擊林彪同誌，並不是他和林彪同誌有什麽私仇宿怨，而是由於他的地主階級本能和個人野心所驅使的，他想從這裏打開一個篡軍反黨的突破口”。“是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個舊知識分子。他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入黨，資產階級思想在他腦子裏很深的。為了個人得權得勢，他什麽壞事都可以做得出來，什麽手段都可以使得出來”。“羅瑞卿的錯誤，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篡軍反黨的錯誤，是陰謀搞反革命政變的嚴重罪行”。“我們和他的鬥爭，不是一場可有可無的鬥爭，而是一場維護革命利益，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毛主席軍事路線，反對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篡軍反黨陰謀的大是大非的鬥爭，是顛覆與反顛覆、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也是一場不可避免的鬥爭”。
上述這些充滿火藥味的批判性語言，哪有一絲一毫“留有餘地”的味道？！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解決“彭、羅、陸、楊”的問題。楊成武在這次會議的小組會上作了批判彭真的發言，發言共有三個部分，除第一部分指責了彭真“在晉察冀的錯誤”及第三部分指責彭真“極力插手軍隊工作”外，第二部分指責彭真“在批判羅瑞卿的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
所謂“惡劣表現”，楊成武在次年春天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總結為“四大陰謀”：“一是六條清規戒律”，“二是五個不準”，“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個追查”，具體內容，詳見本文附件，不贅。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楊成武1966年5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小組會上的發言，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1967年3月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發言，也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此際王尚榮、雷英夫早被打倒，楊成武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將責任推到別人頭上了！所以，他對陳虹的談話，根本就不提這兩次重要發言。
三、1967：“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軍委在北京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以提高軍隊高級幹部對文革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認識。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蕭華、楊成武在會議上分別作了講話。林彪講了三個問題：一、階級、階級鬥爭、階級觀點問題；二、主流、支流問題；三、軍隊支援地方問題；周恩來、李富春分別講了軍管和抓革命、促生產問題；陳伯達、康生講了文革中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即劉鄧問題。而楊成武講的，是“徹底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罪行，以及徹底肅清他們對我軍惡劣影響的問題”。以上各人的講話，就數楊成武的調門最高，點名最多，自然，也不忘在講話中大肆吹捧林彪。晉人陶淵明有雲：”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楊成武這篇批判羅瑞卿、彭真，又連帶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奇文”，筆者將其主要部分轉載於文後，以供讀者鑒識。
本來，文革中類似的大批判形式講話，如恒河沙數，似不足為奇。但類似講話，多是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諸人所為，象楊成武般出自軍隊高級幹部之口的，確是異數。
楊成武這般賣力的表現，自然得到欣賞。就在他講話十天之後，3月30日，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增補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粟裕為中央軍委常委，而在此前，他連軍委委員也不是。
事實上，楊成武不僅在軍內高級幹部會議上批羅，還支持軍內造反派“鬥羅”。據“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革命造反派鬥羅大會籌備處”（簡稱“鬥羅籌”）中心組一號成員、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學員方凡在文革後交待：“我們當時根本不想‘鬥羅’，因為不少人都認為羅是‘死老虎’了。4月21日，蕭華、楊成武提示要我們抓大方向，什麽是‘大方向’呢？楊成武說：地方上不是正在批鬥彭真、陸定一嗎？彭、羅、陸、楊中的‘羅’是我們部隊的呀！我們說沒有材料怎麽辦？蕭華說：全軍文革可以提供，於是我們才決定以‘鬥羅’的名義聯合起來。我們隻開過一次‘鬥羅大會’，材料、經費、會場是全軍文革提供和安排的。報告是經周總理批準的。5月12日開會那天，羅瑞卿、劉誌堅、蘇振華、王尚榮等老同誌是由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帶入會場的”。“‘鬥羅籌’活動了兩個月。其中，‘4•11遊行’也是全軍文革同意的，行走路線是北京衛戍區指定的”。“5•13事件”後，軍內以“5•13”劃線，“‘衝派’一蹶不振，蕭華、楊成武的日子也不好過了，社會上流傳著他們將要被打倒的傳聞”，“空氣越來越緊張，壓力越來越大，蕭華、楊成武也不接見我們了。‘鬥羅籌’內也因人心惶惶而於6月28日散夥”。
所謂“全軍文革”，於1967年1月改組重建，蕭華、楊成武都是管事的副組長。“5•13”之後，蕭華被打倒，楊成武滑了過去。9月，楊成武更被指定為軍委辦事組組長。
這一年的11月間，楊成武以個人名義發表了他在文革中的最後一篇批羅大文——《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該文聲稱：“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羅瑞卿，是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是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惡，就是長期以來秉承中國赫魯曉夫的旨意，惡毒誹謗毛主席，攻擊和歪曲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反對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反對樹立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妄圖按照資產階級麵貌改造我們無產階級的軍隊。我們必須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最強大的武器，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代理人羅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徹底肅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平心而論，“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等提法，應該不是楊成武的發明。但由於這篇頗具影響力的長文以他個人名義發表，這些提法又強烈地打上了楊成武個人的印記（雖然文革後楊極力否認這篇文章與他本人有關）。
不過，物極必反。我們這位灸手可熱得有點兒忘乎所以的軍委辦事組組長，這回馬屁可拍到馬腿上了。12月17日，毛澤東針對“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等提法提出嚴厲批評：“（一）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二）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隻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
三個月後，“楊餘傅事件”發生，楊成武真的垮了下來。後來，官方的黨史學家眾口一詞都說“楊餘傅”問題是林彪、江青搞的，他們大多不是忘記了，就是對毛1967年12月17日的批示裝作視而不見——那，才是楊成武問題的先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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