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遠見卓識的文章震怒毛澤東zt

一個農民遠見卓識的文章震怒毛澤東
——紀念《當前形勢懷感》作者楊偉名冤死四十周年

楊國選

核心提示

楊偉名等三位農村黨員，以天下為己任，沉鬱憂患，陳述之坦率，行文之從容，語調之平實，語言之練達，比喻之生動，觀察之細膩，態度之理性，意見之尖銳，問題之逼近，判斷之準確，思想之深刻，確實讓人大為震驚。“放開搞活”、“社會主義初級論”，無疑是最具時代代表性和治國前瞻性的理論，是治理“大躍進”給農村帶來深重災難的良策。而且完全符合16年後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治國方略，然而，這劑“苦口良藥”震怒了毛澤東，給楊偉名帶來殺身之禍。

1962年，陝西戶縣農民楊偉名執筆起草，以三個農民黨員(另二人為大隊書記賈生財、大隊長趙振離)聯合署名的文章《當前形勢懷感》（又名 “一葉知秋”，文章收錄在《陝西農業合作簡史》)問世，毛澤東十分震怒，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一葉知秋”，給他做了階級定性。今天，我們在《“大躍進”五十周年祭》之際，來緬懷和紀念這位驚動了中央、震怒了毛澤東的一介平民，重溫楊偉名的《當前形勢懷感》，縱觀20世紀50、60、70年代黨內和民間萬言書，以思想水平衡量，《當前形勢懷感》無疑是最具時代代表性和治國前瞻性的作品，它是治理“大躍進”給農村帶來的、已經是急重難緩災難的宏論與良策。 《當前形勢懷感》這篇文章，近萬宇，共分13節。一、前言；二、憶“撤退延安”，三、處方；四、腰帶；五、“改造”與“節製”；六、“恢複單幹”；七、““過”與“退”，八、“走後門”；九、市場管理，十、繁瑣的哲學；十一、雙程軌道；十二、提“建議”有感；十三、後記。 楊偉名在“前言”部分開宗明義地說：“參加農村基層工作，已八年有餘，俯首回顧，百感交集，尤其在當前困難形勢下，其所見所聞，勢如洶湧波濤，衝擊胸膛。每於激動之餘，口述筆道，常至情不自禁。這篇懷感，不是向上級領導‘報喜’，而是‘報憂’。但就目前形勢而言，‘報憂’重於‘報喜’。因之‘懷感’所及，似頗多‘苦口良藥’與‘逆耳之言’。這篇‘懷感’屬個人見解，或為‘一葉知秋，異地皆然’。或為‘坐井觀天’而流於管窺之謬。而其所道所說係實踐事實和親身體驗，真實程度，頗堪自信！” “一葉知秋”，報的什麽“憂”呢？

文中說：“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困難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農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現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饑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麵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領導下，何今暗而昨明?這種情況，已經是一望而知的事實，用不著連篇累牘地再進行分析了。” “一葉知秋”說：“五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共產風、生產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盛行，農村經濟瀕於破產，“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饑餓代替了豐衣足食”，這是何等的景象呀？而且是“一望而知的事實！”矛頭直指好大喜功的極左路線和政策。 “一葉知秋”提出了怎麽辦？他說：“看來形勢是逼人的。不過，困難的克服，卻是很容易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盡速地應用於當前形勢；諸如‘一類物資’、‘自由市場’的開放，中、小型工、商業以‘節製’代替‘改造’，農業方麵采取‘集體’與‘單幹’聽憑群眾自願等都是可以大膽考慮的！幾年來，我們是朝著‘退’的方向做的，並已收到效果，不過，遠未到位，應進一步就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方針作‘全麵徹底’地‘調整’！直到克服困難為止。”

應該說，“一葉知秋”這一論述，是直接針對當時國家提出國民經濟“調整、整頓、鞏固、提高”八字方針。他用紮腰帶來比喻中國當時經濟的狀況。腰帶鬆了不行，過於緊了也不行，“過於緊了，倒會令人氣喘”。“目前我們國家的整個國民經濟形勢，是否有氣喘的象征?是否存在著渾身捆著腰帶，動彈不得的意味？如有之，隻有解帶鬆腰才能氣和神安，隻有腰間僅纏一帶其餘皆盡解，才能手動腳靈。”他直言不諱地說，無須擔憂國營經濟出問題．“國營經濟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業自由生產，農村包幹外的自由貿易則為人身的手足，無人身，手足無依附；無手足，人身失所能，兩者相依相成，關聯互賴。” “一葉知秋”——楊偉名，這位基層幹部此時提出的宏論，完全符合20年後鄧小平提出的“放開搞活”。 楊偉名的論述，不是信口開河之後的結論，而是他對中國大勢有異常清醒的判斷。他在文中說：“我自己認為，我們的國家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這個既窮又白的薄弱基礎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為止，僅隻六年左右的時間，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任務，就真的完成了嗎？答複是否定的。並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時間內，把一個具有六億人的落後的農業國家，建設成新民主主義的強大工業國家，無論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事”。“有人曾經說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要當兩步走(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那麽如果說，我們第一步沒有走好，第二步怎麽可能走好呢？”“如果說新民主主義建設需要二十年、三十年，由此看來，像我們過去所做的顯然是拔苗助長，違反了客觀規律。” 楊偉名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期理論”，何等近似80年代中期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應該說，楊偉名這些所有觀察、判斷和政策選擇，都基於這一理論。

1958年的“大躍進”到1962年，顯然，中國的領導人對國情的認識頭腦發熱，政策出現了偏差，帶來了災難。社會發展形態顯然是“過”了，“如某甲赴某村，距十裏，行之十五裏過五裏，退三裏，猶過二裏，退十裏複又不及五裏，終退五裏實抵村境而止。想來我們目前嚴重困難產生的淵源是走‘過’五裏路的問題，因之克服困難的根本辦法，也就隻是退五裏的問題了。” 當然，退應有度，時政府“退五裏”的“度”在哪裏呢？作者提出：“農業方麵，按照集體、單幹，聽憑群眾自原的原則。這是養雞取蛋，有別於殺雞取蛋；這是釜底抽薪，有別於揚湯止沸；這是根本之道，有別於治標之法。這是我們要退的終點。”要像“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退到終點。他認為：“當下中國經濟已經患了‘並發症’，而‘糧食困難’、‘市場供應緊張’，並由此產生的‘走後門’、‘投機倒把’、‘盜竊事故’、‘逃荒遣返’，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誌消沉’、‘怨聲一片’、‘不安心工作’，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誼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現象統屬於‘‘病之標’。” 因此，他提出了開放一類物資(糧、棉、油)的自由市場，用“價值法則”調整供需矛盾和刺激農民農副產品生產積極性和對中小型工商企業“用溫和的‘節製’’方法代替‘改造’ 的手段”，真正施行民主集中製。

應該說這是楊偉名提出了自己、也是中國農民的政策主張。 楊偉名用“雙程軌道”開車來形象地說明上下之間的“民主集中製”關係，既形象又尤為精彩。“雙程軌道，車可對開，東來西往，互無妨礙。如雙軌交迭，則相與衝突而互為路障，甚或撞擊而兩車俱傷。再者，車之交替往來，如環之周而複始，循環無息，設無東來之車，西來之車可盡，無西往之車，東來之車可竭”。 “廣大群眾的意誌是通過‘集中’那條 ‘軌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誌’經過加工整理，做出決議，又通過‘統一領導’的那條‘軌道’‘貫徹下去’。這個一‘上’一‘下’，有如兩套列車沿著各自軌道相對開而互無妨礙。當‘群眾意誌’與‘現行政策’，哪怕是當時正在特別強調執行的政策發生矛盾時，必須保證‘群眾意誌’盡快地向上‘集中’!從而讓‘現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時得到糾正。同時，‘現行政策’未經上級指示，不能任意改變，違犯‘統一領導’的原則，不然，‘現行政策’壓住‘群眾意誌’，不能舒暢地向上‘集中’，‘群眾意誌’頂住‘現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確及時地向下‘貫徹’，這就成為．‘雙軌重疊，兩車對開，中途相遇不避，兩撞俱傷了。’隻有‘群眾意誌’能夠廣泛、及時而正確地‘集中上去’，進而才能有及時的切合實際的政策‘貫徹下來’。隻有這樣，才更能不斷地‘集中上去’，又不斷地‘貫徹下來’，那就形似‘對開之車，交替往來，如環之周而複始，回轉不息。’進言之，‘群眾’的‘意誌’如果‘停於下’，則作為製定國家政策的‘源泉’，就會‘竭於上’。故曰．‘無西車之來，東來之車可盡。無東來之車，西去之車可竭。’此為因果交應，互為淵源。”作者還進一步論述道，“我們是‘人民民主’的國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們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們的‘民主’是通過高度‘民意集中’體現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與‘集中’，兩者是互相關聯表裏為一的，不能當成兩個對立的東西去看。” 沒有“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和“高度‘民意集中’”，何談“民主集中製”?這實際上是政治體製問題了。實際上，楊偉名的上論述，從實踐到理論，都非常客觀而沉著地批評了下情不能上達，上麵置農民意誌而不顧，置中國國情而不顧，製定方針政策嚴重脫離實際以至禍國殃民的現狀，並提出了一係列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 遺憾的是，這劑“苦口良藥”不僅沒有人喝，反而給楊偉名帶來了殺身之禍。 1962年6月底，□□部《宣教動態》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個共產黨員對當前一些經濟政策的一些意見》。

7月，□□部《宣教動態》第73期，又刊登“對三個共產黨員對當前形勢和經濟政策的一些意見作者的調查。”自然，□□部的兩期《宣教動態》送到了中共中央高層，送到毛澤東的案上，毛澤東震怒了。1962年8月6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厲批評了“一葉知秋”，他說《當前形勢懷感》這篇文章中“有一句話，‘一葉知秋，異地皆然’。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的同誌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幹希望……戶縣三個黨員的來信回答了沒有?共產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當然，毛澤東也為《當前形勢懷感》做了階級定性。

8月16日，陝西省委辦公廳《人民來信來訪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當前形勢懷感》，送省委常委閱。省委副秘書長蔣錫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方傑、鹹陽行署副專員杭尚增、戶縣縣委書記安生高，受命先後四次找楊偉名等三個署名黨員談話，批評文章中有“錯誤觀點”。 10月11日，19日，陝西省委先後兩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報告，說《當前形勢懷感》“是一個明目張膽的、比較係統的要求資本主義複辟的反動綱領”，三個黨員的主張，“實質上是恢複資本主義道路。是嚴重的政治立場錯誤”，並決定把三個黨員的信作為反麵教材，向全省農村黨員深入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 10月18日，省委宣傳部給省委的報告則說的更嚴厲，認為三個黨員的建議和主張，“是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要求在黨內比較完整、係統的反映”，“集中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的觀點和主張，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恢複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綱領”。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十分憤慨地給楊偉名等做了階級定性，10月29日，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在省委三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戶縣三個黨員甚至要求我們以‘主動撤退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單幹。這些觀點是十分荒謬的、十分反動的。” 從此，一人之口，封萬人之心，終釀悲劇。

楊偉名等三個黨員被迫檢查，遭受批判。尤其是楊偉名，從1962年向各級發出《當前形勢懷感》，後遭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和階級定性，省委作為有綱領複辟資本主義的反動分子，到文化大革命，隨時作為反麵典型，遭批鬥迫害，他確實不堪忍受那百般侮辱和折磨，1968年10月服毒自盡。卒年46歲。 楊偉名生於1922年，陝西戶縣人。幼時讀過三年私塾，後因家貧輟學。曾參加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2月入黨，1949年5月任職副鄉長，當年冬天自行脫黨回鄉，1957年重新入黨，任生產大隊會計。他生在戶縣澇河畔，死後也埋在澇河畔，1979年，這位敢於為戶縣乃至中國農民呐喊的楊偉名得到平反昭雪。然而，楊偉名在天之靈，也許不甚瞑目，他生前為世人世事所不容，死後求一掊黃土而不可得，他的墳墓也經被一家化學添加劑廠所覆蓋，著實令人悵惘！ 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簡單集合，他似如一桶水與糧食發酵後釀出的一杯酒，似如眾多礦石冶煉出的一塊鋼坯。顧準如是，楊偉名如是。我們在楊偉名含冤逝去40周年之際紀念他，戶縣也大膽破除以往以錢勢、權勢、名勢命名圖書館者有之的慣例，而用一介平民楊偉名的名字命名縣圖書館，以向世人備案，也許是楊偉名的價值正在為人們所認識，讓楊偉名的曆史悲劇不再重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