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關於“無標題音樂”大批判的前前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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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1966年）發生在中國大地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對於國家和人民來說是一場災難深重的悲劇，是反革命“四人幫”製造的一場耍盡陰謀的鬧劇。其中關於所謂的“無標題音樂的討論”，就是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手製造的鬧劇之一。我作為事件的“肇事者”和受害者，親身經曆了全過程。30年前（1976年）在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查閱和收集了相關的資料，撰寫了這篇記述較為詳盡的文章，曾經抄成大字報在中央音樂學院張貼過，後來還作為打印材料在小範圍內散發過。現今，為了回顧曆史，吸取教訓，為廣大讀者提供一份檔案資料，我願將此文公開發表。30年前的文章，許多語言文字的表述與今天有別。為了真實起見，除了個別詞句外，我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改動，我想，讓讀者直接感受一下當時的文風和社會氛圍也未嚐不可。
　　
　　在1973年冬至1974年春，眾所周知，在全國範圍內突然掀起了一個所謂“無標題音樂的討論”。名曰“討論”，實際上是反黨“四人幫”精心策劃的一次大規模討伐性質的大批判。霎時間，烏雲滾滾，鋪天蓋地而來。首當其衝的是音樂界、文藝界和外事口，也波及到其它部門。同時，在國際上也引起了十分強烈的反響。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這場“討伐”的矛頭所向究竟指向何處呢？
　　
　　一、 事前的有關背景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隨著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節節勝利，為這條路線服務的對外文化交流也不斷發展。忠實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周總理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麵有過一係列重要指示。但是“四人幫”妄圖篡黨奪權，把周總理視為實現他們陰謀的最大障礙，因此，他們處處與周總理作對，千方百計反對周總理。他們想方設法把黑手伸向涉外部門，幹擾毛主席的外交路線，破壞文化交流，極力反對周總理對外事工作的領導。
　　1972年8月，廣播電台為羅馬尼亞國慶日可否播放一些該國民間音樂（如《雲雀》等），請示中央。周總理親自作了批示：“由廣播局和文化組負責審查一下，如音樂健康，有民族特點，還可以播放。”反黨分子江青針對周總理的批示，惡狠狠地批注：“千萬不要因為外交關係把靡靡之音在我們電台廣播。文化組的同誌們應提高警惕，慎重對待。”
　　仍然是在1972年，聯邦德國外長謝爾和美國安全助理基辛格先後訪華時，周總理親自向李德倫同誌提議為他們演奏貝多芬的交響樂，並同意演奏李德倫提出的貝多芬第五《命運》交響曲。但是江青知道後，就進行幹擾。為謝爾的演出，於會泳根據江青旨意，借口時間緊，下令停演。為基辛格的演出，於會泳在江青麵前胡說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宣揚宿命論，於是江青就說寧可演第六《田園》交響曲，也別演第五，逼迫中央樂團改演第六交響曲。
　　1973年9月，美國費城交響樂團來訪，三套節目是經過雙方多次商談確定的。但是，在該團到達的前兩天，江青像慈禧太後點戲那樣，突然心血來潮點了一連串節目：《墨西哥沙龍》《卡門》組曲、《邀舞》《天方夜譚》《中亞細亞草原》《田園交響曲》等，硬是要該團改變節目。周總理知道後，立即作了指示：“不要強加於人，節目不能改。”與此同時，周總理為了顧全大局，照顧江青的麵子，通過接待人員向美方暗示，達成了加演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的協議。
　　通過上述幾件事，不難看出，“四人幫”插手外交事務，反對周總理，是蓄謀已久的。
　　
　　二、 所謂“無標題音樂的討論”是怎樣掀起的
　　
　　1973年10月7日，對外友協給我來電話，要我為土耳其兩位音樂家（小提琴家與鋼琴家）訪華演出曲目寫說明。我當時回答說，那些無標題的室內樂作品，由於缺乏資料，內容不好寫，隻能注明快板、慢板之類，是否就寫寫作者的情況算了。友協說，除作者外，曲目如果一首首不好寫，那就對總的曲目概括地寫一下。友協是上午11時來的電話，下午兩點派人來取說明。倉促之下，我和陳宗群同誌立即分頭寫作曲家的介紹，而關於曲目的概括說明，我執筆寫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兩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屬於歐洲器樂獨奏音樂會上經常演出的古典音樂曲目。這些樂曲大都沒有什麽深刻的社會內容，也沒有具體的情節和標題，僅僅表現作者某種情緒的變換和對比，音樂一般來講還比較健康明朗。”
　　友協將上述文字基本上沒有改動地印在了自己的請示報告中，事先沒有來得及請李德倫同誌過目。1973年10月17日，友協的報告經外交部和文化組負責人會簽後報中央。總理和包括華國鋒同誌在內的其他在京政治局同誌均圈閱，未提出異議。“四人幫”雖然也劃了圈，但又淩駕於政治局之上，胡亂批注。其中，江青在自己名字下麵拉出一個箭頭寫道：
　　“文元同誌和我有注在後麵。演奏中國音樂，最好是革命的。如（果）介紹古典或民間音樂，曲目應送審，不要再介紹《二泉映月》了”。
　　此作品，起先是江青自己提出可改編演出，但是費城樂團來時，《紐約時報》記者聽了吳祖強同誌改編的弦樂《二泉映月》，說情緒哀傷，江青立即下令停演。
　　在友協報告附件“曲目說明及作者簡介”的開頭，就是我起草的那段文字。針對這段話，姚文元、江青、張春橋分別作了如下批注：
　　“無標題音樂是否僅僅表現某種情緒的變換對比而無社會內容，這個理論問題還可以研究一下。
　　文元”
　　姚文元將原話“沒有什麽深刻的社會內容”篡改為“無社會內容”；把僅僅針對土耳其音樂家演出的那幾部具體作品的看法，擴大為對整個無標題音樂的看法；同時，那段文字也不是在談論什麽理論問題。姚文元的批注完全是歪曲捏造，無中生有，借題發揮。
　　“同意文元同誌的意見。舒曼、特別是勃拉姆斯的音樂，聽起來晦澀難懂，像發神經病似的。不能脫離階級立場空談沒有什麽深刻的社會內容。
　　江青 1973年10月”
　　此外，江青又加一段批注：
　　“有標題音樂他們也可以完全脫離標題亂奏一場，例如費城交響樂團演奏的《羅馬的鬆樹》。李德倫同誌應為中央提供正確的材料參考，不要使我們上當。

江青上述批注純屬一派胡言，對舒曼、勃拉姆斯的評價根本不值一駁，完全是她主觀的毫無根據的信口開河。至於說到《羅馬的鬆樹》，是她自己沒有聽懂，還要大發議論。據李德倫同誌說，在音樂會上聽到這部作品的末樂章時，江青疑惑不解地說：“鬆樹哪有那麽大聲音！”其實人家原作明明描寫的是古羅馬軍隊浩浩蕩蕩由遠而近行進的場麵。我們編寫的詳細曲目說明就在她手上，她聽不懂，又不看說明，還要那樣胡說八道，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四人幫”總是一人領唱，同夥幫腔。張春橋也道貌岸然地批注：
　　“同意江青、文元同誌批注。中央樂團不但應向中央作正確的介紹，而且應當考慮如何向觀眾作正確介紹。
　　春橋1973年10月20日”
　　由於姚、江、張的批注，友協研究後，再次打了補充請示報告。這次報告經外交部姬鵬飛、韓念龍、符浩、王海蓉閱後，由外交部何英同誌和國務院文化組吳德同誌會簽。報告送中央，先念同誌閱後，送周總理。總理有下列批示：
　　“原土耳其兩音樂家擬乘他們五十周年國慶來華訪問演出，現土國慶已趕不上，十一月是否願意來，需與土方商談再定。
　　周恩來1973年10月29日”
　　總理這個批示表明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的大國沙文主義，體現了我們對待中、小國家，特別是在對待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上的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精神。同時，這個批示也揭露了姚、江、張幹擾、破壞正常文化交流的伎倆。因為土方音樂家訪華是土方主動提出，我方同意，商談好在其駐華使館慶祝土國慶時演出，但是由於“四人幫”的搗亂，時間不得不推遲了。
　　　友協根據總理批示，向土方探詢，土方仍願意來訪，並確定了來訪日期。於是友協第三次打了報告。這份報告經外交部姬、韓、符傳閱，文化組吳德同誌會簽，報到中央，周總理又批示：
　　“有關演出曲目簡介，李德倫同誌已分送春橋、江青、文元同誌請示審閱。本件擬同意，即送洪文、康生（暫不送）、劍英、德生、春橋、江青、文元同誌核閱。
　　退外交部
　　周恩來1973年11月16日”
　　上述名字除康生外，均劃圈。接著江青又寫了如下批注：
　　“建議今後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後果是嚴重的！以上意見妥否供參考。
　　江青1973年11月18日”
　　江辦附言：
　　“遵江青同誌囑，兩件再送洪文、春橋、文元同誌。最後呈總理。
　　江青同誌處 1973年11月18日”
　　張、姚的名字劃了圈，姚注明“已閱”。總理閱後，針對江青批注，再次作了批示：
　　“今後應盡可能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或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請友協予以注意。
　　請江青同誌再閱。
　　周恩來1973年11月19日”
　　總理實際上批駁了江青“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文藝團體”的極左觀點。
　　從1973年11月下旬開始，於會泳、浩亮、劉慶棠把持的國務院文化組顯然領受了“四人幫”的旨意，讓以呂韌敏、張伯凡為頭子的創作辦公室（簡稱“創辦”）著手籌辦全國音樂座談會。同時，文化組在北京、上海兩地傳達姚、江、張批示，加緊所謂“反擊黑線回潮”的部署。他們通過上海文匯報召開了一次專門傳達姚、江、張“批示”的座談會，發了一份簡報，一方麵大肆吹捧姚、江、張批示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麵對問題無限上綱，還聯係上海文藝界的狀況，點了若幹現象，把事情說得十分嚴重，認為出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特點是“階級敵人跳出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12月7日，文化組在北京民族宮劇場召開首都文藝界群眾大會，於會泳主持會，責成李德倫同誌傳達姚、江、張“批示”，並結合自己談談認識。與會的群眾都覺得是逼李德倫同誌作當眾檢討。針對友協報告中的曲目說明，於會泳在會上大放厥詞，以下是他演說詞的摘錄：
　　“這是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問題，……不要認為是個別人的心血來潮，偶然提到，無關緊要，而是要肅清流毒的問題。……討論過程中一定要揭示這種思想的實質和目的是什麽，……講這種話的人代表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抽掉階級的人性論。……他的目的是什麽？目的不是說音樂沒有社會內容，而是要大量輸入這些東西，不要批判，他自己可以在那個王國中自由欣賞。那些爬牆、作假票的人，正是這種思潮。……這句話是正式寫在給中央首長的報告上的。如果正式批下來，就又會有多少跳牆的。這是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人性論的基礎。”
　　根據中土雙方協定，土耳其兩音樂家按推遲的日期來訪，演出曲目未變。由於“四人幫”發動了這場“討論”，結果對這樣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客人的友好訪問演出，竟然沒有發表任何一篇評論文章，使外賓遭遇到了不應有的冷遇。
　　12月23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分別刊登了署名“殷言實”和“東路”的三篇文章，揭開了報刊公開批判的序幕。12月25日至30日，國務院文化組特意安排在天津召開有全國各省市文化局長和音樂界人士一百餘人參加的音樂座談會（會議詳情，可查閱有關文件和簡報，此處從略）。
　　天津會議以後，1974年1月6日北京日報發表了中央民族學院藝術係署名“朝華”的文章《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把問題說成是有人要“掩蓋音樂的階級性”。文章認為這是“關係到承認不承認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真理，要不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並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不能等閑視之”。此文很適合“四人幫”的口味，所以江、姚批給新華社全國報刊轉載。
　　隨後，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初瀾”（實際是文化組的“創辦”寫作班子）的第一篇文章《應當重視這場討論》，基本內容與於會泳在音樂座談會上的演說相同，同時，明確提出“這是文藝戰線的一場大是大非的論戰，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文藝觀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世界觀、文藝觀在文藝的根本性質問題上所展開的又一次重大鬥爭”。

緊接著，1月17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的文章《決不許為文藝黑線翻案——揭穿否定音樂階級性的修正主義謬論的實質》，文章也是以於會泳在天津會議的講話為藍本，同時也作了一些發揮，認為“無標題音樂上的謬論”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是“對黨的基本路線的徹底背叛”。
　　奇怪的是，當全國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文章時，江青、姚文元突然在文化組關於天津會議的報告上作了如下批語：
　　“文元、吳德、會泳、浩亮、慶棠、德倫、誠忠同誌：這個會議內容我不清楚，隻是會泳同誌傳達的不完整，欠妥。我很奇怪為什麽隻提無標題音樂，而不提有標題音樂？原來你們傳達的不完整而造成片麵曲解。事實是文元同誌批了無標題音樂，我批了有標題音樂也同樣會亂奏一陣，都不可以脫離階級立場，而去隨意說沒有什麽深刻的社會內容。開這個會為何不讓我們知道？請主持這次會議的同誌回答我。
　　江青1974年1月24日”
　　“同意江青同誌意見。這是一個音樂領域中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無標題有標題音樂的創作、演奏中都有。德彪西的一些作品都是有標題的，問題在於立場、觀點和方法。
　　姚文元1月24日”
　　明明於會泳在音樂座談會的開幕詞中說：“經過中央領導同誌同意，決定在天津召開這個會議”，還說：“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家濟濟一堂，開這樣全國性的座談會，這是第一次。我們可以通過這次會取得經驗，以後有必要時，請示中央，還可以再開這樣的會。”於會泳所說的“中央”就是“四人幫”的代名詞。沒有“四人幫”的指令，於、浩、劉把持的文化組自成立以來號稱與地方無條條關係，隻管幾個團、廠、校，怎麽一反常態，突然向全國發號施令了呢？！於、浩、劉隻可能背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以周總理為首的國務院幹壞事，而絕不會背著“四人幫”自行其事。所以這裏顯然有鬼！回顧一下當時的背景，可以推斷：很可能是“四人幫”搞陰謀的狐狸尾巴被毛主席、黨中央抓住了，江、姚為了掩蓋真相，因此故作姿態，一方麵想溜走，另一方麵繼續堅持向黨進攻。江青出爾反爾，嚇得狗腿子於會泳趕忙寫了檢討，把問題兜起來。
　　此時“批林批孔”運動已在全國掀起。1974年2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初瀾”的第二篇文章《抓住實質深入批判——再談應當重視關於標題與無標題音樂問題的討論》。文章完全是根據江青、姚文元1月24日的批語炮製的，把有關外國音樂的討論看成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尖銳鬥爭”。在這之後，批判運動可以說達到了最高峰。報刊的公開批判，有目共睹，這裏就不必贅述，僅舉當時中央樂團內部召開的一次批判大會的發言為例。這次大會我親自參加了，下麵是我記錄的一些“精華”：
　　“利用文藝搞複辟，孔老二、林彪都如此，有人說資產階級古典音樂無社會內容，這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論調是一致的，寫在報告中，是毒箭，是射向黨中央的一支毒箭，是為了地主、資產階級複辟他們的專政”。
　　“當前音樂界的謬論和林彪、孔老二是一致的”。
　　“這個報告是賣國主義的意見書，關於音樂的謬論是為帝國主義文化滲透服務的，是為了克己複禮”。
“要害是為十七年文藝黑線反案”。
　　“謬論是修正主義黑線回潮的典型表現，是蘇修音樂理論的翻版，和孔老二、林彪有聯係，但直接來源是蘇修”。
　　“音樂的謬論泛濫出孔老二、帝國主義屍體的臭味”。.
　　“起到了勃列日涅夫等起不了的作用，是賣國理論，漢..奸理論！”
　　“這個謬論是和樂團聯係的，謬論是理論，樂團有實踐！”
　　“謬論是為資產階級鳴冤叫屈，是向帝國主義投降，是賣國主義”。
　　“謬論鼓吹者是帝國主義的掮客、吹鼓手”。
　　更有甚者，當時“四人幫”派駐中央樂團的軍代表第一把手、黨委書記康某人在一次小組討論會上聽到有人把友協的報告同林彪反革命的《571工程紀要》相提並論，覺得有水平，於是他第二天就在全團批判大會上公開宣稱友協的報告“是又一個反革命的《571工程紀要》！”這種聳人聽聞的無限上綱，當時就引起了一些同誌的反感。會後不少人質問康某人：你那樣說有何根據？《571工程紀要》是林彪反革命集團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革命行動綱領，而友協的報告是這樣性質的文件嗎?如果是那樣，就應該立即破案，把壞人抓起來，總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吧？你隻停留在口頭上，卻不采取行動，那你就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康某人經不住質問，自感理屈詞窮，後來隻好當眾表示收回他的說法。
　　1974年4月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初瀾”的第三篇文章，把題目作在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上。從1973年12月至1974年4月，全國報刊共發表了一百二十餘篇“批判”文章。這場“討伐”規模之大、火力之猛、時間之長，是全國解放以來罕見的。
　　
　　三、 政治嗅覺敏感的外國報刊的反應
　　
　　這場在國內如火如荼開展的“批判運動”，在國際上的反應是很強烈的。外國報刊登載了許多報道和文章，有種種猜測、分析和評論，顯示了他們敏感的政治嗅覺。僅就我從新華社的大參考上看到的消息，舉例若幹如下：
　　路透社北京1月14日電：“中國的主要報紙《人民日報》今天兩次發動了對西方古典音樂的進攻。……看來這篇文章意味著從去年以來開始明顯的較容忍的態度後退。自1949年共產黨人取得政權以來，西方管弦樂去年第一次在這裏演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出版的一期中國畫報上刊登了毛主席夫人江青去年9月在費城交響樂團訪問北京時同他們合影的一張照片。這一巧合可能表明，《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看法說明最近政策有所變化。”
　　英國《泰晤士報》1月19日社論《貝多芬是資本家》（塔斯社全文轉發此社論，題為《關於中國文化生活的傾向》）寫道：“中國是否準備進行另一次文化革命？……無疑，對中國報刊上先後出現的種種跡象是可以作這樣的解釋，特別是，獻身革命的純粹主義者對西方的音樂展開了進攻，而西方音樂看來也許遠非中國的真正用意所在。這種進攻在這場鬥爭中絕不是無關緊要的陪襯，可以認為這是新的抗議浪潮的信號，甚至可以認為這是矛頭指向黨內上層那些要受批判的人。……革命派和實用主義派之間的衝突是很明顯的，這種衝突的餘燼還遠未熄滅……黨內激進分子現在看來也並未居於優勢地位。跟過去一樣，意識形態可能掩蓋了繼續不斷地對領導層中高級地位的爭奪。”

法新社北京1月19日電：“中國報紙最近突然出現的一個新主題是譴責西方音樂‘為藝術而藝術’的傳統。……觀察家們認為這種譴責是由文化革命的捍衛者發動的一場含蓄而猛烈的攻擊，其目標針對那些不指名的、直接被指責為夢想恢複文化革命已摧毀了的‘資產階級影響’的個人或集體。”
　　英國《泰晤士報》1月21日說：“對安東尼奧尼先生進行攻擊的政治態度，似乎和最近對西方古典音樂進行譴責的背後的政治態度是一樣的。”
　　美聯社東京1月22日電（記者約翰·羅德裏克）：“中國的左翼分子在打倒古代聖哲孔子之後，現在又把矛頭對準貝多芬和舒伯特，這顯然是作為進一步阻止中國自由化的宣傳運動的組成部分。……引起當前音樂界這場動亂的觸發劑很可能是倫敦、費城交響樂團以及其他西方歌唱團訪問。……自從文化革命混亂後已丟麵子的中國左派分子進行了攻擊，主要是通過對孔子的學術性批判來攻擊周恩來總理，是他們想要恢複他們在文化清洗期間由於使用極端暴力所失去的地盤的不斷鬥爭的一部分。”
　　美國《紐約時報》2月5日社論《節日的調子》寫道：“在中國的似乎小規模重搞的文化革命的受害者中，有兩位奧地利人，一個是舒伯特，一個是莫紮特，還有一位德國人，名叫貝多芬，其罪名是，他們譜寫的音樂蓄意地引導輕率的中國青年人滑到修正主義、崇拜西方甚至走向資本主義。”
　　日本《朝日新聞》刊載日本音樂評論家古田秀和的文章《中國和貝多芬——捉摸不定的批判的背景》，其中說：“讀了論文就會明白，其重點不在批判貝多芬，……可以認為，這是政治性的事件，是高度的國內政治。……從去年春天開始，中國邀請了倫敦、維也納和費城等市世界屈指可數的大交響樂團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舉行演奏會，並都受到‘熱烈歡迎’，在非常熱烈的氣氛中閉幕。這樣的報道人們還記憶猶新，現在又進行批判，到底為什麽？那時的節目不是貝多芬以後的資產階級作曲家的作品嗎？演奏獲得很大的成功是真的。”
　　加拿大《環球郵報》3月15日題為《中國報界攻擊西方古典音樂》的文章說：“一些觀察家認為，提到國內一些不點名的‘同誌’一事，攻擊的真正目標不是古典音樂本身，而是國內舞台上被認為奉行右派路線的分子”。
　　美共《每日世界》發表署名湯姆·費利的文章《貝多芬有同盟者對付毛派的攻擊》，其中寫道：“毛分子開始攻擊偉大的作曲家貝多芬，……這些攻擊同貝多芬或孔夫子可能根本毫無關係，而僅僅是掩蓋殘酷的內部政治鬥爭的表現，這種鬥爭目前看來正在使毛派集團四分五裂。……我們的毛派朋友看來是不了解貝多芬正是列寧所喜歡的作曲家之一。在這方麵，毛派分子又一次顯得他們對革命運動的曆史是極為無知的。……我還認為這是一個不僅僅是關係到古典音樂愛好者的重要問題，它非常清楚地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人物中，對列寧的生平和著作，對沙皇俄國時期布爾什維克的曆史的發展，以及對1917年偉大的十月革命已經無知到無法形容的程度。……今天中國的趨勢看來是越來越趨向於可惡的民族沙文主義，仇外，也就是說恐懼和憎恨任何外國的，任何‘非中國的’東西。這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極為尖銳的矛盾。人們應該注意到馬克思有句名言：‘任何有人情味的東西對我來說都不是陌生（外國）的’。看來毛派分子把這句話改成了這樣：‘任何陌生（外國）的東西對我說來都沒有人情味’。”
　　路透社北京3月13日電：“對西方音樂進行‘階級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壓製出席去年西方音樂家舉行的音樂會的那些人的可能過分的熱情”。
　　日共《赤旗報》5月5日刊登高津一郎的文章《對“批判貝多芬”的想法》，其中說：“簡單地武斷說沒有標題就是為了掩蓋作品階級內容，完全是無視曆史的非科學、非藝術的想法。”
　　綜上所述，所謂“無標題音樂的討論”，完全是“四人幫”借題發揮而掀起的一場反革命的鬧劇，同時也是他們一係列陰謀計劃的序曲。接下去他們掀起的批判意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的係列紀錄影片《中國》，批判涉外賓館裏懸掛的繪畫，其罪惡的矛頭都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特別是指向周總理。“四人幫”妄圖從外事部門打開缺口，以求一步步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目的。現在“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已經被粉碎了，他們在“無標題音樂問題”後麵包藏的陰謀終於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