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是怎樣消失的

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是怎樣消失的

創立於1930年6月的紅3軍團,在井岡山鬥爭時期和長征途中立下了卓越功勳,然而,這支雄師勁旅卻在長征後期神奇地消失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期甚至比它成立更晚、功勳沒有它突出的那些軍團卻一直存在到抗戰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之前。彭德懷的紅3軍團哪裏去了?它為什麽會消失呢?紅3軍團的將士經曆了一個怎樣的情感曆程呢……


長征後期,彭德懷把自己創建的紅3軍團讓給了林彪



　　根據1930年5月中旬和下旬中共中央先後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與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作出的“各地紅軍分別集中組建正規軍團”的決定,1930年6月10日前後,中共紅5軍軍委在湖北大冶果城山的劉仁八村召開會議,決定以紅5軍為基礎,正式成立紅3軍團,彭德懷任總指揮,滕代遠任政治委員,鄧萍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轄紅5軍、紅8軍兩個軍。1930年8月23日,紅3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市同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1軍團會師,組建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的領導下,紅3軍團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力量不斷壯大,取得了一係列輝煌勝利。後來由於王明“左” 傾錯誤影響,紅3軍團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開始了戰略轉移。在這過程中,紅3軍團經曆了兩次大的整編,前一次起因與張國燾有關,後一次則是紅3軍團的創始人彭德懷自己提出來的。



　　1935年,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張國燾在兩河口召開了兩個方麵軍會合後的首次政治局會議,商討下步行動問題。會上,張國燾對中央作出的決定沒有提出反對意見,然而從兩河口回到紅四方麵軍後,就立即變卦,提出與中央決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邊的主張,並借口所謂“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拖延紅四方麵軍主力北上。他還策動和縱容其支持者向中共中央提出由他出任軍委主席,並給予“獨斷專行”的大權。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沒有同意張國燾的要求,但為了促進兩個方麵軍的團結,爭取張國燾早日改正錯誤,於1935年7月18日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委員。3天後,中革軍委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麵軍組織番號及幹部任免的決定》,統一了紅軍的編製。在這份決定中,紅3軍團正式將番號改為紅3軍,軍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8月份後由李富春擔任),參謀長肖勁光,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紅3軍團的將士完全擁護並堅決執行了中央的指示。



　　9月12日,張國燾致電紅1軍、紅3軍領導人,企圖煽動北進途中的紅1軍、紅3軍背叛中央,破壞黨的北上方針。彭德懷、李富春和林彪、聶榮臻都及時向黨中央作了匯報,張國燾的陰謀沒有得逞。同時,中共中央為了解決張國燾陰謀分裂黨和紅軍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紅3軍軍長彭德懷、政委李富春出席了此次會議。會議一致同意中央已采取的步驟和今後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並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





　　在這次會議上,為了提高部隊的機動性和戰鬥力,紅3軍軍長彭德懷根據形勢和戰略方針的變化,提出了改變部隊編製的建議:“團不設營,每團4個步兵連, 一個重機槍班。團以上不設師,直屬軍,軍改為縱隊。上層機關盡量縮小,政治部不要超過60人,司令部縮小到130人。”會議采納了彭德懷的建議,作出了將北上紅軍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即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定,並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林彪為副司令員,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政治部副主任。會議還決定成立編製委員會,負責部隊的整編工作。



　　彭德懷為什麽會提出把自己辛辛苦苦帶出來的部隊整編掉呢?在《彭德懷自述》中是這樣記載的:“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陝北有劉誌丹蘇區根據地,很高興。從哈達鋪到保安縣,還有千餘裏,要經過六盤山山脈。那時幹部和戰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軍,還少不了百八十裏。沿途還必須戰勝敵軍阻擊, 尤其是敵騎襲擊。為了充實戰鬥單位,準備繼續戰鬥,部隊需要縮編;為了保存幹部,發展新區,也必須縮編——取消三軍團,編入一軍團。我這提議得到軍委毛主席同意。”



　　9月20日,部隊全部到達哈達鋪休整。期間,部隊進行了整編。按照俄界會議精神,中央於22日在關帝廟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正式宣布紅一方麵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下轄3個縱隊。第1縱隊以紅1軍為基礎共編5個大隊,把紅3軍13團編入第1縱隊;1縱隊司令員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朱瑞。第2縱隊以由紅3軍團組成的紅3軍為基礎,編3個大隊,司令員彭德懷(10月由彭雪楓接任),政治委員李富春,副司令員劉亞樓,參謀長肖勁光,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後為羅瑞卿);第10大隊(原紅10團)大隊長黃珍,政委楊勇;第11大隊(原紅11團)大隊長和政委仍是鄧國清和王平;第12大隊(原紅12團)大隊長文年生,政委蘇振華。軍委直屬隊編為第3縱隊,司令員葉劍英,政委鄧發。



　　命令宣布之後,彭德懷在離開紅3軍時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在會上講話很激動,講著講著眼淚就掉了下來。他首先說明了縮編和取消3軍團番號的理由,接著談了對這支部隊的感情,不過他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說出來的。據王平上將回憶,彭德懷說:“我的脾氣不好,罵過許多人,請同誌們批評和諒解。不過我過去對你們這些團以上幹部要求很嚴格,有時甚至苛刻一點,這都是對你們的愛護;否則,有的同誌可能活不到今天,這也可以說是‘罵’出來的吧!”對於這支帶起來的部隊,彭德懷還是充滿了信心,他說:“紅3軍團從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幾萬人,至今天長征到甘南,隻剩下兩千多人,讓錯誤路線快折騰光了。今天剩下的這點人,都是精華,是中國革命的骨幹和希望。你們一定要再接再厲,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彭德懷的講話,使大家對他更加敬重。但是因為時間倉促,沒有很好地展開討論,這為後麵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陰影。



　　1935年11月3日,蘇維埃中央政府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恢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番號,下轄紅1、紅15兩個軍團,方麵軍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陝甘支隊整編為紅1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軍團下轄3個師,1師師長陳賡;2師師長劉亞樓;原3軍團的部隊編為紅4師,師長陳光,政治委員彭雪楓,參謀長陳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第10、第11、 12、13大隊分別編為3個團,紅10團團長肖桂,政委楊勇;紅11團長鄧國清,政委王平;紅12團團長文年生,政委蘇振華。軍團還直屬兩個獨立團,由陝北紅軍和13大隊編成。這次整編以後,再也沒有再恢複紅3軍團番號。


紅軍整編,原3軍團幹部與1軍團幹部之間產生矛盾



　　整編的命令頒布以後,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1軍團派了一部分幹部到3軍團工作。上任以後,原紅1軍團幹部根據自己的判斷,向中革軍委報告要求在原3軍團所屬部隊中整頓紀律,中革軍委同意了這一建議,但是,卻引起了原紅3軍團官兵的極大反感。王平回憶說:“整編時,從中央和紅一軍團調了一部分幹部到第二縱隊擔任領導工作,這部分幹部對紅三軍團的幹部戰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軍團的同誌。從哈達鋪到吳起鎮一千多裏的急行軍中,二縱隊一方麵要同尾追的敵人打仗,一方麵還要部隊不斷整頓紀律,弄得幹部情緒不高,部隊苦不堪言。”他的這一說法在彭德懷、黃克誠、張愛萍等人的回憶錄中得到了印證。



　　都是紅一方麵軍中的幹部,兩支部隊已經在紅一方麵軍的大旗下共同戰鬥了5年,為什麽紅一軍團的幹部會對紅3軍團的幹部戰士印象不好而要求對他們進行紀律整頓呢?後來位列開國大將的黃克誠和位列上將的王平認為可能有3個原因:



　　一是紅3軍團當時確實比較窘迫。據王平回憶:紅3軍團在過草地以前,由於去黑水迎接紅四方麵軍主力,戰線拉得很長,結果沒有獲得其他部隊那麽長的整訓和物資準備時間。過草地時擔任後衛,困難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達鋪的時候分外狼狽,人人衣衫襤褸,除了槍支彈藥外,就背著一個燒得黑黝黝的臉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樣。在哈達鋪休息時間太短,體力沒有得到應有的恢複,接著又長途時軍,掉隊人員增多,部隊情緒不是很高。



　　二是紅1軍團幹部不習慣紅3軍團的作風。據黃克誠回憶:那時在紅軍出了草地之後,中央派紅1軍團的幾位領導幹部到紅3軍團工作。紅3軍團在彭德懷同誌的言傳身教下,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長征途中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領導的夥食和士兵一樣,共同過著艱苦的生活。而從紅1 軍團過來的領導幹部卻有時自顧改善夥食,讓紅3軍團的人看不慣。



　　第三個原因是原紅1軍團的幹部對原紅3軍團幹部的不尊重。王平上將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在哈達鋪整編以後,從原紅1軍團調到第2縱隊的團幹部在各大隊擔任副職或政治處主任、總支書記等。這樣安排是有用意的,是準備將來接替紅3軍團那些需要“重新武裝頭腦”的幹部的。11大隊政治處主任(據筆者考證,當時11大隊沒有編政治處主任,隻有黨總支書記),就是從1軍團來的,大隊的許多事情,他不向王平報告就直接向縱隊匯報,有時還拿縱隊的指示來壓王平。他抓整頓紀律很積極,連長阮亭的連裏有兩個戰士開了小差,他就提出應該開大會批鬥阮亭,王平不同意,他就直接向縱隊領導匯報。縱隊領導打電話找王平,王平很生氣,在電話中講:“是政委領導主任,還是主任領導政委?要麽把我調走,要麽讓他當政委,我當主任,我服從他的領導,像現在這樣,這個政委我當不了。”縱隊司令員彭雪楓知道後對王平說:“你們還是開個會,把開小差的問題講講。”誰知在會上意見分歧,連長阮亭反倒被抓了起來。



　　在戰爭年代,部隊中發生的上述情況,本來是屬於教育問題,有些還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從紅1軍團來的幹部卻把這類問題看得過於嚴重,認為這是對革命喪失信心的表現,政治保衛機關甚至提出來要在紅3軍團整頓紀律和審查幹部,對那些被認為問題嚴重的人要采取處死的辦法予以懲罰。



　　整頓紀律和審查幹部等“左”的意見一提出來,遭到了紅3軍團幹部的強烈反對,黃克誠說:“某些幹部戰士表現得情緒不高,發牢騷,這與領導者平時教育不夠有關係,同時有些領導同誌脫離群眾,不能以身作則,對下麵有影響,不能夠完全責怪下邊的同誌。個別同誌偶爾違反群眾紀律,固然是不對的,但還是應以教育為主,不能采取處死的辦法來對待。我們剛剛走出草地,大家已經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況仍然十分困難,馬上進行整頓紀律和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很不適宜的。”



　　彭德懷聽到這些問題後非常氣憤。特別當聽到一些“左”傾思想嚴重的人說原來紅3軍團的幹部是“右傾”、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要重新武裝頭腦”時,大聲說:“講這些話的人才是十足的機會主義!”



　　紅3軍團的問題引起了上級領導機關的注意,中革軍委派羅邁(即李維漢)來審查幹部。羅邁了解情況以後,在一次行軍時對11大隊政委王平說:“反映的情況不太對頭。”他給原紅3軍團的幹部逐一作了結論,認為3軍團的幹部年青力壯、工作積極、作戰勇敢、革命堅決……算是給了紅3軍團官兵一個曆史的交代。



矛盾激化,原紅3軍團幹部受到壓製打擊



　　然而,盡管有黃克誠、王平等紅3軍團的幹部不斷地抗爭,紅3軍團幹部在整編中還是受盡了委屈,以黃克誠、張愛萍、王平、鄧國清和管理科周科長等人為代表。



　　黃克誠是受壓製的代表。由於他反對在整編時進行紀律整頓,很快就嚐到了苦果。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部隊開始整編時,上級擬派我擔任第二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長,因當時有位領導同誌(一軍團的,可能是羅瑞卿)說我反對整頓紀律,曆史上一貫右傾,不適合作領導工作,因而作罷。”最後改任政治部保衛局下麵一個有名無實的軍事裁判所所長。



　　張愛萍是被撤職的代表。據他兒子張勝寫的《從戰爭中走來》一書中記載:長征後期,張愛萍任政委的3軍團紅13團劃歸1軍團建製。一天軍團通知連以上幹部開會,由於紅13團駐紮地離會場遠些,張愛萍帶人進會場稍晚。主持會議的軍團政治部領導人指著張愛萍說:“看看,你們部隊的作風一貫就是稀稀拉拉的……”“什麽你們你們的!”張愛萍一聽就火了:並沒有遲到啊!怎麽就稀拉了?於是,他脖子一梗,反問道:“是以先到為準,還是以表為準?”兩個人當場就幹起來了。當時,毛澤東、朱德都坐在主席台上。很快張愛萍就付出了代價。從會場回來後,軍團就打來電話,要調他到軍團政治部工作。張愛萍問去做什麽,對方回答當統計幹事。張愛萍撂下一句“要撤老子就明說”的話後,就把電話筒給摔了。但是命令是不能違抗的,張愛萍帶了匹馬和一個警衛員就到軍團政治部報到去了。王平50多年之後說:“在幹部安排使用上原紅3軍團的同誌是有意見的,如把熟悉3軍團部隊的一些幹部調走,像張愛萍這樣有能力的被安排到軍團政治部當幹事……都是不合適的。”



　　王平是奮起抗爭的代表。1935年11月,紅一方麵軍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後,部隊在套同一帶休整。休整期間,紅1軍團開了個運動會。紅4師政委彭雪楓親自給部隊作動員,強調指出:“開運動會主要是搞訓練,不要弄虛作假,不要搞本位主義,不要搞錦標主義,要實事求是。”各團都按照彭雪楓的要求進行了再動員,但還是出了意外。運動會的項目有軍事訓練、政治訓練、文化訓練,搞牆報、唱歌比賽,還有射擊、各種隊伍動作的測驗競賽。譚政當時是紅1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管政治測驗。比賽結束後,他對紅11團政委王平說:“這次測驗,你們團平均90分,分數最高。唱歌、牆報也是最高。”問題出在楊勇的紅10 團。本來楊勇的紅10團射擊成績最好,但師參謀長陳士榘在統計時,把分數算錯了,總分比例多算了百分之零點幾。這個問題被軍團領導發現後,抓住不放,說是搞錦標主義。結果不但把紅10團的射擊第一取消了,而且把紅11團政治測驗成績壓到80分,隻給了個文化娛樂(唱歌、牆報)的第一。還在軍團的報紙頭版上刊登報道,大字標題是:“四師搞錦標主義,企圖奪取大會優勝。”報紙發到4師,紅11團政委王平一看就火了:我們紅11團、紅12團都沒有什麽錦標主義表現,怎麽能點整個紅4師的呢?於是,他當著師政治部主任舒同的麵,把發下來的報紙全燒掉了。他還對舒同說:“這報紙發到部隊不會引起好結果。”不久,王平遇到了軍團長林彪,就這件事情再次談了自己的看法。可能林彪認為這件事確實做得有點過,後來還派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專門到4師作了解釋。



　　紅11團團長鄧國清叛逃。1936年元旦,紅4師奉命到韓城去搞敵人一部電台。到了韓城沒搞到電台,部隊於是再返回駐地宜川。因為來時紅11團是前衛,往回走時變成後衛,紅11團團長鄧國清和政委王平各帶一個主力連在後邊。從長征到湘桂邊,鄧國清就開始動搖,直到陝北以後還是信心不足,特別是對編到紅1軍團很不滿意,所以王平對他比較注意,堅持讓鄧國清帶部隊在前邊走。第二天天亮在團部宿營地,王平起床後叫警衛員請團長來吃飯。警衛員說,聽站崗的戰士講,團長一夜沒睡,快天亮時他告訴警衛他到1連去看看,說1連打土豪有肉吃。王平聽後立即給1連打電話,才知道鄧國清沒去1連。王平一想這可壞了,準是開小差了,但他已經走了幾個小時,早進國民黨統治區,派人找也來不及了。後來王平才知道,鄧國清在前一天從供給處要了100塊現洋,跑回湖南老家做買賣去了,時間不長就混不下去了。西安事變後他又到南京去找葉劍英介紹他回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了一段時間分配到山東軍區羅榮桓處工作,不久又跑到國民黨那邊當特務,1950年鎮壓反革命時被處決了。鄧國清叛逃這件事情影響太大,紅4師對紅11團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政委王平調任師政治副主任兼組織科長,遺缺由政治部組織科長李誌民接任,羅開桂任團長,後來軍團又派郭林祥來紅11團任總支書記。



　　周科長是被處死的代表。據黃克誠回憶:當時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以前在戰鬥中被敵人打斷了一條胳膊,因為在過草地時丟掉了幾名傷兵,這時也被抓起來審判。黃克誠實在不忍心,就去找縱隊司令員彭雪楓講情。恰巧碰到政治部門的兩位領導在場,把講情的黃克誠狠狠地訓斥了一頓,還說:“你還當過師政治委員呢,連這點小事都處理不了,真不中用!”而周科長也被保衛部門給處死了。



　　在這種形勢下,原紅3軍團幹部一度處於恐慌的情緒當中。據王平回憶:到達吳起鎮時,通信科長謝嵩見到他時,神情懊喪地說:“你這裏有什麽好吃的,給我弄點來,而今晚上脫了鞋襪,第二天能不能穿上還是個問題。”謝嵩還對王平說,到甘肅來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衛局逮捕處決了,死在自己人手裏,真還不如在前線被敵人殺了好。



　　不過在這場整編中,原紅1軍團派來工作的幹部也有因為誤解而受委屈的,這就是曾經在原紅3軍團所屬第二縱隊擔任過政治部主任的羅瑞卿。在延安整風時, 有人說羅瑞卿在第2縱隊亂殺人,其實這也是冤枉。據王平回憶:羅瑞卿在第2縱隊當政治部主任,掌握政策基本上還是穩的,審判處刑的事都是由保衛局或保衛分局負責的。當時的保衛機關相當神秘的,它是獨立單位,不屬於政治部管轄,政治部也不能過問。當時說羅瑞卿亂殺人,還舉出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曾當過紅3軍團管理科長的胡寶全,一個是曾當過團政委的胡正國。其實這兩個人並沒有被殺。胡寶全是在受到敵人騎兵追擊時實在走不動,又沒有擔架,王平給了他10塊大洋把他送到後山逃命去了,以後他在老百姓家教書,王平到延安後還收到過他的感謝信。胡正國活到解放以後,原紅3軍團的張震上將到平江視察時還見過他。



“恢複紅3軍團”隻是一個傳言,最後林彪給了一個公正的評價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確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和軍事戰略,實行“反蔣抗日”的方針,決定實施東征戰役。根據這次會議部署,1936年2月20日晚8時,紅1軍團以紅2師為前鋒,紅4師、紅1師、紅15軍團81師隨後,從溝口實施渡河,開始對閻錫山作戰。



　　紅一方麵軍東渡黃河時,中央提出了一個“猛烈發展紅軍”的口號,同時還流傳一個消息,準備把陝北的81師與紅4師合並,東征到山西後恢複紅3軍團。這個傳言出來以後,原紅3軍團的幹部聽了都很高興,紅4師還以政治部的名義,提出了“猛烈擴大紅軍,恢複紅3軍團”的口號,並向部隊作了動員,從幹部到雜務人員都要積極參加擴紅運動。到山西以後,紅4師積極擴軍,吸引不少地方優秀青年入伍。



　　後麵發生的一件事情也印證了原紅3軍團幹部想恢複紅3軍團的想法。3月下旬,紅4師按照上級命令,攻擊山西省比較富庶的洪洞縣,因為隻要能打開洪洞, 紅軍在山西就有了個立足點,東征就可以堅持時間長些。但是洪洞城防堅固,紅4師部隊久攻不下,傷亡很大。這時,師長陳光和政委彭雪楓意見發生了重大分歧, 彭雪楓政委在前邊命令吹收兵號,陳光師長卻命令吹衝鋒號,倆人當眾吵了起來。當時的情況是,紅軍隻靠機關槍掩護,是不可能打下洪洞縣城的,最後還是撤出了戰鬥。



　　後來,有人說彭雪楓當時可能是給要恢複的紅3軍團留點種子。其實這也不能怪彭雪楓,這種情況不僅原紅3軍團有,原紅1軍團也有,因為剛到達陝北,各師團幹部盡量保存實力,都避免過多傷亡。中央要加強陝北紅軍和紅15軍團,從紅1軍團調幹部,紅1軍團領導不願意給。在東征戰役結束以後召開的紅一方麵軍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誌批評了紅1軍團的本位主義,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作了自我批評,原紅3軍團幹部彭雪楓、王平等等人也聯係自身情況作了檢討,說打仗時些瞻前顧後,爭打硬仗惡仗的思想不如以前。



　　對於紅3軍團的幹部,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曾經有個評價。據王平回憶:“紅軍大學畢業的時候,林彪找我談話。他說,過去對紅3軍團的幹部不太了解,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接觸,覺得紅3軍團的幹部作風正派,生活艱苦樸素。他問我回到紅4師當政委怎麽樣?我說我在那個部隊太久了,能分到一個新單位,到一個新環境去鍛煉更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見,中央確定楊勇去紅4師當政委,我到陝北紅27軍當政委。”



　　抗日戰爭開始後,所有部隊進行縮編,以原紅3軍團為主的紅4師被整編為八路軍115師676團,團長李天佑,在抗日戰場上打出了自己的威風。原紅3軍團的將士在此後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955年授銜時,原紅3軍團的幹部被授予元帥的有彭德懷,大將的有黃克誠, 上將的有王平、李聚奎、李天佑、蘇振華、李誌民、楊勇、張愛萍、周桓、鍾期光、唐亮、彭紹輝等人。